一九四七年的澳门,暮色里的街灯还未全亮。贺锦程站在新口岸的煤油仓库前,看着最后一车货卸完。铁皮桶滚过木跳板,发出沉闷的声响,在黄昏的海风里传得很远。
“贺老板,这批婆罗洲的油成色真好。”管仓的老陈蹲在地上,用棉纱擦着桶边的油渍,“比高家兴隆油行的货,至少纯两分。”
贺锦程没接话。他望着街对面——那里是兴隆油行第三分店,此刻正上门板打烊。伙计动作懒散,一块门板磕在门槛上,“哐当”一声响。这是高可宁的产业,澳门押业大王,名字能用来命名一条街的人物。和这样的人做同行生意,得像走钢丝。
“定价比兴隆低半成。”贺锦程终于开口。
老陈拨算盘的手停了:“那咱们利就薄了。”
“先占码头。”贺锦程蹲下身,手指在沙地上画了个圈,“澳门多少户人家?一家一个月两斤煤油,就是上万斤的市场。我们便宜,他们就来买。买惯了……”他手指一顿,“这码头,就是咱们的。”
他说得平静,但老陈听出了话里的狠劲。这位贺老板,三年前还在联昌押船,如今要做火水生意,一上来就要动高可宁的蛋糕。
“可高老板那边……”老陈欲言又止。
“高老板做他的押店,我做我的火水。”贺锦程站起身,拍拍手上的沙,“澳门这么大,容得下两家。”
话是这么说,但生意开张第一个月,麻烦就来了。
先是码头管事的葡萄牙小官来“巡查”,说仓库消防不合规,要罚钱。贺锦程亲自陪着走了一圈,末了塞了个红包,用葡语说:“阁下辛苦,这点茶钱,不成敬意。”
小官掂了掂红包,笑了:“贺老板会做人。”
接着是送货的板车“坏”在半路。老陈气得跳脚:“肯定是高家搞鬼!那车夫昨天还在兴隆油行门口蹲活!”
贺锦程没发火。他走去街口,看见那辆坏了的板车孤零零停在路边,车轴断了,油桶散了一地。他蹲下身看断口——锯痕整齐,是新伤。
“老陈,”他站起来,“去车行租三辆新车,现结现付。另外,今晚加派人手守仓库。”
“老板,这……”
“高家想看我乱。”贺锦程望着远处兴隆油行的招牌,“我偏要让他们看到,越是有人使绊子,我步子迈得越稳。”
那夜他在仓库守到三更。煤油味浓得呛人,但他没走。他想起很多年前,家道中落时,父亲说过一句话:“生意场上,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凑上去——不是认怂,是看清楚那只手怎么出的拳。”
现在,他看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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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水生意站稳脚跟,贺锦程去了香港。
一九四九年的深水埗,上海来的纺织厂老板们聚在茶楼,用吴侬软语诉苦。机器拆了运来,装不上;工人水土不服,三天两头病;原料贵,销路窄,香港这地方,“做生意难如登天”。
贺锦程安静地听,等他们说完了,才开口:“各位老板,你们有技术,我有销路。澳门、南洋,缺布缺得紧。棉布、绸布、香云纱,有多少要多少。”
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板打量他:“贺先生,不是不信你。但纺织这行,水太深……”
“水深才好游。”贺锦程给他斟茶,“原料我从印度进,价比上海低两成。人工香港有的是,生手教三个月就是熟手。机器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换——我在澳门有拆船厂,什么机器没摆弄过?”
他话说得满,但眼神笃定。几个老板交换了眼色,最终点头。
“锦程纺织”的招牌挂起来那天,贺锦程站在车间里。上百台纺纱机同时转动,轰隆隆的声音像闷雷,震得脚下地板都在颤。棉花从这头进去,纱线从那头出来,雪白的,连绵不绝,像一条不会断的河。
管生产的赵师傅是上海老行尊,捻着纱线对他说:“贺老板,这纱够细够韧,是好纱。但香港人工贵,成本比上海高三成。”
“那就卖贵三成。”贺锦程说。
“卖得出去?”
“卖得出去。”贺锦程看着那些纱线,“因为我们的布,比别人好。世道艰难时,人买便宜的;世道好了,就要买好的。我看这世道,总会好起来。”
他说得笃定。其实心里也没底,但他必须笃定——老板一慌,下面全乱。这是押船时学的:风浪再大,舵手的手不能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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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的事刚理顺,贺锦程又回了建筑行。
这次是在香港,与人合办“利安建筑”。合伙人姓李,是香港老牌建筑商,手上有点政府关系。签约那日在陆羽茶室,李老板话说得直白:“贺老弟,利安是我父亲创的字号,我得占大股。”
“可以。”贺锦程答应得爽快,“我四您六,但经营我说了算。”
“这……”
“李老板,”贺锦程放下茶杯,“九龙塘那片地,工务局要招标建廉租屋,您有内幕消息吧?”
李老板眼神一闪。
“我去投标,保中。”贺锦程继续说,“但楼怎么盖,用什么料,请什么人,得按我的规矩。”
茶室里烟雾缭绕,邻桌在议论时局,说内战快打完了,说新政府要成立了。在这片嘈杂里,李老板终于点头:“成。”
利安接的第一单,就是九龙塘三百套廉租屋。贺锦程卷起袖子住进了工地。他不懂建筑,但懂看人——哪个工头实在,哪个包工头会偷料,他盯两天就明白。水泥浇多少水,钢筋扎多密,他拿着图纸一寸寸对。
有夜暴雨,工棚漏水,图纸打湿了。贺锦程用手帕一张张擦干,摊在桌上用电扇吹。值班的工头老刘看不下去:“贺老板,您回去歇着吧,这儿我盯着。”
“不成。”贺锦程眼睛没离图纸,“地基深度标错了,差三寸。明日灌浆前得改。”
老刘凑近看,果然。他心里佩服,嘴上却说:“三寸而已,碍什么事?”
“怎么不碍事?”贺锦程抬头,眼神厉得很,“楼盖起来,住进去的是人。万一地震,万一台风,这三寸就是人命。”
他说这话时,声音不高,但老刘听得后背发凉。他忽然想起,这位贺老板是押船出身,在海上见过生死的人。对这种人来说,安全不是条文,是血换来的教训。
那批廉租屋盖了八个月。落成那日,贺锦程站在楼顶,看着下面排队领钥匙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北边逃难来的,拖家带口,脸上有疲惫,也有光亮。
一个老太太颤巍巍接过钥匙,突然朝他鞠躬:“老板,多谢您,我们一家有瓦遮头了。”
贺锦程赶忙扶住。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半年来的辛苦,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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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十年代中,贺锦程这名字,在香港商界叫响了。
火水占了澳门七成市场,纺织厂的布卖到南洋,利安盖的楼立在九龙新界。他搬进浅水湾别墅,开上劳斯莱斯,出入有司机跟班。报纸叫他“贺大亨”,商会请他去演讲,后生仔想跟他学做生意。
但他自己知道,这些都不够。
有夜他在书房算账。三个行当的利润加起来,数字可观。但他停下笔,望向窗外。海对面就是澳门,那里的赌场通宵亮灯,霓虹光比星星还密。
沈若薇端参汤进来,见他发呆,轻声问:“想什么?”
“想赌场。”贺锦程没瞒她。
沈若薇手一颤,汤碗险些打翻。她放下碗,在对面坐下:“锦程,我们现在的生意,够吃几世了。赌场那种地方……”
“我知。”贺锦程握住她的手,“但你看看澳门——赌场交的税,养起半个政府。傅老榕、高可宁,他们凭什么能用名字命街?凭的就是一张赌牌。”
“那是他们的地盘。”
“地盘是打出来的。”贺锦程眼里有火,“傅老榕六十八了,高可宁也六十多。他们那代人,老了。”
沈若薇望着他,忽然觉得陌生。这个同床共枕十几年的男人,心里有座火山,她今夜才看见冒烟。
“锦程,”她艰难地说,“赌场……不干净。出千、放贷、追债,都是血泪。”
“我知。”贺锦程说,“所以如果是我做,我要做得干净。不欺客,不放贵利,不逼人到绝路。”
他说得认真。沈若薇知道,他不是讲笑。但她也知道,一脚踏进那个圈,很多事由不得人。
“如果你真要去做,”她最终说,“记住一句话——给自己留条退路。”
贺锦程点头。他想起父亲当年押上全副身家时,大概没想过退路。所以他输了,一铺清袋。
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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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贺锦程开始悄悄摸澳门赌业的底。
他收风——傅老榕怎么起家(走私),高可宁怎么发迹(押店),两家人怎么合办泰兴娱乐,又怎么面和心不和。他知道傅家大儿子好赌,二儿子好色;知道高家几个女婿争权,内斗不休;知道赌场的荷官怨薪水低,保安私下收“茶水钱”。
他还知道,澳葡政府那边,对傅家二十多年不变的专营税早就不满。新上任的财政司长马济时,里斯本空降的,想做出成绩。
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贺锦程一点一点拼起来,在心里拼成一张图。图上标着敌人的软肋,标着可以拉拢的自己人,标着可能的机会。
有时深夜,他站在别墅露台,望澳门的方向。那片灯海灿烂里,有他的将来——一个比现在大十倍、百倍的将来。
“上帝好公道,”他低声对自己讲,“只要你勤力发奋,总有机会。到时你要识得把握。”
这话后来成了他的金句。但在当时,这只是他在漫漫长路里,给自己打气的话。
勤力,他做到了。从押船到火水,从纺织到建筑,他没一日松懈。发奋,他也做到了,每一次转身,每一次扩张,都是押上全副身家的豪赌。
现在,机会就快到了。他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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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春,贺锦程在澳门赴华人商会的夜宴。席间,他“偶遇”澳葡政府财政司的一位副司长。两人说起澳门经济,副司长叹气:“澳门地细,除了赌,没什么产业。但赌场被傅家把持二十几年,一成不变。”
“不变不好么?”贺锦程问。
“不好。”副司长饮了口酒,“时代在变,赌场也要变。你看拉斯维加斯,起大酒店,有表演,有餐厅,不净是赌。澳门呢?还是老样子。”
贺锦程替他斟酒:“如果有人肯变呢?”
副司长望定他,眼神深起来:“贺先生的意思是……”
“我随口讲讲。”贺锦程举杯,“来,饮胜。”
那夜宴散,贺锦程没即刻走。他叫司机开车,在澳门半岛兜了一圈。车过高可宁街时,他特意叫开慢些。街两边多是当铺和金行,招牌在夜里闪着俗艳的光。这是高可宁的王国,用二十五年时间筑起的城墙。
车到新口岸,停在海边。贺锦程下车,点了支烟。海风吹来,带咸腥味。远处,傅家的中央酒店灯火通明,赌客出出入入,像蚁群。
他想起好多年前,自己揣十元港币企在这个码头时,何曾想过有一日,会将这整座城当做目标?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他喃喃自语,“五读书至紧要。”
这是他的第三句金句,也是他最信的一句。命是天给的,运是时势,风水是环境,阴德是做人,但读书——是生在自己身上的本事。有本事,才能抓住命,把握运,利用风水,积落阴德。
他摁灭烟,转身上车。
“返香港。”他对司机讲。
车驶向码头。贺锦程挨在座椅上,合上眼。脑海里,一张巨大的赌桌正在铺开——赌注是澳门菠菜专营权,对手是傅老榕和高可宁,而他手上的筹码,是这十年来积落的一切:财富、人脉、经验,还有那股死都不认输的狠劲。
这场赌局,他一定要赢。
因为,他的人生不能听“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