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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更新时间:2026-02-14 16:13:49

一

民国四年,乙卯。

刘重夏踩着上海码头湿漉漉的青石板时,手里那柄油纸伞刚好接住第一滴黄梅雨。伞是英国货,伞骨轻巧,伞面却用川南土布浆过,印着暗青色的菊纹——像她这个人,西洋的壳,东方的骨。

“小姐,这边走。”

车夫弓着腰,一口苏州软语。刘重夏没应声,目光扫过码头攒动的人头。男人大多剪了短发,长衫下摆沾着泥点;几个洋人戴着硬檐帽,皮鞋踩在水里“啪啪”响。空气里有咸腥的江风,有煤烟味,还有一股子说不清的、发酵般的躁动。

她今年十二岁。按老家泸州的算法,虚岁十三,属兔,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生——母亲说那天是财神爷诞,本该是个招财进宝的命,偏偏她性子清冷,对金银没半点热乎气。

父亲来信说:“回来吧,药铺缺人手,你祖父身子也大不如前了。”信纸是泸州本地的竹纸,墨迹洇开些,像老人颤抖的手。

其实祖父身体硬朗得很。前年在伦敦,老头子还能用拉丁文和传教士辩论《金刚经》里的“空”与“实”。父亲只是怕——怕她在外面野久了,心收不回来。

“重夏啊,”离国前一夜,祖父在泰晤士河边的旅馆里对她说,“你八字癸卯、庚申、丙寅、甲午,火旺木焚,是聪明绝顶的命,也是孤鸾独宿的相。回去后收敛些,别什么都往外说。”

她当时正对着镜子别发卡,闻言手顿了顿,从镜子里看祖父:“您不是不信这些?”

“我信佛,也信道,”祖父捻着佛珠,眼角的皱纹深如刀刻,“更信人。你天生一双慧眼,看人看事太透,这不是福气。”

刘重夏没接话。她确实能看透些东西——不是神通,是观察。一个人的坐姿、说话的顿挫、眼神的落点,拼凑起来就像药铺里抓方子,几味药下去,能推出症候。在伦敦那几年,她把这本事用在读书上,私塾先生说她是“神童”,七岁能背《黄帝内经》,九岁能解《周易》卦象。

神童。这个词从老先生嘴里说出来,带着种复杂的叹惋。刘重夏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这世道,聪明人太多,活得明白的太少。

车在泥泞里颠簸。她掀开车帘一角,看街景掠过。租界的洋楼簇新,尖顶直插灰蒙蒙的天;转过一条街,就是老城的板屋,黑瓦上长着青苔,晾衣竿横七竖八,像病人伸出的枯瘦手臂。

“小姐是第一次来上海?”车夫搭话。

“第二次。”她答得简短。第一次是四岁,随祖父从泸州坐船到汉口,再转轮船来沪,然后去香港搭远洋船。那时记忆模糊,只记得码头上人挤人,她紧紧攥着祖父的长衫下摆,怕被潮水般的人流冲散。

车在一处石库门前停下。门楣上挂着匾:“刘本草堂上海分号”。字是父亲写的,颜体,敦厚里透着拘谨。刘重夏付了车钱,撑着伞立在门前,看雨丝斜斜地织成帘。

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的是个伙计,十五六岁,脸膛黝黑,一见她就愣住:“您……您找谁?”

“我姓刘。”她说。

伙计“啊”了一声,慌慌张张往里跑:“掌柜的!大小姐回来了!”

刘重夏迈过门槛。院子不大,正中一口天井,雨水从四角的檐沟汇下来,哗哗地砸在青石缸里。廊下晾着药材,陈皮、当归、茯苓,混着潮气,散发出一种沉郁的苦香。这味道她从小闻惯,此刻忽然觉得亲切——像时光倒流,她又变回那个躲在药柜后翻医书的小女孩。

父亲从堂屋迎出来。他四十出头,鬓角已见白,长衫洗得发白,但浆得挺括。他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吐出两个字:“高了。”

“在伦敦吃得惯。”刘重夏放下伞,接过伙计递来的热毛巾擦手。动作从容,像个小大人。

父亲欲言又止,领她进屋。堂屋正墙挂着祖父手书的《大医精诚》,纸已泛黄。八仙桌上摆着茶具,紫砂壶嘴还冒着白气。

“坐。”父亲给她倒茶,“你祖父来信说,你执意要回来。如今时局乱,上海又是华洋杂处之地,不如在伦敦安稳。”

刘重夏端起茶杯,不急着喝,先看茶汤颜色——澄黄清亮,是上好的蒙顶山茶。“安稳”二字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有种讽刺。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武昌枪响时,父亲在泸州老家把药铺门板钉死,抱着她和弟弟们缩在库房,听外面枪炮声时近时远。那之后他就怕“乱”,可这世道,何处不乱?

“我想着,回来帮衬家里。”她抿了口茶,水温刚好。

父亲盯着她看。女儿变了,又没变。眉眼还是那个眉眼,可眼神里多了层东西,像冬日结冰的湖面,看着清透,底下却深不见底。她穿洋装,剪了齐耳短发,耳垂上却戴着一对老银耳坠,是母亲留下的,雕成菊花式样。

“你娘前几日还念叨,”父亲叹了口气,“说你这性子,以后哪个男人敢娶。全被你克死了。”

刘重夏放下茶杯,声音平平:“我以后能不能嫁是个问题。”

父亲被她噎住,半晌才摇头:“你呀……你祖父惯坏你了。”

这话不假。刘家四代行医,到父亲这辈已是泸州有名的“刘一帖”。祖父却是个异数,年轻时游历四海,通晓西医,还会说几句洋文。刘重夏是长孙女,自小聪慧,祖父便带在身边教。四岁认《汤头歌诀》,六岁能辨百草,八岁跟着祖父出诊,看他把脉、开方、针灸。十岁那年,祖父问她:“想不想去外面看看?”

她点头。于是祖父带着她,从泸州到汉口,到上海,到香港,最后上了去伦敦的船。同行的还有程弈——那个广东商人的儿子,和她同岁,眼睛亮得像星子。

“程家那孩子……”父亲迟疑着开口,“前些日子托人捎信,问起你。”

刘重夏的手指在茶杯沿上轻轻划了一圈。程弈。这个名字像根细针,在记忆里刺了一下。伦敦的雨雾,泰晤士河的波光,医学院图书馆里旧书的气味,还有程弈画架上那些永远明亮的色彩——全都褪了色,蒙上一层灰。

“他好吗?”她问,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说是……不太好。”父亲斟酌着词句,“程家生意败了,他如今在上海,好像跟着他堂兄做事。你要是碰见,劝劝他,好歹是旧识。”

刘重夏“嗯”了一声,没再多问。旧识。这个词轻飘飘的,像窗外飘的雨丝,落地就没了痕迹。

雨下大了。伙计在门口收晾晒的药材,动作麻利。父亲起身去帮忙,走到门口又回头:“你歇着,晚上你娘做你爱吃的酸菜鱼——少放辣,记得你不能吃辣。”

刘重夏点点头。等父亲出了门,她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不能吃辣。这是真的。她从小胃弱,一点辣椒就疼得冒冷汗。在伦敦那几年,洋人的食物寡淡,她反倒觉得舒服。可回到四川,满桌红油,她只能挑着清汤里的菜叶子吃。母亲总叹气:“生在四川却不能吃辣,真是怪人。”

怪人。这个词从她有记忆起就跟随着。小时候别的孩子满山跑,她躲在屋里看书,看《黄帝内经》,看《周易参同契》,看祖父从海外带回来的《天体运行论》。她看人,看面相,看生辰八字,看五行生克。七岁那年,邻居家小儿子出痘,她看了一眼就说“熬不过惊蛰”,果然,惊蛰前一天孩子没了。那之后,街坊邻居看她眼神就变了,说她“眼睛毒”。

她不辩解。有些事,说破了没意思。

雨声潺潺。她从随身的小皮箱里取出一个锦囊,打开,倒出一枚生锈的五角星。铜的,边缘已磨得光滑,正面锈迹斑斑,背面刻着两行小字:“1227”和“0821”。字是她自己刻的,用缝衣针一点一点凿出来。0821是她的大姐早夭去世的日子,年9月13日。至于1227——那是另一个日子,她说不清为什么刻它,只是冥冥中觉得该刻。

她把五角星握在手心,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窗外,雨还在下,像是要把整个上海泡软、泡烂。

二

三日后,天放晴。

刘重夏换了身月白色短袄配黛青长裙,头发在脑后扎成两股辫子,用白菊纹的发带系着。这是母亲坚持的:“穿洋装像什么话,回四川更要被人说道。”她没争辩,顺从了。在某种程度上,她喜欢这种束缚——像给过于锐利的自己套上个鞘。

父亲让她去《申报》馆送药。“有位先生常来抓安神的方子,说是夜里睡不好。你顺路把药送去,也认认路。”

她接过药包,问了地址。父亲又说:“那位先生姓徐,叫徐逢秋,是报馆的笔政。听说学问了得,就是性子有些……古怪。你送完药就回,莫要多话。”

刘重夏应了。古怪。这世道,谁不古怪?

《申报》馆在望平街,一幢三层西式楼房,砖石结构,窗子开得大。门口人来人往,有穿长衫的,有穿西装的,还有包着头的印度巡捕。她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才穿过马路。

门房是个老头,打量她一眼——这么小的姑娘,一个人来报馆?“找谁?”

“送药,给徐逢秋先生。”

“三楼,右手第二间。”老头挥挥手,又补了一句,“徐先生这会儿应该在,不过……他脾气不大好,你小心些。”

刘重夏道了谢,上楼。木楼梯吱呀作响,空气里有油墨和纸张的气味,混合着男人们的汗味、烟味。二楼传来印刷机的轰鸣,震得地板微微发颤。她走到三楼,找到第二间房,门虚掩着。

她敲了敲门。

“进。”里面传来一个男声,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

刘重夏推门进去。房间不大,靠窗一张书桌,堆满书籍和稿纸。墙上贴着地图,用红蓝铅笔圈圈画画。一个男人背对着她,正俯身看桌上摊开的一张报纸。他穿着藏青色长衫,背影瘦削,肩胛骨在布料下微微凸起。看身形,不过十三四岁年纪。

“徐先生,您的药。”刘重夏说。

男人转过身来。

刘重夏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双眼睛。深,黑,像冬夜的井,映不出光。他约莫十三四岁,脸色苍白,下颌线条清晰,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左眉尾有一颗极小的黑痣,不细看注意不到。

这么年轻?刘重夏心里诧异。父亲说他是“笔政”,她以为至少该是个成年人。

“放桌上吧。”他说,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又移开,重新落回报纸。声音确实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可语气老成得不像这个年纪。

刘重夏把药包放在桌角。动作间,她瞥见报纸上的标题:《二十一条签订,国耻何时雪?》墨迹未干,显然是刚印出来的。

“徐先生可是胃有不适?”她忽然开口。

男人抬头,眉头微蹙——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终于像个少年了:“什么?”

“您抓的药里有茯苓、远志、酸枣仁,是安神定志的方子。但方才您转身时,左手下意识按了上腹,眉心有痛色。若是失眠,该是揉太阳穴才是。”刘重夏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所以我想,您或许有胃疾,夜里痛得睡不好,才需要安神。”

徐逢秋盯着她,那双深井般的眼睛里终于有了波澜——是惊讶,也是警惕。“你是大夫?”

“家学。”刘重夏说,“泸州刘本草堂。”

“刘本草堂……”徐逢秋重复了一遍,像是想起了什么,“你是刘掌柜的女儿?刚从英国回来那个?”

“是。”

徐逢秋沉默片刻,忽然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水面的涟漪,转瞬即逝。“都说刘家大小姐是怪人,看来不假。”

刘重夏不以为意:“徐先生信西医还是中医?”

“我信科学。”徐逢秋说,“信唯物。胃痛就是胃痛,该吃药吃药,该扎针扎针,跟五行生克、阴阳失调无关。”

“那您信佛吗?”刘重夏又问。

徐逢秋眉头皱得更深:“不信。洋人的上帝,中国人的佛祖,都是精神鸦片。”

“巧了,”刘重夏说,“我也不信佛。但我祖父信,他说佛家讲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我看徐先生眉头常蹙,眼有血丝,是‘求不得’之苦;胃脘隐痛,得食则缓,是虚寒之象,与情志郁结有关。这不矛盾——唯物说的是病,唯心说的是病因。”

她说这话时,语气依旧平淡,像在讨论天气。徐逢秋却听得愣住了。他见过太多人——信洋教的,拜菩萨的,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却从没见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能把唯物主义和佛教哲学这么自然地揉在一起,还说得头头是道。

“你……”他顿了顿,“果真怪。”

刘重夏微微颔首:“很多人都这么说。药一日一服,晚饭后温服。忌辛辣、生冷、油腻。您这胃,一点辣都碰不得。”

徐逢秋眼神闪烁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吃辣?”

“面相。”刘重夏说,“您舌根泛青,是胃寒;唇色淡白,气血不足。川湘之人嗜辣,是因湿气重,需辛辣发散。您这体质,吃了辣就如刀绞。”

她说得笃定,徐逢秋竟一时无法反驳。他确实不能吃辣——一点辣椒就能让他疼得蜷起身子,冷汗涔涔。这毛病从小就有,家里人都说怪:生在江苏太仓,不算嗜辣之地,却对辣椒敏感至此。

“刘小姐还会看相?”他语气里带了些嘲讽。

“略通皮毛。”刘重夏说,“徐先生属虎,光绪二十八年生人,腊月廿七的生日,对不对?”

徐逢秋瞳孔收缩。他的生日极少对人提起,尤其是农历——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廿七,换算成公历是1903年1月25日。他今年虚岁十四,实岁十三。这女子如何得知?

“我猜的。”刘重夏像是看穿他的疑惑,“您眉骨高,颧骨方,是虎相;眼神锐而藏,是寅虎蛰伏。腊月生人,水旺木漂,胃属土,土虚不能制水,故有胃疾。至于具体日子……是瞎蒙的,蒙对了而已。”

她说“蒙对了而已”,语气轻松得像猜中一枚铜板的正反面。徐逢秋却觉得后背发凉。这女孩太敏锐,敏锐得近乎诡异。

“刘小姐若无他事,徐某还要赶稿。”他下了逐客令。

刘重夏也不多留,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停住,回头看了他一眼。

“徐先生。”

“嗯?”

“夜里若胃痛,可用热水袋焐着。比吃药管用。”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轻而稳。

徐逢秋站在原地,手不自觉地按上胃部。那里确实在隐隐作痛,从早上持续到现在。他走到窗边,推开窗,看那个月白色的身影走出报馆,融入街上的人流。

怪人。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可不知为什么,那女孩临走时说的那句“热水袋”,竟让他心里某个角落,微微动了一下。

三

刘重夏从报馆出来,没叫车,沿着街慢慢走。

上海比她记忆里大了许多,也乱了许多。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车上的洋人妇撑着阳伞,绸裙在风里飘。黄包车夫赤着脚在碎石路上奔跑,汗水顺着黝黑的脊背往下淌。乞丐蜷在街角,面前摆着破碗,眼神空洞。

她走过一条小巷,听见里面传来争吵声。是四川话,泼辣尖利:

“你龟儿子敢跑?老娘的钱呢?”

“嫂子,真莫得钱了,输光了……”

“输光了?你个砍脑壳的!那是你侄女的嫁妆钱!”

刘重夏驻足,往巷子里看了一眼。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揪着一个男人的耳朵,男人矮着身子求饶。妇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乱蓬蓬的,但眉眼间有股悍气。典型的川妹子。

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要走,那妇人却忽然松了手,朝巷口看来。四目相对,妇人愣了一下,咧嘴笑了:

“妹儿,看啥子看?没见过两口子扯皮?”

刘重夏摇摇头,继续往前走。背后传来妇人的声音:“诶,妹儿,你也是四川的哇?听口音像泸州那边的?”

她没回头,只摆了摆手。

是,她是四川人,泸州人。可离开这些年,乡音已改,掺了吴语的软,又染了英语的腔。刚才那妇人的泼辣,她学不来。母亲总说她“太静”,静得不像川妹子。

可她记得,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六岁那年,弟弟重明调皮,爬树掏鸟窝摔下来,额头磕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她没哭,也没喊大人,跑去药房抓了止血散,又扯了块干净布,给弟弟包扎。动作稳得不像个孩子。祖父后来说:“这丫头,心里有座山。”

心里有座山。山是稳的,也是孤的。

走到街口,她看见一家茶楼,招牌上写着“一乐天”。二楼临街的窗户开着,里面传出唱曲的声音,咿咿呀呀,是苏州评弹。她顿了顿,走进去。

茶楼里人声嘈杂。跑堂的提着铜壶穿梭,茶客们三五成群,有下棋的,有谈生意的,也有高谈阔论的。刘重夏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要了一壶龙井。跑堂的见她一个小姑娘独坐,多看了两眼,但也没说什么——上海这地方,怪事多了。

邻桌坐了几个年轻人,穿着学生装,正在激昂地议论什么。

“……袁大头称帝,简直是倒行逆施!”

“孙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就是要二次革命!”

“可如今北洋势大,革命谈何容易……”

刘重夏垂着眼喝茶。革命,共和,这些词在伦敦听得多了。留学生们在租界的小酒馆里争论,在公园里演讲,有人剪了辫子,有人写了血书。程弈也热衷过一阵,画过讽刺清廷的漫画,贴在留学生会的墙上。后来呢?后来程家生意败了,他再没提过革命。

“说起《申报》那个徐逢秋,”一个学生忽然压低声音,“你们看过他写的《讨袁檄文》吗?”

刘重夏端茶杯的手顿了顿。

“看了,写得痛快!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笔锋比大人还犀利!”

“我听说他背景不简单,跟孙先生那边有联系……”

“嘘!小声点!”

学生们警觉地四下张望,刘重夏适时地转过脸,看向窗外。街对面有个摊贩在卖糖人,金黄剔透,引来一群孩子围观。

“不过徐逢秋那人,性子怪得很。”另一个学生说,“上次我们请他来讲演,他一口回绝,说什么‘空谈误国’。”

“他还讨厌洋人,连英语都不肯学。可《申报》不是洋人办的吗?”

“所以说是怪人……”

刘重夏喝完了茶,放下几个铜板,起身离开。走出茶楼时,阳光有些刺眼。她撑开伞,慢慢往回走。

徐逢秋。她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属虎,腊月生,胃有宿疾,唯物主义者,恨洋人,文章犀利,背景成谜。还有——眉尾那颗痣,她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

回到刘本草堂,父亲正在柜前算账,见她回来,抬头问:“药送到了?”

“送到了。”

“没多说话吧?”

“没有。”

父亲松了口气,又低头拨算盘。刘重夏往后院走,母亲在厨房忙活,酸菜鱼的香味飘出来。她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信纸。最上面一封,是程弈一年前从上海寄到伦敦的。字迹潦草,力透纸背:

“重夏吾友:见字如晤。沪上近日多雨,愚兄困守斗室,如陷泥淖。家道中落,父母沉疴,不得已依附堂兄重岳。此人……不提也罢。犹记伦敦雨夜,你我在泰晤士河边论画,你说莫奈之光,我说徐渭之墨,何其快意。而今画笔已折,颜料蒙尘,惟余算计。世事如此,夫复何言?唯愿君安,莫似我这般,坠入无明。弈顿首。”

她盯着那封信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木盒,放进抽屉最深处。

窗外,暮色渐深。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像巨兽的叹息。

四

接下来的日子,刘重夏慢慢熟悉了上海的生活。

她在药铺帮忙,抓药、记账,偶尔也给病人把脉。女子行医,在泸州老家不算稀奇——刘家祖上就有女大夫,但到了上海,难免引人侧目。好在刘本草堂有些名声,来看病的多是熟客,知道刘家大小姐留过洋,懂医术,也就渐渐习惯了。

只是她看诊的方式实在特别。不问生辰八字,却会细看病人面相、手纹、步态;不问鬼神,却会聊家常,从饮食起居聊到心情起伏。开出的方子也怪,有时是正经的汤药,有时却让病人回去喝小米粥、泡脚、晒太阳。有老郎中嗤之以鼻:“装神弄鬼!”可病人吃了她的建议,竟大多见好,口碑就这么传开了。

父亲起初担心,后来见女儿确实有本事,也就不再多说。只是私下里对母亲叹气:“这丫头,太独。你看她对病人客气,可那客气里透着疏离,像大夫对标本,不像人对人。”

母亲在灯下缝衣服,头也不抬:“她从小就这样。心里热,脸上冷。你忘了?重明小时候发烧,她守了三天三夜,眼都没合,可重明醒了喊‘姐姐’,她只‘嗯’一声,转身就去煎药了。”

父亲摇头:“可她总不能一辈子这样。女人家,总要……”

“嫁人?”母亲停下针线,抬眼看他,“你看她那性子,哪个男人受得了?她祖父说了,这丫头情路坎坷,是来渡劫的。”

父亲不说话了。窗外,月光冷冷地照着天井里的那缸荷花。

刘重夏不知道父母的忧虑。她每日抓药、记账、翻医书,生活规律得像钟摆。偶尔,她会想起徐逢秋。那个眉尾有痣的少年,那个说“我信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他的胃痛好了吗?夜里能睡着了吗?

她没有再去报馆。但《申报》她是每日必看的。徐逢秋的文章很好认,笔锋锐利,逻辑严密,骂袁世凯不留情面,讽洋人也一针见血。他写“二十一条”,写“国将不国”;他写上海租界的畸形繁荣,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写“今日之上海,非中国之上海,乃列强之上海”。

看他的文章,刘重夏能想象出他写稿时的样子:蹙着眉,抿着唇,手按着胃部,却一笔一划力透纸背。是个执拗的人,她想。心里有火,烧着自己,也想烧了这世道。

立秋那天,药铺来了个不速之客。

是个少年,约莫十五六岁,穿一身挺括的学生装,头发梳得齐整,手里拎着书包。他跨进门槛时,刘重夏正在给一个老太太抓药。她踮着脚从药柜上层取茯苓,没抬头。

“重夏。”

那声音响起时,刘重夏的手顿住了。

她缓缓转身。站在面前的少年有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眉眼还是程弈的眉眼,可眼神变了——从前那双亮如星子的眼睛,如今蒙了一层雾,雾后面藏着说不清的东西。他瘦了,颧骨凸出来,嘴角却习惯性地向上弯,像个凝固的笑。

“程弈。”她放下药秤。

“好久不见。”程弈往前走了一步,身上淡淡的肥皂味飘过来。他打量她,目光从她的脸滑到她的衣裳,再到她身后那排药柜,然后笑了一下,“长高了。”

刘重夏没接话,对老太太说:“茯苓三钱,远志二钱,酸枣仁一钱半,三碗水煎一碗,睡前服。”说完走到案前,提笔写方子。手腕稳,字迹清秀。

程弈就站在那儿看。等老太太拿了药方去付钱,他才又开口:“听说你回来了,一直想来看你。可你知道,我如今……忙。”

“听说了。”刘重夏收起笔,“程伯父程伯母身体可好?”

程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父亲去年走了。母亲……身子也不大好。”他顿了顿,语气轻松起来,“不过我现在跟着堂兄做事,还算过得去。堂兄你记得吧?刘重岳,小时候来我家玩过,总欺负你那个。”

刘重夏记得。刘重岳,大她八岁,胖,霸道,抢过她的糖人,还把她推倒在泥地里。后来程家发达,刘重岳一家来攀附,成了程家的远房亲戚。如今程家败了,刘重岳反倒起来了,在上海做买办,混得风生水起。

“记得。”她说。

“重岳哥现在可是个人物,”程弈靠到柜台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台面,“跟洋人做生意,跟官府也有来往。他常提起你,说刘家妹妹从小就聪明,可惜是个女儿身。”

这话里的意味,刘重夏听出来了。她抬眼看他:“程弈,你有事?”

程弈笑了。那笑容很标准,嘴角弯的弧度恰到好处,可眼睛里没温度。“没事就不能来看看老朋友?重夏,你太见外了。”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我确实有件事……听说你在给《申报》的徐逢秋送药?”

刘重夏心里一动,面上不动声色:“药铺送货,谁订就送谁。”

“是,是,本分。”程弈点头,“只是这个徐逢秋……背景复杂。他跟革命党有牵扯,官府那边已经注意他了。你刚回国,又是小姑娘,本就惹眼,何必沾这种是非?”

“多谢提醒。”刘重夏说,“不过我送药收钱,不问政治。”

“不问政治?”程弈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轻笑一声,“重夏啊重夏,你还是这么……天真。这世道,谁能不问政治?你祖父送你出国读书,是希望你明理,可你别忘了,书读得再多,也挡不住枪子儿。”

这话说得重了。刘重夏看着他,忽然觉得陌生。眼前的程弈,还是伦敦泰晤士河边那个画日出的少年吗?那个说“我要画尽天下光明”的程弈,如今满口“政治”“是非”,眼神里全是算计。

“程弈,”她缓缓开口,“你变了。”

程弈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他盯着她,眼神一点点冷下来。“变?”他重复这个字,像是咀嚼一颗苦果,“重夏,是你没变。你还活在梦里,以为这世界非黑即白。可我告诉你,这世道是灰的,是脏的。你要活着,就得低头,就得算计,就得把自己弄脏。”

他越说越激动,呼吸急促起来。刘重夏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脸色也有些发白。

“你……”她皱眉。

“我没事。”程弈深吸一口气,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白色的药粉。他用指甲挑了一点,抹在牙龈上,闭眼片刻,再睁眼时,瞳孔有些涣散,但情绪稳定下来了。

“这是……”刘重夏心里一沉。她在伦敦医学院见过这种药——可卡因,洋人医生用来止痛,但极易成瘾。

“一点提神的,读书累。”程弈合上铁盒,笑容重新回到脸上,但这次更假,像一张面具,“重夏,听我一句劝,离徐逢秋远点。他不是你能招惹的人。还有,下周六重岳哥在静安寺路办舞会,请了不少名流,你也来。多认识些人,对你有好处。”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烫金请柬,放在柜台上。然后拎起书包,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她一眼。

那眼神复杂极了,有怀念,有嘲弄,有嫉妒,还有一丝刘重夏看不懂的痛苦。

“重夏,”他轻声说,“有时候我真羡慕你。还能这么……干净。”

说完,他推门出去了。门上的铜铃叮当响了一声,又归于沉寂。

刘重夏站在原地,看着柜台上的请柬。烫金的字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着微光,像毒蛇的鳞片。

她伸手,把请柬扫进了垃圾桶。

五

程弈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漾开的涟漪许久未平。

刘重夏继续在药铺帮忙,可心里总绕着一团雾。程弈变了,她知道。可变得这么彻底,这么……不堪,还是让她心里发堵。那个在画布上涂抹光与影的少年,如今用白色药粉涂抹自己的灵魂。

她想起祖父的话:“人这一生,都在渡劫。有的劫在外,有的劫在心。”

程弈的劫,在心。

又过了几日,傍晚时分,刘重夏出门办事回来。父亲让她去给一位老主顾送药,那家住在闸北,路远,她走得腿发酸。走在暮色里的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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