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城旧梦(1945-1949)
一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的昆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松弛。战争结束了,紧绷了八年的弦突然松开,人们走路时腰板直了些,说话声音大了些,连秋日的阳光都仿佛比往年柔和,金灿灿地铺满翠湖的水面,碎成千万片晃动的光斑。
王思远站在巫家坝机场的营房前,手里捏着那张准假条——十五天,墨迹新鲜得像能闻到松烟香。他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手指摩挲着右下角红色的印章:“陆军航空委员会昆明办事处”。十五天,从昆明到滇南,来回路上就要四天,满打满算能在天马村待十一天。
够了。够他把该说的话说完,该做的事做完。
他把准假条仔细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和那片雁翎荷包放在一起。荷包更旧了,红绳几乎褪成灰白,但依然妥帖地贴着胸口,像第二层皮肤。四年了,这小小的布包陪他经历了无数个轰炸的夜晚、抢修的黎明,还有那些在油灯下读信的深夜。它是他与故乡之间唯一的、有形的连结。
收拾行李时,王思远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带上了——三年来攒下的军饷,省吃俭用,加上几次立功的奖金,厚厚一沓法币,用油纸包了又包。他在昆明的百货公司转了一下午,给父亲买了根烟斗,云南特产的老山檀木,雕着松鹤图案;给母亲扯了块深蓝色的绸料,滑溜溜的,在灯光下泛着幽光;给哥哥建国买了一块机械手表,给弟弟买了支钢笔,美国货,派克牌的,装在精致的铁盒里。
给林晚晴的礼物,他挑得最久。最后选了一对银镯子,不是苗银,是昆明银楼里打的,样式简洁,只在内侧刻了一行小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又买了一盒胭脂,粉红色的,装在瓷盒里,盒盖上绘着并蒂莲。他想象她涂上胭脂的样子,脸颊微微泛红,像初春的桃花。
出发前一夜,他失眠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黑暗中的房梁,脑子里一遍遍排练见面时的场景:她会在村口等他吗?还是在家门口?她穿什么衣服?第一句话说什么?四年不见,她变了吗?自己呢?镜子里那张脸,比离家时黑了,瘦了,眼角有了细纹,鬓角甚至有了几根白发——他才二十五岁啊。
天蒙蒙亮,他就起身了。穿上那套最干净的军装——虽然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肩章上的杠擦得锃亮。背上行李,走出营房时,晨雾还没散,机场笼罩在一片乳白色中,远处飞机的轮廓若隐若现,像巨大的沉睡的鸟。
长途汽车在滇缅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两天。路况很差,炮弹坑还没填平,车开得慢,像只疲惫的老牛。王思远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逝的景色:烧焦的树林,炸毁的桥梁,废弃的军车……战争的伤痕随处可见。但也有一些新绿从焦土中冒出来,倔强地生长,像某种无声的宣告。
第三天天黑时分,车在下庄乡路边停下。从这里到天马村,还有十五里乡村道路。王思远下了车,深吸一口气——故乡的空气,湿润的,带着泥土和茶树的味道,和昆明干燥的、带着煤烟味的空气完全不同。这口气吸进去,直通肺腑,把这几年的浊气都置换出来了。
他决定走夜路回去。月光很好,照着蜿蜒的乡村小路,像铺了一条银色的带子。路是他从小走到大的,闭着眼睛都能走。但今夜,每一步都踏得小心翼翼,像怕惊扰了沉睡的村庄。
离村子还有一里地时,他闻到了熟悉的炊烟味——松枝燃烧的味道,混着米饭的香气。他的脚步加快了,心跳也跟着加快,咚咚,咚咚,像要撞破胸腔。
村口的老槐树出现在视野里时,他的眼眶突然热了。那棵树还在,更高大了,枝叶在月光下投出婆娑的影子。树下……树下站着一个人。
一个穿着蓝布衫的身影,瘦瘦的,直直的,像一棵小树。
王思远停住了脚步。
那人也看见了他,身子微微一震,然后慢慢走过来。月光照在她脸上——是林晚晴,但又不是记忆里的那个少女了。她长高了,肩膀宽了些,脸庞褪去了婴儿肥,显出清晰的轮廓。眼神还是那样清亮,但多了些沉稳,甚至……甚至有些沧桑。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足够让一个女孩变成女人。
两人隔着十步距离,站住了。
谁也没说话。只有夜风吹过茶树,沙沙地响,像无数细小的耳语。
最后是林晚晴先开口,声音很轻,带着不确定的颤抖:“思远……哥?”
这一声“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王思远喉头一哽,往前走了几步,走到她面前。月光下,他能看清她脸上的每一寸细节:额前的碎发,微蹙的眉,紧抿的唇,还有眼睛里闪烁的水光。
“晚晴。”他叫出这个名字,才发现声音哑得厉害,“我……回来了。”
林晚晴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是无声的,是带着抽泣的,压抑的,像憋了太久终于决堤的河水。她捂住嘴,肩膀剧烈地抖动,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王思远再也忍不住,上前一步,张开手臂,把她整个拥入怀中。
她比他记忆中还要瘦,骨头硌人,但身体温热,真实。她把脸埋在他胸前,泪水浸湿了军装,热热的,透过布料烫着他的皮肤。他能感觉到她的颤抖,她的呜咽,她这四年里所有的委屈、等待、恐惧和希望,都化作滚烫的泪水,流进他心里。
“我回来了,”他一遍遍地重复,声音哽咽,“我回来了,晚晴,我回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林晚晴的哭声渐渐平息。她抬起头,眼睛红肿,鼻子也红了,但脸上带着笑,那种又哭又笑的表情,让王思远的心揪成一团。她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的脸,指尖冰凉,微微颤抖。
“是真的……”她喃喃道,“不是梦……”
“不是梦。”王思远握住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你看,热的,活的。”
她笑了,眼泪又掉下来:“你瘦了。”
“你也瘦了。”
两人对视着,忽然都笑了,笑着笑着,又都哭了。这四年的千言万语,在这一刻都显得多余。能这样抱着,能这样看着,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和呼吸,就已经是上天最大的恩赐。
远处传来狗吠声,接着是开门声,脚步声。王家的门开了,王父王母举着油灯走出来,看见槐树下的两个人,愣住了。
“爹,娘。”王思远松开林晚晴,朝父母走去。
油灯昏黄的光照在他脸上,王母手里的灯“哐当”掉在地上,玻璃罩碎了,火苗挣扎了几下,灭了。但她顾不上,扑上来抱住儿子,嚎啕大哭:“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
王父站在一旁,背过身去,肩膀微微抖动。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庄稼汉,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掉了泪。
那一夜,王家的小院里灯火通明。邻居们听到动静,都来了,小小的堂屋里挤满了人。王母杀了一只鸡,炖了汤,香气飘满了整个村子。大家围着王思远,七嘴八舌地问:
“思远,昆明啥样?”
“日本人真的投降了?”
“你还走不走了?”
王思远一一回答,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飘向林晚晴。她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手里绞着一块手帕,偶尔抬眼看他,目光相触,又慌忙低下头,脸颊飞起两朵红云。
夜深了,客人散去。王母拉着林晚晴的手:“晚晴今晚就住这儿吧,西厢房收拾好了。”
林晚晴脸更红了,偷偷看了王思远一眼。王思远轻咳一声:“娘,我送晚晴回去。”
月光还是那么好,照着小路,照着两个并排走的人影。两人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又牵在了一起,手心都是汗,黏黏的,但谁也没松开。
到了林家院门口,林晚晴站住了,转身看着他:“明天……你还来吗?”
“来。”王思远说,“以后天天来。”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那我等你。”
看着她进了门,门缝里的灯光消失,王思远才转身往回走。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胸腔里满满的都是热气,要把整个人都涨破了。
这十一天,他要好好过。不,不止十一天,是一辈子。
二
十一天的假期,像指缝里的沙,越想抓紧,流得越快。
王思远几乎每天都往林家跑。有时带着林晚晴去前所街上,买些针头线脑,吃碗黄粉;有时就在村里转悠,去溪边坐坐,去茶田走走;更多的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坐在林家的院子里,看她做针线,或者帮她择菜。
两人话不多,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懂了。四年的分离,没有让他们生疏,反而酝酿出一种更深沉的默契。就像陈年的茶,初泡时味道淡,但越泡越醇,回味悠长。
第六天,王思远正式提亲。
他请了村里的老生产队长做媒人,备了四样礼:一对银镯子,一盒胭脂,两块绸料,还有一封红纸包着的聘金。穿着那身最笔挺的军装,跟在老队长身后,走进林家堂屋时,手心全是汗。
林父林母坐在上首,表情严肃。林晚晴躲在里屋的门帘后,只露出一角蓝布衫。
老队长清了清嗓子,开始说媒:“王家小子思远,品貌端正,忠厚老实,如今在军中已有功名。林家姑娘晚晴,贤淑端庄,心灵手巧。二人自幼相识,情投意合。今王家特来提亲,望二老成全。”
王思远深深鞠躬:“伯父伯母,我会一辈子对晚晴好。”
林父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思远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最后他叹口气:“思远,你是好孩子。但如今时局不稳,你这身军装……哪天又要走,晚晴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盆冷水,浇在王思远心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给不出任何承诺。是啊,他是军人,军令如山。这次是十五天假,下次呢?仗虽然打完了,但国共摩擦不断,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就在这时,林晚晴从里屋走了出来。她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坚定:“爹,娘,我愿意。”
三个字,轻轻的,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林父林母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和心疼。最后林父挥挥手:“罢了,罢了。女大不中留。思远,你要记住今天的话,一辈子对晚晴好。”
“一定!”王思远郑重地点头,眼眶发热。
亲事就这么定了。婚期定在腊月十八,还有两个月。王思远的假期只剩五天了,他必须回昆明销假。离别的前一夜,两人又来到老槐树下。
月光还是那么好,但心情完全不同了。
“等我,”王思远握着林晚晴的手,“腊月十八,我一定回来娶你。”
“嗯。”林晚晴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你带着。”
王思远打开,是一双新纳的鞋垫,青布面,绣着鸳鸯戏水,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你什么时候做的?”
“这几个晚上。”林晚晴低下头,“灯不太亮,绣得不好。”
“好,很好。”王思远把鞋垫贴在心口,“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
第二天清晨,王思远又走了。林晚晴还是送到村口,还是站在老槐树下,但这次她没有哭,只是用力挥手,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路尽头。
回去的路上,王思远摸着怀里的鞋垫,心里既甜又苦。甜的是,他终于要娶她了;苦的是,他还要让她等。但这一次的等待有了期限——腊月十八,不到两个月。
他以为两个月很快。他以为这次分别只是短暂的。他以为战争结束了,好日子就要来了。
他不知道,命运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向,更大的分离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三
回到昆明,王思远开始为婚礼做准备。他在翠湖边租了个小院子,一正两厢,带个小天井,院子里有棵桂花树,虽然叶子落光了,但枝干虬劲,想来春天会开花。房租不便宜,几乎用掉了他一半积蓄,但他觉得值——这是他和晚晴的家。
他买了新被褥,大红缎面的,绣着龙凤呈祥;买了锅碗瓢盆,虽然都是粗瓷的,但一套齐全;还请木匠打了张床,结结实实的,能睡一辈子。每置办一样东西,他都会在心里默念:晚晴会喜欢这个的。
与此同时,部队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日本投降后,国共摩擦不断,报纸上天天在谈“和平建国”,但军营里的传言却是另一回事:东北打起来了,华北也不太平,说不定哪天就要开拔。
王思远尽量不去想这些。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婚礼上,放在那个小院的布置上,放在腊月十八那个越来越近的日子上。
十一月底,他收到林晚晴的信,字迹工整了许多:
“思远哥:见字如面。家中已在准备嫁妆,阿妈请了村上最好的裁缝,为我做嫁衣。是红色的绸子,绣了牡丹和凤凰,很重,但很美。我每日学做女红,阿妈说新媳妇要会持家。盼腊月十八,盼与你相聚。晚晴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王思远把信读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他开始倒计时:还有二十八天,二十七天,二十六天……
十二月十日,距离婚礼还有八天,王思远突然接到命令:全体人员待命,取消一切休假。
“为什么?”他找到上司李国栋。
李国栋脸色凝重:“东北局势紧张,我们可能要北调。”
“北调?什么时候?”
“不确定。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一个月后。但总之,你的婚假……恐怕要取消了。”
王思远脑子“嗡”的一声。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取消?腊月十八,还有八天,他答应过晚晴的,他答应过要回去娶她的。
“班长,”他的声音发颤,“能不能……通融一下?就三天,我回去结了婚就回来……”
李国栋看着他,眼神复杂:“思远,军令如山。这个时候请假,等于临阵脱逃,要军法处置的。”
王思远不说话了。他站在那里,像一尊石像,只觉得浑身发冷,冷到骨头缝里。
那一夜,他坐在空荡荡的小院里,对着那棵光秃秃的桂花树,坐了一宿。天亮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他去找李国栋:“班长,我有个想法。”
“说。”
“能不能……能不能让晚晴来昆明?我们在这里办婚礼。就一天,办完我就归队。”
李国栋沉吟良久:“你有把握她能来?路上不太平。”
“我写信让她来。她一定会来的。”
“路上出事怎么办?”
王思远沉默了。是啊,路上不太平,一个年轻姑娘,独自出远门……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取消婚礼,要么冒险让她来。
“我派个人去接她。”李国栋忽然说,“我有个表弟在跑运输,经常跑昆明到滇南这条线。让他去接,安全些。”
王思远愣住了,然后深深鞠了一躬:“班长,谢谢你。”
“别谢我。”李国栋拍拍他的肩,“我也是过来人。快去写信吧。”
信是加急的,托李国栋的表弟带去。王思远在信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最后写:“晚晴,若你愿意,就来昆明。若你不愿,或路上不安全,就在家等我。无论如何,腊月十八,我会娶你,哪怕只是在心里。”
信寄出去了,接下来是煎熬的等待。一天,两天,三天……王思远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每天跑无数次传达室,问有没有他的信,有没有人找他。
腊月十六,距离原定婚期还有两天。下午,王思远正在机场检修飞机,一个士兵跑过来:“王技术员,门口有人找!是个姑娘!”
王思远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他冲出机库,跑向营房门口,跑得那么急,差点绊倒。
营房门口,站着一个穿红棉袄的身影,背着个小包袱,风尘仆仆,但眼睛亮得像星星。
是林晚晴。
她真的来了。一个人,坐了两天的车,从大理到昆明,穿越了战乱后尚未完全平静的山路,来到了他面前。
王思远冲过去,想抱她,又不敢,手悬在半空,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晚晴……你……你怎么……”
“我来了。”林晚晴笑了,笑容里有疲惫,但更多的是坚定,“你说腊月十八娶我,我就来了。”
王思远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着,握得她生疼,但谁也没松手。
“走,”他说,“回家。”
四
翠湖边的小院里,那棵桂花树仿佛也感受到了喜气,虽然没开花,但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婚礼很简单。王思远请了李国栋和几个要好的战友,林晚晴这边只有一个堂姐——是从滇南陪她来的。没有花轿,没有唢呐,没有大摆宴席。林晚晴穿着那身红色的嫁衣——是从家里带来的,果然很重,绣工精美,牡丹和凤凰在烛光下栩栩如生。王思远穿着军装,胸前别了朵红纸花。
证婚人是李国栋。他穿着最整齐的军装,站在院子中间,表情严肃得像在主持军事会议:
“王思远,你是否愿意娶林晚晴为妻,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不离不弃?”
“我愿意。”
“林晚晴,你是否愿意嫁王思远为夫,无论顺境逆境、战争和平,都相守相依?”
林晚晴看着王思远,眼里泛着泪光,但声音清晰坚定:“我愿意。”
交换戒指时,王思远把一枚金戒指戴在林晚晴手上——那是他用所有积蓄的剩余部分打的,内侧刻着“思远·晚晴 1945.12.18”。林晚晴则把那只银镯重新戴回他手腕上——那是当年他离家时,她送他的信物,这些年他一直带在身边。
“礼成!”李国栋高声宣布。
战友们起哄,让新郎新娘喝交杯酒。酒是昆明本地的高粱酒,辛辣呛人,林晚晴抿了一小口就呛得直咳嗽,王思远连忙给她拍背,满眼都是心疼和笑意。
那天晚上,月光透过窗纸,洒在新房里。大红喜字贴在窗上,在月光下变成朦胧的暗红。林晚晴坐在床边,手指绞着衣角,紧张得不敢抬头。王思远坐在她身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是他先开口,声音很轻:“晚晴,对不起……婚礼这么简陋……”
“不简陋。”林晚晴抬起头,眼睛在烛光下亮晶晶的,“有你在,就不简陋。”
王思远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又软又疼。他伸出手,轻轻抱住她。她的身体先是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靠在他怀里。
“晚晴,”他在她耳边轻声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嗯。”她点头,眼泪掉下来,滴在他肩头,热热的。
那一夜,他们说了很多话。说小时候的事,说分别这四年的思念,说对未来的憧憬。王思远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时局稳定了,退伍回乡,在茶田边盖三间瓦房,她采茶,他教书,生两个娃娃,一个像她,一个像他。
林晚晴听着,眼睛亮亮的,仿佛已经看到了那样的生活。
“那你要快点回来。”她说。
“一定。”他握紧她的手。
蜜月只有三天。三天里,王思远带着林晚晴逛遍了昆明。去翠湖看海鸥,去大观楼看滇池,去街上吃小锅米线、烧饵块。林晚晴像走进新世界的孩子,眼睛不够用,看什么都新鲜。王思远看着她笑,心里满满的,像装满了蜜。
第三天晚上,林晚晴在灯下缝补王思远的军装。针线在她手里翻飞,动作熟练。王思远坐在对面看书,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只觉得岁月静好,莫过于此。
“思远,”林晚晴忽然说,“我……我可能有了。”
王思远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有……有了?你是说……”
林晚晴脸红了,点点头:“月事迟了半个月了。在我们……在我们成亲前就有了。”
王思远愣了几秒,然后猛地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最后他停在林晚晴面前,蹲下身,握住她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我要当爸爸了?”
“嗯。”
王思远笑了,笑得像个傻子。他轻轻抱住她,手小心翼翼地放在她肚子上,虽然现在还什么都感觉不到。
“我要当爸爸了……”他重复着,眼眶发热。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妻子,有孩子,有家。虽然这个家很小,虽然未来还不确定,但这一刻的圆满,足以照亮所有黑暗。
他没想到,黑暗来得那么快。
五
1946年春天,林晚晴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王思远工作更卖力了,他想多攒点钱,等孩子出生后,能让他们过得好一点。他在小院里辟了块地,种了些菜,还养了几只鸡。林晚晴每天挺着肚子在院子里忙活,喂鸡,浇水,洗衣做饭。虽然辛苦,但脸上总是带着笑。
五月,林晚晴临产在即。王思远本想让她在昆明生产,这里的医疗条件好些。但林晚晴坚持要回天马村:“这是王家的长孙,应该让爷爷奶奶看着出生。”
王思远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他请了半个月假,送怀孕八个月的林晚晴回到大理。路上颠簸,他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
回到天马村,王家上下欢天喜地。王母摸着林晚晴的肚子,笑得合不拢嘴:“一定是孙子!一定!”
七月十六,林晚晴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哭声嘹亮,六斤八两,白白胖胖。王父亲自为孩子取名“承志”,取“继承志向”之意。
王思远接到家信时,孩子已经满月了。信里附了一张照片——林晚晴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坐在老槐树下,笑容温柔得像春天的阳光。他在照片背面写上:“吾妻晚晴与儿承志,1946年8月摄于天马村。”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整整一夜没睡。他想立刻飞回天马村,抱抱儿子,抱抱妻子。但此时东北局势紧张,空军正在往沈阳调动人员和装备。上司找他谈话:“思远,你是技术骨干,沈阳机场需要你。等东北局势稳定了,我批你长假。”
军令如山。王思远只能把对妻儿的思念压在心底,随部队北上沈阳。
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里,他只能靠书信与家里联系。林晚晴的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孩子会笑了,会爬了,会叫妈妈了;天马村的茶田丰收了;爹娘身体还好。她只字不提独自带孩子的艰辛,不提公婆年迈需要照料,更不提村里那些关于“守活寡”的闲言碎语。
王思远的回信也很简短:沈阳很冷,工作很忙,一切安好,勿念。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薪水都寄回家,只在信末写上一句:“等我回来。”
等。这个字,成了他们婚姻里最沉重的注脚。
1949年秋天,沈阳已经能闻到硝烟味。共产党军队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王思远接到命令:全部人员和装备南撤,先到重庆,再往台湾。
他知道,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去找上司,谎称有重要私人物品落在昆明旧居,请求三天假期。上司看在他多年尽职的份上,批了假,但叮嘱:“只给你七十二小时,超时不归,军法处置。”
王思远连夜出发。火车、汽车、步行……他用尽一切办法往云南赶。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天马村村口时,距离归队时间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
林晚晴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他,手里的木盆“咣当”掉在地上。
“思远?你……你怎么回来了?”
王思远来不及解释,抓住她的手:“晚晴,收拾东西,带上承志,跟我走。我们去台湾。”
林晚晴愣住了:“台湾?那么远……为什么要去?”
“仗打输了,大陆待不下去了。”王思远急道,“我是军官,必须走。你们留在这里,以后……以后日子会很难。”
三岁的承志从屋里跑出来,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父亲。王思远蹲下身,想抱他,孩子却躲到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只眼睛偷看。
“承志,我是爸爸。”王思远的声音哽咽了。
林晚晴的眼泪涌出来:“可是爹娘怎么办?他们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
“只能我们先走,以后再想办法接他们。”王思远看着她,眼神近乎哀求,“晚晴,我没有时间了。明天中午之前必须赶回重庆,否则就是逃兵。”
林晚晴咬着嘴唇,内心剧烈挣扎。走,意味着抛弃故土、父母,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岛屿;不走,意味着夫妻分离,可能永无再见之日。无论哪个选择,都像刀子割肉。
就在她艰难抉择时,承志突然发起高烧。
孩子小脸通红,浑身滚烫,哭都哭不出声。林晚晴慌了神,王思远抱起儿子就往村医家跑。村医诊断是急性肺炎,需要马上用药。可战乱时期,药品奇缺,村医只有些土方子。
“孩子太小,这些药不一定管用。”村医摇头,“最好送县城医院。”
王思远看看怀里的儿子——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衣领;又看看腕上的手表——时针指向凌晨两点,距离归队时间只剩十个小时。如果送孩子去县城,他绝对赶不上;如果现在就走,儿子可能……
“思远,你走吧。”林晚晴突然说,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孩子病成这样,不能上路。我留下照顾他,等你安顿好了,再来接我们。”
“可是……”
“没有可是。”林晚晴擦干眼泪,从他怀里接过孩子,“你是军人,军令如山。我和孩子……等你。”
王思远心如刀割。他留下身上所有的钱,把妻儿托付给父母,在黎明前离开了天马村。
走出村子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晨雾中的村庄静悄悄的,只有林晚晴抱着孩子站在老槐树下,目送他离去。她的身影在雾里渐渐模糊,最后变成一个淡淡的影子,像一场永远醒不来的梦。
那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见到故乡的晨雾,最后一次见到妻儿。
回到重庆,王思远因“擅离职守”被关了三天禁闭。出来时,部队已经开始准备撤离了。1949年12月,他随着空军最后一批人员,登上了飞往台北的运输机。
机舱里挤满了人,空气污浊。王思远靠在舷窗边,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山城。长江如带,群山如黛,这是他深爱的祖国山河。
“晚晴,承志……”他在心里默念,“对不起……等我安顿好了,一定接你们来。”
飞机爬升,穿过云层。大陆在下面渐渐模糊,最后消失不见。
他摸着胸口的荷包——那片雁翎还在,柔软地贴着皮肤。还有那张照片,晚晴和承志,在槐树下笑着。
这一别,他不知道会是四十年。
四十年,足够茶田荒了又绿,槐树老了又新,孩子长大成人,红颜变成白发。
四十年,足够一个承诺,从希望变成执念,从执念变成信仰。
而此刻,他只知道,他要活下去。因为有人在等他。
无论多久,无论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