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秋天,瑞金的红土地被暖阳晒得暖烘烘的,山间的桂树开得正盛,风一吹,清甜的香气就漫得到处都是。
可这股子好闻的香味飘进鼻子里,我却只觉得满心苦涩,连带着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离别滋味。
我叫李婷婷,今年十六岁,是红军卫生队里一名入伍刚满半年的新兵。
我怀里紧紧抱着的医药箱,是用我娘生前的陪嫁樟木盒子改的。
箱体被磨得边角发亮,原本精致的雕花早就模糊不清,为了结实,还特意钉上了几块粗糙的铁皮。
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半卷洗干净的纱布、一小瓶用软木塞封好的碘酒,最底层的棉布里,还藏着我偷偷塞进去的半块红糖。
那是出发前夜,我爹攥着我的手硬塞给我的。他粗糙的手掌蹭着我的手背,红着眼眶只说了一句:“妮儿,路上苦,留着含一口,补补身子。”
“婷婷!发什么呆呢?快跟上队伍,别掉队了!”
手腕突然被人用力拽了一下,是同乡的发小刘子怡。
她比我大一岁,和我一起从村里参军入伍,此刻一双眼睛肿得像核桃,眼角还挂着没擦干的泪珠,手里的粗布包袱被她攥得皱巴巴的,连布带都拧成了一股。
临走的那天,她娘拉着我俩哭了好久,反复叮嘱我多照看她。
可真踏上这条路,反倒是她一直跟在我身边,时不时拉我一把,怕我年纪小,在人群里走散。
队伍早已在空地上集结完毕。
一眼望过去,身着灰布军装的战士密密麻麻,从村口一直排到远处的山脚下,一眼都望不到头。
道路两旁站满了前来送别的乡亲,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娘,抱着孩子的妇人,还有怯生生的孩童,都挤在路边。
他们捧着煮好的鸡蛋、烤得焦香的红薯、晒干的菜饼,拼命往战士们的口袋和背包里塞,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一定要回来啊,我们在家等你们!”
此起彼伏的哭声混着叮嘱声,听得人鼻尖发酸,眼眶止不住地发热。
我抬眼看向队伍前方,一眼就看到了我们医疗组的组长周涵姐。
她今年二十四岁,读过书,是队里医术最好的医生,也是我们四个小姑娘的主心骨。
她穿着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军装,腰间别着一把擦得锃亮的手枪,身姿挺拔地站在队前,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有紧抿的嘴唇,透着一股沉稳。
可我还是清楚地看见,她垂在身侧的手指,正微微收紧,连指节都泛了白。
身边的赵薇今年十八岁,比我和子怡早入伍一年。
她性子沉默,不爱说话,却是队里最能吃苦的。此刻她见我们几个的行李散乱,便默默伸手想把重物都扛到自己身上,刚动了手,就被周涵姐轻轻瞪了一眼,才不情不愿地放下两件,低头检查起药品来。
我们四个年纪尚小的姑娘,组成了红一军团2师4团野战医院卫生队里,最年轻的一支医疗小组。
“婷婷,你说……我们还能回来吗?”
子怡凑到我耳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眼底满是迷茫和害怕。
我强压下心底的酸涩,用力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红糖,小心翼翼地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塞进她的手心。
“能!我们约定好了,一定要活着回来,到时候给我爹,还有你娘,都带甜甜的糖吃!”
话虽说得坚定,可我心里却翻涌着止不住的忐忑。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场转移要走多久,要去往哪里,前路会遇到什么。
那时的我还懵懂无知,甚至不知道,我们踏出瑞金的这条路,后来会被叫做长征,是二万五千里的血与火铺就的征途。
集结的号角吹响,队伍缓缓动身。
我背起医药箱,紧紧跟在大部队身后,一步三回头地望着瑞金的方向。
村口那棵我从小爬到大的老樟树,枝繁叶茂,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是在和我道别。
熟悉的屋舍、田埂、袅袅炊烟,在我的视线里一点点变小、变模糊,最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再也看不见。
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砸在军装的衣襟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队伍昼夜不停地赶路,饿了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就捧起路边的溪水喝,累极了就靠着树干歇片刻,又立刻起身跟上。
整整两天两夜的急行军,脚下的布鞋磨破了底,脚掌起了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没有一个人抱怨,更没有一个人掉队。
我们终于赶到了于都河边。
深秋的河水不算湍急,却凉得刺骨,河面上泛着清冷的水光。
先头部队早已连夜搭好了简易浮桥,木板和绳索捆扎而成的桥身微微晃动,战士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有序地踏上浮桥渡河。
我蹲下身,挽起沾满尘土的裤腿,冰凉的河风裹住小腿,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刚准备起身跟上队伍,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又猛烈的马蹄声。
马蹄重重踏在泥土路上,溅起阵阵尘土,由远及近,带着万分急迫。
一名通讯员骑着战马疯了一般从后方冲来,他浑身沾满尘土和血迹,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
勒住马的瞬间,战马人立而起,发出一声长嘶。
他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用嘶哑到几乎破音的嗓子,朝着队伍嘶吼道:
“后卫部队和敌人接火了!加快速度渡河!快!!”
河面上的风瞬间变得凛冽刺骨,吹得人脸颊生疼。
我攥着医药箱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心脏疯狂地跳动,仿佛下一秒就要撞出胸腔。
离别的愁绪还未散去,硝烟与战火已经扑面而来。
战争,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