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陆拾溜，一名网络小说作家，2016年，我失业赋闲在家，四月份的一个早晨，我静极思动，到家附近的公园走走。
在公园入口处不远的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一位老大爷，他独自抖着空竹，步伐有些凌乱，看的出来应该是学习不久。
我一时兴起，拿出手机拍摄了起来，大爷看我正在拍摄，顿时更加卖力起来，嘴里还不停的数起了数字。
我当时不懂，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数他做出特殊动作的次数。可能是出于恶搞的心理，我一边录制视频，一边夸奖着大爷，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一点微小的恶趣味，总想着，“看，老头，迷失在我的夸奖中了吧”。
大爷也确实如我所想，做的更加卖力起来，努力让自己的“连击”变的更多。
录了一会，我放弃了这无聊的挑逗，姑且就说是挑逗吧，我和大爷说，我要走了，大爷连忙放下了空竹，走了过来，和我说：“你能把这个视频发到我手机上么，我回去给我老伴看看”
我当然自无不可，欣然容易了。但是尴尬的是大爷发现他今天并未带手机出门，看着大爷懊恼的样子，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我告诉他，我明天这个时间还会来，您明天带着手机就好了，然后就潇洒的离开了。
第二天，可能是为了那剩余不多的诚信，我又来到了这里，又看见了大爷，他很高兴，很快他就拿出了手机，但是并没有让我把视频传给他，而是把手机递给了我——他想让我在帮他拍摄几条视频。
我没有拒绝，当起了他一个人的摄影师，大爷依然是展示他那并不熟练的空竹，想要复刻他昨天“连击”的数目，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最高的“连击”数还不到昨天的一半，他还要继续，我劝他，对他说是不是太累了，坐下歇一会，我时间很多，可以等您。他想了想，和我找了个地方坐下了。
我们漫无目的的闲聊着，从天南到海北，从现在到过去，渐渐的，我才知道，大爷是一位退伍老兵，2016年他87岁了，68年前他19岁，当时他是189师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为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叫李满仓，一九五一年六月，我十九岁。
五月的铁原，漫山遍野的金达莱开得正旺，那种浓烈的紫红色铺满了山坡，像是谁把整桶的颜料泼洒在了朝鲜半岛的脊梁上。可没有人有心思去看那些花了。我们都知道，一场大仗就要来了。
部队在连夜行军，从东线往西线赶。每个人的脸上都糊着厚厚的尘土，只有两个眼珠子在转。我的脚底磨出了三个血泡，左脚两个，右脚一个，走路的时候疼得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可我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掉队，掉队就可能再也赶不上自己的连队了，想着接下来的战斗，如果赶不上连队，那这次见面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
我们一八九师是六十三军的主力师，从入朝以来就没怎么正经休整过。打完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命令就下来了——火速开往铁原以南，在涟川至铁原一线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队后撤休整。
“铁原”这两个字，在那之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地名，和朝鲜其他千千万万个地名没什么两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师长许诚在行军途中召集全师干部开了个紧急会议，我们这些普通士兵蹲在路边，听着师长的话被一句一句传下来。
“美军正在以机械化部队高速北进，目标是铁原。铁原是什么地方？铁原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基地，所有的弹药、粮食、物资都囤积在那里。如果铁原丢了，整个前线的部队就要饿着肚子打仗，枪里就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手里的家伙什就是一根烧火棍，拿着烧火棍，还打个屁的仗，所以我们必须要守住铁原”
许师长的声音很沉，像是从嗓子眼里往外挤。
“兵团给我们一八九师的命令是——在铁原以南坚守十五天。”
十五天。
我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从入朝以来打过的仗，最长的一次是坚守三天。十五天，那是什么概念？
“我们没有退路。”许师长最后说了一句，“铁原在，我们在。铁原丢······ 不，就算是我们都死光了，铁原也不能丢，我们要向一颗钉子，牢牢的钉在铁原前面。”
这话听着吓人，可没有人觉得是在吓唬人。大家都明白，这次是真的要拼命了。
我们连是六月一号夜里进入阵地的。阵地设在铁原以南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是一片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主阵地是一座无名高地，标高只有二百多米，在朝鲜算是个不起眼的小山包，可它卡在通往铁原的公路边上，它就像一把挂在门上的锁，锁住了美军北上的路。美军要想快速北上，就必须拿下这座高地。
连长姓赵，叫赵德胜，是个打了八年仗的老兵，从抗日战争一路打过来的。他带着我们几个班排长看地形的时候，脸色一直很难看。
“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掩体都挖不出来。”二排长刘大柱嘟囔了一句。
赵连长没吭声，蹲下来抓了一把土。那土很松，是典型的丘陵风化土，一抓就碎。挖战壕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种土质根本挖不深，挖下去不到半米就开始塌方。我们用工兵锹拼命挖了一整夜，挖出来的战壕还不到人腰深，人蹲在里面，半个脑袋还露在外面。
“把工事加固，用石头垒。”赵连长下令道。
附近的山石倒是不少，可都是风化严重的花岗岩，一镐头下去碎成好几块。我们连滚带爬地从山坡上搬石头，垒在战壕前沿。天亮的时候，勉强垒起了一道齐胸高的石墙。
“就这样吧。”赵连长看着我们的成果，叹了口气，“总比没有强。”
我当时还不知道，就是这个“总比没有强”的阵地，在后来的日子里救了我好几次命。
六月二号，天刚蒙蒙亮，美军的炮火就来了。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声音。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轰轰隆隆的炮声，而是一种尖锐的、撕裂天地的啸叫，像是有一万个人同时在尖叫。炮弹落下来的时候，大地不是震动，而是跳起来——整座山都在跳。
我趴在战壕里，双手死死捂着耳朵，嘴巴张得老大——这是老兵教的方法，炮击的时候张嘴，防止耳膜被震破。可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被震碎了。身边的战士老孙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我来不及看清他的样子，只看见一团红色的雾，然后他的步枪飞上了天，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落下来的时候枪托已经没了。
我整个人像是被施加了定身咒一样愣在那里一动不动，昨天还笑着递给我土豆的老孙就这样没了，连个尸骨都没有，我没有悲伤，我也忘记了悲伤，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隐蔽！隐蔽！”赵连长的喊声从炮火的间隙里传过来，可根本没用。美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们的战壕太浅了，碎石垒的胸墙在重炮面前就像纸糊的。一块弹片从我头顶飞过去，削掉了我后面小刘的半边帽子，小刘吓得哇哇大叫，伸手一摸，头发被削掉了一绺，头皮上还渗出血来，如果再偏一寸，脑袋就没了。
炮击持续了整整四十分钟。
等炮火延伸的时候，我从土里把自己刨了出来，发现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整个世界像被塞了棉花。我使劲甩了甩头，才渐渐听到一些声音——有人在喊卫生员，有人在哭，有人在骂娘。
“检查武器！准备战斗！”赵连长的声音终于清晰起来。
我从土里扒出我的步枪，那支三八式步枪，从国内带过来的，枪管还热着。我拉了一下枪栓，还好，还能用，我又看到了老孙掉落的子弹袋，默默的捡了起来，希望这些可以让我多打死几个敌人，也算你亲手报仇了。
山下，美军的坦克已经上来了。
那不是一辆两辆坦克，而是一大片，像一群顶着铁壳子的王八，排着队沿着公路往北开。坦克后面跟着步兵，戴着钢盔，弯着腰，密密麻麻的，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蘑菇。
“打！”赵连长一声令下。
全连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还有一门迫击炮——全连就这一门炮，炮弹只有十七发，连长平时拿这些炮弹当做宝贝，今天却喊着开炮，都打光。
我的第一枪打出去了，瞄准的是一个美军军官，距离大概三百米。我不知道打中没有，反正那个人蹲下去了。我拉枪栓，退弹壳，推子弹上膛，再瞄准，再打。这些动作我在国内练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完成，虽然也经历了不少战争，但是到了这时候，手指还是有点抖。
美军的反击来得很快。坦克上的重机枪开始压制我们的阵地，子弹打得石头碎屑乱飞，溅得我满脸都是。一个点射打在我前面的石墙上，石头被打穿了，子弹擦着我的肩膀飞过去，衣服上烫出一个洞。
“妈的。”我骂了一句，缩了缩脖子。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美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我们打退了。阵地上留下十几具美军的尸体，我们也牺牲了七个战友。
二班的小王牺牲了，才十八岁，四川人，入伍不到半年。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额头，他一声没吭就倒下了，手里还攥着一颗没来得及拉弦的手榴弹。卫生员老周想把他拖到后面去，可赵连长不让，“战斗还没结束，先别管牺牲的，活着的人继续打。”
中午迎来了短暂的平静。美军没有继续进攻，而是在组织队伍，可能是想要在下午一举把阵地拿下。我们趁着这个间隙赶紧加固工事，分发弹药。
我的干粮袋里还有一把炒面，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往下咽。炒面是炒熟的杂粮面，干得噎人，咽下去的时候像吞了一把沙子。可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也是目前唯一能吃到的东西。
“满仓。”赵连长猫着腰走过来，蹲在我旁边。
“连长。”
“你打死了几个？”
“不知道，没数。”
赵连长点点头，递给我两颗手榴弹。“下午的战斗会更激烈，省着点用。”
我接过手榴弹，揣进怀里。那两颗手榴弹沉甸甸的，压在胸口上，反而让我觉得踏实。
“连长，我们能守住吗？”
赵连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记得，里面有太多我说不清楚的东西。他说：“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
下午两点左右，美军的进攻又开始了。这一次比上午更猛。
坦克直接开到了山脚下，对着我们的阵地直射。那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战术——坦克的炮管几乎抬到了最高，对着山头上的阵地一炮一炮地轰。我们垒的石墙被轰塌了好几处，好几个战士被压在了石头下面。
跟我同时入伍的小林，他今年20岁，刚刚结婚没多久部队就入朝了，他死了，我们面前的石墙在几轮炮火后轰然倒塌，当时我被冲击波激起的风沙迷了眼睛，根本没看见，在石头就要砸到我的时候，小林推开了我，石头压在了他的身上，留在外面的仅有一只手，手里还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的是连长给他马上就要出生的孩子起的名字，林朝阳，希望他心有朝阳，何惧路长；身怀热忱，不负山河。
更可怕的是飞机。
四架美军的飞机轮番俯冲，对着我们的阵地投弹、扫射。那飞机飞得极低，我甚至能看清飞行员头盔上的护目镜。炸弹落下来的时候，那种尖啸声让人头皮发麻。二排的阵地被一枚凝固汽油弹击中了，整个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二排长刘大柱从火里滚出来，浑身是火，在地上拼命打滚，战友们冲上去用土往他身上盖，可火还是烧了好久才灭。刘大柱活了下来，可他的脸、他的手，全都烧烂了，后来被送到了后方的医院，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TMD，狗日的鬼佬，狗日的飞机！”一排长张铁柱红着眼睛骂道，随后又端起机枪对着飞机扫射。子弹打在飞机上，叮叮当当地响，可那飞机连晃都不晃一下，一个拉升又冲下来了。
美军的步兵趁着飞机轰炸的时候往上冲，等飞机飞走，我们从掩体里爬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半山腰了。
“手榴弹！”赵连长喊道。
我拔出一颗手榴弹，拉弦，心里默数了三秒，扔了出去。手榴弹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落进了美军的人群里。轰的一声，我看见好几个人倒下了。
一颗、两颗、三颗……我不知道扔了多少颗手榴弹，只知道胳膊越来越酸，后来连抬都抬不起来了。
美军的第二次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可这一次，我们连的伤亡更大。全连一百五十七个人，到傍晚的时候，还能战斗的不到一百人。
天黑了。
天黑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美军的飞机和坦克没那么准了，坏事是我们也看不清，要提防美军趁黑摸上来。我们必须趁着黑夜抢修工事、补充弹药，救助伤员。
赵连长在阵地上清点人数，他走到每个人面前，看一眼，拍拍肩膀，说一句“好好打”。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多看了我一眼。
“满仓，你小子还活着。”
“活着，连长。”
“那就好。晚上机灵点，别打瞌睡。”
我怎么可能打瞌睡。白天的战斗让我的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整个人亢奋得不行，眼睛瞪得溜圆，耳朵竖得老高，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夜里十点多，师部派了通讯员来传达命令。通讯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可能是剧烈奔跑导致的，在说话时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师部命令，明天拂晓前，一八九师全部进入预设阵地，各部必须在指定位置完成防御部署。我师防御正面宽度二十公里，纵深十五公里，将采取‘拔碎牙’战术，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配置，利用地形节节阻击。”
赵连长听完命令，沉默了很久。
“二十公里正面，一个师？”他像是在自言自语。
“许师长说，必须这样打。”通讯员说，“敌人的火力太猛了，集中兵力只会被一锅端。分散配置，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啃硬骨头，像是拔钉子一样，一颗一颗的拔，拖慢他们的速度。”
“拖慢速度”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铁原阻击战的全部意义。
我们不是要全歼敌人，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要做的，是拖住他们，能拖一天是一天，拖一小时是一小时，拖到主力部队完成北扯，拖到主力完成防线。
六月三号，战斗从凌晨四点就开始了。
美军的夜航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后方交通线，天还没亮，我们就听到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那是我们的补给线在挨炸。
早饭没有，午饭也没有，晚饭更没有。炒面在昨天就吃完了，水壶里的水也早就喝干了。嘴唇干裂得流血，舌头肿得像塞了块木头。
“找水。”赵连长命令，饭不吃可以挨一挨，不喝水抗不过今天。
我跟着几个战友摸到山沟里去找水。山沟里有一条小溪，可水面上漂着一层白色的东西，不知道是美军投了什么化学药品还是尸体腐烂的污染。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趴下来喝了几口，水是凉的，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可嗓子总算不那么疼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遭到美军狙击手的射击。一颗子弹打在我身边的石头上，石屑溅到脸上，划出了几道血痕，很疼。我拉着身边的战友卧倒，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我们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回爬，爬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爬回阵地。
“水呢？”赵连长问。
我举起水壶晃了晃，“灌满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股味道。”
赵连长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皱了下眉头，“能喝就行。”
白天的战斗更加残酷。美军似乎发现了我们兵力不足的弱点，开始用坦克和步兵协同进攻，一个波次接一个波次地往上冲，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我们连的弹药越来越少。机枪子弹打光了，就用步枪打；步枪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石头。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班长老郭。他是全连最好的机枪手，打机枪百发百中。那天下午，他的机枪枪管打红了，没有备用枪管可以换，他就把机枪架在石头上，继续打。子弹从滚烫的枪管里出去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像是咳嗽。后来机枪的枪管彻底变形了，子弹卡壳了，他端起机枪朝美军砸过去，然后捡起一支牺牲战友的步枪接着打。
再后来，步枪子弹也打光了。老郭拔出刺刀，装在枪上，对着冲上来的美军大喊一声，冲出了战壕。
“老郭！”我喊他，他没回头。
我看见他冲进美军的人群里，刺刀捅倒了一个，又捅倒了一个，然后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他跪了下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他倒下了。
我想冲出去把他拖回来，可赵连长死死拽住了我的衣领。
“别去！你去了也是死！”
“可老郭他——”
“他已经没了！”赵连长的眼睛通红，“你给我待在这里，活着，杀敌！”
那一天，我们连又牺牲了二十三个人。
晚上清点人数的时候，全连能战斗的只剩下六十二个人。
赵连长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说话的时候只能发出气声。他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画的是明天的防御部署。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炸烂了，明天不能再这样打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师部说了，分散配置，以班排为单位，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个高地，独立作战。”
“分散了不是更容易被吃掉吗？”一排长张铁柱问。
“分散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就没那么大了。他们要用十倍的代价来拔我们每一颗‘牙’。”赵连长用树枝在泥地上戳了几个点，“我们连剩下的六十多个人，分成六个战斗小组，每个组守一个山头。各组独立作战，互相掩护，一组被包围了，其他组不要去救，继续打自己的。”
“不救了？”张铁柱瞪大了眼睛。
“不救了。”赵连长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决，“我们不能为了救一个人而丢掉一个山头。记住，我们不是来打赢的，我们是来拖时间的。多拖一天，主力部队就多一天准备的时间。”
六月四号，我们按照新的战术分散了。
我所在的战斗小组一共十个人，组长是二班副班长马德友，一个山东大汉，虎背熊腰，一顿能吃十五个大馒头。我们十个人分到了一个叫“三号高地”的小山头，说是高地，其实就是个大土包，比主阵地还矮，地势也开阔，没有什么遮挡。
马德友看了看地形，骂了一句娘。“这地方，别说守了，藏都藏不住。”
可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在山头上挖了散兵坑，一人一个坑，坑与坑之间相距十几米。工事挖得草率，因为土质太差，挖出来的坑不到膝盖深，人蹲在里面，整个上半身都在外面。
“把周围的草拔了，垒在坑沿上，做点伪装。”马德友说。
我们拔了很多草，堆在坑沿上。从远处看，确实不太容易发现。
早上七点，美军的进攻开始了。
这一次他们没有先打炮，而是派了一队侦察兵先摸上来。那几个美军穿着迷彩服，端着卡宾枪，猫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
“别开枪，放近了打。”马德友小声说道。
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
“打！”马德友一声令下。
我们十个人同时开火。我瞄准了最近的那个美军，扣动扳机，那个人应声倒地。其他人也跟着开火，美军侦察兵猝不及防，丢下三具尸体，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好！”马德友喊了一声，“就这么打！”
可我们的高兴没持续多久。美军的下一波攻势来了。
十分钟后，美军的炮火就覆盖了我们的山头。
这一次的炮击比前两天更加猛烈。美军的炮兵似乎已经精确计算了我们的位置，炮弹落得又准又密。我趴在散兵坑里，感觉整个大地都在翻腾。泥土、碎石、弹片像暴雨一样落下来，砸在身上、头上。
一发炮弹落在我左边不到五米的地方，气浪把我掀了个跟头，耳朵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挣扎着爬起来，发现自己满身是土，胳膊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血顺着胳膊往下流，滴在泥土里。
“老李！老李！”旁边的战友小陈在喊我，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隔了一堵墙。
“我没事！”我喊回去。
炮击过后，美军的坦克和步兵又上来了。
这一次他们学聪明了，坦克不直接上山，而是在山脚下一字排开，用坦克炮和重机枪压制我们的火力。步兵分成小队，交替掩护着往上爬。
马德又的散兵坑被一发坦克炮弹直接命中，我看见那个坑被炸成了一个大窟窿，马德友整个人被掀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几米外的地上。
“副班长！”我冲过去，把他翻过来。
马德友的脸被弹片划得稀烂，左胳膊不见了，只剩下肩膀处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他还活着，眼睛还睁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想说什么。
“副班长，你撑住，我去叫卫生员——”
他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奇。他的嘴唇在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在说：“打……打……别管我……”
然后他的手松开了。
我没有时间悲伤。美军的步兵已经冲到了半山腰，距离我们不到一百米了。
我端起枪，对着美军射击。打完一枪，拉枪栓，再打一枪。我的动作机械而麻木，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不知道自己打中了几个，只知道枪膛越来越烫，枪管在阳光下冒着热气。
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小陈被子弹打穿了肩膀，他咬着牙用一只手举着枪继续打。老孙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大腿，血像喷泉一样往外涌，他扯下绑腿胡乱缠了几下，又端起了枪。
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十个人的战斗小组，还活着的只剩下了四个：我、小陈、老孙，还有一个叫刘铁柱的陕西兵。
弹药也快没了。我摸了一下子弹袋，里面还有七发子弹，手榴弹还有一颗。
“还能打吗？”我问小陈。
小陈的左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他用右手托着枪，枪托抵在肩膀上，脸白得像纸。“能打。”他说。
老孙的大腿还在渗血，他的脸已经变成了灰色，可他还是咬着牙说：“能打。”
刘铁柱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美军的第三次冲锋又开始了。
这一次他们来的人更多，而且分成了三路，从正面和两侧同时往上爬。我们只有四个人，火力根本无法覆盖整个阵地。
“用手榴弹！”我说。
我把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小陈也扔了一颗，老孙和刘铁柱各扔了一颗。四颗手榴弹在美军人群中炸开，炸倒了一片。可美军的后续部队马上又冲了上来，像是永远打不完。
“子弹还有多少？”我问。
“三发。”小陈说。
“两发。”老孙说。
“没了。”刘铁柱说。
我看了看自己子弹袋里剩下的七发子弹。七发子弹，四个人，对付上百个美军。
“准备拼刺刀。”我说。
我把刺刀装上枪管，小陈也用那只还能动的右手装上了刺刀。老孙的腿不行了，他拔出了匕首。刘铁柱的枪里已经没子弹了，他把枪倒过来，握着枪管，把枪托当成了棍子。
美军越来越近了。我甚至能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不是凶狠，不是狰狞，而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敬佩。也许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十几个中国人能在这样一个光秃秃的山头上，挡住他们一整天。
“来啊！”我大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陌生的疯狂，“狗日的，来啊！”
就在我们准备冲出去的那一刻，身后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是援军。
四连的一个排从侧翼上来了，他们用机枪和冲锋枪对着美军猛烈扫射，美军的进攻被打退了。
那个排的排长姓王，叫王铁山，是个黑瘦的年轻人。他跑到我们阵地上看了看，脸色变得很难看。
“就剩你们四个了？”
“就剩我们四个。”我说。
王铁山拍拍我的肩膀，没说话，转身对他的兵喊：“散开，接替防御！”
我瘫坐在散兵坑里，浑身上下像被抽空了一样。小陈靠在一块石头上，闭上了眼睛。老孙在往腿上缠新的绷带，他的手在抖，可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刘铁柱蹲在地上，把没子弹的步枪拆开，用一块布擦拭着零件，动作很慢，很仔细。
六月五号，我们被撤换下去了。
不是因为我们打得好，而是因为我们连已经打光了。全连一百五十七个人，撤下来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二十人，其中一半是重伤员。
赵连长还活着。他的左臂被弹片削掉了一块肉，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卫生员用绷带胡乱缠了几圈，他就像没事人一样。他站在集合点，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谁的名字，那个人就应一声“到”。
“李满仓。”
“到。”
“陈小毛。”
“到。”
“刘铁柱。”
“到。”
他一个个点过去，声音越来越低。点到那些已经不在的人的名字时，没有人应答，只有山谷里的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声响。
赵连长合上点名册，抬起头，看着我们这十几个人。
“我们连，打完了。”他说。
没有人说话。
“可铁原还在。六十三军还在。主力部队还在。”
他的眼眶红了，可他没有哭。
“记住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人。记住你们是哪个连的。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打什么仗，都别忘了，你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回头的路上，还能听到远处的枪炮声，那是其他连队还在战斗。一八九师的“拔碎牙”战术奏效了，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可代价是什么呢？是像我们连这样，一个连一个连地打光，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失守。
撤下来的路上，我遇到了师部的通讯员，就是那个十六七岁的小鬼。他的脸还是因为剧烈奔跑变的通红，因为缺水而嘴唇干裂，可他的眼睛却很亮，真的很亮。
“你们是哪个连的？”他问。
“三营九连。”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小声说：“九连？九连不是……”
“我们还在。”我说，“还有十几个人。”
小鬼看了我们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跑了。
我们在后方的一个小村子里休整。说是休整，其实就是在几间破房子里躺下来，终于能睡个囫囵觉了。
我躺在铺了稻草的地上，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屋顶，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老郭冲出战壕的背影，看见马德友血肉模糊的脸，看见小林那只伸出来的手。那些画面像刀子一样刻在脑子里，怎么都抹不掉。
小陈躺在我不远处，他因为失血过多发了高烧，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卫生员老周在照顾他，用凉水给他擦身子降温。
“妈……妈……”小陈在梦里喊。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胳膊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在战场上我没哭过，战友倒下我没哭过，子弹擦着脑袋飞过去我没哭过。可此刻，躺在后方的破房子里，听着小陈喊妈，我哭了。
后来我才知道，铁原阻击战一共打了十三天，比命令要求的十五天少了两天，可六十三军已经打到了极限。一八九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的连队打到只剩下几个人，有的连队成建制地牺牲在阵地上。
美军最终没有突破铁原防线。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停下了北进的脚步。
主力部队完成了撤退，新的防线建立起来了。
战争还在继续，可铁原守住了。
听完大爷的故事，我没有说话，不是我不想说什么，而是想说的太多了，他们用一代人的牺牲，换来了我们几代人的和平，和平不是嘴上说说的，是用鲜血打出来的。
后来我把前一天的视频发到了大爷的手机上，看着他满意离去的背影我笑了笑，他可能是想让他老伴看看这个视频，看看他坚持学习空竹的样子，看看他还是当年那个在铁原血战几天几夜都不退缩的李满仓。
2026年，四月初，我失业赋闲在家，回想起了十年前的那天早上，我第一遇见李满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