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连一百四十七人，赶了一个半月的路，好不容易抵达上海，却被小鬼子一夜打光。
我是唯一活下来的那个。
我我战友们，我答应带他们回家。
八年后，他们的名字和遗物，我一样不少地背回了四川。
我叫李守田，小名豆子。弟兄们更喜欢喊我“察尔瓦”，那是我的羌语名字。
这是我爹给起的，他以为那是“山鹰”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在彝语里是“披毡”，和“山鹰”没有一点关系。
是我父亲搞错了，但没关系，爹给起的嘛。
我爹是汉人，是十几年前进寨教书的先生。
他在我们羌寨教了好几年书，寨子里认得汉字的人，全都是他教的。
1932年冬天，四川内战，有人来寨子里抓壮丁，把他拖走了。
临走前他把一块黄铜墨盒塞进我手里，盖上刻着歪歪扭扭的“田”字。
他说：“豆娃儿，这是你的名，莫忘咯。”
又说：“这块铜皮，好好收起，莫怕，以后好好读书。”
我那时候小，不懂父亲为什么要离开我和阿妈。
直到顿悟寺那一夜，弹片嵌进墨盒的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无奈。
我阿妈是羌人。
汉语是跟我爹学的，说了一辈子，语序还是颠三倒四。
她知道我的羌语名字是父亲搞错了，但还是喊我“察尔瓦”。
（一）补充团
1937年秋天，保长敲着锣从村头走过来。
“各家各户听好咯！日本人打进来了！上头征兵，十八岁以上的男娃儿，都来报名哈！”
彼时我正蹲在碉楼下面劈柴。
听见保长的话，我撂下斧头，回屋换了件干净褂子。
阿妈在灶房里问：“做啥子去？”
我说：“出切一趟。”
我没敢看她的眼睛。
村公所门口排着几个人，有中年妇人，也有年轻小伙子。
我走上去报名：“李守田，十八岁。”
保长头也没抬，正要往册子上写，旁边有人小声说了一句：
“这是李先生家的娃儿嘛……他爹好多年前被拉了壮丁，估计没得了。他才好大哦？”
保长的笔停了。
他抬头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把笔搁下了。
“豆娃儿，你今年到底好大，我心头有数。你还小，按规矩，你不该去。回去。莫让你娘担心。”
我张了张嘴，想骗他说“我已经十八了”，但保长已经合上册子了。
“听话，回去嘛。过两年再说。”
我站在原地，心凉了半截。
我看得出来保长不是刁难我，恰恰是因为心疼我们家，才不让我去。
但这比刁难更让我难受。
我爹当年被抓走的时候，他们拦不住，可那是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现在打的是外头的人，是小鬼子，我想去，他们又不让。
晚饭的时候，我阿妈安安静静地坐着。
一碗稀饭，一碟泡菜，她没动筷子。
她看了我很久，最终什么都没说。
我端起碗，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以为她不知道我偷偷去报名的事，可后来我才明白，山鹰在天上飞，几里外的岩羊动一下它都看得见，可它看不见身后的东西。
我阿妈心里什么都知道了，她只是不戳破。
部队在县城集结验编那几天，我走了两天山路追过去。
翻山，过河，过竹索桥，脚底板全是血泡。
保长不给我报名，我就自己来。
小鬼子入侵了我的国家，我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到了县城，征兵处门口排着长队。
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叫李守田，十八岁，川西羌寨人。”
征兵官看了我一眼，有些怀疑：“你有十八岁？”
我正准备回答，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他是我勒幺儿。今年，十八，有了。”
她的汉语是夹生的，带着羌语的语序，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是阿妈。
她的脸被山风吹得皴红，头发被汗黏在额头上。
她翻了两座山，追上了我。
征兵官看着我俩，在册子上写下了我的名字。
退出报名队伍，我阿妈拽着我的手腕，她先是用羌语说了一句，语速很快：
“察尔瓦，你翅膀硬了。”
我有种做了坏事被发现的心虚感，低着头没说话。
她没有继续训斥我，也没有责怪我。
她拿出一个红布包塞进我手心。
“这个土嘛家乡的，带身上。”
然后把那块父亲留下的铜墨盒也塞进我胸前的口袋里。
墨盒沉甸甸的，冰凉的，盖子上的“田”字都磨得发亮了，那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件东西。
然后她用羌语说了一句古老的送行祝语。
翻译成汉语的大概意思是：山神护你，即使死，也要死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这句话，那年我爸爸出寨时，寨子里的释比对他说过同样的话。
释比说，从山鹰的眼睛看下去，只要有阳光的地方，所有战死的魂都会沿着星河回到碉楼。
我那时候小，以为那是讲天上的事。
可阿妈在这一刻说出来，我终于有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大概是：你要死，就死在有用的地方，死在太阳找得到你的地方。这样山神才能顺着星河把你的魂领回羌寨。
我跪下去，给阿妈磕了三个头。
谢谢阿妈独自将我养大，谢谢阿妈谎报我的年龄为我作证，也对不起阿妈，我即将要离开四川，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了。
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走不动了。
身后一直没有任何声音。
但我知道阿妈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
走过田埂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翻了两座山来追我，不是为了把我拽回去。
只是怕我和我爹一样，走了就不回去了，她是为了再来看我一眼。
我把铜墨盒放进左胸内侧的口袋里，冰凉的一片贴着心脏。
我那时候不知道，后来这块铜皮会替我挡下一块弹片，救我一命。
小时候，我爹教我写字，他曾说过：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能写下来才算真的记下。”
后来我用他教我的那些字，把全连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写在了纸上。
老烟锅、教书匠、小四川、刘大嗓。
所有死在路上和阵地上的人，一个都没漏。
（二）朝天门
我们那支补充团的任务，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到湖南辰溪，与从贵州出发的第20军主力军汇合，再一起赶赴上海战场。
九月初，我们从成都出发，一路急行往重庆朝天门码头赶。
我们的目的是提前到达，然后在辰溪等待大部队，之后一起坐船去长沙，再赶火车去上海。
到重庆那天，我发现好多人打着赤脚，时间太赶了，脚上的草鞋一天磨烂一双。
朝天门码头上，大大小小的木船铁驳黑压压挤在江边。
民生公司的轮船冒着黑烟，像一锅烧滚了的稀饭。
队伍正准备登船，身后响起一声地地道道的什邡腔，隔着半条江都能听见。
“闹啥子！都听老子口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大嗓。
他扛着一挺机枪从人群里挤过来，嫌前面的兵上船太慢，扯开嗓子骂了一通。
码头上的兵被他骂得一愣一愣的，居然真的给他让出一条道。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刘德胜，什邡人，二十六岁。
后来也是他，在战场上一脚把我踹开，救了我一命。
朝天门码头就在重庆主城最热闹的渝中半岛上，背后的石阶一层一层叠上去，上半层的吊脚楼密密麻麻挤在崖壁上， 小四川趴在船舷上，老远就指着码头喊。
“豆子哥你看你看，那是洪崖洞！我们重庆的吊脚楼，就数那片最好看！”
他是我们连最小的兵，十四岁，重庆人。
比我还小两岁呢。
他家里还剩个奶奶，爸爸和哥哥都参了军，奶奶说啥不让他走，把他锁在屋里，还把他鞋藏起来。
他是翻窗子跑出来，赤脚追上的部队。
我还记得他追上我们那天，脚底板全是血泡，他却很高兴。
小四川趴在船舷上不肯下来，看了好久。
他说他在江边长大的，朝天门来过好多回，但是坐船出川走这么远，是头一回。
江风吹着他的头发，他忽然回过头问我：“豆子哥，打完鬼子咱们还坐船回来不？”
我说回来，肯定回来。
他挺高兴，我看得出，他很喜欢坐船。
船进三峡那天，两岸峡谷夹着滚雷一样的江水。
浪头砸在船头上，再一片片碎成雪。
小四川趴在船舷上，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我也是头一回坐船出远门，从前夜里在寨子里听惯了岷江的涛声，底下这江水的动静比岷江闹腾十倍不止！
教书匠站在甲板上，扶着眼镜，望着两岸的峭壁。
他叫孙书铭，北平人，七七事变后一路南下，加入的补充团。
全连只有他说普通话，字正腔圆，在我们这群四川兵里像油滴进水。
刘大嗓老学他说话：“这儿”、“那儿”、“重庆儿”，学得阴阳怪气，他倒也不生气。
船进巫峡的时候，教书匠望着两岸的峭壁，用普通话说了一句：
“出了三峡，就是湖北了。”
我问他：“离家好远了？”
他没有回答。
船上的风把他镜片吹得起了雾。
过了很久，他轻轻说了一句：“北平，比这儿更远。”
我们这帮人是谁，是哪来的，是在行军路上的一次篝火旁才真正认识彼此的。
那天晚上宿营，大家围着火堆坐着。
刘大嗓拿棍子拨拉着火堆，忽然用棍子指着我说：
“察尔瓦？你那个名字，啥子意思哦？听着怪得很。”
没等我开口，教书匠替我答了：
“应该是羌语。”
我点点头：
“我爹给起的。他以为是‘山鹰’的意思，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后来邻居家的彝族阿妈告诉我，在彝语里就是‘披毡’。”
我笑了，想起来我阿妈，又说：
“不过我阿妈还是一直叫我察尔瓦，她说就是“山鹰”的意思。”
刘大嗓把棍子一扔：
“怪不得你个龟儿子记性这么好。全连的名字，听一遍就记住。老子还以为是啥子法术。”
老烟锅坐在火堆最边上，一直没吭声。
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忽然冒出一句：
“你娃不光记性好，眼睛也利索。上回走山路，那么远一个岩羊你都能看到。”
小四川蹲在旁边，眼睛亮了：
“豆子哥，那你能不能看到山那边有鬼子？”
我被他逗乐了，我是视力好，又不是透视眼！
“肯定看不到。不过等到了地儿，应该看得到。”
刘大嗓眼尖，看见我膝上搁着个小本子，问我写的啥。我把本子翻开，纸上的字歪歪扭扭。
“这是咱们全连人的名字，我爹教的。他说羌人没有文字，但我们可以学汉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写下来才算真的记下。”
小四川凑过来一看，眼睛亮了：“哪个是我的名字？”
我给小四川指了指，他用手摸了摸，像是想把自己的名字记在心头。
教书匠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擦着，火光在他镜片上闪了一下。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用普通话说了一句：“你爹，是个好人。”
后来我在本子上记他的名字时，在旁边多写了几个字。
那是他临死前，在顿悟寺阵地上说的一段话。
老烟锅是赵大爷，宜宾人，炊事兵。
全连都是听到打鬼子主动来的，老烟锅比别人还多一个理由：他儿子也偷偷跑了来参军，他是追着儿子来的。
他把最后的烟袋锅收好，拍了拍我的肩膀，站起来走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会第一个离我们而去。
对了，关于行军，关于我们为什么差点没赶上大部队，有件事必须记下来。
出发前，团长在队列前简单交代了几句。
“我们勒个大部队从贵州出发，徒步行军到湖南辰溪，上头估计，要走差不多两个月。我们补充团会先到，到了以后要等个十来天。”
“但是！”
团长话锋一转，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
“弟兄们，湘军第15师9月初就在上海打起来咯，死伤过半还在硬撑！桂军六个师也正从广西往上海赶！”
“前线打得恼火，国家等不起！我们川军赶早不赶晚！我相信，我们第20军的主力也是这么想勒！他们肯定也在拼起命赶！所以！我们不能慢！我们多慢一天，上海就要多死一堆人！小鬼子就要多占我们一分地！搞快些，走！”
我们补充团紧赶慢赶，从成都到重庆、再从重庆顺长江而下转入沅水，总算在辰溪跟大部队碰上了头。
多亏团长有远见，谁能晓得，大部队真的就一路没停，只用了24天就赶到了辰溪。
后来上头通报过这个数字，说军委会都给他们嘉奖了。
我们团长真是又庆幸又后怕，他说：
“二十来天就走完咯差不多两个月的路，差点点子我们就没赶上咯。”
后来我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第20军主力从贵州安顺出发，沿湘黔公路一路走，每天一百多华里，到了辰溪才第一次歇脚。
这个速度，上头原以为不可能，但他们就是凭借着救国的一腔热血，做到了。
我们跟着大部队，乘船到长沙，再换火车到武昌，再渡江至汉口，又从汉口到浦口，最后换乘京沪线火车。
我们是十一号夜里到的嘉定南翔。
火车闷了一天一夜，在南翔站从闷罐车里往外跳的时候，我腿杆子都是软的，好多人蹲在铁轨旁边吐。
但没人管我们。
站台上全是兵，绿的灰的挤在一起，扛着弹药箱的、抬着担架的、靠墙睡觉的，分不清都是哪个部队的。
空气里有股说不清的味道，也不是煤烟，也不是火车烧的油。
后来我才晓得，那是从前头飘回来的焦糊味。
十二号上午，命令就下来了。
我们补充连被分到第134师第402旅第804团，向文彬团。
领我们的人是个参谋，骑个自行车过来，手电筒咬在嘴里，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递给我们连长，说：
“804团接替32师的防区，就在顿悟寺那一线。你们往前走，往北走，到了听见炮响的地方就是了。”
然后就骑上车匆忙走了。
“顿悟寺。”
教书匠在旁边轻轻念了一声，“这名字倒像个禅院。”
刘大嗓扛着机枪往前走，回头说：
“管它啥子寺，有鬼子就是了。”
从南翔往顿悟寺的路不长，越走越安静。
没人说话，只有草鞋踩在碎石上的声音。
炮声越来越近，已经不是闷响，而是每一发都能分清的爆炸声。
地平线那边一闪一闪的，像夏夜远处的雷。
走在我前面的小四川忽然回过头来，脸上没有了篝火旁那种笑，只是把大刀刀把子攥紧了些。
下午，炮声越来越近。
空气里开始有焦糊味，还有另一种更沉更甜的味道。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什么。
迎面走来一群溃兵。
是桂军第48军的散兵，从上海近郊撤下来的，一天之内编制全被打残了。
一个断了手臂的军官靠在路边，看见我们这支穿着草鞋单衣的队伍，问：“你们哪部分的？”
“川军。”
“……走了好久？”
“四十多天。”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提醒我们：
“鬼子炮火凶，莫扎堆，散开打。”
然后他的目光扫过队伍，忽然停住了。
他看见了站在我旁边的小四川：全连最矮的一个，瘦得像根豆芽菜，草鞋破破烂烂，脚背上全是干了的血泡印子。
“你个娃儿好大？”
军官用没断的那只手指了指他。
小四川愣了一下，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军官：
“十四。”
军官点了点头。他把身上那条没沾血的绑腿解下来，递过去给他。
“绑紧，跑得快些。”
小四川接过绑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板，又抬头看了看那个断臂军官，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群溃兵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有几个广西兵停下来，回头看着我们这支队伍。
没人喊口令，他们举起了手，朝我们这群穿草鞋的四川人敬了一个礼。
手抬了很长时间。
我们这边有人也举起了手。
双方都没有发出声音，空气里都是悲壮的味道，弄得老子都有点想哭。
两支从西南山里走出来的队伍，一支刚打完，一支正要去打，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擦肩而过。
我站在队列里，把左手慢慢举了起来。
这是我头一回被人敬礼。
（三）夜战八方
十三号早上，我们进了阵地。
说是阵地，其实就是一段被炮火翻了好几遍的缓坡。
顿悟寺在坡顶，庙墙早被夷平了，只剩半截石碑歪在弹坑边上，上面的字被弹片打花了，只有“悟”字还剩半边。
蕴藻浜的水在阵地背后，浑得像泥汤。
守过这里的部队是第32师王修身部，我们在阵地上看到的东西，全是他们留下的。
弹壳、炸烂的枪托、沾着血污的绷带，以及……还有没来得及运走的尸体。
连长让几个人去搬尸体。
我把一个国民党兵的胳膊抬起来的时候，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扣扳机的形状，硬了，掰不动。
旁边一个老兵蹲在战壕里，嘴里叼着烟，看了看我们说：“32师的都打光了。你们是新来的？”
他也没等谁回答，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了一句：
“多撑一会。”
十四号下了一天雨，战壕里的水没过脚踝。
我们把尸体堆在前面，码成一道矮墙。
没办法，土太软，挖深了就全是水。
雨水顺着尸体的衣服往下淌，把地上的泥浆冲成褐红色的水沟。
老烟锅用手把一具尸体的手按回土里，然后站直了腰，说了一句：“造孽。”
十五号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阵地上飘着一层薄雾，冷得人骨头疼。
我们从战壕里站起来，浑身泥浆，草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上午，传令兵从后面一路跑跳着进来，声音压得很急：
“团长命令——”
“804团全团出击，今晚夺回桥亭宅、顿悟寺阵地！32师的阵地，我们拿回来！”
连长把烟头在战壕壁上按灭了。
他扫了我们一眼，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铿锵有力。
“今晚上，不是要你们杀好多鬼子，也不是守好大一块地。顿悟寺勒个位置，是防线的制高点。拿不回来，后头稳不住。上头把任务交给了804团。”
“向团长在坝子里等了许久，就是在等信息。我们也算是赶上了贼第一仗。打完这一夜，阵地要给803团接防。扛得到明天天黑，就换防。”
他顿了一下。
“我再说一遍哈。守到天黑。让后面的部队上得来。晓得没嘛？”
没人说话。
刘大嗓闷声冒出一句：“懂咯嘛。就是喊老子们填命噻。”
连长看着他：“那你怕不嘛？”
刘大嗓把机枪往肩上一扛：“怕个锤子。老子走了几千里路，就是来填命的。”
入夜前，我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换新草鞋。
这草鞋还是从南翔站领的那双，底子特别粗，下雨不打滑。
据说是向团长特意要求的，打夜战不能滑。
第二件，吃饭。
老烟锅蹲在战壕转角支起那口黑锅，把兜里最后一点存粮全倒进了水里。
几块干腊肉、三把米、一撮盐。
煮出来稀汤寡水的，上面飘着碎腊肉星子，每个人都只能分大半碗。
他把锅底刮得吱吱响，所有人都分匀了才倒给自己。
我看到了，他碗里基本上是米汤，连一粒干渣渣都没捞到。
小四川端碗时碗底一滑差点要打翻，他赶紧两手捧住，蹲在泥地里，嘬着碗沿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刘大嗓三口就灌进去了，把碗一扣：“安逸！走嘛。”
入夜之后，阵地上枪声炮声此起彼伏，不知道响了多久，周围突然安静了起来。
没有人放松，大家都知道，日军的下一次冲锋不会等太久。
空气中的血腥味更加浓厚。
早上刚下过雨的地，此时似乎更加泥泞。
血水汇流成小溪一般，冲开土地的沟沟壑壑，土地也像长出了嘴一样，人的脚踏进去就被它紧紧含着。
下一波就该轮到我们冲了。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这个间隙，我的那些战友们，
他们开始把最重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放在我手上。
最先拉我的是老烟锅，他把我拉到战壕转角。
他先在锅里舀了最后一碗热水，塞进我手里，盯着我喝完。
然后他把嘴里的烟袋锅拔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
这是他每天吃饭前必做的动作，每次都要先磕完才端起饭碗。
这一次磕完，他没放嘴里，而是抓住了我的手，把那铁皮烟锅塞进我的掌心，铜沿硌着掌纹还有点烫。
“这个，出门前我婆娘喊带的。她说我抽了一辈子烟咯，上了战场更丢不得手。”
他把烟袋锅塞进我手里，
“我那个娃儿，偷偷跑来打鬼子。”
像是想到什么好笑的事，
“他龟儿还以为老子不晓得，咋个可能嘛？”
这句话他说的很轻松，但却让我的心狠狠震了一下。
老烟锅的儿子也是偷偷跑的，我自己也是偷偷报的名，也以为瞒过了阿妈。
天下的娃儿都以为自己能瞒过爹娘，天下的爹娘其实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晓得。
后来这个念头在战壕里反复回来，我才慢慢明白：阿妈不是在县城那一刻才知道我去当兵的。
她在我换褂子出门的那个下午，就知道了。
老烟锅看着远处被炮火映亮的夜空，嘴角动了，像是在笑，又不像。
“老子还想先找个几天再过来，看样子是找不到咯。”
然后他又看了我一眼，认认真真看了看我的脸。
那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个你拿到嘛，就当是收个念想，万一老子今晚死球了，你娃儿以后给老子烧纸的时候，替他磕个头。”
我攥紧那只烟袋锅，铜锅沿硌着掌心，像一道还没结痂的疤。
我不知道怎么说，说你不会死的？
这种安慰人的话说出来没什么用，今晚，谁都有可能会死，包括我。
我半天憋出一句，说：“喊他自己磕。”
老烟锅没再接话。他看了我一眼，转身走回灶坑旁边，把锅里最后一点热水舀给了小四川。
没过一会，教书匠把那叠家书也塞进我手里。
有的信纸磨破了边，有的折得整整齐齐，每一封他都读过，有些他还改过错别字。
“这些都是连里兄弟让我帮忙写的，都还没来得及寄出去呢。”
他看我表情疑惑，解释说：
“你记性好，你帮我收着，到时候就算纸没了，你也能记得内容。以后有机会，给他们都寄回去。”
然后他坐直了身子，整了整那件沾满泥的灰布军装，用他那口在我们听来像油滴进水的普通话，说了那段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战壕里很暗，看不清脸上表情，他的普通话掷地有声。
“你们老是笑我，说话文绉绉的。我今儿个还真就不改咯。”
炮弹在远处闷响，他说：
“笔墨写青山，白骨垒河山。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死有何憾？”
战壕里安静了一瞬。
大多数兵没完全听懂，但没人吭声。
老烟锅先开了口：“安逸。”
刘大嗓回头看了一眼：“书先生，讲得安逸。”
教书匠笑了一下，换成了蹩脚的四川话：
“安逸就好。等打完了这仗，我请你们吃北平的涮羊肉嘛！”
后来那叠信被他的血浸透，贴在我胸口上。
一滴一页，把收信人的名字洇成了深褐色。
小四川靠在战壕壁上，脏脸上眼睛亮晶晶的。
他看着我，还没说话，我先开了口：“你莫得死。”
小四川笑了：“万一呢。”
“你奶奶还等你回去。”
他停了一下，把狗牌从领口扯出来看了看，又塞回去了。
铁片在夜里还泛着微光。上头歪歪扭扭刻着五个字：“川军 王幺娃”。
那是他自己刻的。
狗牌上还有体温，贴肉戴了一路的。
刘大嗓给机枪换了根枪管，嘴里叼着一根草走过来。
他这次没有骂人，但他这种安静比骂人更让我害怕。
他伸手扯下自己脖子上的麻绳：磨得发亮的铁片，上面刻着枪号和他的名字：刘德胜。
他把麻绳套在我脖子上。
“帮我收着。机枪不用名牌，机枪只认弹药。但这块牌牌，不能跟老子一起埋在这儿。”
然后他又往我手心塞了一个小布包，布料上的针线是粗针大线，一看就是老娘自己缝的。
“这个帮老子也收好。兜里有几个铜板，打完仗给我老娘带去。”
“什邡县城南门第四个铺子，卖豆花的姓刘。”
老烟锅的烟袋锅。
教书匠的全连家书。
刘大嗓的机枪牌和铜板。
我手上他们的东西，已经有三样了。
我从怀里摸了摸我的东西：阿妈的土还在，爹的铜墨盒也在，就压在左胸口袋里，冰凉凉的一片。
至于他们为什么交给我？
我和小四川年纪最小，一路走来，他们都照顾我俩。
本来他们是想交给小四川的，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改了主意，最终全部交给了我。
冲锋号响起。
团长向文彬带着两个营进入了攻击准备位置。
一营在前，二营跟进。
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刘大嗓把机枪往肩上一扛，吼了一句：
“走！龟儿子些！让他们晓得咱四川人咋个打仗的！”
轮到我们往前冲了。
敌人的机枪从阵地上往下打，弹道划着亮线在黑暗中织网，身边不停有人倒下。
冲在前面的一营迅速抢占地形，组织火力压制，手榴弹不断在敌人的工事内爆炸，掩护二营前进。
团长向文彬带队在泥泞中像一阵风冲向敌阵。
我蹲在弹坑里装弹，手上全是泥，弹链卡了两次。
那一夜的每秒钟都被拉长，每一口呼吸都是硝烟和土。
炮声、机枪、呼喊、叫骂搅在一起，拼成了一锅烧开了的红色。
我已经分不清是哪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但每个人的最后一面，我都记得。
老烟锅是第一个死的。
他正端着装满手榴弹的箩筐往上送，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炸开，弹片正正削中他。
箩筐里的手榴弹滚了一地，有一颗滚到我脚边。
我爬过去的时候，他还在挣扎，嘴里往外冒血沫，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
“豆子……我娃儿……赵……”
“赵大爷！我晓得！我帮你带话！”
他看着我，那张满是褶子的脸忽然笑了一下。
然后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了指天，指了指地，最后指了指我的心口。
手落了。
他儿子叫赵水娃，他是来找他的。
现在，他找到了。
他的铜烟袋锅还在我怀里，我感觉还是温热的。
我抹了把脸上的血水，然后捡起他旁边那枚手榴弹，攥在手里。
教书匠死在了第三轮进攻。
我们冲上了顿悟寺的坡顶，日军退到坡下重新组织火力。
子弹穿过他的胸口，位置很准。
他倒下去的时候没有出声，只是手紧紧捂着胸口，那个一腔赤诚的，读书人的胸口。
我爬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用手指了指西边，我知道他什么意思，那是成都的方向，那是我们相遇、出发的地方。
最后，他用普通话说了两个字。
“名字。”
然后手落了。
小四川死在黎明前的那波冲锋。
他还是死了。
日军反冲上来，手榴弹在我们前头炸开，冲击波和弹片同时散开。
他往右边撞了我一把，等我从泥里扭头去看他，他已经侧着身子栽在弹坑里头。
我爬过去，把他抱起来。
血从他的肚子下面往外涌，我用左手去捂，捂不住，热乎乎的液体顺着我的指缝往外淌，像怎么都止不住的河水。
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但已经在涣散了。
“豆子哥……”
“在！哥在！”
“我……我打到鬼子了没得？”
“打到了！”我使劲点头，“你打到了！打死了好几个！你打得凶得很，最凶的就是你！”
他的嘴唇动了动，想笑。但他已经没有力气笑了。
他把那块铁片磨成的狗牌塞进我手心。狗牌上还有体温，贴肉戴了一路的，刚扯下来，带着他最后一口气。
“那……那你跟我奶奶讲……我们四川娃儿打鬼子，凶得很。没给她老人家丢脸。”
我使劲点头，点得脑袋都发晕了，哑着嗓子说：“你莫说了，莫说了！你回去自己跟她讲，我们讲好了坐船回去，我们……”
他的眼睛不动了。
我抱着他的尸体，发出了一声不像人声的嚎叫。
然后，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后领。
“你给老子起来！”
刘大嗓的嗓门压过了炮声。
他一脚踹过来，力气大得我整个人连着怀里小四川的尸体一起被踹飞出去，砸在战壕角落的土壁上。我还没来得及从尸体堆里爬起来，一阵机枪扫射从我刚才蹲着的位置凿过去，把战壕壁打出一排窟窿。
泥块和碎石溅了我一头。
他把机枪重新架好，嘴里叼着一根草，斜眼看着我。
“龟儿子，哭个球。还没打完。”
他再没有看我，把机枪重新架好，对着战壕外那一排涌上来的土黄色身影，扣动了扳机。
机枪吼起来。
他一个人架着一挺枪，硬生生把那一波人压了下去。
然后敌人的机枪找到了他。
第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肩。他整个人往左边歪了一下，机枪的枪口偏了一瞬，一排子弹打在战壕壁边缘，溅起的土块砸在他脸上。
他擦了擦脸上的土骂了句“格老子”，又往上顶了一步。
第二颗子弹打在了机枪的机匣上，火星四溅，枪身卡住了半秒。
他把枪托砸了两下，哑了一瞬又活了。
第三颗穿过了他的肚子。
他没有马上倒。
他低头看了一眼肚子上的窟窿。
血顺着军装往下淌，把他的裤腿也染湿了。
他又看了一眼哑掉的机枪。
然后他用最后的力气把机枪从沙袋上抱起来，往战壕深处砸过去。
那挺枪有多沉我不知道，他抱着它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往右边倒，
“豆子！接枪！”
机枪砸在我脚边的泥里。然后他整个身体往前一倾，扑在枪身上，把它压住了。
他的身体压在那挺机枪上，像一个门闩。
然后，他的声音忽然平静了。
那总吼着骂人的嗓门，变成了低哑的、只够我一个人听见的声音。
“李豆子……活下去。”
“跟大部队讲，我们川军……没得一个孬种。”
“莫跑，听到没得。”
然后他不动了。
我攥着脖子上那块铁片，浑身发抖。
机枪牌上刻着“刘德胜”三个字，被他身上的血浸成了暗红色。
老烟锅的烟袋锅在左边口袋里，血信贴在我胸口上，小四川的狗牌攥在我右手心，刘大嗓的机枪牌挂在脖子上，他的几个铜板在裤兜里叮当响。
炮火慢慢稀了。
远处的喊杀声也越来越远，只剩下零星的枪声和伤兵微弱的哼哼。
这时候，天空忽然变成了灰白色。一颗手榴弹在近处炸开。
弹片四散。
其中一块直直飞向我的左胸。
我感觉到胸口被什么狠狠锤了一下，像有人拿枪托用尽全力砸了我一拳。
冲击力把我整个人往后推了半步。
我低头。
左胸口袋破了一个洞，布片往外翻着，露出里面黄铜的颜色。铜墨盒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我脚边。
它凹了一个坑。
那块弹片嵌在铜皮里，把墨盒从凸打成了凹，把刻着“田”字的那一面打得翘起来一角。铜皮被弹片撑开了一圈裂纹，边缘翻卷着。
我弯腰，把墨盒捡起来。
铜皮还烫着，弹片嵌在里面拔不出来。
心脏在墨盒底下怦怦跳，跳得很急。
我想到我爹了，这是我爹救了我一命。
此刻炮火把阵地照得跟白昼一样，我攥着这块凹了坑的铜皮，想起阿妈在征兵处把它塞进我手里时的表情。
那时候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塞进我手里，像是在塞一块护身符。
又一颗手榴弹在头顶炸开。
气浪掀翻了我。
我整个人往后一仰，后脑勺撞在战壕壁上。
世界变成一片漆黑，我失去了意识。
天亮了。
向文彬团夺回了桥亭宅、顿悟寺阵地。
团长向文彬亲自指挥的这一夜反攻，将日军击退，收复了第32师丢失的防区。
消息传回指挥部，蒋委长当夜在电话里说：“向文彬升少将团长，奖金六千元。”一天之内，他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
但代价是，全团出击，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四人，士兵仅余一百二十余人。
而我们补充连，全连一百四十七人，阵亡一百四十六人。
我是唯一活着被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那个。
（四）孤军
我是被人从尸堆里扒出来的。
那人把我翻过来，动作很糙，但探鼻息的时候手指在我鼻孔下面停了很久。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脸：四十来岁，胡子拉碴，军装被血浸透了，脸上的硝烟糊得看不出原来什么色。
他正在往手枪里压子弹，手指很稳。
“莫动。”他说。
“你命大。”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右臂刚撑了一下地面，整个人就直接摔倒回去。
我的右臂完全使不上力，像一块被抽掉骨头的肉垂在肩膀上。
他看了看我的右臂，把水壶拧开，往我嘴里灌了一口水。
然后撕下自己衣服上一块深红色的染血布，勒住我右臂上方的血管。
“老子姓彭。”
他把最后一颗子弹压进去，
“按道理，老子现在就是你的上司。”
我后来才知道，他叫彭焕文。
他在这一夜里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死。
顿悟寺阵地还在我们脚下。
昨晚夺回来的土，现在被早上的太阳一照，满地的弹坑和尸体都清清楚楚。
“我们连……”我开口了，嗓子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还剩好多人？”
彭焕文没回答。
他看着我，那种沉默我以前没见过。
不是回避，是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娃娃兵说“全没了”。
我自己说出来了。
“一百四十七人。就剩我一个了。”
彭焕文看了我好一会儿。
然后他说：“四川娃儿没孬的，都是好娃儿。”
他站起来，把擦好的枪插回腰间，回头看了我一眼。
“现在，你归老子管。还能不能站得起？”
我摸了摸胸口。
老烟锅的烟袋锅、教书匠的血信、小四川的狗牌、刘大嗓的机枪牌和铜板，全在。
阿妈那捧土散了，爹的铜墨盒也变形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
顿悟寺上空，太阳正从弹坑边缘升起来，照在我脸上。
我想起阿妈翻了两座山追到征兵处，用颠三倒四的汉语帮我圆谎，然后换回羌语说了那句古老的送行祝语。
山神护你，即使死，也要死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战死的魂灵会沿着那条路走回碉楼。
我之前觉得那是讲死后的事，现在才知道，阿妈是在让我活着回来。
这儿，顿悟寺，太阳照得到我，我也还活着。
当天晚上宿营，彭焕文带着剩下的百来人重新编了阵地，每个人都分到了执勤位置。我已经被算在他的直辖兵里，分在一个排的末尾。
我蹲在篝火堆旁边，翻开教书匠留给我的那个本子。
他从备课簿上撕下来最后十几张纸，码得整整齐齐，最上面一张的边角还写着一行铅笔字
“二年级 第三学期 第十三周”。
这是他离开北平前，最后一次给学生备课留下的痕迹。
我拿起炭笔，开始一个一个往本子上写名字。
我爹教我写我的名字时，他说“守田”好，我们是中国人，就要守着田地过日子。
我现在明白了，我们中国人，就要守着自己的田地，谁来抢我们的地，我们就算是死，也要把他们赶走。
我写下“赵大爷，宜宾人。炊事兵。”
我把笔停了一会儿，在旁边画了个烟袋锅。
铜锅沿上还带着老烟锅生前最后一撮烟渣，我把它抹在纸角上，像一小撮没来得及烧的故乡。
写下“孙书铭，北平人。他说：笔墨写青山，白骨垒河山。”
我不由得感叹，书生的报国，不止在纸上。
写完这两句，我在末尾画了个小括号，里头写：（用普通话说的）。
写完又看了看，在括号后面补了三个字：涮羊肉。
他欠全连一顿北平的涮羊肉，这辈子是吃不上了。
写下“王幺娃，重庆人。全连最小。死在我怀里。”
字歪歪扭扭的，每一笔都像用刀刻的。
我在名字旁边画了个笑脸，笑的很丑，但他自己应该认得出来。
狗牌现在在我怀里，刻着“川军 王幺娃”。
我再翻到狗牌的背面，借着火把细看。
背面底下还有些针尖划出来的细痕，比起上一行字更像锥子在刮。
我凑近了仔细认，发现那是“王大娃”三个字，挤在角落里，笔画粗细不一，像好几回才刻完。
他把他哥的名字也刻上去了。
写下“刘德胜，什邡人，机枪手。大嗓门。凶得批爆。”
顿了一下，我又想起他踹我的时候，力气怎么那么大，我到现在后背上还有淤青。
我摸到他昨天套回我脖子上的那块牌子，在“德胜”旁边又补了一行：
“欠他老娘五枚铜板，打完了带去。”
写完这一行，我从裤兜里摸出那几枚铜板。
五枚，有的已经发黑发绿了。
我用左手把铜板重新包好，塞回怀里。
什邡县城南门第四个铺子，卖豆花的姓刘。我记下了。
写完，我把笔放下了。
彭焕文从后面走过来，看了看我本子上歪歪扭扭的字，没说话，把一支钢笔搁在我膝盖上。
钢笔是缴获的，笔杆上刻着日本字。
然后他蹲下来，往火堆里丢了根柴。
过了一会儿他在篝火的噼啪声中说：
“我营里阵亡的名册，师部在催。你先把咱川军的名字抄齐。日本鬼子的钢笔，拿来写中国兵的名字，也得行。”
两个多月后，南京附近。
军需官翻着册子问我哪支部队的。
“川军第20军第134师第402旅第804团补充连。”
“番号已经取消了。”
他把笔搁下，
“人都打光了。”
“还有一个。”
我把包袱打开，把遗物一件一件地放在桌上。烟袋锅、血信、狗牌、机枪牌。五枚铜钱排成一列。
“全连一百四十七人。阵亡一百四十六人。归队一人。”
军需官站起来，整了整军帽，站得笔直，然后向我敬了一礼。
收容站外面冷风穿堂，我右臂的袖子空荡荡地飘了一下。
在此之前，那一直是一支补充连。
兵都是新兵，服都是新衣，连旗都还没来得及绣全。
南京的收容站进进出出无数个被打残的连队番号，但这个连名始终没有人正式点名报过一次。
此刻我立在登记处前，把每个人的名字挨个念了出来，军需官写在了收容登记表上。
“川军第20军第134师第402旅第804团补充连”
从今以后，它正式成为历史档案里的一个编号，不再是一个从来没被正式点过名的番号。
（五）台儿庄的月亮
第二年春天，我的伤养好了。
右臂没保住，截掉了，袖子空荡荡地别在肩膀上，风一吹就飘。
原属的第134师主力已经北上参加徐州会战，我因为原建制被打光，伤愈后，被收容整补系统重新分配到了第22集团军。
分到新连队的时候，没人认得我。
独臂，瘦得像根柴，背着一个磨得发白的包袱。
连长看了我一眼，回头跟文书说：“把名字记上。”然后我就被填进了一个守阵地的连队。
1938年3月，台儿庄。
到了阵地上我才发现，台儿庄和顿悟寺不一样。
顿悟寺是坡地和水网，湿冷，雾重，脚泡在泥里；
台儿庄是北方的春天，土干，风大，一刮起来满嘴沙子，城墙是灰褐色的，村子是灰褐色的，连天都是灰褐色的。
我们接防的位置在寨子西北角的一片废墟里，残墙断瓦之间拿沙包码了一圈临时掩体，风吹过来沙袋子都在晃。
说是阵地，其实就是一排被炮火削掉一半的土墙。
墙根下堆着砖头、门板、打烂的家具，都是些老百姓撤走前没来得及带走的东西，被前一批守军拿来垒工事了。
我被分在一个机枪组。
组长姓何，是个湖北老兵，手特别大，看我只有一条胳膊，没说什么，直接把我安在副射手的位置上，让我负责装弹链和报目标。
他看了一眼我脖子上的机枪牌，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
“刘德胜？你原来的机枪手？”
“是，他死了。”
老何把牌子放回我胸口，没再问。
后来他跟我说，他之前那个副射手也是四川人，也在上海被打残了，后来没能跟到台儿庄。
战壕里全是新兵。
一个连，一大半是补充来的，来的路上只打过靶，没打过仗。
我左边那个新兵叫陈娃子，绵阳人，十六岁，跟我当年一个年纪。
他手抖得弹链装了几次都卡不进去，嘴里反复小声嘀咕着“咋个办咋个办”，声音抖得不成调。
战壕更深处，有人蹲在地上低声哭，是怕死怕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眼泪自己往下掉。
老何在远处吼：“都给老子稳住！”
那些哭声就变成了压低了的抽泣。
然后那个新兵转过头看着我。
“你……你不怕？”
我没回答他。
现下还没有开战，为了这些新兵蛋子的命，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不能让这片阵地，成为第二个顿悟寺阵地。
我从怀里摸出刘大嗓的机枪牌，上头还刻着他的名字。
铁片被我用布条挂在脖子上，跟铜墨盒一起贴着胸口，一个冰凉，一个温热。
“去年在上海，一个叫顿悟寺的地方。我们一个连，一百四十七个人。”
我把铁片翻过来，让他们看清上头刻的字。
“我们连有个炊事兵，叫赵大爷，我们都喊他老烟锅。他儿子偷偷跑来打鬼子，他也来了。他说，老子来找他了。那一夜他是第一个没的，他送弹药的时候被炮弹打中了。最后跟我说，豆子，我娃儿，找到了。他把他的烟袋锅留给我，铜锅上还带着他的烟渣。他宜宾老家还有一个媳妇，等着他回去种地。”
“我们连有个文书，北平来的，姓孙，我们喊他臭书匠。说话文绉绉的。你们要是见过他，肯定也笑他。”
我把本子翻开，指着那两行字让他们看，
“打仗之前，他把全连的家书放进我手里。他说，笔墨写青山，白骨垒河山。后来子弹穿过胸口，死了。他让我把全连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他是北平人，一路走了几千里来四川参加我们川军，就为了死在顿悟寺。”
“我们连有个娃儿，重庆人，叫王幺娃。才十四。”
我声音颤了一下，然后稳住了，
“他家里还有个奶奶。他奶奶把他锁在屋里，他是翻窗子跑出来、赤脚追上的部队。鞋子都没穿，脚底板全是血泡。在重庆朝天门上船的时候，他趴在船舷上，指着洪崖洞高兴的喊。后来，一颗手榴弹扔过来，他把我推开了。他倒在我怀里，还问我：豆子哥，我打到鬼子了没得？我说打到了。他让我跟他奶奶讲，说我们四川娃儿打鬼子，凶得很。”
“我们连有个机枪手，什邡人，叫刘德胜。”
我把那块铁片举起来，让他们看清上头刻的字，
“我们都喊他刘大嗓，一路骂我龟儿子。不过发烧的时候他背了我六十里地。他骂人跟唱歌一样，整个连都怕他。小四川死的时候我抱着他哭，刘大嗓一把把我踹开，哦豁，那一脚力气真大，我到现在还记得后背着地的滋味。他自己顶上了机枪位，身中三弹，把机枪砸给我，然后用身体压在了上面。他最后说叫我活下去。跟大部队讲，川军没得一个孬种。”
“全连一百四十七人。赶了四十多天路，一个晚上，全交代在顿悟寺了。”
“现在，鬼子至少要一百四十六颗子弹，才打得死老子。”
炮声由远及近。
远处地平线开始腾起一排烟柱。
我站起来，用左手端起那把我擦了一整夜的汉阳造。
右袖管被炮风吹得在肩窝处轻轻晃。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发抖的绵阳娃子，他还在看我，手上的弹链已经装好了。
“独臂的都在打，你们好手好脚的抖啥子？”
“格老子，今天有客人来，好好招呼。”
我迈出战壕。
身后，有人开始拉枪栓。
一个接一个，那些发抖的手慢慢稳了下来。
机枪组老何把新弹链卡上，朝我点了一下头。
他们抬眼看去，一个独臂、说着四川话的机枪手，就在最前面。
（六）魂归故里
1945年冬天，我走到羌寨的时候，老松树上挂满了霜。
从台儿庄一路往西，我走了整整八年。
伤好了又打，打完了又编进别的部队，跟着川军的残部从徐州到武汉，从武汉到长沙，再从长沙一路退到重庆。
1943年我被调进第20军留守处的伤兵收容站，一边做文书一边养伤，没再上前线。
仗没打完，我就开始送人。
这些年攒下来的遗物，烟袋锅、狗牌、家书、铜板，每一样都贴着纸条，写着名字、籍贯、怎么死的。
我照着教书匠留下的那个本子，一件一件往四川各地送。
老烟锅的烟袋锅送到了宜宾他老婆手里。
是个瘦小的老妇人，双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才接过去，把烟袋锅放到鼻尖闻了闻，然后按在胸口上，说了句：
“还有烟味。”
教书匠的备课本和他自己的那封家书，我送到了成都一条巷子里，是他媳妇开的门。
我把被血浸过的那叠信交给她，说孙先生让我记着全连的名字。
她接过去没拆开，低着头站了很久，然后把那份空白备课纸抱在胸前。
她跟我说，说孙书铭的板书，以前全校的老师都认得的。
我走的时候她又叫住我，说你等一下，转身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是她给他纳的鞋底，上面用红线绣着“书铭”两个字。
鞋底只纳了一只，另一只还没做完。
她说，这个你替我放他身上，我没法去上海了，你帮我带到。
小四川的狗牌被送到了重庆。
长江边上一间矮瓦房，门板被江风吹得吱吱响。
是他奶奶开的门。
我把狗牌递过去，正面是“川军 王幺娃”，背面是他哥的名字“王大娃”。
奶奶把狗牌攥在手心里，又把狗牌贴在脸上，站了很久。
我告诉她，他打鬼子凶得很，没给川军丢脸。
她奶奶说：“他哥也没回来，连个牌牌都没留下。多谢你，幺娃至少还有个名。”
我走的时候她靠在门框上，手里攥着那只狗牌，不住的擦着眼泪。
刘大嗓的铜板送到了什邡县城南门第四个铺子。
一个卖豆花的姓刘的女人是他老娘。
我把布包打开，五枚铜板排在她面前的案板上。包布上还有血印子，是刘大嗓在阵地上往我怀里塞时蹭上去的。
她盯着那包布看了很久，伸手把铜板拿起来，一枚一枚排在桌上。
然后她认出那块布。
布片还连着几根没剪干净的线头，是她缝布包时挽的结。
她使劲扯了扯嘴角，用一种跟她儿子一模一样的骂人前奏说：
“还欠老娘的钱，自己又不送回来，还要托别个。”
说完把铜板收进围裙口袋，抬头看了看我空掉的右袖管。
她又给我舀了碗豆花，说喝完，不收你铜板，不喝完不能走。
送完所有遗物，我才开始往家走。
推开自家碉楼的木门，火塘里还有余烬，像刚刚添过柴。
我站着，嘴里发干，喊了一声：“阿妈。”没人应。
我往里走，空气里飘着灶膛的柴火味，和阿妈衣服上常有的松枝味。
然后我看见了。
神龛下面，立着两块木牌位。
上头那块，写着我爹的名字。
下头那块，写着李守田，我的名字。
牌位前供着一小碟青稞，一杯酒，一块褪色的红布。
红布下面盖着一页纸，边角泛黄，上头有几行墨字。
凑近看时，是我离开那年教书匠帮我写的那封家书。
“娘，我到了，路上伙食还可以，打完仗回去帮你收谷子。”
我记得这封信，教书匠说“等到了有邮局的地方就寄”。
牌位上除了汉字，还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羌文。
那是阿妈用来祭山神的仪式，为我刻下的招魂符。
羌族人都坚信，山神把魂从星河上领回来的时候，认的就是这个符。
我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
“察尔瓦。”
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我转过身。
阿妈扶着门框，头发全白了。
从1937年秋天她送我出川，到1945年冬天我站在她面前，八年过去了。
她矮了一截，背微微佝偻着，扶着门框的手背上青筋凸起。
我看到她的眼睛先是不信，然后是确认，然后是一种我小时候见过的、把眼泪压在眼底的沉默。
她忍了八年，现在还不肯让它掉下来，想让我先看到她笑。
她笑着用羌语说了一句：“你的翅膀呢？”
我走上去两步。
羌语在喉咙里滚了一下才出来，我说：“山鹰的翅膀没断，只是换了个地方飞。”
阿妈慢慢走过来。
她伸出手，摸到那条空袖子。
粗糙的指节在外侧的布面上停了一下，然后顺着空袖管的针脚往下摸。
她摸了一遍，又摸一遍。
然后她哭出来了。
我从怀里掏出那块铜墨盒。
墨盒还是凹着，弹片嵌在里头，是八年前顿悟寺的弹片，拔不出来，早和铜皮锈在一起了。
盖子上的“田”字被弹片崩掉了一个角，但笔画还是认得出来。
阿妈把墨盒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
手在凹坑上摸了一下。
“阿妈，是阿爸救了我一命。”
她抬起头看着神龛上的牌位，轻轻抚摸着我爹那块，用羌语轻轻道了声谢。
阿妈又指着下头我的那块牌位，说：“明天，拿掉。”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碉楼外面，在神山下那棵老松旁边挖了个坑。
从包袱里把最后一包东西取出来，是教书匠备课本的封面，他自己用墨水勾了个名字，大概是想当作纪念册的引页，一直夹在最后没交出去。
我把它连同记录本上撕下来的名单，和遗物一起埋进土里。然后用木板刻了一行字：
川军第二十军第一百三十四师第四百零二旅第八百零四团补充连，一百四十六人，魂归故里。
跪下，磕了三个头。
山风吹过羌寨，把松涛吹成古老的羌歌。
我把手里最后一把土拍实，低低地说了一句四川话。
“弟兄们，到家咯。”
风很大，衣服贴在身上，右袖管被吹得猎猎响。
我想起船过重庆那天，小四川趴在船舷上，江风吹乱他的头发，他回头问我：“豆子哥，打完鬼子咱们还坐船回来不？”
我说回来，肯定回来。
朝天门码头上的汽笛、老烟锅的烟味、教书匠的眼镜、刘大嗓骂我龟儿子、小四川最后那个笑……
一并混在风里，往更远的山梁上刮过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