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傍晚六点。
陈修良站在衣柜前,把三件旗袍看了一遍。苏绣太艳,云锦太贵,杭罗太素。今晚她要去见的不是李太太,不是王太太,是方太太——保密局南京站站长的夫人。
她最终选了那件杭罗。
素面,没有任何绣花。月白的底子,滚着一道极细的银灰边。远看平平无奇,近看才能发现杭罗特有的暗纹——冰裂纹,像瓷器开片一样细密而古老。这种料子是杭州织造局的贡品工艺,民国以后流入民间,识货的人一眼就知道它的分量。
不张扬,但压得住场面。
她对着镜子戴上一对珍珠耳坠。珍珠是老的,微微发黄,但光泽温润。镯子没戴。
六点半,老方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太太,去王公馆?”
“嗯。”
王克勤的公馆在颐和路最深处,独门独院,比李太太家的房子大了不止一倍。灰砖围墙,铁艺大门,院子里种着两棵枇杷树。这个季节枇杷还没结果,枝叶倒是浓密,把二楼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陈修良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停了一辆黑色轿车。不是监视她的那辆——这辆更新,车牌也更靠前。
方太太的车。
李太太已经在客厅里了,正和王太太说着什么。看见陈修良进来,李太太笑着招手:“张太太,快来。方太太刚到,正念着你呢。”
客厅正中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女人。
五十岁上下,穿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料子是素面的,但剪裁极好,每一个弧度都服服帖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髻,插一根翡翠簪子。脸上没有涂粉,只抹了一点淡淡的口红。
她的五官不算漂亮,但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东西。不是威严,不是亲切,是一种沉甸甸的安静——像深潭里的水,看不见底。
方若愚的太太。
“这就是张太太?”方太太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说得很稳。
“方太太。”陈修良微微欠身。
方太太的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会儿。从头发梢到旗袍下摆,从珍珠耳坠到脚上的绣花鞋。不是打量,是审视。像一个老裁缝在看一块料子——不是看好不好看,是看它的质地、经纬、能不能经得住剪裁。
“坐。”方太太指了指身边的椅子。
陈修良坐下来。
“宁波人?”
“是。”
“宁波哪里?”
“城里。”
方太太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她端起茶杯,用杯盖拨了拨浮沫,慢慢呷了一口。整个客厅都安静下来,好像所有人都在等她把那口茶喝完。
“宁波的猪油汤圆,南京吃不到。”方太太放下茶杯,“我年轻的时候在宁波住过两年。灵桥门那家最有名,你吃过吗?”
灵桥门。
陈修良的神经绷紧了。她是宁波人——她的假履历是宁波人。但她不是真的在宁波长大的。灵桥门那家汤圆店,她听说过,但没吃过。如果方太太继续追问细节,她的回答可能会露出破绽。
“吃过。”她笑着说,“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后来去了上海,就再没吃过那么好的汤圆了。”
她把话题轻轻推到“上海”,模糊了时间。这是谢教员教的话术——当对方问到一个你无法精确回答的问题时,用更大的概念覆盖它,然后把球踢到你有准备的领域。
“上海。”方太太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张太太在上海住了多久?”
“五六年吧。”
“先生在上海做的生意?”
“是。棉纱。”
方太太又喝了一口茶。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自鸣钟的秒针走动。
“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方太太忽然说了一句看似无关的话。
陈修良没有接话。她知道这不是闲聊。方太太的每一句话都像她打牌——不出多余的手,不浪费一张牌。
“南京这个地方,”方太太继续说,“看着太平,底下乱得很。女人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交对朋友。交对了,日子就好过。交错了——”
她没说完。
“张太太,”方太太转过头看着她,“你会交朋友吗?”
这句话问得很轻。但陈修良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像一根极细的针,从话语的缝隙里刺进来。
“我这个人笨,不太会交朋友。”陈修良低下头,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不安,“在南京就认识李太太她们几个。方太太肯跟我说这些话,我心里感激得很。”
方太太看了她一会儿。
“你不是笨。”她说,“你是聪明。”
陈修良的心跳停了一瞬。
“笨人不会穿杭罗。”方太太说,“杭罗这种料子,十个女人九个不认识。认识的那个,一定不笨。”
陈修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旗袍。
她选这件旗袍的时候,想的是低调。但方太太看出来了——不是低调,是“懂得低调的分寸”。一个真正低调的人不会选杭罗,因为杭罗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张扬。她选杭罗,是因为她要在方太太面前证明自己“懂行”,但又不能让王太太李太太看出来。
方太太看穿了她。
“方太太眼光真好。”她抬起头,笑着说,“这件料子是我先生留下的,我就图它穿着舒服。”
方太太没有接话。她把茶杯放下,站起身。
“王太太,牌桌摆好了吗?”
牌局开始。
今晚的牌局,阵容与上次不同。
王太太坐东,李太太坐南,方太太坐西,陈修良坐北。王克勤没有上桌,他坐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报纸。报纸遮住了他的脸,但遮不住他的目光——从报纸上沿越过来,落在牌桌上。
赵老板没来。替代他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白露。
陈修良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她。她今天穿一件西洋红的洋装,头发烫成大波浪,嘴唇涂得鲜艳欲滴。她没有上牌桌,而是坐在方太太身后,像一个侍女,或者一个学徒。
白露看见陈修良的时候,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甜,但眼睛里没有笑意。
“张太太,又见面了。”
“白小姐。”
牌局开始。陈修良起手平平,筒子四张,万子三张,索子四张,字牌两张。不成顺,不成对。
但她今天的目标不是赢。
第一局,她输给了王太太。第二局,输给了李太太。第三局,输给了方太太。
三局下来,她面前的钱少了一小半。
“张太太手气不太好啊。”王太太说。
“是啊,今天这牌跟我有仇似的。”陈修良笑着叹气。
方太太忽然开口了。
“不是你手气不好。”她说,“是你不专心。”
牌桌上的空气微微一凝。
“打牌跟做人一样。”方太太慢慢码着牌,“心思在哪里,牌就往哪里走。张太太,你的心思不在牌上。”
陈修良的手指在牌面上停了一瞬。
“方太太说得是。”她笑道,“我今天第一次见您,心里确实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怕打不好牌,让您笑话。”
方太太看了她一眼。那一眼不长,但很深。
“你不用怕我。”方太太说,“我又不吃人。”
她说完这句话,打出一张“东风”。
牌局继续。
第七局的时候,陈修良起手一副好牌。筒子清一色,三筒四筒五筒连顺,七筒八筒等六筒或九筒。只要上一张,听牌极快。
第二圈,她摸上来一张六筒。听了。等九筒。
第三圈,方太太打出一张九筒。
她的牌。
只要她推倒,这一局就是她赢。方太太点的炮。
陈修良的手放在牌上,没有动。
她让那张九筒从面前滑过去了。
方太太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下一轮,陈修良自己摸上来一张九筒。自摸。
她把牌推倒。“自摸,胡了。”
“哎呀,张太太转运了。”李太太笑道。
方太太没有说话。她把钱推过来,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陈修良注意到——方太太身后,白露的眼睛亮了一下,像一只猫看见了一只老鼠。
牌局在十点结束。
散场时,方太太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
“张太太。”
“方太太。”
“下周五,我家里有个小茶会。你来。”不是询问,是陈述。
“好的。”
方太太点了点头,上了那辆黑色轿车。白露跟在她身后,上车前回头看了陈修良一眼,嘴角弯了一下。
车门关上。汽车尾灯消失在颐和路的梧桐树影里。
陈修良站在王公馆门口,春夜的凉风吹在她脸上。
“张太太。”
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转过身。王克勤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那份报纸。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五官切成明暗两半。
“王先生。”
“叫我老王就行。”他说,“张太太,今天打牌还尽兴?”
“尽兴。就是输了不少。”她笑着说。
王克勤也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很淡,像冬天湖面上的薄冰。
“输赢不要紧。打牌嘛,交个朋友。”他说,“张太太以后常来。”
“一定。”
陈修良上了黄包车。老方拉起车把,车轮碾过青石板。
走出半条街,她才发觉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方太太的那句话还在她耳朵里转:“你不是笨。你是聪明。”
以及白露最后看她的那一眼。
像一只猫,看见了一只老鼠。
但谁是猫,谁是老鼠,现在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