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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只剩下空调嗡嗡声。
手机不在身边。
被警察收走了。
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网上把我的事传成了什么样,不知道我妈有没有看到新闻,不知道我爸会不会气得摔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被放了出来。
没有证据证明我故意伤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那条评论不是我发的。
警察说,案子还在调查,让我随叫随到。
陈淑芬站在派出所门口,看见我出来,又扑上来。
“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女儿不能白死!”
我绕开她,没说话。
打车回家。
车上,我打开手机。
几百条未读消息,全是骂我的。
微信炸了,微博炸了,抖音炸了。
热搜挂着我的名字,评论区全是“杀人犯”“去死”“赔命”。
我拨了我妈的电话。
我妈的声音在抖:“陈雨,你到底干了什么?”
“妈,我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人家来咱家泼油漆?什么都没干人家在门口拉横幅?你爸今天早上出门差点被人打了!咱家在村里都臭了!你让我跟你爸怎么见人!”
电话那头有人在喊,在骂。
我妈哭着挂了。
我握着手机,手在抖。
手机又响了。
公司打来的。
“陈雨,公司决定跟你解除劳动合同。”HR的声音很平,像在念通知。
“你这件事影响太大了,客户都在投诉,公司扛不住了,你的工资我们扣除了,我们没有义务给杀人犯发工资。”
“我没有。”
“你跟我们说没用,杀人犯不配在我们公司。”
挂了。
我靠在出租车的椅背上,阳光很好,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知道我是那个“杀人犯”。
可他们很快会知道。
因为网上挂着我的照片、我的名字、我的身份证号。
我无处可逃。
回到家,我关了窗帘,坐在黑暗里。
假肢还戴着,我低头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五年前,我出车祸,两只手从腕关节以下截肢。
那是冬天,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两个光秃秃的腕骨,以为是做噩梦。
后来不疼了,不哭了,不闹了。
我装了假肢,学会了用假肢握住杯子、拿住筷子、夹住手机。
我花了三年,才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
我从来不在人前摘假肢。
从来不。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见那两个光秃秃的腕骨,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残废”。
可现在,我不得不摘了。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
抽屉里有一把剪刀。
我拿起来,对着灯,剪刀在手指间转了个圈。
假肢能做这个动作,因为这是抓握。
可打字不是抓握。
打字需要精细的手指动作,我的假肢,做不到。
我去医院调了五年前的病历,去假肢公司调了假肢的功能说明,又找了当初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让他写了一份证明。
所有文件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该患者双手腕关节以下缺失,安装的假肢为基础假肢,仅具备抓握和释放两种基础功能,不具备精细触屏操作能力。简而言之,打不了字。
第二天,我约了律师。
他说,这些证据够反诉陈淑芬诽谤了。
但前提是,你得证明那条评论确实不是你发的。
我说,我证明不了。
我能证明的,是打不了字的人,不可能发出那样一条评论。
开庭那天,我去了。
陈淑芬坐在原告席上,旁边坐着她的律师。
我坐在被告席上,面前摆着那沓文件。
法官问陈淑芬:“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告网暴了你女儿?”
陈淑芬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她的头像!她的名字!她的账号!那还不够吗!”
法官看向我。
我把那沓文件推过去。
医院的截肢证明,假肢公司的功能说明,主治医生的亲笔证词。
“这是五年前的病历,这是我假肢的型号。这是它所有的功能,抓握,释放。没有打字,没有触屏,什么都没有。”
我站起来,把胳膊伸到桌子上面。
假肢还在,肉色的硅胶手套,看起来和真手没什么区别。
“法官,”我说,“我的手,是假的。”
我开始摘假肢。
陈淑芬没有说话。
我站在被告席上,两条空荡荡的袖子垂在身侧。
五年了,我第一次在人前摘掉假肢。
五年了,我第一次让所有人看见,那双手套下面,是两根光秃秃的腕骨。
不是为了博同情。
不是为了证明我可怜。
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一个没有手的人,打不了一个字。
也杀不了一个人。
我抬起两条光秃秃的小臂,对着法官,对着陈淑芬,对着旁听席上所有人。
“我请问一下,一个双手截肢的人,是怎么打字网暴你女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