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熙九是被一阵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呛醒的。
不对，不是消毒水，是某种陈旧的草药味，混着淡淡的霉味和肥皂香。
眼皮沉得像挂了两个铅球，卢熙九费力地掀开一条缝，入眼的不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而是一块发黄的塑料布吊顶，角落里还挂着一顶灰扑扑的旧蚊帐。
胸口和后背传来一阵钝痛，提醒她还带着枪伤。
“……我死了？”卢熙九下意识地在心里问了一句。
可随即，耳边传来的却不是天堂该有的宁静，而是窗外一声尖锐的自行车铃声，还有远处隐隐约约的广播声——那语调、那腔调，陌生又熟悉，像是几十年前的老电影。
卢熙九下意识想去摸后背的伤口，手指刚碰到衣料，却顿住了。
触感不对。
不是军医院那种光滑冰冷的病号服，而是一件有些扎人的碎花短袖衫，布料薄、软，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扣子是那种老式的布包扣，缝得结实又笨拙。
卢熙九撑着手臂坐起来，环顾四周——
房间不大，墙皮有点泛黄，靠窗摆着一张老式写字台，上面立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咔哒咔哒地换台。
而最扎眼的，是墙上那张用图钉钉着的日历。
纸张已经微微卷边，颜色发黄，上面印着大红色的“1987”四个大字，下面是一幅喜庆的年画：胖娃娃抱着鲤鱼，笑得一脸福气。
1987？
卢熙九眨了眨眼，怀疑自己是不是高烧烧糊涂了。
再低头看看自己这双手，虽然瘦了点，但确实是她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一点训练时留下的旧茧。
可身体明明记得刚才那一枪，记得血是怎么一滴一滴往下淌的，记得爷爷那张暴怒又绝望的脸。
“我这是……”她喃喃出声，声音哑得厉害，“……没死成，还换了身衣服？”
收音机里还在播着港台流行歌曲的串烧，卢熙九盯着墙上那张“1987”年的日历发了会儿呆，才掀开那床有点潮气的薄被，踩着一双塑料拖鞋下地。
脚底是很硬的旧瓷砖，凉意顺着脚心往上窜。她走到五斗橱前，想找杯水喝，却在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照片上停住了脚步。
照片有些褪色，边角卷了起来。
上面是个穿着时髦连衣裙、烫着大波浪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背景是某座她完全陌生的沿海城市码头。
而在照片右下角，贴着一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
“欢迎小夕从海外归来留念——1985年春。”
小夕。
又是“小夕”。
卢熙九脑海里闪过病房里哥哥低声唤她的样子，再看看照片里那个洋气又陌生的女人，心里一阵发虚。
“海外归来？”
卢熙九喃喃念出这四个字，下意识摸了摸身上这件土里土气的碎花衫，又抬头看了看镜子里那张熟悉又稚嫩的脸——
“合着我这一枪下去，不光穿越了时间，还顺便换了国籍？
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还有胡同里小孩追逐打闹的喊声。
卢熙九走到窗边，撩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格子窗帘往外看——
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正房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院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树下停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个军用水壶。
这就是她在1987年的“家”，一座位于北京城中心、一看就很有钱的四合院。
可偌大的院子里，却静得有些过分。
没有爷爷的吼声，没有哥哥的唠叨，也没有军医院里此起彼伏的仪器声。
只有她一个人，穿着不合身的碎花衫，站在一栋不属于她的老宅子里，连个能喊一声“爸、妈”的人都没有。
卢熙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抬头看了看镜子里的那张脸。
“行吧，”卢熙九轻声对自己说，声音里带着一点苦涩的自嘲，“至少这一枪没白挨——换个时代，换个活法。”
但卢熙九没有坐在那儿自怜自艾。
三秒钟的恍惚之后，那双属于国家级保护人员的眼睛，已经重新恢复了冷而锐利的焦距。
第一步，确认环境。
她像在敌后执行任务一样，悄无声息地推开卧室门，赤脚踩在打磨得极光滑的金砖地上，没发出一点声响。整个四合院呈“口”字形，正房是她刚出来的主卧，东西厢房紧闭着门窗，垂花门那边连通着外院，安静得连只野猫都没有。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高干或富商四合院，围墙高得足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紧闭，从里面上了一道老式木栓——物理防御尚可，但缺乏电子监控，对她来说，反而更方便。
第二步，确认“资产”与“风险”。
卢熙九回到屋里，拉开五斗橱的抽屉。
里面整齐码放着几件质地很好的的确良衬衫、一条丝绸围巾，还有一小叠外汇券和人民币混在一起，数额不算大，但足够她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撑上一阵。
在抽屉最底层，卢熙九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是一只老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张存折、房产证，还有一封未拆的信，信封上盖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邮戳，收件人是她“父亲”的名字。
卢熙九盯着那封信看了两秒，没有立刻拆开。
空难。
父母。
海外归来。
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具身体的原主，刚刚经历了一场足以让普通人崩溃的变故，而她，恰好填补了空缺。
可她为什么会用“原主”这个词？
明明从醒来那一刻起，她就在用这双手吃饭、穿衣、系鞋带，用这双眼睛看日历、看照片、看四合院的每一块砖。
她明明早就确认过：这就是她的身体，她的记忆，她的人生。
可此刻，当她试图回忆“小夕”在飞机失事前做了什么时，脑海里浮现的，却像是在看别人的纪录片——
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却毫无关系的女孩，在另一个时空里慌张地奔逃、求救、最后坠入深渊。
“不对……”
卢熙九猛地按住太阳穴，指尖有些发凉。
如果这具身体真的是“原主”的，那她现在……又是什么？
一个寄宿者？一个窃贼？还是说，从她在这个四合院醒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小夕”当成了另一个人？
“原主。”
这个词像一根刺，扎在卢熙九思维的缝隙里。
她明明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身体——肌肉记忆、生活习惯、甚至对四合院里每一块砖的熟悉感，都和她自己的手脚一样自然。
可为什么，当她试图回忆“小夕”在失事前做了什么时，却会产生一种在看“别人的人生”的疏离感？
卢熙九忽然想到了一个解释。
穿越，本质上是一场对自我的暴力拆解。
当一个人的意识被强行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一具并非“原生”的身体时，潜意识为了缓解那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撕裂感，往往会本能地划出一条界限——
“这不是我的身体，我只是暂时借用它的人。”
而这种界限，如果持续太久，极有可能演变成更危险的产物：
第二人格。
一个由穿越冲击催生出的、用来“适应新世界”的替补人格。
卢熙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忽然不确定起来——
此时此刻，握着这封信的，到底是那个来自未来的特工，还是这个身体里原本就该存在的“小夕”？
又或者，两者已经混在了一起，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卢熙九盯着那封信又看了三秒，然后“啪”地一声合上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不管是穿越造成的认知解离，还是脑子里真多出来一个“第二人格”，结论都只有一个——
现在的她，就站在这儿，用着这具身体，过着现在的生活。
至于“真正的小夕”还在不在、是不是被挤到角落里去了，那是以后的事。
卢熙九抬起头，看向密室昏黄的灯泡，嘴角扯了一下：
“管你是我，还是别人，反正这具身体我已经用惯了。”
既然回不去，那就别浪费时间纠结“我是谁”。
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父母到底留下了什么，再想办法在这个八十年代的北京，把自己这条命稳住。
至于人格分裂什么的——
真要有那天，她再跟那个“小夕”好好谈谈。
第三步，接管。
卢熙九合上铁盒，放回原处，就像特种兵占领阵地后插上旗帜。
镜子里，那个穿着碎花衫、一脸懵懂的“小夕”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冷静、甚至带着几分漠然的年轻女人。
卢熙九抬手，熟练地挽了挽过长的袖口，对着镜子低声说了一句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话：
“身份暂定，代号‘小夕’，现居北京，无亲属，低风险。任务目标：活下去，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完，卢熙九转身走向厨房。
不管在哪个时代，肚子饿都是最真实的敌人。
厨房里只有些许剩饭和老式煤炉，卢熙九随便垫了两口，便重新回到院中。
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她很清楚：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住所就是第一道防线，而“父母留下的东西”，往往不止在抽屉里。
卢熙九绕着那棵老槐树走了一圈，目光像扫描仪一样掠过每一块地砖、每一处墙缝。
东厢房的门锁锈迹斑斑，显然很久没人进去过，但她还是在窗台下发现了一处异常——
有一块松动的砖，位置不高，刚好在成年人视线盲区，却能被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轻易够到。
卢熙九伸手抠出那块砖。
里面没有预想中的信件或现金，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上海冠生园”的字样，边缘已经有些生锈。
她打开盒子。
里面没有照片，没有遗言，只有一样东西：
一枚已经褪色的红绸带，约莫手指粗细，系成一个标准的军用绳结，而在绳结中心，牢牢嵌着一枚小小的铜质徽章——那不是八一军徽，也不是国徽，而是一个她极其眼熟的标志：
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雄鹰，下方刻着一行极小的英文字母：S.O.E.
卢熙九瞳孔骤然一缩。
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机密档案里，这个标志也只出现过寥寥数次，代表着一个早已解散、却曾在国际情报界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小组。
而她的父亲——一个八十年代的归国华侨，怎么会和这个组织扯上关系？
难道那场所谓的“飞机事故”，真的只是意外？
卢熙九合上铁盒，把砖块原样封回去，动作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再抬头时，四合院依旧安静，夕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也在掩饰什么。
“有意思。”
卢熙九低声说了一句，眼底却没了刚才的轻松，只剩下职业性的冷静。
看来，她这次穿越，恐怕不只是换个地方重新开始那么简单。
她没有马上离开那棵老槐树，而是原地站了三十秒，像在回忆什么。
脑海里迅速调出档案库里关于“S.O.E.”的碎片信息：
冷战时期活跃于东南亚与欧洲的特殊行动小组，擅长渗透、策反、定点清除，七十年代末基本销声匿迹。
而她的父亲，一个八十年代的归国华侨，却藏着一个和他们有关的信物——这意味着，要么父亲曾是他们的目标，要么……父亲本身就是其中一员。
她需要一个切入点。
既然是“海外归来”，又是八十年代的北京，最好的信息源通常不是官方档案，而是人。
卢熙九回到屋里，翻出那本压在玻璃板下的电话簿——纸质、泛黄，按单位和姓氏排列。
手指停在“侨联”、“对外友协”、“国际旅行社”这几个词条上，她轻轻勾了勾嘴角。
在那个年代，归国华侨的身份既是保护色，也是最容易留下痕迹的地方。
她记住了三个名字和号码，然后合上电话簿，走到院角的杂物间。
那里堆着一些旧报纸和杂志，她挑出最近半年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有几本《瞭望》周刊，开始一页一页地翻。
不是看新闻，而是看人事变动、外事活动、讣告——任何一个名字，只要和“侨务”、“航空”、“东南亚”沾边的，都被她在心里默默标记。
傍晚时分，院门外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
是一个住在西厢房的远房表姑，拎着一袋苹果来看她，嘴里念叨着：“可怜的孩子，一个人在家也不容易……”
卢熙迎上去，脸上适时地露出一点恰到好处的茫然和无助，声音放得很轻：
“表姑，我爸妈……他们以前是不是认识不少外国人啊？我好像记得家里来过几个金头发蓝眼睛的叔叔。”
表姑的手一顿，眼神闪烁了一下，干笑两声：“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个小孩子家家的，记不清就别瞎琢磨。”
卢熙九没再追问，只是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但心里已经记下：表姑在回避，说明这事儿不能公开问，也说明——她猜对了方向。
当天夜里，她拨通了电话簿上的第一个号码。
听筒里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男声，卢熙九调整了一下呼吸，用那种介于天真和试探之间的语气说：
“您好，请问是王伯伯吗？我……我是小夕。我爸以前让我有事找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你爸……出事了？”
卢熙九握紧了听筒。
鱼，咬钩了。
听筒里传来粗重的呼吸声，像是老人正在权衡要不要承认什么。
过了好几秒，那头才又响起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小夕？你……真的是阿珍？”
“是我，王伯伯。”她把语气放得更软，带着一点刚失去双亲的颤抖，“我爸妈不在了，我好多事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小时候您来家里吃过饭，我爸说，有事可以找您。”
又是一阵沉默。
这次，卢熙九耐心地等着，没有催促。
“你爸……他有没有留给你什么东西？”老人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像在防着什么人偷听。
卢熙九心头一动，知道问到点子上了。
“有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她含糊地带过，没有提那枚徽章，“王伯伯，我爸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妈老说他工作很危险，可又说不清楚。”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近乎叹息的笑：“危险？呵……你爸要是还在，估计会告诉你，那叫‘为国家做些不方便说的事’。”
卢熙九握紧了听筒，心跳微微加快。
“丫头，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安全。”老人的语气陡然严肃起来，“你爸妈是英雄，这点你记住就行。至于其他的……你如果真想知道，明天上午十点，去前门箭楼下的邮局，找门口那个卖烤红薯的老赵。就说——‘老鹰飞走了，巢还在’。”
“老鹰……巢还在？”她重复了一遍。
“对。如果他问你，你就再说一遍。”老人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很郑重，“记住，别告诉任何人，包括你院子里住的那位表姑。还有，最近少出门，尤其是晚上。”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比你更想知道你爸妈留下了什么。”
“嘟——”
电话挂断了，只剩下忙音。
她缓缓放下听筒，目光落在窗外沉沉的夜色里。
“老鹰飞走了，巢还在。”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接头暗号，更像一个警告——
父母留下的，不只是回忆，还有麻烦，甚至可能……是追杀。
卢熙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想起那枚藏在墙缝里的徽章。
看来，她在这个八十年代的北京，注定没法安安静静地当个孤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