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深秋。那年,我二十一岁。
父亲是先倒下的。起初只是发热,以为是入秋风凉。母亲熬了姜汤,父亲喝下去,汗出了又收,收了又出。医生说,大约是那阵子水源不干净,蚊虫又多。那会儿我刚在洋行转正不到半年,报关单、药品名、英文文书,一样都不能错。每天天不亮起来,把药煎好煨在炉子上,交代母亲记得时辰,便出门去了。
不过半个月,母亲也开始发热。那天回家,推开裁缝铺的门,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手里的布料滑在地上,人伏在案板上,后背的衣裳洇湿一大片。我说妈你怎么了,母亲说没事,就是有点乏。我去扶,母亲的手臂烫得吓人。
夜里我守着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额头都烫手。我烧了水,灌了两个热水袋,塞进他们脚下。然后坐在门槛上,看着弄堂里的天一点点亮起来。天亮了还得去洋行,换上那件藏青色的通勤装,对着镜子把碎发抿整齐。镜子里的人眼圈是青的,我用冷水敷了敷,敷不掉。那天有一批报关单要赶在中午前送海关。
奎宁的消息是教会医院的护士偷偷告诉我的。从南洋来,贵,而且紧俏。家里这几年为了供我读书、铺子周转、给四位老人操办后事,能省的都省了。
我去找父亲洋行的旧同事,站在人家办公室门口,把来意说了一遍。那人说尽力,我鞠了一躬,走出洋行大门,站在马路边,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后来又托了海关的同事,一层一层找下去。
等药的那几天,白天在洋行加班,手指翻着报关单,纸上的英文行行列列,我却总看错。
还有前阵子发薪水时偷偷盘算的事:等攒够了钱,先把家里传下来的两间铺子好好拾掇拾掇。酒楼漏雨的檐角翻修一新,裁缝铺的橱窗换块亮堂的玻璃;再给母亲定一批沪上好看的碎花洋布,做几身合身的新衣裳;给父亲换一副新的老花镜,连他爱喝的黄酒,都想好了要定一整坛存着。主管催我快一点,我说好,低下头继续翻,手抖得差点捏不住纸页。傍晚赶回家,两个人都已经起不来床了。裁缝铺的柜台落了薄薄一层灰,我看见了,没有力气擦。
药是第七天傍晚拿到的。我握着那个棕色玻璃瓶,从码头换电车,一路跑回去。皮鞋把脚脖子磨破了,袜口沾了血,我索性脱了鞋,光着脚跑。瓶身被我捂热了。
推开门,屋里静得没有炉声。父亲床边的小粥碗已经凉透了,表面凝了一层薄皮。母亲侧过脸来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我把药瓶拧开,倒水,托起父亲的后颈。药液顺着嘴角淌下来,父亲咽不下去了。我试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父亲的眼睛看着我,我知道了。不用了。
母亲是第二天凌晨走的,也用不上了。那瓶药搁在桌上,瓶盖拧紧了,又拧开,又拧紧。父亲的手早已凉透,母亲也慢慢不动了。外面弄堂里有早起的人倒马桶的声音,刷啦啦的。我听见那个声音想,原来天还会亮。天亮了还得去洋行。
丧事是托父亲洋行的旧同事帮着办的。我穿着一身素黑站在灵前,来吊唁的人说节哀,我张嘴说谢谢,舌头木着。人群散了以后,我一个人站在灵堂里,忽然想起:我再也没有要通知的人了。
十二岁到二十岁,我送走了爷爷奶奶,送走了外公外婆;如今二十一岁,连最后护着我的父亲母亲,也走了。我是吴家两家最后的一个人。两辈子的营生,两家人满心满眼的疼爱,到我这里,就只剩我一个了。
那些天我反复想一件事。如果早一点发现水源不干净。如果早一点去找药。如果。我把这些念头一遍一遍算,算不出结果,第二天继续算。
夜里睡不着,坐在裁缝铺的案板前,把母亲最后一次裁剪剩下的布头拿出来。是我进洋行第一次拿全薪那天,在布庄门口随口夸了一句花色好看的料子,母亲悄悄攒了布票扯回来,本要赶在入冬前给我做一件贴身的新褂子。我摸着那块布头,想起母亲说,等秋天过了,给你做件新衣裳。秋天没过完。衣裳没做成。
白天照常去洋行。痛也得去,账也得算,报关单也得填。傍晚下班回来,继续管着铺子。爷爷从小教我的管账法子,一句一句教我的待客规矩,早就刻进了骨头里。有人来吃面喝酒,吆喝一声,我就停下手里的活,从裁缝铺出来,和看了一辈子酒楼的老帮工一起,烧菜做饭,煮面,上小菜,端酒。面给得足,酒打得满,都是爷爷教的:“静儿,都是老街坊,多给半两不打紧。”
有时我一回头,像还能听见奶奶在灶边掂着炒勺,隔着蒸腾的热气喊我:“静儿,脚下慢些,慢转身。”可如今两间铺子,只剩下我和老帮工了。
做完这些,我一个人又坐在裁缝铺里,听见自己的呼吸。有时对着空气说一句,我回来了。没有人应。我继续说,今天洋行里那个报关单又填错了。停一停。没有人应。我不说了。
弄堂里的话越来越碎,街坊说话时,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看我。地痞来过不止一次。先是喝酒闹事摔碗,再是吃饭赊账赖账,后来更是堵在门口言语轻佻,逼我把两间铺子低价盘出去。好在老帮工抄起擀面杖就挡在我身前,把地痞赶跑。那些日子里,他天不亮就过来把酒楼灶台擦得锃亮,把该备的小菜洗好切好,从不多说什么,只在我下班回来时,递上一杯温好的茶水。茶是热的,两间铺子还是空的。祖业压在那里,他替不了我。
有天下班回来晚了些,巷子里的灯已经亮了大半。裁缝铺的门虚掩着,一条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铺在青石板上。
推门进去,老帮工站在柜台前面,肩上挎着个旧布包袱,一只手抓着包袱带。这三年里,每天傍晚推开铺子的门,他都在。有时候在灶台边切菜,有时候弯着腰扫地,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站在柜台后面。可今天,他挎着包袱。
他听见门响,转过身来,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我这才看见母亲那把剪刀本来搁在柜台抽屉里,被他拿出来,用油纸重新包了一遍。他包得比我仔细。包剪刀的油纸上连一道多余的折痕都没有。
“小姐。”他叫了我一声,嗓子哑着。“都归置好了。灶台擦过了。碗柜里的碗拿滚水烫了一遍。米缸里还有米,够吃一阵子。”
他停了停,手指捏着包袱带。
“我……回乡下了。”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手帕包。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他把手帕包放在柜台上,银元磕在木头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这些是你前些日子给我的养老钱,都在这里了。我乡下还有个侄子,再做点零碎活也能凑合着过。小姐一个人守着两间铺子,这钱我不能要。”
他的手指在手帕边沿停了一下,然后收回去,贴着裤缝。手帕没有拆开过。
我想起这钱是我请了假,去银行提的养老钱。我想了很久,算他在吴家做了几十年,算他没有儿女在跟前,算他住在巷尾那间最便宜的亭子间里,算他腿不好,走远路得拄根棍子,算他回到乡下也舍不得雇人。省着花,够他体体面面把这辈子过完。
我看着那个手帕包,没有伸手。从前父亲在的时候,每个月发月钱那天,他也是这样。把钱接过去,看都不看就往怀里揣。有时候酒楼生意忙,父亲忘了发,他也不问,第二天照常天不亮就来开门。有一回腊月里,他连着好几天没回去,住在酒楼后间守夜。他老伴那年冬天走的,家里没人了。他没有告诉我父亲,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还是每天天不亮来开门,站在灶台边切葱丝,备酒菜,每一根切得一般粗细。
现在这个给吴家守了几十年灶台的人,站在我面前,肩上挎着个旧包袱,把那包银元放在柜台上,说他不能要。
我把手包带子捏住,皮面陷下去。我想说点什么。说你留着买块好料子做身衣裳,说你腿不好请个人帮衬着,说谢谢你这些年守着酒楼比守着自家灶台还上心。可说出口的却是一句硬邦邦的话:“拿着。路上用。”
他没接。手还贴着裤缝。
我又把手往前递了递,硬塞进他手里。他的手背粗,全是裂口。有几道是新裂的,还泛着红。他低头看着掌心里那包银元,手指收拢,指节绷起来。然后他把银元收进怀里,手在衣襟上停了一下。
我以为他这回收下了。
桌上还搁着我给他倒的那杯茶。他不肯坐下来喝,始终站在那儿,一只手抓着包袱带,另一只手贴着裤缝。他又弯下腰去。他的脊背本来就弯,在灶台边站了几十年,天天低着头切菜、烧火、擦锅台,早就直不起来了。可这一躬,比任何时候都深,深到我只能看见他肩上的旧布包袱。
他弯了很久。最后直起腰,又从怀里把钱拿了出来,放在柜台上。他把手帕包搁在茶碗旁边,没有看我。
转过身去。布鞋底擦过青砖地,一步,又一步。门板合上,咔哒一声。
我把那包银元从桌上拿起来。手帕是母亲的,角上那朵兰花绣得歪歪扭扭。我七八岁时学着拿针,母亲教我绣的第一朵花。手帕边角磨得起毛,但没有一处脱线,洗得干干净净。
我也才看到柜台上还放着两把黄铜钥匙。三年前我把两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说:“小姐放心,我每天来开门,比你起得早。”从那天起,钥匙就一直挂在他裤腰上,用一根红绳系着。红绳磨断了两次,他打了两个结。现在钥匙搁在柜台上,红绳叠得整整齐齐压在那儿。
我拿起那把钥匙。铜面上还有他掌心的温度,热热的,像他每天递过来的那杯茶。
三年前父母走的那天夜里,左边是父亲,右边是母亲。我没有哭,因为哭也没用。今天他也走了,和那天一样。我拿着钥匙站了一会儿,手抖得厉害,钥匙磕在柜台边,响了一下。
三年前我把药瓶拧开,托起父亲的后颈,药液顺着他嘴角淌下来,他咽不下去了。今天我把银元塞进他手里,他又还给了我。药瓶留不住父亲,留不住母亲。银元也留不住他。
我把能留的人都留了,一个都没留住。
他在这里替吴家守了一辈子。守到灶台冷了,守到一碗茶凉透了都没来得及喝。
眼泪落下来,落在手背上,也落在那把铜钥匙上。我蹲到柜台下面,背抵着木板,膝盖顶着胸口。铺子里没有人,我哭出了声。
第二天,我照常去洋行上班。管事的说昨天那批报关单做得不错。我垂着眼说谢谢,又很快翻开了第二张单子。
那三年里我养成了一些自己都没察觉的习惯。进门先扫一眼墙角有没有新冒的霉斑,杯碗用之前定要用滚水烫三遍,晾衣裳绝不留到隔夜,下雨天门窗关死,弄堂里的积水总要绕着走。每次起身拿东西,目光总会下意识往床头柜最里面瞥一眼。那瓶棕色的奎宁,三年来,我再也没拧开过。
这不是毛病。
脏连着死。潮湿连着疟疾。混乱连着那三年。
我只是从那三年里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