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是粥,配一碟咸菜。粥是糙米粥,米粒很少,水很多,稀得能照见人影。林知夏端起碗的时候,看见自己在粥里的倒影,扭曲变形得像一幅抽象画。她喝了一口,米汤顺着喉咙滑下去,温热、寡淡、几乎没有任何味道,但她的胃却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几乎可以说是感激的呻吟。
咸菜是萝卜条,腌得又咸又辣,嚼起来嘎吱嘎吱响。林知夏夹了一根放进嘴里,被辣得吸了一口气,眼泪又要出来,但这次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被芥末呛到之后的、生理性的、甚至有点好笑的泪水。
秀英看着她的样子,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这回比上次幅度大了一些,大约可以算是一个笑了。
她们面对面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桌上一盏煤油灯,火光在穿堂风里微微摇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在墙上跳来跳去,像两个不安分的幽灵。
“你真名叫什么?”秀英问。
“林知夏。”
“知夏……夏天的夏?”
“嗯。”
秀英点了点头,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像在品尝一颗没吃过的糖。“好听。有文化的人起的。”
“我妈起的。”
“你妈是做什么的?”
林知夏张了张嘴,差点说出“我妈是小学老师”,但猛地刹住了。小学老师,这个职业在现代社会再普通不过,但在1937年的中国农村,一个识字的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需要被解释的存在。她不能说。
“我妈……不在了。”她说。这不算撒谎,妈妈确实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在她所在的那个世界,不在这个时空。她用了这种模糊的表达,让自己良心好过一点。
秀英“哦”了一声,没再追问。死人在这个年月太常见了,常见到像路边的石头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或者好几个,讲出来能讲三天三夜,但没人会讲,因为没人想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倒出来能淹死一村子人,但没人会倒,因为倒了也没用。
“你呢,秀英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秀英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那个停顿非常短暂,短到如果林知夏不是正好在看她,根本不会注意到。
“两个儿子,”秀英说,“大的在铁器铺当学徒,晚上不回来住。小的小,在外面玩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就你们三个人?”
“嗯。”
秀英没有提她的丈夫。那个被房梁砸中脑袋的男人,像一粒沙子,被风吹进了时间的缝隙里,再也找不到了。她不提他,不是因为忘了他,而是因为提了又怎样呢?提了他也不会从灶膛里走出来,不会坐到这张八仙桌前,不会端起这碗粥喝一口。提了,只会让这碗粥变得更稀,让这个夜晚变得更长。
林知夏感觉到了那种沉默的重量,不敢再问了。
她低头喝粥,煤油灯的光在粥面上晃动,像一个微型的、橘色的太阳。她的手机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网络没有了,微信里那些永远回不完的消息没有了,小红书上那些永远刷不完的帖子没有了,电商APP里那些永远在推送的“限时折扣”没有了。她只剩下这碗粥,这盏灯,这个沉默的女人,和这个充满火药味和泥土腥气的夜晚。
她突然想到一个让她脊背发凉的问题。
“秀英姐,”她放下碗,犹豫了一下,“今年是哪一年?”
秀英抬起头看着她,这回是结结实实地、毫不掩饰地看着她。那种目光像是在看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但又不完全是,因为秀英的眼睛里没有嫌弃,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的困惑。
“民国二十六年,”秀英一字一顿地说,说得极慢,像是在对一个听不懂中文的外国人说话,“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吧?”
民国二十六年。林知夏在心里换算了一下——1912年是民国元年,民国二十六年就是1912加26再减1——1937年。
1937年。
她知道自己来到了1937年,系统告诉过她。但知道是一回事,从秀英嘴里听到这个年份,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所有的假设、所有的“可能”、所有的“也许”,在这一刻都变成了板上钉钉的现实。她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她真的在一场全面战争爆发前夕的中国。她真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战火吞没的、连完整名字都不一定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微不足道的小县城里,和一个姓王的、名字叫秀英的、丈夫死了的女人,面对面喝着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
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那些她曾经在历史考卷上奋笔疾书的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那些她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然后考完试就忘得干干净净的年份和地名,此刻正排着队,从历史的暗影里走出来,披着血肉模糊的外衣,一步一步地向她逼近。
她的手开始发抖,碗里的粥晃动起来,溅了一点在桌面上。
秀英看着她的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伸手把她的碗按住,按得稳稳当当的。
“粥要洒了。”秀英说。
就这一句话。没有追问,没有关切,没有任何多余的、消耗能量的、在这个年月里太过奢侈的情感表达。她的意思是:不管你在想什么,不管你在怕什么,先把这碗粥喝完。粥是珍贵的,是不能洒的,是明天的力气,是活下去的本钱。
林知夏深吸了一口气,端起碗,把粥喝完了。一滴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