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上卷：诱敌深入
一、错觉
1950年11月7日，麦克阿瑟坐在东京第一大厦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来自朝鲜战场的综合情报报告。这位刚刚度过七十岁生日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依然是那副标志性的派头：墨镜、玉米芯烟斗、褪色的军便帽。他的姿态松弛，甚至有些慵懒。对他来说，朝鲜战争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将军。”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文件，“确有一些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但规模有限，估计不超过三到四万人，主要是象征性的防御力量。他们可能已经撤回了大部分部队。”
麦克阿瑟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来，用拇指压了压烟丝。
“中国人的空军在哪里？”他问。不需要回答。志愿军没有空军掩护，这在麦克阿瑟看来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他们不敢打，也打不赢。”他把烟斗重新塞进嘴里，“我们已经粉碎了他们。我们要继续前进。”
11月8日，麦克阿瑟向“联合国军”下达了全线北进的命令。这份命令充满了他惯有的华丽辞藻：“……打垮北朝鲜的残余武装力量，占领全朝鲜，尔后在鸭绿江边结束战争。”
结束战争——他预计的时间是圣诞节前。他告诉随军记者，要让孩子们回家过节。那个冬天，东京的报纸上印满了“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标题，美军的官兵们在谈论着回国后的假期安排，没有人觉得自己还会在朝鲜的土地上多待一天。他们不知道，在朝鲜北部那些被大雪覆盖的山岭间，二十多万中国士兵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他们。
这一切，都正中彭德怀的下怀。
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是东西两路并进。西线：美第8集团军辖美第1军、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沿铁路线向鸭绿江推进。东线：美第10军辖美陆战第1师、第7师和南朝鲜第1军团，向图们江边境推进。两路之间隔着一条长达近百公里的狼林山脉，仅有一条简易公路相连。
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就开始精心策划第二次战役。他在第一阶段只投入了四个军，迷惑了敌军，使其低估了志愿军的兵力。
利用麦克阿瑟急于求胜的心理，彭德怀将计就计，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这使他得以从容调整部署，将后续渡江的第九兵团三个军秘密部署在东线，准备围歼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陆战1师。
彭德怀把指挥所设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的一个废弃矿洞里。
1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毛岸英随参谋人员从北京来到大榆洞。他是彭德怀的翻译兼俄语秘书，穿着臃肿的苏式棉大衣，领口紧系，帽子压得很低。从北京带来的那架美式军用吉普刚在洞口熄火，寒气就把他包裹住了。这里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二十多度。
这就是朝鲜。朝鲜的冬天，不是人待的地方。
11月15日，志愿军总部召开作战会议。与会的将领围坐在一张长条桌旁，桌前的地图已被红蓝铅笔划得面目全非。第38军军长梁兴初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第一次战役中，他们打迟了。这一次，他憋着一股劲。彭德怀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进在场所有人的骨头里。
“麦克阿瑟还想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我们帮他一把，把他引进来。不是让他进来就完了，是让他进得来，出不去。”
他又问了梁兴初一嘴：“梁兴初，你这次怎么打？”
梁兴初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整个山洞都在嗡嗡地震：“德川，交给我们三十八军。”
二、关门
11月25日黄昏，德川。
第38军三个师分从两翼张开，向德川的南朝鲜军第7师发起钳形攻势。
德川的位置至关重要。它是西线敌军东西两翼的支点，一旦失守，美第8集团军的整个右翼就将暴露无遗。夜色中，德川城外的公路两侧不时响起零星的枪声，那是南朝鲜军的哨兵在向黑暗里射击，给自己壮胆。但他们不知道，黑暗中已经涌入了洪流。
113师师长江潮接到命令后，率领全师轻装疾进，沿着山间小路迂回到德川以南的遮日峰、龙德里地区。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疾行，有些地段根本没有路，战士们手脚并用地攀爬，身上的装备磕碰着岩石，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11月26日拂晓，113师抵达预定位置，截断了南朝鲜军第7师的南逃退路。与此同时，第112师、第114师从正面发起猛攻。
南朝鲜军第7师的覆灭极其迅速。从发起攻击到战斗结束，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伪第7师被全歼，美第8集团军的右翼门户洞开。
消息传到东京，麦克阿瑟的反应是“震惊”。他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出了大错——中国人不是在“象征性地出兵”，而是投入了大规模的主力部队。那多如牛毛般从山沟里涌出来的部队，根本不是金日成打散后重新聚合的游击队，而是成建制的志愿军精锐。
他急速调整部署：命令美第8集团军全线收缩，在清川江以南重新组织防线。但彭德怀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
三、暴走
11月27日，黄昏，三所里。
113师师长江潮接到的命令是：向三所里穿插，切断美第9军的退路。
三所里是价川至顺川公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却是美军第9军南撤和北上增援的必经之路。它的位置在地图上毫不起眼，但在战场上足以决定胜负。
从驻地到三所里，直线距离七十二点五公里。按正常行军速度，至少需要两天。而留给113师的时间，只有一夜加一个上午。江潮在地图前盯了很长时间，然后下达了一道近乎疯狂的命令：全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和三天干粮，其余辎重一律丢弃。部队成纵队跑步前进，每公里必须在十二分钟内完成。
28日凌晨2时许，113师抵达大同江边。江面尚未完全封冻，冰凌漂浮在黑色的水面上，空气冷得像一把刀子。
“过江！”师长下令。先头连的战士们率先蹚进江水。冰水漫到大腿根，扎进骨头缝里。有人嘴唇冻得发紫，有人牙齿咯咯作响，但队列没有乱。登上对岸后，棉裤已经结冰，走起路来发出“咔咔”的声响，像一群铁甲兵在移动。
凌晨5时，113师到达三所里。距离目标还有不到十公里。天色渐明，这是行军中最危险的时刻——美军的侦察机即将升空。
果然，天刚蒙蒙亮，两架美军的侦察机出现在113师上空。
“防空！隐蔽！”口令在队伍中传递，战士们迅速散开，钻进了路边的灌木丛和岩石缝里。但江潮在心里迅速计算了一下：距离三所里还有将近十公里，如果隐蔽防空，至少要耽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足以让美军在三所里完成布防。
“不许停。”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全师，去掉伪装，成行军纵队继续前进。”
“师长，飞机！”
“飞机就飞机。”江潮把自己的棉帽摘下来，拿在手里朝飞机挥了挥。翻译朝鲜语的话他听不太懂，做这个动作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但他赌了。
飞机在他们头顶盘旋了一圈，然后朝南飞走了，没有投弹，没有扫射。
他们被误认为是南朝鲜的部队。
11月28日早晨8时许，113师先头团第338团率先到达三所里。从出发到抵达，用时十四小时，平均每小时五公里。他们的双脚已经没有了知觉。
他们奔跑完了，敌人还没到。但子弹已经上膛。工事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冻土上，每一镐下去只能凿出一个白点，但没有人停下来。他们要把自己钉在这片冻土上，不惜一切代价，钉到主力部队合围为止。
14时，美骑兵第1师第5团从顺川方向北援，抵达三所里以南。与此同时，从价川方向南撤的美军第9军部队也到达了三所里以北。南北两路美军相距不到两公里，南北两边的炮声彼此呼应，但他们就是打不通。
113师的阵地上，火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子弹越打越少，手榴弹越扔越光，伤亡越来越大。许多阵地上的人已经打光了，炊事员、通讯员、司号员都端起了枪。卫生员在包扎伤员的时候，听到“敌人上来了”，扔下绷带，拿起牺牲战友的步枪，跪着打。耳朵被震聋了，听不见号声，就看别人的动作——别人开枪他也开枪，别人投弹他也投弹。
11月28日夜里，龙源里。一部美军突破了113师在三所里的防线，从公路绕行。这一夜，师长江潮几乎没合眼。他守在电台旁，收听着前线各团的战况。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咬紧的牙关、紧锁的眉头、一动不动在地图上比划了数小时的手指——那是他在跟自己较劲，跟那个“打不赢”的可能性较劲。
29日凌晨2时，338团3连的阵地报告：全连只剩十几个人了，子弹全部打光。连长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阵地就在。”不知道他是用报话机还是用电话说的这句话，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身边还有几个战友在听。总之，三所里的枪声没有断过。
四、死战
西线的战役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在东线，另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上，海拔超过一千米。11月底，这里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三十度以下，是朝鲜半岛最冷的地方。美军陆战第1师在这里遇到了志愿军第9兵团的阻击。
第9兵团是华东野战军的精锐，下辖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共约十二万人。他们原定在东北换装冬装后再入朝，但因战局紧急，来不及换装就匆匆登车北上。很多战士还穿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
11月初，第9兵团进入朝鲜后，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向长津湖地区隐蔽开进。为避开美军飞机的侦察，部队只能夜间行军，白天在雪地里隐蔽。
官兵们把毛巾、被单撕成条，缠在手脚上防冻。有的战士冻伤了脚，鞋脱不下来，用刺刀划开鞋面，脚已经肿得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卫生员把伤员抬到简易包扎所，手一碰，伤员的耳朵就掉了。
11月27日夜，第9兵团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发起分割围歼。
第27军79师在柳潭里与陆战1师主力展开激战。美军依托坦克和炮兵构成环形防御，志愿军缺乏重武器，只能靠步兵冲击美军的防线。一个营打光了，另一个营顶上去；一个连打没了，另一个连接着冲。战场上，到处都是志愿军战士的遗体。有的倒在冲锋的路上，有的趴在雪地里，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他们是在进攻中牺牲的，不是在撤退时倒下的。
最令人痛心的是，在战斗中出现了三个“冰雕连”。
11月30日，第27军80师242团2营5连奉命在黄草岭1081高地阻击南逃的美军。他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坚守了一天一夜。当美军发起攻击时，这个连队没有开枪。不是因为不想打，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冻成了“冰雕”。全连一百多名官兵，全部冻死在阵地上。他们趴在冰雪里，枪口朝着敌人来的方向，手指扣在扳机上。有一个战士趴在雪地里，手里还攥着一颗手榴弹，拉火环套在小指上。
12月1日，第20军59师177团2营6连在死鹰岭阵地阻击美军。同样是零下三十多度的极寒，全连一百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直至冻死。据后来打扫战场的同志回忆，6连的战士们呈战斗队形散开，每个人都保持着战斗姿态。机枪手趴在一块岩石后面，枪口对着公路。机枪的枪管上结满了霜，但他的手还握着枪托。炊事班的战士背着行军锅，锅里的饭菜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他倒在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手里还攥着一个馒头。
第20军58师172团3连在水门桥阵地阻击美军。美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水门桥反复轰炸，阵地在激战中几度易手。3连的官兵们打完子弹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光了拼刺刀。最后全连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只剩下寥寥几名伤员。但他们守住了阵地，让陆战1师在水门桥前寸步难行。
“冰雕连”三个字不是任何一个上级机关授予的荣誉称号，而是战士们用生命书写的悲壮的战争注脚。它来自于一场没有打赢的仗，来自于一支没能等到胜利的部队。它的身后，是无数没有墓碑的年轻生命。
战后，有人在一位冻死的战士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反复练习过很多遍的：“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冰雕连不是一组数字，不是一个番号。他们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们有名字，有家乡，有父母，有等着他们回去的姑娘。但他们把一切都留在了长津湖，连那唯一的一丝体温都没带走。
五、溃败
12月1日，西线。“联合国军”开始全线溃退。
彭德怀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志愿军各部队沿公路向南猛烈追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公路上，美军的坦克、卡车、吉普车、拖曳式火炮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往南跑。志愿军从两翼迂回穿插，不停地截击敌人的尾部。
第38军第114师在凤鸣里截住了美第9军的一支车队，激战数小时，毙伤俘敌数百人，缴获了大量车辆和物资。第39军在宁边以南追上了美第25师一部，将其击溃。第40军在球场以北围歼了美第2师一个团。
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退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12月6日，中朝军队收复平壤。
东线，陆战1师从长津湖地区狼狈南逃。他们沿着被炸毁的简易公路，在志愿军的追击下，一路向兴南港撤退。道路两侧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志愿军的阻击阵地。美军的飞机不停地轰炸扫射，为地面部队开路。
12月9日，陆战1师撤退到水门桥。这是一座架在万丈深渊上的悬索桥，是陆战1师南逃的最后一道关隘。第20军曾经三次炸毁水门桥，但美军工兵每次都迅速修复。最后一次，志愿军工兵将桥基也炸毁了，但美国空军从日本空运了八套重达一点一吨的桥梁组件，用巨型降落伞空投到战场。美军工兵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架设了一座新桥。
12月24日，平安夜前夕，陆战1师残部从兴南港登船撤退。东线“联合国军”全部撤离朝鲜。第二次战役至此结束。
这一战役，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炮一千余门、汽车三千余辆、坦克与装甲车二百余辆。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纽约时报的记者描述当时的美国舆论氛围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美国国会进入了紧急状态，总统宣布全国进入戒备期。
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沦为了一个国际笑话。不，不是笑话，是耻辱。
1950年12月24日，当美国军人坐着军舰从兴南港撤退的时候，他们的很多战友已经永远地留在了长津湖畔的冰天雪地里。他们曾经跟那些战友说过：“打完仗就回家。”但现在，他们自己回家了，而战友们回不来了。
美军陆战1师的作战日志最后用这样一行字结束了长津湖战役的记录：“陆战1师，且战且退，已从兴南登船。全师战斗减员七千余人，冻伤减员七千余人。”
伤亡人数，几乎等于全师的一半。他们曾经是太平洋战场上的雄狮，但他们在长津湖领教了什么是不死不休的寒冬。那一仗不是他们赢的，也不是他们输的——那是一支轻步兵在冰天雪地里用血肉之躯，对机械化部队打成的平局，或者说，是神也打不赢的平局。
在太平洋战争中，陆战1师的阵亡率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长津湖战役，他们差点在这里划上句号。不是因为他们被打败了，是因为他们被冻怕了。从长津湖撤出来的官兵，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普遍患上了严重的冻伤后遗症。
终章：代价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以伤亡三万余人、冻伤五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但胜利的代价，不仅是数字能够承载的。长津湖的冰雪冻住的，不只是一具具年轻的躯体，还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支最贫穷、最落后、装备最差、但意志力最强的军队，对战争与和平最朴素的理解方式。
那些“冰雕连”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逃出长津湖。他们静止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身体僵硬，表情安详。有一个战士趴在雪地里，头朝着敌人的方向，眼睛还睁着。他的嘴唇已经冻裂了，嘴角有一道凝固的血痕。他的右手握着步枪，左手的手套不见了，手指冻得发黑。在他的胸口，贴身衣袋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照片已经被体温捂得发黄了，但姑娘的笑容还清晰可见。
没有人知道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这支部队里，还有多少个像他一样的战士，把家乡的温度贴在胸口，用那一丝温度对抗着零下三十度的异国风雪。在长津湖战役中，有一个连队，一百二十九名官兵，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坚守阵地，最后全部冻死。不是战死，是冻死。
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友们从一位战士身上找到了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书。信纸被冻得硬邦邦的，字迹被冰霜覆盖，但还能辨认出来。信上写着：
“父母大人安康。儿在朝鲜一切都好，请勿挂念。这里的天气虽然很冷，但我们一定能打胜仗。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儿就回来孝敬二老。”
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一行字的最后一个笔画上。
冰雕连，就是这样的连队。他们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上那块最硬的骨头，敲一下，铿然作响。
1950年12月26日，彭德怀在大榆洞指挥所里坐了很久。面前的桌上摊着第二次战役的战报和伤亡统计表。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一笔一笔地记录着这支军队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他抽着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警卫员进来送水，烟灰缸满了，他默默地换了一个新的，把旧的端出去倒掉。一缸烟灰，就是一个团的命。几十个缸，就是几十个团的命。
他的眼睛是红的。
“有烟吗？”他问警卫员。警卫员把烟递给他，他接过去，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腔里喷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缓缓上升，然后消散在矿洞的阴影里。
“打完这仗，我带他们回家。”
没有人接话。洞外，风还在刮，雪还在下。朝鲜的冬天，似乎永远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