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
上卷：越过三八线
一、追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兴南港。
暮色从盖马高原上倾泻下来，把海面染成一片铅灰。美军陆战一师的最后一批士兵登上了运输舰，汽笛长鸣，船队缓缓驶离码头，向东南方向的日本海驶去。港口码头上遗落着成堆的物资来不及装船——弹药箱、野战口粮、吉普车、甚至还有几门完好的105毫米榴弹炮，炮口还朝着北方，仿佛它的炮兵在最后一刻还在装填。
长津湖战役结束了。
东线“联合国军”全部撤出朝鲜北部。志愿军第9兵团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终于将美军王牌部队逐出了盖马高原。那些穿着单薄棉衣的南方战士，用冻僵的手指扣动扳机，用冻裂的脚板追击敌人，用冻掉耳朵的脸庞迎接胜利。但胜利的欢呼没有响起，因为太多的战友没能看到这一天。
西线，美第8集团军也在全线溃退。从清川江到平壤，从平壤到临津江，二百多公里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重装备和燃烧的车辆。麦克阿瑟精心策划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一场“圣诞节大溃退”。美军士兵们裹着睡袋蜷缩在卡车车厢里，瑟瑟发抖。有人在问：“中国人是不是追来了？”没有人能回答。卡车在结冰的公路上颠簸，车外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几度。很多人在到达后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脚趾已经冻黑了。
平壤。十二月六日，中朝军队收复了沦陷四十九天的朝鲜首都。金日成回到了他曾经的办公室，桌上一份美军留下的作战地图还没来得及带走。地图上，蓝色的箭头从仁川一路北上，直指鸭绿江。但在更北的地方，那些蓝色的箭头被红色的线条切断了，像一把刀拦腰斩断了另一把刀。
彭德怀没有进城。他的指挥所设在平壤以东的一个小村子里，三间民房，四面透风。他的身体不太好，胃病犯了，吃饭只能喝粥。他的眼睛盯着地图，眉头锁得很紧。
“彭总，部队伤亡太大，该休整了。”作战处长丁甘如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伤亡统计表。表上的数字让彭德怀几天没睡好觉。入朝两个多月，志愿军已经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第9兵团的冻伤人数超过了两万，有的连队成建制的减员。装备的损耗也极其严重，炮弹、手榴弹都快要见底了。
彭德怀的铅笔在地图上的三八线附近停住了。
南边，敌军在临津江以南构筑了防线，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反扑。北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被美军的空中绞杀拉长到了极限。汽车不够，粮食不够，弹药不够，冬装不够。什么都缺。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在敌人站稳脚跟之前打过去，还是等弹药粮食到位之后再打？彭德怀抽着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布鞋踩在泥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脑子里转着无数个念头，每一个都沉甸甸的。
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的电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简短有力：“目前任务是越过三八线。”
越过三八线。这不是一条军事分界线，这是一条政治分界线。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两国划定的临时分界线，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起点。谁越过这条线，谁就要承担战争的最终政治后果。但现在，决策已经做出。
彭德怀在地图上画了一条从西到东的弧线。从开城到汉城，从汉城到原州，从原州到江陵。他的计划是：集中兵力，全线突破，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二、临津江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临津江北岸。
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除夕夜。对于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士兵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战斗之夜。没有饺子，没有鞭炮，没有家。有的只是冰冷的步枪、冻硬的干粮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临津江是汉江的支流，在“三八线”附近由东向西流淌。江面宽约一百五十米，水深约一米。隆冬季节，江水没有完全封冻，但流速减缓，江面上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南岸是敌军构筑的防御阵地，铁丝网、雷场、暗堡、堑壕，层层叠叠。
第39军116师是主攻部队之一。他们的任务是突破临津江防线，然后向汉城方向进攻。师长汪洋在这之前带着各团团长反复看了三次地形。他们化装成朝鲜老百姓，在江边的村子里转悠。北岸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遮蔽物，如果白天渡江，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只有夜里，靠着夜色的掩护，才有可能摸过去。
汪洋选择了一段江面作为突破口。江对岸是一片芦苇荡，可以隐蔽登陆部队。芦苇荡后面是一道陡坡，翻过陡坡就是敌人的主阵地。他把全师的轻重火炮全部集中起来，在突破地段上形成了局部炮火优势。每门炮的射击诸元都精确计算过，每一发炮弹的任务都明确到了目标。
除夕夜二十一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夜空。
炮击开始了。数百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弹呼啸着掠过江面，在南岸的敌军阵地上炸开。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大地的震动透过脚底板传到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志愿军官兵们趴在冰冷的江滩上，等待着冲锋的命令。
二十分钟的炮火准备。在最后五分钟，炮兵实施了延伸射击，炮弹越过前沿阵地，向敌军的纵深倾泻而去。步兵突击队趁势冲进了江水中。
江水冰冷刺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江水溅在棉裤上就结冰。战士们蹚着齐腰深的水向对岸冲去，有的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冲；有的人中弹了，倒在水里，身后的战友绕过去继续冲。冰冷的江水灌进鞋里，灌进裤腿里，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347团7连战士张财书在渡江时，棉裤被江水浸透了，结了一层冰壳，走起路来嘎吱作响。他冲上南岸时，左腿被弹片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他没有停下来包扎，端着枪继续往前冲。他说：“冲过去就止血了。”
5分钟后，先头部队登上了南岸。突击队按预定方案，从芦苇荡中穿过，直扑敌人的主阵地。手榴弹在暗堡里爆炸，爆裂的碎片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橙色的弧线。战士们用炸药包炸开铁丝网，用爆破筒摧毁敌军的火力点。有的战士把爆破筒塞进暗堡的射击孔，用身体堵住洞口，不让敌人推出来。
348团2连的阵地上，一个叫罗盛教的战士在渡江后看到一名朝鲜老乡在冰水中挣扎，他跳进冰窟窿里把人救了出来。这是他第二次救人了。第一次是在入朝的路上。罗盛教是湖南人，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是文工队的，本来不用上前线。
有人问他：“你怕不怕？”他说：“怕。但怕也得救。”
二〇〇九年，罗盛教牺牲五十多年后，他的雕像立在朝鲜的人民军退伍军人疗养院门口。雕像底下刻着一行朝文：“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突破临津江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志愿军全线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向南推进。敌军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第39军116师经连续突击，于1951年1月1日拂晓突入敌防御纵深约十公里，前卫部队已逼近汉城北郊。到1月2日，敌军开始向汉江以南大规模撤退。汉城以北已无成建制的防御力量。
三、汉城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汉城。
汉城北部，一群来自中国东北的军人站在街头，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商铺门窗紧闭，电线杆上还挂着南朝鲜太极旗，被冬日的风吹得猎猎作响。几个老百姓躲在窗后面往外张望，眼睛里满是惊恐和好奇——他们不知道这些穿棉袄、扛步枪的东方军人是谁。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南朝鲜人。那是中国人。
第39军116师的部队于当天上午进入汉城。他们从北门入城，沿主干道向南推进。在市中心，他们与从另一个方向突入的第40军一部会合。两支部队的士兵在十字路口相遇时，互相拍着肩膀，咧嘴笑了。这是汉城，是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他们在课本上读过，却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走进来。
第50军149师也进入了汉城。他们从西边入城，沿汉江岸向南推进。汉江大桥已经被炸断了，桥梁的残骸沉在江水里，桥墩上还残留着美军撤离时炸桥留下的焦痕。江水很急，在冬日的光线下泛着暗绿色的光。
彭德怀的电报到了：“相机占领汉城。”相机——抓住时机，不要强攻。但在1月4日那天，汉城已经没有守军了。“联合国军”在志愿军的持续压迫下，主动放弃了汉城，向南撤退。他们走得很匆忙，连指挥部里的地图都没来得及带走。地上散落着文件、照片、私人物品，还有半瓶喝剩下的威士忌。
这不是志愿军第一次占领外国首都，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现代战争中占领一个敌对国家的首都。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的灯又亮了一整夜。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抽着烟，听着周恩来念战报。他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他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其中一根还冒着烟，烟灰已经烧了很长一截，他没有去掸。
占领汉城的消息通过广播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人们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北京前门大街上，一群大学生举着“庆祝我军解放汉城”的横幅从东交民巷走过，有人带头唱起了《歌唱祖国》，先是几个人，然后是一群人，然后整条街都在唱。那些歌声穿过胡同，穿过四合院，穿过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北京城，传到很远的地方。
但前线指挥员们没有庆祝。他们知道，占领汉城不等于战争的胜利。
彭德怀给各部队下达了一道紧急命令：停止追击，就地占领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命令来得很突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再往前打了？汉城以南就是汉江，过了汉江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再往前打，就能打到“三七线”了。
彭德怀的担忧是：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太长了。汽车不够，粮食不够，弹药不够。美军的飞机每天都在轰炸运输线，很多物资在半路上就被炸毁了。如果再向前推进，补给线还会更长，困难还会更大。前线的将士还穿着入朝时那身薄棉衣，很多人的鞋底已经磨穿了，脚上缠着破布继续行军。
彭德怀在地图前来回踱步，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不能再追了。”他对身边的参谋说，声音沙哑。他把烟掐灭在地图上的汉江边，“再追，就要出事了。”
但他的担忧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共鸣。前线的将士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占领了汉城，他们打过了“三八线”，他们把美国人赶跑了。他们以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历史不会如人所愿。第三次战役之后，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战役，还有长达两年的阵地对峙。不是几个月，是好几年。
那个“家”，还很远。
四、李奇微
1951年1月，汉江以南。
接替沃克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刚到达朝鲜就面临着全线崩溃的烂摊子。当他走进美军指挥部时，发现墙上挂着一幅麦克阿瑟的照片，旁边钉着一张用旧了的地图，上面画满了退却的箭头。所有迹象都在告诉他：这是一支被打残了的部队。他看到了美军士兵们疲惫的眼神——那不是打完仗想回家的疲惫，而是被不知名的敌人反复击溃、却又始终看不到对方模样的恐惧。
李奇微是美国人，不是神仙。但他有两点跟麦克阿瑟不一样：第一，他比麦克阿瑟年轻，精力更充沛；第二，他比麦克阿瑟更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他穿着他的标志性战斗服，胸前挂着一颗黑色的手雷，每天都飞到前线视察部队。
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志愿军的攻势，最多只能持续七到八天。为什么？因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跟不上。战士们随身携带的干粮和弹药，最多只能支撑一周。一周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续补给。而补给线上，美军的飞机是最大的阻碍。一个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在白天几乎无法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后勤运输。
李奇微把这个规律称为“星期攻势”。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人的攻击像潮水一样汹涌，但潮水总有退去的时候。”他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跟潮水硬碰硬，而是在潮水退去的时候，踩着湿漉漉的沙滩追击。
他下令在“三七线”以南构筑新的防线。他要求工兵炸毁所有通往南方的桥梁，在每一处险要地段埋设地雷，用一切手段阻滞志愿军的进攻速度。他不想再跑了。他要在这里停下来，重整部队，然后反击。
李奇微的指挥风格与麦克阿瑟截然不同。他不是一个坐在东京办公室里运筹帷幄的“统帅”，而是一个在前线跟士兵吃一样干粮、坐同一辆吉普车的“老兵”。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美军官兵配发了防寒帽和防寒手套。这些装备早就应该发了，但前任指挥官们根本没把朝鲜的冬天当回事。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是麦克阿瑟没有的——那就是对志愿军的尊重。麦克阿瑟从头到尾都看不起中国军队，直到他被打翻在地。而李奇微在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一天就对身边人说：“我们的对手，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他们比我们更能吃苦，更能忍耐。我们不能在意志上跟他们比，我们要在火力上压倒他们。”
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冷静，务实，善于总结，不固执己见。
而此刻，在前线指挥所里，彭德怀也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仗，该怎么继续打下去？
他的胃又开始疼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几片药，嚼碎了咽下去，苦得他皱了一下眉。他不喜欢吃药，但他不得不吃。胃病是老毛病了，从长征那时候就落下的。他一直撑着，撑着，撑到仗打完。
他撑着膝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地图上，红色的箭头已经画到了汉江以南。但他心里清楚，那些箭头代表的不是胜利，而是危机。一条超出了供给极限的补给线，暴露在美军轰炸机的机翼之下；一支连续作战两个多月、没有休整过的部队，士兵的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一个正在收缩兵力、重组防线的对手，正在耐心等待反击的时刻。
战争的天平，正在缓慢地倾斜。
他把烟掐灭在地图上的水原——距离汉城以南约四十公里。那是李奇微构筑的新防线。
“传令各军，”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停止追击，就地转入防御。”
第三次战役就此结束。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解放汉城，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共歼敌一万九千余人。从军事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战役突破。
但彭德怀没有笑容。
他在汉城以北的一个小村庄里设立了前进指挥所，一待就是二十多天。每天都有新的情报送来。李奇微在南方集结兵力，美军的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补给线被切断了又修，修好了又被炸断。他的胃疼越来越厉害，有时候疼得直不起腰来。他咬着牙，撑着。
他知道，这支军队已经快跑不动了。他们从入朝到现在，没有一天真正的休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行军，在冰雪覆盖的山岭间作战，在缺乏粮食弹药的情况下追击。很多人冻伤了，很多人饿瘦了，很多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们不是铁打的，他们是血肉之躯。
但敌人不会给他们休息的时间。李奇微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时机就选在志愿军“礼拜攻势”的极限点——当他们的弹药耗尽、粮草断绝、体力透支的时候。
战争的第二阶段，即将拉开帷幕。
彭德怀站在地图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的眼睛盯着南方，那里是敌人的方向，也是未知的方向。
窗外的风呜呜地吹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远方呜咽。
下卷：拉锯
五、仁川
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彭德怀就开始部署第四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李奇微不会像麦克阿瑟那样坐以待毙，他一定会反击。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发起了“霹雳行动”。这是“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攻。美第1军、第9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在强大炮火和航空兵支援下，向志愿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主攻方向是汉城，助攻方向是原州、横城一线。
李奇微的战术很明确：用强大火力消耗志愿军的防御力量，用优势兵力楔入志愿军的防线，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他不想再像麦克阿瑟那样兵分两路、东西并进了，他要集中兵力，选择一个方向，突破，再突破。
彭德清判断出了敌人的主攻方向。
“汉城。”他对身边的参谋说。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的汉城，然后向西画了一条弧线，“敌人想从西边迂回，切断汉城守军的退路。”
他决定采取“西顶东反”的方针：西线以少量兵力顶住美军的猛攻，东线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灭突出冒进的敌军。
横城反击战，就这样打响了。
1951年2月11日黄昏，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66军在东线向横城地区的南朝鲜军发起反击。这是第四次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反击作战。
南朝鲜军第8师完全没有防备。他们以为志愿军已经被美军的“霹雳行动”打得抬不起头了，根本没有想到志愿军还有能力在东线发起反击。
凌晨2时，第40军118师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南朝鲜军第8师第10团、第21团的结合部发起突然攻击。师长的命令只有一句话：“打进去，就不要再出来。”指战员们的手电筒在黑暗里晃动，像无数只萤火虫。枪声、炮声、喊杀声，把南朝鲜军从睡梦中惊醒。很多南朝鲜军士兵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出了营房，迎接他们的是志愿军的刺刀。
战斗持续到次日中午。南朝鲜军第8师三个团被击溃，歼敌五千余人。志愿军继续向原州方向发起进攻。在东线的其他方向，志愿军部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横城反击战是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战果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它迟滞了“联合国军”的北进速度，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
但砥平里，成了第四次战役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砥平里是横城以西的一个小村庄，是“联合国军”防线的支撑点。这里驻守着美第2师第23团、法国营等部队约六千人，构筑了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
2月13日夜，志愿军第39军、第40军各一部向砥平里发起攻击。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极为艰难。敌军依托坦克和坦克构建的环形阵地，构成了立体的火网。志愿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炮火不足以摧毁敌军的坚固工事。战士们只能依靠手中的步枪、手榴弹和爆破筒，一寸一寸地向敌人阵地推进。
美军在阵地外围布设了大量的照明地雷，志愿军一靠近，地雷就爆炸，照明弹把整个战场照得像白天一样。美军的重机枪和坦克炮从暗堡里向外射击，子弹如泼水一般。
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冲上去，一批一批地倒下来。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光了，用刺刀；刺刀拼弯了，用枪托；枪托砸断了，用石头。有人冒着密集的火力匍匐前进到敌军的坦克底下，把炸药包塞进履带里；有人爬上坦克，拉开驾驶舱的舱盖，把手榴弹扔进去。
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志愿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仍然无法攻克砥平里。
2月15日，彭德怀下令停止攻击。砥平里没有打下来。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攻坚战失利。
战后总结会上，气氛很沉重。彭德怀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砥平里战斗的报告。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参战部队的番号、战斗经过、伤亡数字。那些数字是冷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都连着一条年轻的生命。
“我们重武器太少。”他说，“攻坚能力不够。这个问题，在短时期内解决不了。”
他抬起头，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所以，以后要尽量避免打攻坚战。能用运动战解决的，绝不打阵地战。”
砥平里的失败，让志愿军认识到了自己攻坚火力的不足。但比起战术上的反思，更深的教训是对敌人战斗力的重新评估。美国人不是南朝鲜军，他们有坚固的工事、强大的火力、严密的组织。要用轻步兵去冲击一个由坦克、重炮、自动火器和探照灯构筑的环形防御阵地，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六、汉江
1951年2月，汉江南岸。
这是第四次战役中最惨烈的阻击战。
第38军、第50军在汉江南岸的防御阵地上，阻击美第1军、第9军的主力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守住阵地，为主力在东线反击争取时间。
美军的火力太猛了。飞机、坦克、大炮，把志愿军的阵地炸成了一片焦土。土被翻了一遍又一遍，石头被炸成了齑粉，树木被连根拔起。有的阵地上，一个连打光了，另一个连顶上去；一个排打光了，另一个排接替。每一条山脊、每一座高地都要反复争夺。
第38军112师335团的阵地上，一个叫杨根思的连长带着全连在弹药耗尽后，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他把最后一个炸药包绑在背上，冲向敌群，与四十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打仗的时候，他习惯把袖子卷到手肘以上，露出结实的胳膊。
那是1950年11月29日，第二次战役期间。不是第四次战役。但他的名字值得被记住。
第50军是第四次战役中汉江阻击战的另一支英雄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国民党军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他们在汉江南岸的防御战中，表现极其英勇。
在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的阵地上，第50军的战士们用简陋的武器，顽强阻击美军的猛烈进攻。有些连队在阵地上坚守了八天八夜，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弹药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砸。伤亡极大。
第148师444团的阵地上，一个叫王成的战士在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后，对着报话机喊了一句：“向我开炮！”然后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他不是虚构的电影人物，他是真实的。他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流传了很久。
汉江阻击战持续到3月初。志愿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第38军、第50军减员严重，有些团只剩下不足一半的人。
但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正是在他们坚守阵地的这段时间里，志愿军主力在东线完成了横城反击战，取得了歼敌一万二千余人的战果。
李奇微在回忆录里这样评价志愿军：“他们比任何敌人都坚韧，比任何对手都更能在逆境中坚守。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一个美国将军，用“勇士”称呼他的对手。在战场上，这是最高的敬意。
七、北撤
1951年3月，“联合国军”在第四次战役中发起了全线进攻。东线，美第10军突破志愿军防线，向春川、洪川方向发展进攻。西线，美第1军、第9军渡过汉江，向汉城逼近。
彭德怀下令：放弃汉城，部队北撤。
3月14日，中朝军队主动撤离汉城。这是志愿军第一次主动放弃已经占领的城市。消息传到国内，很多人不理解。刚刚庆祝了解放汉城，怎么又不要了？毛泽东亲自发电报解释：“敌有强大火力，且用兵甚多，我军兵力不足，给养困难，故主动撤退以利再战。”不是打不过，是不能这样打。敌人有绝对的火力优势，硬拼只会增加不必要的伤亡。保存有生力量，寻找战机，才是持久之道。
北撤途中，部队的处境极为艰难。美军的飞机不停地轰炸扫射，公路被炸得坑坑洼洼。粮食补给不上，战士们饿了就啃冻土豆，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很多人穿着单薄的军衣，脚上的鞋已经磨破了底，用破布缠着走路。有人走着走着就栽倒了，不是被子弹击中，是体力耗尽了。
第63军188师一个连队在撤退途中迷失了方向，误入了美军防区。连长带着全连在敌后游击了半个月，打了十几仗，最后带着三十多个伤员突出重围，与主力会合。连长叫傅崇碧，三十一岁。
4月初，中朝军队撤至“三八线”以北。第四次战役至此结束。
这一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四万二千余人的伤亡。
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对峙。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朝鲜中部的山谷里，四周全是光秃秃的山岭。每天都有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缺胳膊断腿的，满脸是血的，昏迷不醒的。野战医院的帐篷里塞满了人，医生护士们连轴转，手术刀不停地切开皮肉，取出弹片，缝合伤口。
彭德怀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看着南方的山峦。那里有敌人的防线。他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参谋说：“告诉后勤，想办法多弄点粮食。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不了仗。”
朝鲜的春天来得晚，四月的山野还是灰蒙蒙的一片。
第五次战役，即将在四月下旬打响。
终章：三八线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了。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志愿军投入了三个兵团共十一个军，加上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总兵力超过七十万人。
彭德怀的战役决心很大：集中优势兵力，从西线突破，直捣敌军纵深，争取成建制地歼灭敌人。
战役初期，志愿军进展顺利。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防线，向议政府方向发起进攻。第3兵团突破“三八线”中段，向春川方向推进。第9兵团在东线发起突击，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
但李奇微已经不再是三个月前的李奇微了。他熟悉了志愿军的战术，摸清了志愿军的弱点。他下令部队在白天依托工事和火力死守，夜间收缩防御，不给志愿军打歼灭战的机会。
5月中旬，志愿军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后勤补给又跟不上来了。炮弹、粮食、药品，什么都缺。很多部队已经断粮了，战士们饿着肚子作战。
彭德怀意识到战机正在失去，下令停止进攻，部队北撤。
然而，就在北撤途中，李奇微抓住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出动了美第1军、第9军、第10军共十四个师，在航空兵和装甲兵的支援下，向志愿军发起全线反扑。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危险的一刻。
志愿军部队在撤退中被敌人分割包围，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有的部队被切断后路，在敌后打游击；有的部队跟上级失去联系，各自为战；有的部队来不及撤退，被压缩在狭小区域里。
第60军180师在撤退途中被美第9军包围。代理政委吴成德带领部队在敌后坚持了四十多天，弹尽粮绝，全师伤亡和被俘达七千余人。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第27军、第12军等部队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减员很大。
面对危局，彭德怀采取了果断措施：命令所有部队就地转入防御，不惜一切代价稳住阵脚。同时，急调第20兵团入朝，增援前线。
鏖战至6月10日，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结束了。
它的结果不像第二次战役那样辉煌，也不像第三次战役那样顺利。这是一场让双方都精疲力竭的消耗战。志愿军以伤亡七万五千余人的代价，歼敌八万二千余人。
战线的最终位置，是“三八线”。
这正是战争开始的地方。打了八个多月，死了几十万人，中国的军队和美国的军队，最终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1951年7月10日，开城来凤庄。
谈判桌上铺着白桌布，上面放着茶杯、烟灰缸和文件夹。双方代表分坐两侧，隔着铺了绒毯的长桌，开始了两年来漫长而曲折的停战谈判。
彭德怀坐在谈判代表团的后面，他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越过谈判桌，越过那些穿西装的翻译、穿军装的参谋、穿中山装的干部，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张巨幅地图上。地图上的战线弯弯曲曲地划过“三八线”，像一条凝固了的河流。
他不是来签字的。他是来坐镇的。他要让对面的美国人知道，这不是谈判，这是停火。停火不是结束，是暂停。暂停之后是打是和，不取决于嘴皮子，取决于前线将士的枪炮、坦克和飞机。
朝鲜战争的最后两年，是边打边谈的两年。双方在阵地上对峙，在谈判桌上扯皮。上甘岭、金城，这些名字将成为这场战争最后的注脚。但它们还在两三年后的时间里，像一枚还没落地的棋子，在时代的棋盘上待着。
“三八线”上的风很大。穿过铁丝网，穿过雷场，穿过堑壕，吹到谈判桌上的白纸黑字上。那些字迹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提醒那些决定战争与和平走向的人：你们在这里签字，但我们的将士还在那里流血。
停战协定，两年后才签。
彭德怀站在谈判大楼的窗前，背对着谈判桌，背对着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他的背影很宽，宽得足以挡住人们投向窗外那片山野的视线。窗外的山野灰蒙蒙的，积雪还没化尽。
他点了一根烟。
烟头的红火在他指间明灭，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