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屿没有在电话里追问老周。
有些问题不适合在电话里问。比如“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那起案子的现场照片里有一个穿高中校服的少年”——这个问题一旦问出口，老周会反问，会追查，会在半个小时内让整个刑侦队都知道程队在翻自己父亲经手的旧案。而程屿还没准备好让这件事浮出水面。他甚至还没准备好让自己完全面对它。
他把卷宗合上，放回档案柜，关上柜门。金属柜门发出沉闷的响声，在空旷的档案室里回荡了一下，然后重新归于安静。
但那张照片留在他脑子里，像一枚摁进皮肤的图钉。照片角落里那个少年的背影，穿着他高中穿了整整三年的校服，站在警戒线外围。如果照片上的人真的是他——那他十年前就已经到过顾长铭案的现场。不是作为警察，不是作为目击证人，而是作为一个碰巧路过的少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进了这片沼泽的边缘。
而当年那起案件，现场勘查由老周负责，案卷审核由另一个更重要的人完成——他的父亲，程伯远。
程屿走出档案室，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楼梯间。他需要透气。或者说，他需要一个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同事来回走动的角落，让他把脑子里那些碎片拼在一起。
楼梯间的窗户半开着，清早的冷风灌进来，带着外面街道上早点摊的油烟味和洒水车经过后残留的潮湿气息。程屿靠在墙上，拿出手机。通讯录滑到那个备注为“父亲”的联系人，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三秒，然后摁了下去。
电话响了四声。每次响铃之间，程屿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稳定而沉闷，像是有人在用拳头抵着他的胸口。第五声刚起，电话被接起来了。
“程屿。”
程伯远的声音一如既往——沉稳，低沉，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笃定。程屿听过这个声音在股东大会上驳斥质疑者，在慈善晚宴上致辞，在书房里给他讲法律和秩序的意义。这个声音从来没有变过。不管是面对儿子还是面对对手，都是一样的语调——稳，慢，把每个字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
“爸，有个事问你。”程屿没有寒暄。他们父子之间从来不需要寒暄。“十年前，你是不是担任过一起刑事案件的警方顾问？”
电话那头有一瞬间的停顿。很短——短到如果程屿不是刑警，如果他不是在审讯室里学会了用呼吸的节奏来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变化，他甚至可能注意不到。
“我担任过警方顾问的案件不少。”程伯远的声音平稳如初，“你说的是哪一起？”
“顾长铭案。第一个受害者的现场。”
这一次，停顿更短了。程伯远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上了这句话，语气里带着一种似乎是被打扰了早餐之后的轻微不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当时在省厅参加一个犯罪心理学的研讨会，当地警方知道我刚好在，就请我去现场看了看。算不上正式的顾问，只是碰巧路过，顺手帮了一点小忙。怎么突然问这个？”
碰巧路过。顺手帮了一点小忙。
程屿握着手机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程氏集团在他的掌舵下，从本地中型企业扩张成了跨省的大型商业体。商人最擅长的就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利润翻倍是“业绩还不错”，商业谈判破局是“谈得还可以”，被警方请去做犯罪现场分析是“顺手帮了一点小忙”。
但程伯远不是普通的商人。程屿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的犯罪心理学专著，其中不少是外文原版。那些书不是摆设，书脊被翻得起了毛边，书页的边角密密麻麻全是批注。父亲在饭桌上提起的案件分析——那些他随口说出的关于“嫌疑人的行为模式”和“现场证据的矛盾点”的推理——足以让一个成年人重新审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不仅懂，他是行家。
“那个案子后来没破。”程屿说，“顾长铭跑了。”
“我知道。”程伯远的语调没有变化，“那是我最早接触的一批恶性案件之一，当时的现场勘查条件不如现在，物证保全也不规范。那个嫌疑人——顾长铭——后来犯下513连环杀人案，在逃至今。对警方来说，这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
遗憾的事。
程屿闭上眼睛。他的父亲用一个价值三个亿的商业并购案的词来形容一起死了四个人的连环杀人案——遗憾。而且是“对警方来说”的遗憾，不是“对我自己来说”的遗憾。
“你还记得当时现场的一些细节吗？”
“时间太久了。”程伯远说，语气里多了一层淡淡的、接近于劝诫的东西，“程屿，你现在接手灭门案，压力大可以理解。但翻旧账不是破案的好方法。十年前勘查条件有限、物证链条断裂的悬案，和今天的案子不太可能有关联。你的精力应该放在现有的证据上，不要被不相干的事情分散注意力。”
他的父亲总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词。“不相干的事情”——不是“过去的事”，不是“还没查清的事”，是“不相干的”。直接定性，不给反驳的空间。
“我只是想确认一些线索。”程屿说。
“线索应该来自证据，不是来自猜测。”程伯远的声音依然平稳，但那层温和的、近似于教诲的语气变得有些厚了，像是在给他的话说上一层看不见的釉，“程屿，你做刑侦队长，我从来没反对过。但你要记住——你是程家的儿子，你的每一个决定，影响的不仅是你自己。做事之前，先想想什么值得深挖，什么不值得。我不希望你为了追一个不可能有结果的方向，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也让家族蒙受不必要的关注。”
说完这段话，他的父亲没有等程屿回答，直接转移了话题。“你妈忌日快到了，花我已经订好了。老规矩，白色蝴蝶兰。你到时候过来吗？”
程屿靠在楼梯间的墙上，冷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吹得他衬衫领子微微翻起。他的手指捏着手机，指节泛白。
“我会去。”
“那就好。”程伯远的声音里重新浮现出那种熟悉的、父亲式的温和，“注意身体，别太拼。案子和人一样，都有它的时机。”
电话挂断了。
程屿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握在手心里，站了很久。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心有一层薄汗，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他在整个通话过程中一直绷着，身体的某个部分正在本能地警觉着什么——尽管他并不想对自己的父亲警觉。
父亲的话，每一句单独拆开看，都没有问题。合在一起更是天衣无缝。碰巧路过，顺手帮忙，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要珍惜眼前的线索不要翻旧账，做决定之前想想家族的利益，妈妈忌日的蝴蝶兰已经订好了——每一句话都准确无误地落在一个父亲应该说、应该关心的位置上。
太准确了。像是有人把所有正确的词放在秤上称好了分量，然后一颗一颗地放上去。
程屿推开楼梯间的门走回办公室，外面的天已经彻底亮了。早晨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照进来，把水泥地照出一条一条的光斑。他在光斑里走了几步，然后停在办公室门口。
办公室里，老周正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沓新打印的资料。电子厂纵火案的库存清单，以及三个月前纵火案的现场复查报告。
“电子厂那批报废的摄像头，数量确实对不上。”老周把资料放在程屿桌上，用笔在一行数字上画了个圈，“库存系统里记录的PTC-210报废数量是三百个，但消防清点废墟时只找到了大约两百套残件。剩下的将近一百个摄像头，在火灾之前就被转移了。电子厂负责人说报废流程走的正规程序，但他的签字盖章日期和实际报废入库日期之间隔了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这批摄像头去了哪里，没有记录。”
程屿接过报告，翻开。电子厂负责人的名字他不认识，但负责报废流程审批的第三方监理公司的名字——他认识。那家公司，是他父亲程伯远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他没有说出口。只是把这个名字记在了脑子里，和其他所有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碎片放在一起。
老周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继续说着：“另外，PTC-210有一个技术特点——它是实时传输的，不是本地存储。摄像头本身不自带存储卡，所有影像数据通过加密信号传输到五百米范围内的接收终端。也就是说，玩具熊肚子里那个摄像头，在工作期间一直在把受害者家的实时影像发给某个接收器。要么有人定期过来下载数据，要么——”
“有人在附近蹲守。”程屿接上他的话。
“对。”老周合上报告，“而且五百米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就在受害者家小区内，或者隔壁小区。”
程屿把报告放在桌上。不是独立案件，不是随机作案。凶手在案发前就对受害者家庭进行了长期的监控，手段专业，反侦察意识强，而且能在电子厂报废流程中做手脚。这和普通的入室抢劫杀人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而这一切的起点——那只被藏在配电箱里的玩具熊，是顾晏在四秒钟的新闻照片里发现的。
程屿揉了揉眉心。
第二天早上，程屿刚到办公室，老周就敲开了他的门。
“局里要开会。”老周的表情不太好看，黑眼圈比昨天更重，显然一宿没怎么睡，“关于顾晏的处理意见。上面的意思是，他的身份太特殊了——连环杀手之子，在传唤期间连续提供了多条只有凶手本人或内部人员才能掌握的信息。蝴蝶的细节、玩具熊的位置、摄像头的型号，每一条都准确得不正常。有人提出，这已经不能用‘分析能力强’来解释了，他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渠道。”
“或者用另一种说法——他可能是共犯。”程屿说。
老周沉默了一秒，然后点了点头。
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人。除了刑侦队的核心成员，还有分管副局长和局里的法律顾问。程屿走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讨论。声音不大，但很密集，像一群人在同时织一张网，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拉线头。
“顾晏的社会关系几乎为零。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社交圈，三年内唯一频繁联系过的是顾长铭案的受害者家属援助律师——他每年都会给那位律师转账一笔钱，不多，大概几千块，但持续了三年。他给自己的解释是‘捐助受害者家属’，但没有家属愿意接受这笔钱。”
“他的手机搜索记录显示，他在过去三个月内搜索过灭门案受害家庭男主人的名字，也搜索过电子厂和PTC-210摄像头。搜索时间都早于案发时间。这不能直接证明什么，但也不是一个好迹象。”
“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他知道得太多了，而且不是事后才知道的，是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前就开始了解相关信息了。就算他不是共犯，他至少也隐瞒了某些关键信息。”
程屿听完所有人的发言，然后站起来。
“顾晏确实知道很多事情。”他说，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所有声音都停了下来，“但他不是共犯。一个共犯不会在审讯室里主动指出玩具熊的位置，不会主动提供摄像头的型号，更不会在三个月前就匿名向警方提交纵火案的可疑分析报告。他的行为模式不是隐瞒信息，是不被信任地持续提供信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会议桌旁每一张脸，然后落回到副局长身上。
“不放人，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他抬起手，把自己的警徽从胸口摘下来，轻轻放在桌上。
金属碰触木质桌面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像一颗钉子被敲进去。
“他来做我的顾问。我负全责。”
老周在他旁边，闭了一下眼睛。整个会议室沉默了三秒。副局长看着桌上那枚警徽，又看着程屿，最终叹了口气。
“程屿，你的警徽不是用来当赌注的。”
“我没有赌。”程屿的声音平稳，“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