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花，是极寻常的。细长的茎，疏疏地擎着几片淡绿的叶，顶上攒着一簇簇米粒大小的花朵，紫白相间，像一群怯生生的、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的乡野丫头。它们不择地势，就在道牙子的缝隙里，在无人留意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却又蓬蓬勃勃地开着。我的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心里蓦地一动，仿佛被什么极柔软的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这倔强的、自在的生机，不正是我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容颜么？
我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这些小花。它们的花瓣薄得像蝉翼，在午后的阳光里透出淡淡的紫色光晕。花心里藏着一小簇金黄的蕊，细得几乎看不见，却有蜜蜂嗡嗡地绕着飞，忙忙碌碌的样子，像是赶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我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其中一朵，那花瓣便微微颤了颤，仿佛害羞似的，又悄悄挺直了腰。路边有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地响过，一个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车里的孩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咿咿呀呀地朝着那丛花挥舞。母亲笑了，俯下身摘了一小朵，放在孩子掌心。那孩子便像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紧紧攥着，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我的思绪，便像一只被风惊起的雀儿，倏地一下，飞回了四十多年前的光景里去。那时，我也是个孩子，脚上蹬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鞋底薄得能清晰地感觉到每一颗碎石的形状。衣裳是哥哥穿剩的，肘弯与膝盖处，总少不了母亲在灯下细细缝补的痕迹，针脚密密的，像一片片蜷曲的苔花。书包里，是翻得起了毛边的课本，纸张粗糙而暗黄，散发着油墨与时光混合的、一种特有的气味。练字用的，是廉价的毛边纸，墨水洇开来，常常模糊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稚嫩描画。
那时的日子，是清瘦的，像冬日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树，筋骨毕现，却也带着一种倔强的期盼。我们便是在那样的土壤里，一株株无人知晓的野花，仰望着头顶那片高远而湛蓝的天空，相信着雨水总会落下，春天终将到来。
谁能想到呢？春风一吹，便是万树花开。
我直起身，重新打量眼前这丛野花。它们开得那么安静，却又那么理直气壮。我突然想起许多年前，在琅琊山脚下，也曾见过这样的花。
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被派去琅琊参加一个乡村教育的调研。琅琊，这名字听起来便带着古意，仿佛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走出来的一般。可那地方，那时的光景，却远没有诗文里那般风雅。我坐了整整一天的绿皮火车，又换乘摇晃的班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那个藏在群山褶皱里的小镇。
镇子很小，一条青石板路从东头走到西头，也不过一袋烟的工夫。路两旁是老旧的木屋，门板上的漆剥落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镇口有一棵极大的槐树，树干粗得要三个孩子才能合抱，树冠荫蔽了大半个场院。树下几个老人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我背着行囊走过，他们便都停下来，用温和而好奇的目光打量我这个外乡人。
我住的地方，是镇小学后面一间腾出来的杂物间。推开门，一股陈年的灰尘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用砖头垫着才勉强站稳。窗子是那种老式的木格窗，糊着发黄的报纸，风一吹，便啪嗒啪嗒地响。可就是在那样的窗台上，我看见了它们——一丛和眼前一模一样的野花，从砖缝里挤出来，细细的茎，小小的花，紫白相间，在穿堂风里轻轻地摇。
学校的李校长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黑瘦的脸，深深的皱纹，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他领我去看教室，一排低矮的平房，墙根处生着青苔，屋顶的瓦片有几处松动，漏下几缕细细的光柱，尘埃在光柱里缓缓地浮沉。孩子们正上着课，十几张破旧的课桌，桌面坑坑洼洼的，像是犁过的田。可坐在那里的孩子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板，眼睛亮晶晶地望着黑板，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心头一热——那是渴望，是对外面的世界、对一种更好生活的、干干净净的渴望。
李校长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条件差了些，可孩子们用功。您看那边——"他指了指墙角，那里竟然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摞课外书，虽然书页已经翻得起了毛边，却保存得极好。"都是外面好心人捐的，孩子们轮流看，看完一本还回来，再借下一本，比爱护自己的眼睛还仔细呢。"
傍晚时分，李校长留我在他家吃饭。他的家就在学校后面，一个小院子，三间瓦房。院子角落里，赫然又是一丛野花，比窗台上那丛还要茂盛，紫白的花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在夕阳里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边。李校长的妻子从灶间端出饭菜来，一碟腌萝卜，一碟炒青菜，一碗蛋花汤，还有一碟子金黄的小鱼干——那是李校长清早从山溪里捞的。菜很简单，但吃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饭桌上，李校长说起他的故事。他原是省城师范毕业的，本可以留在城里教书，却偏偏回了这深山里的老家。"那时候也有过动摇，"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悠悠地说，"特别是头几年，工资发不全，有时拖上三四个月。有次我大女儿发烧，我连去镇卫生所抓药的钱都凑不齐，还是隔壁王婶借了我二十块。"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院子里那丛野花上，"可每到开春，看见那花从石缝里钻出来，看见孩子们拿了新课本时那高兴劲儿，我就觉得，值了。"
他妻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往我碗里夹一筷子菜。她话不多，只是笑，笑起来眼角细密的皱纹便舒展开来，像一朵朴素的野菊花。
那晚我躺在杂物间的木板床上，窗外是一轮极亮的月亮，月光透过报纸的缝隙洒进来，在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丛野花在月光下变成了淡淡的银色，风一吹，便洒落几片极小的花瓣，悄无声息地落在窗台上。我听见远处有蛙鸣，有蟋蟀的叫声，还有不知什么鸟儿在梦里呢喃了两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偏僻的小镇，这简陋的屋子，这丛倔强的野花，都自有它们的尊严与骄傲。它们就像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卑微却不卑贱，清贫却不潦倒，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生生不息地开着。
第二天清晨，我跟着李校长去家访。山路不好走，昨夜的露水还挂在草叶上，打湿了我们的裤脚。路过一片梯田，田里的稻子正抽着穗，绿油油的，一直铺到山脚。几个早起的农人在田埂上走着，见了李校长，远远地就招手打招呼，大声地说着："李老师，今年收成好呢！"李校长便也大声地回："好啊！娃儿读书也上心着呢！"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着，惊起了几只白鹭，扑棱棱地飞向更远的山去。
我们走了大约一个钟头，翻过一道山梁，才到了学生小石头家。说是家，其实就是两间土坯房，屋顶苫着茅草，门口一棵枣树上结着青青的枣子。小石头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李校长，扔下手里的玉米粒就跑过来，仰着黑红的小脸叫"老师好"，一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他奶奶从屋里出来，颤巍巍地要给我们倒水，李校长连忙拦住，自己搬了条板凳坐下，和小石头说着功课上的事。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墙根下那一排排晒着的干辣椒和玉米棒子，红是红，黄是黄，在晨光里鲜艳得晃眼。墙角又是一丛野花，这次是粉白色的，花瓣上还带着露珠，晶莹莹的，像是谁洒了一把碎银子。
回程的路上，李校长对我说："这地方苦是苦了点，可你看，人们都在好好过日子。石头他爸在城里打工，每个月都寄钱回来，他妈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这样的变化，搁在十几年前，想都不敢想。"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比山间的晨露还要清澈。
我在琅琊待了半个月。走的那天，孩子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消息，一大早就聚在学校门口等我。小石头挤在最前面，手里攥着一个用草编的蛐蛐笼子，里面空空荡荡的，他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逮只蛐蛐放进去的，可是它跑了。"其他的孩子便哄笑起来，笑声脆生生的，像一把撒在青石板上的玻璃珠子。我弯腰抱起小石头，忽然觉得鼻子发酸。李校长拍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里的一个纸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小包晒干的野花，紫白相间，用旧报纸仔细地包着，外面又缠了一圈细麻绳。
"带回去做个念想，"李校长笑着说，"这花好活，撒在哪儿都能长。"
那包野花我一直留着，后来搬了几次家，竟也弄丢了。可琅琊的山水、那群孩子、李校长窗台上的花，却一直种在我心里，年年开着，从未凋谢。
从琅琊回来之后，我又去过很多地方。幽州的旧铁路边上，我见过那样的野花。那是九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幽州作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在拆迁、改建，烟囱一座座地倒下去，高楼一幢幢地立起来。我去采访一位退休的老工人，他住在城郊一片即将拆迁的棚户区里。那地方乱糟糟的，电线像蛛网一样横七竖八地拉在头顶，墙根下堆着废旧的自行车和破沙发，几只野猫在垃圾堆旁边懒洋洋地晒太阳。
可就在那一片杂乱里，紧挨着锈迹斑斑的铁轨，赫然长着一丛野花。和我在琅琊见过的差不多，细细的茎，紫白的花，在一片灰扑扑的景物中格外醒目。老工人的家就在铁轨旁边，一间低矮的砖房，门上贴着的年画已经褪了色，可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台上甚至还摆了两盆葱。我敲门进去，屋子里收拾得利利索索，墙面重新粉刷过，亮堂堂的。老工人姓赵，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腰杆却挺得笔直。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茶叶在杯子里打着旋儿，袅袅的热气升起来，模糊了他脸上纵横的皱纹。
赵师傅是十七岁进厂的，那时幽州钢铁厂刚建起来，他从学徒工做起，一直干到车间主任，整整干了四十年。他指给我看墙上挂的一张老照片，黑白照，一群年轻人戴着柳条安全帽，站在一座巨大的高炉前面，一个个都是眉开眼笑的。"那时候，"他呷了一口茶，眼睛眯起来，像是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浑身都是劲儿。每天天不亮就进车间，干到天黑才出来，衣服上全是汗，能拧出水来。可谁叫过苦？没有。那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咱们都在为新中国炼钢呢。"
我打量着他的屋子，新换的铝合金窗户，擦得锃亮；墙角摆着一台彩电，虽然款式旧了，但保养得很好；靠墙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毛泽东选集》和几本关于钢铁冶炼的技术书籍。赵师傅看出我的目光，有些得意地指了指书架："这都是我老伴儿收拾的，她啊，爱干净。前两年厂里分了新房，她非说这边住惯了，不搬。后来我说要拆迁了，她才勉强同意，可条件是这架书必须带走。"
窗外的野花在风里摇曳，偶尔有几片花瓣飘落在铁轨上，被下午的阳光晒得微微卷曲。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呜——长长的，带着一种苍凉的温柔。赵师傅起身去添水，他走路的步子有些蹒跚，膝盖似乎不太灵便了，可端着热水瓶的手却稳稳当当的。他一边倒水一边说："你看窗外那花，我老伴儿说它叫'满天星'。年年春天都开，不管边上怎么乱，它照开不误。我在这住了四十多年，每年春天都看见它，就好像看见我们厂子一样——起起落落的，可到底还是站住了，站直了。"
后来赵师傅搬去了新楼。我第二年再去时，那片棚户区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修的绿地公园。铁轨也拆了，铺成了平整的柏油路。可那丛野花还在，不但没少，反而蔓延开了一大片，紫白的花在春风里起起伏伏，像一片温柔的波浪。公园里有老人带着孩子在放风筝，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追着一只蝴蝶跑，跑着跑着就在花丛边蹲下来，用小手指轻轻地拨弄那些花瓣。她的奶奶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笑眯眯地看着，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了淡金色。
我想，幽州的这丛花，和琅琊的那丛花，其实是同一丛花。它们从同一个春天的土壤里长出来，被同一阵风吹拂，被同一轮太阳照耀。只是有的开在山间，有的开在铁轨旁，有的开在工地边上，但它们都开着，都灿烂着，都倔强地向着天空伸展着细细的茎。
姑苏的野花，又与别处不同。那年在姑苏，我住在一个老园林旁边的客栈里。客栈是旧民居改建的，青砖黛瓦，门楣上悬着一块小小的木匾，写着"听雨"两个字。院子极小，却布置得精致，一角种着竹子，另一角摆着几块太湖石，石缝里便长着那种紫白的野花。只是姑苏的雨水多，花瓣上总汪着一层薄薄的水汽，颜色便比别处的更深一些，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楚楚的娇憨。
客栈的主人是个姓周的中年人，据说祖上几代都是苏州的丝织工匠。他父亲那一辈，赶上公私合营，进了国营丝织厂，一干就是一辈子。周先生自己却不肯再进厂了，改革开放后，他学着做生意，跑过广州，到过上海，后来在老家盘下这处老宅子，开了这家小客栈。他妻子从前是丝绸厂的描花工，那些精细的、繁复的纹样，在她笔下仿佛活的一般。客栈的窗帘、桌布、枕套，都是她亲手染的蓝印花布，上面印着缠枝莲和蝙蝠的图案，古意盎然。
我在姑苏住了五天，每天清晨都能听见隔壁园子里的鸟鸣。推开窗，湿漉漉的空气便涌进来，带着桂花和青苔的气味。那丛野花就长在窗下的太湖石缝里，经过一夜的露水，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阳光一照，便折射出细碎的虹彩。我常常搬了把竹椅坐在院子里，看着周先生给竹子浇水，看他妻子在廊下绣花，看那只橘色的猫趴在门槛上打盹。日子慢得像一碗温热的甜酒酿，喝下去，整个人便从里到外地松软下来。
有一天傍晚，周先生邀我喝茶。茶是碧螺春，用透明的玻璃杯泡着，嫩绿的叶子在热水里舒展开来，像一朵朵小小的花。他指着院角的那丛野花说："这种花我们苏州人叫'墙头花'，哪里都能长。我小时候，家门口的河堤上全是这个，一到春天就开成一片，从河边一直漫到石桥上。后来河填了，修了马路，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了，没想到搬到这里来，它又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了。"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那丛花上，半晌没有说话。夕阳把院墙染成了暖橘色，竹影在粉墙上摇摇曳曳，像一幅活动的水墨画。周先生的妻子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碟酥糖，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的石桌上。她穿一件月白色的棉布衫，头发松松地绾着，眉眼里有一种安静的笑意。"这花啊，"她接口道，"我们小时候叫它'朝颜'。其实它跟牵牛花不是一样的，可我们都这么叫。我奶奶说，这花最有韧性，看着娇娇弱弱的，可不管风雨多大，它都开得好好的。就像我们苏州人，看着温温柔柔的，其实骨子里硬着呢。"
夜渐渐深了，周先生取出一把二胡，拉了一支极古老的曲子。我辨不出是什么调子，只觉得那旋律像院角竹叶上的露水，一颗一颗地滴下来，滴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细的回音。那只橘猫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踱到花丛旁边，蜷下身子，把下巴搁在爪子上，竖起耳朵听着。天上的月亮从云层里露出半张脸来，清辉如水，洒在院子里，那丛野花便成了银白色的，在晚风里轻轻摇曳，像是随着二胡的旋律在跳舞。
临走的那天清晨，周先生的妻子摘了一小把野花，用蓝印花布包好，递到我手上。"带回去吧，"她笑着说，"这花好养，插在瓶子里也能开上好几天。要是想家了，看着它，就当又回到了我们姑苏。"我接过那包花，布面上还带着她手指的温度。后来那花我在旅馆的玻璃瓶里养了一个多星期，直到花瓣渐渐干了、薄了，颜色却还是紫白紫白的，像一枚枚小小的、褪了色的梦。
益州的野花，是在一座老桥下面看见的。那年春天我去益州出差，办完了公事，便一个人沿着府南河慢慢地走。河边的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嫩黄嫩黄的，在微风里拂着水面。桥是老桥，青石砌的，桥洞下面常年不见阳光，长满了滑腻的青苔。就在那青苔中间，几丛野花倔强地开着，紫白的花瓣在幽暗的桥洞里仿佛自带了一层微光，幽幽的，像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月光。
桥头有个卖豆花的小摊，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系着围裙，手脚麻利。她的豆花做得极好，又嫩又滑，浇上一勺红油、一撮葱花、几粒脆黄豆，吃下去，整个人便从胃里暖起来。我坐在她的小凳上，一边吃豆花一边看桥洞下的花，便问她那花叫什么名字。她擦了擦手，探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笑了："那叫'岩花'，我们这儿都这么叫。你莫看它长在那暗处，开花可是一点不含糊。我家原先住的老房子，后墙上全是这花，年年开，年年谢，后来房子拆了，我还可惜了好一阵子呢。"
她说起自己的事来。她原在益州一家国营食品厂做工，九十年代末厂子改制，她下了岗。"那时候天都塌了，"她用竹签子串着豆腐皮，头也不抬地说，"我家老何那时候也下了岗，两个孩子还在读书，真是愁得天天睡不着觉。可日子总得过啊，我就想着，我这手艺不能丢。我娘家祖上就是做豆花的，我从小看着我妈做，闭着眼睛都会。我就推着个小车出来卖，先是在学校门口，后来挪到这桥头。头几天羞得不行，头都抬不起来，怕遇见熟人。可后来慢慢就好了，脸皮也厚了，不光养活了孩子，还攒下钱供他们上了大学。"
她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手里的活儿却一刻不停，雪白的豆花一勺一勺地舀进碗里，浇上红油，撒上葱花，动作行云流水。这时节正是下午三四点钟，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放学的孩子，有下班的工人，有几个老人在桥头的茶馆里摆龙门阵，茶香混着河水的腥气，还有豆花的麻辣香气，在空气里搅成一种独特的、属于益州的味道。
"现在好了，"她把最后一碗豆花递给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直起腰来，长长地舒了口气，"老大在深圳工作了，老二在成都念研究生，都不用我操心了。我和老何前年在城南买了套房，虽然不大，可亮堂着呢。这摊子我舍不得扔，每天出来摆一摆，见见老主顾，心里踏实。"
她说着说着便笑了起来，眼角细密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被阳光晒透了的花。我望着她，又望望桥洞下那丛岩花，忽然觉得这人、这花、这河、这桥，都是一种缘分。它们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各自活着，互不相干，却又彼此呼应，共同织成了这片土地上最朴素也最动人的风景。
暮色渐合时，我起身告辞。她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一小袋晒干的花椒。"自家产的，你带回去尝尝。"她笑起来的样子，竟让我想起了琅琊的李校长、幽州的赵师傅、姑苏的周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天南海北，做着不同的事，过着不同的日子，可他们脸上的那种神色，那种对生活认认真真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却是一样的。
迪化的野花，是开在戈壁滩上的。那年秋天我去新疆，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葱茏渐渐变得苍茫。戈壁滩一望无际，只有骆驼刺和沙柳零零星星地点缀其间，风一起，便有细细的黄沙贴着地面游走，像一层流动的金粉。我在迪化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晨推开宾馆的窗，便看见远处天山雪峰在晨曦里泛着银蓝色的光，近处是白杨树笔直的树干，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有一天，接待我的当地朋友老马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我们开了大半天车，穿过一片又一片的戈壁，最后在一片绿洲边缘停下来。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土坯房，土墙，院子里搭着葡萄架，一串串紫红的葡萄垂下来，在阳光里像玛瑙珠子。村口有一条引水渠，是从天山融雪流下来的，水清冽冽的，能看见渠底的鹅卵石。
就在水渠边上，我看见了那丛花。紫白相间，细茎疏叶，和我从前在琅琊、幽州、姑苏、益州见过的别无二致。可它们长在戈壁滩上，在烈日的炙烤和风沙的侵袭下，却开得格外精神，每一朵都饱满得像要胀破似的，花瓣的颜色也比别处的更浓烈、更结实。
老马见我看得入神，便说："这花我们这儿叫'沙花'，戈壁上到处都有。你别看它小，它的根能扎到地底下好几米深，去找水。这么干的地方，它照样开花，比谁都不含糊。"他蹲下身，轻轻拨弄着一朵花，粗糙的手指和娇嫩的花瓣形成一种奇异的对比。"我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可每到春天，母亲就带着我们出来采这花。晒干了泡茶喝，有一种淡淡的甜味。那时候觉得日子苦，现在回想起来，苦日子也有苦日子的好，一家人在一起，再苦也是甜的。"
老马今年五十出头，在迪化做土特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原是兵团子弟，父母都是五十年代支边来的。"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四川人，他们那辈人，真是吃了大苦的。刚来的时候，住地窝子，喝涝坝水，开荒种地，生生把一片戈壁变成了良田。"老马说着，从车里拿出一壶奶茶，给我倒了一杯，"可他们不后悔。我父亲前年去世的，临走前说，他这辈子值了，看见戈壁上长了树，长了庄稼，长了城市，他走的每一步路都值了。"
我们沿着水渠走了一段，老马指给我看远处的棉田，白花花的，一直铺到天山脚下。采棉的工人正在地里忙碌着，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像落在白地毯上的彩色棋子。"现在条件好多了，"老马说，"机械化了，不用像以前那样弯腰驼背地摘。我女儿在乌鲁木齐上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她说毕业了要回来，把咱们的棉田变得更先进。年轻人有想法，我们老了，跟不上啦。"他笑着摆摆手，可那笑容里分明有骄傲，一种父亲看着女儿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的、踏踏实实的骄傲。
那天傍晚，我们在戈壁滩上看日落。太阳从雪峰后面缓缓沉下去，天边的云烧成了紫红色、橘红色、金红色，一层一层地漫开，像谁打翻了颜料盘。那丛沙花在最后一抹霞光里变成了深紫色，像是把一天的阳光都吸进了花瓣里。风凉下来了，带着戈壁滩特有的那种干爽的、洁净的气息。远处有牧民赶着羊群归来，咩咩的叫声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在故乡的田埂上，我也曾见过这样的日落。那时我是个孩子，赤着脚踩在温热的泥土里，看见太阳从远处的山梁上落下，把一整片稻田染成金色。父亲扛着锄头走在前面，影子被拉得长长的，拖在身后。母亲在家门口喊我们吃饭，炊烟从瓦屋顶上升起来，和晚霞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霞。那时候日子虽苦，可心里是安定的，因为知道只要肯出力，地里的庄稼就会长，日子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谁能想到呢？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那田埂上的孩子如今已两鬓微霜，走过了琅琊的山路、幽州的铁轨、姑苏的石桥、益州的河岸、迪化的戈壁，看过了那么多地方的野花，却始终觉得，它们都是同一丛花。从一个春天开到另一个春天，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的心里开到另一个人心里，生生不息，连绵不绝。
夜色，便在这无边的感念里渐渐浓稠起来。我站在迪化的旷野上，头顶是满天星斗，又大又亮，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天山雪峰在星光下泛着幽蓝的微光，像一道沉默的屏障，守护着这片辽阔的土地。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女儿发来的消息，一张她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自拍，身后是桨声灯影里的画舫，她举着一串糖葫芦笑得眉眼弯弯，配文是："爸，中秋回不去了，不过给你寄了礼物，记得查收哦！"
我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多少年前，在琅琊的那间杂物间里，在幽州的那间小砖房里，在姑苏的那座老宅子里，在益州那座桥头，在迪化这片戈壁上，我遇见的那些人，他们不曾见过我的女儿，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李校长教过的每一个字、赵师傅炼过的每一炉钢、周先生织过的每一匹布、豆花摊主守过的每一个晨昏、老马父亲开垦过的每一寸荒地——都和我的女儿有关。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坚持、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汇成了一条宽阔的河，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从清贫走向丰裕，从狭窄走向宽广，从寂寂无闻走向花开满地。
不知是哪一家的窗子里，飘出了《我和我的祖国》那熟悉的旋律，悠悠扬扬的，像一条温暖的溪流，淌过了这节前的夜晚。天上的星子三三两两地亮了起来，与地上这连绵不绝的、人间的灯火，遥相呼应着。那轮即将圆满的明月，虽还未到最晶莹剔透的时刻，却已在天边酝酿着一片清辉如水的光晕。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丛在晚风里微微摇曳的野花，它们不言不语，却仿佛蕴藏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秘密与力量。琅琊的山风里，它们见证了一个乡村教师四十年如一日的守望；幽州的铁轨旁，它们聆听过一个老工人对炉火的深情；姑苏的雨丝中，它们陪伴过一双描花的手绣出岁月的纹样；益州的河水边，它们注视着一碗豆花从手推车变成小摊的坚韧；迪化的戈壁上，它们记得一个支边青年把青春种进沙土的背影。它们看着我们从补丁衣到锦缎裳，从毛边纸到平板电脑，从绿皮火车到高铁飞驰，从土坯房到高楼林立。它们看着我们笑过、哭过、跌倒过、又爬起来，步子越来越稳，越走越远。
我抬起头，望向那无垠的、星月交辉的夜空，心中唯有最虔诚的祝愿。愿这盛世，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丛野花，都能在春风里自在地开；愿每一个像李校长、赵师傅、周先生、豆花摊主、老马父亲那样的人，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我的女儿和所有像她一样的孩子，都能在这开满鲜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风从天山那边吹过来了，带着雪山的清冽和戈壁的辽阔，吹过那丛野花，花瓣轻轻颤了颤，洒落几滴露水在地上，瞬间便被干爽的土地吸了进去，只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痕，像一枚小小的、无声的吻。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片摇曳的紫白，转身向灯火处走去。身后，迪化的夜色正一寸寸地漫上来，把那丛花、那道渠、那片棉田都温柔地揽进怀里。而更远的地方，琅琊的山峦、幽州的楼群、姑苏的水巷、益州的江河，也都在这同一片星空下，沉静地呼吸着，等待着又一个黎明的到来。那轮将圆未圆的月亮，在天边缓缓地升着，清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像是要给这一整片大地，披上一层薄薄的、银色的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