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涵到的时候，茶馆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已经斜到了马路牙子上。她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柜台后面打盹的老板娘抬了抬眼皮，又低下去。
“找人。”
老板娘朝里面努了努嘴，继续刷手机。
茶馆不大，里外两间，外间摆着四张方桌，只有一桌坐了两个下象棋的老头。江涵穿过走道，推开后门，后院有个玻璃阳光房，方振东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其中一个已经倒好了茶水，热气在玻璃面上凝成一层白雾。
江涵在他对面坐下，没急着说话。她把包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从里面掏出录音笔，按了开机键，放在桌面上。
方振东看了一眼录音笔，没伸手去关，也没表示反对。他端起自己那杯茶喝了一口，放下，杯底在木桌上磕出一声轻响。
“你查到什么了？”他问。
江涵没接话，而是从包里抽出一张打印纸，展开，推到他面前。那是一份系统操作日志的截图，打印得不太清楚，但关键数据那一行她用荧光笔标了出来。
“系统日志，”江涵说，“计时设备供应商那边有人告诉我的，决赛那天的起跑感应系统记录，赛后半小时被人删除了0.02秒的延迟参数。”
方振东低头看着那张纸，手指在桌面边缘敲了两下。
“0.02秒。”他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语气很平，听不出是疑问还是确认。
“人的反应极限在0.1秒左右，”江涵说，“如果系统故意延迟了0.02秒的发令信号，陈墨的身体反应在电子信号之前触发感应器，系统就会判定他抢跑。不是他快了，是枪慢了。”
方振东把那张纸推回来，没有拿。
“你那个供应商朋友，”他说，“愿意公开作证吗？”
“他不愿意，”江涵说，“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喝了大半瓶白酒，第二天早上给我打了三个电话，让我千万别说是他说的。他说他老婆刚生了孩子，房贷还有二十年。”
方振东点了点头，这个反应在他意料之内。他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涩味变得更重。他把杯子放回桌上，目光落在杯口边缘那道浅浅的茶渍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江涵没有马上回答。她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张打印纸，荧光笔的痕迹在茶馆后院的自然光里显得格外刺眼。一整天的时间从中午拖到现在，她已经给主编打过电话，给三个同行发过消息，得到的回复要么是“不方便”，要么是“再看看吧”，还有一个干脆没回。
“我写了篇稿子，”她说，“昨晚写完的，所有证据链都串上了，只用了那个供应商的化名，没有暴露他的身份信息。”
“发了？”
“被拦下来了。”江涵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件跟自已无关的事，“主编给我打的电话，说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这篇稿子不能发。我问他是谁打的招呼，他说不能说。”
方振东沉默了几秒，然后把目光从茶杯上移开，看着江涵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没有太多情绪，像一个在等公交车的人终于看到了车来的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我约你来这里见面吗？”他问。
江涵摇头。
方振东站起来，走到阳光房角落的一个老式柜子前，拉开抽屉翻了翻，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的边缘已经磨损了，边角带着灰，像是被翻过很多次。他走回桌边坐下，把信封放在桌面上，但没有立刻推过去。
“我五年前被调出国家队，”他说，“对外说的是身体原因，跟腱旧伤复发，不适合高强度训练工作。但其实是因为我查了一笔账。”
他停顿了一下，把手掌按在信封上面，手指微微收拢，像在确认里面装的东西还在。
“那年全运会之前，队里有一位短跑选手，成绩突然提高了0.3秒，两个月之内从省级水平冲到了国际标准。我当时觉得不正常，就私下查了一下他的训练记录和血检数据，发现他在跟一个民间机构合作，用了一种还没被列入禁药名单的新型代谢调节剂。”
“然后呢？”江涵问。
“然后我就被调走了，”方振东说，“那个选手后来在全运会上拿了银牌，再后来进了国家队，再后来破了亚洲纪录。”
江涵看着那个信封，阳光透过玻璃顶棚照在上面，在牛皮纸表面的纹理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她能感觉到方振东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种被磨平了的愤怒，就像石头被水冲久了，棱角没了，但重量还在。
“信封里是什么？”她问。
方振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信封翻了个面，从里面抽出三张照片和一张光盘。照片是偷拍的，角度不太正，画面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正面的两个人——一个坐在赌场的百家乐赌桌前，面前堆着一摞筹码，另一个站在他身后，微微弯着腰，像是在说话。坐着的那个是李景和，站着的那个江涵认了一会儿才认出来，是当时国家队的裁判长，姓马，四年前已经退休了。
“澳门，”方振东指着照片角落里的时间戳，“五年前的冬天，当时李景和还不是国际田联副主席，他是亚洲区市场开发部主任。那天晚上，马裁判长赢了九万港币，筹码是李景和给的。”
江涵拿起照片仔细看，李景和的表情很放松，嘴角带着笑，一只手搭在赌桌边缘，另一只手夹着雪茄。那个马裁判长的表情则紧张得多，身体微微前倾，像在做一件自已不太确定的事。
“你怎么拿到的？”
“当时有个队友在澳门那边的酒店做保安，”方振东说，“他认得我，认得李景和，顺手拍了几张。后来他调走了，我也没再联系过他。”
江涵把照片放下，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了一下。纸面上有一道折痕，压得很深，纸张在这里几乎要裂开了，可见这几张照片被反复翻开过很多次。
“光盘里是什么？”
“一段录音，”方振东说，“李景和在电话里跟马裁判长谈条件，让他在全运会男子百米决赛里压一个选手的出发反应时间。那个选手不是陈墨，是另外一个，当年才十九岁，省队上来的，预赛跑了小组第一。”
“压成功了吗？”
“成功了，”方振东说，“那个选手在决赛被判定两次抢跑，取消了资格。后来他回了省队，第二年就退役了，现在在老家开了个烧烤摊，我去吃过一次，他没认出我。”
江涵看着那三张照片和那张光盘，伸手想拿起光盘看看，但手指在半空中停了一下，没有碰上去。她收回手，重新坐直身体。
“你等这个时机等了五年？”她问。
方振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拿起茶壶又倒了一杯茶，热水冲进杯子里，茶叶在水面翻滚了几下才慢慢沉下去。他端起杯子，但没喝，只是握在手里，感受着杯壁传递过来的温度。
“我不确定，”他说，“五年前我以为这些东西能改变什么，但后来发现不能。马裁判长退休了，李景和升官了，那个烧烤摊的老板还在街上摆摊。我就想，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用不上了。”
“为什么现在拿出来了？”
方振东低下头，目光落在桌上的照片上。照片里李景和的笑容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他手里那根雪茄的烟灰已经积了很长，像是随时要掉下来。
“因为陈墨，”他说，“那个小子让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我年轻时也相信实力能战胜一切，”方振东说，声音很轻，不像是在跟江涵说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但看到他在鸟巢跑了那棒接力，我又觉得，也许当初那个想法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他让我想再试一次。”
江涵沉默了。她把桌上的照片和光盘收进信封没有立刻放进自已的包里。她看着方振东，像在确认什么。
“陈墨知道这些吗？”
“不知道，”方振东说，“他也不需要知道。他的任务是跑步，其他的事不应该让他分心。”
江涵想了想，把信封放进自已的包里，拉好拉链。拉链头撞在金属扣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蹭了一下。
“明天早上我会联系一个在南方周报的朋友，”她说，“她做深度报道的，不太受上面管束。如果能把这条线接上，再加上那个系统日志的线索，至少可以先把舆论翻起来。”
方振东点了点头，没有站起来送她。
江涵走到阳光房门口，正要推门出去的时候，方振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那个供应商朋友，他叫什么名字？”
江涵转过身，方振东还是坐在原位，手里握着那个已经空了的茶杯，目光落在桌面上那道浅浅的茶渍上。
“我不能说，”江涵说，“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他。”
方振东摇了摇头，把茶杯放回桌上，杯底和桌面之间又碰出那声轻响。
“不用了，”他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江涵推开门，阳光房外面的空气没有里面那么闷，傍晚的风穿过院子里的竹架吹过来，带着一点泥土和枯叶的气味。她走出茶馆大门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她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
“江记者，我是赵小飞。我手里有东西，能证明魏天宇的起跑器有问题。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江涵站在门口，看着手机屏幕，又看了一眼时间。傍晚六点四十分。路灯已经亮了，在灰蓝色的天幕下投出一圈昏黄色的光。她按了锁屏键，把手机放回口袋，朝地铁站的方向走去。
身后茶馆的玻璃门被风吹动，铜铃又响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