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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唐莉给我发来一张费用表。
临时托管一千二，晚间接送八百，钟点工六百，外卖一千零四十。
她在最后写：
“妈，因为您突然撂挑子，这周多花了三千六百四十，您是不是应该承担一部分？”
我把表格看了两遍。
她算得很清楚。
于是我也把手机备忘录发给她。
过去五年，我每周接送五次，做饭五次，打扫两次。
豆豆的托班费每月两千，其中一千二由我的退休金转账。
“照你的算法，需要我把过去的免费劳动也列出来吗？”
唐莉撤回了费用表。
当晚，周明川来找我。
他没带豆豆，进门便把五张百元钞票放在茶几上。
“你不是要按规则来吗？这是这个月养老费。”
“我还没满六十，也有退休金，不需要。”
“收着吧，别以后说我一分钱没给。”
我看着那五百块。
小时候，他一个月有五块零花钱是真的。
可每天的三餐，校服，学杂费，医药费和住的房间，不叫零花钱。
他把五块从生活里单独剪下来，放大成了全部童年。
现在又想用五百块买断全部晚年。
“明川，你如果觉得这就是完整的童年待遇，我们找个中立的人，一项项核对。”
“谁有空陪你算陈年旧账？”
“是你先提出按旧账执行。”
他把钱往前推了推。
“我就问你，房子到底卖不卖？”
“不卖。”
“六十万呢？”
“没有。”
他猛地站起来。
“你为了跟亲儿子斗气，宁愿看豆豆输在起跑线？”
“实验小学是公办学校，不读那一所，不等于没有书读。”
“你就是舍不得钱，当年舍不得花在我身上，现在也舍不得花在孙子身上！”
这句话像一根旧刺。
我差点像从前一样解释：
六十万本来已经存好，老房也做过估价，我甚至看过他们新房附近的老年活动中心。
可我想起户型图上那张折叠床。
“你可以认为我舍不得。”
“那就别怪我以后不管你。”
“你昨晚承诺了二十二年同等待遇。”
“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活。”
他咬牙。
走时，他又把五百块拿走了。
门关上不到十分钟，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沈阿姨，明天上午十点看房，您在家吧？”
“看什么房？”
对面停了一下。
“文华路实验小学旁边那套，您儿子已经把房产证复印件和户型图发给我们了，说您着急卖房给孙子换学区房。”
我握紧手机。
“他还说什么？”
“挂牌一百七十八万，买家是全款，满意的话，当场就能付十万定金。”
我打开存放房本的抽屉。
房产证还在，夹在文件袋里的复印件却少了一份。
周明川不是临时问我卖不卖。
他早就定好了价格、找好了买家，只等用不养老逼我低头。
中介小心地问：“那明天还看吗？”
我盯着那只空文件袋，慢慢松开手。
“看。”
“请你们照常来。”
“但请别告诉我儿子，我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