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桑初秋，是上海济民医院的外科医生。
如果你在一九四一年的上海滩打听这个名字，大概会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济民医院有个极漂亮的女大夫，柳叶刀用得比绣花针还稳，笑起来能让病房里的伤员忘了疼。另一种则说得隐晦些，说这女子来头不小，院长夫人的姐姐嫁给了汪伪政府财政部的一位高官，有这层关系罩着，即便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也没谁敢轻易动她。
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但都不全对。
此刻是十月的一个傍晚，我刚做完一台阑尾手术，摘下手套，用消毒水细细搓洗手指。洗手间的镜子里映出一张略显疲惫的脸——眉眼还算清秀，只是眼下有淡淡的青影。连日来的手术和情报工作让我睡眠严重不足，但镜中人依然对我露出一个标准的、属于桑初秋的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成好看的弧度，既不过分热情，也不显得冷淡。这是我在手术台和社交场合都通用的表情。
“桑医生，三号病房那个日本宪兵又在闹了，非要您去换药。”小护士阿秀探头进来，脸上带着嫌恶。
我擦干手，理了理白大褂：“知道了，这就去。”
阿秀压低声音：“桑医生，您小心些。那鬼子看人的眼神……”
“放心，”我拍拍她的肩，“在济民医院，他们还不敢怎样。”
这话倒不是虚张声势。我的舅舅，也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陈时霖，他的夫人周氏的姐姐嫁给了汪精卫政府财政部的次长赵世荣。赵世荣在汪伪政府里算得上一号人物，日本人也要给他几分面子。靠着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我在医院里确实比一般人安全些。
但这层保护壳，同时也成了我的枷锁。
三号病房里躺着一个叫山本的日本宪兵少尉，上周在虹口的一次冲突中被流弹擦伤了大腿。我推门进去时，他正半靠在床头看报纸，见我进来，眼睛一亮。
“桑医生，”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来了。”
“换药时间到了，山本少尉。”我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动作麻利地掀开被子，检查伤口。
伤口恢复得不错。我一边换药，一边用余光扫过他床头的报纸——《新申报》，汪伪政府的机关报。头版头条是”清乡运动取得重大进展”，配着日军和伪军合影的照片。
“桑医生手艺很好，”山本盯着我看，“比日本军医好。”
“过奖了。请少尉安心养伤，再过一周就能出院了。”
“出院？”山本笑了，那笑容让我后背发凉，“桑医生希望我赶紧走？”
“我是医生，只关心病人的健康。”我包扎好伤口，直起身，“少尉好好休息。”
走出病房，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走廊的窗户透进黄昏的光，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快步走向办公室，锁上门，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这几天在医院里听到的只言片语——山本和来看望他的同僚用日语交谈时提到的”扫荡”计划、伪军伤员闲聊时透露的兵力调动、甚至还有赵世荣来医院探望院长夫人时，在客厅里不经意间说出的关于汪伪政府内部派系斗争的信息。
我是重庆政府军统局上海区的一名谍报人员，代号”秋蝉”。
这个身份，连我舅舅都不知道。
我把小本子上的内容用密语重新誊写一遍，塞进白大褂内侧的暗袋。明天下午三点，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我的上线”老郑”会在那里等我。我要把这些情报交给他，由他传递给重庆。
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上海的天空已经很久看不到完整的晚霞了，日本人的飞机、汪伪政府的旗帜、街头巡逻的宪兵，把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切割得支离破碎。
我摸了摸颈间的项链——那里面藏着一粒氰化钾胶囊。每个谍报人员都有的最后保障。我戴上它已经三年了，从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医生，从单纯的爱国青年到游走在刀尖上的谍报人员。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没有参加那个救护训练班，如果没有遇到老郑，我现在会在哪里？也许在南京的某家医院里，按部就班地谈恋爱、结婚、生子，过着平凡而安稳的一生。
但历史没有如果。日本人打来了，南京城破了，三十万同胞的血流进了长江。我逃到上海，进了济民医院，然后被老郑发展成了情报员。他说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材料：有学历、有背景、有正当职业掩护，更重要的是，我有一颗”虽然害怕但依然会去做”的心。
他说得对。我确实害怕。每天害怕。害怕被日本人发现，害怕被76号抓去，害怕连累舅舅一家，害怕自己熬不住刑讯供出同志。但害怕归害怕，该做的事，我一样没落下。
窗外传来汽笛声，那是黄浦江上的轮船在鸣号。我站起身，重新对着镜子练习微笑。桑初秋，你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战士。现在，去出席今晚的酒会吧。赵世荣的夫人举办了一个慈善晚宴，名义上为济民医院筹款，实际上不过是汪伪政府高官太太们的社交场合。而我，需要在那种场合里，收集更多的情报。
我换上旗袍，是一件深蓝色的丝绒旗袍，领口和袖口绣着暗色的缠枝莲。既不张扬，也不寒酸。我化了一个淡妆，将项链里的氰化钾检查了一遍，然后披上羊绒大衣，走出医院。
深秋的上海，风已经带了寒意。街头的霓虹灯依旧闪烁，但亮着的店铺比往年少了很多。黄包车夫缩着脖子等在路边，几个日本兵踏着整齐的皮靴走过，路人纷纷避让。我坐上黄包车，报出地址：“华懋饭店。”
车夫是个中年汉子，拉着我穿过一条条弄堂。在经过一条窄巷时，他忽然压低声音：“桑医生，后面有尾巴。”
我心头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几条？”
“两个，穿长衫的，从医院门口就跟上了。不像日本人，像是……”
“76号。”我接道。
76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丁默邨、李士群的地盘。那是上海滩人人谈之色变的地方，进去的人，很少有完整出来的。
“甩得掉吗？”
“桑医生坐稳了。”车夫忽然加快脚步，拐进一条我不知名的弄堂，七转八绕，最后在一个死胡同前停下，“您从这里穿过去，就是霞飞路。我回去引开他们。”
我塞给他几张钞票：“小心。”
“桑医生才是。”他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咱们这些拉车的，眼睛亮着呢。您做的事，咱们心里有数。”
我心里一热，来不及多说，快步穿过那条窄窄的夹缝，果然到了霞飞路的背面。我整理了一下衣襟，若无其事地汇入人群，心跳却久久未能平复。
那些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又好像什么都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着。
华懋饭店的灯火通明，与街头的萧瑟形成鲜明对比。我递上请柬，走进宴会厅。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汪伪政府的官员们携着太太们举杯谈笑，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毫无关系。乐队演奏着轻快的爵士乐，侍者托着香槟穿梭其间。
我在角落里找到舅舅和舅妈。舅舅陈时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看见我，微微点头：“初秋，来了。一会儿赵次长会到，你礼貌些。”
“我知道的，舅舅。”
舅妈周氏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初秋啊，你也二十四了，该考虑婚事了。赵次长手下有个秘书，留洋回来的，一表人才……”
“舅妈，”我笑着打断她，“我还年轻，想再多做几年医生。”
“做医生有什么好，整天见血见伤的……”
我借口去洗手间，逃开了这令人窒息的关怀。在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看着自己那张被暖气熏得微红的脸，忽然觉得很累。这种累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精神上的撕裂——我要在这些汉奸和侵略者中间周旋赔笑，要听着他们高谈阔论”和平建国”的歪理，要假装认同这个畸形的世界，然后在无人处，把听到的每一个字都变成刺向他们的匕首。
我补了补口红，深吸一口气，准备回到那个光怪陆离的会场。
就在这时，宴会厅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男子正走进来。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领口微微敞开，显得既正式又不羁。他的五官很英俊，不是那种奶油小生的俊美，而是带着几分硬朗的棱角，眉骨很高，眼窝略深，一双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
“那是谁？”有人问。
“汪伪政府上海市政厅情报处的楚云深，楚科长。”回答的人声音压得极低，“听说以前是军统的，后来反正了。丁默邨跟前的红人，手里不知沾了多少血……”
我的心猛地一缩。
军统叛徒？丁默邨的红人？那就是我的敌人，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敌人。
我下意识地往柱子后面退了一步，不想引起他的注意。但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楚云深的目光扫过全场，忽然停在了我藏身的方向。他嘴角微微上扬，径直朝我走来。
“这位小姐，”他在我面前站定，微微欠身，“请问芳名？”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露出那个练习过无数次的微笑：“桑初秋。济民医院的外科医生。”
“医生？”他挑了挑眉，那表情不是轻蔑，而是 genuine 的惊讶，“这么年轻的女士，拿手术刀？”
“楚科长不也这么年轻，就当了科长？”我反唇相讥，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对一个76号的红人说这种带刺的话，简直是找死。
但楚云深却笑了。他笑得很好看，眼角有细细的纹路，让他整个人忽然从那种阴鸷的危险感中解脱出来，变得像个普通的、会真心发笑的年轻人。
“桑医生说得对，”他说，“不过我不是科长，只是副科长。而且……”他压低声音，凑近了一些，“而且我这副科长，当得可不踏实。每天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生怕哪天被人抹了脖子。”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他在试探我？还是……
“楚科长说笑了。”我后退半步，拉开距离。
“不，我是认真的。”他直起身，从侍者托盘里取过两杯香槟，递给我一杯，“桑医生，我注意你很久了。准确地说，是从你从济民医院出来开始。你躲那两个跟踪的人，身手很敏捷。而且……”他顿了顿，“你在看山本少尉的报纸时，眼神不对。”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他知道？他都知道什么？
“别紧张，”他轻轻碰了碰我的酒杯，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只是想认识一位有胆有识的女士。在这个酒会上，所有人都在笑，只有你的笑是假的。我喜欢真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话像一把双刃剑，每一句都可能是陷阱，又都像是……别的什么。
“楚科长说我的笑是假的，”我稳住心神，“那楚科长的笑呢？是真的吗？”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如潭：“我的笑？桑医生，我的笑早就在军统的时候丢在南京了。现在的楚云深，不过是个行尸走肉罢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天气。但我却从中听出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悲凉。如果这是演技，那未免太高超了。
“桑医生，”他忽然换上一种轻快的语调，仿佛刚才的沉重只是我的错觉，“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乐队正奏起一支慢狐步。周围的男女纷纷滑入舞池。
我本该拒绝。他是76号的人，是叛徒，是我的敌人。和他跳舞，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那一刻，我看着他伸出的手，看着他眼中那种复杂的、近乎哀求的神色，鬼使神差地，我把手放了上去。
“好。”
他的手很暖，掌心有薄薄的茧，不是握笔的茧，是握枪的。他搂着我的腰，动作很标准，带着我在舞池中旋转。他的身上有好闻的烟草味和淡淡的古龙水味，混合成一种让人心安的气息——如果我不知道他的身份的话。
“桑医生是南京人？”他问。
“是。南京城破前逃出来的。”
“我也是。”他的声音低下去，“我全家都在南京。”
我一怔。抬头看他，他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冷峻。
“所以桑医生，”他忽然低下头，在我耳边轻声说，“我们其实是一类人。都在演戏，都恨不得把日本人碎尸万段，都……”他顿了顿，“都在找一条活路。”
音乐结束。他松开我，后退一步，微微躬身：“谢谢桑医生。改天我请你喝咖啡，可好？”
我张了张嘴，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已经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中。
我站在原地，手中的香槟杯微微颤抖。他最后那句话，是威胁？是试探？还是……
不，桑初秋，不要自作多情。他是76号的特务头子，是叛徒，是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他接近你，一定有目的。也许他已经怀疑你的身份，也许在布一个更大的局。
我一口喝干杯中的酒，让酒精灼烧喉咙，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眼前总是浮现他跳舞时的眼神，那种深不见底的悲哀，和最后那句”都在找一条活路”。
如果那是真的呢？
不，不可能。军统的叛徒，76号的走狗，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桑初秋，你清醒一点。他是敌人。下次见面，你要更加小心，要套取他的情报，要利用他的关系，要……
要什么呢？
我不知道。在那一团乱麻般的思绪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我回到了南京的家，院子里的桂花开了，母亲坐在树下缝衣服，父亲在看书。然后天空忽然暗下来，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我拼命跑，拼命跑，却怎么也跑不出那片火海。
惊醒时，天已经亮了。枕巾湿了一片。
二
接下来的两周，楚云深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他会在医院门口”偶遇”我，手里捧着一束花或者一盒点心，笑容灿烂得像个刚坠入爱河的大学生。他会在我值夜班时”顺路”送来夜宵，会在周末约我去听戏、看电影、喝咖啡。他追求我的阵仗之大，几乎整个济民医院都知道了，连舅舅都旁敲侧击地问我：“初秋，那个楚科长……你跟他……”
“只是普通朋友，舅舅。”
“普通朋友？”舅妈周氏撇撇嘴，“普通朋友会天天送花？初秋，不是舅妈说你，那楚云深虽然名声不太好，但毕竟是市政厅的红人，手里有权有势。你要是真能嫁给他，也算有个依靠。这年月，女人家没个依靠怎么行？”
我笑着敷衍过去，心里却五味杂陈。
依靠？在这个乱世，谁能依靠谁？我每天早上出门，都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活着回来。我的上线老郑上个月失联了三天，回来后整个人瘦了一圈，显然受过刑。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拍拍我的肩膀：“初秋，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这是我们在刀尖上跳舞的人，最卑微也最奢侈的愿望。
而楚云深……我对他的感情复杂得像一团乱麻。一方面，我时刻提醒自己，他是敌人，是76号的特务，是沾满鲜血的叛徒。每次和他见面，我都竖起全身的刺，准备随时应对他的试探和陷阱。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承认，和他在一起时，我是轻松的。
这种轻松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会讲很好笑的笑话，会模仿汪伪政府那些高官的做派学得惟妙惟肖，逗得我捧腹大笑。他会对饭店里难吃的西餐发表长篇大论的批判，会在我手术累了的时候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块巧克力。他记得我不爱吃香菜，记得我喜欢喝不加糖的黑咖啡，记得我随口提过想读某本书，下次见面时那本书就会出现在我手里。
“楚科长，”有一次我问他，“你对每个女孩子都这么用心吗？”
我们正在外滩的一家咖啡馆里。窗外是灰蒙蒙的黄浦江，日本军舰的膏药旗在江上飘拂，像一块块丑陋的补丁。
他放下咖啡杯，认真地看着我：“桑医生，我追求过的女孩子，你是第一个。”
“我不信。”
“真的。”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丝苦涩，“以前军统的时候，整天提心吊胆，哪有心思谈恋爱。后来到了上海……”他顿了顿，“到了上海，更没心思了。每天想着怎么活命，怎么往上爬，怎么……”他忽然停住，摇摇头，“不说了。总之，遇到你之后，我才觉得，这狗日的世道里，还有点值得活的东西。”
我心头一颤。这话如果是别人说，我大概会以为是甜言蜜语。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真诚。
“楚科长，”我低下头，搅动着咖啡，“你为什么要从军统……反正？”
空气忽然凝固了。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冒险。这几乎是直接戳他的痛处，是在质疑他的立场。如果他是真心投靠汪伪，这个问题会激怒他；如果他有别的隐情……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说：“因为我发现，我原来效力的那个政府，烂透了。”
我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
“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在前线，”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我们一个连，守着一条街道，打了三天三夜。援军说马上到，马上到，结果等到全连只剩下七个人，援军也没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援军被长官拿去保护自己的私产了。我们拼死拼活，换来的只是上峰的一纸’作战不力’的处分。”
他苦笑一声：“桑医生，你说，这样的政府，值得为它卖命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重庆政府的腐败，我比谁都清楚。我传递回去的情报，有多少被束之高阁，有多少成了高官们争权夺利的筹码？老郑不止一次跟我抱怨，上面的人只关心自己的位子，哪管前线将士的死活。
“所以你就投靠了汪伪？”我问，语气里带着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尖锐。
“汪伪？”他冷笑一声，“汪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至少……”他忽然停住，看着我，眼神复杂，“桑医生，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在这个世道，活着，并且做点有用的事，比守着一块烂招牌等死强。”
“有用的事？”我追问，“什么是’有用的事’？帮日本人镇压同胞？帮丁默邨抓抗日分子？”
他的脸色变了。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像被人狠狠刺了一刀。
“桑医生，”他站起身，声音冷了下来，“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了。改天再请你吃饭。”
他转身离去，背影在咖啡馆门口的光晕中显得有些佝偻。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总是意气风发的男人，原来也有如此落寞的时候。
那天之后，他有三天没出现。
我既松了口气，又莫名有些失落。松口气是因为，我不用再面对那种令人窒息的试探与反试探；失落是因为……因为什么呢？我不敢深想。
第四天傍晚，我刚走出医院大门，就看见他靠在一辆黑色轿车旁，手里夹着一支烟。看见我，他掐灭烟头，迎上来。
“桑医生，”他的笑容有些勉强，“那天我说错话了，抱歉。”
“不，是我唐突了。”
“不，你说得对，”他摇摇头，“我确实做过很多……不堪的事。但桑医生，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至少，不全是。”
他看着我，目光灼灼：“给我点时间，好吗？我会证明给你看。”
证明什么？证明他不是汉奸？证明他还有良心？还是证明……他对我，是真心的？
我避开他的目光：“楚科长，我只是一个普通医生，不值得你……”
“值得。”他打断我，“桑初秋，你值得。”
那一刻，夕阳正好从云层中漏出一缕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亮得惊人，里面有一种我从未在任何人眼中见过的东西——不是欲望，不是算计，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认定。
我忽然想起老郑说过的话：“初秋，做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动情。动情意味着软肋，意味着危险，意味着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知道老郑说得对。但人心是肉长的，不是机器。在这个冰冷的、充满杀戮的世界里，楚云深是唯一一个让我感觉到”温度”的人。即使这温度可能是假的，是诱饵，是陷阱，我也像飞蛾扑火一样，忍不住想要靠近。
“好，”我听见自己说，“我等你证明。”
他的眼睛瞬间亮了，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他拉开车门：“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穿过法租界，穿过英租界，最后停在外滩的一条僻静小路上。他带我走进一家不起眼的书店，书店后面是一间小小的阁楼。阁楼里堆满了书，从鲁迅到茅盾，从《资本论》到《新青年》，还有许多禁书——在汪伪政府统治下，这些书都是禁书。
“这是……”
“我的一个秘密据点，”他轻声说，“这里很安全，76号的人不知道。以后你想看书，可以来这里。我……我会常来陪你。”
我站在那间堆满禁书的阁楼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在这个时代，藏书是危险的，读禁书更是要掉脑袋的。但他把这些书留在这里，还带我来看，这意味着什么？
“你不怕我是重庆的人？”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怕。但我更怕……更怕你是真的讨厌我。”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我转过头，假装在看书架上的书，不敢让他看到我泛红的眼眶。
楚云深，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你真的是汉奸，为什么要藏这些书？如果你不是汉奸，又为什么要为76号卖命？
这些问题在我心头盘旋，但我没有问出口。有些窗户纸，一旦捅破，就再也回不去了。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依然会送我花，会约我出去，但更多的是，我们会去那间阁楼，一起读书，一起聊天。他会给我讲他在军统时的往事，讲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讲南京城破时的惨状。我会给他讲我在南京的家，讲我如何逃出来，讲我为什么会选择做医生。
“因为我想救人，”我说，“在这个人人都在杀人的时代，至少还有人想救人。”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桑医生，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楚科长也比我想象的，”我顿了顿，“要复杂。”
他笑了：“复杂？是啊，我确实很复杂。复杂到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笑容里有自嘲，有无奈，也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我忽然很想抱抱他，但最终只是伸手，帮他拂去了肩头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不管你有多复杂，”我说，“至少此刻，你是楚云深。这就够了。”
他握住我的手，紧紧攥住，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初秋，”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不带姓，“答应我，不管将来发生什么，都要活着。活着，才有希望。”
“我答应你。”我说，“你也一样。”
“我答应你。”
窗外传来汽笛声，黄浦江上的风带着咸腥的气息吹进来。在这个堆满禁书的小阁楼里，两个各怀秘密的人，许下了最郑重的承诺。
但我知道，承诺在这个时代，是最脆弱的东西。
三
和楚云深”恋爱”两个月后，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情报。
第一次是在一次晚餐后。他送我去法租界的一个接头点——当然，他以为我只是去探望一个朋友。在车上，他忽然说：“最近虹口那边不太平，日本宪兵队在搞大搜捕，你和你朋友少往那边去。”
我当时没在意，只是随口应了一声。但第二天，老郑在接头时告诉我，虹口的一个地下印刷所被端了，幸好我们的人提前转移了。我猛然想起楚云深的话，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次是在一周后。我们在那间阁楼里喝茶，他忽然说：“丁默邨最近在查内部泄密的事，闹得挺凶。你们医院……我是说，你和你舅舅，最近小心些，别被人抓住把柄。”
“查泄密？”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查到什么了吗？”
“暂时还没有。不过据说重庆那边最近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是关于’清乡’计划的。丁默邨气得摔了杯子，发誓要找出内鬼。”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份”清乡”计划的情报，正是我两周前通过老郑传回重庆的。除了老郑和我，没有人知道情报来源。
“那……找到内鬼了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还没有。不过丁默邨怀疑是市政厅内部的人，正在一个个排查。”他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意味深长，“桑医生，你说这内鬼，胆子是不是很大？在老虎嘴边拔毛。”
“也许……也许他只是看不惯日本人欺压同胞。”
“也许吧。”他笑了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第三次，也是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个雨夜。他约我去跳舞，在百乐门。舞池里灯光昏暗，人影幢幢。他搂着我，在我耳边轻声说：“下个月初，日本海军有一批物资要从吴淞口运进来，具体时间和路线……”他说了一串数字，“这是绝密情报，连76号都不知道。桑医生，你……你觉得这情报重要吗？”
我浑身僵硬。这情报太重要了。如果属实，重庆方面可以安排游击队截击，或者至少提前做好准备。
“楚科长，”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他看着我，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幽深：“因为我觉得，桑医生应该知道。而且……”他顿了顿，“而且我相信桑医生会保守秘密。”
“你凭什么相信我？”
“凭直觉。”他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狡黠，“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桑医生，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试探，又像是在……帮我。如果他是真的在帮我，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知道我的身份？意味着他也在为重庆工作？还是意味着，他根本不是什么汉奸，而是……
我不敢往下想。这太危险了。如果他是在钓鱼，那我只要稍微露出马脚，就会万劫不复。
“楚科长说笑了，”我垂下眼帘，“我一个普通医生，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普通医生？”他轻笑一声，“桑医生，你可不是普通医生。你的手术刀能救人，也能……”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也能做很多别的事。”
那支舞的后半段，我们都没有说话。音乐悠扬，他的手掌贴着我的后背，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平稳而有力，不像是在做一场危险的游戏。
但如果不是游戏，那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把楚云深这几次”透露”的情报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找出破绽。但每一条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条都价值连城。如果他是在钓鱼，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情报如果传出去，足以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损失惨重。
除非……除非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损失。
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心头：楚云深，会不会是重庆的人？甚至……是比我更高层的情报人员？
但老郑从没提过上海区还有这样一条线。军统的规矩，各条线之间互不联系，这是为了安全。但如果楚云深真的是军统的人，他为什么要”反正”到76号？为什么要背负汉奸的骂名？
为了潜伏？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
这个解释似乎说得通，但又有很多疑点。如果他是潜伏人员，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不怕我泄密？不怕我向汪伪政府告发他？
除非……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冷。如果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重庆的人，那他的接近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局。他追求我，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利用我，或者……监视我。
但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好？为什么要带我去那间堆满禁书的阁楼？
人心是复杂的，尤其是在这个乱世。楚云深，你到底是谁？
我决定试探他。
第二天，我故意在老郑的接头点附近徘徊，然后”偶遇”了楚云深。他看见我，笑着迎上来：“桑医生，这么巧？”
“是啊，来看个朋友。”
“朋友？”他挑了挑眉，“法租界的朋友？”
“嗯，一个老同学。”
他没再追问，只是提议一起去吃饭。席间，我故意说：“楚科长，最近医院来了个新病人，是重庆那边过来的，听说是个重要人物。”
他的筷子顿了一下：“哦？什么人物？”
“不太清楚，只知道姓郑，好像是做生意的。”
我紧紧盯着他的表情。如果他是重庆的人，听到”姓郑”应该会有些反应。如果他只是普通汉奸，应该会继续追问细节。
但他只是淡淡地说：“姓郑的多了去了。桑医生，这种话以后少说，被人听见，会惹麻烦的。”
“有楚科长在，谁敢找我的麻烦？”
他看着我，目光忽然变得很深：“桑医生，别太信任我。我……我未必是你想的那种人。”
“那你是哪种人？”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苦笑：“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次试探没有结果。他的反应滴水不漏，既不像知情，也不像完全不知情。我更加困惑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艰难。日本人的”清乡”运动步步紧逼，上海周边的游击区不断被压缩。重庆方面的指示也越来越混乱，有时候甚至前后矛盾。老郑的压力很大，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初秋，”有一次接头时，老郑忧心忡忡地说，“上面最近有个大计划，需要我们在上海搞到日军下一步战略部署的详细情报。这任务很难，但……”
“我去想办法。”我说。
“小心。最近76号盯得很紧，尤其是那个楚云深，听说他嗅觉灵敏得很，已经抓了好几个我们的人。”
我的心一沉。老郑不知道我和楚云深的关系，这反而让我更加不安。如果楚云深真的在抓我们的人，那他的那些”透露”，会不会只是为了麻痹我？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老郑，”我犹豫了一下，“那个楚云深……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军统反正过来的，”老郑咬牙切齿，“据说手里有我们不少人的名单。这种人，迟早要遭报应。”
我低下头，不敢让老郑看到我眼中的复杂神色。
那天晚上，楚云深约我去跳舞。在舞池里，我贴在他耳边问：“楚科长，最近76号是不是在抓重庆的人？”
他的身体微微一僵，但很快恢复自然：“是啊，丁默邨下的命令，要’肃清’上海区的军统分子。怎么，桑医生关心这个？”
“只是好奇。听说抓了不少？”
“几个吧。”他的语气平淡，“不过都是小角色，没什么价值。”
“那……有没有抓到重要的？”
他低下头，看着我的眼睛：“桑医生，你今天问题很多啊。”
“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桑医生，有时候知道得太多，不是好事。”
音乐结束。他松开我，说有点事，先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有种强烈的不安。他是不是察觉了什么？还是……他一直在等我自己露出马脚？
回到医院，我辗转难眠。楚云深，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如果你是敌人，为什么要帮我？如果你是朋友，为什么要抓我的人？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但我没想到的是，答案会来得那么快，而且是以那样惊心动魄的方式。
四
那是十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天空飘着细雨。
我按照约定，去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杂货铺给老郑送情报。那是一份我从医院一个日本军医那里偷听到的关于日军冬季扫荡计划的重要情报，涉及到苏南地区好几个游击根据地的安危。
我扮作买日用品的主妇，提着篮子走进杂货铺。掌柜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看见我来，微微点头，示意我上楼。
楼上是一间狭小的阁楼，老郑已经在等我了。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长衫，脸色苍白，眼窝深陷。
“初秋，情报带来了吗？”
“带来了。”我从发髻里取出一个卷成细条的纸条，递给他。
老郑展开看了看，脸色凝重：“很重要。我今晚就发出去。”
“老郑，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的下线小李，昨天被捕了。76号的人动的手。我担心……担心他会供出我。”
我心头一紧：“那你还来接头？”
“这情报太重要，不能耽误。”老郑苦笑，“而且，我观察了几天，似乎还没有暴露。也许小李熬住了。”
“也许”两个字，说得那么轻，那么没有底气。我们都知道，76号的刑讯室是什么地方。进去的人，能熬住的，寥寥无几。
“老郑，”我握住他的手，“要不你暂时转移？去重庆，或者就离开上海……”
“不行，”他摇头，“我走了，你们怎么办？上海区这条线，不能断。”
他拍拍我的肩：“初秋，别担心。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倒是你，和那个楚云深……”
我心里一惊：“你怎么知道？”
“上海滩都传遍了，济民医院的桑医生和76号的楚科长在谈恋爱。”老郑看着我，目光复杂，“初秋，我知道你有分寸，但那种人……你要小心。他今天能对你好，明天就能把你卖了。”
“我知道。”我低下头。
“知道就好。”老郑收起情报，“你先走，我过半小时再离开。小心尾巴。”
我点点头，戴上斗笠，提着篮子下楼。雨下得更大了，街道上行人稀少。我穿过两条街，总觉得背后有目光在盯着我。我加快脚步，拐进一条弄堂，想抄近路回医院。
但刚走进弄堂，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弄堂尽头站着两个穿黑色雨衣的男人，正朝我走来。
我后退一步，手伸进篮子，握住了藏在底层的手术刀。
趁他们还没过来，我一转身向弄堂深处就跑。
我边跑边摸了摸颈间的项链。氰化钾胶囊还在。老郑说过，万一被捕，这是最后的尊严。
但我还没有完成任务。那份冬季扫荡的情报，还没有安全送出去。老郑还在杂货铺里，不知道他是否也暴露了。楚云深……楚云深知道后会怎样？他会为我难过吗？还是……这一切本来就是他策划的？
太多的念头在脑中闪过。
就在我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不得不停下喘气的那一刻，旁边一扇门忽然开了。
一只手伸出来，猛地将我拉了进去。门在我身后迅速关上，反锁。我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闻到熟悉的烟草味和古龙水味。
“别出声，”楚云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低沉而急促，“跟我来。”
他拉着我穿过这间屋子——是一间普通的民居，屋里有个老太太，看见我们进来，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坐在窗边打毛衣，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楚云深推开里屋的一扇门，里面是一堵看似完整的墙。他在墙上某处按了一下，一块木板无声地滑开，露出一个狭窄的通道。
“快。”
我跟着他钻进通道，通道很矮，只能弯腰前行。黑暗中，他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温暖而有力。我们爬了大约十几米，前方出现光亮。楚云深推开另一块木板，我们进入了隔壁的另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布置得像一间书房，书架上摆满了书。楚云深拉着我，从后门出去，外面是一条更窄的弄堂。他早有准备，一辆自行车停在那里。
“上车，”他跨上自行车，“我带你走。”
我犹豫了一秒，然后跳上了后座。自行车在雨中的弄堂里穿行，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后门。楚云深掏出钥匙开门，拉我进去，然后迅速锁上门，拉上窗帘。
直到这时，他才转过身，看着我。
他的头发湿漉漉的，脸上有水珠，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他的眼睛很亮，亮得惊人，里面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情绪——是恐惧，是愤怒，还是……心疼？
“你没事吧？”他上下打量我，声音有些发抖，“他们有没有伤到你？”
“没有，”我摇摇头，忽然觉得腿软，扶着墙才没倒下，“楚云深，你……你怎么会……”
“先别问，”他打断我，“这里安全，是我一个可靠朋友的房子。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处理后面的事。”
“处理？你怎么处理？那些是76号的人！”
“我知道，”他看着我，目光坚定，“放心，我有办法。你待在这里，哪也别去。我晚上回来。”
他转身要走，我一把拉住他：“楚云深！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雨声敲打着窗户，屋内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轮廓像一尊雕塑。
“桑初秋，”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我，声音低沉而清晰，“我是重庆的人。跟你不是一条线，但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所以我一直暗中帮你。”
尽管我已经猜到了几分，但亲耳听到他说出来，我还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你真的是军统的？”
“曾经是，”他苦笑，“现在……算是孤魂野鬼吧。上面以为我叛变了，其实我是奉命潜伏。但这条线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连上海区都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他看着我，目光温柔得像一潭春水：“因为刚才，当我看到那些人抓着你的时候，我……”他顿了顿，“我忽然很怕。怕失去你。怕到……顾不得什么纪律了。”
我的心猛地一缩。在这个冰冷的雨夜，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杀戮的城市里，有一个人，为了我，不惜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
“楚云深……”
“叫我云深，”他轻声说，“我想听你叫我的名字。”
“云深，”我的声音哽咽了，“你……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他笑了，那笑容里有无奈，有苦涩，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然：“因为我喜欢你啊，桑初秋。从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完了。这辈子，栽在你手里了。”
他伸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雨水——或者是泪水。
“等我回来，”他说，“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然后他转身，打开门，消失在雨幕中。
我靠在墙上，浑身发抖，不知是冷还是激动。楚云深，重庆潜伏人员。这个答案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那些有意无意的透露，那些意味深长的眼神，那些若有若无的庇护，原来都不是我的错觉。
他是我的同志。在这座城市最黑暗的角落里，我找到了另一个孤独的灵魂。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担忧。他怎么去处理那些76号的人？暴露了吗？会不会有危险？
时间在焦虑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天色暗下来。我蜷缩在椅子上，手里握着一把他留下的手枪，耳朵竖起来听着门外的每一丝动静。
终于，在深夜时分，门响了。
我举起枪，对准门口。
门开了，楚云深走进来。他的衣服换过了，头发也干了，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脸色有些苍白，眼下有淡淡的疲惫。
“解决了？”我问。
“解决了，”他关上门，“那几个是丁默邨派来的，属于李士群那一派的对手。我借用了一些……关系，让他们以为抓错了人。短期内，他们不会再来找你麻烦。”
他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桑初秋，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那一夜，我们谈了很久。他告诉我，他本名确实叫楚云深，军统南京站出身，南京沦陷后奉命潜伏上海。为了取得汪伪政府的信任，他不得不”出卖”了几个军统的外围人员——那些人其实是早就暴露、已经被放弃的棋子。他靠着”功劳”爬上了市政厅情报处副科长的位置，但实际上，他一直在为重庆传递重要情报。
“我传递回去的情报，比整个上海区加起来还多，”他苦笑，“但上面不相信我。他们认为我是真的叛变了，那些情报是我为了表忠心故意放出的烟雾。所以……所以我成了一条无人承认的孤线。”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
“因为总得有人做，”他看着我，目光坦然，“总得有人在这泥潭里，做点干净的事。”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个背负了汉奸骂名的男人，这个在刀尖上独舞的灵魂，原来比我想象的，要干净得多，也要孤独得多。
“云深，”我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以后，你不是一个人了。”
他看着我，眼眶微微泛红。然后他俯身，轻轻吻了我的额头。
“桑初秋，”他低声说，“谢谢你。”
那一夜，我们没有做别的，只是并肩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雨渐渐停歇。天边露出一线微光，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刻。
“云深，”我忽然说，“我们公开吧。”
“什么？”
“公开恋情，”我转过头，看着他，“既然丁默邨已经在怀疑我，与其躲躲藏藏，不如大大方方。你是76号的红人，有你的保护，他们不敢轻易动我。而且……而且我们出双入对，反而更方便传递情报。”
他皱眉：“这太危险了。万一我暴露……”
“万一我暴露，你也一样可以保护我，”我说，“云深，在这个乱世，我们单打独斗，迟早会被各个击破。只有绑在一起，才能走得更远。”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好。但你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优先保护自己。情报可以丢，任务可以失败，但你……不能有事。”
“我答应你。你也一样。”
“我答应你。”
我们相视一笑。窗外的天色渐亮，朝霞染红了东方的天际。那是我在漫长的黑夜里，见过的最美的黎明。
五
第二天，整个上海滩都知道了：76号的楚云深和济民医院的桑医生，正式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有人说，楚云深终于收心了，找了个正经人家的姑娘。也有人说，桑初秋真是好手段，连楚科长这样的狠角色都能拿下。更多的人则在背后窃窃私语，猜测这场恋情背后有什么政治交易。
舅舅和舅妈的态度很复杂。舅舅是读书人，对楚云深的”汉奸”身份本能地反感，但又忌惮他的权势，不敢明说。舅妈则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终于”有了依靠”，忧的是楚云深的名声实在太差。
“初秋啊，”舅妈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那楚云深……他对你好吗？”
“很好，舅妈。”
“那就好，那就好，”她叹口气，“这年月，找个对你好的人，不容易。至于别的……唉，别想太多了。”
至于别的，是指他的汉奸身份吗？我没有解释。有些真相，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而我和楚云深，则开始了我们”公开”的地下工作。
他会在公开场合大大方方地牵我的手，会在舞会上与我翩翩起舞，会在饭局上替我挡酒。而在无人处，我们会交换情报，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会一起分析汪伪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
“丁默邨和李士群貌合神离，”楚云深告诉我，“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丁默邨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李士群，李士群也在暗中搜集丁默邨的黑材料。”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也不信任他们，”楚云深冷笑，“在日本人眼里，汪伪政府不过是条狗。狗咬狗，主人乐得看戏。但我们要小心，别被狗咬了。”
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我负责从医院和日本伤员那里收集情报，他负责从市政厅和76号内部获取信息。然后我们通过一套复杂的渠道，将情报传递出去。有时候是利用那间阁楼的书架暗格，有时候是通过街头的”偶遇”，有时候则是借着约会的名义，在公园的长椅上交换纸条。
“云深，”有一次我问他，“我们的情报，真的能送到重庆吗？”
“能，”他说，“我有一条独立的线路，直通军统局本部。虽然上面不信任我，但情报他们是收的。”
“那……上面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你的身份？”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永远不会。潜伏人员，最好的结局就是默默无闻。如果身份暴露，要么死，要么……被当作弃子。”
我心里一沉：“那如果抗战胜利了呢？”
“抗战胜利？”他笑了，那笑容里有憧憬，也有苦涩，“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大概会找个偏僻的小镇，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那我呢？”
他看着我，目光温柔：“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和你一起。”
我没有说话，只是靠在他肩上。窗外的梧桐叶已经落尽，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上海的冬天来了，寒冷而漫长。但在这个小小的阁楼里，有两个相互取暖的灵魂，便不觉得那么冷了。
我们的感情，在一次次危险的任务中日益深厚。
有一次，我需要从一个日本军医那里偷取一份关于细菌实验的情报。那个军医叫佐藤，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平时从不离身那份文件。楚云深设计了一场”意外”——他在一家日本酒馆里”偶遇”佐藤，然后故意挑衅，引发了一场斗殴。佐藤被打破了头，送到济民医院急诊。而我，作为值班医生，顺理成章地接触到了他的随身物品，偷拍了那份文件。
“云深，你被打得不轻，”事后我给他处理伤口时，心疼得直掉眼泪，“那佐藤下手真狠。”
“没事，”他咧嘴一笑，牵动了嘴角的伤口，“为了老婆，挨顿打算什么。”
“谁是你老婆！”我红着脸打他。
“迟早的事，”他抓住我的手，“桑初秋，等抗战胜利了，我娶你，好不好？”
“好。”我低下头，声音细如蚊蚋。
他愣了一下，然后狂喜地抱住我，不顾伤口的疼痛，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桑初秋答应了！她答应嫁给我了！”他像个孩子一样大喊。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你小声点！被人听见怎么办！”
“听见就听见，”他满不在乎，“我楚云深要娶桑初秋，全上海都知道才好！”
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那么真实，让我几乎忘记了我们身处怎样的时代。如果世界一直这样该多好——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没有谎言和背叛，只有两个相爱的人，简简单单地过一辈子。
但乱世之中，这样的奢望，往往是最奢侈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艰难。日本人的统治越来越严酷，街头随时可见被捕的”嫌疑分子”，法租界的巡捕房也开始配合日本人行动。济民医院里，日本伤员越来越多，中国病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做完一台手术，看着那些日本兵被抬出去，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云深，”有一天晚上，我问他，“我们做的这些，真的有用吗？”
“有用，”他肯定地说，“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挽救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每一次行动，都在为最后的胜利添砖加瓦。桑初秋，不要怀疑。我们是在黑暗中行走，但光明终将到来。”
“可是……”我低下头，“有时候我觉得好累。累到想放弃。”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尤其是在南京的时候，看着战友们一个个死去，看着上峰们醉生梦死，我真的想过，算了吧，不干了，找个地方躲起来，过完这辈子算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看着我，目光深邃，“后来我想，如果我们都放弃了，那这个国家怎么办？那些死去的兄弟怎么办？我们的父母、亲人，他们的血债谁来讨？”
他握住我的手：“桑初秋，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那些不能活的人而活。为南京的三十万冤魂，为前线牺牲的将士，为那些在沦陷区苟延残喘的百姓。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眶发热。这个平时吊儿郎当、满嘴玩笑的男人，在说起这些时，表情是那样庄严，那样神圣。他的眼中有一种光，那是我从未在任何人眼中见过的光——不是对权力的渴望，不是对金钱的追求，而是一种纯粹的、炽热的信仰。
“云深，”我轻声说，“我为你骄傲。”
他笑了，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别骄傲太早，桑医生。你男人厉害的地方，你还没见识全呢。”
“贫嘴！”
我们笑闹成一团，暂时忘却了窗外的风雨。
但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我们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
六
那是三月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去医院上班。
刚走进大门，就感觉到气氛不对。护士们低着头，窃窃私语，看见我来，眼神躲闪。我心里一紧，快步走向办公室。
阿秀在走廊里拦住我，脸色煞白：“桑医生，不好了……院长，院长他……”
“舅舅怎么了？”
“院长被带走了！早上来了几个76号的人，说院长通敌，把他带走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舅舅被带走了？通敌？这怎么可能！舅舅是个纯粹的医生，从不参与政治，怎么会通敌？
“舅妈呢？”
“夫人晕过去了，在病房里……”
我强忍着震惊，先去看舅妈。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一看见我就抓住我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初秋，你舅舅……你舅舅他……你快想想办法！找云深，找赵次长，救救你舅舅……”
“舅妈，您别急，我这就去想办法。”
我冲出医院，直奔楚云深的住处。他在法租界有一栋公寓，是我们经常接头的地方。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他的一个手下，看见我，愣了一下：“桑医生？科长不在，去76号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清楚。听说……听说今天有大行动，抓了不少人。”
大行动？我的心沉到谷底。楚云深没有提前告诉我，说明这次行动连他都不知道，或者……他无法通知我。
我转身赶往76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那栋灰白色的洋房，是上海滩的魔窟。我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扇黑色的大门，手心全是汗。
进，还是不进？
如果进去，可能连我也搭进去。但舅舅在里面，我不能不管。
正犹豫间，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停在门口。车门打开，楚云深走了下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制服，脸色冷峻，和平时那个会对我笑的男人判若两人。
“云深！”我冲过去。
他看见我，眉头一皱：“你怎么来了？这里危险，快回去。”
“我舅舅！我舅舅被抓了！到底怎么回事？”
他拉着我，走到街角的僻静处，压低声音：“丁默邨发动了一次大搜捕，抓了不少人。你舅舅……是因为赵世荣的事被牵连了。”
“赵世荣？”
“赵世荣贪污军饷，被日本人查出来了。丁默邨想借机扳倒他，顺藤摸瓜，抓了你舅舅。名义上是’通敌’，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我浑身发冷：“那……那我舅舅会怎么样？”
楚云深沉默了一会儿，说：“丁默邨想从你舅舅嘴里撬出赵世荣的黑材料。如果撬不出来……”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云深，求你救救我舅舅，”我抓住他的胳膊，“他只是个医生，什么都不知道。他……他会被打死的……”
“初秋，”他看着我，目光痛苦，“我也想救。但丁默邨亲自督办这个案子，我……我插不上手。”
“插不上手？”我后退一步，看着他，“你是76号的副科长，你插不上手？”
“桑初秋，”他的声音低沉下去，“你以为76号是什么地方？我说句话就能放人？丁默邨要办的人，连李士群都保不住，何况是我？”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陌生。这个在我面前总是无所不能的男人，原来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怎么办？就看着我舅舅死？”
“不，”他握住我的肩膀，“我在想别的办法。赵世荣那边，也许可以活动。如果赵世荣不倒，你舅舅就有救。但……需要时间。”
“多久？”
“我不知道。也许几天，也许……”
“舅舅等不了几天！”我甩开他的手，“76号的刑讯室，进去的人能撑几天？云深，你告诉我，我舅舅能撑几天？”
他不说话了。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桑初秋，你不能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要想办法，要救舅舅，要……
“初秋，”楚云深从背后抱住我，声音沙哑，“对不起。我……我尽力了。”
“我知道，”我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我不怪你。这世道，谁不是身不由己。”
我转过身，看着他：“云深，我想见见我舅舅。你能安排吗？”
他犹豫了一下，点头：“我试试。但……你不能暴露身份。如果丁默邨知道你是重庆的人，你就完了。”
“我知道。”
他安排我在三天后，以家属身份去76号探视舅舅。那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我白天在医院强颜欢笑，晚上则整夜整夜地失眠。舅妈天天以泪洗面，赵世荣那边则托人带话，说他正在想办法，让我”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这四个字说得轻巧。那是我的舅舅，是把我从南京带出来、供我读书、教我做人道理的舅舅。我怎么稍安勿躁？
三天后，楚云深带我去了76号。那栋洋房内部比我想象的还要阴森。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味混合的刺鼻气味，墙壁上隐约可见褐色的污渍。偶尔传来几声惨叫，凄厉得让人毛骨悚然。
我紧紧抓着楚云深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他回握着我，掌心也是湿的。
“别怕，”他低声说，“有我在。”
舅舅被关在一间地下牢房里。看见他时，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原本微胖的身材瘦得脱了形，脸上满是青紫，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手指……手指的指甲……
“舅舅！”我扑到铁栅栏前，眼泪夺眶而出。
“初秋……”他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你怎么来了……快走……这里危险……”
“舅舅，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
“没事，”他勉强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舅舅皮糙肉厚，撑得住。初秋，听舅舅的话，别管我。你……你好好活着……”
“不，舅舅，我会救你出去，我一定会……”
“傻孩子，”他摇摇头，“舅舅活了这把年纪，够了。你不一样，你还有大好的前程……还有云深……他对你好吗？”
“好，他对我很好。”
“那就好……”舅舅闭上眼睛，“初秋，答应舅舅，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活着。活着，才有希望……”
“舅舅……”
探视时间到了。我被强行拉走，最后看见舅舅的那一眼，他靠在墙上，对我挥了挥手，嘴角还带着那个苦涩的微笑。
那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我躺在床上，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梦里，我看见了南京的家，看见了父母，看见了小时候舅舅带我去夫子庙买糖人的情景。然后画面一转，是舅舅血肉模糊的脸，是76号的刑讯室，是黑洞洞的枪口。
“初秋，初秋！”楚云深的声音把我从梦魇中拉回来。他坐在我床边，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眼中满是焦急。
“云深……”我抓住他的手，“舅舅……舅舅他……”
“我知道，我知道，”他把我搂进怀里，“我在想办法，真的在想办法。赵世荣那边已经松口了，他愿意出一大笔钱赎人。丁默邨爱财，也许……也许有转机。”
“真的？”
“真的。你相信我，好吗？”
我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的心跳，渐渐平静下来。云深，我信你。在这个世上，我只信你。
然而，命运再次跟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二天清晨，楚云深带来了一个消息：舅舅在牢房里”畏罪自杀”了。
“畏罪自杀”？我笑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舅舅那样一个温和的人，连蚂蚁都不忍心踩死，怎么会”畏罪自杀”？他是被打死的，是被丁默邨的人折磨死的。他们从他嘴里撬不出赵世荣的黑材料，就干脆灭口，然后编造一个”畏罪自杀”的借口。
“初秋……”楚云深试图抱住我，被我推开了。
“别碰我，”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楚云深，你不是说在想办法吗？你不是说有转机吗？”
“我……丁默邨昨晚突然下令，我来不及……”
“来不及？”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累到不想再说一句话，“云深，你知道吗？我舅舅死前，让我活着。他说活着才有希望。可是……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世道，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
“初秋……”
“你走吧，”我转过身，背对着他，“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好。但初秋，你要记住，你答应过我，要活着。你答应过你舅舅，要活着。你不能食言。”
门轻轻关上了。我蜷缩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终于放声大哭。
舅舅的葬礼很简单。赵世荣出了面，丁默邨也派人来”慰问”，一副猫哭耗子的嘴脸。舅妈哭晕过去好几次，整个人像老了十岁。我穿着黑色的旗袍，戴着白色的花，站在灵堂里，像一尊没有感情的雕像。
楚云深来了，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他没有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我。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又各自移开。
那天晚上，他来到我的住处。我打开门，看见他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瓶酒。
“陪我喝一杯？”他问。
我没有拒绝。我们坐在窗边，对着窗外的夜色，一杯接一杯地喝。那是上好的绍兴黄酒，温润绵长，入喉却像刀割。
“初秋，”他忽然说，“你恨我吗？”
“恨你什么？”
“恨我没救出你舅舅。恨我……无能为力。”
我转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红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看起来憔悴了很多。这个在76号呼风唤雨的男人，此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等待着我的审判。
“我不恨你，”我说，“云深，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在这世道，谁能保证救得了谁呢？”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舅舅死了，这是事实。但云深，我们不能停。如果停下来，舅舅就白死了。那些还在受苦的人，就白受苦了。”
他看着我，目光渐渐从痛苦变得坚定：“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停。”
我们碰了碰杯，一饮而尽。酒精灼烧着喉咙，也灼烧着我们的心。在这个失去亲人的夜晚，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靠在一起，互相取暖。
“云深，”我忽然说，“我想加入你们。”
“什么？”
“你们。你们真正的组织。”我看着他，目光灼灼，“我知道，你不是单纯的军统潜伏人员。你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坚毅、信仰，不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能培养出来的。你背后，一定有另一个组织。一个比重庆政府更光明、更有希望的组织。”
他的身体僵住了。酒杯停在半空，酒液微微晃动。
“初秋，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我握住他的手，“云深，我要加入共产党。”
沉默。漫长的沉默。
然后，他放下酒杯，反握住我的手，紧紧地，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你怎么知道的？”
“感觉，”我笑了，“还有，你阁楼里的那些书。《资本论》《新青年》，还有鲁迅全集。一个单纯的军统特务，不会藏这些书。而且……”我顿了顿，“而且你在说起’信仰’的时候，眼中的光，和重庆那些人不一样。重庆的人谈信仰，是为了升官发财。你谈信仰，是真的相信。”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欣慰，也有一种”终于等到你”的感慨。
“桑初秋，”他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
“所以，”我追问，“你真的是共产党？”
“是，”他点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直属江苏省委领导。军统那边，只是我的掩护身份。我打入76号，一方面是为党获取情报，另一方面，也是为将来策反做准备。”
“那重庆那边……”
“重庆以为我是他们的人，”他苦笑，“实际上，我早就对那个腐败的政府失望了。南京失守，上海沦陷，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老爷们却醉生梦死。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救不了中国。”
他看着我，目光炽热：“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用血和泪得出的结论。桑初秋，你……你真的愿意加入我们？”
“我愿意，”我说，“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所相信的。”
他站起身，郑重地握住我的手：“桑初秋同志，我代表组织，欢迎你的加入。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了。我们的代号是’夫妻档’，对外以情侣身份掩护，对内……”他顿了顿，脸上浮起一丝红晕，“对内，也是真正的革命伴侣。”
“革命伴侣？”我挑了挑眉，“楚云深同志，你这算是求婚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算！当然算！桑初秋同志，你愿意嫁给我这个穷革命者吗？”
“我愿意，”我笑着流泪，“一百个愿意。”
他抱住我，在窗前转了一圈。窗外是沦陷区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探照灯的光柱不时扫过。但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有两个找到了真正信仰和真正爱情的人，便觉得黑夜不再那么漫长。
“云深，”我问他，“我们的上线是谁？”
“老周，”他说，“一个卖馄饨的小贩。每周三下午，在静安寺路口的馄饨摊接头。暗号是’要一碗虾肉馄饨，多加辣油’。”
“那我们的任务呢？”
“继续潜伏，继续收集情报。同时，发展可靠的同志，为将来的大反攻做准备。”
“大反攻……”我喃喃自语，“真的会来吗？”
“会，”他肯定地说，“一定会。日本人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全世界都在反法西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顶住了，美国在太平洋开始反攻。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他的话语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是啊，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但在这胜利到来之前，还有多少人要牺牲？还有多少血要流？
“云深，”我靠在他肩上，“不管还要多久，我都陪你等。”
“好，”他吻了吻我的额头，“我们一起等。”
七
成为共产党员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表面上，我还是济民医院的外科医生，还是76号副科长楚云深的”女朋友”。但在无人处，我们开始为一个新的目标奋斗——不是为重庆那个腐败的政府，而是为一个真正能给中国带来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上线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满脸风霜，手上满是老茧。他在静安寺路口摆了十年的馄饨摊，见证了多少风云变幻。每次接头，他都会一边下馄饨，一边用只有我们能听见的声音传达指示。
“最近组织上需要日军在沪宁沿线的兵力部署图，”有一次，老周一边搅动着锅里的馄饨，一边说，“这任务很艰巨，但很重要。云深，初秋，你们能搞到吗？”
“我试试，”楚云深说，“市政厅应该有相关文件，但需要时间。”
“不急，”老周盛起一碗馄饨，递给我，“安全第一。组织上说了，同志们的生命比任何情报都重要。”
我接过馄饨，热气氤氲中，看着老周那张朴实的脸，忽然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在重庆那边，老郑虽然也关心我，但更多的是任务导向。而这里，在老周眼中，我首先是一个”同志”，一个需要被保护和珍惜的人。
“老周，”我忍不住问，“您干这行多久了？”
“快二十年了，”他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被捕过三次，侥幸都活了下来。看着身边的同志一个个倒下，有时候也想过，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那您为什么还坚持？”
他看着我，目光平静而深邃：“因为我相信啊。相信咱们做的事，是对的。相信将来有一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不用挨饿受冻，不用担惊受怕。为了那一天，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熬几年。”
我低下头，喝着滚烫的馄饨汤，眼泪差点掉进碗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不是口号，不是标语，而是像老周这样，在最平凡的岗位上，用最朴实的方式，坚守着最崇高的理想。
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我和楚云深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他利用在市政厅的职务，获取了大量关于日伪统治的核心情报；我则通过医院的关系网，收集日军伤员的口风和医疗物资的调配情况。我们将这些情报汇总，通过老周传递给组织，为根据地的反扫荡和游击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初秋，”有一次任务完成后，楚云深对我说，“你知道吗？组织上表扬我们了。说我们的情报，帮助新四军在苏南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了日军一个中队。”
“真的？”我欣喜若狂，“那太好了！”
“是啊，”他笑着抱住我，“桑初秋同志，咱们也是打过胜仗的人了。”
“去你的，”我笑着捶他，“这是组织指挥有方，同志们英勇奋战，咱们只是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工作。”
“微不足道？”他正色道，“初秋，情报工作看似不见硝烟，但每一份准确的情报，都可能挽救成百上千战士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和前线一样重要。”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变得更加成熟了。不再是那个会在舞厅里讲笑话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和明确目标的革命者。这种变化，让他更加迷人，也让我更加深爱。
然而，危险从未远离。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上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统治，发动了大规模的”清乡”和”肃清”运动。76号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失去了十几个联络点，牺牲了二十多名同志。
老周也在一次行动中被捕了。
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和楚云深坐在阁楼里，相对无言。老周是我们的上线，是我们的引路人，更是我们的朋友。他被捕，意味着我们的线路断了，也意味着他将要面对76号的酷刑。
“云深，”我的声音发抖，“我们得救老周。”
“怎么救？”楚云深的声音沙哑，“丁默邨亲自审他，76号里三层外三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那怎么办？就看着他……”
“初秋，”楚云深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冰凉，“老周……老周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被捕前，通过备用渠道传出来一句话。”
“什么话？”
“‘保护好组织，不要管我。’”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老周，那个卖馄饨的老周，那个总是笑呵呵地给我们多盛一勺辣油的老周，那个说”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熬几年”的老周……
“他……他能撑住吗？”我问，声音细若蚊蚋。
“老周是条汉子，”楚云深的声音低沉，“但……但76号的刑讯室，没有人能撑住。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开口之前，切断所有和他有关的线路，保护其他同志。”
“那老周呢？就……就放弃他了？”
楚云深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我第一次看见他哭。这个在枪林弹雨中都面不改色的男人，此刻像孩子一样无声地流泪。
“云深……”
“初秋，”他的声音哽咽，“我入党时，老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救过我的命，教过我很多东西。他就像……就像我的父亲。可是现在……”
他转过身，脸上满是泪痕：“可是我现在，连救他都做不到。我只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我抱住他，让他的头靠在我肩上。我们相拥而泣，在这个黑暗的阁楼里，为即将失去的一位好同志、一位好兄长、一位好父亲，痛哭失声。
三天后，消息传来：老周在76号的刑讯室里”猝死”。官方说法是”心脏病发作”，但谁都知道，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据说他至死没有吐露一个同志的名字，没有出卖一条组织线路。
老周牺牲后，组织派来了新的上线，一个姓林的女教师。但我们依然保留着那个馄饨摊，每天下午，楚云深都会去买一碗虾肉馄饨，多加辣油。他说，那是老周的味道，是信仰的味道。
“云深，”有一次我问他，“老周牺牲的时候，痛苦吗？”
“也许吧，”他说，“但他心里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他保护了他想保护的人。他的死，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我喃喃自语，“为了这价值，多少人要付出生命？”
“很多人，”他看着窗外，“但值得。初秋，你知道吗？组织上最近传来消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了，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也开始占据主动。胜利的天平，正在向我们倾斜。”
“真的？”
“真的。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但胜利一定会来。”
他握住我的手：“老周他们，不会白死。我们要活着，要看到那一天。然后，去告诉他们：你们赢了。”
我靠在他肩上，看着窗外的夕阳。那是我在漫长的黑夜里，见过的最美的夕阳。
八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上海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但空气中已经能嗅到一丝变化的气息。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内的游击战愈演愈烈，汪伪政府内部也是人心惶惶。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权力斗争到了白热化阶段，76号内部四分五裂。而我和楚云深，则在这种混乱中，更加活跃地开展工作。
我们的”夫妻档”身份，成了最好的掩护。出双入对地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没有人会怀疑一对热恋中的情侣。而在那些舞会和酒宴上，我们收集着大量的情报——日军的士气低落、伪军的动摇、汪伪政府高层的恐慌……
“云深，”有一次在舞会上，我贴在他耳边说，“我听见佐藤和一个日本军官说，他们在太平洋上损失了三艘航母。日本国内已经开始实行粮食配给了。”
“很好，”他微笑着，带着我旋转，“这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
“那我们呢？”
“我们？”他低下头，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我们等着收果子。”
我笑着打他：“正经点！”
“我很正经，”他一脸无辜，“桑初秋同志，我正经地告诉你，等胜利了，我要带你去延安。听说那里的天很蓝，水很清，老百姓当家做主。我们在那里结婚，生一堆孩子，过太平日子。”
“谁要跟你生一堆孩子！”我红着脸嗔道，但心里却甜滋滋的。
“你呀，”他坏笑，“桑初秋同志，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我们笑闹着，在舞池中旋转。周围的男女们投来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没人知道，这对”热恋情侣”正在讨论着怎样加速侵略者的灭亡。
然而，危险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降临。
一九四三年五月，组织上交给楚云深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获取日军”一号作战”的详细计划。这是一份关系到华中、华南数百万军民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据说藏在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个保险柜里。
“这任务太危险了，”我担忧地说，“派遣军司令部，那是龙潭虎穴。”
“我知道，”楚云深面色凝重，“但组织上说，这份情报关系到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如果日军真的发动’一号作战’，而我们毫无准备，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有计划吗？”
“有，”他说，“派遣军司令部里有一个翻译官，叫周明远，是我们发展的同志。他可以帮我进入司令部，但打开保险柜和复制文件，需要我自己想办法。”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不行，”他断然拒绝，“太危险了。你留在医院，如果我三天内没有消息，你就通过备用渠道通知组织，说我暴露了。”
“云深！”
“初秋，”他握住我的手，目光坚定，“这是命令。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服从。”
我看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上级，命令。这些词语像冰冷的墙，把我们隔开。但我知道，他说得对。在组织面前，个人感情必须让位。
“好，”我哽咽着说，“我服从。但云深，你答应我，一定要回来。”
“我答应你，”他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悲壮，“桑初秋同志，我还没娶你呢，怎么会死？”
他转身离去，背影在夕阳中显得格外挺拔。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不安。
那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
第一天，没有消息。我在医院里魂不守舍，做手术时差点出错。阿秀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只是摇头。
第二天，依然没有消息。我坐不住了，借口去买药，在派遣军司令部附近转了一圈又一圈。那里戒备森严，岗哨林立，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第三天，黄昏时分，我正在医院里发呆，忽然听见窗外传来一阵喧哗。我跑到窗边，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医院门口，车门打开，楚云深走了下来。
他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我眼尖地注意到，他的左手袖口有一丝血迹，走路时右腿也有些微跛。
我冲下楼，扑进他怀里：“云深！你回来了！”
“回来了，”他笑着抱住我，“我说过，还没娶你呢。”
“你受伤了？”
“小伤，
“小伤，不碍事。”他满不在乎地挥挥手，却在抬脚迈进医院大门时微微踉跄了一下。
我连忙扶住他，手指触到他后背的衣料，一片濡湿。抬手一看，掌心竟是暗红的血。
“楚云深！”我声音都变了调，“这叫小伤？”
“哎呀，别在医院门口嚷嚷，”他冲我挤挤眼睛，“让人听见，还以为桑医生要谋害亲夫呢。”
“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我又急又气，半扶半架地把他往手术室拖。
阿秀看见我们这样子，吓得手里的托盘差点掉地上：“桑医生，楚科长这是……”
“准备手术，”我沉声说，“另外，去我办公室，把最里面抽屉那个红木盒子拿来。就说是我要的，别让别人碰。”
“是！”
手术室的门关上，我一把扯开他的西装外套，又解开衬衫扣子。看清伤口的那一刻，我倒吸一口凉气——他的右肩下方有一道贯穿伤，子弹从后背射入，从前肩穿出，血肉模糊。更棘手的是，伤口边缘已经开始发黑，那是火药灼烧的痕迹，说明距离极近。
“你中枪了，”我咬着牙，声音发颤，“为什么不去租界的外科医院？为什么要直接来找我？”
“因为信不过别人，”他靠在手术台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却还在笑，“而且，我想让桑医生给我治。桑医生的手，比什么外科大夫都稳。”
“你……”我气得想揍他，眼眶却红了，“你知不知道，这子弹再偏两寸，你就没命了！”
“知道，”他伸出手，轻轻擦去我眼角的泪，“所以我躲了那两寸啊。桑初秋同志，你男人厉害吧？”
“厉害个鬼！”我打开他的手，转身去准备器械，“躺好，别动。没有麻醉，你忍着点。”
“忍得住，”他闭上眼睛，嘴角还挂着那副玩世不恭的笑，“你动手吧，桑大夫。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我深吸一口气，戴上手套，拿起手术刀。灯光下，他的皮肤苍白，伤口狰狞。我下刀的那一刻，他浑身肌肉猛地绷紧，喉咙里溢出一声闷哼，却硬是没喊出来。
“疼就喊出来，”我低声说，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哑，“没人笑话你。”
“不喊，”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喊出来……多丢人。将来……将来还要娶你呢，得保持形象……”
“闭嘴！”
“好，闭嘴……”
我一边取弹片，一边清理灼伤组织，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刺得生疼。阿秀在一旁给我擦汗，小声说：“桑医生，您手在抖。”
“我知道。”
我强迫自己镇定。平时一台阑尾手术，我二十分钟就能做完，干净利落。可此刻，我的手却像不听使唤似的，每一刀都重若千钧。因为台上躺着的这个人，不是普通的病人，是我的云深，是我的革命伴侣，是我在这乱世里唯一的锚。
“初秋，”他忽然开口，声音虚弱却清晰，“如果……如果我今天没回来，你……”
“你回来了，”我打断他，声音斩钉截铁，“你答应过我的。”
“是，我答应过……”他轻轻笑了笑，然后昏了过去。
取完弹片，缝合伤口，包扎完毕，我已经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阿秀递给我一杯水，我摆摆手，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感受他脉搏的跳动——平稳，有力。
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天完全黑下来时，他醒了。我正趴在床边打盹，感觉手指被人轻轻捏了捏。
“桑大夫，”他声音沙哑，“你这样睡，明天怎么上班？”
我猛地抬头，正对上他那双含笑的眼睛。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他脸上镀了一层银边，让他看起来像个偷溜下凡的散仙，全然没有半点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自觉。
“你还知道醒，”我鼻子一酸，又想哭又想笑，“吓死我了。”
“抱歉，”他抬手，想摸我的头，却牵动了伤口，疼得龇牙咧嘴，“嘶——看来这枪挨得确实不划算。”
“别动！”我按住他，“伤口刚缝好，你想崩线吗？”
“不想，”他老实了，眨巴着眼睛看我，“桑初秋，你哭过了？”
“没有。”
“眼睛都肿了。”
“……那是累的。”
“哦，”他拖长了声调，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桑医生，你累的时候真好看。”
“楚云深！”
“在！”
我瞪着他，他回看着我，眼神清澈得像一汪泉水。片刻后，我们俩同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却掉下来，滴在他手背上。
“傻瓜，”他轻声说，“我这不是没事吗？”
“有事就晚了，”我抹了把脸，“任务……完成了吗？”
他点点头，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胶卷，递给我：“日军’一号作战’的详细计划，包括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时间节点。全在这里了。”
我接过胶卷，那小小的塑料筒在掌心沉甸甸的，像握着千钧重担。
“怎么拿到的？”
“周明远带我进了司令部，”他闭上眼睛，回忆着，“保险柜在档案室，三重密码。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打开。刚拍完文件，就听见走廊里有动静。是佐藤，那个你治过腿伤的宪兵少尉。他大概是临时去档案室查什么，我躲不及，只能从窗户翻出去。三楼，下面是花园，我跳下去的时候，他开了枪。”
“佐藤……”我攥紧了拳头，“早知道，我就不该救他。”
“你救他是医生的本分，”楚云深说，“而且，他那一枪没打中要害，说明他枪法也不怎么样。”
“你还笑得出来？”
“不然呢？哭吗？”他看着我，目光温柔而坚定，“初秋，这份情报送出去，能救多少人，你比我清楚。挨这一枪，值。”
我低下头，看着手中的胶卷，忽然觉得它烫得惊人。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文件，这是云深用命换来的，是无数同志用血铺就的路。
“今天我就交给林老师，”我说。
“好，”他握住我的手，“现在，让我睡一会儿。有点困……”
“睡吧，我守着你。”
他很快沉沉睡去，呼吸平稳。我坐在床边，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像一幅老旧的年画，宁静而安详。
如果时光能停在这一刻，该多好。
九
楚云深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我白天是济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晚上是他的专职护士。舅妈来看过几次，见我们”恩爱”的样子，欣慰得直抹眼泪：“初秋啊，云深这孩子不错，有担当。你舅舅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我笑着应和，心里却五味杂陈。舅妈不知道，她眼中这个”有担当”的外甥女婿，此刻正躺在病床上，不是因为什么公务应酬，而是因为从日军司令部偷情报。她更不知道，她那个”通敌”而死的丈夫，其实是被汉奸陷害的。这个世道，真相总是被层层谎言包裹着，像一颗被淤泥掩埋的珍珠。
楚云深的恢复能力惊人，一周后就能下床走动，十天开始跟我拌嘴，半个月就嚷嚷着要出院。
“我再躺下去，骨头都要生锈了，”他一边让我给他换药，一边抱怨，“桑医生，你这医院伙食太差，我想吃生煎包。”
“没有生煎包，”我头也不抬，“只有病号饭。”
“病号饭也太难吃了，”他皱着眉，“清汤寡水，一点油星都没有。你们医院是不是贪污伙食费？”
“你再说一遍？”
“……我是说，桑医生手艺真好，包扎得真漂亮。”
我白了他一眼，手上却放轻了动作。他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已经开始结痂。我指尖划过那道疤痕，心里一阵抽痛——这将成为他身体上永远的印记，也是我们共同的勋章。
“云深，”我轻声说，“等伤好了，我们去买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庆祝你还活着。”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伸手捏了捏我的脸：“桑初秋同志，你这庆祝的理由，未免太悲观了。咱们应该庆祝胜利在望，庆祝革命即将成功，庆祝——”
“庆祝什么？”
“庆祝我楚云深，马上就要娶到全上海最漂亮的女医生了。”
我红着脸拍开他的手：“谁答应嫁给你了？”
“你啊，”他一脸无辜，“在阁楼里，你亲口说的。一百个愿意。想赖账？”
“……那是革命伴侣，不是嫁给你。”
“革命伴侣就是嫁给我，”他理直气壮，“组织上批准的，你有意见找组织去。”
“强词夺理！”
“理就是强词，”他笑嘻嘻地凑过来，在我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下，“桑初秋，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
“楚云深！伤口不要了是吧？”
“要要要，”他立刻躺平，一脸乖巧，“桑大夫请继续，我保证不动。”
我气得想笑，最终只是轻轻戳了戳他的伤口边缘：“疼吗？”
“疼，”他忽然正色，“但心里甜。”
我低下头，继续换药，嘴角却忍不住上扬。这个冤家，真是我命里的劫。
出院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我搀着他走出医院大门，他深吸一口气，夸张地张开双臂：“自由的味道！”
“注意形象，”我小声提醒，“对面烟摊那个人，盯着我们看了半天了。”
他不动声色地放下手臂，搂住我的腰，在我耳边低语：“76号的眼线，丁默邨的人。别回头，自然点。”
我心头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反而笑着捶他：“干嘛呀，大庭广众的。”
“搂自己女朋友，犯法吗？”他大声说，然后拉着我钻进一辆黄包车，“走，去霞飞路，给你买件新旗袍。”
“浪费钱。”
“给老婆花钱，天经地义。”
黄包车跑起来，拐过两个弯，他忽然说：“下车。”
我们跳下车，他拉着我钻进一条弄堂，七拐八绕，最后从另一头出来，又拦了一辆黄包车。
“甩掉了？”我问。
“暂时，”他面色凝重，“丁默邨最近在查内部泄密的事。’一号作战’计划泄露后，日本人震怒，汪伪政府人人自危。丁默邨怀疑是76号内部有人通共，正在疯狂排查。”
“会查到你吗？”
“有可能，”他说，“但我有不在场证明。案发那天晚上，我在百乐门跳舞，至少有十个人能作证。”
“你倒是准备充分。”
“干这行的，不留后路就是找死，”他苦笑，“但丁默邨那个人，疑心病重。就算没有证据，他也可能’宁错杀，不放过’。最近我们要格外小心。”
我点点头，握紧了他的手。
接下来的日子，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丁默邨果然在76号内部搞起了大清洗，几个科长、组长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关押。整个76号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楚云深因为”深受李士群赏识”，加上有百乐门的不在场证明，暂时逃过一劫，但也被调到了一个闲职，不再接触核心情报。
“这是好事，”他对我说，“树大招风，暂时避避风头，反而安全。”
“可我们拿不到情报了，”我担忧地说。
“情报可以以后拿，命只有一条，”他安慰我，“而且，组织上最近也没有紧急任务。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休整一下。”
“怎么休整？”
他眼睛一亮：“比如，去杭州度个蜜月？”
“谁要跟你度蜜月！”
“我呀，”他笑嘻嘻地说，“桑初秋同志，组织上说了，革命者也要劳逸结合。最近上海风声紧，组织建议我们暂时转移去杭州，避避风头，顺便……”
“顺便什么？”
“顺便把婚事办了。”
我愣住了：“婚事？”
“嗯，”他收起笑容，认真地看着我，“组织上批准了，允许我们在杭州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林老师会安排一切。初秋，我想给你一个名分。不是假扮的，是真的。在这个乱世里，我想让你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妻子。”
我看着他，眼眶渐渐红了。婚礼，名分，妻子。这些在和平年代再普通不过的词语，在此时此刻，却奢侈得像天上的星星。
“可是……现在这么危险……”
“正因为危险，才更要珍惜眼前，”他握住我的手，“初秋，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但我想在活着的每一天，都堂堂正正地爱你。你愿意吗？”
“我愿意，”我哽咽着说，“一千个愿意，一万个愿意。”
他笑了，把我拥入怀中，抱得很紧很紧。
十
杭州的春天，美得不像话。
西湖边的柳树抽出了新芽，桃花开得漫山遍野，苏堤上游人如织，仿佛外面的世界依然太平盛世。我和楚云深住在湖滨路的一栋小洋房里，对外宣称是新婚夫妻来度蜜月。
婚礼很简单，没有宾客，没有酒席，只有林老师作为证婚人，老周留下的那个馄饨摊的锅——林老师特意带来的，说是”老周的遗愿，要喝你们一杯喜酒”。
我们在院子里摆了一张小桌，林老师从锅里盛出三碗馄饨，热气腾腾。
“云深，初秋，”林老师举起碗，“组织上祝贺你们结为革命伴侣。从今天起，你们不仅是爱人，更是战友。希望你们相濡以沫，同生共死，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终身。”
“奋斗终身，”我们齐声说，然后碰碗，喝汤。
楚云深喝了一口，忽然笑了：“这馄饨……还是老周的味道。”
“是啊，”林老师的眼圈红了，“老周之前，就把配方交给了我。他说，这锅汤，要一直熬下去，熬到胜利的那一天。”
我低下头，眼泪掉进碗里。老周，你看见了吗？我们结婚了。你放心，这锅汤，我们会替你熬下去。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楚云深抱着我，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轻轻摇晃。
“桑初秋，”他忽然说，“你现在是我老婆了。”
“嗯，”我靠在他肩上，“是你老婆了。”
“那我可以提个要求吗？”
“什么要求？”
“以后别叫我楚科长了，”他说，“叫老公。”
“……肉麻。”
“叫嘛。”
“……老公。”
“哎！”
他答应得响亮，笑得像个偷到糖的孩子。我红着脸捶他，他却抓住我的手，放在唇边吻了吻。
“初秋，”他轻声说，“谢谢你嫁给我。”
“谢什么，”我说，“是你娶了我。”
“那我也谢，”他说，“谢谢你愿意让我娶你。”
月光洒在我们身上，像一层温柔的纱。远处传来西湖的波涛声，轻柔得像一首摇篮曲。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战争，忘记了杀戮，忘记了我们身处怎样一个残酷的时代。我只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我们在杭州住了半个月，正准备回上海，忽然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上海出事了。
“济民医院的阿秀，”林老师面色凝重，“被捕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阿秀？那个总是笑眯眯给我擦汗的小护士？那个看见我哭会手足无措的小姑娘？她怎么会……
“阿秀是我们发展的外围同志，”林老师说，“负责帮我们传递一些不重要的情报。三天前，她在送信途中被76号的人抓了。据说……熬不住刑，供出了一些人。”
“供出了谁？”楚云深问。
“目前知道的是，济民医院的一个杂工，还有……”
“还有什么？”
林老师看着我，目光痛苦：“还有你，初秋。阿秀供出了你，说你是重庆的人。”
我浑身冰冷。阿秀供出了我？那个我当作妹妹一样照顾的阿秀？
“阿秀……她怎么会……”我声音发抖。
“她才十九岁，”林老师叹了口气，“进去不到一天，就全招了。初秋，组织上建议你们暂时不要回上海。等风头过了再说。”
“不行，”我摇头，“我舅妈还在上海，还在济民医院。如果阿秀供出了我，76号一定会去查我的社会关系。舅妈她……”
“初秋，”楚云深握住我的手，“冷静。我们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
“可是舅妈……”
“组织上会想办法转移她，”林老师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志的家属。”
我闭上眼睛，泪水无声地滑落。舅妈，那个总是唠叨我婚事的舅妈，那个在舅舅死后一夜白头的舅妈。我怎么能丢下她？
“云深，”我抓住他的手，“我们得回去。哪怕只是看一眼，确认她安全……”
“初秋……”
“云深，”我看着他，目光坚定，“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丢下她。”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好。但你要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优先保护自己。情报可以丢，任务可以失败，但你……”
“我知道，”我说，“我答应你。”
我们连夜赶回上海。
十一
上海已经变了天。
街头到处都是76号的便衣，济民医院门口停着黑色的轿车。我们不敢直接回去，只能先躲在法租界的一个安全屋里，通过地下渠道打听消息。
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一个比一个糟糕。
阿秀在供出我之后，因为”再无利用价值”，被76号秘密处决了。尸体扔在黄浦江里，三天后才浮上来。那个总是爱笑的小姑娘，最终变成了江面上的一具浮尸，面目全非。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给楚云深缝补衬衫。针尖刺进手指，血珠渗出来，我却感觉不到疼。
“阿秀……”我喃喃自语，“她才十九岁……”
“初秋，”楚云深从背后抱住我，“别想了。阿秀……她尽力了。”
“她不该承受这些，”我低下头，眼泪滴在衬衫上，晕开一片深色，“她只是个传信的，知道的不多。他们为什么要杀她？”
“因为76号不需要没有价值的人，”楚云深的声音很冷，“丁默邨那个畜生，从来不留活口。”
我转过身，把脸埋进他怀里，无声地痛哭。阿秀，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我没有把你发展成外围同志，你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给病人打针，给医生递器械，过着平凡而安稳的日子。
“云深，”我抬起头，“舅妈呢？有消息吗？”
他沉默了一下，说：“有。不太好。”
我的心猛地一缩：“怎么了？”
“76号的人去了济民医院，搜了你的办公室，没找到你，就把舅妈带走了。说是……说是要’协助调查’。”
“协助调查……”我浑身发抖，“那就是说，她现在在76号？”
“是。”
“我们得救她！”
“怎么救？”楚云深看着我，目光痛苦，“丁默邨亲自过问她的事。现在76号里三层外三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丁默邨放出话来，说三天内，如果你不自首，就……就处决你舅妈。”
我如遭雷击，踉跄着后退一步，扶住桌子才没倒下。三天？处决？舅妈她……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啊！
“云深，”我抓住他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肉里，“我们想想办法，一定有办法的……”
“初秋，”他握住我的手，声音沙哑，“我在想。我真的在想。但丁默邨这次是有备而来，他就是要逼你现身。如果你去了，就正中了他的圈套。”
“那怎么办？就看着舅妈死？”
“不，”他摇头，“我不会让她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给我一天时间，让我想想办法。”
那一天一夜，楚云深没有合眼。他抽了一整包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时而皱眉，时而沉思。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天色从黑到白，又从白到黑，心像被放在油锅里煎。
第二天清晨，他忽然停住脚步，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然。
“有办法了，”他说。
“什么办法？”
“我去，”他说，“我以76号副科长的身份去要人。丁默邨虽然怀疑我，但没有确凿证据。而且，李士群那边，我还说得上话。如果李士群出面保人，丁默邨不敢不给面子。”
“太危险了！”我站起来，“如果丁默邨连你一起抓呢？”
“他不会，”楚云深说，“至少现在不会。李士群和丁默邨正在斗法，丁默邨不敢轻易动李士群的人。而且，我去要人，名义上是’查案’，不是’放人’。我可以跟丁默邨说，你舅妈是重要线索，我要亲自审问。”
“然后呢？”
“然后，”他顿了顿，“然后我会安排人，把你舅妈送出上海，去根据地。”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个计划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他就会暴露。但为了我，为了我的亲人，他愿意去冒这个险。
“云深……”
“别说了，”他走过来，捧起我的脸，“桑初秋，你是我老婆。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答应过你舅舅，要照顾好你，照顾好你的家人。我不能食言。”
“可是……”
“没有可是，”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几分悲壮，也有几分洒脱，“你忘了？你男人厉害的地方，你还没见识全呢。”
他俯身，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等我回来。”
然后他转身，拿起外套，走出门去。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不安。那种不安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几乎要将我淹没。
“云深……”我轻声念着他的名字，像念一道护身符。
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我从清晨等到黄昏，从黄昏等到深夜。安全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和我孤独的影子。我无数次走到窗边，又无数次退回来。我告诉自己，要相信他，他答应过会回来，他从不食言。
深夜十一点，门终于响了。
我冲过去开门，却看见一个陌生人扶着他站在门口。楚云深的脸色惨白，西装上全是血，左手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垂着。
“云深！”我尖叫着扑上去。
“没事……”他勉强笑了笑，推开那个陌生人，“老陈，谢谢你，回去吧。”
“楚科长，您……”
“回去，”他重复道，声音虚弱却不容置疑，“按我说的做。”
那个叫老陈的人点点头，迅速消失在黑暗中。我把楚云深扶进屋，他刚进门就瘫软下去，我拼尽全力才没让他摔倒。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舅妈呢？”
“舅妈……救出来了，”他喘着气，“老陈送她……去根据地了。安全……”
“那你呢？你怎么伤成这样？”
“丁默邨……他不肯放人，”楚云深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我跟他吵了起来。他……他怀疑我通共，要抓我。李士群的人及时赶到，把我保了出来。但丁默邨……他下令，要秘密处决我。李士群虽然保了我，但……但他也起了疑心。我……我这条线，断了。”
我浑身冰冷。线断了，意味着他暴露了，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回76号，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也意味着——他成了76号和李士群都要追杀的目标。
“你的手……”
“丁默邨的人动的手，”他苦笑，“想给我个教训。没关系，桑大夫，还能接回去吗？”
我看着他扭曲变形的手腕，眼泪夺眶而出。那是枪伤，骨头都碎了。就算接回去，也再也握不稳枪，再也写不了字，再也……
“能接，”我咬着牙，声音发抖，“我一定能接好。”
“那就好，”他笑了笑，然后昏了过去。
我给他做了手术。没有麻醉，没有助手，只有我一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用手术刀和镊子，一点一点地清理碎骨，缝合肌腱。我的手很稳，稳得不像话，但眼泪却一直在流，流了满脸，流进嘴里，咸涩得发苦。
云深，你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为了我的亲人，把自己搭进去？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天亮时，我终于缝完最后一针。他的手腕被固定在一个奇怪的角度，像一件破碎后又勉强拼起来的瓷器，脆弱而珍贵。
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他苍白的脸上。
“桑大夫，”他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手术成功吗？”
“成功了，”我握着他的手，“但以后……以后可能不太灵活。”
“没关系，”他笑了笑，“左手不行，还有右手。右手不行，还有脑子。只要脑子在，就能继续革命。”
“你还想着革命，”我又气又心疼，“你都这样了……”
“正因为这样了，才更要革命，”他看着我，目光灼灼，“初秋，我暴露了，但你还安全。阿秀只供出了你是重庆的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而且，丁默邨现在以为我已经逃了，短期内不会想到我跟你在一起。你可以继续潜伏，继续为组织工作。”
“你说什么？”我愣住了，“你……你要我走？”
“不是走，是继续战斗，”他说，“我们不能两个人都躲起来。总要有一个人在外面，为组织传递情报。”
“那你在哪儿？”
“我？”他笑了笑，“我去根据地。手虽然废了，但脑子没废。我可以教书，可以培训新的情报人员，可以做很多不用握枪的事。”
“我跟你一起去！”
好！我们一起去！
十二
我和云深到了根据地，在办了一个培训班，专门教年轻同志情报工作。他的手……恢复得不错，能写字了。
我到了根据地的医院工作。
白天我们各自工作，晚上回到我们根据地的家。房子虽然简陋，可是我们都觉得是最温暖最好的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战争的天平渐渐倾斜。
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国B-29轰炸机开始光顾上海上空。汪伪政府内部土崩瓦解，高官们纷纷寻找后路，有的暗中联系重庆，有的准备逃亡日本。76号也风光不再，丁默邨和李士群先后失势，整个特务机构四分五裂。
一九四五年八月，消息传来：日本投降了。
那天，整个上海沸腾了。街头巷尾，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鞭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到处都是欢庆的人群。有人放起了烟花，有人在街头跳舞，有人抱在一起痛哭。
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到了济民医院。因为组织认为，战后我们要有自己的人在上海和每一个沦陷区工作。我和云深暂时分开了，他就在根据地还有重要的工作。
我站在医院的天台上，看着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泪流满面。八年了，从南京到上海，从沦陷到光复，我们等了整整八年。这八年里，多少人流血，多少人牺牲，多少人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但终于，我们赢了。
“云深，”我对着天空轻声说，“我们赢了。”
日本投降后，上海陷入了一段混乱的时期。汪伪政府倒台，重庆方面派人接收，军统、中统、地下党，各方势力交织，局势复杂。我按照组织的指示，等待进一步安排。
我每天都去码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云深说，他会来上海找我。他说过的，他从不食言。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出现。
我开始不安。组织上说，根据地的情况复杂，他可能暂时脱不开身。让我耐心等待。
我等了半年。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上海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霓虹灯重新亮起，百乐门重新开业，黄包车在街头穿梭，仿佛那八年的苦难只是一场噩梦。但我心里的那个位置，始终空着。
那天下午，我正在医院里整理病历，小满忽然冲进来：“桑医生！桑医生！外面有人找！”
“谁？”
“一个……一个穿军装的人，”小满喘着气，“长得可好看了，就是……就是左手好像不太方便……”
我的心猛地一跳，手中的病历散落一地。
我冲出医院大门，看见他站在梧桐树下，穿着一身朴素的灰色军装，左手垂在身侧，右手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袱。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像一幅画，美得不真实。
“云深……”我喃喃自语，脚像生了根，一步也迈不动。
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笑了。那笑容和多年前在华懋饭店初见时一样，明亮，温暖，带着几分玩世不恭的痞气。
“桑初秋，”他大声说，“你男人回来了！”
我终于回过神来，飞奔过去，扑进他怀里。他单手抱住我，抱得很紧很紧，像是要把这段时间缺失的拥抱，一次性补回来。
“你……你怎么才回来……”我哭着捶他，“我等了你多久，你知道吗？”
“知道，”他轻声说，“我也等了好久。等组织批准，等手续办完，等……等这只手，能重新握住你的手。”
他抬起左手——那只曾经碎裂的手，现在虽然还有些僵硬，但已经能活动了。他轻轻抚上我的脸，擦去我的泪。
“桑大夫，”他笑着说，“你哭起来，还是这么不漂亮。”
“谁要漂亮！”
“我要，”他说，“我要我老婆，漂漂亮亮地，跟我去延安。”
“延安？”
“嗯，”他点头，“组织上安排我去延安工作。桑初秋同志，组织问你了，愿不愿意跟着你男人，去建设新中国？”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乱世中与我相爱、相扶、相别的男人，看着这双依然明亮如星的眼睛，重重地点头。
“我愿意。一千个愿意，一万个愿意。”
他笑了，俯身，吻住我的唇。那是一个漫长而深情的吻，带着硝烟的味道，带着岁月的沧桑，带着失而复得的珍惜，也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周围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街头的行人，黄包车夫，都停下来，看着我们，笑着，鼓着掌。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在这个浴火重生的城市，两个从战火中走来的恋人，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平凡幸福。
尾声
一九四九年，北京。
天安门城楼上，红旗飘扬。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云深站在我身边，左手紧紧握着我的右手。他的手掌温暖而有力，虽然左手依然不太灵活，但那份温度，从未改变。
“桑初秋，”他侧过头，在我耳边说，“你看，我们等到了。”
“嗯，”我微笑着，眼泪却流下来，“我们等到了。”
“后悔吗？”他问，“这些年，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后悔跟我吗？”
“不后悔，”我摇头，“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值得。”
他笑了，抬起右手，轻轻拂去我眼角的泪：“那……生一堆孩子的事，还作数吗？”
“作数，”我红着脸，小声说，“不过得先问问组织，允不允许。”
“组织上说了，”他一脸正经，“革命者要多生子女，建设新中国，需要接班人。”
“你编的！”
“真的，”他眨眨眼。
“贫嘴！”
我们相视而笑，在震天的欢呼声中，在飘扬的红旗下，紧紧相拥。
远处，礼炮轰鸣，和平鸽飞向蓝天。那是新的时代，新的中国，新的希望。
而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岁月，那些血与火的日子，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老郑、老周、阿秀、舅舅，还有无数无名英雄——他们的牺牲，终于换来了这光明的一天。
云深，你看，这盛世，如你所愿。
而我，终于可以和我的爱人，在这太平盛世里，携手走完余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