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了派出所。
二十年了我没回去过那栋楼，但派出所不一样。我以前去过，不止一次。陶燕出事那年我去了三次，第一次报案，第二次做笔录，第三次去要说法——我说陶燕怕高，不可能自己掉下去，你们得查楼上。接待我的民警说没有证据表明有外力介入，现场勘查做过了，结论是意外。我说六楼住户你们问了没有，他说敲了门，没人开，登记外出。
我让他再敲。他说会安排。后来没有下文。
我追过几次，每次都是一样的回答：没有新证据，无法重新调查。后来我不去了。路断了，没有地方可以再跑。
现在我又来了。派出所还是那个派出所，门脸翻新了，里面多了几台电脑。
我没走前台。我绕到侧门，找蔚磊。
蔚磊是老蔚的儿子。老蔚当年出过那个警，后来调去了乡下派出所，前几年退了。蔚磊接了他爸的班，在所里干内勤。陶燕出事那年蔚磊还小，但他认得我——老蔚在家提过，说有个修钟的，女儿没了，来了三趟。
我在走廊里等到他出来。他看了我一眼，认出来了。
“陶叔。”
"小蔚，"我说，“我想看看当年陶燕那个案子的结论。”
他站在那里没动。
"按规矩，报案人不能调原始卷宗，"他说，“只能查结案结论。”
“结论就行。”
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过了十来分钟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
"纸质档案早就销毁了，五年前市局搞数字化，扫了一遍存底。我就调了结案结论，"他压低声音，“别的我看不到，也不该给你看。”
我接过来。一张纸。结案结论。意外坠亡。现场无外力痕迹。住户走访——五楼邻居：当时外出，未接受询问。六楼住户：外出，未取得联系。签名那一栏印糊了，看不清。
就这些。
"六楼住户后来有没有补录？"我问。
蔚磊摇了摇头。“结论上就这些。后续记录里没有邬德厚的名字。”
邬德厚从头到尾没被问过一句话。
“当年走访六楼是谁去的？”
"写的’多次敲门无人应答，登记外出’。"他顿了一下，“当年是谁走访的，查不到了。”
多次敲门无人应答。邬德厚在家，门敲不开。
"陶叔，"他忽然叫住我，“这都二十年了，你又翻出来干什么？”
我没回答。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
“谢谢小蔚。”
他没应声。他知道不该给我看，我也知道。但他是老蔚的儿子，我是那个来了三趟的人。
出了派出所，我站在台阶上。太阳很大，我眯着眼往对面看——对面是一排商铺，卖水果的、修锁的、复印证件的。二十年前我也站在这看，那时候对面是另一排商铺，卖别的，但太阳一样大。
邬德厚在家。他听到了。他不开门。后来他站阳台看了好几年。
他不是外出。他是在家没开门。
【5】
我找到了邬玫。
她住在城北，老小区，五楼，没电梯。坐公交过去四十多分钟。
我爬上去，敲了门。
"谁啊？"声音从门那边传出来。
“我姓陶，陶国平，上午打过电话的。”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黑头发，瘦，眼睛底下有青色的印子。她打量了我两秒，把门拉开了。
“邬玫？”
她点了下头。
“我叫陶国平。”
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看着她的脸。她的表情没变。
“陶燕的父亲。”
她的表情变了。嘴角往下拉了一下，很快收住了，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
“你……”
“我想问一只怀表的事。”
她看了我几秒，把门拉开了。“进来。”
客厅不大，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摆着一杯水，凉了。她坐在我对面，没有给我倒水。
"那只怀表是我爸的，"她说，“你女儿的名字刻在上面，我知道。”
“你怎么会有那只表？”
"那是陶燕送我的。小学四年级，我过生日。她在学校门口旧货摊买的，攒了两个月零花钱。"她说着，声音轻了一些，“陶燕出事那年夏天我搬走了，表落在我爸那儿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茶几上的水杯，不看我。
“我爸带我搬走的时候，表落下了。他一直收着，不知道怎么还。他那人——不善交际，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家长说’你女儿送了我女儿一只表’这种话。他就收着了。”
“他知道’陶燕’是谁吗？”
邬玫抬起头看我。“他知道。”
“他知道陶燕出事了？”
“知道。整栋楼都知道。”
我没接话。话卡在喉咙里，二十年了，等来就是这么一句。
“那天下午，你爸在家吗？”
邬玫沉默了。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尖捏着裤缝。
“在。”
“他有没有听到什么？”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你爸——"我顿了一下，“他走之前有没有提过楼下的事？”
她捏裤缝的手停了。
“他走之前那几年，老站阳台。我说你看什么呢，他说’以前楼下出过事’。就这一句。之后再没说过。”
"出过事。"我重复了这三个字。
“嗯。”
“他没说别的话？”
“没有。”
我坐在那里，手里什么都没有。来之前我在车上想了一路，想怎么问，想他能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想了一路，到了这里，她告诉我：她知道出过事，她爸站阳台看了好几年，他没说别的话。
“你爸为什么站阳台？”
邬玫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不是那种会跟女儿说心里话的人。”
“你觉得他是在看什么？”
她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为什么来？”
“我想知道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
“意外。我听大人说的，栏杆太矮，小孩子趴上去——”
“陶燕怕高。”
邬玫愣了一下。
“她从来不靠近阳台。”
邬玫的嘴动了一下，没说出声。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划了一下，像在擦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爸不是坏人，"她说，声音轻了，“他只是——没做什么。”
我坐在她家客厅里，看着她。她不看我，我看着她。窗外有小贩在喊，声音很远，听不清卖什么。
“你是说他在家，听到了，什么都没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你那天在家吗？”
她的手指停了。
“在。”
“你听到了什么？”
她没说话。过了很久，她说：“我不记得了。”
我不信她不记得。但我没有再问。
她妈后来提过——她下班回来，听邻居说楼下出事了，问邬德厚你在家听到没有，邬德厚没说话。她就不问了。她进门的时候，邬德厚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人像僵住了。她问了两遍他没反应。她以为他没睡醒，就没再管。
沉默。他就是答案。她也是。
她送我到门口。我跨出门槛，回过头。
“那只表，你修好了吗？”
“快了。”
“修好之后我想让它走。”
我看着她。她没解释为什么。她只是说让那只表走。
我点了点头，走了。
下楼梯的时候我抓着扶手，手心有汗。邬德厚住在六楼，陶燕从五楼掉下去。邬德厚听到了，没说话。不是凶手。什么都不是。
二十年。我追了二十年，追到的就是一个"没做什么"的人。
但"没做什么"不等于什么都没发生。他在家。他听到了。他没开门。他看了好几年。他不说。
【6】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把怀表攥在手里。
窗外是城北的街，修路的，卖菜的，推电动车的。我低头看怀表，表盖合着，"陶燕"两个字朝下。
我想到蒋招娣。
她说过"别修了"。说过很多次。每次我修好一只钟拨到3:17，她就看一眼，不说什么，第二天桌上多了一张纸条："别修了。"她受不了满屋子不走的东西。我说这是案发时间，钟停着现场就在。她说人已经不在了，现场留着干什么。她说三年了，你查到什么了。
她说得对。三年了，我什么都没查到。但我不能停。停了就等于认了。
她搬走的那天，离婚协议我签了字，手没抖。签完放下笔，拿起镊子继续给一只闹钟除锈。手还是没抖。
我记得她那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领子有点起球。她站在门口等出租车，背对着铺子，没回头。
第四年忌日，铺子门口多了一束白菊花，放在门口那个白瓷瓶里。我开门时花已经在那儿了，人不在。我等过几次，早上五点起来坐在柜台后面看门口，没等到。后来不等了。她不固定时间来——有时候早上，有时候傍晚，有时候半夜。她不想被我等到。
每年忌日，一束白菊花，从不断，从不当面。我收花，扔掉旧花瓶里的，换新的。二十年。
邬德厚也是这样——一件事反复做，做到成了习惯。他站阳台看了好几年，后来不站了，后来病了，后来走了。“我听到了，我什么都没做”，这句话长在他身上。
而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做。追凶的事停了，但钟没停。我换了一种方式追——修钟，停钟，把每一只钟都停在3:17。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不落。
我以为我在追凶手，其实我只是在修钟。
邬玫送我到门口时说的话又在耳边——“那只表，修好之后我想让它走。”
她想让那只表走。那只刻着陶燕名字的表。
也许根本就没有凶手。也许我追了二十年追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邬德厚不是凶手，3:17可能不是案发时间，陶燕可能就是意外——这个念头像一只手，从胸口伸进来，攥住了。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让一只刻着陶燕名字的表走起来——我连陶燕的时间都停了二十年。
但我把怀表攥在手里，没有松开。
【7】
回来以后我把怀表修完了。
瑞士芯，六十年代。后盖里有一行小字，产地和年份，几乎磨没了。游丝断了，齿轮发涩，得上油慢慢松。我拆开，清洗，一根一根接。我把表放在工作台上，看着秒针一秒一秒地转。
二十年来我修过的钟都被我停在了3:17，只有这一只必须走。这是客人的表，要交还的。
秒针转了一圈又一圈。过了3:17，没有停。
我盯着那只表，忽然发现一件事：二十年没让任何一只钟走过3:17，3:17之后的日子我没过过。
手碰到红布。
不是故意的。红布裹着的挂钟就搁在工作台最里面，和怀表挨着。我的手碰到红布，停了一下。
二十年没打开过。
我摸到红布的边角，拉了一下。挂钟露出来——还是那个样子，柚木壳子，罗马数字，摆锤垂着不动。我没翻看钟面。跟二十年前一样，我没看它停在几点。
我把挂钟拿起来。
拆。跟拆任何一只钟一样的动作，三十年肌肉记忆。后盖打开，机芯露出来——摆轮的轴尖磨损了，齿轮之间结了硬油泥，拧不动。二十年没动，没断，但油干透了，轴也毛了。我拿刷子扫了一下，针尖蘸新油点进去，一点一点，齿轮才肯松开。
装回去。后盖扣上。我拿着挂钟，翻过来。
钟面朝我。
指针停在——
我没看。我闭了一下眼，把钟面翻回去了。我不看它停在几点。那个数字跟我没关系。我只需要让它走。
上发条。这是面机械钟，没有电池，上发条就能走。二十年了，发条早松完了，摆锤自己停了。
我当年跑回家，看到挂钟停了。后来我跟自己说那是停电了。但这面钟不需要电。它停了，是因为轴尖磨了，油干了，发条松了。它走了一百年，零件老了。我跑了进去，没顾上它。
我没让钟停。钟自己停的。我只是一直没让它走。
我拧发条。一圈，两圈，三圈。摆锤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然后稳了。
手碰到侧面的调时旋钮。我停了一下。拧一下就能把时间拨到3:17。跟其他几十只钟一样。
没拧。
滴答。滴答。
钟走了。
【8】
钟走了。
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面挂钟。摆锤一下一下地晃，秒针一秒一秒地走。
滴答。滴答。
我伸手按住摆锤。没停住——手滑了。不是手滑，是我的手在按住摆锤的同时，另一只手下意识地去拿镊子，三十年的习惯，修钟的手比按住的手快。摆锤挣开我的手指，继续晃。
滴答。滴答。
然后挂钟走到了3:17。
我看出来了。时针在3和4之间，分针指着3。3:17。我看了二十年这个位置，不会认错。
又走了。
3:18。
3:17过了。
我坐在那里。手悬在半空中，按了一个空。
我站起来，出了铺子。
走过去二十多分钟。我没坐公交，一步一步走。老城区的路我认得，拐两道弯就到了。那栋楼还是那个样子，六层，白色瓷砖掉了一半。楼下停着电动车，墙根有晒的被褥。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
五楼阳台。护栏矮，到我膝盖的高度——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栏杆上锈迹斑斑，有几处补过漆，颜色不对。阳台上晾着衣服，不是我们家的，是新房客的。
陶燕怕高。她每次路过都贴着墙根走，眼睛不往下看。我不信她会趴上去。
可也许她趴了。也许那天她路过的时候停了一下，像我刚才在路口停了一下一样。也许她往外面看了一眼。
我不记得了。那天早上她背着书包出门，路过阳台——我不记得她有没有停。二十年，这个画面我反复看过无数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哪一遍是真的。
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五楼阳台，护栏还是那么矮。
回到铺子的时候天黑了。挂钟还在走。钟面上时针和分针挤在一起，我看了一眼，没看清。天已经黑了。
【9】
邬玫来取怀表。
那天上午下了一场小雨，老街的青石板湿了，刁满仓把五金店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挡雨。我站在铺子门口屋檐下等。雨打在青石板上，门口那只老座钟搁在屋檐里侧，柚木壳子上溅了几点雨星——我把它往里挪了挪。走了一百年了，不能再糟蹋。
邬玫撑着伞过来，黑伞，黑裙子。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我回铺子里，从工作台上拿起怀表，递给她。
她接过去，翻开表盖，看了"陶燕"两个字。
秒针在走。她看了几秒，把表盖合上了。
“谢谢。”
我点头。
她站在柜台前面，目光扫了一圈铺子。满墙停在3:17的钟。然后她的视线停在了工作台最里面的位置——红布已经不在了，那面挂钟挂在墙上，正在走。
她看着那面在走的挂钟，没问。
"你修好了？"她说。
“嗯。”
“它也走了。”
“嗯。”
她站了一会儿，把怀表揣进口袋，转身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我爸——"她背对着我，“他不是凶手。你知道的。”
“我知道。”
"他什么都没做。"她停了一下，“但他临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那天我开门就好了’。”
我没接话。手在柜台后面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她没再说话。推门走了。伞没撑开，雨不大，她走进了雨里。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然后我坐回工作台前，开始修那些停着的钟。
上油，调准，让它们走。
第一只。一只德国产的座钟，红木壳子，铜钟面，停了十五年。我拆开后盖，上油，调快慢针，上发条。摆锤晃了两下，稳了。滴答。滴答。
第二只。苏联闹钟，绿皮壳子，就是我签字那天除锈的那只。停了十二年。上油，调准，上发条。铃锤抖了一下，差点响，我按住了。滴答。滴答。
第三只。一只老上海的台钟，白瓷面，罗马数字。停了九年。上油，调准，上发条。滴答。滴答。
一只一只地修。每一只修好，都让它们走。走过3:17，走到真实的时间。
一开始只有那面挂钟在走。后来我修好了第一只，两只。再后来三只、四只。铺子里的声音多了起来——东一只西一只，像零星的雨点。
忌日快到了。门口那束白菊花的瓶子空了。今年的还没来。我看了一眼——花瓶还是去年那个，白瓷的，瓶口有一道细纹，哪年磕的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很早的时候。
我等了一会儿。
门口有脚步声。我没抬头。白菊花放进瓶子里的时候有很轻的一声，水晃了一下。
我没回头。
花瓶是满的。
我坐回工作台前，继续修钟。第四只，第五只，第六只。每一只修好，都让它走。
窗外雨停了。刁满仓把卷帘门拉上去了。街上有自行车经过，轮胎压过湿地面，嗤的一声。
我低下头，镊子夹着螺丝，拧进机芯。手稳的。
铺子里的声音多了起来。滴答声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快的快的，慢的慢的，各走各的，对不上拍。
我坐在中间。
“那天我开门就好了。”
邬德厚说了这句话。他用了二十年才说出来。我用二十年才听到。
追不动了。也不必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