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海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办公室。
他先给海沧县公安局打了个电话，问那批货的扣押情况。接电话的是昨天在现场的刘副所长，说货已经入了县局的证物仓库，箱子上的封条完好，值班表都排好了。林振海听完，没多问，挂了电话。
然后他打开那个铁皮文件柜，把昨天锁进去的茶叶罐又拿出来看了一眼。存折还在里面，户名空白，余额一万。他把茶叶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铁皮上没有暗格，罐底也没有夹层。就是普通的一罐茶，配着一张不普通的存折。
他把存折抽出来，单独锁进文件柜最下面那层抽屉。茶叶盒和罐子原样盖好，放到桌子边上。
王建国是八点一刻到的。年轻人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挎包，手里攥着两个菜包，边吃边往办公室走。经过林振海门口时被叫住了。
“别吃了，跟我去一趟市里。”
“现在？”
“现在。”林振海已经站起来，拎起那个装茶叶的盒子，“先去县工商局。我要调个档案。”
海沧县工商局的档案室在旧政府楼的地下一层，终年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油墨混合的气味。管档案的老吴认识林振海，见他来了，放下搪瓷缸，从老花镜上方抬起眼睛。
“又查案？”
“查个公司。”林振海把事先写好的条子递过去，“鹭岛市进出口贸易公司。我要全套注册档案。”
老吴接过条子看了一眼，没多问，转身进了档案库房。过了十来分钟，他抱出两个牛皮纸档案袋，吹了吹上面的灰。
“就这些了。这公司是市属的，资料不多。不过这里有一份变更登记，是前年补进去的。”
林振海坐在档案室角落的旧木桌前，解开档案袋上的白线。
鹭岛市进出口贸易公司，成立于1979年11月，注册资本八十万元，隶属鹭岛市对外贸易局。公司的初始经营范围写得很笼统：“代理进出口商品，组织货源，仓储运输”。法人代表一栏里，首任法定代表人叫郑明山，是外贸局的一位老科长。
1981年3月，公司改制，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国有独资”，仍归外贸局管辖。但变更登记里夹着一份人事任免通知：任命陈国栋为鹭岛市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
林振海翻到那份任免通知的复印件，上面的发文单位是鹭岛市外贸局，签发人一栏里，签的是“方学儒”。
他的目光在那个名字上停了几秒。
“方学儒，是鹭岛市副市长。”林振海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告诉王建国。
王建国放下手里的档案袋：“方市长？他分管外贸？”
“那时候是。”林振海翻到下一份文件，“1981年，方学儒任副市长，分管外贸、交通和港口建设。陈国栋的任命，就是他签的。”
“那陈国栋是他的人？”
林振海没回答，继续往后翻。档案袋里还有一叠工商年检材料。他把那些薄薄的纸页一张张地看过去，越看眉头越紧。
1980年，鹭贸公司营收额是四十七万元，亏损六万三。
1981年，营收是三十九万，亏损九万一。
两年的亏损额加起来超过十五万。对于一家注册资本八十万的公司来说，这个亏损已经不算小了。
但1982年的数据突然变了。
营收一百六十八万，利润四十一万。
1983年，营收三百二十七万，利润九十七万。
林振海把两年的报表并排放着，手指从数字上划过。
“两年时间，”他说，“从一年亏九万，到一年赚九十七万。翻了十倍不止。”
王建国凑过来看，也愣住了：“这……什么生意，利润这么高？”
“生意没变。”林振海抽出一份1982年的经营报告，“上面写的还是‘代理文体用品进出口’。”
王建国把那几页报告翻来覆去地看，半天才憋出一句：“文体用品能赚九十七万？那得卖多少作业本。”
林振海没接话，开始把相关材料逐页做了摘记。摘到年检报表时，他特意抄下了几个数字：1983年公司纳税额、代理费收入、仓储费用。这些数字在他的笔记本上排成一列，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和那巨大的利润额放在一起看，就显出一种荒谬来——一家做着“文体用品”代理的贸易公司，利润率远超同行业两三倍，缴税额却低得不成比例。
“小王，你记一下。”林振海合上笔记本，“回去以后，你去港务局把鹭贸公司近一年来的进出港记录调出来。我要最详细的，逐笔核对。”
“进出港记录？港务局会配合吗？”
“市属国企，又是外贸企业，进出港记录属于正常业务档案。”林振海站起来，“你去了先不要说查案，就说检察院做常规执法监督。如果有问题，我随后过去。”
王建国点头记下。
两人走出工商局。外面阳光很好，街边的木棉树已经开了花，红艳艳地掉了一地。林振海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忽然问王建国：
“你在市里有没有熟人？能打听鹭贸公司内部消息的那种。”
王建国想了想：“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鹭岛市外贸局办公室。关系还行。”
“问一下陈国栋这个人。”林振海说，“怎么上来的，什么背景，平时跟谁走得近。不用太正式，就是同学之间聊天的语气。”
“明白。”
“我先回去。你打听清楚了，下午来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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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海沧，林振海去了检察长办公室。
海沧县检察院检察长姓赵，单名一个“群”字，五十出头，转业军人出身，头发理得极短，说话声音洪亮。林振海进门时他正戴着老花镜看文件，抬头见是林振海，摘了眼镜。
“有案子要报？”
“是。”林振海在对面坐下，把昨天扣押的货物清单、刘金水的口供摘要、以及从工商局调来的鹭贸公司年检数据，一样一样地摆在赵群的办公桌上。
赵群先拿起货物清单看了一遍，又看刘金水的口供，最后才看鹭贸公司的年检报表。看到1983年的利润数字时，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几下。
“你这个结论是什么？”
“初步判断，鹭贸公司存在两个问题。”林振海说，“第一，以‘文体用品’名义报关，实际运输的是家用电器和电子元器件。这是典型的虚假报关、逃避关税。第二，这家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与经营业务不匹配，财报上很可能存在虚假记载。”
赵群没说话，又把刘金水的口供看了一遍。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只听见窗外院子里的知了突然叫起来。
“抓陈国栋的证据，现在够不够？”赵群问。
“不够。”林振海很直接，“刘金水的口供是孤证，只能证明货是送到鹭贸公司仓库的。但签收人不是陈国栋本人，货物调拨单上的签名也还需要鉴定。要动这个人，至少需要三个环节的证据链闭合。”
赵群点点头，似乎对林振海的判断表示认可。
“你打算怎么查？”
“第一，先把货物调拨单上的笔迹送鉴定。第二，港务局的进出港记录调出来，和鹭贸公司的报关单逐笔比对。第三，想办法找到鹭贸公司的内部账目。刘金水提到有个姓周的、姓黄的负责仓库，这两个人如果能突破，比抓陈国栋更有用。”
赵群听完，沉吟了片刻。然后他摘下老花镜，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着，缓缓说道：
“振海，这案子你办，我放心。但有几句话，我得跟你说在前头。”
林振海坐直了身子。
“鹭贸公司是市属国企，不是海沧县的公司。按管辖，这个案子要往上移交，是迟早的事。”赵群看着他，“我是从部队下来的，做事讲原则。但我这条老命，也想安安稳稳地退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林振海顿了顿，点头：“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证据不扎实之前，不要惊动太多人。鹭贸公司的背后是谁，你心里有数，我心里也有数。这世上，有些仗不能蛮打。”
赵群重新戴上眼镜，看着他：“但我也不是让你把案子放下。走私这种事，是国家明文禁止的。证据到了，该怎么报就怎么报。前提是你每一步都要站得住。明白吗？”
“明白。”
赵群挥挥手：“去吧。注意安全。”
“谢谢赵检。”
林振海起身。走到门口时，赵群又叫住他：
“振海，你父亲当年在部队，救过我的命。我这话不是以检察长的身份说的，是以一个老兵的身份说的。你比谁都清楚，鹭岛这地方，水有多深。”
林振海握着门把手，停了一秒。
“水再深，”他说，“也得有人下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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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王建国回到了县检察院，还没进办公室就先灌了一大缸水。他脸上带着一种兴奋又紧张的神情，关了门，压低声音对林振海说：
“打听到了一些。陈国栋，原来就是外贸局的司机。”
“司机？”林振海抬起头。这个信息让他意外。
“对。给方学儒开车的。方学儒当副市长以前，是市外贸局的局长。陈国栋给他开了三年车。”王建国说，“后来方学儒升了副市长，陈国栋就被安排到了鹭贸公司。先做业务科副科长，半年后提经理。这个速度，在外贸局系统里，以前是没有过的。”
林振海靠在藤椅背上，想了想。
“我那个同学还说，”王建国压得更低了，“鹭贸公司现在其实不归外贸局管了。”
“不归外贸局管？那归谁？”
“表面上看，还是外贸局下属。但实际上，公司的人、财、物都是自己说了算。外贸局那边从领导到科员，没人敢过问鹭贸的事。”
“为什么？”
“不敢。”王建国说了一个词，然后补充，“我同学说，陈国栋这个人，你别看他是司机出身，但做事滴水不漏。他当经理以后，鹭贸公司的业务突然就火了。以前是找不到客户，后来是客户排着队上门。外贸局内部都传，陈国栋后面有高人。”
“高人是谁？”
“没人明说。但大家都清楚。”
林振海沉默了。
窗户外面，太阳已经西斜。检察院院子里有一棵老榕树，树冠极大，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夕阳的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碎成一地金黄。
“笔迹鉴定的事，我送到市局去了。”林振海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去一趟港务局。”
“好。”
“还有，”林振海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省院培训的时候，一个老师给我留的联系方式。港务局那边如果刁难你，就打这个电话。”
王建国接过信封，看了上面的名字，愣了一下。
“这个人，能管港务局的事？”
“他的爱人，在省交通厅。”林振海没有多说，挥了挥手，“回去吧，早点休息。”
王建国走后，林振海在办公室里又坐了很久。天色渐暗，他没有开灯，把自己陷在藤椅里，看着墙上的那幅字——“清正廉明”。
他的思绪在几个名字之间来回跳动：陈国栋、方学儒、赖云峰。
陈国栋是司机出身，没什么文化，但能把一家亏损国企做到年利百万。这背后如果说是陈国栋自己的本事，林振海是不信的。
方学儒，副市长。分管外贸时安排自己的司机当了经理。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能不能够得着？很难。
赖云峰，远峰集团。目前掌握的信息里，这个人跟本案还没有直接关系。但昨天那张货物调拨单上，有一个“赖”字的电话，打过去会不会就是远峰集团？林振海当时没有贸然打这个电话。他知道，有些电话一打，就等于是给对方递了消息。
这盘棋，现在还在很前期的阶段。他能感觉到，自己掌握的都是零散的线索，像一把抓在手里的沙子，还没有成块。
林振海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的院子里，一个值班的同事推着自行车往外走，车轮碾过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
他想起赵群说的那句话——“你比谁都清楚，鹭岛这地方，水有多深。”
他确实清楚。
三年前，他刚从海沧县检察院被提拔为经检科副科长时，办过一桩案子。一个乡里的供销社主任，挪用公款，证据确凿。但案子刚报上去，就被人以“情节轻微、积极退赃”为由从轻处理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嫁到了市里一户“有来头”的人家。
那一次，林振海第一次明白，法律的字面意思和执行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
他没有妥协。从那以后，他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尽可能在证据上做扎实，让对方找不到轻判的理由。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在系统里的口碑，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有人说他是“铁面”，有人说他是“愣头青”。
他关了窗户，拿起桌上的茶叶盒，往楼下走。
盒子里已经空了。茶叶他留在了办公室里，准备找时间交到纪检室去。但这个盒子本身，他想留着，算是一个提醒。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幅“清正廉明”。
他父亲是个老军人，转业到地方后做了十几年的基层公安。那幅字就是父亲临终前写的，歪歪扭扭，笔力已衰，但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像在写遗书。
林振海想，如果父亲还在，面对眼前的这个案子，会说些什么。
他什么也没想出来。
夜色中，远处的鹭岛方向，灯光照红了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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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
那份从公文包里找到的货物调拨单上，“陈国栋”三个字，经过与鹭贸公司在工商档案、银行票据上的签字进行比对，笔迹特征高度吻合，倾向认定为同一人书写。
同一天，王建国从港务局拿回了进出港记录。鹭贸公司近一年来的出口舱单申报，几乎每一笔品类都是“文体用品”“教学用品”“轻工制品”，但港务局的码头理货记录却显示，这些批次的货物实际装运品名包括“电子元器件”“家电产品”“汽车零配件”。
王建国把比对结果整理成一份十几页的对照表，放在林振海面前时，手都在发抖。
“林检，这已经够了吧？”
林振海翻着那些表格，神色平静。
“不够。”他说，“这些都是间接证据。还差一个关键环节。”
“什么？”
“人。”林振海合上文件，“货到了仓库之后，谁签收的。刘金水说的那个姓周的、姓黄的，我们要先找到人。而且，陈国栋本人，我们还没有接触过。”
他顿了顿：“安排一下，明天去会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