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灶台血
灶膛里的火舔着锅底，柴火噼啪响。
我被婆婆李张氏按在灶台上，她一只手薅着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我的脸往滚烫的铁锅上按。
“吃！你给我吃！这是你男人从厂里带回来的肉包子！你不吃就是嫌他没本事！就是外头有人了！”
铁锅壁还留着温乎气，烤得我脸颊生疼。
血腥味从嘴角漫开，刚才她一巴掌扇过来时，我咬到了舌头。
我叫李芳，今年二十三岁，嫁进李家三年。
三年里，我天不亮就起来磨豆腐、挑水、喂猪，伺候瘫在炕上的婆婆，等下班的男人。
我男人李建军在县城机械厂当工人，每个月三十二块工资，一分钱不交家里，全给了他那个寡母。
婆婆骂我不下蛋，骂我吃得多，骂我占着李家的茅坑不拉屎。
我忍了三年。
直到今天，她把我妈留给我的唯一一件遗物，一块瑞士手表，从嫁妆箱子里翻了出来。
“老李家的东西，轮不到你个外人拿着！”她举着手表就要往门外跑，说要去当掉换酒。
我冲上去抢。
然后就被她按在了灶台上。
铁锅底的热浪扑在我脸上，我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然后——
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
像有什么东西碎了。
无数画面涌进来：
我三十八岁那年，在县城菜市场卖豆腐，冬天零下十几度，我蹲在地上搓手，李建军搂着个穿红毛衣的女人从市场门口走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妈死的那年，我跪在病床前，她拉着我的手说“芳啊，别委屈自己”，我连给她买副好棺材的钱都没有。
我三十九岁病死在出租屋里，身上只有三块两毛钱，邻居发现我的时候，尸体都硬了。
我重生了。
回到了一九八六年，春天。
我二十二岁，刚嫁过来半年，婆婆还没把我的嫁妆糟蹋干净，我妈还活着，在乡下种着两亩地，等我回去看她。
“我吃你妈！”
我猛地抬头，一口咬在李张氏薅着我头发的手背上。
她嗷的一声松开了。
我从灶台上跳下来，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盯着她。
她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你、你反了天了？”
我没理她。
我转身冲进里屋，拉开嫁妆箱子，两件的确良衬衫，一条红围巾，半袋粮票，还有我妈塞给我的八十块压箱底钱。
那块瑞士手表在炕沿上，李张氏刚才摔在那儿的。
我一把抓起来，套在手腕上，扣紧表扣。
“李芳！你干啥！你翻箱子干啥！”李张氏在我身后尖叫。
我把箱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塞进一个蓝布包袱里，系紧。
然后转身，看着她。
“离婚。”
两个字，我说得很轻，但院子里的鸡都不叫了。
李张氏愣了三秒，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起来：“来人啊！李家媳妇要反了天了！不做饭不伺候婆婆还要跑啊！娶了个祖宗回来啊——”
我没理她嚎。
我推开院门，走到巷口，蹲下来，把包袱放在膝盖上。
巷口有棵老槐树，刚发芽。
风一吹，花絮飘下来，落在我头发上。
我摸了摸手腕上的手表。
表针在走。
滴答。滴答。
我真的回来了。
“芳子？”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回头。
是李建军下班回来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个油纸包。
他看见我蹲在巷口，脸色变了：“你这是干啥？我娘呢？你俩又吵了？”
我站起来。
我看着这个男人。
上辈子，我为他耗了一辈子，最后病死的时候他都没来送。
这辈子，他站在我面前，脸上是那种理所当然的、觉得我就该忍气吞声的表情。
“李建军。”我说，“离婚吧。”
他手里的油纸包掉在地上。
里面的肉包子滚出来，沾了灰。
2 八十块
李建军愣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他蹲下来捡包子，嘴里嘟囔：“你又发什么疯？我娘年纪大了你让着她点不行吗？”
“我让了三年了。”我说，“让够了。”
“那你也不能离婚啊！”他急了，“离婚传出去我脸往哪儿搁？我厂里同事怎么看我？”
我笑了。
上辈子我就听这话——“我脸往哪儿搁”“同事怎么看我”。
我在他心里，从来不是个人，是他的面子，是他的厨子，是他的老妈子。
“你脸是你的，我命是我的。”
我拎着包袱从他身边走过去。
他一把抓住我手腕：“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回来！”
我低头看了一眼他抓着我的手。
然后抬头，看着他的眼睛。
“不回了。”
我掰开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他愣在原地。
我走出巷子的时候，听见李张氏在院子里嚎：“走！让她走！离了婚我看她一个女人能去哪儿！饿不死她！”
我没回头。
我走了三条街，到镇口，拦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
“师傅，去县城。”
司机是个黑瘦的汉子，看了我一眼：“五毛。”
我从包袱里掏出五毛钱递给他。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起来，风灌进我领口。
我把包袱抱在怀里，看着路两边的麦田往后退。
麦苗刚返青，绿得发亮。
我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泥土和牛粪的味道，是一九八六年的味道。
上辈子我就是从这条路上被送过来的，哭了一路。
这辈子，我坐同一条路，但是是往另一个方向走。
到了县城，我先去了县招待所。
五块钱一晚，木板床，白床单有股肥皂味。
我把包袱放在床上，坐在床沿上，开始数钱。
八十块。
加上兜里平时攒的七块两毛钱，一共八十七块两毛。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一九八六年，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六块。
八十七块，不算少，但也绝不多。
我得用这笔钱，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比上辈子好。
我坐在床沿上，盯着天花板想。
上辈子我三十八岁病死的时候，躺在出租屋里，身上只有三块两毛钱。
我这一辈子，都在给别人活，给婆婆活，给男人活，给李家那个从来没怀上的孩子活。
这辈子，我要给自己活。
我从包袱里翻出那张八十块钱，攥在手里。
钱纸被汗浸湿了一点。
一九八六年，什么最赚钱？
我闭上眼，脑子里过电影似的过着上辈子听过的那些发家故事。
倒国库券的，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摆摊卖服装的，后来开了商场。
承包鱼塘的，三年盖了三层楼。
还有倒腾邮票的，炒君子兰的……
我睁开眼。
国库券。
对，就是国库券。
一九八六年，国库券还没全流通，各地价格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东西不吉利，拿到了就急着出手，三块五块就卖。
但再过几年，国库券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价能翻好几倍。
我记得我娘家村有个邻居，倒国库券赚了第一桶金，后来去了深圳，再也没回来。
可我现在只有八十七块。
倒国库券需要本钱，而且得跑外地，差旅也是钱。
八十七块，倒不起。
我把钱收起来，走到窗前。
县城的街上车不多，偶尔有辆自行车叮铃铃过去。路边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木箱上盖着厚棉被。
我肚子叫了一声。
我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
我下楼，在招待所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两个馒头，一毛钱一个，又打了一碗免费的面汤。
我蹲在路边啃馒头，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都是蓝的灰的黑的衣服，偶尔有个穿红毛衣的姑娘走过，引得一路人回头。
一九八六年。
我突然笑了。
我前世活了三十九年，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这辈子，就从这两个馒头开始。
3 国库券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人民银行门口。
那时候银行门口有个自发的小市场，都是些蹲在地上做买卖的人，卖鸡蛋的、卖布票的、卖旧家具的。
我蹲在角落里，假装系鞋带，竖着耳朵听。
“国库券收不收？五十的。”
“四块五。”
“啥？我刚从邮局取出来，你给四块五？”
“嫌少你别卖，放家里它又不生利息。”
我心里一动。
五十块面值的国库券，四块五收。
我记得省城那边，同样的国库券，收购价能到八块甚至十块。
一张就翻一倍。
可我没钱。
八十七块全砸进去，最多收个十张二十张，跑一趟省城，去掉车票饭钱，赚的那点不够塞牙缝。
我蹲在太阳底下，琢磨了一上午。
中午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蹲在银行门口，手里攥着一叠国库券，唉声叹气。
“大爷，您这国库券要出手？”我凑过去。
他看了我一眼：“你收？”
“我帮您问问。”我笑着说，“您要多少？”
“一共三百块面值，急用钱。”他叹了口气，“这东西搁手里就是废纸，放着也是放着。”
三百块面值。
我心里飞快地盘算。
“大爷，我给您六块钱一百面值。”我说，“三百面值，十八块。”
他眼睛亮了一下，但又犹豫：“银行门口那些人给四块五。”
“他们给四块五是因为他们要转手赚差价。”我说，“我直接给您六块，您省得跟他们磨。”
他想了想，咬了咬牙：“行！”
我从兜里数出十八块递给他。
他把三百块面值的国库券塞给我，攥着钱匆匆走了。
我把国库券贴身藏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然后我去了县汽车站。
去省城的汽车票，三块二。
我买了一张。
下午两点发车，要晃四个小时。
车上人挤人，一股汗味和大葱味。
我抱着包袱，坐在最后一排，国库券贴在内衣口袋里，硌得胸口疼。
到省城的时候天都黑了。
我找了个火车站旁边的小招待所，两块钱一晚，公共厕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省人民银行门口。
这边的国库券交易比县城热闹多了。
我找了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面前摆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高价收购国库券”。
“三百面值，您给多少？”我问。
他拿过去翻了翻：“二十五。”
三百面值，二十五块。
我十八块收的，转手赚七块。
七块钱，我跑了一趟省城，去掉车票和吃住，剩两块。
不行。
太少了。
“大叔，您给个实在价。”我说，“这玩意儿我也是帮人问的。”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一个年轻姑娘不太懂行，笑了：“二十八，不能再多了。”
二十八。
我赚十块。
还行。
但我没急着卖。
“您收多少我有多少。”我说。
他愣了一下：“你还有？”
“还有两千面值。”我面不改色地说。
其实我没有，但我知道，想拿到高价，就得让他觉得我是大客户。
他眼睛亮了：“你拿来，三十收。”
三十。
我心里算了一下。
如果我真能收两千面值，十八块一百收的，三十块一百卖，一张赚十二块，两千就是二百四。
二百四啊！
一九八六年，一个普通工人半年工资。
可我现在手里只剩六十九块了。
全砸进去，最多收个三百多面值，跑一趟也就赚个几十块。
得想办法多收。
我从银行门口出来，蹲在路边啃着馒头想。
县城里那个老头不是个例。
很多人手里都有国库券，但不知道这玩意儿能生钱，拿到手就急着低价出手。
我要是能把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国库券都收上来，一趟拉到省城卖……
可本钱不够。
我摸了摸手腕上的表。
这块表，是我妈给我的，瑞士货，一九八六年值一百多块。
我犹豫了一下。
上辈子，我穷了一辈子，临死都把这块表带在身上。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念想。
但我知道，我妈要是活着，她肯定说：“芳啊，人活着比啥都强，念想不能当饭吃。”
我咬了咬牙。
我把表摘下来，揣进兜里，去了县城的寄售行。
“这块表，当多少钱？”
掌柜的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瑞士的？旧了，给你八十。”
八十。
加上兜里的六十九，一百四十九。
够收八百面值的国库券了。
我把表递给他，拿了八十块钱。
走出寄售行的时候，我手腕上空荡荡的，凉飕飕的。
但我没回头。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跑遍了县城周围的五个乡镇。
我背着一个军绿色挎包，走村串户，逢人就问：“家里有国库券吗？我收，比银行门口高一块。”
有人说我是骗子。
有人把我当神经病。
也有人真的从箱底翻出皱巴巴的国库券，有的是单位发的，有的是凑份子给的，都压在箱底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一分一分地砍价，一块一块地收。
第五天，我在一个叫柳河村的地方碰了壁。
那村子偏，我走了十几里土路才到。问了七八户，都说没有。最后找到一个姓周的老会计，他手里倒是有四百块面值的，但死活不肯卖给我。
“你个年轻闺女，收这玩意儿干啥？”他叼着烟袋，上下打量我，“是不是骗子？”
“大爷，我真金白银给您，咋能是骗子。”
“那你先说清楚，你收去干啥？”
我犹豫了一下。说实话，怕他转头自己去省城卖。说假话，又怕他更不信。
“大爷。”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我跟您说实话。这东西在咱这儿不值钱，但在省城能卖上价。我赚的就是这个跑腿钱。您要是信我，六块一百面值，我给您二十四块。您要是不信，我走。”
他看了我半天，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你这闺女，实在。”
他进屋翻了半天，拿出一叠国库券，四百二十面值。我给了他二十五块二。他数了两遍，揣进兜里，忽然叫住我：“闺女，隔壁村的老赵家也有，他儿子在邮局上班，发了不少。你去问问。”
就这一句话，让我多收了两百面值。
到第七天，我手里已经攥了一千四百多块面值的国库券。
花了两百三十六块。
我又坐上去省城的汽车。
这次我轻车熟路，直接找到了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一千四百面值。”我说。
他眼睛都直了，翻来覆去数了三遍，给我算了钱。
“三十块一百面值，一千四，四百二十。”
我把钱接过来，数了两遍。
四百二十块。
减去成本两百三十六，净赚一百八十四。
加上之前兜里剩的，我现在手里有四百多块。
我从省城出来，站在大街上，攥着那叠钱。
一九八六年的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我笑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的脑子赚到钱。
不是靠磨豆腐，不是靠伺候人，是靠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没有急着回去。
我在省城的百货大楼门口蹲了一下午。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橱窗里摆的的确良衬衫、喇叭裤、高跟鞋。
一九八六年，城里人开始讲究穿了。
喇叭裤刚流行，健美裤还没进县城。
县城里的姑娘还在穿黑布鞋、梳麻花辫。
但用不了多久，她们也会想要一条健美裤，一条喇叭裤。
我摸了摸兜里的四百块钱。
国库券这事儿，不能老干，聪明人越来越多，差价会越来越小。
得换个赛道。
我在省城转了三天。
三天里，我把省城的服装批发市场摸了个遍。
哪一家的货便宜，哪一家的质量好，哪一家给新人让利多，我都记在本子上。
最后，我从一个广州来的批发商那里进了第一批货。
三十条健美裤，五块钱一条进的。
还进了二十件花衬衫，三块五一件。
一共花了二百二十块。
我把货塞进一个大编织袋，扛着上了回县城的汽车。
司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我不管。
我抱着编织袋，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
4 芳芳服装
回到县城，我没有急着摆摊。
我先去了我妈家。
我妈住在乡下，坐拖拉机四十分钟。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喂鸡。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芳子？你咋回来了？”
我看着她。
她才四十六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手上全是老茧，腰也弯了。
上辈子，她就是在我离婚后的第三年，得肺癌走的。
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赶回去的时候，棺材都钉好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但我忍住了。
“娘。”我叫了一声。
“哎。”她擦了擦手，“吃饭没？”
“吃了。”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编织袋，没多问。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多问。
晚上，她给我贴了玉米饼子，炒了一盘鸡蛋。
我吃着饼子，说：“娘，我离婚了。”
她夹鸡蛋的手顿了一下。
然后说：“离了好。”
就三个字。
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上辈子我离婚的时候，村里人都戳我脊梁骨，说我不守妇道，说我放着工人男人不要疯了。
只有我娘，就说了三个字：“离了好。”
她给我擦了擦眼泪：“回来吧，娘家有你的地方。”
“不。”我抹了把脸，“娘，我要在县城摆摊。”
她没反对，只是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蓝布包，塞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块钱。
“这是我攒的。”她说，“你拿着。”
“娘，我有——”
“拿着。”她按住我的手，“你能有今天，娘高兴。”
我把钱攥在手里，没推回去。
有些心意，推了就伤她的心。
第二天，我在县城市场口找了个位置。
每天交五毛钱管理费。
我把健美裤和花衬衫往地上一铺，就开始喊：“健美裤！广州来的健美裤！五块五一条！”
第一天，卖了七条。
花衬衫卖了五件。
净赚四十多块。
我收摊的时候，数着手里的钱，手都在抖。
第二天，卖了十二条。
第三天，二十条。
到了周末，三十条健美裤全部卖光，花衬衫也卖得差不多了。
我算了算账，三天净赚一百八十块。
比我倒国库券还赚得多。
但我知道，健美裤这东西，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赚，后面跟风的人就赚不到钱了。
得换。
我又跑了一趟省城，这次进了一百条健美裤，还加了五十双高跟鞋，那种粗跟的，当时刚流行。
本钱不够了。
我找了市场口卖馄饨的王婶子。
王婶子五十来岁，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在市场口摆馄饨摊摆了十年。
我每天出摊都在她那儿吃馄饨，两毛钱一碗，加香菜。
“王婶子，我想借一百块钱。”我说。
她正在包馄饨，抬头看了我一眼：“干啥？”
“进货。”
“多久还？”
“一个月。”我说，“利息我按银行的给您。”
她把馄饨皮一合，说：“不用利息。”
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层层打开，数了一百块递给我。
“婶子信你。”她说，“你这姑娘跟别的摆摊的不一样，眼睛里有活气。”
我接过钱，鼻子又酸了。
上辈子，我到死都没体会过“被人信任”是什么感觉。
“婶子，我一定还。”
我用这一百块加上自己剩的钱，进了一大批货。
健美裤、高跟鞋、花衬衫、还有那种当时刚流行的丝巾。
回去之后，我不摆摊了。
我租了市场旁边的一个小门面，十二个平方，一个月租金三十块。
我自己刷了墙，从省城进了一块二手的落地镜，挂在墙上。
店名我想了半天，最后写了三个字：芳芳服装。
开业那天，王婶子给我放了一挂鞭炮。
噼里啪啦的，市场口的人都来看热闹。
我站在店门口，穿着一条自己留的健美裤，踩着高跟鞋，站在镜子前面照了照。
镜子里的姑娘，脸色还有点黄，头发有点乱，但眼睛亮得很。
我笑了。
这才像个人样。
服装店开了三个月。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两三百块。
差的时候，几十块。
但平均下来，一个月净赚四五百。
一九八六年，一个工人一年工资才四百多。
我一个月就赚人家一年的。
但我没飘。
我知道，做生意，最怕飘。
我把赚的钱分成三份：一份留着进货，一份存起来，一份给我娘送回去。
我娘每次都不要，说：“你自己攒着，将来找个好人家。”
我说：“娘，我不找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晚上她给我擀面条，卧了两个鸡蛋。
“芳子。”她突然说，“你一个人，也挺好。”
我鼻子一酸，低头吃面。
5 孙福来
服装店开到第四个月，出事了。
市场口新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福来服饰”。
老板叫孙福来，是县城供销社一个副主任的小舅子。
他一开张，就开始压价。
我卖五块五的健美裤，他卖四块八。
我卖十二块的高跟鞋，他卖九块九。
还在门口摆个大喇叭，天天喊：“厂家直销！赔本赚吆喝！”
客人都被他抢过去了。
我店里一天只进来两三个人，有的看一眼就走。
王婶子偷偷跟我说：“芳子，你别跟他斗，他是供销社的人，背后有人。”
我蹲在店门口，看着对面孙福来店里人头攒动，心里不是滋味。
但我没慌。
我知道，他压价是压不久的，他那种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成本核算，就是仗着姐夫的关系，从供销社仓库里低价提货，倾销完了就拉倒。
他不是想做长期生意，是想把我挤走，然后他垄断。
我得想个招。
我想了三天。
第四天，我进了一批当时县城没人卖的东西，牛仔裤。
广州那边已经流行了，但县城还没人卖。
我进了五十条，进价八块，我卖十八。
同时，我在店门口挂了个牌子：
凡在本店买够三十块，送刮刮乐一张，百分之百中奖！
刮刮乐是我自己做的，硬纸板印的，用浆糊粘上。
一等奖是一条牛仔裤，二等奖是一双丝袜，三等奖是一双鞋垫。
成本我算过，平均每张刮刮乐成本不到五毛钱。
但效果出奇地好。
姑娘们爱凑热闹，一听百分之百中奖，都涌进来了。
买够三十块送一张，有的姑娘为了凑够三十，本来只想买件衬衫的，又加了条丝巾。
孙福来那边，店里又冷冷清清了。
他还在喊“赔本赚吆喝”，但牛仔裤他没有，他姐夫的供销社仓库里，根本没有这种货。
我以为他会消停。
没想到，他使了个阴招。
第五天早上，我刚到店里，就看见门口围了一群人。我挤进去一看，我挂在门口的那块“芳芳服装”的招牌，被人泼了粪。黄澄澄的粪水顺着招牌往下淌，臭气熏天。
小莲站在门口，脸都气白了：“芳姐，肯定是孙福来干的！昨天晚上我关店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没说话，转身去隔壁借了桶水，把招牌冲干净。
然后我走到孙福来的店门口。
他正坐在店里嗑瓜子，看见我来了，嘴角一歪：“哟，李老板，啥事啊？”
“孙福来。”我站在他店门口，声音不大，但市场口的人都听见了，“招牌是你泼的吗？”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泼的？”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皮，“你自己得罪人了，别往我身上赖。”
“行。”我点点头，“你不承认没关系。我已经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的人下午来查，市场口有监控，虽然不太清楚，但谁半夜拎着桶过来的，应该拍得到。”
孙福来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当然不知道有没有监控，但我知道，市场口那个摄像头是上个月刚装的，为了防小偷。
“你——”他嘴硬，“你吓唬谁呢！”
“吓唬你？”我笑了，“孙福来，你从供销社低价拿货，倒卖国家物资，这事你姐夫知道吗？要不要我去县供销社问问？”
孙福来的脸从白变青。
他姐夫那个副主任，本来就是靠关系上去的，最怕被人查。要是这事捅出去，他姐夫保不住，他自己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你别乱来！”他声音都在抖。
“我不乱来。”我看着他的眼睛，“你把你泼的粪给我擦干净。然后关门走人。以后别再让我在这个市场看见你。”
他站在那儿，嘴唇哆嗦了半天。
最后他咬着牙，拎了桶水，去我店门口把招牌擦了。
第二天，福来服饰关门了。
玻璃窗上贴了张纸：“本店转让”。
小莲高兴得直拍手：“芳姐，你太厉害了！”
“不是我厉害。”我一边盘货一边说，“是他蠢。做生意靠打压对手，永远做不大。真本事是把东西卖出去，让客人自己选。”
王婶子端了碗馄饨进来：“芳子，听说孙福来倒了？”
我“嗯”了一声，没说什么。
王婶子看了我一眼，笑了：“你这姑娘，不简单。”
我低头继续盘货。
心里却清楚，这只是开始。
6 广州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广州。
这是我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腿都肿了。
到广州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街上的姑娘穿得比县城洋气十倍，喇叭裤、花衬衫、高跟鞋，到处都是。
我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五块钱一晚，上下铺。
同屋的是个浙江来的女老板，做纽扣生意的，三十来岁，说话像打机关枪。
“妹妹，第一次来广州？”她问。
“嗯。”
“跟姐说，你要进什么货？”
我跟她说了。
她笑了：“你这小本生意，去沙河市场，别去十三行，十三行都是大老板。”
第二天，她带着我去了沙河。
我算是开了眼了。
整个市场人山人海，全是扛着编织袋来进货的人，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
我按着她教的，先逛了三天，把整个市场摸了个遍。
哪家的牛仔裤质量好，哪家的花衬衫花色新，哪家的老板给新人让利多，我都记在本子上。
然后开始砍价。
我第一次进货的时候，被一个老板坑了，他给我看的样品是好的，发过来的货全是残次品。
两百条牛仔裤，一半开线，一半掉色。
我坐在旅馆床上，看着那堆破烂，气得手都抖。
同屋的浙江姐们过来，看了一眼，骂了句：“这帮杀千刀的，专坑新手。”
“那怎么办？”我问。
“找他去。”她说，“广州这地方，你软他就欺负你，你硬他就怕你。”
第二天，她带着我去找那个老板。
她往店门口一站，叉着腰，一口浙江普通话骂得整条街都能听见：“你这不讲信用的！给小姑娘发残次品！你要不要脸！”
那个老板一开始还嘴硬，后来周围的摊贩都出来看，他怕影响生意，最后给我退了一半的钱，换了一批好的。
从那以后，我学乖了。
进货先看货，当场拆包检查，有问题当场换。
在广州待了半个月，我进了满满两大编织袋的货。
牛仔裤、花衬衫、连衣裙、丝巾、高跟鞋，什么都有。
回去的火车上，我把货压在座位底下，抱着包袱睡觉，一宿没敢合眼。
到了县城，我把货铺开。
这一次，我的店彻底火了。
县城里的姑娘们从来没见过这么洋气的货，一天进来一拨又一拨。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雇了个小姑娘，是王婶子的远房侄女，叫小莲，十七岁，机灵得很。
一个月工资三十块，管一顿午饭。
到了一九八七年年底，我算了算账。
这一年，我净赚了八千多块。
八千块。
一九八七年，“万元户”还是个稀罕词。
我离万元户，只差一步了。
7 健美裤押中了
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把店里所有的钱都压进去，又找王婶子借了五百块，进了一大批健美裤。
不是普通的健美裤，是那种带弹力的、踩脚的、当时广州刚刚流行的新款。
小莲吓得脸都白了：“芳姐，咱们店里压这么多货，卖不出去怎么办？”
“卖得出去。”我说。
我记得一九八八年夏天，健美裤突然在全国爆火。
不管多大年纪的女人，都穿一条健美裤，配个长毛衣，脚上一双皮鞋。
这波风，能刮一整个夏天。
我赌对了。
四月底，天气刚热起来，健美裤就开始走俏。
到五月，我进的那批货全部卖空。
六月，我又补了三批，还是不够卖。
县城周围乡镇的姑娘都专门跑到我店里来买健美裤。
我干脆进了一大批，在店门口摆了个大摊子，堆得跟小山似的。
“五块五一条！广州新款！”
一天卖出去两百多条。
到七月底，我算了算光健美裤这一项，就赚了四千多。
加上其他服装，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我赚了一万二。
一万二。
我成了县城第一个女万元户。
消息传出去，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县广播站还来采访我，说我是“勤劳致富的典型”。
我站在店门口，穿着一条健美裤，踩着高跟鞋，对着话筒说：“我就是个普通女人，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记者走了之后，小莲笑得直不起腰：“芳姐，你刚才说那话，跟报纸上印的一样。”
我也笑了。
但我心里清楚，这不是终点。
这一年秋天，我做了第二件大事。
我把市场旁边那个废弃的鱼塘承包了下来。
鱼塘荒了好几年，里面全是淤泥，没人要。
承包费一年三百块，签了五年。
小莲不理解：“芳姐，咱们服装店做得好好的，你包个鱼塘干啥？”
“养鱼。”我说。
“养鱼能赚几个钱？”
“你不懂。”
我不是要养鱼。
我是要等。
我记得再过两年，县城要扩建，这个鱼塘所在的位置，正好在新城区规划里。
到时候，政府征收，补偿款是承包费的几十倍。
但我没急着说。
我找人把鱼塘清了，放了鱼苗，又在鱼塘旁边搭了个小棚子，请了个老头帮忙看着。
老头姓赵，以前是养鱼的，退休了没事干，一个月工资八十块。
他一开始还觉得我瞎折腾，后来看我每个月按时发工资，鱼也养得不错，也就安心干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果然传出来消息，县城要往东边扩。
鱼塘那块地，被划进了新城区。
有人来问我鱼塘转不转让，出价五千。
我没转。
又过了半年，价格涨到了一万五。
我还是没转。
最后，城建办的人来找我，说这块地要建新华书店，按政策征收，补偿款两万八。
两万八。
我承包的时候一年三百，签了五年，总共才一千五。
翻了将近二十倍。
签协议那天，我站在鱼塘边上，看着水面上的波光，心里很平静。
不是因为钱。
是因为我知道，我选对了。
8 李建军
一九九〇年春节前，我回了一趟娘家。
我娘家的新房子盖起来了，三间大瓦房，红砖墙，玻璃窗。
是我出钱盖的。
我娘站在门口，穿着新做的棉袄，笑得合不拢嘴。
“芳子，进来进来，娘给你炖了鸡。”
院子里贴了新春联，是我写的——“勤劳门第春光好，和睦人家幸福多”。
虽然我知道“和睦”这俩字跟我没啥关系，但写着好看。
吃饭的时候，我娘突然说：“你听说了没？李建军他娘死了。”
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
“去年冬天死的。”我娘叹了口气，“得了个什么癌，走的时候挺遭罪。”
我没说话。
李张氏。
那个把我按在灶台上打的女人。
那个骂我不下蛋、吃白饭的女人。
死了。
我以为我会高兴。
但我没有。
我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空了一下。
上辈子，我恨她恨了一辈子。
这辈子，我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想起过她。
现在听到她死了，我才发现，那些恨，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没了。
“李建军呢？”我问。
“听说又找了个媳妇。”我娘说，“带个拖油瓶，日子过得不咋地。”
我“嗯”了一声，继续吃饭。
我娘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娘，你想说啥就说。”
“没啥。”她给我夹了个鸡腿，“就是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
春节过后没多久，我在县城遇见了李建军。
是在停车场。
我刚从广州进货回来，雇了个三轮车拉货。
他站在停车场边上，穿着那件旧工装，头发白了不少，背也驼了。
他看见我，愣住了。
我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丝巾，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皮鞋。
我身后是一整车的货，三轮车师傅恭敬地问我：“李老板，卸哪儿？”
李建军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指挥师傅卸货。
卸完货，我转身要走。
他突然叫住我：“芳子。”
我停下脚步。
“那个……”他从兜里掏出一块东西，递过来。
是那块瑞士手表。
我妈留给我的那块。
“当年……我娘当掉的。”他低着头，声音很小，“我后来去寄售行赎回来了。”
我看着那块表。
表壳有点旧了，但擦得很干净。
我接过来，套在手腕上。
“谢谢。”我说。
他鼻子一酸，差点掉眼泪。
“芳子，我……”
“别说了。”我打断他，“过去的事，过去了。”
我转身走了。
走到车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原地，看着我。
我上了车，关上门。
车开了。
我摸了摸手腕上的表。
滴答。滴答。
跟上辈子我临死前听到的声音一样。
但这辈子，这声音是活的。
9 万元户
一九九一年，我开了第二家服装店。
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街，租了个门面，三十个平方。
装修是我自己设计的，墙上刷成了米黄色，挂了一圈灯泡，亮堂堂的。
店名我还是叫“芳芳服装”。
开业那天，县工商局的人都来了，给我送了块匾——“勤劳致富带头人”。
我站在店门口，剪了彩。
王婶子站在人群里，哭得稀里哗啦。
小莲现在是我两家店的店长，一个月工资一百二，比她哥在工厂上班还多。
她现在穿得比我还洋气，烫了头发，涂了口红，走在街上比个体户还像个体户。
“芳姐，”她凑过来小声说，“咱们现在算啥水平？”
“啥啥水平？”
“就是……有钱人？”
我想了想。
两家店，加上鱼塘征收的钱，加上这些年攒的，手头有个六七万。
一九九一年，六万块，能在县城买三套房子。
算有钱人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不用蹲在菜市场啃冷馒头了。
再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过日子了。
再也不用因为一块手表，被人按在灶台上打了。
这年冬天，我做了第三件大事。
我去了一趟希望工程办公室。
我捐了两千块钱，资助了三个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
工作人员给我看了照片，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八岁，都是女孩。
照片上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站在土坯房前面，眼睛大大的。
我看着照片，想起了我自己。
如果我当年能多读几年书，是不是就不会一辈子被困在那个院子里？
我签了资助协议，约定每学期给每个孩子寄两百块学费，直到他们小学毕业。
工作人员问我：“您需要署名吗？”
我想了想。
“就写……李秀兰的女儿。”
李秀兰是我娘的名字。
从希望工程办公室出来，天已经黑了。
县城的街上亮起了路灯，昏黄的一盏一盏。
我裹紧了呢子大衣，慢慢走着。
路过一家理发店，玻璃窗户里映出我的影子。
我停下来，看了看。
镜子里的女人，二十八岁了，眼角有了点细纹，但眼睛还是亮的。
穿着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丝巾，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
我笑了笑。
这个笑，是真的。
上辈子，我到死都没这样笑过。
10 春天里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站在自己新开的商场门口。
不是服装店了，是商场。
上下两层，三百多个平方，一楼卖服装，二楼卖鞋帽和日用品。
县里面第一家私人商场。
开业那天，放了一挂一万响的鞭炮，碎红纸铺了一地。
我娘站在我身边，穿着新做的旗袍，是我专门从广州给她订的，藏青色，镶着金边。
她一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芳子，”她小声说，“这……都是你的？”
“嗯。”
她眼睛红了。
“你娘我……”她抹了把眼泪，“这辈子值了。”
我扶着她，走进商场。
一楼的货架上，挂满了当季最新款的服装。
二楼的鞋帽区，摆着高跟鞋、皮鞋、运动鞋。
收银台旁边，摆着一台电视机，是当时最时髦的十四寸彩电，开业当天放着《外来妹》。
商场里人挤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小莲在柜台前忙前忙后，嗓子都喊哑了。
王婶子端着一筐喜糖，见人就塞：“吃喜糖吃喜糖！我家芳子的商场开张！”
我站在二楼的栏杆边上，看着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水磨石地面上，亮得晃眼。
我摸了摸手腕上的表。
还是那块旧表，滴答滴答地走。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被按在灶台上，铁锅的热浪烤得我脸颊生疼。
想起我蹲在招待所的床沿上，数着八十七块两毛钱。
想起我第一次在省城银行门口，攥着三百块面值的国库券，手心全是汗。
想起我坐在广州的小旅馆里，看着那堆残次牛仔裤，气得想哭。
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我从二楼走下来，穿过人群，走到商场门口。
门口的红绸子被风一吹，飘起来。
外面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
街上的人穿着各色的衣服，骑自行车的，坐公共汽车的，扛着编织袋去进货的。
有人在路边摆摊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香气飘过来。
远处的工地上，塔吊在转，新的楼房一层一层往上盖。
我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春天的味道。
我娘从里面追出来，递给我一个热乎的烤红薯：“芳子，趁热吃。”
我接过来，掰了一半给她。
我们母女俩站在商场门口，就着春风，吃烤红薯。
这时候，街对面传来一阵吵嚷声。
我抬头看过去。
一个年轻女人被一个老太太薅着头发，从巷子里拖出来。老太太一边拖一边骂：“不下蛋的东西！白吃我家三年饭！今天不把彩礼退回来，我扒了你的皮！”
年轻女人哭着求饶，周围围了一圈人，没人敢管。
我愣了一秒。
然后我把手里的烤红薯塞给我娘，大步走了过去。
“放开她。”
老太太抬头看我，愣了一下：“你谁啊？管得着吗？”
我蹲下来，把年轻女人扶起来，擦了擦她脸上的血。
然后我转身，看着那个老太太。
“你儿媳妇，你打过她几回？”
“关你屁事！”
“以前不关我事。”我说，“现在关了。”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
“我是县政协委员，芳华商场总经理。你儿媳妇要是愿意，明天到我商场来找我，我给她一份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一百二。”
围观的人哗然。
老太太的脸涨得通红：“你、你——”
“你什么你。”我盯着她，“打人犯法，你不知道？你再动她一根手指头，我让你儿子下岗，你信不信？”
老太太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年轻女人站在那儿，看着我，眼泪一直流。
“姐……”她声音抖得厉害。
“别哭。”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明天来商场找我。记住，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谁都拿不走。”
她点了点头，抹着眼泪走了。
我转身走回我娘身边。
我娘站在那儿，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
“芳子。”她说，“你刚才那样，像极了你姥姥。”
我笑了笑，从她手里接过那半个烤红薯。
咬了一口，还是热的。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