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饿的恐惧
人们都说童年是快乐的，是无忧无虑的，但我们这些60后的童年印象大多是饥饿的、贫穷的、却又是快乐的。
那时候感受最深的是饿。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在那个没有什么油水的年代。孩子们的饭量似乎特别大。父母们没有粮食供孩子们放开肚子的去吃。几分开垦出来的一点点荒地也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三、四分自留田，母亲也只能春天种点西葫芦，收了西葫芦，再种点山药蛋（土豆）。勉强收两茬来贴补我们的肚子，照顾我们兄妹几个，娘每天要按时出工挣工分，谁家的工分多自然领的口粮也多。挣不下工分，又交不下口粮款，口粮都领不回来，孩子们自然是要饿肚子的。
星期天母亲依然要去生产队里出工，她叮嘱我们：
“把锅洗了，把猪喂好，你们去地里给猪拔一篮子菜来。”
我们点头答应，干完了家里的活计，挎上篮子，跑到地里走到地坎边。看见了那诱人的酸酱菜，那是一种长叶子，表面有绒毛、味道带点酸味的野菜，看到它我们便像看到了可口的零食，我们把它的叶子拽下来，吹一吹上面的灰土，便塞进嘴里。大嚼特嚼地吃起来，以此来减少饥肠辘辘般的难受。
初夏时节，我们走到麦田边，看着将熟的麦子，顾不得家长和老师的谆谆教导，瞧瞧四下无人，会偷偷的拽几株麦穗儿放在手里搓一搓，用嘴吹掉麦芒，但无论怎么吹它们也不肯离开它的麦宝宝，我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迫不及待地将裹着麦壳的麦粒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青青的麦汁顺着嘴角流下来，我们便贪婪的吃着笑着，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汗颜。
那时候，因为生产队抓的比较紧，洪亮的铜钟声当当一响，社员们便会立刻冲出家门，紧跑慢赶到庄稼地里干农活，迟到了是要扣工分的。妈妈下工的时间和我们姐弟放学的时间是一致的，反正放学回到家是吃不上饭的。于是，母亲就吩咐我们上学时挎上篮子，把篮子放在教室外边的兔棚里。那时候，学校要求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学校也盖起了兔棚，养了一些兔子，孩子们轮流喂养，以培养孩子们的劳动热情和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谁知没过多久，兔子们便相继离去，只留下空空的兔棚，成了我们藏匿菜篮子的地方。一到放学时间，我们边站队唱歌，然后排成一列走出校门，走到半路，我们再偷偷的折返回来。提上各自的篮子，钻进地里给猪拔菜。那时候，或许是拔菜的人太多，或许是人们太勤快了。但就玉米来说，从间苗锄草开始，还要锄三遍，没等野菜长出来就又该第二遍，第三遍了，哪像现在一开始种地就要打除草剂了。地里不长草，人们种地特省力，省心，省劲儿，可是粮食，水果，环境的污染，却让人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其实，要想把篮子媷满是太不容易了，但我们并不怎么关心这些事情。反正是饿，先找点吃的再说吧。钻进玉米地、高粱地里，找乌霉吃。所谓的乌霉就是在高粱顶上和玉米之间没长出穗子，而长出了一个包这些包嫩嫩的时候掰下来，咬上一口滑滑的脆脆的挺好吃的。它们如果长老了，就变成了一包黑粉，也就不能吃了。
我刚在网上查了资料：乌霉也叫玉米黑粉菌、玉米黑莓，不但可以吃，而且还很好吃，有营养。
吃上几个乌霉，肚子里少了一些“咕噜咕噜的”叫声，我们便有了力气满地棱得找野菜野草。中午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我们往往是匆匆忙忙勉勉强强的，把篮子媷满了。
实际上篮子并不满，快到家了，便把猪草抓起来，往上提一提，看起来像是满了。往家里赶，扒拉两口母亲做的菜团子又匆匆忙忙上学去了。好在那时候功课简单，又没有课外作业。我们这些小孩爱跑爱玩，倒也乐得个逍遥自在。
因为饿，我们小时候真的干了许多偷鸡摸狗的事儿，偷人家的枣儿被逮住，偷拾生产队的核桃被罚款，而后便是一顿鼻青脸肿的惩罚，但事过境迁，见了能吃的食物忍不住还是要旧病复发。母亲脾气不好，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
“真是记吃不记打的东西，上辈子就是饿死鬼转世的。”打完孩子，母亲哭了。
唉，当挨饿的恐惧超过了挨打的滋味时，孩子们便学会了忍受。
二 童年的劳动时光
为了多挣工分，为了让家里人不饿肚子，哥哥初中毕业就回乡务农了。十六岁的哥哥像成年人一样劳作着，一麻袋粮食200来斤，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无疑就是千斤重担。哥哥常常被压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着。哥哥回乡务农，不仅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条件，更是为我能够上高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能够多挣工分，我和弟弟也被娘赶到队里去干活。星期天，夏、秋两季放假时，只要生产队里有活路，我们便会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期多挣点工分，撒粪、割玉米、割麦子、拾麦穗……大人一天10分的工分，而我们小孩子只记二分或者三分，但我们还是干的蛮有兴致。每到夏、秋两季，学校也随着农事的需求安排放麦假和秋假。
到了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前面割麦子，捆麦子，把它们运到场院去，地里会掉下许多麦子。孩子们便由人领着，到地里去拾麦子。
这种活是按斤计算的，10斤麦子记一分。我们弯着腰，拣起一根一根的小麦，右手握不住了，放在左手中，把麦穗对齐，拾满了一把，握不住了就捏住一小撮麦秆，沿着麦穗缠上两圈，缠紧了，再把那一小撮麦秆压进麦秸里。举在手里很像一束花，我叫它“小麦花。”把麦子夹在腋下，腾出手又可以拾麦，等拾到三、四把的时候，腋下夹不住了，我们就放到身后的空地上。走得远了，再把他们移到前面的空地上。因为我们拾麦子，是在队长的指挥下，一个人站几垄，一点一点往前走的，不许乱跑，这样拾得干净，保证了颗粒归仓。一般来说，我们每人一上午能拾十几把麦子。每个人都拿着一根绳子，临到中午，大家把绳子放在地上，把一束束麦子，左一下右一下，放在绳子上，这样捆起来麦穗一律朝外，麦子背在身上麦芒是扎不到身上的。我们一路背着、跑着、唱着、闹着，根本体会不到劳动的艰辛，唯一盼望的是希望秤砣偏一偏，多称出二斤来。
一天，吃饭的时候，哥哥对我说：“到了地里，不要一根一根地图整齐，两个手一起拾，麦子乱了不怕，这样能够多拾一点。”听了哥哥的话，我不再一根一根费时费力地拾，两只手像耙子一样把麦子拨拉到一起，虽然有点乱，一个下午真的拾了好多。但背在背上的时候，像有芒刺在身上，刺挠的难受，但回到场院一称，确实比上午多了3斤。哥哥的方法确实好使，不知不觉一天下来竟要比小伙伴们多挣了一分工。
拾麦子的另一个乐趣——听故事。孩子们一直排开，相邻的孩子总也互相说一些快闻轶事，一边拾麦子，一边听故事，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记得邻居一位被称作“姑姑”的女孩，比我大几岁，个子也比我高，总爱给我讲一些故事。什么“牛郎织女”呀，“武松打虎”啊，有一个叫不上名字的故事，但内容依稀记得的：
一个穷小子特别勤劳，但他的父母双亡，一个人默默地劳动，年龄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他就买了一张美女的年画，贴在墙上，天天对着画上的美女哈哈傻笑。有一天，他从地里回来，灶台上摆着可口的饭菜，他惊讶的找来找去，却没有一个人影儿。如此三天过去了，天天有白白的馒头，热热的粥可吃，后生犯了嘀咕。这天，后生吃过饭，照例关上门，往田里走去，但他转了个弯，又返回。用口水沾湿了手指头，在糊着麻纸的窗户上，戳了个窟窿，往里一看，把他看傻了：只见从那张画上飘飘然下来一个美女，开始帮他打扫屋子、做饭，一切收拾停当，正要飘回画中的时候，后生一把推开屋门，抓起墙上那张白纸投进了灶膛里。姑娘再也回不到画上，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想想，这不就是一个当下穷小子逆袭的网文故事吗？后来这位姑姑嫁到了外地，我也离开了家乡参加了工作，几十年都没有见过，但她的故事却成了我童年最好的慰籍。
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我们还要去搞副业。例如上山刨药材。
放暑假了，孩子们便要去上山采药材。安泽山多，药材资源丰富。往往这个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三叔便领着我们上山刨药材去了。柴胡、桔梗、黄芪……当然，碰到青翘，我们也不放过。由大人领着我们，爸妈自然是放心的。我们带着干粮，三叔提个水壶，中午，三叔找几块石头支起来，从小河沟里或山泉里取一些水，我们拣来小树枝，松毛草，点燃了，把水烧开，吃点窝窝头，喝点泉水就是我们的午饭。
秋天到了，我们上山去打酸枣，摘松桃。
那个年代，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任务重，县上有专门的苗圃育苗基地，松籽啊，槐树籽都有人收购。大人们便派我们上山摘松桃，松桃很沉，扛在身上很吃力。一次，和闺蜜领着各自的弟弟去摘松桃，开始并不顺利，摘的人多，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大片没有采摘过的松树林，我俩都很兴奋，俩弟弟催促：“该回家了！路还远着呢！”可是，这到手的“肥肉”我们怎么可以放弃，我和闺蜜坚持要摘，我看看太阳还老高老高，就认为天气还早，是弟弟们偷懒罢了。
结果，天黑了，我们走不出大山，松桃太重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还被俩弟弟埋怨：“叫你们财迷！一会儿野狼出来咋办？”真是欲哭无泪啊。我们走走停停，死也不肯把我们采摘的松桃扔一些出去。好不容易走到了红沙塄旁边，这一段路特别难走，路特别窄，全是红沙，特别滑溜，空手走都得小心翼翼，更何况现在的我们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忽然，我们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仔细听是喊我们的声音。
“是哥哥！”我们来了精神，真的是两家的哥哥来接我们了，我们转悲为喜。他们让我们先过了红沙塄，然后把我们的口袋往肩上一扛，腋下一夹，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去，我们挎着篮子，拿着镰刀，一路小跑回了家。
现在想想，那时候虽然很苦很累，却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成就了我们藐视困难的毅力，它们成了我童年美好的回忆。
三 多灾多病的小妞
从我记事的时候，就觉得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了。记得常常被父母按在简易床上，医生拿起针管儿，用镊子夹一块儿棉球，在屁股上方擦一擦，一针扎下去，一股钻心的疼，我便开始“哇哇”大哭，后来只能发出“啊呜啊呜”的声音，护士姐姐也常常会逗我：“你是哭呢，还是笑呢？”我也说不清楚。提起裤子就往外走，只想早点儿离开这个让人讨厌的地方。无奈连着十几天打针，早已屁股疼腿疼，只能一步一挨地往回走。
常听妈妈说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由来已久。生病是家长便饭，还差点儿丧命。
大概是我几个月的时候，一场感冒引起高烧不退。所有的医生(公社医院和村上的赤脚医生)都放弃了对我的治疗。他们说：“这小妞只有出气的份了，已经没有救了，你们抱回去吧，我们无能为力了。”爸爸心疼地把幼小的我抱回了家，娘接过来紧紧地抱我在怀里，抽泣着，喊着我的乳名。半天，奄奄一息的我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无奈的娘只好让爸抱回一捆干草。干草就是打了谷子，剩下的谷杆晒干了，捆成一捆一捆的。夭折的孩子死去，用干草卷起来，扔在山上，任凭野兽叼走。
望着那捆干草，几天来娘已经哭干了眼泪，她像疯了似的冲出家门，奔向医院，她要去跪着求医生来给我治病。她不甘心幼小的我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等着咽下这口气。
刚走到大街上，她一眼就看到了邻村的一位赤脚医生。娘不由分说哭求着把医生拽回了家，跪在人家面前求着给她这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女儿救命。那位医生仔细检查一遍，看看地上的干草，看看瘦小羸弱的我，再看看孤独无助的娘，对父母说：“这孩子病得确实不轻。我有一个偏方子，试着治一治。好就好了。好不了你们可别埋怨俺。”
父母千恩万谢。就这样。医生给我开了方子，父亲抓了药，小心翼翼的熬好，母亲一小勺一小勺地给我喂在嘴里，每隔三天再跑20多里路去请医生诊治。说来也怪，不知是真的偏方神奇，还是我命不该绝，或者是爹娘的眼泪感动了上天，慢慢的，我呼吸匀称了，睁开眼，小眼珠开始转动了，可以喝点儿稀稀的米汤水了。娘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觉。把我揣在大裤腰里，搂在怀里……
几个月过去，我终于摆脱了病魔的纠缠，活了下来，因为没有奶水。家里又穷，奶粉更是稀缺的食品。父母就想方设法给我做营养餐，红薯粥、嫩玉米、鸡蛋羹……到了秋天收玉米的时候，爸爸就到别人的地头问人家，找嫩玉米回来给我煮粥吃。
听奶奶和邻居婶婶说，我是捧在妈妈手心里活过来的。尽管如此，我仍是瘦小多病。小小年纪，气管炎、肺炎常常侵扰着我的生活。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吃的粮食主要是用生产队喂养的驴子套在石磨上完成的，但像我们这样的大村子，驴子少，人口又多，好长时间才能轮流上一次，所以大部分的面粉还是靠人工推着石磨来完成的，把一根长长的棍子穿在磨子铁圈里，玉米粒儿倒进磨顶上，推着棍子走，粮食就顺着磨眼儿流下来，被碾碎了。然后拿来木镟(一种底窄上宽的敞口容器，里面放上箩架，用箩子把面筛下来，把剩下的渣子再倒在磨顶上，推呀磨呀，一连三五遍下来，只剩下渣子、玉米皮之类的东西，这是给猪和鸡吃的食物。
当然，那时候麦子少，磨的最多的还是玉米面，我们吃的最多的也是玉米面窝头儿、煮疙瘩(和现在的锅贴差不多)。除非过生日、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面。至于肉呀蛋的，似乎和我们无缘。
那时的孩子们是推磨的主力军，大人们要干活，没有时间干着磨洋工的活。推磨的时候，我往往是那个筛面的人，推磨需要力气，而且转上几圈就会头晕眼花。由于我身体不好，转不了几圈便会气喘吁吁，咳嗽不断，因此，尽管弟弟们免不了提意见。妈妈还是不让我去推磨，免了我转磨道的苦差事。这样一来，对小小的我来说，生病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从小就有气管炎，特别怕刮风。风一刮，我就大张着嘴，喘不上气来，好像马上要窒息似的。因此，遇到刮大风的日子，家人都特别当心。有时是哥哥到教室门口接我，有时是爸爸来接我。他们给我嘴上捂上厚厚的围巾，把我背在背上，我总是趴在他们的肩上，连头也不敢抬。
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刮了一夜的狂风。早上妈妈说：“夜里的风真大，槐树林里一定落下了不少的槐角。你们去拾吧，卖了钱，过年给你们一人做一件新衣服。”我当时也就是十来岁的样子，弟弟小我三岁。吃过早饭，我们围上围巾，戴上帽子，就到树林里去了。大我四岁的姑姑领着我们，树林离家比较远，我们一路走一路唱，走进了树林，落下的槐角真不少，但是拾槐角的人也不少，有大人，有孩子，我们便埋头拾了起来。树林里风平浪静，很快号称“万株林”的树林里便被我们拾的干干净净。有些小树，我们摇一摇，晃一晃，就会落下一些槐角，大树我们摇不动，几个孩子便合在一起去摇，但还是摇不下来。看看无望，我们便要打道回府。谁知，刚走出树林，我便大喘着气跑了回来。原来又刮起了大风，小伙伴们也跟着我跑了回来。我哭着不肯回家，怎么办呢？姑姑走出树林，看到外边有一块儿棉花田。田里的棉花正展开着雪白的棉团。姑姑摘回来一大把棉花，给我捂在嘴上，又用围巾给我捂得紧紧的。小伙伴们把我拥在中间，有人帮我挎上了篮子，有人搀扶着我，就这样，我跌跌撞撞的在狂风中走过了小桥。爸爸赶过来，把我背回了家。
和同龄的孩子相比，我个子虽然不低，但人特别瘦，好像一阵风就能把我刮倒。邻居婶婶见我走来，就喊我麻杆儿腿。开始我不以为为然，喊得多了问娘是啥意思，娘说：“是说你瘦，腿细的像麻杆儿。”麻杆？我当然知道什么是麻杆儿了，不免有些恼怒，从此便不喜欢那位邻居大婶。大概上了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的身体渐渐的好了，终于可以丢掉让我吃药、打针被人嘲笑的“病秧子”、“麻杆儿腿”等不雅的称号，可以开开心心和小伙伴们一块儿玩儿，一块儿拔野菜啦。
四 酷爱读书的我
我有一个哥哥，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哥哥初中毕业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两个弟弟比较顽皮，整天爬高上低的，到处瞎逛。反而是我由于小时候身体弱，生性安静，所以颇受父母的疼爱。 加上自己胆子小，上学时也很听老师的话，上课总是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听课，学习成绩自然是非常好的。妈妈那时候也懒得去动脑筋，有啥事就告诉我去记住。比如，谁的生日是几月几号，谁家有事要去回礼了，就是现在，家里兄弟姐妹们的生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小时候记忆的功劳啊。另外，妈妈要买布料了也会交给我来算算，大人鞋面布要9寸，小孩要7寸，扯多少布才不浪费，不知道是不是妈妈故意在训练我的计算能力，我俨如一个小管家，帮妈妈记下了许多事。
不仅如此，我还很喜欢读书，那时候多是看一些小人书，纸张不太好，都是黑白版的，内容大多是根据样板戏拍摄和绘画的。我们常常看得津津有味儿，有时妈妈喊我吃饭都听不见，因此没少挨妈妈的训斥。
那时候给村子里的房子大多是土房，墙面都用黄泥抹平了的。哪里有现在的涂料，更别说是壁纸壁布了。于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花上个块儿八毛钱买上几幅样板儿戏的画幅贴在墙上。平时不大爱串门儿的我这个时候可高兴了，恨不得挨家挨户串个遍。进了门儿，先问声大酿婶子好，再瞅瞅人家墙上的贴画有没有，如果没有，便找个借口，或者是找弟弟，或者是找妈妈，便又溜到了下一家。如果墙上贴了画。便不管不顾地趴在人家的炕沿（以前炕垒好以后，要请木匠抛光了木头，做成炕沿儿，挡在土炕边。）上贪婪地读着画上的文字，欣赏这画上的内容，看完了外面的内容，还会忐忑不安的询问主人：
“阿姨，我可以上炕看看吗？”
得到了允许以后，我便急忙脱掉鞋子，爬到铺了苇席的炕上，贪婪地读起来。有的苇席已经破烂不堪，有时苇席上的尾刺会扎进肉里。但我却顾不得这些，总是津津有味地读完才会感觉刺扎在了脚上的疼痛，不免一瘸一拐得往家走。回家后再拿出针来，挑去刺儿，虽然疼，脸上却带着笑，心里甜蜜蜜的。
我最爱去的还是三叔家。三叔是中学教师，他买的炕贴画总是很新颖，每年都换，年年不同。《杜鹃山》、《海港》、《红灯记》、《打渔杀家》……不光是看年画，有的人家买不起年画，就找来一些报纸贴在墙上，我也会趴在墙上去读那些文字。那时候好像没有选择，只要是文字，我都要去看。有一次在三叔家，三叔问我几个问题，我看得入神，答非所问。三叔叹口气说：“你天天是在读墙呢，真是个书迷，可惜没有书给你读啊。”
其实，那时候报纸上的内容也没有多少可读性，无非是新闻之类的，什么形势一片大好啦，农业学大寨啦，我其实也看不懂，但却乐此不疲。有一次，妈妈把报纸糊上顶棚，我站在炕上仰着头去看。由于个子低，看不清楚，只好拿了一个板凳踩在上面，仰起头来看了起来，只看到脖子酸痛，头晕目眩，一下子从凳子上摔下来。恰巧又刻在了石板砌成的窗台上，头上磕了个大包，忍不住大哭起来。妈妈闻声赶来，又气又疼，一边给我揉伤，一边忍不住骂起我来。
那时候多么希望有几本书可供阅读。但在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这个愿望只能是痴心妄想了。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我的同学买了一本新的小人书，我可以帮人家写作业（那时候还不知道替别人写作业是害人害己的事），只是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只要能读上书就什么也不顾了，有时也帮人家当值日生，换取读书的机会。拿到书后，我便小心翼翼，既不敢弄脏，又不敢超时，真比吃了一碗香喷喷的面条还满足，这时，早已把饥饿忘在了脑后。
哥哥在家务农的时候，他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团支部里有一些书。因为没有办公的地方，哥哥就把书放在了我们家的小书架上。然后呢，我就如饥似渴的读起来。记得有《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红岩》……因为家里穷，妈妈很在乎油灯损耗了多少，常常对我说：“你别这样浪费煤油了，赶快睡觉吧。”但是我只要有书看，我一点儿也不瞌睡。有的时候，我只能偷偷的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书。后来，妈妈生病了，她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也听不得动静。于是，我下了晚自习回来便在家里的另外两间屋子里头住，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书了。但是妈妈还是要检查灯油少了多少，发现少的太多了，就会干涉我。
读书给了我自信，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喜欢读书，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读书，只是现在的我眼睛不大好，看不了多久就会头晕脑胀，多亏有了“番茄畅听”这类的软件，我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听书，满足了我对书的渴望。我常常用毛主席的话鞭策自己：“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五 爸爸给我的红头绳
童年的的时候，印象中父亲老是不在家。母亲说父亲是到别的村子当下乡干部去了。我似乎也明白了父亲工作的意义，我们村子里也有下乡干部，他们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但不挣生产队的工分，轮流着在老百姓家吃饭，吃完饭每天要留下三毛钱，一斤粮票。（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家里有点白面、鸡蛋之类的东西，妈妈总要留着给派饭干部吃，因为菜团子之类的东西实在是端不上桌子的。这个时候，妈妈总是安抚我们去外边玩耍，但我们总是想着那香喷喷的炒鸡蛋、长长的面条，躲在门口等他们吃剩下了，去美美的享受几口。
那时候的日子谁都知道过的艰难，那时候的干部也都是两袖清风，不贪便宜的好干部，发现孩子不在，就出门去找，当然就很容易把躲在门口的我们拽回去。往往好的我们吃了，他们却吃的是煮疙瘩，菜团子。因此，在他们掏出饭费的时候，妈妈总是推推搡搡把客人推出去。不好意思留下人家给的钱。妈妈总是说：“给啥钱呢，我家孩子他爸也是住村干部，一家人。”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周末似的。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爸爸会回来转一圈儿。
记得有一次，我得了腮腺炎，老百姓都叫“肿炸腮”。其实，医学上叫“痄腮”。我浑身发热，头疼不止。耳下腮部肿的老高，嘴不能张，连饭也吃不下。忍不住就哭了起来，母亲就托人给父亲捎了口信。晚上忙完工作，父亲回来了，给我带回了药剂和外敷的药。爸爸在炕沿上坐下，看看我肿得老高的脸颊，笑着说：“好吃的都让你偷吃了吧，看把这脸吃的，好胖啊。”我咧咧嘴，哭笑不得。
“好了，好了，闺女是病号。来先敷药吃药，一会儿给你个惊喜。”
对爸爸的话，我向来很依顺，不哭不闹，任由他给我治疗。然后，爸爸把一包东西放在我手上，我连忙打开：“哇！”我惊喜得大叫。爸爸还给我带回了绑头发的皮圈和红皮筋。
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这种东西。我忙问：“爸爸，你从哪里买来的？”爸爸告诉我，是北京插队来的知青带回来的。我就特别高兴，心想，爸爸的礼物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小朋友一定没有。我洋洋自得，似乎觉得腮也不疼了，头也不胀了，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比试比试那个。爸爸看我那高兴的样子，便说：“起来，我给你梳个辫子。”说着，爸爸拿出一条长长的红皮筋儿，用梳子给我仔细的梳了起来，一边梳还一边唱：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爹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扎呀么扎起来……
我急得大喊：
“我要当铁梅，不当喜儿。”
于是，父亲又用红皮筋儿给我绑发辫，他给我编了一个麻花辫。我把长长的麻花辫一甩，还真像《红灯记》里的小铁梅。
父亲看着我又唱了起来：
小铁梅提篮小卖拾煤渣，
担水劈柴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
父亲爱唱，敲敲打打，拉个二胡啥的还真有两下子，平时也哼几句，不管生活多苦多累，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爸爸感染了我，我也不甘示弱地道白：奶奶，您听我说！
一甩辫子唱了起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没有大事不登门，
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
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
那个时候的生活清苦，但快乐幸福多多。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每当想起父亲我依然在泪眼婆娑中看到他给我梳小辫子的情景。
六 东躲西藏的日子
我们家旁边的邻居比母亲小两岁，男主人在外地工作，她家也有三四个孩子，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因此，我们两家的孩子常常在一起玩。她家有个大院子，一天，我和弟弟又到他们家玩儿。他家坐着两位妇女，说是她家亲戚。可是奇怪的是，其中一位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她看，只见她长方脸，短头发，眼睛瞪得老大，眼神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布褂，倒也打扮的干净而利落。忽然，她站起身，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我吓了一跳，想要挣脱她，她却把我搂得更紧了。她喃喃地带着哭腔对我说：“孩子，叫娘，我是你的亲娘，跟着我走吧。”
如五雷轰顶，我呆住了，旁边邻居婶婶也着急地把我拉过来，
“你这人咋这样，说好只是让你看看孩子的，你怎么说这话？”
“你胡说！我有妈妈！”我喊着挣脱了邻居婶子的束缚冲出门去，但我不敢回家，我怕她找到我家，我怕母亲真的把我送给别人。我哭着跑着，沿着小路跑到了河滩的玉米地里，我不敢回家，藏在玉米地里哭了很久。想起爸爸妈妈平时对我的疼爱，哥哥对我的保护，我怎么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对，她一定是个骗子。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梦中我又被那个女人抓到了，她拉着我要走，我拼命的挣扎，大声的哭喊：“你是坏人，你不是我娘！”
“翠儿，翠儿！”是娘在喊我。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我正躺在娘的怀里，她满脸憔悴，眼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见我醒来，母亲转悲为喜。
“哎呀，你可算醒了。你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
娘把我轻轻的放在炕上，走到灶间。一会儿功夫，一碗白面拌汤，上面还加了鸡蛋花，这是我们过生日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啊，我爬起来顾不得烫嘴，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张口就吃。娘连忙又拿来一只碗，从这只碗倒到另一只碗里，给我倒腾着晾饭。娘告诉我：“孩子，你已经昏迷两天了。”一听这话，我愣住了，忍不住想起了那个中年妇女。我久久地望着娘，说出了心里的疑惑。
“娘，有人说她是我亲娘，要拉我走，呜呜，呜呜……”我话没说完，便倒在娘的怀里痛哭起来。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孩子，你还小，本来我是想在你长大一些再告诉你，可现在人家找来了，我就给你说了吧。”
娘紧紧得搂着我，好像把怕我被人带走似的。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
那一年，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出生后我身体不好，生母也生了场重病，加上上面还有两儿一女，照顾不了，就想把孩子送人。父亲当时正好在那个村子里做驻村干部，又因为娘也正在坐月子，可惜的是孩子夭折了，娘伤心极了。为了转移妈妈的痛苦，父亲就把刚出生十几天的我给抱了回来，从此我就成了娘的孩子。
听完娘的叙述，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好像小弟还没有出生，一直以来，父母的待我比哥哥和弟弟都亲，从不打骂我，这怎么会是真的？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收养的孩子呢？
我又大哭起来，母亲告诉我：“她是你的亲娘，她也想你，你如果愿意，可以让你爸爸把你送回去。”
“我不去，她是坏人，她是骗子，你才是我的亲娘。”后来我长大了才听别人说，生母是因为生了我以后，经常生病。又因为我属虎，她属羊，她就开始迷信算卦人“虎吃羊” 之说， 不把我送走，她就会有生命之忧，因此非要把我送人。小山村本来就十几户人家，这消息一传开，爸爸知道了，觉得这小女孩儿太可怜。加上妈妈又正在失子之痛中，就把我抱回来了。
这次“夺女风波”后我的心里就有了阴影。本来同龄的孩子们也和我一样，不知道我的身世。因为这一闹，邻居的孩子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八、九十来岁的孩子又正是最顽皮的时候，他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自尊心，更不懂得去体谅一个小女孩被抛弃的痛苦。
因此，一有口角就拿“你是要来的孩子。”“你亲娘不要你了！”这种话来刺痛我的心。我常常哭着跑回家。娘就像支棱着翅膀的老母鸡，护着我去找那家大人，跟人家吵架。这件事成了我不可触碰的一个软肋，谁要是提起，我就又哭又闹，和他没完没了。后来，我被迫留了级，村上的人们也知道了我这个毛病，再也不旧事重提，我也安静了下来。我发誓，这一辈子绝不会认他们做我的父母，也绝不会踏进那个村子半步！我恨他们，甚至恨那个村子里的人！
尽管这样，我小时候还是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看见有和印象中那个中年妇女相像的人，我就东躲西藏，不敢回家。镇上 赶会唱戏，我不敢到会场上去，也不敢到戏台前去看戏，只怕碰到不想碰到的人。
从此，我的世界坍塌了，我的童年暗淡了，唯一欣慰的是我更爱我的父母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