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三星场
第一章 山雨欲来
简阳三星场，坐落在与金堂接壤的浅丘地带。四面环山，中间一块小坝子，五桂河像一条青灰色的带子，绕坝而流。站在高处看，场镇四周有三座高高凸起的小丘，当地人叫它们“福、禄、寿”三星，三星场因此得名。
可这名字听着吉祥，过去却并不太平。解放前，这里一直是国民党特务、川北师管区司令樊巨川的老巢，素有“匪窝”之称。场上茶馆、酒铺、烟馆、赌摊，三教九流混杂，夜里常有人被绑走，第二天河里就浮起尸体。老百姓赶场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一句话说错，就惹来杀身之祸。
一九四九年底，简阳解放。一九五〇年春，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征粮、支前、清匪、反霸，各项工作正艰难展开。可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惯匪、恶霸，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暗中串联，等待时机，企图把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四月，县委得到情报：三星场一带地方反动势力活动频繁，可能生事。县委书记杜子云把刚转业到地方的郝伟一叫到跟前，问他：“三星区情况复杂，你有信心当好区长没有？”
郝伟一不假思索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在，区公所就在；我若丢了区公所，惟军法是问。”
杜子云拍拍他的肩：“惟军法是问，这话可是你亲口讲的。”
郝伟一行了军礼，以生命保证。
郝伟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八十七团转业干部，曾跟随刘邓大军逐鹿中原，身经百战，先后数十次死里逃生。他身材不算高大，却结实精干，眉骨高，眼睛深，不说话时显得严厉，笑起来又像个老农。到三星区上任后，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组织征粮、宣传政策，夜里查岗、开会、摸匪情。区公所的人都说，郝区长像一根绷紧的弦。
四月十六日夜里，郝伟一又接到县里送来的密信：反共救国军第一师师长蒋军正在密谋策划，三星境内土匪可能统一暴动。密信要求各区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尤其要守住粮库和区公所。
郝伟一当即召集干部开会。油灯下，他摊开简易地图，手指点在三星场上：“三星场三个场口，都要放岗。税务所、粮库、区公所，是重点。后山碉堡还没修完，明天继续抢修。一旦有事，区公所是核心，税务所那边由吴硕同志负责。”
吴硕坐在灯影里，年轻英俊，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他是江苏阜陵县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随西南服务团到达简阳后，被分配到税务局工作，兼任三星税务所所长。别看他书生模样，做事却极为沉稳。暴乱前一周，他就发现粮库和税务所附近有形迹可疑的人窥探。他预感有变，便派工作队员将筹得的税款用糖篓子秘密运往简阳，又雇脚力将筹得的三万多斤公粮部分转运至石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只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会后，郝伟一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夜色浓重，三星丘的轮廓像三头伏兽。五桂河的水声远远传来，冷而急。他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心里隐隐发紧。
他对警卫员小周说：“明天逢场，人多，眼睛放亮些。”
小周应了一声：“区长，你放心。”
郝伟一没有放心。他知道，越是逢场，越容易出事。
第二章 赶场
四月十七日，天刚蒙蒙亮，三星场就醒了。
四乡八里的农民挑着柴禾、背着背篼、赶着猪羊，从三条场口往集镇涌。卖菜的、卖草的、卖簸箕的、卖草药的，沿街摆开。茶馆里坐满了人，叶子烟味、面汤味、牲口味混在一起，热烘烘地扑面而来。表面看，这不过是一个寻常赶场天。
可这一天，场口涌进来的人，比往常多得多。尤其是那些卖柴的，一个个挑着大捆柴禾，柴捆扎得又紧又大，人却坐在上面，心不在焉。他们不吆喝，不问价，眼睛只往区公所、税务所、粮库方向瞟。
上午九时左右，两名征粮队员从场口走过。一个叫刘德旺，一个叫陈小石，都是本地参军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这些人右臂上系着一根红布条，顿生警觉。刘德旺低声说：“你看，怎么这么多人都系红布条？”
陈小石说：“莫不是土匪的记号？”
两人佯装买柴，上前问价：“老乡，柴咋卖？”
卖柴者不答。
刘德旺伸手去抽柴禾，想看看柴捆里夹没夹东西。谁知卖柴者一声暴喝，凶狠地打开他的手：“做啥子？买就买，不买莫动！”
两人越发觉得可疑，继续往前走，发现卖柴者越聚越多。他们鬼鬼祟祟，神情怪异，仿佛在等待什么。有的把手伸进柴捆里，有的朝茶馆那边张望，有的悄悄摸向腰间。
刘德旺和陈小石交换一个眼色，立即快步赶回区公所，将看到的情况向郝伟一作了汇报。
郝伟一正在检查岗哨。听完汇报，他眉头一拧：“红布条？卖柴的？有多少人？”
“数不清，起码几百。”
郝伟一立即带上警卫员小周，准备前往查看。尚未出得大门，突然听到两声枪响。
“砰！砰！”
躲在区公所大门对面茶馆里的匪徒，向门岗射击。两名解放军战士当场牺牲，一个倒在门槛上，一个仰面摔下石阶，鲜血顺着石板缝流进阴沟。
接着，整个三星场枪声骤响，吼声大作。
一千多名化装成卖柴禾的土匪，纷纷打开柴捆，抽出短武器，狂叫：“打死征粮队员！”“打死解放军！”
刹那间，场镇大乱。赶集的群众惊恐万状，四处逃散。有的摊子被掀翻，有的背篼被踩烂，孩子哭，女人叫，猪羊乱窜。茶馆里的茶碗摔碎一地，面锅被人撞翻，滚水烫得人直跳。
匪徒们趁乱将税务所和区公所包围。
郝伟一退回院内，立即将三十多名自卫队员组织起来，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布置在办公楼的一楼和二楼。他站在楼梯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满院嘈杂：“同志们，不要慌！区公所是钉子，钉在这里，就不能让土匪拔掉！一楼守门窗，二楼守制高点，没有命令，不准乱开枪！”
他又派人通知税务所吴硕，吩咐他将征粮队员全部组织起来，一定要守住粮食仓库。
通信员小何冲出门去，刚跑过街角，就被一排子弹打中。他挣扎着往前爬了几步，手里还攥着那张纸条，最后不动了。
郝伟一在楼上看见，眼睛一红，却没有时间悲痛。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土匪闹事，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
第三章 血染场口
税务所坐落在关帝庙的武圣宫。吴硕听到枪响时，正在核对账册。他立即合上本子，锁进铁箱，然后提枪冲出门。
街上已经乱了。匪徒们纵火焚烧街面店铺，火苗从一家布店窜起，很快蔓延到隔壁酒坊。浓烟滚滚，火光映红了半条街。吴硕一面派人用枪封锁失火街面的进出口，防止匪徒趁火打劫，一面组织居民灭火。他站在台阶上喊：“老乡们，不要怕！把水桶传过来！火不能烧了整条街！”
一些居民被组织起来，木桶、铜盆、水缸，能用的都用上。可火势太大，匪徒又在暗处打冷枪，救火的人不断倒下。
不久，街口失守，四名征粮队员光荣牺牲。接着上栅子门被土匪攻破，又有两名队员殉职。
这时，一名队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吴所长，粮库失火了！土匪煽动和胁迫数百名群众，携筐带篓冲进了粮库，请示是否开枪！”
吴硕略一思索，果断命令道：“不要开枪，把人撤回税务所！”
有人急了：“不开枪，粮食就保不住了！”
吴硕说：“粮食重要，老百姓的命更重要。那些群众是被土匪逼的，我们一开枪，打死的都是老百姓。撤！”
税务所武圣宫内，队员们迅速收拢。土匪们得手粮食仓库后，转而进攻税务所。枪声从四面逼近，子弹打在关帝庙的砖墙上，溅起一团团碎屑。
就在这时，吴硕接到区长郝伟一命令：要他带领队员向区公所靠拢，如果遇到土匪，就向后山碉堡转移。
吴硕立即组织撤退。但他担心尚未转移的税款和账册落到土匪手中。铁箱里还有部分银元、账本和征粮清册，若被土匪拿到，不仅经济损失大，许多群众和积极分子也会暴露。
他命令二野军大战士傅乃俊：“你带其他九名队员先撤，从后墙走，往区公所方向靠。我断后。”
傅乃俊不同意：“吴所长，你走，我断后！”
吴硕把铁箱钥匙塞进怀里，又扛起一只塞满税款和账册的口袋，语气不容商量：“这是命令。快走！”
傅乃俊眼睛发红，只得带领九名队员冲出武圣宫。
可他们刚冲出去，就发现通往区公所住地的街道，已被土匪封锁。傅乃俊想原路退回，但已来不及了。土匪从两侧涌来，枪声密集。他们边打边退，最后被团团围困在五桂河边。
五桂河深约十米，宽约数丈，河水冰冷湍急。傅乃俊和队员们背水一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土匪们嗷嗷叫着扑上来，将他们捆绑起来，用大刀将队员们一个个砍死，又剁碎成小块，抛入河中。河水顷刻间被鲜血染红。
傅乃俊牺牲前，还在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声音被河水吞没。
冲进武圣宫的土匪，疯狂扑向税务所。吴硕急忙将塞满税款和账册的口袋扛在肩上，从窗口跳出。他一面用短枪还击，一面顺着围墙，向唯一的出口——武圣宫大门冲去。
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右腿，吴硕倒在了墙边。鲜血浸湿军裤，吴硕不顾疼痛，咬着牙站起，拖着伤腿继续突围。
又一排子弹击中吴硕后背，他肩上的口袋伴着一道血光飞了出去。
吴硕轰然一声倒下了。
几名匪徒端着枪扑向吴硕。吴硕举起手枪，砰砰几声，匪徒们应声倒地。
其余匪徒不敢贸然前进，只好龟缩在几根石柱背后朝吴硕射击。隔了一会儿，见倒在血泊中的吴硕没有了动静，他们才试着向吴硕靠近。
昏迷中的吴硕已经睁不开眼睛。凭着感觉，他觉察到有人在悄悄向自己袭来。他吃力地再次举起手中的枪，但撞针空响了一下，没有子弹射出。
匪徒们见状，知道吴硕的枪没有子弹了，嗷嗷大叫着扑上来，凶狠地用刺刀朝着满身鲜血的吴硕一阵猛扎。
吴硕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第四章 铁门与叛徒
匪徒们攻下税务所后，掉头向区公所聚集。
区公所住地原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厚实的大门包了铁皮，坚固无比。土匪们试着用枪托砸、用木棒撞、用火烧，均无法将其砸烂撞开。匪首雷斗文气得直骂：“给老子撞！撞不开，就堆柴烧！”
就在这时，区中队内部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一名队员叛变了。
区中队的成员，均由解放前的地方武装收编而来，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大多数人接受了改造，愿意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用两面派手法对付政府。叛变的那名队员趁人不备，悄悄溜至大门，并抽开了门闩。
土匪蜂拥而入。
大门告破，区中队只好撤退至区公所二楼。郝伟一指挥机枪手居高临下地封锁住办公楼左侧的空坝。众匪在匪首雷斗文带领下，见正面进攻伤亡很大，便兵分两翼，轮番猛攻。
战斗从上午九时一直持续到午后一时，匪徒依然无法越过办公楼前面那片开阔地带。空坝上倒下十几具匪徒尸体，血水混着泥水，被踩成暗红色的泥浆。
郝伟一在二楼窗口观察，发现土匪改变了进攻策略。他们将挑来的柴禾分扎成小捆，浇上煤油，点燃后从机枪扫射不到的死角，抛至办公楼下面。
办公楼很快起火，烈焰腾天。
楼背后就是五桂河，深约十米，宽约数丈。河两边岩石陡峭直立，河水轰鸣，寒气直上。二楼后面原建有一座可以收放的吊桥，与对岸黄桷树下的巨石相接。当解放军的炮声迫近简阳时，这家地主举家逃亡，吊桥被毁。
郝伟一，这位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八十七团转业至地方的老战士，此刻十分后悔：为何事前掌握的匪情情报不准？为何没有想到及时复建这座吊桥？难道三十多名战士，就这样要么被火烧死，要么跳河摔死吗？
火势很快窜上二楼。噼啪的火声，浓烈的烟雾，灼人的火浪，包围了木楼。郝伟一瞪着血红的大眼，他不甘心就这样被火烧死，他准备率队从火海中冲出去，与土匪决一死战。
他拔出手枪，对身边的队员说：“同志们，准备跟我冲！”
队员们齐声应道：“跟区长冲！”
就在这时，楼下土匪的狂叫越来越近，火舌已经舔到楼梯口。
第五章 楠竹生命线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口，郝伟一忽然听到有人高喊：“郝区长，快，快，从这儿走！”
对岸不知何时来了几位农民。他们找来了几根八九米长的楠竹。郝伟一正猜想那些楠竹有何用途时，农民们已将楠竹从对岸伸了过来，刚好搭在了二楼的窗口上。
原来，这几名农民是三星场附近的贫苦农户，平日受过征粮队和区公所的好处。他们看见区公所起火，知道郝伟一被困，便冒着枪林弹雨，从自家竹林里砍来楠竹，从河对岸搭救。
郝伟一大喜，立即率队员携上武器和重要文件，利用楠竹一个个撤到了河沟对岸。楠竹又细又滑，脚下就是湍急的五桂河。有人一脚踩空，差点掉下去，被后面的同志一把拽住。伤员被绑在楠竹上，慢慢滑过去。
最后一名队员撤离时，大火已经吞没了二楼窗口。郝伟一回头看了一眼，心里像刀割一样。那栋楼里有文件、有物资、有牺牲战友的遗体，可他已经顾不上了。
郝伟一谢过农民后，迅速带领队伍奔上后山那座尚未完工的碉堡，一面等待援兵，一面继续御敌。
土匪们以为郝伟一等人已被大火烧死，便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鞭炮声噼里啪啦，混着土匪的狂笑，传遍三星场。
郝伟一心情沉重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此时场镇内的枪声已经停歇，吴硕和他的征粮队员，至今却一个未到。
难道他们……
郝伟一不敢再往下想。
他知道土匪迟早是会发现他们的。这碉堡尚未修好，不能完全发挥抵御作用，而且事前又没有准备水和粮食，难以长久坚持。他望着筋疲力尽、东倒西歪的队员们，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队员们能坚持多久？会不会还有人叛变？郝伟一心里没数。
另一个问题更让他苦恼。上任当天，县委书记杜子云问他：“三星区情况复杂，你有信心当好区长没有？”
郝伟一不假思索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在，区公所就在；我若丢了区公所，惟军法是问。”
杜子云拍拍他的肩：“惟军法是问，这话可是你亲口讲的。”
郝伟一向老首长行了军礼，以生命保证。难道自己真要接受军法处置？作为一个军人，这可是羞人的事啊。
郝伟一突然感觉脸颊发烧。
他站起身，围着碉堡走了一圈。碉堡是用石头和泥土临时垒起来的，墙只有半人高，顶上没有盖，四面透风。山风一吹，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得人打颤。
他对队员们说：“同志们，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吴硕同志他们可能还在场上，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大家检查武器，清点弹药，准备再打。”
第六章 碉堡血战
果然不久，土匪就发现了他们。
土匪仗着人多势众，蝼蚁一般地从山下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郝伟一沉着冷静地指挥队伍，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机枪手老赵把机枪架在碉堡缺口上，点射、连发，打得匪徒抬不起头。步枪手三人一组，轮流射击，节省子弹。
可队员们个个口干舌燥，饥饿难忍。从早晨到下午，他们只吃过几口随身带的干粮。水壶早就空了，有人舔嘴唇，有人嚼草根。最严重的是弹药所剩不多，形势十分危急。
山下的匪徒这时停止进攻，纷纷就地修筑工事。郝伟一猜测土匪是想困住他们，拖至晚间，利用黑夜的掩护组织进攻。果真这样，区中队的命运将凶多吉少。
郝伟一清点队员和武器弹药。两名队员重伤，五名队员轻伤，弹药所剩不多，很难继续抵抗。郝伟一当即决定，趁土匪尚未完成对山头的合围之势实施突围。
土匪们正在开饭。一名土匪头目用铁皮喇叭朝山上喊：“老乡们，你们反啊，杀死一名解放军，奖大米五石！”
郝伟一笑着回头问身边的队员：“你们听见土匪喊话没有？”
队员们坚决回答：“他们做梦去吧。我们坚决听从政府命令，与土匪血战到死！”
二十四名队员与七名解放军战士在碉堡内站成一排，听郝伟一训令。
眼下天气甚寒，战士们衣着单薄，又饥又渴。郝伟一神色严峻地为他们整了衣装，然后详细布置了突围方案：“作战经验丰富的解放军战士，四人打头阵，三人断后，其余队员三人一组，互相呼应，分散突围，不恋战；下山后，沿五桂河向东走，到夏家坡会合。”
副区长解忠玉，原八十七团连长、战斗英雄，端着歪把子机枪，率领队员，突然向匪群发起冲击。土匪们猝不及防，被打得丢盔卸甲，四下逃散。
“冲啊！”
解忠玉的机枪喷出火舌，子弹像割麦子一样扫倒一片匪徒。前队战士扔出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间回荡。土匪们刚端起饭碗，有的还在抢肉，被这一冲，吓得魂飞魄散。
郝伟一带着伤员和文件，随后撤离。他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碉堡。那面残破的红旗还在风中飘着，旗角被子弹穿了几个洞。
第七章 突围
下午五时，区中队终于突出重围。但四名年轻队员在这次突围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分散突围的过程极为惨烈。一组队员沿五桂河向东跑，被土匪发现，边打边撤。一名小战士腿被打断，对战友喊：“你们走，别管我！”他趴在地上，用步枪掩护，直到子弹打完，被土匪乱刀砍死。
另一组在田坎上被土匪包围，三名队员背靠背，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拉响手榴弹，与扑上来的匪徒同归于尽。
解忠玉端着歪把子机枪，一路掩护，枪管打红了，就换备用枪管；子弹打光了，就捡起烈士的步枪继续打。他浑身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土匪的。
郝伟一带着几名伤员，沿着五桂河岸的乱石堆往东走。河水轰鸣，掩住了脚步声。天黑下来，山影模糊。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荆棘丛中穿行。有人摔倒，有人被石头划破腿，但没人叫苦。
到了夏家坡，先期突围的队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大家见面，没有欢呼，只是紧紧握手。郝伟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四名队员，沉默了很久。
他问：“吴硕同志有消息吗？”
没有人回答。
他又问：“税务所的同志呢？”
还是没有人回答。
郝伟一明白了。他摘下军帽，面向三星场方向，默默站立。所有队员都站了起来，摘下帽子。山风呜咽，五桂河在远处奔流。
夜里，他们在夏家坡一户农民家里临时落脚。农民拿出仅有的红苕和酸菜，又烧了一锅热水。郝伟一让伤员先喝，自己坐在门槛上，擦着驳壳枪。
他想起吴硕。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书生，说话温和，做事却果断。他想起傅乃俊，浙江诸暨来的小伙子，二野军大的学生兵，才二十出头。他想起那些征粮队员，有的连名字都还没记全。
郝伟一在心里说：同志们，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第八章 反攻
四月二十一日，县委书记杜子云、八十七团团长傅严森，率领部队分三路打回三星场。
部队是从石桥方向开来的。此前，县里已经得知三星场土匪暴乱的消息，但兵力不足，又需防土匪窜扰其他区乡，因此直到集结好主力，才发起反攻。
三路部队一路沿五桂河正面推进，一路从金堂方向包抄，一路抢占三星场后山制高点。清晨的山雾还没散，解放军战士已经摸到了场口。
土匪们自从暴乱得手后，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以为区公所被烧，郝伟一等人被消灭，三星场已经是他们的天下。匪首雷斗文在场上大摆酒席，叫嚣要“固守三星，迎接国军反攻”。许多土匪喝得烂醉，连岗哨都撤了。
直到解放军冲到上栅子门，匪徒才发觉。枪声一响，场上顿时大乱。土匪们从酒桌旁跳起来，有的连枪都找不到，有的光着脚往外跑。
“解放军来了！”
“快跑！”
雷斗文拔枪督战，开枪打死了几个逃兵，可已经挡不住溃势。解放军三路合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经过三小时战斗，夺回了三星场。
郝伟一在夏家坡听到枪声，立即带领区中队从侧翼杀出。他们熟悉地形，绕到土匪背后，截断了土匪往金堂方向的退路。匪徒腹背受敌，纷纷缴械投降，一部分被击毙，一部分逃入深山。
战斗结束后，郝伟一走进三星场。场上还冒着烟，烧焦的木头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区公所那栋地主宅院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只有铁皮大门还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布满弹孔和火烧的痕迹。
他走到五桂河边。河水依旧湍急，却再也看不见吴硕、傅乃俊和那些队员的身影。河边的黄桷树还在，吊桥的残桩还在。几个农民站在河边，默默流泪。
有人从下游河滩上找到一顶军帽，帽徽被血浸得发黑。郝伟一接过来，认出是吴硕的。他把军帽紧紧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杜子云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老郝，你们打得很苦。”
郝伟一低声说：“首长，我没有丢区公所。”
杜子云说：“我知道。区公所虽然烧了，可人心还在。你们守住了人心。”
郝伟一抬起头，眼睛通红：“吴硕同志牺牲了，傅乃俊同志牺牲了，征粮队……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这个区长，对不起他们。”
杜子云沉默片刻，说：“革命总要流血。他们血染三星场，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土匪的气。这笔账，要算在敌人头上，也要让后人记住。”
第九章 血染的土地
反攻之后，县里在三星场召开了追悼大会。场口搭起简易台子，白布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三星场暴乱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四乡八里的群众来了很多，有的老人拄着拐杖，有的妇女抱着孩子，有的年轻人是从土匪刀下逃出来的。
郝伟一站在台上，声音沙哑。他一个一个念出烈士的名字：吴硕、傅乃俊……还有那些没有留下完整姓名的征粮队员、解放军战士、区中队队员。
每念一个名字，台下就有人哭出声。
吴硕的遗体没有找到。傅乃俊的遗体也没有找到。五桂河把他们的血肉带走了，只留下满河悲声。后来，人们在五桂河边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吴硕烈士及征粮队诸同志殉难处”。
郝伟一在追悼会上说：“三星场的老百姓都看见了，土匪不是人，他们是豺狼。可我们共产党人不怕豺狼。吴硕同志二十四岁，大学生，为了老百姓的粮食，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傅乃俊同志，二野军大的学生兵，浙江人，千里迢迢来四川，把命留在了五桂河。他们为什么？为了让穷人翻身，为了让赶场的老百姓不再被抢、被杀！”
台下有人喊：“为烈士报仇！”
“清匪反霸！”
“巩固人民政权！”
追悼会后，区公所重建。后山那座没修完的碉堡也重新动工，这一次，郝伟一亲自监工，把吊桥也重新修了起来。他在碉堡上刻了一行字：“血战三星场，不忘烈士魂。”
不久，潜逃的匪首雷斗文被抓获。公审大会上，受过土匪残害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雷斗文被依法处决。反共救国军第一师师长蒋军也在随后的清匪行动中落网。
三星场渐渐恢复了平静。逢场天，老百姓又挑着柴禾、背着背篼来赶集。茶馆里又有了说书人，五桂河边又有了洗衣声。只是每逢四月十七日，郝伟一都会带着区公所的干部，到五桂河边站一会儿。
河水还是那样急，那样冷。黄桷树发了新芽，吊桥在风中微微摇晃。
郝伟一想起吴硕从窗口跳出去的样子，想起傅乃俊在河边高喊口号的样子，想起那些年轻的、来不及告别就倒下的面孔。他知道，这片土地之所以还有春天，是因为有人用血把它暖热了。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三星场。一千多名土匪暴动，攻打区公所，焚烧粮库，杀害征粮队员。区公所三十多名自卫队员在郝伟一带领下坚守，税务所所长吴硕、二野军大战士傅乃俊等同志壮烈牺牲。后山碉堡突围后，二十四名队员与七名解放军战士在解忠玉机枪掩护下分散突围。四月二十一日，县委书记杜子云、八十七团团长傅严森率部三路反攻，夺回三星场。
战斗结束了，但故事没有结束。
那些埋在五桂河边的忠魂，那些留在三星场上的血迹，成了这片土地最沉痛、也最坚硬的记忆。后来的人走过五桂河，看见河水奔流，也许不会知道，一九五〇年的那个春天，河水曾经红过。
但郝伟一知道。三星场的老百姓知道。
他们知道，血战三星场，不是一段传说，而是用生命写下的真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