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门口停了一辆没有开灯的银色商务车。三个戴手套的人正在往里搬东西——不是搬进来，是往外搬。他们在拆东西。
我拨了赵棠的电话。关机。
我又拨了110。接警台说锦江区当晚巡逻车全部在外勤，最近的一辆在十五分钟车程外。
十五分钟。
我从楼梯往下跑的时候听见了电钻的声音。很短，只响了大概三十秒，然后就停了。然后是重物被拖拽、碰撞门框的声音。
我推开花房后门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冷柜被推到了房间正中。后面那整面墙的白色瓷砖被撬开了一个大口子——不是砸碎的，是用专业工具一片一片拆下来的，碎渣都没掉几块。夹层的门大敞着。
里面空了。
电脑、硬盘、纸质文件、甚至桌上的笔和半杯没喝完的速溶咖啡——全部被清走了。
顾一鸣不在里面。
我以为他被抓了。我的膝盖一软，坐在了瓷砖上，碎瓷砖硌得腿疼，但我感觉不到。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顾一鸣弓着腰从墙洞里被拖出来，周克俭的人用某种我无法想象的方式处置了他。
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
「木离。」
我抬头。顾一鸣扒在天花板检修口边缘，半个身子悬在半空。他把天花板上那块石膏板推开了一半，人缩在通风管道和天花板之间的缝隙里。
「你怎么上去的？」
「听见商务车刹车的声音不对，」他从检修口跳下来，膝盖着地打了个滚，「这两年多养成的习惯——任何不正常的动静，先上房顶。」
他没被抓走。
但三年的数据、邮件、资金链证据，全没了。
「U盘。」我说，「兔子里的那个——」
「还在。他们不知道兔子的事。」他说，「但光有周克俭的境外账户流水不够。银行可以解释为正常资金周转。我需要何屿安手里那份原始病历数据——十七名死者的完整文件。」
「何屿安是谁？」
「当初给我数据的研究员。」顾一鸣靠在空荡荡的墙洞上，「他应该还活着。三年前他被周克俭以泄露商业机密罪威胁封口，签字画押了一个保密协议。他活得像个鼹鼠，不敢换工作，不敢交女朋友，手机二十四小时设了一个紧急联系人。」
「你有他现在的地址吗？」
「有一个三年前的。」
天亮了。
我把地上的碎瓷砖扫起来，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放在墙角。冷柜推到原来位置。墙上的洞我一个人搬不动备用瓷砖补不上，只能先拿一块深灰色的遮光帘挂上去。
刚挂好，花房前门被推开了。
不是顾客。
来的是三个人。领头的是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黑发里掺着几根白，反而显得更有分量。他脸上带着笑，那种笑像一层贴上去的保鲜膜——绷得很紧，看起来平滑，但你知道底下是另一张脸。
「姜女士吧？你好，我是蓉生制药安保部的。昨晚收到片区通知，说这一带有异常情况，我们配合街道做安全巡查。」
他说话的样子温和极了，像邻居大叔问你吃了没。
「谢谢，没异常。」我说。
他的目光越过我肩膀，落在墙上那块深灰色遮光帘上。
「姜女士，花房面积不小啊，这面墙后面是？」
「实心墙。隔壁仓库的消防通道。」
「哦。」他点了点头，笑了，「那就好。对了，最近锦江区妇联接到了一些关于单亲母亲的反馈——大概是关心孩子成长环境。姜女士忙归忙，照顾孩子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有人看到你凌晨还在花房忙，孩子在楼上一个人，大家比较担心。」
我盯着他的眼睛：「您贵姓？」
「免贵姓周。」
「周先生，您说完了吗？」
他脸上的保鲜膜笑纹丝不动。「说完了。打扰了，姜女士。」
他转身走出去，皮鞋踩在花房地砖上，粘了几片被我踩碎的玫瑰花瓣。
当天下午，事情开始连环爆了。
第一颗子弹：幼儿园门口蹲了一个人，举着手机，镜头正对着出来的家长和小孩。带小满的老师看见镜头，条件反射地把小满的脸遮住了。
那个人大声问：「小满是不是单亲家庭？她妈妈有精神病史吗？」
小满吓哭了。
我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正在往何屿安三年前的住处赶。
我把车停在路边，听老师说完。
老师说：「有个记者在校门口，保安赶不走，说有人提供了举报材料。」
我问什么举报材料。
老师犹豫了一下：「说你……虐待儿童，有精神病史，不适合独自抚养孩子。」
「谁提供的？」
「说是妇联转过来的匿名信。」
我挂了电话，手在方向盘上攥了一会儿。不是攥紧，是攥不住——手指一直在滑。
第二颗子弹：短信。下午四点多，一百多条验证码短信同时涌入我的手机。各个平台的注册验证码、贷款验证码。然后是电话——接了，对方不说话，只有呼吸声。每隔五分钟打一次，换了不同号码。
第三颗子弹最狠：当天晚上七点，顾一鸣他妈——我叫了三年妈的前婆婆，在锦江区某酒店召开了记者会。
我是从手机推送看到的。
「我儿媳姜木离女士，在我儿子去世三年后，突然声称找到了什么线索，说要翻案，还找警察重新调查。我儿子的遗体是我亲眼看着火化的。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她最近的行为非常不正常。她对我孙女小满的照顾也让人担心——」
镜头怼着她的脸。她眼眶红着，手里攥着一张餐巾纸，一边说一边把纸巾揉成团。
「我希望社会各界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如果有必要，我会申请变更小满的监护权。」
我把手机反扣在副驾驶座上。
车窗外，成都的夜晚在下雨。不大，那种黏糊糊的、细密的雨，刮雨器每扫一次，玻璃上的灯影就碎一次，重新拼好。
我从来没有恨过顾一鸣他妈。顾一鸣死了三年，她头发白了三年。每年清明她都会在我面前哭。我每次回去看她，她都做一桌子菜，有一半是顾一鸣生前爱吃的——他吃不到，他妈做着做着就忘了他已经不在了。
但此刻她把"申请变更监护权"这句话扔到记者会上，等于当众宣布我是人渣。
她不知道她儿子还活着。她不知道周克俭的人找过她，告诉她——你儿媳在炒作你儿子的死，在消费一场悲剧，她想红。
周克俭不需要亲自出马。
他只需要启动一台机器：妇联的匿名举报、幼儿园门口的记者、前婆婆的眼泪、一百条验证码短信。
每一个环节都不违法，每一刀都扎在合法合规的地方。
他想让我看起来像一个疯了的人。
一个疯了的人说的话，没有人会信。
我回到花房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花房里的应急灯亮着。
陆姨给小满下了碗面条，小姑娘吃完了，正趴在茶几上画画。
看到我回来，她把画举起来：「妈妈，你看我画了什么！」
画上是一个长方形框子，框子里面有一团灰色的东西。
「这是什么？」
「冰柜。」她说，「爸爸的家被坏人拆了，对不对？」
五岁的孩子。她全知道。
我把她抱起来，脸埋在她头发里。
她洗发水的味道是最普通的儿童洗发水，草莓味的。
我把这个味道吸进肺里，狠狠地。
「妈妈，爸爸今晚还来给我讲故事吗？」
我的嗓子眼堵了一个东西，堵得我发不出声。
陆姨在花房门口站着，手里攥着那条擀面杖。
她看着我：「今天那个姓周的白天来过。他带着人把这条街上的监控全部检查了一遍。说是安保巡查，但他手下的人动了你花房的电箱。」
「什么？」
「拉了闸，又合上。我看见了。他还往你后门口放了个什么东西。」
我跟陆姨走到后门口。台阶旁边的水泥缝里，塞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比火柴盒大一点。我拿手机照了一下——是一个迷你摄像头，带红外功能，指示灯在暗处一闪一闪的。
我把它踩碎了。鞋底碾上去，零件咔嚓一声碎在地上。
「陆姨，」我说，「明天开始，小满放学了你直接接回你家。不要让她进花房。」
「你呢？」
「我天亮就出发。」
何屿安三年前的地址在龙泉驿，一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楼道灯坏了一半，墙上贴满了开锁和通下水道的小广告。
早上七点我敲了门。没人应。
隔壁邻居探出头来，是个穿睡衣的胖老太太：「找谁？」
「何屿安。原来住这儿的。」
「搬走两年多了。他留了个东西在我这儿，说你叫姜木离的话，这个给你。」
我愣住了：「他知道我会来？」
老太太回屋里翻了半天，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了四个字：姜木离收。字迹很小，挤在信封右下角。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和一个地址。
字是：「对不起，我太怕了。这是我能留的全部。档案库地下车库，消防水箱后面。——何屿安」
地址指向蓉生制药在金牛区的旧办公楼——一座八十年代建的灰色大楼，现在已经废弃，外围搭了待拆的围挡。
我开车过去的时候，赵棠终于醒了——她给我回了电话。
「姜木离，昨晚怎么了？我手机没电了。」
「花房被人抄了。不是警察，是专业公司的人。墙里的东西全没了。」
「周克俭？」
「对。」
「你在哪？」
「在去金牛区的路上。我知道证据在哪里。」
「你不要一个人去。」赵棠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硬，「听到没有？等我带人——」
「等你们查到的时候，旧楼可能已经被拆了。」
我挂了电话。
旧楼的地下车库散发着霉味和尿骚味。消防水箱在车库最深处的角落，上面落了三公分的灰。我绕到水箱后面——那里有一个被塑料布裹着的防水塑料袋。我蹲下来，拆开一层又一层的塑料布。
最里面是一个硬盘盒。
我打开。
移动硬盘，三星的，两TB。旁边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沓打印纸——最上面一张的抬头写着：「蓉生制药三期临床洛心平数据清洗方案（内部文件·绝密）」。落款签名：周克俭。
下面是十七份原始病历复印件。每份病历上有红笔划掉的部分和旁边手写的新内容——"肝衰竭"被划掉，改成"病毒性心肌炎"；"谷丙转氨酶1200+"被划掉，改成"正常范围"。
十七个人。十七个名字。十七个被篡改的死因。
我蹲在地下车库的地上，把这一沓纸翻了一遍又一遍。手在抖。每一页纸都很轻，但摞在一起，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陆姨打来的。
「木离，」她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里有擀面杖在地上拖的声响，「花房后巷停了一辆黑色奥迪。熄着灯，里面坐了三个穿黑夹克的。路口还停了一辆灰色的——跟你早上说那个银色商务车一样的款。」
「陆姨你离远点——」
「我报警了。赵警官说二十分钟能到。但我跟你说，那三个人下来了，往你花房后门走了。他们手里提了一个像是焊枪的东西。木离——」
电话里传来一声闷响。不是枪声，更像金属撞金属。
「陆姨？」
「我看到花房里面有人出来了。」
「谁——」
「不是坏人。」陆姨的声音突然变了，变得像是在说一件她亲眼看见但不敢相信的事，「是你花房里出来的。瘦高个，长头发，他从冰柜后面那面墙里推开门走出来的。木离，那个人——那个人像——」
然后我听见顾一鸣的声音，从陆姨话筒远处传来，隔了好几层，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陆姨，把擀面杖给我。」
然后是一声玻璃碎裂的炸响。
然后是赵棠的警笛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尖。
然后是车门被拉开的声音、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的杂乱响声、有人喊"不许动"、然后是金属落地的脆响——焊枪掉在地上了。
我抱着硬盘往车上跑，一边跑一边对着电话喊：「陆姨！一鸣怎么样了——」
陆姨的声音喘着，带着一股说不清是笑还是哭的劲：「你那个死鬼老公，他拿我的擀面杖敲碎了一个黑夹克的车玻璃。赵警官带人把他们三个按住了。他——他没事，木离，他没事。」
我的眼泪砸在方向盘上。
根本不知道自己哭了。
花房。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但花房里站满了人。
赵棠的手下在后巷控制了两个周克俭的人，车里的笔记本电脑上找到了他们今晚的行动指令——"销毁花房全部残余物品，不留痕迹"。这伙人接到的命令不是搜，是烧。焊枪是拿来切开冷柜后面墙板的——切开了，泼汽油，点火，三分钟内整间花房就剩灰。
顾一鸣坐在操作台旁边的椅子上。他脸上多了一道血口，从左眉骨拉到颧骨——大概是敲玻璃的时候被碎玻璃划的。陆姨在拿着创可贴帮他止血，手在抖，创可贴贴歪了三次。
赵棠叉着腰站在他面前：「所以你提前出来了？」
「他们在巷口停了二十七分钟不动。不做正事的人，在车里坐不住二十七分钟。」顾一鸣说，「我听见后门锁芯被钻头碰了一下——他们在试锁型。不出来的话，今晚被烧的是整间花房。」
「证据呢？」赵棠问。
我从包里拿出硬盘和那沓病历复印件，放在操作台上。
赵棠翻了翻最上面那张"数据清洗方案"，看了大概十五秒。然后她把纸张对齐，重新放回去，抬起头，对旁边一个年轻警员说：「通知经侦，凌晨六点前开出蓉生制药财务冻结令。」
然后她看着顾一鸣：「小满床头的兔子呢？」
顾一鸣站起来。他走向花房角落，那里放着小满的一张小桌子，是她平时画画的地方。桌上堆着彩笔、画纸、贴纸。一只米白色的毛绒兔子坐在角落里，左右耳朵不一样长——左边那只耳朵歪了，因为里面缝着一枚U盘。
顾一鸣拿起兔子，大拇指顺着兔耳朵往下摸，摸到缝合线上一个不明显的凸起。他看了一圈操作台，拿起我的花剪，刀尖在缝合线上轻轻一挑。
线断了。
他把手指伸进棉花里，夹出了那枚U盘。
黑色的，金士顿，八GB。表面被兔毛蹭得发亮。
「这里面是周克俭过去六年所有境外账户的转账流水。」他把U盘递给赵棠，「连同他给境外汇款的代理机构名称和账号。跟那份数据清洗方案对照，能查到情报费——他付钱让人篡改病历，每份病历清洗费三万元，十七份，一共五十一万。走的是香港中转账户。」
赵棠接过U盘，插进手机。
屏幕亮起来。她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瞳孔缩了一下。
「够了。」她说了这两个字。
她转身走出去打电话。
花房里暂时安静下来。
陆姨站在操作台边上，看看顾一鸣，又看看我，再看看墙角桌子上那只开了膛的毛绒兔子。终于，她把擀面杖往桌上一搁，说了句：「所以这只兔子在我家茶几上坐了两百多天？去年小满说里面存了秘密，我还当她讲童话。」
「陆姨，」我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擀面杖敲玻璃？」
「谢谢你三年来每天早上帮我看一眼花房。」
陆姨的眼圈突然红了。她把围裙角攥在手里，说了句「我去看小满醒了没」，转身出了花房。背佝着，围裙背后的系带松了一大截，走起路来甩来甩去。
天亮了。
蓉生制药总部在成都高新区，一栋二十八层的玻璃幕墙楼。楼下的广场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开喷泉，穿白衬衫的员工刷卡进闸机，大厅里的电视播着蓉生最新的广告——「信赖蓉生，信赖中国智造」。
八点五十五分。
我站在这栋楼的正门口。
我面前的地上摆了一台投影仪——赵棠帮我找人借的，五千流明，大白天的也够亮。投影仪连着一块便携幕布，白底，两米宽。我左手攥着何屿安的硬盘转接线，右手握着顾一鸣的U盘。
我旁边站了三十二个人。
不是警察。是媒体记者。赵棠昨晚帮我打了三个电话——她认识的跑法治线的记者。那三个人各自打了十个电话。
三十二个记者。有电视台的、有报纸的、有头部自媒体的。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工作证，手里举着手机或者摄像机。
还有直播。五六个机位同时开着。
顾一鸣站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衫——陆姨昨晚连夜给他熨的，袖口的折痕还在。头发我帮他剪了，乱糟糟的长发变成了一头干净的板寸。太瘦了，瘦得衬衫领口空荡荡的，但他的脊背是直的。三年没直起来的脊背，这一刻撑开了。
九点整。
我打开了投影仪。
「我是姜木离，成都锦江区木离花房的老板。」我对着直播镜头说。手机屏幕上弹幕在翻，刚开始是零零星星的——「这谁」「什么情况」。我没有管。
「三年前，我丈夫顾一鸣死于一起燃气爆炸。官方结论是意外。但今天我想给大家看一些东西。」
我把何屿安的硬盘接上了手机。
第一张病历投在大屏幕上。
「付素云，女，五十六岁。于蓉生制药降压药洛心平三期临床试验中突发肝衰竭。原始病历记录：转氨酶急剧升高、凝血功能障碍、急性肝坏死。临床试验上报文件中的记录：病毒性心肌炎。临床试验安慰剂组。」
广场上走路的人开始停下来。
第二张。
「李国栋，男，六十一岁。急性肝功能衰竭。原始死因被改为：心肌梗死。」
第三张。
「杨志强，男，四十七岁。黄疸、腹水、肝性脑病。原始死因被改为：脑溢血。」
第四张。
「陈玉芳，女，六十三岁。」
第五张、第六张、第七张——
我把十七份原始病历和篡改对照表一张一张投上去。大屏幕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划过。广场上人越聚越多。穿白衬衫的员工在闸机口停住——有人拿出手机，也在拍。
弹幕开始变了。
「什么情况？蓉生？」
「我妈在吃他们的降压药！！」
「洛心平是这个公司的？？」
「十七个人？？」
弹幕越来越多，手机屏幕烫得像要炸了。我把最后一张文件投上去——周克俭签字的「数据清洗方案」。
「这份文件的签字人叫周克俭，蓉生制药安全总监。这份方案的内容是——将十七名受试者的死因系统性篡改，以通过药监局审批。每个人的数据清洗费用是三万元，十七个人，总共五十一万。支付渠道是香港中转账户。」
我把周克俭的境外账户流水投上去。六年的记录，每一笔都有日期、有金额、有收款方代码。
手机弹幕刷爆了。滚屏速度快得一个字都看不清。广场上站满了人——上班路过的白领、旁边写字楼的保安、送外卖的骑手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看。有人在骂，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大声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蓉生今天不营业了吗」。
闸机口跑出来两个保安——穿蓝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朝我走过来，走了几步又停住了。他们看见了三十二个记者和满场举起来的手机。
然后赵棠到了。
四辆警车，没有开警笛，无声地停在广场两侧。赵棠带人走进大楼大厅的时候，前台女孩站起来想拦，赵棠亮了警察证：「锦江分局刑侦，找安全总监周克俭。让开。」
有人用手机直播赵棠进电梯的过程。电梯间里的时间一分一秒跳——二十八楼，安全总监办公室，磨砂玻璃门。
赵棠推门进去的时候，周克俭正背对着门站在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茶。窗外的成都在晨光里铺成一片灰白色。
「周克俭，」赵棠的声音从执法记录仪里传出来，「你因涉嫌伪造临床试验数据、故意杀人、破坏证据、胁迫证人，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周克俭转过身。他的脸上还挂着那层保鲜膜一样的笑。
「赵警官，你搞错了吧。」
「没有。」赵棠拿出一张纸，「这是搜查令。从现在开始，你的办公室、私人住宅、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查封。」
「你知道蓉生制药每年给成都贡献多少税收吗？」周克俭把茶杯放在桌上，动作很轻，怕磕坏桌面一样。「你觉得凭一份来路不明的文件——」
「还有十七个人的病历。」赵棠打断他，「还有你签字的清洗方案。还有你的所有境外账户流水。还有今晚你派去烧花房那两个人的口供——他们已经在做笔录了。」
周克俭的笑容僵了半秒。就半秒。他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
赵棠对身后的警员点了点头。
手铐。
咔嗒。
跟墙板弹开的声音一模一样。
周克俭走出大楼的时候，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手机举得像一片发光的海。他看到大屏幕上投影的"数据清洗方案"上面自己签的名字，整张脸终于垮了——那种保鲜膜笑碎了，底下的脸露出来：灰的、老的、塌的。
有人在骂。
有人在哭——人群中有一个女人蹲在地上，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是我刚才投屏的付素云的病历。她对着手机一直喊"妈"，喊得嗓子劈了。
有人把手里的一杯咖啡泼在了周克俭的西装后背上。保安没拦。没人拦。
弹幕刷满了整个屏幕。三个词轮流滚：「死刑」「人血馒头」「十七个人」。
我把手机翻过来，屏幕贴在胸口。我的手一直在抖，从第一张病历投上去那一刻就开始抖，一直抖到现在。不是怕。不是激动。是这三年来积在骨头缝里的所有东西——恐惧、愤怒、孤独、每一个凌晨三点醒来面对枕边空掉的那一块——全部在往外冲。
顾一鸣的手从后面伸过来。
他握住了我的手。手心是凉的。这三年在那个没有暖气的夹层里，他的血大概一直就没热过。
「结束了，木离。」他说。
我没说话。
我把他的手攥得很紧。紧到他指节发白。
三周后。
蓉生制药被国家药监局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周克俭、三名临床数据部主管、一名法务部副总被正式批捕。案件移交检察院，涉嫌罪名包括生产销售假药罪、故意杀人罪、毁灭伪造证据罪。洛心平被全国紧急下架。十七名死者的家属，在律师团的协助下启动了集体诉讼。
顾一鸣因伪造死亡证明和侵入殡仪馆系统被从轻处理——转为污点证人，配合调查，免除刑事处罚。
走出看守所那天，成都下了小雨。
不是那种黏糊糊的梅雨，是夏天傍晚的阵雨，来得快，走得也快。空气被洗过一遍，闻起来有泥土和新剪的草坪的味道。
我撑伞站在看守所门口。
小满攥着我的衣角，站在我右边。她穿了一条黄色的连衣裙——她自己挑的，说爸爸喜欢这个颜色。手里抱着那只毛绒兔子。左右耳朵不一样长的那只。耳朵上的缝合线是我重新缝的。
看守所的铁门往两边滑开。
顾一鸣走出来。
他穿着我三天前送进去的那套干净衣服——白色T恤，深蓝色牛仔裤。头发又长出来一点，板寸变成了毛楂楂的短发。脸上的血口结了痂，变成一道浅红色的细线，从左眉骨拉到颧骨。
他站在铁门下面，眯着眼，把脸仰起来。
阳光从雨云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他脸上。他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像在确认这不是墙里的LED灯条，是真的太阳。
三年了。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在白天、在太阳底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小满松开我的衣角。
她抱着兔子跑过去。雨地滑，她左脚绊了右脚一下，差点摔倒，但她连停都没停。她跑到顾一鸣面前，仰起头，把兔子举起来。
「爸爸，兔子里没有秘密了。」
顾一鸣蹲下来。
他蹲在雨地里，白色T恤的膝盖位置洇出两团深色的水印。他把小满搂进怀里，脸埋在她肩膀上。小满太小了，整个人被他用两条胳膊裹住，只露出一个扎着马尾的后脑勺。
「爸爸。」
小满喊了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她喊了三年，在花房凌晨三点、在那面墙推开的缝隙里、在我听不见的地方。今天是第一次在白天、在太阳底下、当着全世界喊出来。不是悄悄话，不是睡前故事里压低的声音，是五岁女孩用尽全力的一声。
顾一鸣的肩膀在抖。
他的脸还埋在小满的肩膀上，但我看得见他后背的抽搐。
我撑着伞走过去。雨落在伞面上，啪嗒啪嗒的。我把伞往前移了移，遮住了他和小满。
「回家了。」我说。
他抬起头。雨水顺着他脸颊往下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伸出手，攥住伞柄，连带攥住了我握在伞柄上的手指。他指节上的温度还是偏低，但比那天凌晨在花房里暖了一点。
「回家。」他说。
我们三个人站在看守所门口的雨地里，撑着一把伞。雨停了以后，天边裂开一道口子，太阳从里面漏出来。小满从顾一鸣怀里抬起头，指着天上说：「彩虹。」
我抬头。云缝里横着一道很淡的弧光，赤橙黄绿，像谁用彩笔在灰白天上画了一道。
小满从我手里抢过手机，对着天空按了好几下快门。她跳着脚说这张拍糊了那张拍歪了，把手机举给顾一鸣看让他重拍。顾一鸣接过手机，蹲下身，从屏幕里对准那道彩虹，小满挤在他肩膀后面指挥他往左一点往右一点。
咔嚓。
身后看守所的铁门关上了。
前面是回家的路。花房里玫瑰该换水了，陆姨的早餐店明天早上五点照常开张，豆浆油条还是三块钱一套。小满的刘海又要剪了——这次让顾一鸣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