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60年冬，上海保育院的铁门关上时，我五岁。
陈阿姨蹲下来，把一块奶糖塞进我手心。奶糖是热的，她手心也是热的。她说：“小南，别哭，国家送你们去一个有草原的地方。”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车厢里全是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在吃奶。没人说话，只有铁轨的声音。我握着那奶糖，没舍得吃。我想，如果到了草原，他们不要我，我就把奶糖吃掉，然后自己走回上海。
我不知道，草原上有个额吉，已经等了很久。
她也不知道，那个南方来的小囡囡，会成为她一生的其其格。
六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展览馆里，隔着玻璃看那件旧袍子时，我才明白，那块奶糖，不只是我的退路，也是额吉一生的牵挂。
楔子
2019年冬，呼和浩特，国家的孩子展览馆。
其其格站在玻璃柜前，已经站了四十分钟，柜子里是一件旧蒙古袍，蓝色，领口磨损严重，下摆缝着一截不同颜色的布。
讲解员说：“这件袍子，是一位叫萨仁的蒙古族额吉为她收养的上海孤儿缝的……”
其其格没说话，她伸出手隔着玻璃对着那件袍子虚虚描摹着。
袍子内衬里，缝着一张布条，上面用蓝墨水写着：林小南，女，五岁，1960年11月。
她的手指在玻璃上停住。
六十四岁了，她还是会想起那个冬天，想起铁门关上的声音，想起那个五岁女孩子拿着一块奶糖，站在雪地里。
她闭上眼。
风从草原吹来。
第1章上海·1960
陈阿姨蹲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身后那扇铁门正在缓缓合拢，她把手心里的一块奶糖塞给我，奶糖是热的，她手心也是热的。
“小南，别哭，国家送你们去一个有草原的地方。”
我问：“草原是什么？”
她说：“草原就是有很多草，有马，有羊，有额吉。”
“额吉是什么？”
“额吉就是妈妈。”
我抿了抿嘴，没说话，我有妈妈。我记得妈妈的手，记得她把我放在保育院门口时，她说：“小南，你在这等，妈妈去买糖。”
然而，她再也没有回来。
铁门合上了，陈阿姨的手从我肩膀上缩回去，我看见她转身，用手背擦眼睛。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
窗外的房子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少，最后连山都没了，只剩下一片一片的雪，白得晃眼。有个保育员说：“看，到内蒙古了。”
我趴在窗户上看，外面下雪了，全是雪，天和地连在一起，白得没有边。
我想起上海，上海的冬天也有雪，但雪下面有房子，有树，有人，这里的雪下面，什么都没有。
我抿直了嘴，我不喜欢。
第二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妈妈回来了，站在保育院门口，手里拿着一包糖。我跑过去，她却往后退，我一直跑，她一直退，最后她不见了，只剩下一片雪。
我醒了，车厢里很暗，只有铁轨的声音。我的脸上是湿的，又摸了摸口袋，奶糖还在，我把它拿在手里，拿了一路。
第2章抵达内蒙古
火车停了。
有人喊：“下车了，下车了，牧民来接你们了。”
车门打开，风灌进来，我的脸木了。我被抱下车，脚踩在雪地上，雪没过了我的棉鞋。
站台上站着一群人，穿着长袍，脸被风吹得通红。他们没笑，他们盯着我们看，眼神一个一个地在我们脸上停一下，又移开。
我往保育员身后缩了缩，她的手紧紧地按在我肩上。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喊：“安静，安静，按顺序来，一家一个，不要抢。”
没人听他的。
一个蒙古族男人从人群里冲出来，跑到干部面前，急切喊着：“把那个最小的给我，我家有奶羊，保证喂得白白胖胖。”
他指着队伍里那个最小的，还在保育员怀里吃奶的。
干部说：“你等等，先登记……”
男人不干：“等什么等，孩子冻坏了，我马就在外面，我抱上就走。”
后面的人急了，一个中年女人挤上来，一把推开那个男人：“你有奶羊了不起？我家有牛，牛奶比羊奶养人。”
“我家也有牛！”
“我家还有马！”
“我家草场大！”
“我家羊多！”
干部被围在中间，本子举在头顶，喊：“别挤，别挤，都有，都有，先登记。”
没人听。
人群往前涌，我被挤得站不住，有人踩了我的脚，我疼，但我不敢喊，我把奶糖攥紧了。
一个瘦高的男人从后面挤过来，他直接走到干部面前，说：“把那个最瘦的给我。”
旁边的人还在吵，他没理，他指了指队伍最边上。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是一个男孩，瘦得脱了形，脸上只剩两只大眼睛。
瘦高男人走过去，蹲下来，和那个男孩平视。
他说：“我会打猎，野兔、黄羊，冬天也能打到，你跟我走。”
旁边一个女人喊：“你家自己都吃不饱。”
瘦高男人没回头，他走到那个最瘦的男孩面前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块肉干，塞进男孩嘴里。
男孩嚼了两下，噎住了。
瘦高男人拍了拍他的背，说：“慢点吃，以后天天有。”
我看着那个男孩，他的嘴被肉干塞得鼓鼓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但他没哭出声，他还在嚼。
我攥了攥手里的奶糖，糖还在。
人群静了一下。
这时候，一个拄拐杖的老奶奶走到干部面前，说：“把那个病的给我。”
干部愣了一下：“哪个病的？”
老奶奶说：“刚才下车的时候，有个娃咳嗽，咳得直不起腰，我听见了。”
干部说：“大娘，你自己身体……”
老奶奶用拐杖敲了一下地：“我身体好着呢，孩子给我，活一个是一个。”
人群里有人跟着喊了一句：“对，活一个是一个。”
又有人跟着喊。
然后，所有人都喊起来了。
“活一个是一个！”
“活一个是一个！”
我站在队伍里，被挤来挤去。耳边全是声音。
“给我！”
“我家有奶！”
“给我！”
“我家有肉！”
“我家草场大！”
“我会打猎！”
“给我！”
“我媳妇是医生！”
我听不清所有的话，但每一个声音里，都有给我。
那个最小的，被抱走了。
那个最瘦的，被领走了。
那个病的，被老奶奶牵走了。
没人要那个最漂亮的，也没人要那个最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奶糖攥紧了。
干部被挤得站不住，本子掉在地上，被人踩了几脚。他喊：“别挤了，孩子吓着了。”
没人听。
一个蒙古族女人挤到我面前，她脸黑黑的，眉毛很浓，眼睛不大，她蹲下来，看着我。
她的脸离我很近，我看见她眼角有好多褶子。
她用蒙语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听不懂。
旁边的保育员说：“这是萨仁额吉，以后她照顾你。”
我往后退了一步。
萨仁额吉伸出手，她的手很大，很粗糙，指关节红肿，手背上有冻裂的口子。她把手伸到我面前，摊开，手心里是一块奶豆腐。
我没接。
她也不收回去，就那么伸着。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管。雪花落在她手心里，化成了水，奶豆腐湿了，她还是伸着。
旁边的保育员说：“小南，接啊。”
我没接。
萨仁额吉笑了，她把手收回去，把奶豆腐掰成一小块，自己先咬了一口，然后递给我。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酸的，甜的，有奶味，我不喜欢，但咽下去了。
萨仁额吉伸出手，想摸我的头，我躲开了，她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收回去，站起来，对保育员说了一句话。
保育员说：“她说，不急，慢慢来。”
然后她转过身，对着还在吵的人群，说了一句蒙语。
高娃后来告诉我，她说的是：“这个孩子，我要了，谁也别抢。”
那天晚上，我睡在萨仁额吉的蒙古包里。我蜷在最边上，把奶糖攥在手里，蒙古包外面，风在叫，像什么东西在哭。
萨仁额吉睡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个铁炉子，炉子里烧着牛粪，味道很冲。
我睡不着。
我听见萨仁额吉翻了个身，然后，她轻轻哼起来，我听不懂她在唱什么，但让我想起妈妈，小时候哄我睡觉也这么哼过。
我睁开眼，看见萨仁额吉她好像在看我，又好像不是在看我，而且她眼里有泪，
我害怕了，我把奶糖攥得更紧了。
我对自己说：明天就走，沿着铁路走，走回上海。
然后我把奶糖塞进枕头底下，放在枕头角，放了一夜。
第3章草原·额吉
第二天早上，我趁萨仁额吉去挤牛奶，偷偷跑了。
我记得铁路的方向，我记得火车来的时候，太阳在左边，我往南走，雪很厚，走一步陷一步。风很大，吹得我睁不开眼。我走了很久，回头看，蒙古包还在视线里。我再走，再回头，蒙古包变小了，再走，变成了一个点。
然后，点也没了。
我害怕了。
四周全是雪，白得一模一样。我分不清哪边是南。我跑起来，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棉鞋里灌了雪，脚趾头冻得没知觉。我蹲在雪地上，想哭，但哭不出来。
风里传来声音。
是马蹄声。
萨仁额吉骑着马冲过来，她没穿袍子，只穿了一件单衣，头发散着，脸冻得通红。马还没停稳，她就跳下来，一把把我抱起来。她把我裹进衣服里，衣服里面是热的，有奶味，有牛粪味，有汗味。她把我抱上马，一只手拽缰绳，一只手搂着我，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
我听懂了其其格这三个字，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回到蒙古包，萨仁额吉把我的棉鞋脱下来，脚趾头冻得通红。她把我的脚放进她怀里，用体温捂。她的胸口很暖，暖得我鼻子发酸。
她一边捂，一边说话。我听不懂，但我看见她眼睛红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笑，说了一句什么。
后来高娃告诉我，她说的是：“其其格，别怕，额吉在。”
那天晚上，我没说要走。
接下来日子，我开始学蒙语。
萨仁额吉不会说汉语，她教我认东西。她指着饭碗说伊德，指着牛奶说苏，指着自己说额吉。
我学得快，一个月就能说简单的句子。
有一天，高娃来了，她是旗里的保育员，蒙汉兼通，负责看我们这些来蒙古的孩子。她挨家挨户地走，问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
高娃蹲下来，捏了捏我的棉鞋，鞋小了，脚趾头顶着鞋尖。
高娃说：“这鞋小了，旗里下个月发新鞋，你们都有。”
萨仁额吉说：“不用，我给她做。”
高娃看了她一眼：“你眼睛不好，别熬夜。”
萨仁额吉说：“她脚长得快，买的鞋，跟不上。”
高娃没再说话，走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萨仁额吉的手，那双手上，口子又多了几条。
萨仁额吉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
我不知道白面是什么，但我知道，萨仁额吉每天早上都给我一碗面糊糊，很香。她自己吃炒米，干嚼。
有一次，我偷偷尝了她的炒米，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疼。我把面糊糊推给她，她不接，推回来。我再推，她再推。最后她板起脸，说了一句蒙语，我听懂了：“其其格，吃饭。”
我不推了。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骑着马，穿着比萨仁额吉好的袍子。他们在蒙古包外面说话，声音很大。我听见一个词：“孤儿。”
我听懂了，他们在说我们。
萨仁额吉回了一句。
那人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上马走了。
萨仁额吉转过身，蹲下来看着我，她说了一句汉语，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你，是，我，女，儿。”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说汉语。
第4章
那年冬天特别冷。
雪下了三天三夜，把蒙古包埋了一半。
巴特尔阿爸，萨仁额吉的丈夫，一个沉默的男人，他每天早晨都要铲雪，把蒙古包挖出来。他铲雪的时候不说话，铲完了，把铁锹往雪里一插，进屋喝茶。茶是咸的，他喝三口，放下碗，又出去。
羊圈塌了，冻死了五只羊。萨仁额吉蹲在羊圈里，摸着一只死羊的角，嘴里念叨了很久。
晚上，我发烧了，烧到四十度，嘴唇裂了，浑身发抖。
萨仁额吉把我裹进袍子里，抱着我，我听见她喊巴特尔阿爸，然后听见马蹄声，巴特尔阿爸骑马去了。
萨仁额吉把我放在勒勒车上，用三床被子盖着，自己坐在旁边，一只手一直摸我的额头。风很大，勒勒车吱呀吱呀地响。我迷迷糊糊地看见她在哭，眼泪流下来，在脸上结了冰。
我伸出手，想擦她的眼泪，手抬到一半，又没力气了。
她抓住我的手，放在她脸上，她的脸很凉，眼泪是热的。
我看见她的手，手背上的裂口又裂开了，渗出血来。血混着奶渍，干在皮肤上，黑红黑红的。我想起妈妈的手，也是这么糙。妈妈的手是洗衣裳洗糙的，额吉的手是挤牛奶挤糙的。但她们的手，一样。
我想，如果妈妈不要我了，那这个人，能不能当我妈妈？
我说：“额吉。”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了那句话，可能是烧糊涂了，可能是想起了妈妈，但我看着她的手，我说了。
萨仁额吉愣住了，她把我抱起来，抱得很紧。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感觉到她的眼泪流到我脸上，和我的汗混在一起。
她一直说：“其其格，其其格，其其格。”
我说：“额吉，别哭。”
她不哭了，她笑了，笑着哭。
旗里的医生说，是肺炎，打了针，吃了药。我在卫生院住了七天，萨仁额吉就在床边坐了七天。她不会用暖水瓶，不会开灯，不会用马桶。
高娃教她，她学得很认真，但总是忘。
第七天，我出院，萨仁额吉把我抱上马，让我坐在她前面，她的手环着我的腰，下巴搁在我头顶。
她说：“其其格，回家。”
这一次，我听懂了。
回家。
那天晚上，高娃来了，她坐在炉子旁边，看着萨仁额吉给我缝袍子。
萨仁额吉缝得很慢，一针，一针。
高娃说：“你该告诉她。”
萨仁额吉没抬头。
高娃说：“其其格的事。”
萨仁额吉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她继续缝，过了很久，她说：“等她再大点。”
高娃没再说话。
我躺在被子里，假装睡着了。我不知道其其格的事是什么，但那一定是一件很重的事，重到萨仁额吉的手都停了一下。
第5章
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
那年冬天，生产队的口粮减了又减，萨仁额吉把柜子里那点大米看得比什么都金贵。那是国家特批给这些孤儿的，领一次要赶着勒勒车走百十里地。
她自己一口不碰，每天只抓一小把，熬成稀粥，看着我喝下去。她吃炒米，炒米不够，就掺野菜。她的脸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睛显得更大。
有一天，高娃来了，赶着一辆勒勒车，车上装着几袋东西。
高娃说：“国家调拨的，奶粉，糖，还有药，每个孩子都有。”
萨仁额吉把奶粉罐拿起来看了又看，罐子上印着上海两个字，还有一面红旗。她摸了摸那两个字，说：“上海，其其格的老家。”
高娃说：“对，国家没忘这些孩子。”
萨仁额吉把奶粉锁进柜子。锁之前，她把罐子凑到鼻子跟前，闻了一下，咽了口唾沫。然后她把罐子放进柜子，锁上。
我问：“额吉，你为什么不喝？”
她说：“我不爱喝。”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舍不得。
每天，她只舀一小勺，兑水给我喝。她自己不喝，我让她喝，她摇头，说：“这是国家的，给你喝的。”
我说：“那你呢？”
她说：“我吃炒米。”
我说：“我也吃炒米。”
她笑了，说：“其其格，你是国家的孩子。国家把你交给我，我就得把你养好。”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光，和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一样。
那年冬天，巴特尔阿爸在雪灾中护羊群，冻伤了腿。
萨仁额吉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活，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挤奶、捡牛粪、放羊、做饭。她的手裂了更多的口子，用布条缠着，渗出血来。
有一天，我把奶糖塞进她手里。
她愣住了。
我说：“额吉，你吃。”
她看着那奶糖，然后她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她嚼了很久，然后笑了。
她说：“其其格给的，好吃。”
我知道那奶糖早就硬了，不好吃，但她笑了。
第6章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了。
我报了上海医学院。
萨仁额吉不知道上海医学院是什么。
高娃给她解释：“就是其其格要回上海，去念书，以后当医生。”
萨仁额吉沉默了。
那天晚上，她坐在蒙古包门口，看着星星，不说话。
我坐在她旁边，也不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上海，远吗？”
我说：“远。”
她说：“比旗里远？”
我说：“远得多，要坐火车，三天三夜。”
她又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去吧。”
我说：“额吉，我不想走。”
她看着蒙古包外面的羊群，说：“草原上，医生少。你走了，别人病了，没人管。”
我说：“那你呢？”
她说：“我等你。”
走的那天，萨仁额吉把一件新袍子塞进我的包里，蓝色的，领口缝着一圈花边。她说：“草原冷，上海也冷。穿上。”
我打开袍子，看见内衬里缝着一张布条。上面用蓝墨水写着：林小南，女，五岁，1960年11月。 旁边加了一行字：其其格，内蒙古，萨仁额吉。
我哭了。
萨仁额吉用手背擦了擦我的脸，她的手很糙，擦得脸疼。
她说：“别哭，其其格，草原的孩子，不哭。”
火车开了，我从窗户回头看。
萨仁额吉站在站台上，没有追，她弓着腰，遥遥地望着我。
巴特尔阿爸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按在她肩上。
火车越开越快，站台变小了，萨仁额吉跑起来，她跑了几步，火车越来越快，她停住了，她举起手，喊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清，但我猜她喊的是：“其其格——回家——”
第7章
2000年冬，暴风雪。
电话是巴特尔阿爸托人打的，旗里的干部转了三道，才找到我。
那个干部说：“你额吉不行了，你阿爸说，让你回来。”
我握着电话，话筒很凉。
我说：“我马上走。”
放下电话，我的手在抖吗，抖得拿不住车钥匙。
我冲进车库，开车往草原赶。雪太大，车开不进去，我扔下车，骑马。马是借的，不听话，它往东走，我拽它往西。它仰头，我夹紧腿，风把雪灌进我领子里，我不觉得冷，我只觉得慢。
我趴在马背上，嘴里一直说：“额吉，等我，额吉，等我。”
我想起五岁那年，她骑马追我，现在换我追她了。
赶到的时候，萨仁额吉已经说不出话了。
她躺在蒙古包里，盖着那件旧袍子。她的脸瘦得脱了形，眼睛闭着，呼吸很轻。
巴特尔阿爸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站起来，把位置让给我。
我跪在萨仁额吉旁边，握住她的手，那双手，曾经把我的脚捂在怀里，曾经给我挤牛奶，曾经缝袍子缝到半夜。现在，它们凉了，口子还在。
我说：“额吉，我回来了。”
她的眼皮动了一下，她慢慢睁开眼，看见我，笑了。
她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白布包，打开一看，是糖纸。
糖纸上的上海两个字还在，但是很淡了。
她把纸塞给我，手已经没什么劲了，纸轻飘飘地落在我手心。
她的嘴动了动，我低下头，仔细听着：
“……其其格……收着。”
我把糖纸攥在手里，纸软软的，薄薄的。
她笑了，说：“回家。”
然后她就没再动了。
巴特尔阿爸站在门口，背对着我们，他说：“她等了你很久。”
后来我把她葬在草原上，墓碑朝着东南方。
每年冬天，我都回草原。
巴特尔阿爸站在蒙古包门口，不说话，他老了。
第8章
2019年，呼和浩特，国家的孩子展览馆。
我站在玻璃柜前，工作人员打开柜子，我把那件旧袍子拿出来，披在身上，大，我一直比她小。
孩子们围过来，蒙族的，汉族的，他们叫我其其格奶奶。
一个小女孩问我小时候害不害怕。
我说怕。
她说怕什么。
我说怕被丢掉。
她说那你后来不怕了。
我说不怕了。
她说为什么。
我把袍子脱下来，裹在她身上，很大，小女孩整个人陷进去，只露出两只眼睛。
我笑着说因为国家把我抱起来了。
她问国家是谁。
我没回答，我问她，你冷吗。
她说不冷。
我说你穿的是谁的衣服。
她说奶奶给的。
我说国家就是那个给你衣服穿的人。
她把脸埋进袍子里，只露出两只眼睛。
我蹲下来，她的眼睛很亮。
我说别怕，国家不会丢下你。
外面下着雪。
我想起1960年的冬天。铁门关上，火车开了三天三夜，萨仁额吉伸出手，手心里是一块奶豆腐。
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张糖纸，她从上海带来的，留了四十年的，那张糖纸。
我走到纪念碑前，碑上刻着：国家的孩子。
我摸上去，石头是凉的，我的手是热的。
南方把我生下来，草原把我养大。
这两个母亲，共有一个名字：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