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重回八零被退婚那天，我不哭不闹先认了，掏出算盘自己搞钱。全家反对，我从煮茶蛋起步，头一锅还煮砸了，跑车站卖光，三毛钱盒饭送上工地。有人眼红往卤锅里伸手，我凭规矩化解。后来开店"满香居"，想叙旧想走门路的都来了。先进表彰台上，我只说大白话。
第一章 退婚这事儿，我先认了
周母的搪瓷缸子磕得响，嫌我农村户口。我憋不住想笑：上辈子为这几句哭丢半条命，如今只当听戏。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星期四，我二十岁，坐在县供销社后院的小板凳上，听人把我的亲事一句话给退了。
周母端着搪瓷缸子，吹了吹里头的茶叶末，眼皮都懒得抬：“小满啊，话我就直说了。建华在供销社上班，是吃公家饭的。你们家太平公社的，地地道道的农村户口，将来生个娃娃，户口都随娘。这日子，没法往一块儿过。”
她说一句，我点一下头，跟听评书似的。
周建华站在屋檐底下，一身的确良衬衣，胸前别着支钢笔，脸涨得通红，半天挤出一句：“小满，对不住。”
换在上辈子，我这会儿该哭了。
上辈子也是这个院子，也是这张板凳。我一听退婚，天塌下来那样，拉着周建华的袖子哭，问他我哪点不好，我改。周母在边上冷笑，说乡里丫头就是上不得台面。我越哭他们越烦，最后是供销社的人把我劝出去的。
那之后，“被供销社周家退了的”这顶帽子我戴了好几年，人人都说我不清白。我灰溜溜嫁了个酒鬼，挨打受气，三十二岁那年冬天发着高烧，没人给请大夫，就那么去了。
再睁眼，板凳还是这张板凳。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年轻，没冻疮，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手腕上套着根红绒头绳，还是我自个儿昨天晚上绕上的。我把头绳攥进手心，攥了攥，又松开了。
哭？哭什么。重活一回，我还哭给你们看？
“婶子。”我开口，声音平平稳稳，自己都意外，“您说完了？那我表个态，这婚，我认。”
周母吹茶叶的动作停了。周建华猛抬头看我。
“认？”她大概预备好了一肚子的话，专等我哭求，我这么痛快，她反倒不适应。
“认。”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强扭的瓜不甜，老话嘛。强嫁的媳妇不香，我新学的。建华哥吃公家饭，金贵；我是农村户口，高攀不起。退了干净，谁也别耽误谁。”
周建华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也不看他，自个儿进屋，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收进布兜。熬夜给周建华纳的两双鞋垫，做的一双布鞋，本来是定亲的礼，如今自然不能留。手腕上那根红绒头绳也解下来，塞进兜里。
“鞋和鞋垫，我拿回去给我爹穿，不糟践东西。”我把布兜系上，“周家的彩礼，一块料子、两斤糖、十块钱，我回去就叫我爹送回来，一分不少。”
周母更愣了。上辈子我一哭闹，她张口就是“青春损失费”，这回没派上用场。
我走到院门口，回过身，冲周建华笑了笑：“建华哥，供销社的铁饭碗，你可得端稳了。往后各过各的，谁也别惦记谁。”
说完扭头就走，脚步轻快得很。
出了供销社的大门，太阳正好。
街上有骑自行车的，铃当铃当响。卖糖葫芦的扛着草把子经过，上头一串一串红彤彤。门市部敞着门，柜台后头摆着搪瓷盆、暖水瓶、印红花的脸盆，售货员扒着柜台，算盘噼里啪啦。几个老太太拎着竹篮子在副食品店门口排队买豆腐，队伍拐了个弯。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这些景象，上辈子我有多少年没敢正眼瞧过？总觉得自己低人一头，走路都贴着墙根。如今再看，太阳是一样的太阳，街是一样的街，我心里头不一样了。
我摸了摸兜里那两块钱，攒了大半年的私房，一直贴身收着。
我没急着回村，先往满舅家去。走到长途汽车站边上，肚子咕咕叫，想着买口吃的垫垫。
车站出站口边上围了三四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守着个手推车，车上煤炉、卤锅、粗瓷缸样样齐全，锅里的茶蛋还冒着热气，他却不卖，正跟人比划着说价钱。
“九块钱，全套，半分不能少。”老头拍着车帮子，“我儿子在农机厂，儿媳这两天就要生，实在顾不过来。谁拿去，谁直接就能开张。”
围观的光看不买。九块钱够普通人家小半年的盐钱了，再说摆摊做买卖那叫投机倒把，正经人谁干这个。
我却站住了。
上辈子活到三十二，别的没学会，就看明白一件事：往后这十几年，最先富起来的就是这帮在车站路边做吃食的。人是铁饭是钢，车来人往，谁能不填肚子？这一推车家当搁我眼里，那不是九块钱，那是个会下蛋的鸡。
“大爷。”我挤进去，“您这摊子，我要了。”
老头上下打量我：“姑娘，你？这可是要……”
“要躲市管会，我知道。”我接上话，“九块钱我不还您价。今天我先押两块定金，后天把钱凑齐，您把家当连同煮蛋的门道一块儿交我，成不成？”
老头盯着我看了半晌：“你是哪个村谁家的闺女？”我说太平公社红卫大队的，满舅就住车站南边巷子，您要认得，一问便知。他一听，咧嘴乐了，又拍车帮子：“你满舅啊，我认得，同巷住了半辈子的老哥哥！有他作保，成！小丫头片子，胆儿比我还大。”
他找了张烟盒纸，拿铅笔头写了个字据：“今收到林小满定金两元，茶蛋摊一套九元，后天交割。陈德顺。”
我捏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兜里就剩几张毛票，手心却烫得很。
退婚第一天，人家等着看我哭。我倒好，先挣下一个摊子。
第二章 全家反对，我掏出了算盘
第二天一早我回村。
满舅留我住一宿，说退了婚别急着回去，怕我想不开。我说舅，我想得特别开。他不放心，还是叫舅妈给我烙了两张饼带上。
从县城到太平公社红卫大队，二十多里地，我走得飞快。
到家是晌午。我娘赵桂兰正端着猪食盆出来，一看见我，盆差点没端住：“满丫头？你咋回来了……周家没留你吃饭？”
我爹在院里劈柴，斧子停了。弟弟小军蹲在门槛上背课文，妹妹小星眼睛尖，一眼看见我，喊了声“姐”，跑过来接布兜。
我把布兜往堂屋桌上一放，坐下，倒了碗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
“爹，娘，有个事儿，我先跟你们说了。”我拿袖子抹了把嘴，“周家把婚退了。昨天，当着我的面退的。”
我娘“哎哟”一声，眼圈说红就红：“退、退了？凭啥呀！咱小满哪点配不上他家……”
“凭我是农村户口。”我说得挺平静，“娘，你先别哭，听我说完。是我自己认的，没哭没闹，客客气气把话撂下了。”
“你认了？”我爹把斧子往地上一杵，黑着脸，“林小满，你晓不晓得，姑娘家被退婚，往后在村里咋抬头？你爷爷的脸都叫你……”
“爹。”我打断他，“我问你，我要是哭着求着嫁过去，婆家看不起我，男人不待见我，天天看人家脸色过日子，那才叫抬头？那叫把脑袋扎裤腰带上。”
我爹噎住了。
我娘抹着泪：“可退了婚，你可咋办哟……”
“咋办？挣钱，过日子。”我把碗一放，身子往前凑了凑，“爹，娘，我这回进城，看准了个营生。汽车站边上陈师傅的茶蛋摊，全套家当九块钱，我已经押了两块定金，明天就得去交钱拿货。”
“摆摊？”我娘声音都变了，“那可不行！那叫投机倒把！市管会要撵人的！再说咱正经庄稼人，丢不起这个人……”
“就是。”我爹闷声闷气，“我宁可你在家待着，我养你，也不许你去城里丢人现眼。”
这反应我早料到了。上辈子这时候我也是这个念头，觉得做买卖丢人、没出息。可等到三十岁，眼看着街上摆摊的一个个盖了新房、供出了大学生，我才知道什么叫后悔。
“爹，娘，你们听我算笔账。”我从兜里摸出弟弟用剩的半截铅笔，又找了张旧报纸摊开，“一个鸡蛋，咱村收，四分钱。煮熟了，搁卤汤里一卤，到车站卖一毛钱。利钱六分。汽车站一天南来北往多少人？我瞅过，陈师傅一天能卖两百多个蛋，少说净挣十来块，一个月两三百块，比周建华工资高十倍。”
“两三百块？”小星瞪圆了眼，“姐，那得买一大堆冰棍！”
“吃你的。”我娘拍了她一下，自己却也愣在那儿。
“十来块钱，顶爹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两三个月。”我接着算，“等做顺了，再添卤干、花生，往后说不定还能租铺子。爹，这钱是干净钱，起早贪黑一个蛋一个蛋挣的，不偷不抢，丢人在哪儿？”
我爹吧嗒吧嗒抽烟，不吭声了。
“你光算挣的。”他闷了半天才开口，“煤不要钱？酱油盐巴不要钱？摊子要是真九块钱买回来，卖不动，九块钱砸手里，一家子喝西北风？”
“爹，你这问到点子上了。”我早备着，“煤我算过，一天两铲，几分钱。调料摊到每个蛋上，一厘都不到。九块钱的家当又不是吃了，车是车、锅是锅，实在不干了转手还能卖。赔也赔不到哪儿去。”
我拿铅笔在报纸边上划拉：“你看，最坏的打算，一个蛋卖不出去，自家吃、送人，村里红白喜事也用得上蛋，不会全烂。最好的呢，爹，你就等着看。”
“再说政策。”我想起上辈子的事，声音放轻了，“我听车站的人念叨，上头如今提倡搞活经济，做小买卖的，往后不但不撵，兴许还给发证。爹，风向变了，咱不能老拿老眼光看新事。”
这话我没敢说死。具体什么时候发证，我说不准。可我记得，就是这一两年，街上摆摊的明显多起来，市管会的脸也一年比一年缓和。
堂屋里静了好一会儿。
我爹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站起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个蓝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一沓毛票，还有几张块票。
“这是家里全部的活泛钱，十二块三。”他把钱推到我跟前，嗓子有点哑，“原本是留着给你弟弟交学费、给你……给你置办嫁妆的。你要真看准了，爹不拦你。可有一条，赔了不许哭鼻子，回家接着种地，天塌不下来。”
周家的彩礼，爹第二日就退回了周家，一分没留。
我没敢抬头，赶紧低头数钱，数了两遍，才把眼睛里的东西憋回去。
我娘也颠颠进了屋，翻箱倒柜摸出个手帕包：“这是我卖了一冬鸡蛋攒的，八块六，本想扯块布给你做件春装……拿着，都拿着。”
“娘——”
“哭啥，你个死丫头。”我娘自己倒先红了眼，“你从小轴，认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娘信你这回。”
一家人正说着，院门“哐当”被推开。
王秀兰风风火火冲进来，辫子都跑散了，一进门就嚷：“小满！我听说周家把你退了？那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她瞅见桌上的钱和报纸，话头断了。
我把摆摊的事跟她说了。
秀兰越听越坐不住，一拍桌子：“好事啊！小满，别人嫌做买卖丢人，我不嫌！我在家受我那嫂子的气早受够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她把自己的布包往桌上重重一放，“算我一个！我有三块多私房，都入上。我不要工钱，先跟着你学，赚了，你看着给；赔了，我认！”
我看着她，笑了。
上辈子，秀兰为了我跟人吵架，被她嫂子赶去了砖厂，累坏了身子。这一世，我得拉着她一块儿，往亮堂里走。
我把那沓钱收拢，又找了本弟弟写完的旧作业本，翻到空白页，拿铅笔在头一页工工整整写下一行字：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收：爹十二块三、娘八块六、秀兰三块二。另：三月十二已押定金两元，计我名下。共二十六块一。
这二十六块一毛，我写得很慢。
二十六块一，记在本子头一页了。只许赢，不许输。输了，谁都别想好过。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塞进贴身的口袋。窗外，我爹劈柴的斧子声一下一下又响起来了，比先前有劲。
第三章 头一锅茶蛋，我煮砸了
钱凑齐了，我反倒没急着进城。
明天就要接摊子，接过来后天兴许就得开张。煮茶蛋这手艺，我光会吃，不会做。头一回出去卖，味道要是不行，砸了招牌，往后在车站就别想抬头。
我决定在家先试一锅。
家里灶上那口大铁锅，我刷得锃亮。秀兰晌午撂下饭碗就跑来，袖子一挽：“说吧，干啥？”
“生火，煮蛋。”
我叫娘从各家先赊了五十个鸡蛋。村里各家各户都养着几只鸡，蛋不金贵，四分钱一个，赊账方便。又翻出我家仅有的那点酱油、粗盐，抓了把花椒大料。那时候调料简单，谁家也舍不得搁多了。
当晌饭桌上，我磨我娘。她做了一辈子饭，煮蛋是拿手，可一听要拿去卖，连连摆手：“自家吃随便做做，卖人？那不是闹笑话。”
“娘，你就当教我过日子。”我赖着不走。
她到底没经住我磨，跟我说：“煮蛋要冷水下锅，火急了壳要裂。熟蛋老嫩，全看火候。”这些家常话，真到了灶上，我偏又手忙脚乱，一样没照做。如今想想，人就是这样，不亲手砸一回，别人的道理总归是别人的。
头一锅，我是照着“想当然”来的。
蛋洗干净下锅煮。我怕煮不熟，大火猛烧，烧了小半个时辰。捞出来拿凉水拔，壳是好剥了，一刀切开，蛋黄边上一圈青灰色，煮老了。我又把剥好的蛋搁回锅里，倒酱油、撒盐、丢花椒，咕嘟咕嘟卤。心里没数，酱油咕咚倒了小半瓶。
卤了半个时辰，盛出来一个，秀兰吹凉了咬一口，脸当时就皱成个包子：“呜……小满，咸，齁咸。还有股子糊味。”
我自己尝了口。蛋又老又咸，颜色黑乎乎的，跟陈师傅摊上那种酱红油亮、一咬开咸香流油的茶蛋，差了十万八千里。
妹妹小星也来凑热闹，拿了一个，咬一口，“呸呸”吐舌头：“姐，不好吃，比药还难吃。”
我爹从外头进来，看了看那一锅黑蛋，没笑话我，只说：“火太急了。”
一锅五十个蛋，两毛多钱，就这么糟蹋了。我娘心疼得直吸气，可看我沉着脸，也没敢念叨。
我把锅刷出来，没歇手。
上辈子我虽没亲手做过买卖，可车站边上那几家摊子，我买过多少年的茶蛋？哪家好吃、好在哪儿，我心里有本账。陈师傅的蛋我记得最清楚：壳是轻轻磕裂了连汤卤的，蛋不老不嫩，蛋黄刚刚凝固，卤香一层一层进去，咸里还带着点回甜。
对，回甜。那年头糖金贵，一般人家舍不得放。可就那么一点点糖提鲜，味道立刻不一样。
“再来一锅。”我说。
第二回，我学精了。
蛋冷水下锅，水开了就撤火，盖上锅盖焖。我估摸着，八成熟正好。捞出来拔凉，这回不剥壳，拿勺背把蛋壳一个一个轻轻磕裂，裂纹密密麻麻，又不破开。这样卤汤才进得去，卖的时候剥壳还快。
重新起卤汤。酱油少放，盐一点点尝，花椒大料用纱布包了。另外，我狠狠心，捏了小撮白糖进去。桂皮香叶家里没有，我用了点晒干的橘子皮顶一顶。没想到那股子果香，后来倒成了我家茶蛋独一份的记号。
大火烧开，小火慢卤，卤到天擦黑关火。不捞，就泡在汤里焖一宿。
第二天清早，我掀开锅盖。
热气腾起来，香味直往鼻子里钻。锅里的蛋酱红油亮，裂纹里都浸着颜色。我捞了一个，剥壳，掰开，蛋白带着浅浅的纹路，蛋黄嫩黄，正正好。咬一口，咸香，后头有那么一丝甜，还有点橘子皮的清气。
“好吃！”秀兰眼睛瞪得溜圆，“小满，就是这个味儿！比陈记的还香！”
小星一口气吃了俩，娘赶紧拦住：“留着留着，卖钱的！”
我把手上那点蛋壳屑拍掉，接着收拾第二筐。手艺这东西，看来我是真能练出来。
第二天下午，我跟秀兰揣着钱进了城，先去汽车站找陈德顺。
陈师傅把我们领到他住的小巷子，手推车、煤炉、两口卤锅、四个粗瓷缸、一卷粗布棚、两个马扎，还有长筷子、笊篱、一块写着“陈记茶蛋”的旧木牌，一样一样摆出来，让我们清点。
“九块钱，一分不少你的。”我把钱数给他。
陈师傅点完钱，没急着走，拉着我们坐到马扎上，打开了话匣子。
“做吃食，头一条，东西要新鲜。蛋有一个臭的，一锅汤全毁，客人吃一回就再不来。”他伸出手指头，一条一条教，“火色，我说给你：煮蛋不能老，卤蛋不能急，汤是越老越香。这锅老卤你端走，天天烧开一回，别惜那点煤。”
他又压低声音：“市管会老马，人不坏，就是公事公办。你出摊别堵着出站口的道，见着他来，机灵着点，别硬顶，等风头过去了再出来。记着，咱是小本生意，和气生财。”
我认真听着，每一句都往心里搁。这些门道书上没有，拿钱都买不来。
末了，陈师傅拍拍卤锅盖，叹口气：“我卖了半辈子，老喽。丫头，我瞧你是个能成事的。”
他忽然又想起什么，笑着说：“我儿媳这两天就要生。要是生个丫头，赶明儿长大了，就叫她来跟你学手艺，成不？”
“成。”我也笑，“就怕我这半吊子手艺，误人子弟。”
“哎，你这丫头，心里有数着呢。”他摆摆手，“后天周一，清早五点，汽车站出站口，我就不去看了。可那地方往后是你的了，谁还能撵你？”
我跟秀兰推着那套家当回满舅家，车轮吱呀吱呀，锅里的老卤轻轻晃，香了一路。
第四章 头一回到车站，我的蛋卖光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星期一，我这辈子头一回摆摊。
凌晨四点，满舅家的灶房就亮了灯。
我跟秀兰把陈师傅那锅老卤烧开，下了两百个蛋。蛋是昨天回村挨家收的，挑的都是个头匀实的，一个坏蛋都没有。卤上之后，又炸了一小筐卤豆干，煮了半锅带壳花生。
天蒙蒙亮，我俩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往汽车站去。三月的清早还冷，我推着车，倒走出一身热汗。
到出站口边上，我照着陈师傅教的，没堵着道，贴着墙根支开摊子。煤炉捅旺，卤锅坐上，粗瓷缸擦得发亮，那块“陈记茶蛋”的旧木牌往车前一挂。秀兰笨手笨脚地绑布棚，绑了三回才绑牢。
头一个客人是个赶车的老汉，路过瞅了瞅：“茶蛋咋卖？”
我张了张嘴，那句“一毛钱一个”在舌尖上打了个转，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毛。”
老汉也没还价，买了俩，掏出两毛钱。我接钱的时候，手指头都是抖的。这是我这辈子做买卖挣的头两毛钱。
开了张，慢慢有几个人围过来。
就在这时候，人群后头一阵骚动。一个穿蓝布制服、戴袖章的中年人大步走过来，脸板着，嗓门洪亮：“干什么的？啊？这儿不许摆摊，知道不知道？占道经营，收了收了！”
是市管会的老马。
我手里的笊篱差点掉进锅里。陈师傅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可真到了跟前，腿还是有点软。秀兰脸都白了，手攥着车帮子。
“同志，同志，我们这就……”我一边赔笑，一边琢磨着先收摊避一避。
“老马，这么早啊。”一个声音插进来，不紧不慢的。
旁边停着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室里跳下个高个子青年，穿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平头，脸黑黑的，手里拎着个军用水壶。他冲老马点点头：“我跑车的，赶了一宿路，正想买俩热蛋垫垫。人家姑娘刚来，规矩不懂，你多担待。”
又压低声音，半开玩笑：“再说了，人家贴着墙根，也没挡着道。车站南来北往的司机旅客，想吃口热乎的都没有，也不方便不是？”
老马瞅瞅他，又瞅瞅我们的摊子，脸色缓了缓：“老郑，又是你。”他哼了一声，转向我，“今天先这样。可我把话说前头：不许堵道，不许乱扔脏东西，卫生搞干净。下回叫我瞅见你占道，可不客气。”
“哎，哎，记住了，谢谢同志！”我忙不迭点头。
老马背着手走了。我这口气才算吐出来，冲那青年笑：“同志，今天多亏你了。来，俩茶蛋，我请你。不，请你四个！”
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哪儿行。”掏出两毛钱，自己拿了俩，“我叫郑培安，运输公司的，常跑这条线。你这蛋闻着是真香。”
剥了蛋咬一口，他点点头：“嗯，味儿正。比以前陈老头的还地道。”
说完跳上车，按了声喇叭，卡车突突突开走了。
有老马松口，又有郑培安这么一打岔，围过来的人更多了。
“茶蛋一毛，卤干五分，花生一毛一小包，又热乎又顶饿！”秀兰最先放开了，她那大嗓门一亮，跟唱戏似的，惹得人直笑。
我也慢慢不慌了，称蛋、剥壳、收钱、找零，手脚越来越利索。
坐长途车的旅客一买就是五六个，用纸包了路上吃；站上的司机、装卸工，蹲在边上就着花生吃蛋；还有接站的，顺手捎回去给家里孩子。两百个茶蛋、一筐卤干，眼看着见了底。
不到中午十二点，全卖光了。
我跟秀兰对着空缸愣了半天，然后同时蹦起来。
收摊回到满舅家，关上门，我把钱倒在桌上，一分一毛地数。
连本带利，二十三块六。刨去鸡蛋、豆干、煤火的本钱，净赚十三块四。我又数了一遍，还是十三块四。
秀兰捂着嘴，声音发颤：“十三块四……顶我在队里干一两个月，咱俩一上午就挣出来了！”
我把那沓零钱理齐，用皮筋箍上，塞进贴身的口袋，隔着布按了按。这只是头一天。
从那天起，我们天天凌晨四点起来卤货，五点出摊，卖完收摊，下午回村收蛋。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
摆摊这事，看着简单，做起来全是碎功夫。
蛋要一个个对着光瞅，遇上散黄、发黑的，当场挑出来；蛋壳磕轻了不进味，磕重了又破；卤汤早晚各烧开一回，表面的浮沫要撇；煤火得有人盯着，大了糊锅，小了不冒泡；碰上刮风下雨，布棚说掀就掀，俩人淋成落汤鸡是常事。
头几天我收钱还算错账，多找出去五毛，心疼得晚饭都没吃。后来学乖了，大钱压缸底，毛票放手边，嘴里念、手里找，再没错过。
手脚越来越快，回头客也越来越多。有人专冲着那点子橘子皮香来，说“吃遍车站，就你家蛋香得特别”。有个跑供销的中年男人，每次进站先来买四个，说路上就靠这个顶饭。站上扫地的大娘，我们隔三差五送她个蛋，她也总把我们摊前扫得格外干净。
我每天收摊第一件事，就是把进账记在本子上。攒下的钱，除了添货，隔些日子就捎回村，给弟弟交学费，给家里称盐打油。
车站边上原本卖煮花生卤货的王赖子，起初没把我两个丫头片子放在眼里。可见我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他那眼神就有点不对了。
这天收摊，我蹲在墙根数零钱，听见不远处“呸”的一声。
王赖子冲我这边的地上吐了口唾沫，跟他身边的人嘟囔了句什么，几个人嘎嘎地笑。
秀兰撸袖子要骂回去，被我一把拉住了。我把零钱点完，码齐，抬头看了一眼墙根下那片位置。
“明天，”我说，“咱再早来半个钟头。”
第五章 第一批摊位证，我拿到了
怕什么，来什么。
第二天清早，我跟秀兰推着车到出站口，愣住了。我们那片靠墙根的位置，叫人占了。
王赖子带着俩半大小子，把他的花生摊、卤货盆满满当当摆了一地，正好卡在我们往常支摊的地方。他翘着二郎腿坐在马扎上，嗑着花生，斜眼看我们，一副“怎么着”的架势。
“王赖子，你讲不讲理？”秀兰火冒三丈，把车一停，“这地方我们摆了小半个月了！”
“你家的？”王赖子慢悠悠吐着花生壳，“这车站是你家开的？墙根是你家的？谁来得早是谁的。明儿我还来呢，有本事你比我更早。”
我拦住要冲上去的秀兰，四下看了看。
吵没用。骂街，我跟秀兰加一块儿也未必是他对手，传出去人家还说摆摊的女人撒泼。找老马？这种地界纠纷，没凭没据，市管会也难断。
我深吸一口气，推着车往边上挪了十几步，挪到出站口另一侧的树底下。那儿偏一点，可正对旅客出来的道。
“秀兰，生火。”我平平静静，“他摆他的，咱卖咱的。”
王赖子大概等着我哭闹，见我这么痛快，反倒没趣。
接下来几天，他天天来抢墙根，我们天天去树下。他卖他的花生卤蛋，我卖我的。较量不在嘴上，在东西上。
他的蛋，有一回我留心看过，大小不匀，有几个壳都发黑了，显然是攒了好些天的陈蛋；卤汤黑乎乎的，也不知几天没换。我家的蛋个个当天收、当天卤，卤汤天天烧开，蛋擦得干净，连包蛋的纸都是从印刷厂裁来的干净裁边纸。
旅客又不傻。
头几天他仗着位置好，卖得还行。日子一长，人家一出站，闻着味儿就知道往哪边去。
“这家的香！”“蛋新鲜，不硌牙。”“你看人家摊子多干净，俩姑娘也利索。”
慢慢地，树下这边排起小队，墙根那边冷冷清清。王赖子脸一天比一天黑。
秀兰凑我耳边说：“小满，你是没瞅见他那脸，跟锅底似的！”
“别声张。”我压低声音，“生意场，各凭本事。他要是肯守本分，车站这么大，容得下两家。”
这期间，我还琢磨着再压一压本钱。
村里的蛋四分钱一个收，可各家各户零零散散，有时候收不齐。我找了村头两家养鸡多的，跟人家定了口头约：蛋我包圆，价钱比供销社收购高一厘，现钱，不赊。又跟邻村做豆腐的老孙头说定，每天的豆干给我留一板，薄利多销。
这么一来，货源稳了，每个蛋的本钱又低了半分。别小看这半分，一天两百个蛋，一个月下来就是三块多。
真正的大事，在五月里。
那天老马破天荒主动找到我摊上，从黑皮包里掏出张红头通知，往我跟前一递。
“林小满，市里来了精神，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方便群众生活。”他板着脸，语气却比从前缓和多了，“县里头一批，给摆摊办临时摊位证，凭证在指定地点经营，照章纳税。你要是想长期干，就去市管会登记。”
我接过那张纸，手都在抖。
证。上辈子我只在梦里想过的东西。往后我名正言顺，不用再东躲西藏，再没人能指着鼻子说我投机倒把。
“登！”我立刻说，“马同志，我登！需要啥手续？”
“村里开个证明，再写个申请，交两张相片、一块钱工本费。”
我当天就回村办证明。大队干部起初还纳闷，问我真要干这个？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咂摸了半天，盖了章：“行啊小满，国家都发话了，干吧。”
等证那几天，我心里一直打鼓。这辈子我头一回这么盼着一张纸，比当年盼周家的亲事还上心一百倍。
我专门进城照了相。照相馆橱窗里摆着上了色的相片，里头的人红嘴唇、红脸蛋。我没舍得拍贵的，就拍了张一寸黑白的，规规矩矩坐着，笑得有点僵。取相片的时候，我瞅着上头的自己，黑辫子、蓝布褂，眼神倒比从前定。这一年的风风雨雨，好像都照进这张小相片里了。
一个星期后，我从老马手里接过一个红皮小本，上头贴着我的黑白相片，写着：个体摊贩临时营业证，经营地点：县汽车站，经营者：林小满。
“往后名正言顺。”老马说，“可有几条记牢：地点不许乱挪，东西要干净，税按月交。给我把这第一批的脸挣回来。”
“哎！”我把小本攥得紧紧的，重重点头。
回家路上，秀兰比我还激动，一路说个不停。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已经盘算开了。
光卖茶蛋卤干，利还是薄了点。车站这么大，人来人往，我总守着一个小摊子，走到头了。
我把红皮小本揣进贴身口袋，按了按，转身往家走。打站前新修大街过，我瞅见一间空铺玻璃上的红纸，让雨洇出个“兑”字。
第六章 三毛钱的盒饭，送上了工地
大买卖的点子，是六月里想出来的。
起因有两样。
头一样，六月初，县一中放榜，我弟弟林小军考上了。
红榜贴在县一中门口，小军的名字排在前头。我娘专门进城看榜，回来跟我爹念叨了一晚上，抹着泪笑。全家供一个高中生，光靠地里那点钱，紧巴巴。我跟娘说：“小军的学，我供。书本、学费、吃穿，你们别操心。”话是这么说，压力也实打实压到了我肩上。
第二样，是我在车站看出的门道。
入夏之后，县城到处动工，盖百货大楼、修公路，码头边上还在扩建仓库。工地上几十号工人，中午吃饭是个大难题。离家远的就啃个干馍、喝口凉水；码头上扛大包的，一身汗一身力，最需要口热乎实在的饭。
蛋是零嘴，饭才是正经。做盒饭。
说干就干。我盘算了半宿，定下章程：红薯大米两掺的干饭，压饿；一个素菜，时令青菜或者炖萝卜；一个荤菜，肥肉片子熬白菜，或者半个卤蛋、几块豆腐干；再浇一勺我家那锅卤汤，香。这么一盒，本钱一毛七八，卖三毛。
三毛钱工人吃得起，一盒我挣一毛多。一天要是卖出去一百盒，就是十来块。
光盘算没用，我先在家试做了几盒，请满舅、舅妈尝。舅妈第一口就挑了理：“菜倒行，就是饭有点夹生。你们这么一大锅蒸，火上不来。”
满舅出了个主意：把大木甑架在大锅上蒸，上汽之后再蒸足两刻钟，保证粒粒熟透。我照着试，果然好多了。
第二天我挑着盒饭去工地，路上心里直犯嘀咕：人家干的是力气活，嘴最刁，饭软一点、少一点、味淡一点，都瞒不过。这头一炮要是哑了，往后就别想再进工地的门。
我先做了二十盒，自己挑着，送到汽车站后头那个修路工地。
工地上正歇晌，工头是个黑脸大胡子，姓吴。我打开盒盖让他看：白花花的米饭，上头卧着荤菜，卤汤一浇，热气带着香味往四周钻。
“吴师傅，让大伙尝尝。”我说，“头一天，不好吃不要钱。”
工人们呼啦围上来。一尝，话匣子就开了：“中！比俺娘做的还香！”“这分量，实在！”“以后天天送不？”
吴工头扒拉完一盒，抹抹嘴，当场拍板：“姑娘，明天给我们工地送三十盒，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到！”
有了头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就好谈了。码头搬运站、盖楼的工地，我一家一家跑，先尝后订。不到半个月，我手里攥了三家固定订户，一天七八十盒，赶上赶工，上百盒。
摊子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我拉秀兰专门盯盒饭，又请舅妈上午过来帮忙洗菜蒸饭，满舅歇工时帮着挑担送饭。我自己两头跑，茶蛋摊照常摆着，那是招牌，也是卤汤和荤菜的来路。
我还专门弄了两个大木箱，里头铺上干净棉褥子，盒饭装进去捂着，送到工地还冒热气。碗筷是工人自己缸子居多，盒饭就拿干净纸包着、木片当勺。后来我咬牙订了一批粗瓷碗，每天挑回来烫洗。
真正让我立住脚的，是七月里那场虚惊。
天最热那几天，车站另一头有个卖凉粉的，十几个客人吃了上吐下泻，叫人抬去了卫生院。市管会、卫生所全惊动了，连着查了好几天吃食摊，风声鹤唳。
出事那天晚上，我把全家人叫到一块儿，立了几条死规矩，说完拿墨笔写在纸板上，挂到摊子边上：
一，当天的饭、当天的菜、当天的蛋，当天卖不完，自己人吃、送人，绝不留到第二天卖；
二，碗筷锅缸，每天开水烫洗，生熟分开，抹布天天煮；
三，买菜买肉，眼见为实，变质的东西，白给也不进门；
四，谁手上有疮、闹肚子，立刻停手，不许沾吃食。
我娘起初心疼：“卖不完就倒、就送人？那得糟践多少钱……”
“娘。”我认真看着她，“人家吃咱家的饭，是信咱家。吃坏一个人，咱这牌子就砸了，多少钱都买不回来。这点‘糟践’，是买平安、买名声，值。”
那阵子，车站好些摊子客人都少了，唯独我家，老客照旧，新客一听“她家当天做、当天清、碗筷烫三回”，反而更放心。工地更是一家没丢，吴工头还逢人就夸：“吃林家的饭，踏实。”
风波过去，老马专门来我摊上转了一圈，看了看那块规矩纸板，点了点头，啥也没说。打那以后，“车站最干净摊子”这名头，算是传出去了。
入秋前一天，吴工头追着我的挑子出来，嗓门震天：“小满姑娘！明天工地赶工，还是这个点儿，五十盒！”
“哎，记下了！”我应着，脚下生风。
回到摊上，我翻开那本越来越厚的账，在新的一页上写下：盒饭，五十盒。写完自己愣了愣。这小半年，从九块钱的摊子，到一天几百个蛋、上百盒的饭，我像是被什么推着，一路小跑。
合上账本，我吹了灯。临睡前不放心，又出院看了一眼。院门的门闩，咋偏了半指宽？
第七章 有人往我卤锅里伸了手
王赖子消停了没两个月。
抢位置输了，他心里那口气一直不顺。入夏以后生意越来越淡，听说他不甘心，开始琢磨歪的。
先是小打小闹。
有客人来我家买蛋，他在旁边阴阳怪气：“她家蛋便宜？便宜没好货，谁知道新鲜不新鲜，别吃坏了肚子。”
我听见了，不接茬，只把当天的蛋当着客人面一个个擦干净，卤汤重新烧开给人看。客人笑着摆摆手：“别听他的，你家的东西我们吃了大半年了。”
一计不成，他又来更损的。
八月底的一天清早，我照例四点起来卤货。煤炉封了一宿，卤锅在院里搁着，往常都没事。我一掀锅盖就觉出不对：汤面上浮着两个蛋，壳裂着，颜色发暗。捞起来一磕开，一股臭味冲鼻子。
坏蛋。有人夜里偷偷把两个臭蛋塞进了我锅里。
一锅老卤，要是没察觉就这么烧开，整锅汤、几百个蛋全得毁。更要命的是，卖出去一两个臭蛋，我“车站最干净”的牌子当场就得砸。
我捏着锅铲，在锅边站了好一会儿。灶房的窗纸还黑着，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
秀兰气得直哆嗦：“除了王赖子还能有谁！太缺德了！找他去！”
“别急。”我压着火，把那两个臭蛋小心包好，“没凭没据，他死不认，咱们反倒落个诬告。他要真干了，就不会只干这一回。”
我跟满舅、郑培安都打了招呼。郑培安那阵子正跑短途，常住车站，他二话没说：“晚上我帮你盯着。”
果然，第三天后半夜，月亮底下，一个黑影鬼鬼祟祟摸到院墙边，刚往锅里塞东西，墙角的灯“唰”地亮了。
郑培安一个箭步上去扣住那人手腕。满舅、秀兰和我冲出来，正是王赖子。他手里还攥着两个发臭的蛋，人赃并获。
“王赖子，你、你真干得出来！”秀兰气得直跳。
王赖子脸一阵青一阵白，嘴里还犟：“我……我路过，我啥也没干……”
“走，见老马去。”郑培安声音不高，手跟铁箍似的。
当天夜里，市管会老马也赶来了。臭蛋、那晚的情形，加上先前几个摊主帮着指认，王赖子抵赖不过，耷拉下脑袋。老马做不了这主，连夜把人押去派出所；市管会这边跟着吊了他的摊、没收经营家伙，另罚款。
“我也是……鬼迷心窍……”王赖子蹲在墙根，捧着他那半筐卖不出去的坏花生往回捡，再没了往日的横劲儿。
我没再踩他。
临走我跟老马说：“东西毁了他也赔了。都是拖家带口的，等他想明白、肯正经做，车站这么大，给人留条路。”
老马瞅我一眼，哼了声：“你心倒宽。”
这话后来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同行的提起，都说林家这丫头做生意是把好手，为人也敞亮。经这一遭，再没人敢在背后使我的绊子，倒有几个小贩有样学样，把摊子也收拾得干净起来。
九月里，山里的好东西下来了。
板栗、核桃、干笋，还有零星的野香菇，村里收上来便宜得很，县城里却金贵。我想起上辈子的事，这几年山货一年比一年走俏，城里人舍得买。
进山那天，秋高气爽。山路不好走，我跟秀兰深一脚浅一脚，小军到底是男孩子，背着麻袋跑在前头。山里人家实诚，板栗是刚从树上打下来的，带着毛刺，倒在院里一堆一堆；野香菇晒得干干的，闻着有股子林子的香味。
收东西我也有讲究：核桃要掂分量，轻飘飘的多半是空壳；干笋要摸，受潮发软的不能要。村里老人见我懂行，都乐意把好东西卖给我，价钱也好商量。
我跟秀兰、小军从各户手里收了两麻袋板栗核桃，搭郑培安的顺风车进县城，一半卖给供销社收购站，现钱落袋；一半分成小包，摆在摊上给旅客当零嘴，利钱比批发还厚。
这一趟，除去车脚钱，净挣了八块多。
山货我没贪大，只当秋天里添个进项、试个水。摊子再红火，终究是路边生意，风里来雨里去。要真把这份家业扎下根，还得有个铺子。
正琢磨着，机会自己找上门了。
这天我在摊上给人称核桃，抬头看见车站方向走来个女同志，二十多岁，齐耳短发，挎着个帆布包，包上印着“县广播站”三个字，手里还拎着台相机。她一路东张西望，像是在找什么。
走到我摊前，她停下来，看了看那块写着规矩的纸板，又看看排着队的客人，笑着开口：
“同志，跟你打听个事——这车站有个卖茶蛋盒饭、生意做得特别红火的林小满，你认识不？”
第八章 我开的店，叫满香居
找我的女同志，是县广播站的记者，叫苏晓。
“我就是林小满。”我说。
她乐了，掏出个小本子：“可找着正主了！我们最近在做一组报道，讲政策放开以后，咱县个体经济的新气象。市管会、还有好几个工地，都提到你——头一批拿证、干净实在，还带着家里人和姐妹一块儿干。我能跟你聊聊不？”
我起初有点发怵。上辈子我连供销社后院都怵，更别说上广播了。可见苏晓说话实在，不像来挑刺的，我就边卖货边跟她唠。
我跟她说起九块钱接摊子，说起头一锅煮砸的茶蛋，说起老马撵过我、郑师傅帮过我，说起盒饭的规矩——当天做、当天清。她记一会儿，笑一会儿。
“你就没想过，万一赔了？”她问。
“想过。”我想了想，“可我更信一条：国家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做的是正经买卖、干净吃食，天塌不下来。真赔了，大不了回村种地，我还能再从头来。”
苏晓笔尖一顿，抬头看了我一眼，把这句话原原本本记下了。
没过几天，稿子登在县报上，县广播站也连着念了两回。标题我记不全了，大意是“车站边上的女掌柜”。写我怎么起早贪黑、怎么立卫生规矩、怎么一个人带动一家人和几个姐妹。
一夜之间，我林小满意外地成了县里挂得上号的人物。
来摊上的人更多了，有老主顾凑热闹，也有专程来看看“广播里那个”的。连供销社的人路过，都要往我这边多瞅两眼。
我没被这点名头冲昏头。越是这时候，越清楚该趁热打铁，把铺子开起来。
办证照、找铺面，我托苏晓帮我问了政策，又自己跑了好几趟市管会和房管所。政策正当口，对带头的个体户，各方面都给方便。十月里，我相中了汽车站和码头之间一条街上的旧铺面，原本是个剃头铺，老师傅退休不干了，房子旧，位置好，门前人来人往。
月租十八块，押三付一。房主见我是“报上那个”，又听说我做的是干净吃食，痛快签了约。
签完约出来，秀兰还直咂舌：“十八块一个月！小满，咱这摊子一个月能挣出房租不？”
“挣得出。”我嘴上笃定。心里那本账我早翻过几遍了。路边摊再红火，刮风下雨、日晒夜露，终究是漂着的。有了这间铺子，我的卤汤、招牌、名声，才算有个地方安放。这十八块，是买根。
接下来一个多月，全家上阵。
我爹带着小军，把铺面拾掇一新：墙重新刷了，灶台新砌了俩，里间盘了个大卤锅，外头摆上六张八仙桌、长条凳。桌椅是我爹找村里老木匠打的，结实，桌角还刨得溜光；旧门板拆下重新上漆，破窗户糊上新纸。秀兰跑前跑后置办锅碗缸盆，一样一样跟人还价，舅妈带着人试菜单。我还给店里取了个名，不求文雅，就图个实在——
满香居。
主营卤味、面食、盒饭：卤蛋卤干、卤肉海带，热汤面、葱花面，还有给工人老客准备的盒饭，门口支着大食盒，随到随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六日，星期日，满香居开张。
一大早，鞭炮噼里啪啦响，红绸子从黑漆招牌上扯下来。门口挤满了人。
吴工头带着几个工友来捧场，一人点了碗卤蛋面，吃得满头汗；老孙头送来一板新鲜豆干当贺礼；老马居然也来了，背着手转了一圈，撂下一句“好好干”；苏晓扛着相机，拍了好些相片；陈德顺抱着孙子来吃了碗面。
我娘穿着件新做的蓝布罩衫，头发抿得溜光，在门口给客人递烟让座，笑得见牙不见眼。我爹站在灶台后头，腰杆挺得笔直，亲手给客人捞面。弟弟妹妹端盘子跑腿，小星忙得小脸通红，还不忘偷偷抓卤花生吃。
秀兰凑到我身边，看着满屋子热气腾腾，忽然红了眼圈：“小满……咱真成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我笑着拍她，“往后好日子长着呢。”
店里雇的三个帮工，都是村里家里困难的姐妹，以学徒的名义收进来。老马亲口说的，带学徒，政策许的。我跟她们说好：管吃，按月开工钱，手脚清白、学得上心的，往后店里赚得多了，还有分红。她们家里的长辈起初都不信，等到头一个月工钱结结实实拿回家，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彻底不一样了。
“林家大丫头有本事！”“跟着她干，比在家里强。”
从前退婚留下的那点闲话，早被满香居的香味盖得严严实实。
中午人潮最热闹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着“满香居”三个字，心里说不出的踏实。
正张罗着，我目光越过人群，忽然一顿。
街对面站着个穿蓝布中山装的年轻人，胳膊上还套着供销社的套袖，是路过的样子。他端着饭盒，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店门口的招牌，又望着进进出出的客人，脸色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周建华。
四目相对，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过来。
我收回目光，转身进店。
客人的面要坨了，我得赶紧端过去。至于街对面那个人想些什么，跟我这满店的热乎气，可没半点干系。
第九章 想叙旧的，想走门路的，都来了
一九八二年的春节，是满香居头一个年关，也是我这辈子最忙活的一个年。
进了腊月，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各家各户割肉买鱼，走亲戚、回娘家的，都爱捎点卤味腊货。自家做费工费时，现成的又体面。
我提前半个月就备开了。卤肉、卤肚、腊鱼、腊鸡，一缸一缸码在后厨；卤蛋按百个起订，豆干海带论筐进。店里从早到晚不歇火，我爹娘干脆搬到店里住，村里的帮工又临时添了两个。
年根底下，连县百货大楼都托人来订了一批卤味，说是当年节福利。订单送来那天，秀兰举着单子冲我直乐：“小满，百货大楼！当初她家搞采购，压过咱村的蛋价！”
“做生意，认钱不认人。”我笑着打断，“照单做，质量比平常还要好。”
这批货我盯得格外紧。卤肉要挑五花，肥而不腻；腊鱼洗得干干净净，抹盐、挂晾，一天翻一回。出货那天，百货大楼管后勤的老师傅尝了一片卤肉，点头说：“怪不得都上你这儿订，确实地道。往后我们单位的福利，就认准你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我又多了个常年的大主顾。回头我跟秀兰说：“你看，啥叫争口气？不是骂回去，是把生意做到人家不得不认。这才叫真本事。”
除夕前一天关了店，盘这一年的账。不算不知道，一算，连我自己都吓一跳：从九块钱的摊子到满香居，一年下来，刨去本钱、工钱、房租、税，净落的钱已经有大几千。
照这个势头，开了春破万不是难事。
“万元户”这三个字，我没敢往外说。枪打出头鸟，闷声发大财。可大年初二，来店里拜年的吴工头几杯酒下肚，大着舌头冲我爹嚷：“林叔，你家小满……咱家头一个！头一个万元户！”
一屋子人哄笑。我爹红着脸摆手，可那嘴角压都压不下去。
过了年，正月里客人稀了些，店里才缓过劲。周建华就是这时候来的。
那天下午客人少，我正在柜台后头盘账，门帘一响，进来个人。
“……小满。”
我抬头。周建华站在门口，比去年冬天见时又清减了些，中山装皱巴巴的，一脸疲态。他搓着手，半天憋出一句：“我来……吃碗面。”
“坐。”我招呼秀兰，“给他下碗卤蛋面。”
他坐下，低头吃面，吃着吃着开口了，声音发闷：“小满，当初……是我对不住你。我娘她……唉。我那会儿要是自己有点主意……”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把账本合上，不咸不淡，“你如今成家了，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
“过日子……”他苦笑，没再往下说。
他的家事，秀兰零零碎碎跟我学过：刘丽娜娇惯，周母强势，婆媳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他夹在中间，供销社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媳妇花。这些话我不接，接了就是另一桩故事了。
他坐了一会儿，见我始终客客气气、滴水不漏，叹了口气，放下钱和粮票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我已经低头盘账，没看他。
又过了个把月，来的是周母。
她拎着两包糕点，脸上堆着我从没见过的笑，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哎呀小满，出息了，真是出息了！婶子当初就瞧你是个有福气的……”
我心里明镜似的，脸上不显出来，给她沏茶让座：“婶子，您这是有啥事，直说。”
她搓搓手，绕了半天弯子，终于说了来意：想让我给刘丽娜在店里安排个轻巧差事，“就在柜台收收钱，累不着”；另外，她听说我跟百货大楼、工地都熟，想托我给周建华“活动活动”，换个肥点的差事。
我心里直乐，脸上还是端着。
她见我不接话，脸上的笑挂不住，嗓门慢慢拔了上来：“小满，你可别忘本。当初要不是我们家退婚激你，你能有今天？说起来，你这店的本钱……”
吃面的几个老客都转过头来看。秀兰从后厨探出身子，手里攥着抹布。
我不慌不忙，把柜台底下那本旧账本拿出来，翻到头一页，又从夹页里捻出一张烟盒纸，在桌上抹平。
“婶子，账我替您记着呢。”我指头点着纸面，声音不高，满屋子都听得见，“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陈德顺收我定金两元，字据在这儿；十三，我爹十二块三、我娘八块六、秀兰三块二，都在这一页。您家那块料子、两斤糖、十块钱彩礼，我爹十三一早就退回去了，一分没留。”
我把字据往她跟前推了推：“这店的本钱，姓林、姓王，没有一文姓周。周家在我这店里，没股、没工、也没恩。”
周母的脸白了又红，嘴张了两下，到底没出声。
安排工作、托关系调动，这两样哪一样我都不能沾。我一个做买卖的，插手人家单位人事，传出去像什么？再说，凭什么？
“婶子。”我给她续上茶，话说得软，事办得硬，“您高看我了。我就是个开小馆子的，正经做我的吃食。单位上的事，我一个个体户哪有那个门路，也不敢有。丽娜要是想吃卤味，您言语一声，我给您装，不要钱。工作上的事，真对不住，帮不上。”
她脸僵了僵，还想再说。
“婶子。”我笑着把那两包糕点往她手边推了推，又让秀兰包了一大包卤蛋卤肉搁上，“这些您拿回去，给建华、给家里尝尝。咱两家虽然亲事没成，乡里乡亲的情分还在。东西我送，犯法犯规矩的忙我可不敢帮。我这小店来得不容易，得爱惜羽毛，您说是这个理不？”
话说到这个份上，她再厚的脸皮也坐不住了。拎着东西，讪讪地走了。
人一走，秀兰立刻挤过来，捏着嗓子学周母：“‘哎哟小满，有福气——’”我俩笑得直不起腰。
“别学了，让人听见。”我笑着推她。
正闹着，门外传来两声悠长的卡车喇叭，“嘀——嘀——”，由远及近，停在了店门口。
秀兰冲我挤挤眼睛，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喇叭声落，车门“咣当”一响。我手里的抹布顿了顿，抬头往门口看。一个高个子逆着光站在那儿，肩上还搭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兜。
第十章 先进台上，我说了大白话
郑培安这趟车跑了二十多天，从南边拉了一车新鲜玩意儿回来。
他进门先要了碗面，吃到一半，从驾驶室拎下个布兜递给我：“路上瞅见的，你说要的那种细竹篾蒸笼，我给你带了一套。另外南边如今时兴吃‘卤味拼盘’，饭馆里花样多着呢，你琢磨琢磨。”
我打开看，蒸笼编得又匀又结实。这人就是这样，话不多，事都办在实处。
“多少钱？”我掏钱。
“回头一块算。”他摆摆手，低头吃面，耳根却有点红。
秀兰在旁边看得直乐，被我瞪了一眼。
开了春，一九八二年三月，县里的通知下来了：召开全县先进个体劳动者表彰大会，表彰政策放开以来带头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个体户。满香居林小满，名字在头一批里头。
通知是何主任亲自送来的，一进门就握着我的手：“小满同志，好好准备个发言！给全县的个体工商户做个榜样！要有点高度——”
她官腔一套一套的，我听得头大：“何主任，我就一卖茶蛋的，不会讲话……”
“哎——”她拉长声音，“这是政治任务！”
发言稿我写了三回。头一回我自己写，大白话，何主任看了直摇头：“太家常，高度不够。”第二回我照着报纸的腔调憋了一篇，全是“形势大好、奋勇争先”，自己念着都起鸡皮疙瘩。
第三回，苏晓给我出主意：“小满，你就讲你自己的事，怎么从九块钱干到今天，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真话最打动人。”
三月二十五，星期四，县大礼堂。台上红横幅，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个体户、干部、记者。轮到我上台，腿肚子有点转筋，可一开口反倒踏实了。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叫林小满。”我拿着稿子，后来干脆放下了，“一年前的今天——不对，一年零十三天前，我在供销社后院叫人退了婚。”
台下先是一静，接着有人没忍住笑。
“那时候人人都说我完了。一个姑娘家被退了婚，农村户口，能有啥出息？”我顿了顿，“我也哭过。从前那些糗事不提，反正后来我想通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用九块钱接了人家不要的茶蛋摊。”
“头一锅蛋我煮砸了，又老又咸；头一天出摊市管会撵我；头一个冬天手冻得全是疮。”我伸出手，台下有人跟着看，“可我有几条笨规矩：东西要新鲜，当天卖不完绝不留到第二天；做吃食要干净，碗筷烫三回；挣钱要走正道，该交的税一分不少。就靠这几条，我从一个摊子干成了满香居，还带着家里人、带着几个和我一样的姐妹，一块儿站住了脚。”
“有人问我怕不怕赔。”我笑了，“怕。可我更信国家的政策，信‘勤劳’两个字。只要政策让咱老百姓奔好日子，咱就甩开膀子干。天塌不下来。”
台下静了一瞬，随即掌声哗地起来，比前头谁的都响。我看见前排的何主任一边拍手一边抹眼角，苏晓举着相机冲我直点头。
下台的时候，手心的汗把衣角蹭湿了一块，可脚底下走得稳稳的。
表彰回来第二天晚上，满香居提前打烊，全家关起门来做了一桌好菜。
我把这一年多的账本全搬出来，一本一本从头到尾当着一家人的算。存款折子、现金、店里的存货家当，一笔一笔加。
算到最后一个数，我拿铅笔在账本新翻开的一页上慢慢写下：一万零七百二十四元。
“一万……”我爹凑过来看，手都抖了，反复念叨，“一万……咱老林家出了个万元户……”
我娘又哭又笑，拍着大腿：“去年这时候谁敢想！谁敢想哟！”
我从那一沓钱里数出二百块，装进个红信封递给秀兰：“拿着。你是店里的合伙人，不是帮工。这是头一笔分红，往后年年有。”
秀兰愣着不肯接：“太多了，小满……”
“不多。”我硬塞给她，“没有你就没有今天。咱姐妹有福同享。”
她捏着那个红信封忽然低下头，半天闷闷地说：“我哥嫂要是知道我一年能挣这么多……他们从前都嫌我在家吃闲饭。”
“往后你就堂堂正正回娘家。”我说，“谁再给你脸色你也不必受。咱靠手艺吃饭，不欠谁的。”
她重重点头，把信封贴身收好。
我又给小军留足了学费，给小星扯了块花布做新衣裳，给爹娘各添了一身新衣。还专门给三个帮工的姐妹每人封了个红包，写了名字。小星捧着那块红花布在身上比来比去，乐得直转圈。最后剩下的存起来，我心里已经有了新盘算：再开一家分号，把满香居的卤味卖到邻县去。
这一晚一家人说到很晚。灶上温着一壶酒，桌上的菜热了两回，窗外的月亮升得老高。我看着爹娘、弟妹、秀兰，一张张脸都是笑，忽然就想起上辈子那个冷清的冬天。
要是那时候也有这么一屋子的人、这么一盏灯，该多好。
也好。这一世我自个儿把这灯点亮了。
第二天清早我照旧头一个到店里。天刚亮，灶火生起来，卤汤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顺着半条街飘。晨雾里门口已经有老客排队，等着吃头一锅热乎的卤蛋面。
郑培安的卡车停在街对面，他靠在车门上看见我，扬声说：“小满，我跟车队打了报告，往后固定跑这条线。”顿了顿，声音放轻，“我这车常走这儿。”
我看着他没说话，低头笑了。
王赖子后来在码头支了个正经摊，见了我老远点头。
“小满——”门口有客人喊，“来碗卤蛋面！多浇卤汤！”
“哎——”我把毛巾往肩上一搭，扬声应着，掀开热气腾腾的锅盖，“这就来！”
锅里的卤蛋一个挨一个，酱红油亮，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天边的晨雾散了，街上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满香居的灯是这条街上头一盏亮起来的，往后的每一天都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