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秀水街练摊记
我爹常说，归家女儿的手，是打麻将的手。
我爹这话说对了一半。我的手确实会摸牌，但我更会数钱挣钱。
秀水街的摊位费一个月八十，我一天就能挣回来。那些南方来的丝巾，进价三块，卖十五，碰见老外开价八十，最后四十成交。一条丝巾挣三十七块，一天卖五十条，是多少来着？算不过来，反正比我爹当工程师一个月的工资多。
那是1993年的秋天。秀水街满街都是铁丝网货架，皮夹克和牛仔衣挂在塑料衣架上，风一吹就晃荡。我租的摊位在街口往里第三家，旁边是个卖打口碟的，再旁边是个卖仿劳力士的。我们仨关系好，因为都是年轻人，都觉得自己迟早要发大财。
其实说起来，练摊并不容易！
1993年春天，我揣着从家里和朋友那儿借出来的两千块钱，在秀水街租下了第一个摊位。
那摊位只有一米宽，夹在卖打口碟的瘸子和卖假名牌手表的胖子中间。铁丝网搭的架子，顶上盖一块塑料布，风一吹就哗哗响。租金一个月八十，押一付一，租的时候我手都在抖——这要是赔了，我爹非得把我腿打断不可。
但我没办法。我在工厂里干了半年，每天站在流水线旁边拧螺丝，拧到手指头发麻，一个月拿一百二十块。我不想拧一辈子螺丝。我娘说，女人家有个稳定工作就不错了。我说，稳定地穷着，我不甘心。
第一批货是从动物园批发市场进的。我凌晨四点起床，坐头班公交车去动物园，挤在一堆拿货的大姐中间，抢那种五块钱一条的纱巾。纱巾是化纤的，摸着扎手，但颜色鲜亮，红红绿绿的，挂起来像彩旗。
我进了六十条，花了三百块。扛回来的时候，蛇皮袋把肩膀勒出一道红印子，晚上洗澡时疼得龇牙。
第一天出摊，我五点半就到了。天还没亮，路灯底下已经有几个摊主在摆货。旁边卖打口碟的瘸子姓赵，大伙儿都叫他赵瘸子，其实他不瘸，就是走路有点跛，据说是插队时被牛踢的。他看我笨手笨脚地挂纱巾，歪着嘴笑：“小姑娘，头一回吧？”
“嗯。”
“那你今天可能一条都卖不出去。”
“为什么？”
“你不会吆喝。”他指了指隔壁卖手表的胖子，“你看人家王胖子，嗓子一开，跟驴叫似的，老远都能听见。”
王胖子果然在吆喝：“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劳力士、欧米茄，瑞士机芯，日本组装，戴出去跟真的一模一样！五十块钱一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我张了张嘴，没喊出来。
那天从早上六点站到下午四点，我只卖出去三条纱巾。两条卖给了一个外地来的大妈，砍了半天价，从十五砍到八块。还有一条卖给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她挑了半天，最后选了条湖蓝色的，付了十块钱，说：“姐姐，你这纱巾挺好看的。”
收摊的时候，我数了数钱，一共二十六块。摊位费一天两块七，来回车费一块二，净挣二十二块。比工厂强。
但第二天，我就赔了。
那天来了个黑人老外，个子很高，穿着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金链子，看着挺有钱。他在我摊前停下，拿起一条丝巾摸了摸，用蹩脚的中文说：“多少钱？”
“二十。”我壮着胆子报了个高价。
他挑了三条，又拿起一条往脖子上比了比。我正等着他掏钱，他忽然把丝巾往腋下一夹，转身就走。
“哎！”我追出去，“你还没给钱！”
他走得飞快，步子又大，我小跑着才勉强跟上。赵瘸子在后面喊：“别追了！追不上的！这帮黑鬼专偷东西！”
我没听。我追了半条街，眼看要追上了，那黑人突然回头，冲我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然后他把丝巾往地上一扔，撒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捡起丝巾，四条丝巾，被他揉得皱巴巴的，其中一条还被扯了个口子。我蹲在街边，把丝巾一条一条叠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掉下来。
后来赵瘸子告诉我，那帮老外是常客，专门偷东西，偷完就跑，跑得比谁都快。“你追不上的。以后看见他们来，把东西看紧点就行了。”
我点了点头。第二天，我去五金店买了根铁链子，把货架和旁边的电线杆锁在一起。又买了条绳子，一头拴在手腕上，一头拴在货架上。王胖子笑我：“你至于吗？”
“至于。”我说，“丢怕了。”
但丢东西的事，还是常有。
有一回，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我摊前站了半天，挑了一条丝巾，又挑了一条，说：“妹子，我钱不够，先拿一条，明天给你送钱来行不行？”
我看她怀里的孩子瘦得跟猴似的，心一软，说：“行。”
第二天她没来。第三天也没来。那条丝巾五块钱进的，卖十五，我赔了五块。
还有一回，一个老头拿了条丝巾，说去隔壁摊位比对比对颜色，拿着就走了。我等了半天没见人回来，跑出去一看，老头早没影了。赵瘸子说：“那老头是惯偷，专偷新手摊子。”
这些事多了，我慢慢学会了看人。谁是真买，谁是假买，谁在打主意，谁在踩点，看几眼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学会了把贵的货放在最里面，便宜的放在外面。学会了把丝巾一条条叠好，压在玻璃板底下，想拿就得先喊我。学会了在摊子底下放根棍子，遇到不老实的就敲两下。
但有些人，防不住。
许晨婴第一次来的时候，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嘴里叼着根牙签，走路一摇三晃。他在我摊前停下来，拿起一条丝巾，在手里揉了两把。
“货不行啊。”他说。
“怎么不行？”
“太薄了，一扯就破。”他用力一扯，丝巾“嘶”的一声，裂了个口子。
“你——”我气得脸发白。
“别急。”他笑了，把破丝巾往摊上一扔，“我这是教你。这种货，卖不上价。你得进好货，真丝的，一条进价三四十，卖一百多，那才叫挣钱。”
“我没那么多本钱。”
“我有。”他凑过来，压低声音，“你跟我合作，我出货，你出摊，利润对半。”
“不用。”我说。
“别急着拒绝。”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考虑考虑。”
他走了以后，赵瘸子凑过来：“那小子叫许晨婴，倒爷，专门找小姑娘合作。你小心点，他手脚不干净。”
“怎么不干净？”
“他之前跟一个姑娘合作，把人家本钱都卷跑了。”
我没说话。但第二天许晨婴再来的时候，我把摊子往旁边挪了半米，离他远点。他笑了笑，没说什么，走了。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这回他带了几条丝巾，说是“样品”，让我看看。我接过来一看，确实是好东西，真丝的，手感滑腻，花色也雅致。我算了算，进价三十五，卖八十，一条能挣四十五。
“怎么样？”他问。
“我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他靠在货架上，离我很近。他嘴里有酒味，混着牙签的木头味，熏得我难受。“你跟我合作，一个月能挣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
“三千。”
我心跳了一下。三千。我在工厂拧螺丝，一个月才一百二。我摆摊，一天挣二三十，一个月也就六七百。三千，够我攒一年。
“你让我想想。”
“想什么？”他又往前凑了一步，手搭在我胳膊上，“你一个人摆摊多辛苦。跟我合作，我保证你——”
“你把手拿开。”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把手缩回去：“行，我等你消息。”
他走了以后，我心里翻江倒海。三千块，真丝的，好货，这些词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承认，我心动了。
但第二天，赵瘸子告诉我，许晨婴被抓了。
“怎么回事？”
“他倒卖走私货，被工商查了。货全扣了，人也进去了。”
我站在摊子前面，手里攥着一条纱巾，半天没说话。赵瘸子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姑娘，有些钱，挣不得。”
那之后，我更加小心了。进货只进自己能卖出去的，不贪多，不压货。每天收摊前算一遍账，挣了攒着，赔了记着。有一回进了批丝巾，进价高了，卖不动，我在摊子前面站了三天，一条都没卖出去。最后我咬咬牙，降价处理，五块钱一条，赔了将近一百块。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煮了一碗挂面，就着咸菜吃。面汤的热气扑在脸上，我一边吃一边算账，算着算着，眼泪掉进碗里。一百块，我得卖十条丝巾才能挣回来。十条丝巾，得站三天。
但我没跟任何人说。我爹不知道，我娘不知道，赵瘸子也不知道。第二天我照常出摊，照常吆喝。嗓子喊哑了，就喝口水接着喊。站得腿肿了，就靠在货架上歇一会儿。
那年秋天，我攒了八千块。
2 攒下桶金
八千块，是我一条纱巾一条纱巾卖出来的，是我跟人一分一毛砍价砍出来的，是我被偷过、被骗过、被流氓骚扰过之后，一分一分省下来的。
后来有人问我，摆摊苦不苦。我说苦。他说，那你为什么还干。我说，因为我不想穷。
1993年冬天，我在秀水街的最后一天，赵瘸子请我吃了碗馄饨。他一边吃一边说：“小姑娘，你这摊子是我见过最干净的摊子。货摆得整整齐齐，价标得明明白白，从来不坑人。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他又说：“许晨婴出来以后找过你吗？”
“没有。”
“那就好。”他喝了口汤，“那小子进去了就没出来过？听说判了两年。”
“嗯。”
“活该。”
吃完馄饨，我收拾摊子。把铁链子解下来，把货架擦干净，把地上的线头碎布捡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一米宽的摊位，不大，但装满了我半年的日子。
王胖子在旁边喊：“归英华，你走了谁在我旁边卖丝巾啊？”
“你自己卖呗。”
“我只会卖手表！”
“那就卖手表。”
他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块表，递给我：“拿着，算我送你的。劳力士，假的，但走得准。”
我接过表，表盘在路灯下反着光。我把它戴在手腕上，表带有点松，但能戴。
“谢了，王胖子。”
“谢什么。”他摆摆手，“以后发达了别忘了我。”
“忘不了。”
我拎着蛇皮袋走出秀水街。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从街口灌进来，冷得刺骨。但我攥着兜里的八千块钱，心里是热的。
那是我在秀水街挣的第一桶金。不多，但沉。每一分都带着我的汗，我的泪，我喊哑的嗓子，我站肿的腿。
3 初入股市遇他
1994年开春，我揣着秀水街挣来的三万八千块，走进了银河证券营业部。
那地方在东四十条，门脸不大，里头倒是热闹。大厅里摆着几排长椅，坐满了人，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仰着头看墙上的行情板。红红绿绿的数字跳来跳去，像心电图。空气里飘着烟味和方便面味，有人捧着搪瓷缸子喝茶，有人拿报纸扇风。
柜台后面的营业员是个戴眼镜的姑娘，接过我的身份证和存折，眼皮都没抬：“开户费五十。”
“多少？”我以为听错了。
“五十。”她重复了一遍，这回抬了头，打量我一眼。我穿着秀水街批来的夹克，头发扎得高高的，手里拎着个帆布包，看起来不像有钱人。“开户费，五十块。另存一万。”
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钱。大团结，十块一张的，码得整整齐齐。她数了数，又看了我一眼，这回眼神变了，从敷衍变成了……疑惑。
“你确定？”
“确定。”
她开了户，递给我一本绿色的股东代码卡。我翻开看了看，纸挺糙的，照片贴得歪歪扭扭。里面印着我的名字：归英华。
我把卡塞进帆布包最里层，拉好拉链。走出营业部大门时，阳光正好，晒得人睁不开眼。
门口蹲着个人，面前摆着个自行车轮子，手里攥着扳手。旁边竖了块纸板，歪歪扭扭写着：“修车补胎，打气一毛。”
那是徐璟琳。
我后来才知道他叫徐璟琳。当时我只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挽着，露出一截小臂。他正低头给一辆二八大杠换内胎，手指头粗短，指甲缝里嵌着黑油泥，动作却稳。车主人是个中年男人，站在旁边抽烟，嘴里念叨：“快点啊，我赶着上班。”
“马上。”徐璟琳头也不抬。
车胎扒下来，他拿锉刀锉了锉内胎表面，涂上胶水，贴上补丁，拍拍，装回去。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利落得像在表演。
中年男人扔下五毛钱，骑车走了。徐璟琳把钱揣进兜里，抬手擦了把额头的汗。他这才看见我站在门口。
“打气？”
“不。”我说，“看你修车。”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有点憨，露出两颗虎牙，和他那张晒得黑红的脸不太搭。“有什么好看的。”
“好看。”我说完，自己也觉得奇怪。我归英华在秀水街什么人没见过，砍价砍到老外哭，怎么看见个修车的就走不动道了。
那天我没走。我站在他摊子旁边，看他修了三辆车、补了两个胎、给五个人打了气。他一毛一毛地收，收完塞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那盒子是装饼干的，上头印着牡丹花，磕得坑坑洼洼。
“你一天挣多少？”我问。
“没数过。”他说，“够吃饭就行。”
“够吃饭就行？”
“嗯。”他抬头看我，“你是不是没事干？”
“我有事。”我蹲下来，和他平视，“我要炒股。”
他看了我两秒，低头继续拧螺丝：“炒股啊。那玩意儿能挣钱？”
“能。”我说，“也能赔。”
“你怕不怕赔？”
我想了想，说：“怕。但更怕穷。”
他没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他记了很久。
股市的行情，不是一开始就好的。
1994年上半年的行情，用营业部里那些老股民的话说，叫“阴跌”。什么叫阴跌？就是每天跌一点，跌得不狠，但从来不停。像一个人慢慢流血，你看着血一滴一滴往下淌，想喊救命，但周围所有人都在淌，你也就不好意思喊了。
上证指数从年初的八百多点，一路往下掉。到了四月，跌到了五百多。营业部里的长椅上，人越来越少。那个捧着搪瓷缸子喝茶的老头，连着三天没来。旁边卖打口碟的小伙子说，老头把股票全割了，说再也不来了，回去开小卖部。
“开小卖部也挺好。”他说，“旱涝保收。”
我没割。我手里的股票是“豫园商城”，六十多块买的，现在跌到五十多。一万块钱进去，剩了八千多。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爹。
我爹那阵子正得意。他厂里分了套两居室，从胡同搬进了楼房，觉得人生圆满。他问我炒股挣了多少，我说没亏没挣。他哼了一声：“趁早出来，那玩意儿是堵伯。”
我娘在旁边择菜，头也不抬地说：“你闺女有数。”
我爹瞪她：“有什么数？一个姑娘家，天天跟一帮老爷们儿挤在证券所里，像什么样子？”
“像什么样子？”我把碗往桌上一搁，“像能挣钱的样子。”
那顿饭吃得不太愉快。我爹摔了筷子，我摔了碗。我娘谁也没劝，自己把地扫了。
晚上我出门，走到银河证券门口。门关了，但旁边修车摊还亮着灯。徐璟琳蹲在地上，面前摊着一堆零件，正往一个车轴上抹黄油。
“这么晚还不收？”我站在路灯底下问。
他抬头，认出我，笑了笑：“有个客户急用，明天一早要骑。”
“你认识那客户？”
“不认识。”
“那你还修？”
“答应了。”他低头继续抹油，“答应了就得干。”
我蹲下来，看他干活。路灯昏黄，把他的侧脸照得轮廓分明。鼻子挺直，下巴上有道浅浅的疤，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手上全是油，动作却干净。
“徐师傅，”我喊他，“你叫什么名字？”
“徐璟琳。”他说，“你呢？”
“归英华。”
“归英华。”他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好名字。”
“好在哪？”
“英华。”他想了想，“有光。”
我愣了一下。秀水街那些人只会叫我“归姐”或者“那个练摊的”。没人说过我的名字有光。
“你呢？”我说，“璟琳什么意思？”
他挠了挠头，油手在头发上蹭了道印子：“我也不知道。我妈起的。她说璟是玉的光，琳也是玉的光。”
“那你全身都是光。”
他被我逗笑了，露出虎牙：“那正好，修车用不着光，你炒股用。”
那天晚上，我们蹲在路灯底下聊了半个钟头。他告诉我他高考落榜，差三分。家里供不起复读，就来北京投奔亲戚，亲戚在自行车厂上班，给他找了个修车的活儿。他攒了两年钱，想自己开个修车铺。
“开铺子要多少钱？”我问。
“五百。”他说，“差不多了。”
“我借你。”
他摇头：“不借。”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低头拧螺丝，“自己的事，自己来。”
我没再说什么。但那天回去的路上，我觉得脚下的路比平时亮。
4 阴跌死守借金
六月，股市跌得更狠了。
上证指数破了五百，又破了四百。营业部里空了一半，剩下的都是些老面孔，个个脸色铁青。有个穿中山装的老头每天来，坐在角落里织毛衣。有人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来看看我的钱是怎么没的。”
我没去营业部了。去了也没用，行情板上全是绿的，看得心堵。我改去徐璟琳的修车摊。
他忙的时候，我就蹲在旁边看。他闲的时候，我们就聊天。他问我股票的事，我就给他讲什么叫“套牢”，什么叫“割肉”。他听得认真，有时还拿个小本子记。
“你记这个干什么？”我问。
“万一以后用得上。”他说。
“你要炒股？”
“不炒。”他合上本子，“但你说的那些事，听着有意思。”
“哪里有意思？”
“你说的那些话，”他想了想，“像在打仗。”
我笑了。可不是打仗吗。我一个人，对面是全市场的空头，我拿着一万多块钱的“武器”，在阵地里死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有时候又觉得，守住了，就是英雄。
七月，行情到了最坏的时候。
上证指数跌到了三百多点。营业部门可罗雀，连织毛衣的老头都不来了。有个股民在门口嚎啕大哭，被人架着出去的。我听人说，有人把买房的钱赔光了，有人借了高利贷补仓，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手里的股票，已经从六十多跌到了二十出头。一万块钱，剩了三千多。我在秀水街挣的那点辛苦钱，就这么没了大半。
我爹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行情的事，晚上堵在门口：“归英华，你给我说实话，赔了多少？”
“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
“反正没花您的钱。”
他气得脸通红：“我告诉你，那钱是你自己挣的，赔光了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再往里投，我打断你的腿。”
“您打。”我说，“打了我就住证券所，反正我也不想回来。”
他扬手要打，被我娘拉住了。我娘把我拽进屋里，关上门，低声说：“华子，你爹是担心你。”
“我知道。”
“那你还跟他顶？”
“我……”
我娘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两百块钱。“拿着。别让你爹知道。”
我看着那两百块钱，鼻子酸了。“娘，我不要。”
“拿着。”她塞进我手里，“你爹当年娶我的时候，家里就一间半房。后来攒了十年才买了台缝纫机。你比他强，你十几岁就能自己挣钱了。娘信你。”
我把钱攥在手里，攥出了汗。
第二天我去了营业部，把两百块钱存了进去。加上剩的三千多，买了当时跌得最惨的一只股票。
买完我就去了修车摊。徐璟琳正给一辆三轮车换链条，看见我，点了点头。我没说话，蹲在他旁边，帮他递工具。
“又买了？”他问。
“嗯。”
“跌了还买？”
“跌了才买。”
他停下手里的活，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不确定。”我说，“但我确定一件事。”
“什么？”
“我不想再穷了。”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是个铁皮盒子，就是装饼干的那种，牡丹花的，我见过。他打开盖子，里面全是毛票和钢镚。
“你干什么？”
“借你。”他说，“五百。”
“你不是说不借吗？”
“那是我的事。”他把盒子往我手里塞，“这是你的事。不一样。”
我看着那盒子，看着里面那些一毛两毛的票子，看着他指甲缝里的黑油泥。我突然想哭。秀水街三年，我见过太多人，有钱的没钱的，精明的算计的，但从没有人这样对我。从没有人把自己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准备用来开铺子的钱，就这么塞给我。
“徐璟琳。”我说。
“嗯。”
“你傻不傻。”
“傻逼就是我的代名词。”他承认说，“但你说过，更怕穷。”
我接过那个铁皮盒子。盒子很轻，但我觉得沉。
七月二十九号，周五。
5 政策救市暴涨
我记得那天。上证指数跌到了三百二十五点，全年最低。营业部里没几个人，都坐在角落里发呆。我坐在靠门的位置，手里攥着股东卡，不知道该不该走。
下午收盘后，我走出营业部。天很热，蝉叫得人心烦。徐璟琳坐在他的小马扎上，面前没有车，没有活儿，就他一个人。
“跌了？”他问。“还剩多少？”
“不知道。”我蹲下来，“可能……不剩多少了。”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饿不饿？”
“不饿。”
“我饿了。”他站起来，把马扎收好，“走，吃面去。”
我们去了街角的面馆。他点了两碗炸酱面，一碟拍黄瓜。面端上来，他推了一碗给我，自己埋头吃。我看着他吃，筷子半天没动。
“吃啊。”他抬头，“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咸，但香。
“如果……全赔了呢？”
他放下筷子，想了想。“那就再来。”他说，“你摆摊能挣第一桶金，就能挣第二桶。”
“你不怕？”
“怕什么？”
“怕我是个败家娘们儿。怕我把你的钱也赔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那种亮法，和营业部门口那些股民不一样。那些人的眼睛是急的，是红的，是快烧干的。他的眼睛是静的，像井。
“归英华，”他说，“你赔了，我养你。”
“你说什么？”
“我说，”他一字一句，“你赔了，我修车养你。一天挣五块，也够吃饭。”
“讨厌，五块钱哪儿狗吃饭的，你这儿喂蝈蝈呢！”我没好气地低下头，把脸埋在面碗的热气里。眼泪却吧嗒吧嗒掉进汤里，没人看见。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好。
第二天是周六。我照常去秀水街出摊，徐璟琳照常修车。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事情变了。
七月三十号，周六，傍晚。
我收摊回家，路过报亭，看见摊主正往架上挂报纸。头版头条，黑体大字：“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
我没细看，回了家。第二天是周日，股市不开。我窝在家里，我爹在客厅看报纸，翻到那一页，念出声来：“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配股规模……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念什么呢？”我娘问。
“股市的事。”我爹放下报纸，“跟我没关系。”
我站在门口，心脏跳得厉害。
八月一号，周一。
我五点半就醒了。天刚亮，蝉还没开始叫。我穿好衣服，推门出去。走到银河证券门口时，太阳刚升起来，照得那条街金灿灿的。
门口已经排了队。不算长，二三十个人，都是老面孔。那个织毛衣的老头也在，手里拿着存折，脸色紧张。旁边有人抽烟，有人来回踱步，有人盯着手表。
徐璟琳已经在那儿了。他蹲在老位置，手里拿着扳手，但没修车。他看见我，站起来。
九点半，开门了。
我冲进去，直奔柜台。行情板上的数字跳得让人眼花。所有股票都在涨，涨得疯了一样。我买了那只跌到一块多的股票，用了所有的钱。
买完出来，我站在门口，腿在抖。
徐璟琳站在我旁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递过来一个东西。是打气筒。
“坐会儿。”他说，“别站着。”
我坐下来，靠着墙。营业部里面传来一阵阵的喊声，像潮水。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拍桌子。行情板上的数字还在跳，红得刺眼。
那天收盘，上证指数涨了百分之三十三。
我手里的股票，一天翻了一倍。
6 暴富求婚撒糖
后来的事情，很多人知道。
八月的行情，疯了。上证指数从三百多点一路冲到一千多，一个月涨了两倍多。营业部里从门可罗雀变成了人山人海，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有人扛着麻袋来存钱，有人把刚买的彩电退了来炒股，有人辞了工作专门盯盘。
我的账户里，数字一直在跳。三千变六千，六千变一万，一万变三万。我没卖。徐璟琳问我为什么不卖，我说：“再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觉得够了。”
“多少算够？”
我想了想：“够开你的修车铺，够我爹不骂我，够我娘不用再偷偷给我塞钱。”
他笑了，露出虎牙：“那应该够了。”
“你呢？”我问，“你的五百块，翻了好几倍了。”
“我不要。”他说。
“为什么？”
“那是你的。”
“徐璟琳，”我看着他，“你是不是傻？”
“不傻。”他认真地说，“我修车一天挣五块，够吃饭。你炒股一天挣五百，那也是你的。我不要你的钱。”
“那你要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要你别赔了，要你开开心心。”
九月，行情到了顶点。上证指数冲上了一千点，然后开始往下掉。营业部里的人还在往里冲，但我开始卖了。
第一天卖了一半，第二天卖了剩下的一半。全部卖完的时候，指数还在九百多。我看着账户里的数字，三万八千块进去，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十一万。
十一万。
在1994年，一个修车师傅一天挣五块钱，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挣三百块，一间两居室也就一万多块。十一万，够买十间房，够开二十个修车铺，够一个人什么都不干，活十年的。
我拿着存折，走到徐璟琳的修车摊前。
他正在给一辆自行车补胎。看见我，抬头：“卖了？”
“卖了。”
“多少？”
我把存折递给他。他擦了擦手，接过去，翻开。看了很久。
“十一万。”他说。
“嗯。”
他把存折合上，递还给我。“归英华。这家伙把你能的，你都成股神了。”
我开怀大笑。然后我蹲下来，和他平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很沉静，波澜不惊。
“徐璟琳，”我说，“你娶我吧。”
他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娶我。”我把存折塞回他手里，“这十一万，够开修车铺，够养我。你不是说过吗，我赔了你养我。现在我挣了，我养你。”
他看着手里的存折，又看着我。他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他这个人，连眼圈红都是悄悄的。
“归英华，”他说，“你是不是又冲动了。”
“我炒股都不冲动，嫁人冲动一回怎么了。”
“你爹……”
“我爹我去说。他打我就打呗，反正我赔钱的时候他也要打我。”
“你娘……”
“我娘早就站我这边了。”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存折还给我，站起来，从铁皮盒子里拿出一个东西。是那个牡丹花饼干盒，空了。
“这里面的钱，”他说，“是给你攒的。”
“什么？”
“你第一次说炒股的时候，我就开始攒了。想着万一你赔了，我还能帮你一把。”他低头看着空盒子，“后来你越赔越多，我就越攒越多。攒到五百的时候，你问我借，我给了。但盒子里还有，我没告诉你。”
我看着他，看着那个空盒子，看着里面掉出来的一张纸条。
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归英华，有光。”
“什么意思？”
“你问我璟琳什么意思，我说是玉的光。”他把纸条捡起来，折好，“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我妈说，璟琳是光，是给人照路的。我想着，你要是走夜路，我好歹能当个路灯。”
我哭了。
我蹲在地上，抱着那个空盒子，哭得像个傻子。徐璟琳站在旁边，手足无措。他想拍我的背，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最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干净的，递给我。
“擦擦脸。”
我接过抹布，擦了擦眼泪。抹布上有皂角的味道，干净，暖。
“你还没说我想听的话呢！！”
“说什么？”
“娶我。”
他蹲下来，和我平视。那双像井一样的眼睛，终于有了波纹。
“我要娶你做老婆，我的股神，不，我的女神。”他说。
后来我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路过银河证券门口，没有停下来看他修车，没有蹲在他旁边递工具，没有把那五百块钱接过来——我会不会还是那个秀水街的归英华，挣着钱，但心里空着一块。
（全文完，撒花O(∩_∩)O哈哈~，小女子拜谢大家认真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