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委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霞飞路落了一场小雪。雪一沾地就化了，只在梧桐树脚的背阴处留着一线白，像谁拿粉笔沿着砖缝轻轻划过。
德尚先生的寓所在一栋三层新式里弄房子的顶楼，两间朝南，推开窗看得见圣尼古拉教堂的尖顶。屋里最惹眼的是那张书桌。倒不是因为它大，桌上每样东西都整整齐齐的，好像生来就该呆在那，没有商量的余地：墨水瓶在右上角，离桌沿两寸；裁纸刀与它平行，刀尖朝里；那方青石镇纸压在吸墨纸的中缝上，不偏不倚。
顾延进门的时候，德尚正在来回的挪动镇纸。
“顾先生，”他没抬头，“你迟到了四分钟。”
“电车出了毛病。”
“电车每天出毛病。”他把镇纸摆正，这才抬眼，“坐。茶煨在炉子上，你自己倒。”
顾延摘下那顶被雪打湿的毡帽，在手里转了半圈，才想起屋里没处搁，便又戴回头上。德尚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把窗台上一只空花盆往外推了一寸。顾延把帽子扣在那只花盆上。
“巡捕房派你来的”德尚说
“是。”
“那你看一看这个。”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推到桌子对面，“这封信今天上午刚刚送到。送信的穿号衣，是沈公馆的人。”
顾延拿起信封。纸质很好，米白，右上角印着一株小小的槐树，底下两个字：槐园。
“沈仲庭。”德尚说。
顾延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三个字，笔尖停了一停。
“慎昌丝厂的东家。厂在闸北，一九一六年烧了的那一家。”德尚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烧死十一个人。”
“我听说过。”
“听说过的人很多，记得的人不多。”德尚往椅背上靠了靠，“一九一六年冬天，我到上海的第二年。有家保险公司请我去看那场火。我去了，看了三天，写了一份报告。结论是人为导致。”
“后来呢？”
“后来那份报告不知被谁压下了，保险公司照价赔偿。”德尚把两只手搁在桌上，指尖对着指尖，“那时候我年轻，我去争过。他们告诉我，你只需要负责好你的事情就好。”
顾延问：“那十一个人——”
“女工。二楼缫丝车间。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三十六岁。”德尚停了一下，“我记得其中一个名字。阿绣。”
“为什么单记得她？”
“因为名册上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德尚说，“就好像有人不想她就这么被人忘记似的。”
顾延记下来。他记完抬起头，德尚正望着那封信，脸上的神情笼罩在阴影中。
“先生，”顾延说，“信上写了什么？”
“你自己看。”
信不长。沈仲庭请德尚先生于本月十九日移驾吴县槐园小住数日，“家人与二三故旧咸在，园中梅花将开，望先生勿辞跋涉”。通篇客气，一个字没提为什么请他。
顾延把信读了三遍。“他没说要查什么。”
“对。”德尚说，“一个人请侦探去住几天，却不说明做什么，那说明他不是办案，可能只是需要我在场。”
“在场？”
“他要我坐在那张桌子边上看着。”德尚伸出两根手指，“人害怕的时候做两件事：把人聚到身边，或者把人赶走。沈仲庭选了头一件。”
顾延想了想。“您认识他？”
“见过两面。一九一六年我去厂里查失火，他还是协理，说话很客气，客气得让人不舒服。一九二六年我们又在一次饭局上碰过，那时他已经是东家了，胖了很多。”德尚站起来，走到窗边，“十五年了，他今年六十。”
“那宅子里还有什么人？”
“续弦的太太，姓周，过门十三年，没有生育。前头那位留下的一儿一女：少爷沈慕言，二十八；小姐沈曼青，二十四。”德尚转过身，“老管家姓陈，跟了沈家三十二年。这些是我今早打听来的，不一定准。”
“您打听这个做什么？”
“因为沈仲庭要请我去‘小住数日’，你觉得什么情况需要一位侦探和家人同时在场呢。”德尚戏虐道
顾延抬起头。“您是说他怕家里人？”
“去了就知道了。”德尚说
“那我们怎么办？”
“看。听。把他们说的话一句一句记下来，回头对着看。”德尚伸出食指，“十个人说同一件事，会有十种说法。真相不在那十种里头的任何一种里，在那十种对不上的地方。”
顾延把这条也记上了。他写字的时候，德尚在屋里踱了两圈，在书架前站住，抽出一本蓝布面的旧册子，翻到中间一页，看了一会儿，又插回去。
“先生，”顾延问，“一九一六年那场火，您到现场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德尚沉默了几秒钟。
“我看见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铁闩。”他说，“铁闩是新的，螺丝眼还是亮的。车间的门朝里开，那道闩却装在门外侧。门要是从外面闩住，里头的人出不来。”
“您写进报告了？”
“写了。第一页。”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那是平常锁门用的，怕女工夜里偷丝。”德尚把两手一摊
顾延停了笔。“十五年。那份报告您还留着？”
“留着。”德尚说，“我一直想着，哪天有人问起，我好拿出来。”
“会有人问吗？”
“今天早上以前，我以为不会。”
房间里静了一会儿。炉子上的茶壶开始响，声音很细，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吹哨。
顾延合上笔记本，像是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先生，您说那十一个人。那场火，后来有人负过责吗？”
德尚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回书桌前，把镇纸又挪了半分——其实它本来就是正的。
“没有。”他说，“签死亡证明的是巡警，判的是煤油灯打翻。就这样。”
他抬起头看着顾延。
顾延把帽子从花盆上取下来。帽檐还是湿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今晚的夜车。到苏州是明早，再换人力车。”德尚打开墙角那只旧皮箱，一样一样往里放：一把折尺，一把指甲刷，一双漆皮鞋，一双胎底毡鞋，一个小本子。放毡鞋的时候他在箱底顿了顿，把鞋头朝里调了个方向。
“槐园在吴县城外，太湖边上，离苏州三十里。这个时节湖上封渡，公路一下雪就不通车。”他扣好搭扣，“顾先生，你也带一双能在雪里走的鞋。”
“是。我下午去巡捕房销假。”
“好。”德尚说，“火车九点四十。别迟到。”
2 槐园
从苏州出来的那段路，人力车走了三个钟头。车夫一路没说话，只在过桥的时候跳下来推一把。雪是到了吴县境内才大起来的，落在棉帘子上，沙沙地响。
槐园在村子尽头，背靠一道矮丘，前面临一支湖汊。远远看过去是一片黑瓦，压在雪底下，只露出几条白墙。门楼不高，两扇黑漆大门，门边一对石鼓，鼓面上的雕花已经被几代人的手摸平了。
德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没有先看门，先看的是院墙根下的雪。
“雪是完整的。”他说。
顾延没听懂。“先生？”
“从村口到这儿，一路的车辙印只有我们这一条。别的人，要么比我们早，要么还没来。”德尚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走吧。”
拉铃。来开门的是个驼背老头，穿一件洗得发灰的棉袍，手上关节粗大。
“德尚先生？”
“是。”
“老爷吩咐了，我在这儿等您半个钟头了。”老头侧身让开，“请进。我是陈福，这宅子里的管家。”
厅上生着火盆，暖得很。德尚把大衣交给陈福，陈福接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太太。”陈福朝里头说了一声。
厅角那张八仙桌边上站起一个女人。深青旗袍，袖口熨得笔直，头发梳成低髻，髻上只插一根素银簪。她把手里的东西搁下，走过来，在离德尚三步远的地方站住。
“德尚先生。”她说，“路上辛苦了。”
“沈太太。”
“我叫周淑筠。”她顿了一下，“先生一路从上海来，雪这样大。我叫厨房煮了姜茶，回头送到房里。”
“多谢。”
她说完这句话并没有走开，而是回身把桌上刚才搁下的那样东西端了起来——一只黑漆托盘，长方形，边上描着一圈细金线。托盘上摆着两只茶盅。
“园里没有外人，”她说
德尚看了那托盘一眼。
厅那头，一个年轻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上前接德尚手里的皮箱。他动作很勤快，眼睛却不看人，往门口那条廊上飘。
“少爷沈慕言。”陈福说。
“不敢当。”沈慕言笑了一声，“德尚先生，久仰。”
德尚点点头，没接话。他注意到年轻人接箱子的时候，右手在箱子把手上捏了两回，像是掂分量。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个剪短头发的姑娘正从二层下来，穿一件男式棉袍，两手插在口袋里。她走到一半停住，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看了德尚几秒钟，然后继续往下走，从他们身边过去，一句话也没说。
“那是小姐沈曼青。”陈福说。
“看出来了。”德尚说。
火盆边坐着两个人。一个瘦，四十来岁，穿灰呢西装，怀里抱着一只黑皮包，手一直搭在搭扣上。他站起来，咳了两声才说话。
“杜文卿。”他说，“沈先生的律师。久仰德尚先生的大名。这个……这个事情，我其实……”
“杜先生。”德尚说，“慢慢说，不着急。”
“我其实也很意外。”杜文卿咳了第三声，坐下了，皮包仍然抱在怀里。
另一个是胖子，白净，指甲修得整齐，脚边放着一只英国式的出诊包。他没站起来，只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周仲禹。”他说，“沈先生这些年身体不大好，我每月来两趟。德尚先生是警务顾问，我是医生，我们算是同行。”
“同行？”
“都靠问话吃饭。”周仲禹说。
德尚笑了一下。“周医生说得好。”
厅的尽头靠窗有张小沙发，沙发上坐着个年轻人，膝头摊着一本书。从德尚进门到现在，他一次头也没抬。
“那位是？”德尚问。
“林先生。”陈福说，“姓林，名敬之，上海做纱线生意的。前天到的。”
“林先生是沈家的亲戚？”
“不是。”陈福说，“是客人。”
德尚“哦”了一声，往那边又看了一眼。那人翻了一页书，翻页的手指上有茧。
大门外忽然响起汽车喇叭，响了三声就哑了。陈福出去，不多时带进来一股冷风和一股香水味。
进来的是个女人，三十五岁上下，旗袍开衩很高，外面披一件狐皮领的大衣，大衣肩上有雪。她一边走一边解领口的扣子，眼睛在厅里扫了一圈，扫到德尚身上停了半秒。
“白梦兰。”她自己报名字，也不管别人介不介意，“上海来的。车子在村口陷住了，走了一里地。”她把大衣甩给陈福，回头对德尚笑，“这位先生面生得很。”
“德尚。”
“法国的？”
“比利时的。”
“差不多。”白梦兰在火盆边坐下，把两只手伸出去烤，“我在大世界唱弹词，先生有空来听。”
厅门又响了一声。这回进来的是个年轻女佣，瘦小，围裙系得极紧，端着一只茶盘，低着头走到八仙桌边，把茶一盅一盅摆好。她摆得很慢，每放一盅都要把杯柄转正。
德尚看着她的手。
摆到第五盅的时候，她抬头看了德尚一眼，立刻又低下去了。那是一双很安静的眼睛。
“阿巧。”陈福说，“厨房里的。她嗓子坏了，不怎么说话，先生别见怪。”
“没事。”德尚说。
阿巧摆完最后一盅，退到门边站着，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德尚在厅里站着没动。他把这一屋子的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抱着皮包的律师，修着指甲的医生，看书的年轻人，眼睛飘的少爷，靠栏杆的姑娘，烤火的女人，低着头的女佣，和在桌边端着托盘的太太。
“顾先生。”他低声说。
“在。”
“记下来。进这屋子的时候，第一个不说话的人，往往是最要紧的那个。”
“是哪一位？”
“还不知道。”德尚说，“不过今天这屋里，不说话的有两位。”
陈福在楼梯口等着。“德尚先生，您的房间在二层东头。老爷……老爷他今天不大舒服，晚饭前大概能下来。”
“不忙。”德尚说。
他跟着陈福上楼。楼梯是折返式的，中间有个平台。走到平台的时候，德尚停了一下，回头往厅里看。
楼下那一圈人没有散。他们站在原地，彼此看着，也不说话。
上楼的时候，雪又密了。德尚在房里把箱子打开，把折尺和本子摆到桌上，摆完又挪了一寸。窗外是一片白，湖汊的方向什么也看不见。
顾延进来放帽子。“先生，这些人——”
“九个人。”德尚说，“一个管家，一个太太，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做纱线的，一个唱弹词的，一个女佣。九个人，九种站法。”
“您看出来了什么？”
“我看出来他们都知道今天要来一个侦探。”德尚把窗帘拉开一条缝，“不然不会这样站着。人要是看见不知道的事情，总会有围过来看热闹想法。”
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很慢，一步一步，往楼梯这边来。德尚侧头听。
“老爷下来了。”顾延说。
德尚没有答话。他站在窗边，看着楼梯口那盏灯底下慢慢显出来的人影——一个高个子，背驼着，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垂在身侧，攥着很紧。
“有意思。”德尚喃喃道。
“什么？”
“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德尚说，“会让一个老人把拳头攥成那样。”
3 寿宴
餐厅在厅堂西边，一长条，中间摆一张能坐十二人的红木圆台面。桌上铺白布，布上压着一只玻璃转盘。转盘中央是一大盆腌笃鲜，热气顶着上面的灯往上走，把灯罩熏出一圈黄晕。
德尚被安排在沈仲庭左手第三个位子。他坐下之前绕着桌子走了半圈，看了一遍座位牌。
“顾先生。”他坐下时低声说，“你把座次记下来。”
“记座次做什么？”
“中国大家庭吃饭的座次可不是随便排的。”德尚说，“谁挨着谁，谁离得远，都是心思。”
顾延翻开本子。从上首往下数：沈仲庭，沈太太周淑筠，杜文卿，周仲禹，白梦兰，沈慕言，德尚，顾延，林敬之，沈曼青。末座空着两个位子。
“那两个位子是给谁的？”德尚问。
陈福在旁边布菜，听见了。
“回先生的话，本来是给老爷的两位老朋友留的。一位前天写了信来说不来了，一位今早派人说路上不通车。”
菜一道一道上。松鼠鳜鱼，响油鳝糊，蟹粉豆腐，酱方。阿巧端菜，每一盘都要把盘边擦一遍才放下。陈福立在主人背后，负责斟酒。
头半个钟头没人说正事。白梦兰讲了两个上海滩的笑话，讲到一半自己先笑，笑完发现没人跟，就把剩下的半句咽回去了。沈慕言喝了两杯，话开始多起来，说要在园子里装一盏电灯。沈曼青一直没开口，只把碗里的饭粒一颗一颗拨到一边。
杜文卿咳了四次。
八点半，主人站起来了。
他比德尚在楼梯口看见的时候直了些，肩膀撑开了，那只攥着的手插在马褂口袋里。桌上安静下来。
“今年我六十。”他说，“按老规矩，六十是该办一办的。不过今天我不说寿，我说别的事。”
他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撑在桌沿上。
“三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从上海寄来，落款日子是十六号。”
周淑筠端着酒盅，没有放下。
“信上只有一句话。”沈仲庭把手从桌沿上松开，“我念给你们听。”
他停了半秒钟。
“‘我知道慎昌丝厂那十一个人是怎么死的。’”
转盘停住了。白梦兰的手停在半空，那双筷子上还夹着一块鱼。
他继续说下去，声音不高，一个字一个字都很清楚。
“写信的人知道一九一六年。知道慎昌。知道那十一个人。”他把眼睛从这张脸移到那张脸，“这三条凑在一块儿的人，不多。我知道的都已经在这宅子里了。”
杜文卿的皮包从膝上滑下去，他弯腰去捡，碰翻了醋碟。
“所以，”沈仲庭把手撑回桌沿，“我请诸位来，不是做寿。是请诸位帮我一个忙。”
他坐下了。
周仲禹先开口。“仲庭兄，这话……这话重了。一九一六年那场火，巡警署不是判过了吗，煤油灯打翻。”
“判过。”沈仲庭说，“判的是煤油灯。”
“那还查什么？”
“查写信的人。”
厅里静得能听见炭盆里爆了一声。
沈慕言把酒杯放下，杯底磕在转盘上，“咯”的一响。沈曼青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她的父亲。林敬之把书合上了——那是他带来餐桌上的书，先前一直摊在膝上。
白梦兰笑了一声，很轻，笑完赶紧收住。
“沈先生，”她说，“您这是……把我们全当嫌疑人了？”
“当客人。”他把眼睛移向白梦兰，“也当嫌疑人。这两样不冲突。”
杜文卿终于把醋碟扶正了。
“仲庭兄。”他咳了一声，“这个事情，按程序讲，是不是该报巡警署？”
“报了。”沈仲庭头也没抬，“吴县巡警署说，大雪封路，等路通了派人来。”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看天。”
他答得很快。德尚在旁边听着，这时候才第一次开口。
“沈先生。”
“德尚先生。”
“那封信，”德尚把刀叉并拢，“还在吗？”
沈仲庭看着他。看了几秒钟。
“烧了。”他说。
“烧了。”
“我看完就烧了。”
德尚点点头，没再问。可他这个点头让桌上好几个人都看了过来——他们这才意识到，左手第三个位子上坐着的是什么人。
杜文卿先反应过来。
“这位……恕我眼拙。”他转向德尚，“先生是不是就是那位德尚先生？前几年公共租界那个案子，报纸上登过照片的。”
“是我。”
“可您是——”杜文卿看了主人一眼，“您是来做客的？”
“我是被请来做客的。”
沈仲庭把身子转过来。
“德尚先生。”他说，“我今天才知道您的底细，是杜先生提醒的。既然说破了，我就不绕弯子了。”他把两只手都搁在桌上，“这封信的事，我想请您查。”
“查信？”
“查写信的人。”
“沈先生，”德尚说，“查人是要讲次序的。我先要知道一件事：您烧信之前，把信看了几遍？”
他愣了一下。“三遍。”
“笔迹呢？”
“不认得。”
“左手写的还是右手？”
他想了很久。
“字是歪的。”他说，“歪得厉害。我当时以为是故意的。”
“现在呢？”
“现在我不敢说。”
德尚把餐巾折成一个小方块，压在盘子边上。
“还有一件事。”
“您说。”
“信上写的是‘十一个人’。”德尚放下筷子，“这个数目，报纸上没有登过。当年巡警署的判词里也没有写死伤人数，只写了‘女工数名’。”
桌上没有人说话。
“知道是十一个的人，”德尚抬起眼睛，“在当年，只有厂里的人、巡警署的人，和死者的家里人。”
他把餐巾又折了一次，折成更小的方块。
“沈先生，这宅子里今天在座的人里，有谁是当年慎昌丝厂的？”
沈仲庭没有回答。他把手从桌上收回去，插回马褂口袋里。那只手在里面抖。
过了很久，他说：“我。”
“您是东家。”
“我当年是协理。”
“那么，”德尚说，“在座还有一位。”
他把眼睛抬起来，不紧不慢地扫过这一圈人。白梦兰的手指绞着桌布。杜文卿抱紧了皮包。周仲禹把两只手平放在桌上，像要给人把脉。沈慕言在看他自己的酒杯。沈曼青在看着她父亲。
没有人接话。
“好。”德尚说，“那就不急。明天开始，我一个一个问。”
他站起来。这一顿饭到此就算散了，比平常的寿宴散得早。
众人陆续离席。德尚走在最后，走到门口的时候，沈仲庭在背后叫了他一声。
“德尚先生。”
“沈先生。”
他站在那张空了大半的圆台面旁边，灯还亮着，转盘上的菜都凉了。他低着头，看着桌布上的一道折痕。
“您刚才说，知道是十一个的人不多。”
“是。”
“我今年六十了。”沈仲庭转过身来，“那十一个人，我记得的名字，只剩一个。”
德尚没有催促。
“阿绣。”
他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
“那一年她十六。她母亲在我家做过两年浆洗，死了，她就进厂了。”他抬起头，“我为什么单记得她，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因为她年纪最小。也许因为她进厂那天是我领她去的。”
他停了一下。
“德尚先生，一个人做了事，以为能忘掉。忘不掉的。”
他说完这句，转身往楼上去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很慢，一步一步，和下午下来的时候一样慢。
德尚站在原地没动。
“先生，”顾延在旁边低声说，“他这话——”
“我知道。”
“您知道什么？”
“顾先生。”德尚把餐巾从桌上拿起来，展开，重新折成一个方块，“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忽然跟一个才认识两天的外国人说这种话，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德尚说，“人只有觉得自己快死了，才会挑一个不会哭的人来讲。”
4 夜
十二月十九日，夜里。
雪从八点起就没有停过。宅子里十点半熄了灯，只留下楼梯口一盏、走廊尽头一盏、厨房灶间一盏。炭盆里的火压了灰，暗红的一小堆，时不时在灰壳底下裂开一道缝，露出里面一小块亮，随即又合上。
雪把这座宅子的声音都吃掉了。屋外竹枝承受不住的时候会“啪”地脆响一声，那声音传到屋子里已经很薄；更远的地方是湖，湖面上的冰在夜里胀，隔着雪听得见闷闷的几下，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搬动家具。楼板偶尔会响。
这一夜，槐园里有九个人没有立刻睡着。他们各自待在自己的地方，做着自己的事，彼此不知道。有一件事他们倒是都一样：他们都在听。站在门外的在听门里，躺在床上的在听门外，坐在灯下的在听楼梯。一整夜，这座宅子里没有人大声说过一句话，可每一层楼都有人在等一个声音停下来。
二十一点三十分 厨房
周淑筠把黄酒倒进铫子里，搁在炭炉上。她没有叫阿巧，自己守着。
酒热到冒小泡的时候，她拿抹布垫着铫子把，倒进一只玻璃杯，又从袖袋里摸出一只棕色的玻璃小瓶。瓶塞是软木的，拔出来有一股药味。她捏着滴管，对着杯口数了数，滴了十滴。
滴完她把瓶子举到灯下，对着光又看了一遍，才塞回袖袋。
阿巧在门口站着，手在围裙上搓了一下。周淑筠回头，把小瓶拿出来给她看。
“医生的吩咐。”她说，“十滴。多一滴都不行。”
阿巧点了点头。
“你记住这个数。”周淑筠说，“往后我若是不在，你来滴，也是十滴。”
阿巧又点了点头。
她拿小勺在杯里搅了两圈，搅得很慢。搅完她把杯子搁在那只黑漆托盘上，端起来，往楼上去了。
二十二点四十分 灶间
阿巧在洗碗。她洗一只碗要洗三遍，洗完竖在沥水架上，碗口朝下，一个挨一个，间距一样。
陈福在门口站着看了她一会儿。
“去睡吧。”他说。
阿巧摇了摇头，把手在围裙上擦干，又从灶台上拿起一只空铫子，里外冲了一遍。
“太太用过的东西，”陈福说，“明早再洗也一样。”
阿巧还是摇头。她把铫子挂回钉子上，挂钩碰着钉子，响了一声。
陈福不再劝。他转身的时候，看见她抬手把耳朵后头的一缕头发往里塞了塞。
二十一点四十分 楼上书房
门没有关严，留着一道缝。周淑筠用肩膀把门顶开，端着托盘进去。
沈仲庭坐在桌前写东西。他听见脚步声，笔停了一下，没有抬头。
“酒来了。”
“搁着吧。”
她把托盘放在桌角，把那只玻璃杯端到他手边，杯柄朝右——他惯用右手。
他没有立刻喝。他看着杯子，看了几秒钟。
“今天苦。”他说。
“药苦。”她说。
“药一直都苦？”
“一直都苦。”她说，“先生喝惯了。”
他端起来，喝了。喝到一半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
“你下去吧。”
周淑筠把空杯放回托盘，端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回身把门带上，只带到还剩一道缝。
“留着吧。”沈仲庭说。
她没有应声，把门又推开了一寸，走了。
二十三时过五分 西厢杜文卿房
杜文卿把皮包搁在膝上，打开，取出一本蓝皮账册和一杆小算盘。他拨了三遍，三遍的数都不一样。
第四遍拨完，他把算盘放下，两只手在膝盖上按着，按到指节发白。
窗外是雪。他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去看那本账册，看了两行，忽然把它合上，塞回皮包。
他咳了一声。这一声咳得比白天都长。
二十三点十分 楼上走廊
沈慕言贴着墙走。他穿的是软底鞋，脚落在楼板上几乎没有声音。
走廊东头那盏灯底下，书房那扇门关着。
他在离那扇门两丈远的地方停住，手在裤袋里捏着一样东西——一只空的绒布首饰袋，袋口的绳子已经松了。
他站了大概半分钟，往前走了三步，又退回来。
二十三点二十分 东走道
她又上了一次楼。
这回她手里没有托盘，只有一只小手炉，铜的，擦得发亮。炉子是给楼下炭盆加炭的时候顺手灌的，走到半路她才想起来，书房里其实有煤球炉。
她到了书房外，抬手在门板上敲了两下，推门进去了。
门在里面关上了。
二十三点二十分 楼下藏书室
藏书室的门虚掩着，里头没有点灯，只有一支蜡烛。
沈曼青站在门外，背靠着墙。她两只手插在棉袍口袋里，肩膀抵着墙，一动不动。
里头有人在翻书，很轻，一页一页。
过了十来分钟，翻书声停了。
“找到了吗？”曼青低声问。
“没有。”里头的人说，“账都搬走了，只剩这些没用的。”
“再找一次。”
“曼青。”
“再找一次。”她说。
里头没有再答话，翻书的动静又起了。
二十三点二十五分 二层 书房
沈仲庭坐在书桌前，把刚写完的一张纸从头看了一遍。
纸上只有三行字。他看完，把它折成两折，塞进书桌右手第二个抽屉，没有锁。
然后他起身，走到门边，把那道铁插销扣上了。
扣完他没有立刻走开，而是用手在插销上按了按，试了试松紧，又推了两下门板。门板发出很闷的响声，纹丝不动。
他回到桌边坐下，没有脱马褂，就那样坐着，看着桌上的台灯。灯罩是绿的，灯下那一圈光落在吸墨纸上，把纸上那两个铅笔字照得发亮。
他这样坐了很久，久到灯油下去了一截。中间他伸手把抽屉拉开一条缝，看了看那张折起来的纸，又推了回去。
十一点半 东走道
白梦兰提着裙子上楼。鞋跟在楼板上敲出声音，敲了七八下，自己觉得太响，就把鞋提在手里，赤脚走。
她在书房门前站住，抬起手要敲门。
手停在空中。
门里有人在说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了半句，听不清词，只听得见那个调子——不高，很慢，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她把手放下来，等了一会儿，又抬起来，最后还是没有敲。
她转身走了。鞋是在下了楼以后才穿回去的。
二十三点三十分 走道尽头
另一个人也站在这条走道上，站在离书房更远的那头，靠着窗。
林敬之把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口袋里那件东西又硬又凉，硌着掌心。
他看着书房门缝底下透出来的那线光。
他站了五分钟。
然后门里那个人说了四个字。声音隔着门板，听不真切，可林敬之听清了。
他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空着。
他转身，沿着原路走回去了。走的时候脚步并不快，也没有回头。
二十三点三十五分 书房外
沈慕言终于摸到了书房外。
他弯下腰，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里头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是他父亲，另一个是女人的声音——他说不上来是谁，因为那个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剩下起伏。
他听不清内容。
他只听清了最后几句里的一个词：“阿绣。”
然后有椅子挪动的动静，有脚步声，门在里面开了又关上——不，门没有开。
门是从里面扣上的。
“咔”的一声，铁插销落进槽里，很脆，在夜里传得很远。
沈慕言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猛地直起身，往后退。他退了两步，转身就跑，一直跑到楼梯口，扶着栏杆站住了。
他没有看见任何人。
二十三点四十分 楼上走廊
德尚披着大衣站在自己房门口。
他开门出来，打算到楼梯口去看看雪。
走廊尽头那盏灯底下，有一个人影。那人背对着他，正往东走，走到书房门口就看不见了——不是消失，是进了书房那一片黑里。
德尚站住，等了几秒钟。
然后他听见了“咔”的一声。
他看了看自己的表。十一点四十分。
他站着又等了十分钟。走廊上没有人再出来，也没有别的声音。
回到房里，他点亮台灯，把小本子翻开，写下一行字：
二十三点四十分，书房的门，从里面锁上。
写完他停住笔，想了一会儿，又写了一行：
**端酒的人是谁？**
他把本子合上，吹灭了灯。
顾延在他的脚头那张小床上翻了个身，没有醒。德尚在黑地里坐了一会儿，听着雪。
他听的是脚步声。这一夜他一共听见三回上楼的脚步：第一回在九点半左右，走得慢，是女人的软底鞋；第二回在十一点二十前后，也慢；第三回在十一点半刚过，走得快些，是一双皮鞋，从东头过去，又从东头回来。
第二双鞋下楼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十八分。
他把这个时间也记下来了。记完他把笔搁下，躺回去，两只手交叠在胸口。
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窗台上，一层一层往上加，把窗框底下那道缝慢慢填平了。
5 密室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七点。
天是灰的，雪小了些，落在窗上不再化。厨房的钟敲了七下，敲到第五下的时候卡了一下，第六下隔了很久才响。
阿巧端着早茶上楼。托盘上是一只青瓷茶盅、一小碟酱瓜，还有老爷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要喝的那碗热豆浆。
她走到二层东头，在书房门前站住，把托盘换到左手，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她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三下，敲得重些。托盘上的豆浆晃出来一点，溅在她手背上，她没有去擦。
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
听了大概十秒钟，她把托盘放到地上，转身往楼下跑。跑的时候她没有喊，只是跑。围裙的带子在楼梯扶手上挂了一下，她扯断了继续跑。
七点十二分，陈福拿着一把斧头上楼。
他先敲门，喊了两声“老爷”。没有回应。他绕到书房另一头，试了试那扇通卧室的内门，那扇门从卧室一侧闩着，推不开。
他回到走道这边的门前，把斧头刃插进门缝，撬了三下。第四下的时候，门框裂了，那道铁插销从糟朽的木头上脱出来，掉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到墙根去了。
门开了。
屋里比走廊冷。窗关着，插销扣死，玻璃上结了一层霜，霜上有一道被人用手指抹开的痕，从边上抹到中间，又合上了。
煤球炉早就熄了，灰是白的。
沈仲庭伏在书桌上，脸朝右侧枕在胳膊上，左手还搭着那张吸墨纸。他穿着昨晚那件马褂，没有脱。
陈福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七点二十分，周仲禹上楼。他提着出诊包，进门先摸了死者的脖子，又翻开眼皮看了一下，最后把听诊器按在胸口听了很久。
他直起身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什么时候？”德尚问。
德尚是七点十八分到的。他穿好了大衣，头发没梳过，领带还歪了一点—这在他是很少见的。
“照尸体的情形看，”周仲禹说，“昨夜十一点到今晨一点之间。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再细要等法医。”
“能看出是怎么死的吗？”
“看不出。”周仲禹说，“没有外伤，没有血，脸上也没有青紫。心脏病人夜里发作，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心脏病人？”
“是。心脏肥大，我给他看了七年。”
周仲禹说完这句，去拧他出诊包的搭扣，拧了两下没拧开，又拧了一下。
德尚已经在屋里走了一圈。
他先看门。门框上那道插销的槽还在，木头新裂了一块，木茬是白的。插销本身躺在墙根，德尚蹲下去看，没有用手碰。
“这道插销，”他说，“只能从里面扣？”
“只能从里面。”陈福说，“这扇门是老式的，外面用钥匙锁，里面用插销。老爷睡前总要扣上。”
“每天？”
“这一年多，天天扣。”
德尚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看插销，看玻璃上的霜，看窗外。
窗外是一条窄窄的窗台，窗台下面就是院子，院子里的雪是平整的，从墙根一直铺到矮丘脚下，中间没有坑，没有脚印，只有夜里落下来的一层新雪。
“这扇窗，”德尚说，“多久没开过？”
“入冬就没开过。”陈福说，“太太说漏风。”
德尚点了点头。他走到书桌前，绕着桌子走了半圈，停在死者右手那一边。
桌上有一只玻璃杯，空的，杯底剩了一层薄薄的黄，凑近能闻到酒气。杯壁上有半枚指纹，不清楚。
桌角摆着一只铜盆，盆里有灰。灰里有一小片没烧尽的纸，指甲盖大小，边上是焦的，中间还留着三个字的半边。
德尚没有伸手去碰那片纸。他弯下腰，眼睛离铜盆不到一尺，看得很慢。
看完了他才直起身。
“沈先生，”他说，“我念一遍我看见的字。”
顾延在旁边把笔按在纸上。
“‘我知道你是’。”德尚说。
屋里没有人说话。
“后面还有字吗？”顾延问。
“有。烧掉了。”
德尚绕到桌子另一边。桌上还有一支铅笔，笔尖断了——不是折断，是写的时候压断的，断口不齐，铅笔屑还留在吸墨纸上，一小撮。
他抬头看桌上的月份牌。十二月十九日那一页还在，上面有人用铅笔记了两个字，看不清是什么。十二月二十日这一页——
这一页没有了。
月份牌是用一枚铜钉钉在木座上的，撕纸的时候要用力。德尚用指甲抠了抠那枚铜钉的周围，抠出一点纸毛。
“这一页是撕掉的，”他说，“不是翻过去的。”
他伸手去死者的马褂口袋里摸。摸了两只口袋，从右边那只里摸出一串钥匙，三把，一大两小。
德尚把钥匙举到亮处，一把一把看。看完他把最大的那把插进门锁的钥匙孔，转了半圈。锁开了。
“门是从里面扣上的，”他说，“钥匙在他身上。”
他在屋里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书桌与墙之间那条窄缝，蹲下去看地毯。
地毯是旧的，暗红，起了毛。地毯靠墙那一边的边缘上，有一小截线头，颜色发暗，不到一寸长。
德尚用两根手指把它拈起来，看了看，塞进自己马甲的口袋里。
他没有说那是什么。
“先生。”顾延低声问，“这是什么？”
德尚站起来，拍了拍膝盖。
“还不知道。”
八点整，楼下的人都上来了，挤在走廊上，没有人敢进屋。德尚让他们在门外站着，一个一个看过去：周淑筠站在最前面，深青旗袍，两手交叠在身前；沈慕言靠在墙上，眼睛是红的；沈曼青站在最后面，面无表情；杜文卿抱着皮包，一直在咳；林敬之站在窗边；白梦兰披着大衣，肩上还有没拍掉的雪；阿巧站在厨房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绞着。
德尚从屋里出来，把门带上。
“沈太太。”
“在。”
“今天早上，您最后一次见您先生，是什么时候？”
“昨晚九点半。”周淑筠说，“我送酒上去，他喝了，我就出来了。”
“他当时怎么样？”
“和平时一样。”
“一样是指？”
“他总是那样。”她说，“不大说话。”
德尚点了点头。
“有一件事我要先说清楚。”他把两手背在身后，声音不高，但走廊上每个人都听得见，“吴县巡警署的人，现在来不了。从昨天起雪就没有停，公路不通，湖上封渡，电话要到村公所去摇。”
他停了一下。
“在巡警署的人到之前，这座宅子里的规矩由我定。第一，任何人不得离开槐园。第二，任何人不许进这间书房。第三，从现在开始，我至少要跟每一位谈一次话。”
杜文卿先开口：“德尚先生，这个……这个有法律依据吗？”
“没有。”德尚说，“法律依据要等路通了才会有。现在只有雪。”
他转身往楼下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顾延一眼。
“顾先生。”
“在。”
“你跟我来。”
到了客厅，德尚把大衣脱下来挂在椅背上，先把袖口抹平，才坐下。
顾延把本子摊开：“先生，这案子——”
“这案子，”德尚说，“现在还不叫案子。周医生说不出来是怎么死的，那它就是一桩‘夜里睡着就没起来’。”
“可您不这么想。”
“我不这么想。”德尚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门从里面扣着，钥匙在他身上，窗户扣死，窗外雪地上一只脚印也没有。这四样凑在一起，只有两种讲法。”
“哪两种？”
“第一种，他是自己死的，死前自己扣了门。”
“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有人在里头，等他死了再从窗户飞出去。”德尚看着顾延，“我的朋友，你觉得是哪一种？”
顾延想了想：“第一种。”
“对。”德尚说，“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他怎么进来的——根本没有人需要进来。”
他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问题是，那个进去的人，是怎么出去的。”
顾延愣住了。“可门是锁着的。”
“是啊。”德尚说，“门是锁着的。”
他把手摊开，掌心朝上，像托着什么东西。
“可他是被请进去的。”
6 现场
八点半，雪停了一阵，天光白得反常。德尚带着顾延重新上楼。
门口还站着两个佣人，是陈福派来的，一个守着书房，一个守着楼梯。德尚让他们退到走廊那头去，只留顾延一个人跟着。
“先生，我们从哪儿开始？”顾延问。
“从门开始。”德尚说
他打开那只小皮箱——不是装衣服的那只，是装工具的那只——取出一把折尺、一只放大镜、一小包滑石粉、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把折尺拉开，量门框上那道插销槽到地面的距离：三尺一寸。又量插销本身：三寸半，铁打的，头上有个圆环，环上磨出一道亮痕。
“这道插销天天用。”德尚说，“天天用才会磨出亮痕。”
他把插销放进牛皮纸信封，封好，让顾延写上日期。
“先生，插销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德尚说，“我只是把它收起来。等巡警署的人来了，我要能证明我动过什么、没动过什么。”
接下来是窗。
窗是两扇对开的木窗，中间搭扣，底下另有一根铁插销。德尚先看了插销：扣着，扣得很死，插销杆上有一层薄锈，锈没有被蹭过的痕迹。
他用手指在窗台上抹了一下，抹下一点灰，捻了捻。
“灰是干的，一整层的。”他说，“这扇窗入冬以后没有开过。”
他推开一侧窗扇往外看。窗台外沿宽度不到一尺，上面铺着雪，雪面平整。再往下是墙，墙底下是院子的边角，那一片雪也是平的。
德尚把头伸出去，往上看。屋檐上垂着几排冰凌，最长的有一尺，尖头朝下。
“顾先生。”
“在。”
“从这扇窗进出，”德尚说，“要么踩窗台，要么踩冰凌。窗台上的雪是整的，冰凌一根也没断。”
他缩回头，关上窗，把搭扣扣回去。
“记下来：窗户排除。”
顾延记完，抬头看见德尚正蹲在地毯边上，用放大镜看地毯起毛的地方。
“先生找什么？”
“找脚印。”德尚说，“人进屋总会带进来点什么。雪、泥、灰。这屋里地毯是暗红的，看不清，可鞋底的纹路会把毛压倒，压倒的方向能看。”
他一寸一寸地移，从门口移到书桌，又从书桌移到窗边。移了大概一刻钟，他停在地毯靠墙的那一边。
“昨天我在这里捡到过一样东西。”他说。
他从马甲口袋里摸出那一小截线头，搁在放大镜底下。
“这是什么？”顾延问。
“线。”德尚说，“丝线。”
“丝线怎么会在书房里？”
“这正是我要问的。”德尚把线头装进另一个信封，写上编号，交给顾延，“这宅子是丝厂老板的宅子，满屋子都是丝。所以它在这里，一点都不奇怪。”
“那您为什么收起来？”
“因为细节总是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德尚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书桌是接下来的一处。
德尚先绕着它走了一圈，没有碰任何东西。走完他拉开右手第二个抽屉——就是沈仲庭昨晚塞纸进去的那一个。
抽屉里有一叠账册，最上面一本封皮上写着“慎昌丝厂 民国十四年 总册”。德尚把它翻开，翻了两页，又翻到最后一页，然后把它放到一边。
底下还有一本薄的，蓝皮，边角磨圆了。
德尚翻开第一页，停住了。
“顾先生，过来。”
顾延凑过去。那是一份名册，毛笔写的，竖排，一列一列。第一列是姓名，第二列是年纪，第三列是籍贯。
一共十一行。
德尚没有说话。他把这一页从头看到尾。看到第八行的时候，他的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又移开。
“记下来。”他说。
顾延一个一个抄：陈阿绣，十六，吴县。王秀英，十九，无锡。李招弟，十七，吴县。周桂珍，三十六，常熟……
抄到第十一个，顾延的手停住了。
“先生，”他说，“这上头有个年纪后头画了个圈。”
“第几个？”
“第八。”
德尚点点头。
他把名册合上，放进信封。
“沈先生为什么会把这个留在抽屉里？”顾延问。
“因为他没打算让人看见，又没舍得扔。”德尚说
然后是月份牌。
德尚把铜钉旋开，把整本月份牌取下来。十二月十九日那一页上，有两个铅笔字，写得很轻，几乎看不出。他把纸斜过来对着光，看了很久。
“是‘药’字和‘晚’字。”他说，“他自己记的，提醒自己晚上吃药。”
“十二月二十日这一页呢？”
“被撕了。”
“撕的人为什么要撕这一页？”
德尚没有回答。他把整本月份牌翻了一遍，翻到最后，停在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那两页上。
“你看这里。”他把月份牌推给顾延。
那两页的右上角有一点压痕，是铅笔尖压出来的，很浅，但形状是字的一半。
“他撕走的是二十日那一页，”德尚说，“可他在二十一日那一页上写过东西。写的时候垫在下面的纸，会把印子留到下一页。”
“写了什么？”
“看得见半个字。”德尚说，“剩下的在撕走的那一张上。”
他把月份牌也装进信封。
最后一样是铜盆里的灰。
德尚用小勺把灰一点点拨开，拨出三片没烧尽的纸。最大的一片比指甲盖略大，上面能认出四个字：“我知道你是”。另外两片只剩焦边。
他把这三片分别装好，然后蹲在那里，看着铜盆，很久没有动。
“先生？”
“我在想一件事。”德尚说，“一个人烧信，是烧给别人看的，还是烧给自己看的？”
“有区别吗？”
“有。”德尚说，“烧给别人看的，会烧得很干净。烧给自己看的，才会在烧到一半的时候停手。”
他站起来“这封信他烧到一半就停了。”
他走到书桌边，拿起那支断了尖的铅笔，对着光看断口。
“笔尖是写字的时候压断的。断口不齐，说明他写得很用力。”他把铅笔放回原处，“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写得很用力？”
顾延想了想。“着急的时候。”
“或者，”德尚说，“手抖的时候。”
他把身上的工具一样一样收回皮箱。收完他站在屋子中央，把这一整间屋子从门看到窗，从窗看到桌，从桌看到地毯。
“顾先生，我们把看见的理一理。”
“是。”
“第一，门从里面扣着，钥匙在他身上，窗户扣死，窗外雪地没有脚印。第二，他死于昨夜十一点到今晨一点之间。第三，桌上有一只空酒杯，杯底剩酒。第四，月份牌撕掉一页，撕掉之前他在上面写了半个字。第五，铜盆里有一封烧了一半的信。第六，铅笔尖断了。”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六点是最要紧的。他死之前，写过字。”
“写给谁的？”
“不知道。”德尚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他把皮箱扣上。
“一封信被烧了，一页纸被撕了。这两样东西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顾延抬起头。“为什么？”
“因为烧信的人想让人看不见内容，”德尚说，“撕纸的人想让人看不见名字。”
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张书桌。
“我的朋友，昨天夜里，这间屋子里进来过两个人。”
7 钥匙与酒
九点半，客厅里生了两个炭盆。德尚把长桌横过来摆在屋子中央，自己坐在短的一头，顾延坐在他右手，面前摊着本子。
他管这叫“法庭”。
窗上结着霜，霜化下来的水顺着窗框往下淌，在窗台上积成一小滩。厅里虽然生了火，那点热气却撑不住这么大一间屋子，坐久了脚底下还是凉的。德尚把椅子往炭盆那边挪了半尺，随即又挪回原位——问话的人不能坐得离火更近，一近，两个人就不平等了。
“一个一个来。”他说，“不许多人在场。”
“为什么？”
“两个人在场，他们就会先商量好一套话再进来。”德尚说，“商量出来的话总是太顺。太顺的话，我一听就知道是排练过的。”
第一个进来的是陈福。他穿那件洗得发灰的棉袍，袖口磨出了毛边，两只手垂在身侧——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一点洗不掉的黑，是常年收拾铜器和炭盆留下的。德尚让了两次，他才把半个身子搁在椅子边上。
书房钥匙的事，他答得很干脆：两把，一把老爷随身，一把交在太太手上。太太那把，去年秋天丢了。
“您看见她丢的吗？”
“没有。”
“那把钥匙原先搁在哪儿？”
“太太的针线筐里，梳妆台底下。”
“还有第三把吗？”
陈福摇头。他说他在沈家三十二年，钥匙一直由他经管：书房两把，卧室一把，账房一把，库房一把，后账房两把。“账房和库房的在我身上。”他说着，从腰间解下一小串，搁在桌角。
德尚把从死者身上取下的那串也摆出来。陈福只瞄了一眼：“这是老爷那串。三把：书房、卧室、后门。”
“少了一把吗？”
“不少。”
德尚把两串钥匙并排摆在桌上，用指尖把它们拨成平行，又退后一寸端详。这个动作他做了两回，一回在摆之前，一回在摆之后。
今早破门用的是斧头，这一点陈福说了两遍，第二遍是德尚追问之后说的。德尚问斧头现在何处，老管家说靠在柴房门后，木柄上还沾着一点门框的木屑，他没有洗。德尚问，为什么不先向太太讨她那把钥匙。老管家沉默了几秒钟，才答：“因为那把已经丢了。”
“可您刚才说，您没看见她丢。”
“是。”
“那您怎么知道真丢了？”
陈福没有答。他那双垂在身侧的手慢慢握拢，又松开。走廊上有人在远处走动，脚步声过去以后，厅里静得能听见炭盆里灰壳裂开的声音。
至于楼梯和二层走廊，陈福说，他七点十二分上去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
他退出去时脚步比进来时慢，走到门口还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串钥匙。
德尚在纸上写了两个字。顾延伸头去看，是“护着”。
“先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答的每一句里，有一半是替自己答，另一半是替别人挡。”德尚说
第二个进来的是周淑筠。她不等传唤，自己走进来。厅里的光从她背后打过来，先把她的影子送到桌面上。她换了一根簪子——昨夜是素银的，今早换成了乌木的。坐下以后她先把裙摆理平，再把两手放到膝上，两个动作连成一串，像做惯了的一套。
她承认昨晚九点半上楼送酒。黄酒，热的，亲手在厨房铫子里温的，七年如一日。“他喝惯了我温的，”她说，“酒温到什么程度，他尝得出。”
她把那只黑漆托盘也交代了：书房里有一对，她用的是其中一只，用完端回厨房。
“您出来的时候，门是什么状态？”
“开着。”
“您没有随手带上？”
“没有。”她说，“他不要我带。”
德尚抬起眼睛。
“沈太太，您先生睡前锁门吗？”
“锁。”
“从什么时候起？”
“一年多了。”
“天天？”
“天天。”她停了一下，“这几个月更甚。有时候我还在屋里，他也要等我出去再闩上。”
“他怕什么？”
“我不清楚。”
“不清楚，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没有立刻回答。窗外有雪从竹枝上滑下去，落在阶石上，一声闷响。过了几秒钟她才开口，声音和先前一样平：“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他不说。”
至于那把钥匙，她的说法和陈福一致：去年秋天，针线筐里，找了两天没找着。
德尚把这些一句一句记下来。记完他抬头问：“昨晚您送完酒下来，还上过楼吗？”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她答得太稳了。顾延后来在走廊上跟德尚说，他记了三个人的笔录，陈福答一句要停一停，沈慕言答一句要绕三绕，唯独这位太太，每一句都一样长，一样快，一样平，中间没有一次想不起来，也没有一次改口。
“一个人要是练过一套话，答起来就会太稳。”德尚说，“太稳也是一种不稳。”
周淑筠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住，回过身。
“德尚先生。”
“沈太太。”
“我先生这一向夜里睡不好。”她说，“前天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您说。”
“他说，他梦见厂里的人来找他。”
“哪一个厂？”
“慎昌。”她说，“他说他梦见十一个人站在楼下院子里，也不敲门，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站了一整夜。”
德尚问：“十七号？”
“十七号。”
他在本子上写了三个字：十七号。
第三个进来的是沈慕言。少爷进门之前在门外跟谁说了句话，声音压得极低。进来时脸上还带着那句话的余气，嘴角有点往上，随即又收了。他往椅子上坐，坐下去才发现椅子没对准桌子，又站起来挪了挪。
他自称十点半回房，之后一夜未出。德尚问他怎么记得那么准，他说他看过表。
“少爷，人看表的时候，看到的是‘十点半’这三个字吗？”
“什么意思？”
“人看表，看到的是‘该睡了’或者‘还早’。没有人在临睡前看一眼表，然后记住一个整点。”德尚说，“您记得这样清楚，说明这个时间是您想让我记住的。”
沈慕言的脸涨红了。他改口说，也许不是十点半，也许是十一点，反正他睡了。德尚又问，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他有没有听见什么。少爷的嘴唇动了动，说没有。
德尚看了他三秒钟，把本子合上，放他走了。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一声响。
门关上以后，顾延问要不要追。
“不追。”德尚把笔搁下
“那怎么办？”
“把他搁在一边。”德尚说，“等他非说不可的时候，他自己会来找你。”
他往椅背上一靠，两手在桌上并拢。
“少爷在撒谎。可他撒谎的样子，像个偷了东西的人，不像个杀了人的人。”
顾延抬起头：“这两样有区别？”
“有。”德尚说，“偷东西的人怕的是被人看见。杀人的怕的是被人想起来。”
他把炭盆边的火钳拿起来，把炭拨了拨。火星子往上蹿了一寸，又落回去。
“下一个。”
8 林先生
十一点，德尚让陈福把所有人的房门都打开了。
“一间一间搜。”他说，“陈管家跟着，顾先生记。搜出来的东西一律登记，一件不许动位置。”
“先生，”陈福为难，“这……都是客人。”
“是客人，也是住在这座宅子里的人。”德尚说，“沈先生死了，屋里还有九个人。我不搜，就得把这九个人一个个想成凶手。我搜了，也许能少想几个。”
前三间搜下来收获寥寥。杜文卿屋里堆着卷宗，抽屉深处藏着两瓶止咳药水；白梦兰房里香气呛人，皮箱中是戏服、胭脂和一沓麻绳捆着的旧信；周仲禹那间最整洁，出诊包搁在案上，瓶罐按高矮排成一列，瓶签一律朝外。顾延一一登记，德尚只在两处停过脚：白梦兰那捆信，他数了数，七封，没有拆；周医生那排药瓶，他拿起一只对着窗光照了照，又原样放回。
搜到第四间，是二层西厢靠北那间，住的是自称做纱线生意的林敬之。
这间房是九间里最不像客房的一间。窗台没有摆设，墙上没挂字画，热水瓶放在固定的角落，把手朝里。床铺叠得见棱见角，被子压出一道平痕。桌上只有一盏灯和一本书，书页间夹着一枚火车票当书签。
德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这间屋子从头看到尾。
“这屋子住着的人，”他说，“随时准备走。”
箱子放在床脚，两只，一藤一牛皮，都上了锁。
德尚问：“钥匙呢？”
林敬之站在门边，没有进屋。他把钥匙从口袋里拿出来，交给陈福。
藤箱里是衣服。牛皮箱里，衣服底下压着一本账册。
顾延把账册捧出来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先生。”
德尚接过去，翻到扉页。扉页上有一行毛笔字，写得很端正：**陆敬亭 民国二年 立**。
他把这页对着光看了很久才翻进去。里头是丝厂进出账，记到民国二年冬天就断了。
“林先生。”德尚说。
门边那个人没有动。
“这本账，是您父亲的？”
沉默。厅里那座自鸣钟走了七八秒。
“是。”他说。
“您姓什么？”
“陆。”
“陆敬亭是什么人？”
“他是我父亲。”那个人说，“他一九一三年死在苏州河的码头上。官面上的说法是失足落水。”
“官面上的说法。”德尚把账册合上，“您自己的说法呢？”
陆明远——他终于不再用那个化名了——往前走了一步，走进屋里。他个子高，肩很宽，站在门口的时候得低一点头。他的手上有茧，指根那一层厚，不是握笔握出来的。
“我父亲不会游水。”他说，“他从小在常熟乡下长大，连池塘都不下。他会在夜里掉进苏州河？”
“谁说他在夜里？”
“捞上来的时候是清晨。”陆明远说，“前一天晚上，他跟沈仲庭在码头边的酒馆里喝酒。这件事有三个人看见。”
德尚没有说话。
他说这些话时语速很慢，一句是一句，中间不留空。这不是想好了才说的样子，是想了太多年、说过太多遍的样子。
父亲死那年他八岁。母亲带他回常熟乡下，靠缝补过活，住了十年。十八岁他独回上海，先在码头扛包，攒下点本钱才做起纱线。这八年他把那一年进出丝厂的账一笔笔抄下来，抄了两本，跟官方的股本册一页页对。
“对出了什么？”
“对出我父亲死后第三天，慎昌的股本册上少了一个名字，多了一笔银子。”他说，“银子在沈仲庭名下。”
顾延在本子上写。写到这一句的时候，他听见炭盆里爆了一声。
“所以您来了。”德尚说。
“所以我来了。”
“用什么名义？”
“林敬之。”陆明远说，“做纱线生意，跟沈家有过两回买卖。他请我，我就来了。”
德尚点点头。他把账册交给顾延登记，然后走到那只牛皮箱跟前，蹲下去。
“箱子底下还有东西吗？”
“没有。”
德尚伸手进去，把底层衣服一件件拿出来。一件灰布长衫，一件棉背心，都叠好了，袖子往里折，折缝压得很死。
拿到第三件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指腹底下碰到一个硬角，方方正正，隔着布有凉意。
他把那件衣服掀开。
底下是一只扁扁的铁盒，黑漆的，一角掉了漆。铁盒旁边是一只用软木塞塞住的棕色玻璃小瓶，瓶里装了大半瓶透明液体，瓶底沉着一点结晶。
德尚把两样东西都取出来，摆在桌上。
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把勃朗宁手枪，六成新，弹匣是满的。
陈福往后退了一步，撞在门框上。
“林先生。”德尚说，“您带着枪，带着这个瓶子，住进了死者的宅子。”
“是。”
“这瓶里是什么？”
“乌头碱。”
“从哪里弄来的？”
“上海，虹口一家日本药房。”
“买了多久？”
“三个月。”
德尚把瓶子举到亮处，转了半圈。
“乌头碱吃下去是什么样子，您知道吗？”
陆明远没有答。
“嘴唇先麻，舌尖发木，接着四肢失去知觉，人会吐。”德尚把瓶子放回桌上，“死者的嘴唇是好的，指甲盖是红的，床单和桌面都干净。他没有吐。”
“我知道。”陆明远说。
“您知道？”
“我查过。”他说，“我来之前，把能想到的法子都查了一遍。我知道哪一种会留下什么。”
德尚看了他很久。
“那么昨晚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您在什么地方？”
“藏书室。”
德尚问他谁能作证。陆明远抬起头，往走廊那头扫了一眼，说没有人。德尚等了三秒钟才接着说下去：沈小姐昨晚十一点半在藏书室门外，而她说她没有见过他。
陆明远的脸没有变。他说，那是她说的。德尚说，是她说的。陆明远便说，那就以她说的为准。
德尚把枪和瓶子都登记好，用报纸包了，交给陈福锁进账房的柜子。他交代说，从现在起这个人不得离开宅子，也不得单独同任何人交谈。
然后他换了话题：昨晚十一点半，你有没有离开过藏书室。
陆明远沉默了几秒钟，说有。问他去了哪儿，他说出去走了一趟。问走到哪里，他说走廊。问往哪一头，他说东头。
德尚把笔尖按在纸上。
“走到哪里为止？”
“书房门外。”
厅里静下来了。顾延停了笔，抬头看着这个人。
德尚问他站了多久，他说五分钟。之后他回楼下，把摊在膝上的书重新摊开，就着蜡烛坐到半夜——这一句是他自己补的，德尚并没有问。
德尚把笔放下。他没有立刻说下一句，而是先把桌上的账册和登记簿对齐，把边角对得一丝不差，才重新开口。他问，回藏书室的时候，那把枪和那瓶东西是不是还在身上。陆明远说在。又问东西现在何处，他朝桌上那只报纸包努了努嘴。
“那就对了。”德尚说。
他解释说，一个人若真下了手，绝不会把凶器原样留在箱底，等着管家第二天连同衣物一并锁进柜子。这不是谨慎，是根本没派上用场。
陆明远没有说话。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关节绷得很紧。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他说，“我想杀他。我想了八年。可我没有。”
德尚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仰起头看他——德尚比他矮了一个头还不止。
“我相信您这句话。”他说。
陆明远愣住了。
“您不信？”
“我信‘您没有杀他’这一句。”德尚说，“我不信‘您没有动过手’——这两句不是一回事。您昨晚去过书房门外。您站在那里五分钟，然后什么也没做就走了。”
他退回桌子后面坐下。
“我要知道的是，那五分钟里，您在门外面听见了什么。”
陆明远看着他。看了很久。
“我没听见什么。”他说。
德尚点点头，没有再问。
等陆明远被带走以后，顾延把笔搁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先生，”他说，“他有枪，有毒，有动机，有八年的准备，昨晚还走到了门口。”
“是。”
“那不就是他了吗？”
德尚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指尖对着指尖。
“我的朋友，”他说，“他太合适了。合适得让我不舒服。”
“合适有什么不好？”
“太合适的东西，多半是摆上去的。”德尚说，“你想想——一个人带了枪，带了毒，带了八年的恨，走到门口，站五分钟，然后空着手回去。”
“也许他心软了。”
“也许。”德尚说，“可我不喜欢‘也许’这两个字。我们要找的不是‘也许’，是那扇门。”
他伸出一根手指。
“那扇门是从里面锁的。陆明远站在门外五分钟，门一直在里面锁着——不，等等。”
他忽然停住，把手放下来。
“顾先生，把时间再对一遍。他十一点半在门外。沈慕言说他十一点三十五分在门外。我十一点四十分听见落锁。”
“是。”
“那扇门是十一点四十分才从里面锁上的。”德尚说，“在那之前，它是开着的。”
他把手掌摊在桌面上，像按住一张看不见的纸。
“也就是说，陆明远站在门外那五分钟，门是开的。”
顾延把这句话记下来，笔尖在纸上顿住。
“门开着，”他说，“他为什么不进去？”
“这正是我要问的。”德尚说。
他起身走到窗前，用袖口擦了擦玻璃上的霜，擦出一小块清亮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望出去，能看见院墙外面那条被雪盖住的村道，白白的一条，通到远处，中间断在矮丘的转弯处。
“一个人带着枪，站在仇人敞开的房门外，站了整整五分钟，然后转身走了。”德尚说，“我的朋友，能让一个人收手的，只有两样东西。”
“哪两样？”
“一样是他忽然不忍心了。”德尚说，“另一样是——他在门里面听见了什么，让他觉得这一枪不必再开。”
他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
“若是第二样，那他今晚说的‘没听见什么’，就是这桩案子里最要紧的一句假话。”
9 医生与律师
周仲禹进来的时候，先把两只手伸到炭盆上烤了烤，烤完才坐下。他的出诊包搁在膝头，搭扣朝上，右手一直搭在搭扣上，像随时准备拎起来走人。
“周医生，”德尚把笔尖在纸上按了一下，“沈先生这些年，身体上有哪些毛病？”
“心脏肥大。”他答得很快，“二尖瓣闭锁不全，心跳不齐，夜里常憋醒。还有血压高，脚踝浮肿。这是七年下来我记的。”
治的是洋地黄酊，每晚十滴，兑在温酒里喝。酒能助药力发散，也压得住那股苦味——这是沈仲庭自己的主意，他喝不惯白水送药。方子是周仲禹开的，药在上海一家德国药房抓，一个月一瓶，棕色玻璃瓶，三十毫升，软木塞。
德尚问这药是怎么起作用的。周仲禹把两只手在膝上摊开，像要给人把脉：用得对，是把心脏往上托一把；用得不对，就是毒。麻烦在于治病的量和中毒的量中间隔不了多少。
“隔不了多少，是多少？”
“一天十滴是治病的量。”周仲禹把出诊包的搭扣拨开又扣上，“一天二十滴，连着三五天，人就开始看东西发黄，嘴里发苦。再往上加，心跳先快后慢，最后停掉。”
“停掉的时候，看得出是药吗？”
他沉默了一下才回答：看不出。洋地黄吃死的人和心脏病发作死的人，摆在尸床上是一样的，脸色、指甲基至瞳孔都没有分别，非要验血验组织才行，而吴县没有这样的法医。
德尚把这几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记完他问，最近一次抓药是什么时候，抓了多少。
“上个月二十号，一瓶。”
“现在还剩多少？”
周仲禹把搭扣按开了又扣上。
“我不清楚。”
“周医生，您是他的医生。他一个月抓一瓶药，一天十滴，一瓶该吃三十天。今天是二十号，正好一个月。”德尚说，“您不知道剩多少？”
“他没有把瓶子拿给我看过。”
“您没有问？”
“没有。”
德尚把笔放下，往后靠了靠。
“那好，我们换个话题。”
他把桌上的登记簿翻过去一页。
“一九一六年十月，慎昌丝厂。”
周仲禹的手在搭扣上停住了。
“您知道那个厂？”
“我在那里做过事。”
“做什么？”
“厂医。”他说，“民国七年进的，做到民国十六年厂子停工。”
那场火他在场。周仲禹把手从出诊包上拿开，平放在膝上——那是他给人把脉的姿势，他自己大约没有察觉。
他说他赶到的时候已是半夜，火已经上了二楼。厂里的水龙不够劲，井也见了底，他进不去，只能站在楼下仰头看着二楼那一排窗。窗里头有影子在动，一直在动，动到后来不动了。他站在那里看着，一直到天亮。
德尚等他把这一段说完，没有插话。厅里只剩炭盆里灰壳裂开的细响，一下，隔一会儿又一下。
火退以后他跟着人上去。楼梯口那道铁闩，是他第一个看见的。
“什么样的铁闩？”
“新的。”他说，“装在外头。”
德尚把身子往前倾了一寸。
“周医生，您是学医的人。您签了十一份死亡证明？”
“签了。”
“死因写的是什么？”
“煤油灯打翻，引燃生丝。”
“您看见那道铁闩了。”
“看见了。”
“您还是签了。”
周仲禹没有立刻回答。厅里的自鸣钟走了一格。他把两只手在膝上搓了一下，又停下。
“我签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有人让我签。”
“谁？”
“沈仲庭。”
沈仲庭当时是怎么说的，他复述了一遍，一字不差。他说厂子要赔三万两，赔下来大家都好过；若是判成别的，厂子关掉，两百多口人没有饭吃。他说他要去疏通巡警署。他说，只差一个大夫的签名。
德尚搁下笔，想起一桩旧事。他在布鲁塞尔当差的时候办过一起：一个花匠的妻子用毛地黄的叶子熬水给丈夫治水肿，一天一勺，喂了两个月，人就这么没了。验尸的法医写的是心脏衰竭，谁也没有疑心。他至今记得那株植物，叶子毛茸茸的，开一串紫红的钟形花，栽在院子角落，谁也不当它是毒物。
“您签一个字，得多少？”
周仲禹的脸白了一下。
“两千块。”
德尚记下来。记完他问，那十一个人，都死了吗。
他抬起头。厅里静了下来，顾延的笔停在半空。
“有一个没有。”
“哪一个？”
“陈阿绣。十六岁。”他说，“火灭以后我在灰堆里翻，翻出一个人还有气。脸和手都烧坏了，喉咙里灌了烟，从此说不出话。”
他把这个孩子送进了教会医院。住了一年，一年以后他去看，人不在了。医院说她自己走的，没留下地址。
“您找过吗？”
“找了。”他说，“找了十五年。”
德尚看着他。
“周医生，您找了她十五年。”
“是。”
“为什么？”
他把两只手摊开，看了看自己的掌心。
“因为那十一份证明上，我写了十一个名字。”他说，“其中有一个名字，我写的时候就知道是活的。”
他把两只手收回去，握住。
“我签了十一个人。”他说，“其实只死了十个。”
德尚把这句话记下来，记得很慢。
“周医生，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他说，“她身上有没有什么记号？”
“有。”他说，“她右边耳朵后头，有一块疤。烧伤的，从耳垂一直延到脖颈，像半只月牙。”
德尚的笔尖顿了一下。
“什么样的形状？”
“月牙形，边上发白，中间是红的。”
德尚把这一句记完，合上本子。他合本子的动作比平常慢，合上以后两只手压在封面上，压了一会儿才松开。
厅里那座自鸣钟敲了一下，是半点。窗外有风把雪吹成斜的，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了一阵，又停了。
“好。麻烦您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回身。
“德尚先生。”
“周医生。”
“昨晚老爷的书房里，”他说，“有没有一只空酒杯？”
“有。”
“空的？”
“杯底剩了一点。”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出去了。
杜文卿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一进门就把皮包换到左手，用右手掩着嘴咳了三声，咳完才把身子摆正。他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上有一层黄，是常年翻卷宗纸边磨出来的，跟抽烟人的那种黄不一样，只黄在挨纸的那一面。
沈仲庭最近一次改遗嘱是在上个月。至于内容，他说不知道——新遗嘱封了口，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钥匙在沈仲庭自己手上。
“您是他的律师。”
“律师经手，不等于过目。”杜文卿把皮包往膝上挪了半寸，“我拟了格式，办了见证人的手续，两位见证人，一位是上海的老先生，一位是吴县本地的乡绅。别的我不清楚。”
德尚问他，东家改遗嘱，总该讲一讲为什么。杜文卿咳了第四声，讲了一句。
德尚抬起眼睛。
“原话？”
“原话。”
“您问了吗？”
“问了。”
“他怎么说？”
“他说‘你不用知道’。”杜文卿说，“他还说了一句——他说，等他死了再打开，别早开。”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十五。”
德尚把笔尖压在纸上。
“杜先生，您的皮包里是什么？”
杜文卿的手一紧。
“文件。”
“什么文件？”
“卷宗。”
“能看一看吗？”
“都是陈年旧案，跟这件事不相干。”
德尚没有坚持。他只是看着那只皮包，看了几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低头去写他的记录。
等杜文卿出去以后，顾延才把憋着的那口气吐出来。
“先生，他抱着那只包抱了一整天了。”
“我知道。”
“您为什么不打开看？”
“因为现在打开，他只会说那是卷宗。”德尚说，“等他自己觉得藏不住了，他会拿出来给我看。到那时候，他说的才是真话。”
他把炭盆边的火钳放下，从桌下取出一样东西，摆在桌子中央。
是那只黑漆托盘。
“顾先生，你来看。”
顾延凑过去。托盘是长方形的，黑漆，边上描一圈细金线，漆面磨得发亮，显然是常年使用的东西。
“这是书房里那一对中的一只。”德尚说，“今天早上我在厨房找到的。沈太太说她昨晚用它端酒上去。”
“有什么问题吗？”
德尚把托盘斜过来，让光从侧面打在漆面上。
“你看这里。”
在托盘长边的边缘上，有一道划痕。很细，不到一寸长，斜着走，把那圈金线断开了。划痕的槽里露出一点白——是漆下面的木胎。
“新的。”德尚说
“怎么看出是新的？”
“旧划痕里会积灰，会发暗。这一道槽里是白的，边上还有毛刺。”他用手掌挡住光，又松开，“昨晚上这托盘还是好的。”
顾延看着那道细痕，忽然明白了什么，抬起头。
“端酒的人戴着什么？”
“这就是我要问的。”德尚把托盘放回桌子中央，用两根手指把它推正，“一道这样的划痕，得是什么东西划出来的？”
“别针？”
“别针，或者戒指上的尖角，或者表链。”德尚说，“总归是身上戴的、比漆硬的东西。”
他把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而我们只要找出，昨晚谁身上戴着这样一件东西。”
10 女人们
下午雪停了一阵，日头从云缝里漏下来，把院子照得发亮，晃眼。厅里比上午暖和些，炭盆边上的地砖被烘出一圈干印。
白梦兰是下午第一个进来的。她换了件旗袍，颜色比昨天更深，领口的盘扣扣到最上面一颗。坐下之前她先把大衣搭在椅背上抖了抖，抖下一层没化的雪，雪落在地砖上，很快化成两点水渍。
“白小姐。”
“叫我白梦兰就行。”她说，“侬晓得伐，我在上海，人家都叫我梦兰。”
“好。梦兰。”
她笑了一声。“先生倒是随和。”
“随和不花钱。”德尚把本子翻过一页，“我想知道，您和沈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民国十二年。”她说，“他在上海开丝栈，请我们去唱堂会，唱了三天。他那个人——”她停了一下，“他那个人，出手很大方。”
后来两人来往了几年。沈仲庭给她写过信，她一封没收地留着，一共七封，用麻绳捆成一沓。
“为什么留着？”
“格么我总归要留点凭据的呀。”白梦兰把手指在膝上按了按，“我们这种人，没凭据，到时候一句闲话就打发了。”
七封信里有一封提到了丝厂，写于民国十三年。那天沈仲庭喝了酒，信上的字是歪的。他写：我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亏本，是听见厂里的机器响。机器一响，我就想起那十一个人。
“原话？”
“原话。”她说，“我当时还问他，哪十一个人。他说，你不要问。”
德尚把这句记下来。
她这次来槐园，是半个月前收到的请帖，帖上只写做寿，另附二百块大洋的程仪。
“他为什么要给程仪？”
“他怕我不来。”白梦兰说，“他晓得我恨路上颠。格么给了钱，我就不好意思不来了。”
问到昨晚十一点半的行踪，她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
她说她上了楼，去了书房，为的是要钱——沈仲庭去年答应给她一笔养老的钱，一直没有兑现，她在上海租的房子要付租金，等不及了。
“您敲门了吗？”
“敲了。”
“有人应吗？”
“没有。”
“然后呢？”
“然后我听见里头有人在说话。”
德尚抬起眼睛。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白梦兰把手从膝盖上收回来，“是老爷的声音。他在说话，可我不晓得他在跟谁说。里头没有人应他。”
“他说了什么？”
“听不清词。”她说，“我只听得出那个调子，慢吞吞的，像在跟自己算账。”
她在门外站了一小会儿就下来了。她说她不想在这个时候进去：一个人在里头自言自语，你敲门进去，他会难为情，一难为情就不给钱了。
德尚笑了一下。
“梦兰，您很懂人情。”
“我不懂人情，我要吃饭。”她说
德尚记完，抬起头。
“还有一件事。沈先生最近，有没有跟您抱怨过身子？”
“抱怨过。”白梦兰把眉毛抬了一下，“上个月他到上海来看我，一进门就说嘴里发苦。我给他泡了茶，他说茶是苦的。我又给他拿糖，他说糖也是苦的。”
“还说什么？”
“他说眼睛也不对。”她说，“他说看灯，灯是黄的。看我的旗袍，也是黄的。我那天穿的是蓝的。”她抬起手比了一下，“他还问，是不是屋里灯坏了。”
德尚把笔停住。
“嘴里发苦，看东西发黄。”他说，“这两样是一起来的？”
“一起来。”白梦兰说，“他自己还奇怪，说是不是肝火旺。”
“您什么时候见他的？”
“上个月二十五。”
德尚在纸上写了两行，圈了起来。
“好。麻烦您了。”
白梦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德尚先生。”
“梦兰。”
“你们查来查去，查得出什么？”她说，“他那种人，活该。”
“活该是一回事，”德尚说，“谁动的手是另一回事。”
沈曼青是第二个。她进来没坐下，站在桌子前面，两只手插在棉袍口袋里。棉袍的肩头有一小块湿，是进来之前在廊下站过。
“坐。”德尚说
“我站着。”
“站着容易累。累了说话就不小心。”
她看了他两秒钟，拉过椅子坐下，坐得离桌子很远。
德尚问她昨晚十一点半在何处。她说楼下，在藏书室外头站着，站了多久不记得了。
德尚没有追问。他低头写了一会儿，写完了才抬起头。
“您头发上有东西。”
沈曼青的手抬起来，往发髻上摸。
“右边。”德尚说
她摸下来一根线。很短，一寸不到，深褐色，一端还带着一点硬结。
“这是什么？”德尚问
“线。”
“我知道是线。”德尚把那根线捻在指间，“藏书室的旧书函，用的是这种线。函套的边上会起毛，人从架子底下走过，头发会挂上。”
沈曼青没有说话。
德尚把那根线装进信封，这才重新开口：林先生昨晚十一点半在藏书室里，而他说他没有见过您。
“那是他说的。”
“您呢？”
沈曼青把两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平放在桌上。她的手很小，指头很细，右手食指侧面有一层薄茧——不是做活磨出来的，是握什么东西握出来的。
她承认自己也在里头，替他翻书。翻的是旧账，他要找慎昌的账，她告诉他账早搬空了，他不信，两个人就着一枝蜡烛翻到半夜。林敬之十一点半过后走的，她随后出来，回了房。
德尚点点头，把这句记下来。
“沈小姐，还有一件事。”
“你说。”
“您恨您父亲吗？”
沈曼青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像一口气从鼻子里出来。
“先生，”她说，“这宅子里哪有人不恨他。”
“您为什么恨他？”
“我母亲死在他手上。”
德尚抬起眼睛。
“什么时候？”
“民国七年。”她说，“官面上说是伤寒。可她病了三天，他一天都没有回来过。他那时候在上海，跟人谈一批丝。”
“您有凭据吗？”
“没有。”沈曼青说，“我有眼睛。”
德尚把笔搁下。
“好。您下去吧。”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回身。
“德尚先生。”
“沈小姐。”
“你们这样问来问去，是要抓一个人出去顶罪，还是要把事情弄清楚？”
德尚看着她。
“弄清楚。”
“那就不该只问我们。”她说，“这宅子里还有一个人，你们一个字都没问过。”
“哪一位？”
“厨房里的那个。”沈曼青把下巴抬了抬，“她在这里三年，什么都看见。你们怎么不问她？”
她走了。
阿巧是最后进来的。陈福领她来的，进来以后她站在门口不肯再往前走，两只手在围裙上绞着，把围裙角绞成一个硬结。她的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是一双布鞋，鞋面上有洗得发白的补丁，鞋帮靠外的那一侧磨破了，露出一点灰白的棉絮。
德尚注意到她站的位置离炭盆最远，是这间厅里最冷的角落。她没有往火那边挪，也没有搓手。
德尚把椅子往后挪了一尺，让自己的身体不那么正对她。
“阿巧。”
她抬起头，又低下去了。
“你不用怕。”德尚说，“我问三句话，你答得出就答，答不出就摇头。”
她点了点头。
“第一句：昨天晚上，沈先生的酒，是谁温的？”
阿巧的手停住了。
过了几秒钟，她抬起头，看着德尚。
她的嘴唇动了动，胸腔里发出一点气声——那不是说话，是从坏掉的喉咙里挤出来的气。
德尚等了很久。
“太太。”她说
那两个字是沙哑的，像砂纸擦过木头，可听得很清楚。
“在哪里温的？”
“厨下。”
“谁端上去的？”
“太太。”
“你看见了吗？”
她点了点头。
德尚没有再问。他把笔放下，给陈福做了个手势。
陈福领着她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阿巧忽然停住，回过身，用手指向德尚，又指指自己的耳朵，然后摆了摆手。
德尚站起来。
“陈管家。”
“在。”
“她刚才比划什么？”
陈福看了一眼阿巧，低下头。
“她说，”老管家说，“她说她不认字。”
厅里没有人说话。
等他们走远了，顾延才把笔放下。
“先生，”他说，“她答得太顺了。三句话，三个答案，一点也没有犹豫。”
“是。”
“可她为什么不早说？”
德尚没有回答。他走到窗边，用袖口擦开一小块霜，往外看。
雪小了。院子里的那片白上有几行脚印，是今早佣人踩出来的，从厨房通到柴房，又从柴房折回厨房，来回踩得瓷实，踩出一条发暗的小道。道旁边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上积着雪，压得最低的那根几乎垂到墙头，风一过就往下撒一层粉，落在墙根那排腌菜缸的缸盖上。远处湖面白茫茫一片，看不出哪里是岸。
“顾先生。”
“在。”
“一个人要恨另一个人多久，”德尚说，“才会每天晚上给他端一杯酒？”
顾延愣住了。
“您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德尚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他走回桌边，把那只黑漆托盘重新摆正，摆完又推了半分。
“今天到此为止。”他说，“明天我要见一样东西。”
“什么？”
“丝。”德尚说，“我要见一九一五年慎昌出的丝。”
11 旧料
十二月二十一日。雪在半夜停了，早上出了一阵太阳，日头把屋檐上的冰凌照得通亮，冰尖上开始滴水。
德尚天一亮就起来了。他在房里写了一张单子，写了三遍，第一遍写完自己划掉，第二遍改了两个字，第三遍才誊清。
他把顾延叫来。
“今天要办两件事。”他说，“第一件，派一个人去苏州。”
“雪还没化。”
“我知道。”德尚说，“所以要挑一个腿脚好的，走得到苏州就成。到了苏州，去电报局，把这张单子上的话一字不改地拍到上海。收报人是这位——”
他把一张名片推过去。名片上印着一行字：**怡和洋行保险部 麦考密克**。
“先生，”顾延说，“这是当年请您的那家？”
“是同一家。”德尚说，“我十五年前替他们看过一场火，报告他们没有用。现在我要他们把档案翻出来。他们欠我这个。”
单子上列了四样：一、民国五年慎昌丝厂火险理赔的全部卷宗；二、当年在册工人的名册；三、民国四年至五年该厂出厂花色的记录；四、该厂民国五年账房人员的名录。
顾延誊抄到第四条的时候，笔尖停了一停。
“先生，”他说，“查账房做什么？”
“因为名册是账房做的。”德尚说，“写名册的人，知道这上面每一个人的名字。”
顾延低下头，把这一条抄完。抄完他没有抬头，又多蘸了一次墨。
德尚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派出去的是厨房那个小伙计，姓王，十九岁，跑得快。陈福给他备了干粮和一双草绳绑底的鞋，又塞给他两块大洋。他走的时候天刚亮，雪地上有昨夜冻出来的硬壳，踩上去“咔啦”一声，一路响到村口。
第二件事是库房。
“陈管家。”
“在。”
“沈家有一间堆慎昌存料的屋子，在哪里？”
陈福顿了一下。
“在后院东头。”他说，“厂子停了以后，剩下的料都堆在那儿。老爷说过不许动。”
“他知道您不许动，还是您自己不许动？”
“老爷说的。”陈福说，“他说那些料不吉利。”
“为什么？”
“因为烧死人的那一年，厂里出的料都在里头。”
德尚点点头。
“带我去。”
库房是一间平屋，青砖到顶，门上挂一把老铜锁。陈福开锁的时候手抖了三回才把钥匙插进去。
门开了，一股味道涌出来——樟脑混着霉，还有一点生丝特有的腥气。屋里没有窗，只有墙高处一个通气的小洞，一束光从那里斜插进来，落在地上，照亮空气里浮着的尘。
靠墙一排排木架，从地面一直顶到屋梁，架上码满了布卷，一卷挨一卷竖着立，有的还用麻绳捆着，有的绳子朽断了，散成一堆。地上摆着几只藤筐，筐里是零头料和绞乱的线轴，线轴上还缠着半截没有用完的丝。
空气冷而干，吸进去有一股陈年的味道，像一间很久没有人进去过的祠堂。墙角结着蛛网，网上挂满了絮状的飞尘，被门缝里漏进来的风一吹，整张网都在轻轻晃。
德尚走进去，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这里的暗。然后他开始一架一架地看。
他看得不快。每一卷他都要抽出一点边角，捻一捻，看一看纹路，有时候对着那束光举起来照一照。
看到第四架的时候，他停住了。
“陈管家，这一卷是什么？”
陈福凑过去看了看签子。
“民国四年冬的。”他说，“提花绸。”
“什么花样？”
“缠枝莲。”
德尚把那一卷搬下来，搁在地上，解开麻绳，把布摊开半幅。
那是一种很老的织法：暗地，上面起缠枝莲的花纹，莲瓣的边上用金线勾了一道，线很细，在光底下闪。
“这花样，是什么时候出的？”
“民国四年。”陈福说，“就出了那一批，第二年就不做了。”
“为什么不做了？”
“说是销路不好。”老管家说，“也有人说，是那一年的料有问题。”
“什么问题？”
陈福看了看德尚，又低下头。
“厂里的人私底下讲，那批丝掺了霉变的。”他说，“老爷叫人把它织成布，好歹能卖出去。后来出了那场火，剩下的就不敢卖了，全堆在这儿。”
德尚没有说话。他把那半幅布摊在地上，蹲下去，从马甲口袋里摸出那个小信封——就是在书房地毯边上捡到线头的那一只。
他把线头取出来，放在布的花纹上。
线头不到一寸长，颜色发暗，可放到光下一看，中间的芯子还留着一点原来的色，是暗红里夹金的那一种。
德尚把线头顺着布上的一根纬线摆过去。
一样的。
他把它换个方向，顺着经线再摆一次。
还是一样的。
他把线头捏起来，举到那束从通气洞里射下来的光中，看了很久。
“顾先生。”
“在。”
“你来看。”
顾延蹲下去。他看了三秒钟，抬起头。
“一样。”
“一样。”德尚说
他把布卷好，用麻绳重新捆上，又从布边上剪下指甲盖大的一片，装进信封，写上日期和编号。
“先生，”顾延说，“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一件事。”德尚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这根线不是从这屋里的某一件衣裳上掉下来的。它是从某一件用一九一五年那批料做的衣裳上掉下来的。”
“那又怎么样？”
“那批料只出了那一年，第二年就停了。”德尚说，“这宅子里的人，年纪最大的沈先生今年六十，沈太太五十二。他们身上穿的，都是这几年的新料。”
他把信封收好。
“十五年以前的料子，穿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看这一屋子码得整整齐齐的布卷。
“陈管家。”
“在。”
“这些料，这些年有人动过吗？”
“没有。”
“沈太太来过吗？”
陈福想了想。
“去年秋天来过一回。”他说，“她要找一块布做窗帘，我说这里的东西不吉利，她就走了。”
“她进去了吗？”
“进去了。站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德尚点点头。
“她进去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
“白天。”
“好。”
他们出了库房，陈福把铜锁重新挂上。锁扣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
回到厅里，德尚把那片布和那根线并排摆在桌上，摆成一个直角，摆完退后一步端详。
“先生，”顾延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
“我们知道，”德尚说，“昨晚在书房里的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十五年前的旧衣裳。”
他伸出一根手指。
“而一件十五年前的旧衣裳，通常是舍不得穿的。人只有在两种时候才会把它翻出来。”
“哪两种？”
“一种是穷得没有别的穿。”德尚说，“另一种是——要去做一件很要紧的事，那件衣裳能给他一点胆气。”
他把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顾先生，一会，我要看这宅子里每一个人的衣柜。”
顾延抬起头。
“这要怎么开口？”
“不用开口。”德尚说，“雪封着，谁也走不了。人都关在一座屋子里，衣柜是藏不住的。”
12 少爷的证词
下午两点，德尚把沈慕言叫到了客厅。
这回他没有让顾延坐在旁边记录，而是让顾延站到窗边去，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后面。厅里只生了一只炭盆，摆在桌底下，够暖两只脚，够不着别处。
“少爷。”他说，“今天不说案子，说您的账。”
沈慕言的脸一下子白了。
账不难查：上海四马路一家叫“永安”的赌场，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他输掉三千二百大洋，中间还过一千四，净欠一千八。去年腊月他写过一张借据，按了手印，担保人一栏空着。赌场的人找上沈仲庭两次，一次在二月，一次就在上个月。
德尚说，谁透露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借据还在人家手上。
他坐下了，坐得很慢，像两条腿撑不住。
“他不知道。”
“他知道。”
“他要是知道，早就——”沈慕言咽了一下，“他不会给我钱。”
“对，他不会给。”德尚说，“所以您自己想办法。”
“我没有。”
“您有。”德尚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书房里有一只暗格，在书架底下那块地板下面。家里值钱的小件都锁在那里，其中有一对翡翠镯子，是您生母留下的。”
他猛地抬起头。
“您怎么——”
“暗格的地板昨天被撬过。”德尚说，“撬痕是新的，木茬还白。撬的时候用的是一把小刀，不是斧头，所以只撬开了一点，没有撬开。今天早上我去看了，那块地板我已经叫陈福用钉子封住了。”
他的两只手在膝盖上抖起来。
“我没有拿到。”
“我知道您没有拿到。”德尚说，“因为那晚您根本没有进得去。”
他停了一下。
“少爷，我们现在说正事。昨晚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您在什么地方？”
他的嘴唇动了动。
“我房里。”
“还在说这句？”
“我房里。”
德尚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放在桌角。一把小刀。刀是从沈慕言房里搜出来的，折刀，刀刃上有新鲜的木屑。
“这把刀，”德尚说，“刀刃上有木屑。木屑是新的。我今天比过了，跟书房那块地板的木屑一样。”
他盯着那把刀看了几秒钟，然后整个人塌下去，肩膀松了，头也低了。
“我去过。”他说
“几点？”
“十一点半过后。”
“去做什么？”
“去拿镯子。”
“拿到了吗？”
“没有。”他说，“我走到门口就不敢了。”
“为什么不敢？”
“因为门是开着的。”
德尚抬起眼睛。
“门开着？”
“开着。”他说，“一盏灯从里面照出来，一直照到走廊上。我要进去，就得从那片光里走过去。”
“所以您站住了。”
“我站住了。”
“站在哪里？”
“离门两三步远。”
德尚把身子往前倾了一寸。
“您站了多久？”
“不知道。”他说，“可能一两分钟。我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几个人的声音？”
“两个。”
“男的还是女的？”
“一个是老爷。”他说，“另一个是女的。”
德尚没有动。
“您听得出是谁吗？”
“听不出。”他说，“她声音压得很低。我只听见几个字。”
“哪几个字？”
他想了一会儿。
“阿绣。”他说
厅里静下来了。窗边的顾延停住了笔。
“您确定是这两个字？”
“确定。”他说，“我听得很清楚。老爷说的还是她说的，我就分不清了。”
德尚把这句记下来。记完他问接下来听见了什么。
他说后来听见椅子挪动，接着是脚步声。然后门关上了。
德尚的手停在纸上。
“关上，还是锁上？”
他愣了一下，随即改口：是“咔”的一声，很脆，那是插销落进槽里的动静，他听得出来。
德尚追问那一声是在什么之后——在脚步声走到门边之前，还是之后。
他皱着眉想了很久，久到德尚都没有催他。他先听见脚步往门这边来，停在门里面，停了一下，然后才是那一声“咔”。
“脚步到门边，停了一下，然后才落锁。”德尚一字一句复述，“中间隔了多久？”
“不长。可是确实隔了一下。”
德尚把笔放下，再问那脚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沈慕言说一个人。问他凭什么，他说只有一双脚在动，另一个人没有动，还坐在里头。
德尚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指尖对着指尖。他这样坐了很久，没有说话。
“少爷，”他终于开口，“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我要您写下来，签个字。”
“写了……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德尚说，“我只是要它在纸上。”
他写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笔画歪斜，墨迹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写到“阿绣”两个字的时候，笔尖顿住，顿得太久，把纸戳破了一个洞。
厅里没有人催他。炭盆里的火已经暗下去，灰壳底下最后一点亮也熄了。窗玻璃上的霜化开一小片，露出外面灰白的天。
他签完字，抬起头，看着德尚。
“先生，”他说，“这能说明什么？说明有人在我爹屋里。这不还是没抓到人吗？”
德尚把那张纸拿过来，吹了吹墨，小心地折好。
“说明了不止这一样。”他说
他把纸收进抽屉，站起来，走到窗边。顾延还站在那里。
“顾先生。”
“在。”
“把门的事，从头到尾再理一遍。”
顾延翻开本子，把这四天攒下来的四条硬事实一条一条念出来：那扇门是老式的，外侧用钥匙，内侧用插销；发现尸体的时候插销从里面扣着，钥匙在死者身上；窗户同样扣死，窗外雪地上找不到半个脚印，因此谁也不可能从窗户进出；而洋地黄的瓶子和药方，眼下还只查到一半。
德尚听着，走到窗边，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窗外的天已经转成灰蓝，屋檐上那一排冰凌还在滴水，一滴一滴，把阶石上凿出一列小坑。
“现在加上沈慕言这一段。”他说，“十一点三十五分前后，那扇门是开着的，门里有两个人。十一点四十分，其中一个人走到门边，停了一下，插销才落下来。”
他转过身。
“也就是说，那道插销，是屋里最后剩下的那一个人扣上的。”
顾延抬起头。
“是老爷自己扣的。”
“是。他在那个女人走了以后，自己把门闩上了。”
德尚把两只手摊开，掌心朝上，像托着一件看不见的东西。
“我的朋友，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找一个能穿过墙的人。可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找这样的人。”
“那我们要找谁？”
“我们要找的，”德尚说，“是一个被请进去的人。”
他在厅里走了两步，走回桌子后面，把手撑在椅背上。
“她走进去，是有人让她进去的。她走出来，是她自己走的。门在她身后关上，然后是里面那个人自己把它闩住。”
“所以——”
“所以这座宅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密室。”德尚说
他坐下来。
“我们这几天都被那道插销骗了。我们一直在问：凶手是怎么进去的？可真正的问题是——”
他抬起眼睛看着顾延。
“谁有资格被请进去。”
顾延把笔按在纸上，一时没有写下去。
“先生，”他说，“能进那间书房而不必敲门的人，在这宅子里有几个？”
“我数过。”德尚说，“三个。”
他把三根手指竖起来。
“沈太太，她是他的妻子。陈管家，他跟了三十二年。还有——”
他停住了。
“还有谁？”
德尚没有回答。他把三根手指收拢，握成一个拳，搁在桌面上。
“第三个我还没有想清楚。”他说，“不过不要紧。三个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的身上，穿着一件十五年前的旧衣裳。”
13 第一个集会
晚上七点，德尚把所有人叫到了客厅。
这是命案之后第一次，屋里的人聚齐。十一个人，把一张长桌围了三面：周淑筠坐在靠窗的那一侧，沈慕言挨着她，沈曼青坐在最远的角落，杜文卿抱着皮包坐在中间，周仲禹把出诊包搁在脚边，白梦兰坐在火盆旁，林敬之靠着门框，陈福和阿巧站在最后面，顾延坐在德尚右手。
厅里点了六盏灯，是陈福临时从各屋凑来的，高低不齐，灯罩也不一样，把墙上照出好几层晃动的影子。长桌上的转盘撤掉了，桌面空着，只有德尚面前摆着一只本子和一盏灯。
众人落座的次序很耐看：先到的抢了离门近的位子，后到的只好往里挪。没有人愿意坐在灯底下。
德尚站在桌子短的一头。他今天换了一件深色外套，胡子蜡过，漆皮鞋擦得发亮。他站得笔直，两只手背在身后，眼睛先把这一圈人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才开口。
“各位。”他说，“今天早上到现在，我一共问了九个人。现在我把问出来的东西，摆到桌面上。”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沈先生的死，不是意外。”
杜文卿先开口，说周医生明明讲过尸身看不出毒。德尚说，那正是第二点要讲的事。
他伸出第二根手指。沈仲庭死于洋地黄，那是他吃了七年的强心药。这药的好处是救人，坏处是治病的量和毒死人的量离得极近；更要紧的是，被它吃死的人摆在尸床上，和心脏病发作死的人没有分别。
周仲禹的脸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他说，这种药要吃死人得连着吃。一次两次死不了，三五天往上加量，人才会垮。而沈仲庭上个月二十五号就嘴里发苦、看东西发黄——这两样正是过量的头一个信号。
他环视一圈，把话说死：下手的人不是昨晚才动手，已经动了很多天。
厅里响起一阵细小的骚动。白梦兰的手捂住了嘴。
第四条讲的是人手：能天天接触沈仲庭入口之物的人并不多。酒是太太温的，菜是厨房做的，药是周医生开的。是哪一个人可以天天不被人疑心地把过量洋地黄加进去。
第五条是死亡时间，昨夜十一点四十到今晨零点三十之间。
“第六，昨晚那间书房里，进来过不止一个人。一封信被烧了一半，月份牌被撕掉一页。烧信的人想让人看不见内容，撕纸的人想让人看不见名字。这是两个人。”
六根手指收拢。
“我要说的就是这六条。现在说结论。”
厅里安静下来。
“第一，那扇门是沈先生自己从里面闩上的。不是凶手闩的。凶手在他闩门之前就已经走了。”
沈慕言猛地抬起头。
“第二，凶手不需要穿墙，不需要钥匙，也不需要爬窗。凶手是被请进去的。”
白梦兰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被旁边的人拽了一下袖子。
“第三，凶手就在这一屋子里。”
最后这一句落地的时候，杜文卿站起来了。
“德尚先生，”他的声音发抖，“我能不能——我明天一早能不能先走？上海那边有个案子，约好了期，我——”
“不能。”
“可是——”
“杜先生，”德尚把两只手撑在桌沿上，“雪没有化，路没有通。您走不了，别人也走不了。这不是我定的，是老天爷定的。”
杜文卿坐下了。他坐下的时候皮包从膝上滑到地上，他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沈曼青忽然开口。
“先生，”她说，“您说凶手在这屋子里。那您说说，是哪一位？”
“我今天不说。”
“为什么？”
“因为还差一样东西。”德尚把面前那本子合上一半，“我今天说这些，是要各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什么。”
沈太太一直没有说话。她坐在靠窗那侧，两只手交叠放在膝上，背挺得很直。灯光从她头顶上照下来，把她的影子压在椅背上。
散会的时候是七点四十。人陆陆续续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都放慢了脚步，像怕走快了会被叫住。桌上的灯被一盏盏端走，厅里跟着暗下去，最后只剩德尚面前那一处光，落在摊开的本子上。
德尚站在桌边没动，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始收桌上的纸。
“德尚先生。”
他抬起头。站在门口的是沈太太，她没有走。
她走回来，在离桌子两步远的地方站住。
她先把今天的话复述了一遍：凶手是被请进去的，门是从里面闩上的。那么凶手就不需要用钥匙。
德尚看着她，没有答话。
她把两只手从身前放下，垂在身侧。
“德尚先生，我不想误导您。”她说，“那把钥匙并没有丢。”
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和窗边的顾延。炭盆里的火已经压了灰，暗红的一小堆，看着像一只闭上的眼睛。
钥匙就在她的针线筐里。昨天她之所以推说丢了，是因为怕——门既然是从里面闩的，那把钥匙若还在她手上，她就说不清了。
他把桌上的纸对齐，收进抽屉，问她今天为什么改口。
“因为您说了实话。”周淑筠把手交叠得更紧些，“您说门是里面闩的。那把钥匙就没有用了。”
她顿了一下。
“没有用的东西，我就不必再藏着。”
他合上抽屉，抬头问这把钥匙昨晚在哪里、针线筐又在哪里。她说钥匙一直在筐里，筐在梳妆台底下，从昨晚到现在没有挪过。
他看了她几秒钟。
“好。”他说，“麻烦您了。”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住，回过身。
“先生。”
“沈太太。”
“您说凶手是被请进去的。”她说，“那您有没有想过——被请进去的人，也许不止一个？”
他抬起眼睛。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她说，“我只是想，那间屋子那么大，一个人在里头坐着，来一个也是来，来两个也是来。”
她说完就走了。
厅里静下来。顾延从窗边走过来，把本子摊在桌上。
“先生，”他说，“她这是在替谁打掩护？”
“也许谁也不是。”德尚说
他把两只手撑在桌沿上，低着头看桌面，看了很久。
“明天，”他说，“我要去上海的那份回电。在那之前，什么都不要定。”
顾延把本子合上。
“先生，还有一件事。”
“你说。”
“沈太太刚才说‘被请进去的人也许不止一个’。”顾延说，“这话我记下来了。可我总觉得，她不是在替别人打掩护。”
“我知道。”德尚说
“那她在做什么？”
德尚把炭盆边的火钳拿起来，把灰拨开，露出底下最后一点红。
“她在给我让路。”他说
“让路？”
“她把钥匙交出来了，又多说了一句没用的话。”德尚把炭盆边的火钳挪了个位置，“人要是不心虚，不会做这两样；要真是心虚，也不会做这两样。”
他把火钳放下。
“所以她既不是心虚，也不是不心虚。”
“那她是什么？”
德尚看着门口——周淑筠就是从那扇门出去的。
“她在等。”他说
“等什么？”
“等我问出下一句。”
14 顶罪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七点。天还没有亮透，东边只泛起一线鱼肚白，屋檐底下挂着的冰凌还是青灰色的，看不出里面有水。
德尚起得早。他坐在厅里吃早饭：一碗泡饭，一碟酱瓜，一只水煮蛋。蛋他剥得很仔细，剥完把蛋壳码在碟子边上，码成一个小堆。他吃早饭的时候不说话，这是他这一天里唯一不说话的时候。
敲门声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敲得很轻，三下，中间隔着均匀的停顿，不像急着要进来，像是怕吵醒了谁。
来的是陆明远。他站在厅门口，穿得整整齐齐，脸刮过了，脚下是他那双擦过油的皮鞋。他通宵未眠，眼里全是血丝，可腰背挺得笔直，两手垂在身侧，肩胛往后收，像在队伍里报数。
“德尚先生。”他说，“我来认罪。”
德尚正在吃早饭。桌上摆着一碗泡饭、一碟酱瓜、一只水煮蛋。他把筷子放下，没有立刻说话，先把手边的餐巾折成一个方块。
“坐。”
“我站着。”
“站着说不清楚。”德尚说，“坐下。”
陆明远坐下了。
“您要认什么。”
“沈仲庭是我杀的。”
德尚并不急于开口。他把碗中残存的两口泡饭吃完，又饮半口汤，将筷子摆成平行搁在碗沿，这才抬头。
问如何下手，答是投毒。问何种毒，答乌头碱。问投在何处，陆明远顿了顿，说在酒壶里，厨房那只——晚饭后八点多，厨下正好无人，他进去把药倾了进去。
德尚把这段话复述一遍，问他此后做了什么。
“等着。”
“等何事？”
“等他喝。”
德尚颔首，问那壶酒昨夜有几人饮过。
他怔住了。那壶黄酒究竟是众人共饮，还是单给沈仲庭一人备下，他答不出。
“您答不出，”德尚说，“却把毒倒进了一只说不准有谁会去喝的壶里。”
他缄口不语。德尚把上身往前倾了一寸，把同一个问题再问一遍，答复仍是酒壶。
“不对。”
他的眼睛抬起来。
德尚道，今早他已把厨房那只酒壶取来验过：壶里尚余半壶，酒液清亮，乌头碱的影子全无。既还剩半壶，毒若真投在壶中，酒里就该验得出来；酒里验不出，可见毒根本不在壶里。
他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
“毒在杯子里。”
他的嘴唇动了动。
“毒是在杯子里，”德尚说，“而且是洋地黄，不是乌头碱。”
他张了张嘴，德尚抬手止住他。
他伸出一根手指。
“您昨夜十一点半离开藏书室，行至书房门外。门敞着，灯亮着，光一直铺到走廊上。您立了五分钟，随后折返。”
陆明远的手在膝盖上握紧。
“您在门外那五分钟，手始终插在大衣口袋里。袋中两样物件：一把枪，一瓶乌头碱。”
德尚把手指收起，问他何故要认下一桩根本不曾做过的事。
他低着头。厅中灯未点，只门口那一盏，光落在他脚前的地砖上，砖面裂纹一根根都数得清。
隔了许久他才开口：因为凶手是谁，我心里有数。
德尚没有催。事情是昨夜他从走廊折回时撞见的——路过楼梯口，正好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是沈小姐。她没有看见他，他看见了她。她扶着栏杆站着，站了一会儿才挪步。
“她在抖。”陆明远说，“不是冻的。厅里两只炭盆烧了一整夜。”
德尚追问他凭何断定是她。陆明远说不必凭什么，他清楚她恨她父亲——那天饭桌上她撂下的话，全桌人都听见了。
德尚沉默了一会儿，才问出下一句：所以您是来顶罪的。
“是。”
“为什么？”
他把两只手摊在桌上，掌心朝上。那双手上有茧，指根一层厚，是扛包扛出来的，不是握笔。
他说，父亲遇难那年，无人为他说过一句话。他八岁，立在苏州河的码头上，看着捞尸的人把父亲拖上岸——浑身缠满水草，衣衫浸得发胀，面目已辨识不出。围观者站了一圈，无一人上前。自那日起他便盘算，待他成年，定要让那个人也这般躺一回。
他停了一下。
“可我终究没下手。我在门外立了五分钟，一桩事也没做成。”
“为什么没有做？”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
“因为我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四个字：我对不起阿绣。
厅里静得能听见灶间水壶的响声。
他把手收回去，接着说下去。父亲死那年他八岁，他恨了整整二十年。可听见那句话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了。不是原谅——他从来没有原谅过——是他忽然发现，那个人已经待在他自己挖出来的那个地方里头了。
“在什么里头？”
“在他自己那个地方里头。”陆明远说，“一个人要是已经在里头待着了，你再推他一把，又算什么呢。”
德尚看着他，问：所以您是来替沈小姐顶罪。
“是。”
“陆先生，替人顶罪是要吃官司的。重的要枪毙。”
“我晓得。”
“您连她究竟是蒙冤还是真凶，都尚未弄清。”
“我晓得她是冤枉的。她做不出这种事。”
德尚站起来了。
他绕过桌子，走到厅门口，把门打开。
“进来吧。”
门外站着一个人。沈曼青站在那里，穿着那件男式棉袍，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她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
德尚是故意把门留了缝的。
沈曼青走进来，站在陆明远旁边。
德尚说，陆先生刚才讲，昨晚他回房时在楼梯口见过您。
“是。”
问她是不是从楼上下来，她也认了。问她上楼去做什么，她没有答，只是转过头去看陆明远。
“你为什么要这么讲？”
“因为你下不了手。”
“我下不了手？”
“你恨他，可你落不下这一下。”
沈曼青的肩膀抖了一下。她把两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垂在身侧，那两只手在抖。
“我没有杀他。”
“我知道。”
这三个字她是喊出来的，声音陡然拔高，撞在厅堂的梁上散开，余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转了一圈才散尽。这是这座宅子三整天以来头一回有人喊叫。楼梯口有人，走廊上有人，厨房门口也有人，全听见了。
沈曼青站在厅中央，胸口起伏。
“我没有杀他，”她说，这回声音低下去，“可我巴不得他死。”
德尚没有说话。
“我巴不得他死。”她又说了一遍，“自十四岁起我就盼着他死。他把母亲独抛在苏州，母亲在病榻上唤他的名字，唤了三天，他却在上海谈一批丝。”
沈曼青把手按在桌沿上，按到指节发白。
“官面上写的是伤寒。伤寒要烧七八天，她三天就走了。三天。”她说，“她走的那天我十四岁，我跪在床边上，看着他们给她换衣裳。她的手指甲是紫的。”
厅里没有人说话。
“我后来查过。伤寒死的人，指甲不是紫的。”
德尚缓缓地坐回椅子上。
“沈小姐，”他说，“您这些话，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又如何？”她说，“十四岁至今十年了，我跟谁讲？跟巡警署讲？巡警署的人是他请来吃饭的。”
她把手背在眼睛上按了一下，按完放下。
“你们这些人，”她说，“查来查去，查他如何死。可他活着时做过什么，你们一字不问。”
她说完这句就走了。走到门口她停住。
“我没有杀他。”她说，“这三天我每一句话都在撒谎，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她走了出去。棉袍的下摆扫过门槛，带起一点灰。院里那株老槐树下积着雪，雪面上横着几道鸦爪般的细痕，昨夜落下的新雪把旧脚印填平了一半，只剩浅浅的几处凹陷。风从湖上过来，卷起一层雪沫，贴着地皮走，到了墙根就散了。他站起来要跟，德尚抬手拦了他一下。
“让她走。”
厅里剩下三个人。德尚、顾延，和站在桌子前面的那个人。灶间的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隔着两道门都听得见。
德尚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完，把碗推到一边，又把那堆蛋壳倒进渣斗。
“陆先生。”
“在。”
“您今早来认罪，是您这辈子做过的最笨的一件事。”
“我晓得。”
“也是最体面的一件。”德尚说
他默然。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被德尚唤住。
“还有一件事。”
“您说。”
“您昨晚在门外听见的那句话，”德尚说，“‘我对不起阿绣’——您确定是这四个字？”
陆明远想了想。
“确定。”
“好。”德尚说，“您先下去。今日莫与任何人交谈。”
等他走远，顾延才把笔搁下，说这一场顶罪漏洞百出，连毒下在哪里都说岔了，不知他图的是什么。
德尚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院子里那一片被踩得稀烂的雪。雪地上脚印叠着脚印，已经分不出谁是谁的，只剩一摊灰黑的泥水。
“我的朋友，”他说，“你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这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喜欢他。”
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
“可有一个人，每天晚上给他端一杯酒。”
顾延刚要开口，德尚抬手止住了他。他说自己什么也没有断定，只是把两样东西并排摆在了桌上：一样是恨，一样是每天端上楼的那一杯酒。这两样按理说不该搁在同一个人身上——恨一个人，就不会每晚守着他喝完那杯酒再端着空杯下楼；守着他喝完的人，也不会恨他。
檐上垂着的冰凌断了小半，断茬落在阶石下，碎成几瓣，亮晶晶的。
他转过身来，看着顾延。
“可要是搁了呢？”
德尚看了他几秒钟才答。
“要是搁了，那就是这桩案子里最难过的一件事。”
15 天平
十二月二十二日。
天没亮，去苏州的那个小伙计回来了。他一路踩着夜里冻硬的雪壳，进村子的时候已经走不动，扶着墙挪到门口。鞋上的草绳磨断了三根，脚脖子冻得发亮。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纸被汗和雪浸软，边角卷了毛。
德尚把电报举到窗前。天光灰白，纸上的字印得密。
一共四样东西。
第一样是火险。民国五年慎昌丝厂投保于怡和洋行，保额三万二千两，同年十一月立案，十二月十九日全额赔付。案卷编号底下有一行小字：附件三·外聘调查报告，未采纳。
“他们连附件都没有拆。”德尚说
“那是您写的。”
第二样是工人名册，十一个人，姓名年纪籍贯一一列明，末一个名字底下画着一道横线——和书房抽屉里那一本一字不差。名册最末另有一行小字，笔画比上头细，是另一个人的手写的：右十一名，日夜班合计。记工：姜氏。
“姜。”德尚把这一行念出来，“这个姓不好认。”第三样是花色：民国四年冬出缠枝莲提花绸一批，次年三月停产，库存折价入次料。霉变两个字卷宗里不会印，可停产的日子说明了一切。
第四样是账房名录。
顾延誊到这一条，笔尖停住了。他停了两秒钟，接着往下抄，抄完又把名字看了一遍，才把电报放下。
名单上三个人。第二个姓顾。
“民国五年，慎昌的账房有三位。”德尚说，“这一位，您认得吗？”
顾延把笔搁下，搁得很正，笔杆和桌沿平行。
“是我父亲。”
他没有往下讲，是德尚问的。他父亲民国五年十一月被辞退，那年他七岁，厂里的说法是账目不清，赔一笔钱了事。两年以后人死了，家里说是肺病。
“肺病有时候就是肺病。”德尚说，“有的时候则未必。”
他把电报折两折，放进抽屉。
“这个人情我到此为止，不再往下问。”他说，“我要的是他知道的东西，不是他这个人。”
顾延低下头写字，写了两个字，手抖了一下，那一竖歪出去半分。他划掉重写。
“父亲留在家里有一本副本。”
“不用去取。”德尚说，“人被辞退的时候带走的东西，通常不是账本，是名单。”
他推上抽屉。
“下午我要用客厅。”
---
客厅的长桌清出来了。桌上摆着六样东西，从左到右，间隔一模一样，像列队：一截丝线，一片布样，那只黑漆托盘，三片纸灰，整本月份牌，三只棕色玻璃小瓶。
陈福进来添炭的时候看了一眼，退出去撞在门框上。
德尚叫人请沈太太来。
她进来时穿的还是那件深青旗袍，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她的眼睛先把桌面扫了一遍，扫到托盘的时候停了半秒钟。
德尚看在眼里。他没有先提那一样，把放大镜递了过去。
托盘的事她答得很快：一对，书房里放着另一只，她平常只用这一只——老爷说这一只端着稳。昨天擦的时候还没有那道痕，擦的人是阿巧。
“磕角不会磕出白茬。”德尚把放大镜移到托盘长边上，沿着金线走了半寸，“这一道不到半厘深，槽里露白，是漆下面的木胎。能划开漆的，不是指甲，不是布，也不是铜器。”
“是什么？”
“比漆硬，比木头软。”他把眼睛从放大镜上抬起来，“比如铁。比如银。”
她的手抬了一下，又落回膝上。
“您说的是这一枚。”她把下巴低了一点，让领口那枚别针露出来，“素银的，我戴了十几年了。”
那是一枚缠枝莲纹的小别针，莲瓣边上原本点过珐琅，蓝色掉得只剩一点。卡口里嵌着一点黑，要偏过头去对着光才看得清。
她迟疑了一下，把它取下来放在桌上。
德尚用镊子挑出那一点黑，搁在白纸上，隔着放大镜看了很久。
“这一点搁在纸上，说明不了什么。”他说，“除非托盘上少了漆，别针上多了漆。”
“这道划痕是怎么来的我不清楚。”她说，“这宅子里的东西每天都在磕碰。厨下的人端盘子，走廊上的人走路，谁碰着了谁知道。”
“是。”德尚说，“这宅子里的东西每天都在磕碰。”
他把放大镜放下。
“可是这一只托盘，您天天端着上楼。它天天从您身上过去。”
问夜里哪一段路离得最近，她说从厨房到楼梯。问中间有没有停过、有没有换过手，她都说没有。她的手在膝上动了一下，很小，只动在第二句上。
德尚把这几句记下来。记完他把丝线的信封和布样取过来，和托盘摆成一排。
“还有一件事。”他说，“我要看您的衣柜。”
“您已经搜过一轮了。”
“搜的是屋子，不是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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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房间在二层东头靠里，隔着一道板壁就是老爷的卧室。屋里收拾得让人不敢落脚：被角掖进褥子底下，梳妆台上粉盒、篦子、发油各占一个位置，彼此不挨着。
衣柜是一只老式朱漆大柜。她自己去拉开门，铜环碰在门板上，响得很闷。
柜里一共九件，按季节从深到浅排着。底下抽屉里是叠好的，一件压一件，边缘齐齐的。
德尚没有伸手。他从第一件看到第九件，看到第六件停住了。
她把那件夹袄取出来，双手托着放在床上。
暗红，隔着十几年的暗，红已经沉下去发褐。领口袖口滚着窄窄一道边，料上起缠枝莲的花纹，莲瓣边上一道金线，要侧过去才闪。带来的布样新一些，花样是一眼看得出的同一种。
“这一件，”德尚问，“什么时候的？”
“陪嫁那年做的。”她说，“料是老爷给的，说是厂里剩下的。”
“民国四年冬那批？”
“年份我不知道。”
“做了几件？”
“两件。另一件早穿坏了，前些年拆了做鞋面。”
他把它提起来，捏了捏袖子上那道折痕，翻过来看内层，又凑近看袖口的滚边。
“上一次穿，是什么时候？”
“去年冬天。”
他把衣裳摊在床上，用掌根在袖子上压了一下又松开。
“压在箱底十几年的衣裳，折痕是死的。”他说，“折过的地方会发硬，会发白，掰一掰才会软。”
他捻了捻那道折痕。
“这一件的折痕是软的。”
窗纸上的光慢慢移。她看了那衣裳一会儿才抬眼，声音和先前一样平：上个月十七号雪化了一天，太阳好，她在后院架起两根竹竿，把这箱里的东西拿出来晒过。晒完重新叠回去，折痕自然是新叠的。
德尚记下来，蹲下去看柜脚。柜底一层薄灰上有四只柜脚的印子，印子边缘干净，柜子很久没挪过。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把整个柜子再看一遍，才把夹袄叠回去，顺着原来的折缝一道一道对齐，递还给她。她放回柜里，位置和他拿出来时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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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时天已偏西，厅里点上了灯，桌上那六样还在原位。
周仲禹被叫了来。他今天没抱出诊包，两只手空着，进来先搓了搓才坐下。
瓶子的事他答得很快：十一月二十号开的，三十毫升，每晚十滴兑温酒；他自己不肯吃，是太太给他滴。三十毫升约六百滴，本可以吃六十天，可药水久置效力会减，他一向只开一个月的量。
“上个月二十号到昨天，正好一个月。”
“正好。”
德尚把那只空瓶举到灯下，问按日子算该剩多少。
“该还有小半瓶。”周仲禹接过去对着光看，又倒过来，瓶口朝下停了三秒钟，“这个是空的。”
他在瓶颈上抹了一下。
“瓶塞上的痕迹也太多了。一个月每晚开一次，该是三十来次。这塞子磨得发毛。”
德尚从桌底下取出第三只瓶。同样的棕色玻璃，同样的牌子，里头还有小半瓶。标签是空白的，一个字也没有。
“这一瓶，在太太梳妆台的抽屉里。”德尚说，“抽屉里放着针线、顶针、几副没上过的鞋面。它挨着顶针。”
周仲禹摇头，说不是他开的，他不会开没有标签的药。
“沈太太。”
“在。”
“这一瓶，哪里来的？”
她的眼睛落在那瓶上，停了两秒。
“上海。去年冬天我自己去药房买的。”
问要不要方子，她说要的，她有旧方；问旧方在哪里，她说丢了。问买回来吃过没有，她说没有，搁了一整年。
“那就是说，”德尚说，“抽屉里搁着一瓶一直没有用过的药，搁了整整一年。”
“是的。”
“为什么不丢掉？”
“还没有过期。”她说，“药是花钱买的，丢了我心疼。”
坐在角落里的白梦兰把两只手揪在了一起。
问完这一句，德尚把笔搁下，说要问的就这些。周仲禹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回身，像是要多说一句，最后什么也没说。
周淑筠还站着。
“这六样摆在这里，”她说，“您是要得出一个结论。”
“是。”
“我能不能知道是什么结论？”
德尚把手掌摊在桌上，挨着那排东西，从第一样挪到最后一样，又挪回来。
“还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还差一样东西。今天下午我得到的是碎屑、是余量、是折痕。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可都不是中枢。”
他把六样重新对齐，边角对着边角。
“我要等那个中枢。”
她看了他几秒钟，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外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说今年的蜡梅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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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德尚在厅后的小佛堂门口看见她。
佛堂只有半间屋大，龛里供着一尊木观音，漆早就剥落，露出底下的木胎。龛前一只香炉，香灰积得很厚。她背对着门跪在蒲团上，手里理着一束蜡梅，枝子上还带着雪水。
她把花枝轮了一遍，挑出三枝插进青瓷瓶，退后半步，歪着头看。
看了一会儿，她把剪刀拿起来。最长的一枝高出旁边两枝有半寸。她捏着比了比，把那半寸剪掉，剪下来的小截落在桌面上。
剪完她又退一步看。
“这样是不是对称了？”
德尚站在门口，把手插在外套口袋里。
“是的，太太。”他说，“您很讲究对称。”
16 阿绣
十二月二十三日，早晨。
德尚把陈福叫到厅后那间小账房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只算盘和一个放契据的木匣，墙角堆着几摞旧账。窗开得很小，光从北边过来，落在桌面上，把两只手照得发青。
他先把话摊开：每年十二趟，初五前后出门，去苏州，偶尔到上海，当天回来或者第二天。一年十二趟，十五年就是一百八十趟。这座宅子里只有一个人这样出门。
问出去做什么，老管家先答采买，再追问，就答不上来了——因为这宅子里买得着的东西，吴县都买得着。
德尚等着。他不催，只用两根手指把算盘上的珠子归到一边，一颗一颗，归得很慢。
窗外雪地上有一串麻雀的脚印，很小，一串过去，一串回来。
钱的事最后是陈福自己说出来的。每个月三十块，有时候四十，从民国五年腊月起——那是那场火之后两个月。
“送给谁？”
老管家的喉咙动了一下。
“十一家。”他说，“当年死的那十一个。”
能找到的就送，找不动的就断了。头几年还找得动，后来只剩五家。送法也有讲究：不报姓名，只说是厂里的恤金，把钱搁下就走。
“厂民国五年就烧了。”德尚说
“我知道。”
“那您怎么会信？”
陈福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此刻交叠着按在桌沿上，指节发白。他说他三十年不问，这两年也不问——问了她就要答，她答了，这件事就不归她一个人担了。
账房里静下来。北窗的那点光又往前挪了一寸，斜着照到老管家的脸上，把他眼角到腮帮那一排皱纹照得像刀刻出来的。
“这十一家，”德尚把笔搁下，“里头有一家姓陈。”
老管家的肩膀塌了下去。
他塌得很慢：先是背往前弯一寸，接着手扶住桌沿，最后整条胳膊撑在桌面上。他没有出声，或者说声音全堵在喉咙里，闷得像隔了一层布。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脸上亮着一片湿。
“我女儿十六岁进的厂。”他说，“她叫阿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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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他叫人把阿巧找来。
她进来时还是那副样子：围裙系得极紧，两只手在围裙上绞着，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这回不是她自己挑角落，是陈福把她领到桌子前面来的。
德尚搬了一把椅子搁在离灯近的地方，退开两步，让她坐下。她只坐了半个边。他坐到对面去，没有拿出本子，也没有拿笔。
他讲清楚规矩：答得出就答，答不出就摇头，答不了可以写在纸上。
问的是那天夜里酒里的滴数。他知道她数得出来——一个人洗碗要洗三遍、沥水架上的碗排得间距一样，这样的人数东西是天生的。
她的手停在膝盖上，停了很久。
“十二。”她说
那个字是漏出来的，像风从破窗缝里钻进来，几乎不成音。
再问下去，是十七号夜里十二滴，十八号十四滴，十九号二十滴。前半年的数目，她的手指比得慢，一根一根地伸，伸到第四根又收回去两根，才比出那个数目。
问她为什么不说出去，她的喉咙里出了一点气声，没有字。
德尚把纸和铅笔推过去。
她接用的是左手。右手一直压在围裙上，自始至终不曾抬起来。
她在纸上写字，字很大，一笔一画，笔尖顿得发颤。纸上出来的是四个字：
「太太待我好」
写完她停住，把铅笔在手里转了半圈，又添了三个字：
「我爹在这」
问她陈管家是她什么人，笔尖悬在纸上不去，隔了半分钟才写出两个字：
「我爹」
顾延的笔在纸上顿出一个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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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周仲禹被请了来。
德尚没有先说别的，只把那年的一段重念了一遍：民国五年冬天，他在灰堆里翻出一个还有气的人，脸和手都烧坏，喉咙里灌了烟；送去教会医院，住了一年；一年以后去看，人不在了，医院说她自己走的。
“周医生，”德尚把本子合上，“您说过她右边耳朵后面有一块疤。烧伤的，从耳垂一直到脖颈，像半只月牙。”
“我说过。”
“那座宅子里的人，您这十几年都见过。”
“是。”
“有没有看见过那块疤？”
周仲禹愣了一下，说没有。
德尚抬眼去看站在角落里的那个女佣。
“阿巧，”他说，“把你耳朵后面的头发，撩起来。”
她不动。两只手在围裙上绞了一下，绞得更紧。陈福站在旁边，把手往前伸了半寸，很快又收了回去。
她终于抬手。手抬到一半停了一下，才把头发从耳后捋到前面去。
那块疤从耳垂底下起头，绕过耳朵，一路延到脖颈一侧，疤面起伏不平，边缘泛白，一直埋在发根底下。
周仲禹往前走了两步，走到一半停住，把眼睛闭了一下又睁开。
“是她。”他说
那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十五年。”他说，“我找了她十五年。”
灶间的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厅里再没有别的声音。
“你叫陈阿绣。”德尚说
不是问句。
她看了他几秒钟，把手里的铅笔放下，点了点头。
---
剩下的一段是在纸上慢慢写出来的，一共写了七张。
民国五年那晚她在二楼缫丝车间。火起来的时候车间那扇门推不开，门外有人上了闩。她躲在靠里的一排车后头，被烟呛昏过去，醒来已经躺在医院里，脸裹着布，喉咙里插着管子。她住了一年，那一年里修女教她认字，也教她写；右手的手指烧坏了，握不住笔，只好改用左手。一年以后她自己走了。她去找过父亲，听说他在沈家做事，她不敢进门。三年前听说槐园要添一个厨下的丫头，她就来了。
问她为什么来，笔尖落下去的时候迟疑了一下，落出来的是：
「我想看看他」
纸上三个字：「沈仲庭」
最后一页上有三行：
「太太每个月给我爹钱」
「那钱送去十一家」
「我知道」
德尚把这七张看了三遍，忽然问那封信是不是她写的。
她的手按在桌沿上，按了很久，才点了点头。
问她为什么要写，她答的是三个字：「他忘了」。问她是不是想让他认，她的手停住了，停了很久才写到纸上去：
「怕他死」
——“怕他死了就再没有人记得这十一个，所以你要让他想起来。”德尚说
她抬起眼睛看他一眼，又低下去。
至于他收到信以后会去把巡警署叫来、会不会从此查到十五年前那一夜，她的肩膀抖了一下，掌根抵着眼睛抵了一会儿，慢慢地摇头。
厅里的灯已经点上了。玻璃窗上结着霜，把外头的天冻成一片灰白。
“陈阿绣。”德尚绕过桌子走到她这一边来，“我还有最后一件事。”
那天夜里十一点二十前后，她上过楼，一直走到书房外面。
“门里有人在说话？”
她点头。
“听见了什么？”
笔尖写着写着停住，把半个字划掉，重写了一行：
「她劝他」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劝他什么？”
纸上出来的四个字是：
「劝他自首」
檐上一线雪水化下来，滴在阶石上，一滴，又一滴。
德尚把七张纸对齐，边角对着边角，收进抽屉，转过身走到门口。院里的雪已经开始化，墙根露出一圈黑土。
“顾先生。”
“在。”
“明天上午，请所有的人到客厅。”他说
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站得很直。
“我要说的话，最后一次说完。”
出来的时候路过佛堂。佛堂那两扇门开着半扇，香炉里的灰是新压过的，压得平平的一层，边上没有一道印子。他在门口站了大概半分钟。
“那么，太太，”他轻轻地说，“我们该谈谈了。”
17 揭晓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
雪在后半夜停了。风什么时候转的没有人听见，早起推门才发现这世界薄了一层：檐上的冰凌短了一截，雪面起了一层壳，脚踩下去只留一个白点。
天没亮顾延就去村公所摇电话，回来时脸冻得发青，鼻尖上有一点白。电话通了：雪化了大半，路今天上午就通，最迟过午。
“先生，他们一来，我们说的话就不再是私底下说的话。”
“我知道。”德尚说，“所以要赶在他们来以前说完。”
九点整，长桌摆出来，九个人围了三面。座次与二十一日晚间那一次分毫不差：周淑筠靠窗，沈慕言挨着她，沈曼青照旧坐在最远的角上，杜文卿抱着皮包坐在当中，白梦兰靠着火盆，陆明远立在门框边，陈福和阿巧站在最后。
桌上摆着七样东西：月份牌、三片纸灰、那一截丝线和那一片布样、黑漆托盘、三只棕色玻璃小瓶、搁着漆屑的白纸碟，最后是那本蓝皮名册。从左到右，间隔一样。德尚挨个挪了半厘，才抬起头。
他说今天最后一次说完，中间有人插话他不答；说完以后众人各有各的说法，那时候再说不迟。
---
“先说那扇门。”
他把两只手撑在桌沿上。十九日夜里，先后有三个人到过书房门外：九点半是送酒的人，十一点十分是少爷，十一点三十到三十五分之间，是站在后段走廊上的那一位。他朝门框那边点了一下头。三个人都没有进去，真正进去的只有一个，进去的时候大约是十一点二十分。
那扇门到十一点四十分才从里面闩上。
白梦兰的手往火盆的方向动了动，没有抬起来。
三天前他问过少爷一句话：人走到门边，停了一下，插销才落下来，中间隔了多久。少爷答了，还多答了一件事——他听见里头有两个人。
“我对不起阿绣。”陆明远说。
德尚谢了他。这四个字他记了三天，“这四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屋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仲庭，另一个是从十一点二十分起就坐在里头的人。”
他把手从桌沿上松开。
“所以不要再找能穿墙的人了。那扇门从来不需要被打开，它是自己从里面关上的。我们要找的，是有资格被请进去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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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第二件事：他是怎样死的。”
周仲禹的肩膀往前倾了一寸。
“心脏肥大，每晚十滴洋地黄酊，兑温酒。”德尚说，“这种药有一个毛病——治病的量和要命的量隔不了多少。十滴是把心脏往上托一把，二十滴连着三五天，人就开始看东西发黄、嘴里发苦。”
他把一只棕色小瓶举起来。这是上个月二十号开的那瓶，一个月一瓶，按日子算该还剩小半瓶。它空了。他又把瓶子转了半圈，让灯落在软木塞上：一个月每晚拔一次，该磨三十来下，这一只磨得起了毛。
“多出来的那些滴数不在这一只瓶子里。”
第三只取自沈太太梳妆台的抽屉。同样的棕色玻璃，标签空白。她说那是去年冬天自己在上海买的，买回来搁着，一整年没有吃过。
“可是它没有满。”德尚把它对着灯照，“一只买了药、一口也没吃过的瓶子，该是满的。”
杜文卿咳了一声，连忙用拳掩住嘴。
“加了多少我不必算。”他说，“灶间有人断断续续看了三年——十七号十二滴，十八号十四滴，十九号二十滴。”他的目光落到最后面那个沉默的女佣身上，随即收了回来。
“能把手指伸进那一杯酒里，还不惹人多看一眼的，这座宅子里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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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我要说三样小东西。”
他把装丝线的信封取出来。二十日早上他在书房地毯靠墙的一边捡起一截线，不到一寸；后来他从库房那匹布上剪了一片下来，两样是一路货。十七号雪化了一天，那件衣裳有人拿出来晒过——箱底压了十几年的东西，折痕是硬的、发白的，他从柜里取出来的时候，那道折痕是软的。
第二样是托盘，长边上那道划痕不到半厘，槽里露白，是漆底下的木胎。他拿镊子在那粒黑点上点了点：托盘上少了漆，别针上多了漆。
“不过这三样我最不看重。”
他把它们往两边各推了半寸。丝线会掉在别处，折痕可以另有解法，漆屑也许是沾来的；到了巡警署手里，一样也立不住。真正立得住的是第四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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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牌取到面前，铜钉还在原位。十二月十九日那一页上写着“药”和“晚”，是他自己的手笔；二十日那一页不见了。
“我一开始就说过：一封信被烧了，一页纸被撕了，这是两个人。”他环视一圈，“这句话我说错了。”
撕纸的人写完了害怕，烧信的人烧到一半手软——这两件事可以是同一个人做的，相隔不到半个钟头。
他把月份牌翻到二十一、二十二日那两页，斜过来对着窗。写的时候他按得很重，笔尖透过纸，把半个字印到了底下一页。这半个字他看了三天。
“淑。”
厅里没有声音。窗台上脸盆里的薄冰绷断了一角，落在地砖上，很脆的一声。周淑筠的两只手交叠在膝上，一动不动。
“这是名字的头一个字。”德尚说，“还是个女人的名字。”
他转向桌子中间。
“杜先生，您的皮包里是什么？”
律师答是文件。他知道是文件，他要的是里头的其中一样。杜文卿的手在搭扣上停了很久，先看了一眼身边的人，没有人替他说话。
“二十日上午八点零五到八点半之间，我从书房出来下楼。”德尚说，“那二十几分钟屋子没有人看着。二十一日那天我一提起这一页，您的皮包就从膝上滑到了地上，您弯腰捡了两次。”
“那天在座九个人，听见‘被撕掉一页’这几个字变了脸色的，只有两位。”
他没有说第二位是谁。
律师的两只手抖起来。他把皮包挪到桌上，又收回去，最后放平，打开了搭扣。里头是几本卷宗、一叠单据，最底下压着一张折起的纸。
德尚没有伸手去拿。他用两根手指把纸推到桌子中间，摊开。
三行铅笔字，笔画很重，最后一笔划破了纸：
「廿日早，叫巡捕来，就说门是陈福闩的」
「先把同杜先生对过的账结了」
「淑筠那边，我自己同她讲」
厅里安静了很久。炭盆里的灰壳裂开一道缝，露出下面一点暗红，随即又合上。陈福往前挪了半步，被人扶住了，他没有出声。
德尚把那一夜重排了一遍：九点半酒送上去，他喝了；十一点二十分有人进去，坐在里头，来的人劝他，他说了那四个字；十一点四十分前后那一个人出来，门在她身后合上，插销从里面落下来。
屋里剩下的人活了不到半个钟头。这半个钟头里他做了三件事：把那张纸留在没锁的抽屉里；把一封写了一半的信凑到灯火上，烧到一半手软了；然后把脸伏在手臂上坐着。
他把三片纸灰推过去。最大的那一片上头有四个字——“我知道你是”，后面还有，烧掉了。这是回给写信人的话；写给谁，他不说了，昨天已经有人认了。写信的人用的是左手——昨天在那张桌子前她伸手接笔，伸出来的是左手；烧坏的那只右手握不住笔。
“所以说到底，绕回来还是那句话。”德尚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天天晚上端酒上楼的人只有一个。天天往那只杯子里添东西的人，也只有一个。”
他看着窗户那一侧。
“沈太太。”
---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她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躲，只把交叠着的两只手分开，一只平放在桌面上。
“我没什么辩解的。”她说，“但有几句话，我要自己讲。”
她的每一个字都很清楚。这是这座宅子五天以来头一回有人用平常的调子说话。
民国五年她在慎昌做工账，厂里叫她记工，一个月三块半。那年她十八，姓姜。名册是她抄的，最小的那一个名字底下的圈也是她画的——“年纪最小的，我得记牢一点。”十一个人里头有十个她天天喊名字；剩那一个叫阿绣，进厂那天是沈仲庭领她去的。
出事那天她发寒热，没去。第二天天亮跑到厂门口，只看见一堆黑的。
后来她嫁给他。众人一定想听她说为了查，她摇了摇头：一半是，另一半不是。人到了那一步，总得找一样东西活下去，她找着的是他。
每个月三十块，十一个家里分，托管家送去。十五年，钱是他的——她把他的钱一笔一笔送出去。这十五年里她每一天都等着他自己说出来，等不动了，就自己动手。
“可是我每天晚上都在等。”她说，“我把酒端上去，站在桌子边上，等他抬头问我一句——今天的酒怎么这样苦。”
她抬起眼睛。
“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
德尚站了很久才开口。
“他不是没有问，他是问了别人。”
上个月他对人讲过嘴里发苦、看东西发黄，这话独独没有讲给端酒的那个人听；他在月份牌上记“药”“晚”，是记给自己看的。他知道酒里有东西，还是每晚把它喝下去。
一个人发现自己被下了药还天天喝完，只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他要查，一种是——他答应了。
她看着桌面，好久没有动，肩膀只动了一下。
“第三种我没想过。”
“我也希望是。”德尚说，“可惜第三种不成立。二十日早上他还是要叫巡捕。他把陈管家交出去，自己就干净了。”
“他不是干净。”她说，“他是怕。”
说完这句她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站得很直，两手交叠在身前，同第一天在大门口一个样子。
她向德尚要一件事：能不能再看一眼。只说了半句，没有往下说。德尚说可以。
她把手从身前放下来，转过去看着站在最后面的老管家。
“陈管家。”
“太太。”
“佛堂香炉底下压着一张纸。”她说，“您取出来，交给德尚先生。”
18 雪停
陈福去了不到一盏茶的工夫。
佛堂在厅后，半间屋大。他回来的时候两只手捧着一样东西，走得极慢，怕抖散了。那是一张纸，对折过两回，展开的地方压着香灰；他把纸搁在桌上，灰落下来一小撮，落在桌面的漆上，像撒了一层细沙。
“香炉底下压着的。”他说，“太太说得没错。”
德尚没有立刻接。他先看纸的边——被香灰埋久了，纸色发黄，边缘有一圈焦痕，是长年受着炉底那一点热烤出来的。
他把纸摊平。
三处字，笔迹是同一个人的，墨色深浅不一，不是一日写的。
第一段写得很满，一字压一字：
「民国五年冬月十九夜，缫丝二楼楼梯口那道铁闩，是我叫人装的。我对厂里说的是防偷丝，那是说给人听的。那年春茧价贱，厂里要停工，停工要赔遣散。我想的是：把门闩起来，熬过这一冬，她们自己会走。」
第二段换了行，字稀了些：
「十一个人的名字抄在另纸上。抄的人把年纪最小的那一个圈了出来，我留着没敢丢。纸压在香炉底下，一压十五年。」
第三段墨色最新，笔画也轻：
「我今年六十。医生说我不久。银行保险箱里另有一件，办得晚了，留的是阿绣。」
德尚念完，把纸放下。
厅里没有一个人出声。窗台上的雪水顺着窗框往下淌，滴在盆里，一滴一滴，隔很久才滴一下。
他把第二段又念了一遍，抬起眼睛看向窗户那一侧。
“沈太太，那本名册是您抄的。”
“是我抄的。”
“这一本在您先生手上。”他说，“他知道抄的人是谁。”
周淑筠没有答。她的两只手仍旧交叠在膝上，指节没有用力。
陆明远先动了。他从门框边走过来，走到离桌子两步的地方站住，两只手垂在身侧。他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才抬起头。
“民国五年。”他说。
德尚看着他。
“您父亲是民国二年。”
“是。”陆明远说，“我不是来替我父亲讨什么的。我只是想问一句：这十五年，他烧的是哪一支香。”
没有人答得出这一句。
杜文卿把皮包抱得更紧了些。他咳了一声，这一回没有掩嘴。
“德尚先生，”他说，“保险箱那一件，我是经手的。”
“我知道。”
“我拟的格式，办了见证。内容我不曾过目。”他停了一下，“今天以前我办过上百件这样的手续，没有一件觉得手沉。”
“今天沉了？”
“今天晓得了留给谁。”杜文卿说，“留给一个在厨房洗了三年碗的人。”
德尚看着他。
“我做了十七年律师。”杜文卿说，“今天头一回觉得，我经手的那张纸是有分量的。”
站在最后的那个女佣往前挪了半步。她挪得很轻，像是怕踩着什么。
周淑筠转过身去。
这是三天以来她头一回正眼看这个人。她的目光落在右边耳朵后头那块疤上——从耳垂一直延到脖颈，颜色比周围的皮深，像半只月牙。
“十六岁进厂那天是他领你去的。”她说，“我在门口记的名字。我记得你穿一件蓝布衫，袖子短了一寸。”
阿巧的喉咙里动了一下，没有声音出来。
周淑筠把一只手伸过去，停在半空，又收了回来。
“十一个我都记牢了。”她说，“只有这一个没记牢——不是记不住，是不敢记牢。一记牢，就得承认她还活着。”
---
午后过了一点，巡警署的人到了。
来的是两个，一个姓王的巡官，一个年轻的书记。他们踩着化了一半的雪进村，靴子上全是泥，进门先在门垫上刮了三下，刮完才跨进来。
德尚把这五天记的东西都交出去：三本笔录、一本登记册、装丝线和漆屑的信封、三只棕色玻璃小瓶、整本月份牌，最后是那三片纸灰。他一样一样推过去，推完把两只手在桌上并拢。
巡官翻了两页，问人是哪一个。
德尚把名字说了。
巡官又问凭什么。
德尚说了四条，说得很慢。酒是她温的，是她端上楼的，七年如一日，谁也不多看一眼；加量的那一只瓶子在她的抽屉里，买回来一口没吃过，如今不满；滴数是灶间的人报的，十七号十二滴，十八号十四滴，十九号二十滴；今晨她自己认了，当着九个人。
周淑筠站起来。她先把袖口抹平，才把手垂下去。
该交代的两件事她交代了：每个月的三十块，往后由阿绣接着送，名册收在佛堂龛后那只匣子里；老爷的棺木停在西厢，入殓的日子请周医生定。
说完她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过身。
“德尚先生。”
“沈太太。”
“有一句话我想问清楚。”她说，“这十五年我送出去的钱，算不算数。”
德尚看着她。
“算数。”他说，“那十一个家里，没有一家退回过。”
她点了点头，跟着巡官出去了。院子里那层雪壳被踩破了一路，走出大门以后脚印就深了，一直排到村道的转弯处。
少爷在廊下站着，从头到尾没有进厅。巡警押着人过去的时候他往墙边让了让，让出很宽的一条道，眼睛却没有抬起来。
小姐没有露面。德尚临出门问了一句，陈福说她一早就出了后门，往矮丘那边去了，只说走走，没有说几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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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延在桌边坐着没动。他把最后一行记完，笔尖在纸上顿了很久。
“先生，”他说，“账房名录上第二个。”
“我看见了。”
“我父亲那一笔写的是账目不清。”
“写的是。”德尚从墙角那只旧皮箱里取出一样东西——一本蓝布面的旧册子，边角磨得起了毛。他把它放在桌上，推过去。
“这是我民国五年写的那一份。他们压了十五年。现在它有两个用处：一个在这座宅子里，一个在你父亲名下。”
顾延没有伸手去接。他看着那本册子，看了好一会儿才伸出手，把它收进自己的包里。
“要办什么手续？”
“吴县巡警署。”德尚说，“他们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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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的时候是三点多。雪是真的停了。
院门外那条路通到村口，雪壳被踩出一条黑线。走了一程，顾延回头看了一眼。
槐园剩下一片黑瓦，压在雪底下，只露出几条白墙。老槐树底下那片雪平平整整的，没有一行脚印——那一场雪把什么都盖住了，等到化的时候，底下是什么还得露出来。
陆明远站在院门口，没有戴帽子，肩上落了一层碎末。他没有跟上来，也没有回去。
“先生，”顾延说，“这五天我记了三本。”
“回去重抄一遍。”德尚说，“抄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头那些话里有七八句是没有用的。留着。”
“留着做什么？”
“留着看。”德尚说，“一个人说十句话，有用的往往只有两句。你得先记下十句，才知道是哪两句。”
走了一段，顾延又开口。
“先生，那一夜他要是没喝那杯酒呢。”
“那就没有这一桩案子。”
“我的意思是，”顾延说，“她端上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不喝。”
德尚走了十几步才答。
“想过。”他说，“天天晚上都想过。这就是她为什么要站在桌子边上等着——等他抬起头来问一句。”
他们上了去苏州的那条路。雪面上起了一层薄壳，脚踩下去只留一个白点，不留印子。风从湖上过来，把那一层粉末吹起来，贴着地皮走了一段，到路边就散了。
德尚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走了十几步他才开口。
“那份报告我留了十五年，一个字也没有改。”
顾延没有接话。
“今天早上以前我以为不会有人问起。”德尚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现在有人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