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瑞芝出嫁那天穿的织金旗袍，是前一天下午才从当铺里赎出来的。
当票没有扔。她母亲拆开旗袍的衬里，把那张薄薄的黄纸折成一指宽，一针一针缝了进去，缝完了，低头用牙齿咬断线头，说：“这是你的退路。”
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秋天，上海法租界一条弄堂里，白家的客堂间点着一盏六十支光的电灯——平时只点二十五支光的，今天女儿出嫁，母亲特意叫人换了。灯一亮，屋里的穷相反倒都照出来了：红木椅子的扶手磨得发白，墙上祖父的画像，画框的金漆剥落了一角，像一个缺了牙的笑。
白太太把旗袍抖开，对着灯照了照。织金的缎子在灯下流着光，一条一条，像水里游的金鱼。
“当票上押的是什么？”瑞芝问。
“你外婆传下来的那只翡翠镯子，老坑的，我押在宝和当，押了五块。”白太太说，“当铺心狠，你是知道的，值三百的东西，他说成色看不准，只肯给五块。你嫁过去，手里攒了钱，悄悄去赎出来。万一……万一将来有个什么，那只镯子够你过一年。”
瑞芝没有说话。她知道这个“万一”是什么意思。她母亲一辈子说话都留着半句，好比做衣裳留着放出来的缝份，预备着人要胖，日子要瘦。
白家早不是从前的白家了。祖父做过道台，父亲却只会写字、抽大烟，死的时候留下一屋子字画和一身的债。字画一张张进了当铺，债一笔笔还不清，到瑞芝二十一岁上，家里拿得出手的，只剩下一个“白”字，和她这个人。
这个人，母亲是很会经营的。从十六岁起，瑞芝出门就有讲究：衣裳不必多，但件件料子要好；首饰不必多，但一定要真——至少要看上去是真的。她跟着母亲去吃人家的喜酒、看人家的堂会，坐在那里，不大说话，只是笑，笑得恰到好处，像多宝格里的一只瓷瓶，用不着开口，人家自会估出价钱来。
估价的人终于来了。是顾家。
顾家在南京路上开南货号，听说闸北还有一爿纱厂的股份。顾太太来相看的那天，穿一件玄色缎子夹袍，领口别一枚钻石别针，钻石有黄豆大，一闪一闪的，把白家客堂间的寒酸照得无处可躲。她拉着瑞芝的手，看了又看，说：“到底是书香人家的小姐，这手，一看就是没做过粗活的。”
那双手确实没做过粗活。只是前一天夜里，它们帮着母亲把家里最后两只樟木箱子清点了一遍，挑出能当的，打成了包袱。
婚事说定了。彩礼两千块，白太太一文没留，全换成了嫁妆，又把自己的皮袍子、银器连同那只翡翠镯子都送进了宝和当，才凑出一份“不丢人”的陪嫁。
出嫁那天早上，瑞芝坐在镜子前让人上头。镜子里的新娘子珠围翠绕，她看着，觉得陌生，又觉得很熟——那是母亲多年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一个人，连衬里都是缝好的。
她伸手摸了摸旗袍的腰侧。隔着缎子，那张当票硬硬的，微微硌着她，像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
喜酒摆在一品香，二十桌。两家的亲戚都来了，男客穿长衫马褂，女客穿得花团锦簇，满堂的珠翠在吊灯底下互相照着，谁也不肯输给谁。白太太和顾太太并排坐在主桌上，你给我搛一筷子鱼，我给你斟半杯酒，脸上都笑着，眼睛却都在对方身上转——转到手上，看戒指；转到领口，看别针；转到袖口，看料子。两个女人一顿饭吃下来，彼此的家底都估了一遍，估完了，都很满意，满意得几乎有些感激。
瑞芝坐在新郎旁边，一口也没吃。她看着两个母亲，想起小时候在城隍庙看人斗蟋蟀，两只蟋蟀鼓着翅膀对峙，叫得震天响，谁也不知道对方的肚子其实是空的。
二
顾家住在静安寺路一幢三层的洋房里。
花园不大，种着两棵广玉兰。客厅铺着地毯，摆着整套柚木家具，墙上挂着油画，窗帘是墨绿丝绒的，沉甸甸地垂下来，把阳光挡在外面，屋子里终日是一种富裕的昏暗。
顾少棠是独子，二十六岁，在交易所里做事，生得白净，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温吞，脾气也温吞。新婚头一夜，他坐在床沿上，很客气地问她冷不冷，饿不饿，要不要叫人送一碗桂圆汤来。她说不要，他便也不再说什么。两个人隔着一尺远躺着，像两件被人搁进同一只箱子的衣裳。
日子起初是很好的。早上有娘姨送来牛奶和吐司，中午顾太太领她去先施公司看料子，晚上一家人坐在长长的餐桌边吃饭，四菜一汤，银筷子，骨瓷碗。瑞芝在娘家时，银筷子早当掉了，吃饭用的是乌木的，此刻捏着这一双，冰凉的，沉的，倒有些不惯。
少棠待她也周到。每个礼拜天，他都从沙利文带一盒西点回来，奶油的，栗子的，用一根粉红缎带扎着。有一回她跟着他一道去买，看见他付了账，站在柜台前，把找回来的几个铜板一枚一枚数过了，才放进口袋里。数得很仔细，像是怕少了一枚，又像是怕被人看见他在数。
她装作在看橱窗里的蛋糕，没有回头。回家的路上，他照旧把那盒西点捧在她面前，笑着说：“你尝尝，这家的栗子蛋糕，全上海顶好。”
那一天的蛋糕她吃得很慢，吃出了一点铜板的味道。
住久了，她渐渐觉出一点不对来。
先是佣人。顾家有两个娘姨、一个厨子、一个汽车夫，人数是够的，可是她们对这个家都不大熟：娘姨找不到放茶叶的罐子，厨子不知道老爷吃不吃辣，汽车夫开去南京路，竟走错了一条街。瑞芝问起来，顾太太轻描淡写地说：“老人手都辞了，手脚不干净，新换的。”
然后是家具。有一天她蹲下去捡一粒滚进五斗橱底下的纽扣，看见橱板背面贴着一张小小的白纸条，毛笔写着：“鸿兴木器号，租，第四十七号。”
她把纽扣捡起来，把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慢慢站起身，什么也没有说。
晚饭的时候，她留心看那一桌菜。菜是好的，可是每一样都只够一顿，从来没有剩下的。她在穷里长大，太知道这个了：只有算计着过日子的人家，才会把菜量掐得这样准。真正有钱的人家，桌上总是要剩的，剩下来的那一点，才是体面。
再然后是顾太太那枚钻石别针。瑞芝第一回见它，它在白家客堂间的灯下闪得那样厉害；到了顾家天天见，却发现它在不同的日子里亮得不一样，有一天亮得过了分，亮得像玻璃。
她没有问。白家的女儿从小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问。你问了，人家就得答；人家答了，就得撒谎；撒了谎，两边脸上都不好看。不如不问。
只是夜里躺在床上，听着少棠均匀的呼吸，她常常伸手去摸床头挂着的那件织金旗袍。衬里那张当票还在，硬硬的，是这间屋子里唯一一样她确信是真的东西。
她想，得把镯子赎出来了。
新婚时长辈们给的见面礼，一共四十几块，她都收着，一文没动。五块本钱，加上两个月的利息，绰绰有余。
那天夜里，少棠睡熟以后，她就着床头的小灯，用剪刀尖挑开衬里，把当票取了出来。黄纸上的字是当铺特有的草书，弯弯曲曲，外行人认不全。她认得——小时候陪母亲进当铺，看得多了。上面写着：“料石镯一只，色暗，有裂。”
她并不在意。当铺的规矩，收进来的东西一律往坏里写：新的写成旧的，金的写成“淡金”，好皮子写成“虫吃光板”，为的是将来赎回去时当铺不担干系。所以当票上写的，从来不是东西本来的样子，而是比它更坏的样子。
第二天，顾太太去打牌，少棠去了交易所。瑞芝说要回去看看母亲，叫了一辆黄包车，却在半路上改了道，往宝和当去了。
三
宝和当在一条窄街上，门口挂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一个“当”字有半人高。
进门是一道高高的柜台，比人还高，当东西的人得踮起脚，把包袱举过头顶递上去。朝奉坐在上面，看人，看东西，都是从高处往下看的。瑞芝从前陪母亲来过几回，每回都觉得这柜台造得这样高，大约就是要叫人一进门，先矮下去半截。
她踮起脚，把当票递了上去。
朝奉是个干瘦的老头子，姓钱，戴一副老花镜。他接过当票眯着眼看了看，又从镜片上方看了看她，说：“白府上的。”
不是问句。
“是。”
钱朝奉转身去后面库房翻找。瑞芝站在柜台底下等着，无事可做，便抬头看柜台后面的墙。墙上挂着一排一排的衣裳，都是当了没赎、或是还没到期的，皮袍、夹袄、长衫、旗袍，一件件吊着，像一排没有头的人。
她的目光扫过去，忽然停住了。
那里挂着一件玄色缎子夹袍。领口的样式，滚边的花色，她都认得——顾太太来白家相看那天，穿的就是这一件。
她站在那里，觉得脚底下的地有一点软。
钱朝奉捧着一只小布包出来，见她盯着墙看，也回头瞥了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笑，又像是没有。他把布包递下来，一边拨算盘，一边慢吞吞地说：“少奶奶，不瞒您，府上两家的东西，在我这里都住得挺熟的。”
“两家？”
“白府，顾府。”钱朝奉把算盘一推，“那件夹袍，是顾太太在贵府办喜事前三天当的。她那枚钻石别针，前年就当了，现在戴的那一枚，是我介绍她去城隍庙一家铺子配的，料的，倒也有几分像。”
他顿了顿，又补一句：“静安寺路那幢房子，顾家是租的。押租的钱，是在我这里押了一套金器凑出来的。”
瑞芝没有说话。
她想起母亲说起顾家时那种又得意又小心的神气，想起顾太太握着她的手说“到底是书香人家的小姐”，想起婚礼那天满堂亲戚的笑脸。原来两家人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各自在桌子底下攥着一把当票，都以为对方是那根可以攀上去的高枝。
两个落水的人，各自以为抓住了一块木板，抱紧了，才发现是对方的手。
“这条街上的体面，”钱朝奉说，“一半挂在我这面墙上。少奶奶不必难为情。”
瑞芝付了钱，解开布包看了一眼。那只镯子躺在一方褪了色的红绸子里，绿是很绿的，在当铺昏暗的光底下幽幽地亮着。
她把镯子套上腕子，很凉，凉意顺着腕子一直爬到心里去。她转身要走，钱朝奉在后面叫住了她。
“少奶奶，”他说，“东西赎回去，好好收着。”
她听着这话，觉得里面还有半句，可是老头子已经低下头去，打他的算盘了。
从宝和当出来，她真的回了一趟娘家。
弄堂口的老虎灶还在冒着白汽，晒台上挂着隔壁人家的尿布，白家的客堂间又换回了二十五支光的灯泡，昏昏黄黄的，母亲坐在灯下补一只袜子。见她进门，母亲放下针线，第一句话不是问她在婆家好不好，而是压低了声音问：“镯子赎了？”
瑞芝把袖子往上褪了褪，露出那一圈绿。
母亲的眼睛在那镯子上停了一停，很快地移开了，说：“赎了就好，好好收着。”又问顾家待她怎样。
瑞芝说好，什么都好，婆婆疼她，少棠也体贴，家里用着四个佣人，晚饭天天四菜一汤。
她说得很流利，一句也没有打顿。她看着母亲脸上一点一点松下来的神气，心想，原来撒谎也是可以传家的。母亲骗了她一辈子，为的是叫她嫁得好；她如今骗母亲，为的是叫母亲相信她嫁得好。两代女人，一个骗着一个，骗来骗去，骗出来的倒是一片孝心和一片慈心。
临走时，母亲把她送到弄堂口，替她理了理领子，说：“顾家是有底子的人家，你不要小家子气，什么都揣在怀里。”
瑞芝说晓得了，上了黄包车，一直没有回头。
四
那天晚上，少棠回来得很晚。
他进门时脸色很坏，眼镜歪着，领带也松了。他在床边坐下，坐了很久，才说：“交易所里出了点事。”
“赔了多少？”瑞芝问。
少棠抬起头，有些吃惊地看着她。他大约没想到她问得这样直截，或是没想到她问的是“多少”，而不是“怎么了”。
“两千。”他说。
两千。瑞芝在心里过了一遍，正是她的彩礼钱。
她把腕子上的镯子褪下来，搁在梳妆台上，玻璃台面“嗒”地一声轻响。然后她说：“今天我去了宝和当。”
少棠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墙上的石灰。
屋子里静了很久。楼下的自鸣钟敲了十一下，一下一下，像有人不慌不忙地在数钱。
“你都知道了。”他说。
“知道了。”
少棠摘下眼镜，用手揉着眼睛，揉了很久。他不戴眼镜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茫然的、孩子似的软弱。他说：“我也知道。”
“知道什么？”
“白家的事。”他说，“定亲以前，我在宝和当门口见过你一回。那天下雨，你和你母亲从里面出来，你撑一把油纸伞，伞是破的，你把它举得很高，高到你母亲头上，自己半边身子淋在雨里。”
瑞芝怔住了。那是两年前的事，她自己都快忘了。那一回，她们当的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方端砚。
“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母亲不知道，她一心以为你们家还有些底子。我没告诉她。”
“为什么？”
少棠把眼镜戴回去，看着她，慢慢地说：“我想，两个穷人凑在一起，总比一个穷人娶一个阔小姐好过些。至少关起门来，在自己屋里，可以不用装。”
瑞芝听着，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塌下去一块，又软又疼。嫁到这个家里两个月，她第一次觉得这间屋子的灯光是暖的。
她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他握住了她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湿漉漉的，是一个刚赔掉两千块钱的男人的手。
可是第二天早上，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顾太太在早饭桌上宣布，下个月要在家里摆一场牌局，请几位银行里的太太，“少棠的头寸，要靠她们的先生周转”。她叫瑞芝到时候把那件织金旗袍穿上，镯子也戴上，“你们白家的东西，拿出来是有面子的”。
瑞芝看了少棠一眼。少棠低着头喝牛奶，没有看她。
早饭后，顾太太一个人上楼来，进了瑞芝的房间，反手把门带上了。
她在梳妆台前的绣墩上坐下，拿起台面上那只镯子，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一会儿，又轻轻放下，说：“宝和当的钱朝奉，嘴是不大牢的。”
瑞芝站着，没有接话。
“你也不必替我难为情，我也不替你难为情。”顾太太说，“少棠他爹死得早，留下的那点家当，这些年是怎么一样一样进去的，我心里有本账。我原想着，娶一房有底子的媳妇，少棠往后能有个靠。现在看，大家都是一样的。”
她说到“一样的”三个字，声音里没有怨气，倒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意思，仿佛两个人终于可以把手里那副牌摊开了打。
“一样的也好。”顾太太站起来，掸了掸旗袍的下摆，“一样的人，才晓得怎么帮衬。下个月的牌局，你只管坐着，笑，少说话。你们白家人这一样最好——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最值钱。”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那只镯子，戴着的时候，袖子放下来一点。”
门轻轻地关上了。瑞芝站在原地，想不明白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怕人看见，还是怕人看清？她想了一会儿，只当婆婆是怕招贼。这个家里的人，原来都是这样互相照应的：你不揭我的底，我也替你遮着。
她也明白了另一件事。关起门来是可以不用装的；可是出了这扇门，他们两个就得一起装，而且要装得比从前更卖力些——从前只是各自骗别人，往后还得互相帮着骗。
那天晚上，她把织金旗袍从衣橱里取出来，翻开衬里。那道被她挑开的口子还敞着，像一张合不拢的嘴。她拿起针线，坐在灯下，一针一针地把它缝上。
少棠站在门边看着，问：“当票不是已经交回去了吗？还缝它做什么？”
“缝齐整些，”瑞芝说，“穿出去好看。”
五
牌局办得很成功。
那几位银行太太都说顾家少奶奶好，安静，大方，一看就是有来历的人。有一位还特别夸她腕子上的镯子，说这样的老坑翠，如今上海是越来越难见了。瑞芝笑着，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笑得恰到好处。
只有一回险些出了事。银行里管放款的王经理的太太，是苏州人，眼睛最毒，打到第三圈，忽然伸手捉住了瑞芝的腕子，把那只镯子转了半圈，凑到灯底下看。
一桌子人都静了。瑞芝觉得自己的脉在那只胖手底下一下一下地跳，跳得那样响，满屋的人怕都听见了。
“这水头，”王太太看了半天，慢悠悠地说，“我娘家也有一只，比这个还差些。如今外头仿的多，真的假的，难讲。”
顾太太在对面笑着把一张牌推出去，说：“东西嘛，戴在谁手上，就是谁的福气。王太太，你这一张要不要？”
王太太低头一看，是她等了三圈的那张，立刻松了手，哗啦一声推倒了牌。那一把，顾太太输了二十几块，输得眉开眼笑。
散了局，婆媳两个在楼梯口碰见，谁也没提这件事。顾太太只说了一句：“二十几块，比钱朝奉那里便宜。”
少棠的头寸周转过来了。之后一年，顾家的日子竟好过了些，牛奶照样每天送来，菜照样掐得准准的，可是至少没有再进宝和当。
民国二十六年夏天，仗打起来了。
闸北烧了，南京路上落了炸弹。静安寺路那幢洋房，房东要收回去。鸿兴木器号派了几个伙计来，把柚木家具一件件抬走。顾太太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墨绿丝绒窗帘也被摘了下去，阳光第一次毫无遮拦地照进来，照着满地的灰，一粒一粒在光柱里浮着。
“到底是租来的。”顾太太说。她竟没有哭，脸上只有一种疲倦的平静，像终于卸下了一副很重的担子。
一家人搬进了一处亭子间。交易所关了门，少棠托人在洋行里找了份抄写的差事，每月二十几块钱。顾太太病了一场，好了以后像老了十岁，再也不提打牌。那年秋天，白太太死在一场伤寒里，死前拉着瑞芝的手，嘴唇动了几下，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
冬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瑞芝把镯子从箱底取出来，用一块手帕包着，去了一家珠宝店。
她没有去宝和当。这一回不是当，是卖。当是还想着回来，卖是不回来了。
珠宝店老板是个胖子，接过镯子，对着窗口的光看了看，又拿到一盏小灯底下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回柜台，推还给她。
“少奶奶，”他说，“这是料的。”
瑞芝没有听懂。
“玻璃的。”胖老板说，“仿得倒好，民国初年苏州有人专做这种东西。这个，我们不收。”
瑞芝站在柜台前，手里捏着那块手帕，很久没有动。
她想起那张当票。“料石镯一只，色暗，有裂。”她那时以为是当铺的规矩，好东西往坏里写。原来不是。原来这一回，当铺写的是实话。
母亲一辈子说话留着半句。剩下的这半句，母亲到死也没有说出来：真的那一只，早就卖了。卖了多少钱，换了什么——或许换了她十六岁那年那件好料子的旗袍，或许换了她出门时脸上那一层体面。母亲给她的退路，是一条假路。母亲知道，钱朝奉也知道。“东西赎回去，好好收着”，他咽下去的那半句，原来是这个。
还有婆婆那句“袖子放下来一点”，还有牌桌上那二十几块钱。她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比她先看清了，又一个一个，都替她遮着。
可是她又想，在顾家的那一年，她每天夜里摸着那张当票才睡得着；牌局上，她戴着那只镯子，才把腰挺得那样直。她靠着一条不存在的退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她把镯子揣回怀里，走出了珠宝店。外面下着雨，她没有带伞，就那样走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走到宝和当门口，停了一停。
黑底金字的招牌还挂着，“当”字有半人高。柜台还是那么高，人一进去，先矮下去半截。
她没有进去。
回到亭子间，天已经黑了。顾太太披着一件旧棉袍坐在床上，见她进来，看了看她湿透的头发，又看了看她空着的手，问：“卖了多少？”
“人家压价，”瑞芝说，“没卖。”
顾太太点点头，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才说：“那就留着吧。留着，也是个念想。”
两个女人在昏暗里坐着，谁也没有点灯。点灯要费电，况且有些东西，在暗处看比在亮处看要好些。
后来那件织金旗袍，到底还是当掉了，当了八块钱，再也没有赎回来。当票上写着：“旧旗袍一件，虫蛀，褪色。”
那件衣裳她只穿过两回，是新的。
当铺的规矩，好东西要往坏里写，将来才赎得回来。她这一辈子也是被人往坏里写着的，写着写着，连她自己也忘了本来是什么样子，就再没有赎回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