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讨钥匙
进督军府当六姨太那天，我没去敬茶，先讨了账房的钥匙。
管家老周站在廊下，脸都白了：“六姨太，几位姨太太都在花厅等着呢，头一天的茶不能误。”
“误不了。”我把袖口往上挽了挽，“茶凉了能再沏，账烂了可就沏不回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其实还乱着。三天前我还坐在写字楼里对一家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眼睛一闭一睁，就成了城南裕丰米行的账房姑娘苏晚。原主二十岁，打得一手好算盘，去年米行三房分家，各房账目搅成一锅粥，是她一个人关在账房里七天七夜，一把算盘把三房的亏空一笔一笔压平了。这件事在城里传开，传到了督军楚敬亭耳朵里。
然后就来了一张纳妾帖。
帖子是红的，字是黑的，写得规规矩矩：纳苏氏为六房。米行掌柜捧着帖子手直哆嗦，原主的爹娘早不在了，没人替我说一个“不”字。我睁眼的时候，人已经在花轿里，轿帘外头是督军府的石狮子。
我在轿子里把这事前前后后想了三遍，想明白了一件事：一个督军，府里已经有五房姨太太，犯不着去米行里找一个账房丫头。他看中的不是这张脸，是这把算盘。
既然看中的是算盘，那我就拿算盘说话。
书房的门是开着的。楚敬亭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桌后头，军装扣子解了两颗，正对着一摞公文皱眉。他三十出头，眉骨高，下颌方，看着像个只会骑马的粗人。可我注意到，他桌上的公文按日期摞得整整齐齐，每一份的右上角都用铅笔点了个小记号。
粗人不会这么干。
“督军。”我站在门口，没福身，也没低头，“我不当姨太太，我给您管账。”
他抬起眼看我，看了足有半盏茶的工夫，然后笑了一声：“我纳你，本来就是为这个。”
“那帖子上为什么写六房？”
“府里没有女人当账房的规矩。”他把笔往桌上一搁，“姨太太的名分是给外人看的。你进了这个门，旁人就不敢拿你怎么样。”
“名分我领了，钥匙呢？”
他挑了挑眉，冲门外喊了一声。不多时，账房的钱先生来了，五十多岁，山羊胡，怀里抱着一本总账，看我的目光像看一只误闯进米仓的麻雀。
“督军，账房的事向来是老朽经手，这位……六姨太，怕是不大方便。”
我没跟他争，伸手说：“钱先生，借总账一看。”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递过来了。我翻到上个月，手指顺着一行一行往下走。旧式的流水账，进一笔出一笔，记得倒也工整。翻到第十一页，我停住了。
“初九，付德昌煤号煤款四百二十块。十七，又付德昌煤号煤款四百二十块。两笔的经手人都是您，票据号却是同一张。钱先生，德昌煤号的煤，是一车拉了两回？”
钱先生的山羊胡抖了一下。后来他被调去看府库的门，经手的差事一样没留，只是再没碰过笔。
楚敬亭没说话，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钥匙柄上系着一截褪了色的红绳。他把钥匙往桌上一放，推到我面前。
“从今天起，账房归苏晚。”
我把钥匙攥进手心，铜是凉的，攥了一会儿就热了。
第2章 月例
我不敬茶的事，当天傍晚就传遍了后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账房的路上要经过花园。三姨太坐在亭子里剥橘子，二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围了一圈，像是专门在等我。
“哟，六妹妹，这么早就去上工啊？”三姨太把一瓣橘子丢进嘴里，慢悠悠地开口。
“账房？那是伙计待的地方。六妹妹好好的姨太太不当，偏要跟算盘珠子过日子，也不嫌一身铜臭味——到底是米行里出来的，上不得台面。”
几个人都笑了。四姨太拿帕子掩着嘴，五姨太笑得最响。
我站住了，冲她们点了点头：“三姐姐说得对，账房就是伙计待的地方。所以伙计的规矩，我也得跟各位姐姐交代一声。”
我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
“从这个月起，各房的月例、衣料、脂粉、车马、赏钱，每月初一在账房门口张榜，一房一张单子，进多少、出多少、谁经的手、买的什么，写得清清楚楚。哪位姐姐觉得对不上，自己来账房找我，我陪您一笔一笔地对。”
三姨太的橘子停在半空：“你这是要查我们？”
“我不查人，我只查账。”我把纸折好收起来，“管账不管人。账对得上，姐姐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账对不上，那是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说完我就走了。身后半天没声音。
初一那天，账房门口贴出了五张单子。
我没写一个多余的字，只把三个月来的账目按房头分开，左边一栏记“该领”，右边一栏记“实领”，两栏一对，差额就自己露了出来。
二姨太那张单子上，瑞祥绸缎庄的料子钱比市价高出三成；四姨太的车马费里，有十一趟车是她自己都不记得坐过的。而最扎眼的，是三姨太那张——她的月例，账上每月支六十块，她实际到手只有四十二块。
当天下午，三姨太来了账房。
她没带丫头，一个人站在门口，脸色难看得很：“那十八块，是怎么回事？”
“姐姐的月例，是刘妈经手去领的。”我把一叠领条推到她面前，“领条上的手印是刘妈的，数目是六十。姐姐屋里的收条，数目是四十二。这十八块，在刘妈手里过了一道，就没了。三年，六百四十八块。”
三姨太盯着那叠领条看了很久，嘴唇抿得发白。
刘妈当天就被打发出府了。是三姨太自己去跟管家说的。
那之后，后院安静了不少。二姨太自己去找绸缎庄退了差价，四姨太把车夫换了。五姨太来账房问过一次，说她屋里的炭是不是少了，我查了查，确实少了，补上了。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说了句“谢谢六妹妹”，声音很小。
第二年开春，府里又进来一位七姨太，是商会送来的。头一个月，她就派丫头来账房打听我的喜好。
我让丫头带回去一句话：“我没什么喜好，就喜欢账对得上。”
三姨太后来还是不怎么搭理我，可有一回我在花园里撞见她跟七姨太说话，听见她说：“你别去招惹账房那位。她不跟人斗，她跟账斗，斗不过的。”
第3章 七处亏空
我进府半年，督军府的家账理顺了。楚敬亭没夸过我一句，但第七个月，他让副官搬来了八只樟木箱子。
“军需处的账。”他站在账房门口，没进来，“去年一年的，你看看。”
我打开箱子，一股霉味扑出来。账本、领料单、入库单、付款单，乱七八糟地塞在一起，有的连封皮都没有。
“督军想让我看出什么来？”
“我觉得不对，但说不上哪里不对。”他顿了顿，“军需处报上来的数，年年都说不够。可我手底下的兵，冬天还有穿单衣的。”
我把那八只箱子留下了。
旧式账本只记一笔：钱从哪儿出去了。而我上辈子吃饭的本事，叫复式记账——每一笔钱，都有来处，也有去处，两边必须一样多。钱出去了，东西就得进来；东西进来了，就得有地方放、有人领、有地方用。只要有一头对不上，账就平不了。
我花了二十三天，把军需处一整年的流水，拆成了一本总账、六本明细账。头几天夜里，手指敲完最后一笔，总要往桌沿摸一下——上辈子那个位置是回车键。摸空了，才想起来，这儿没有回车，对不平就得重打一遍。每一笔付款，我都去找对应的入库单；每一张入库单，我都去找对应的领用单。白天拆，晚上对，算盘打到后半夜，珠子磕得手指头发麻。
第二十四天，我请楚敬亭来账房，顺便请了军需处的孟处长。
孟处长四十来岁，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六姨太辛苦，这些账，咱们弟兄们记得粗，让您见笑了。”
我没接话，把算盘往桌上一放。
“第一处，冬衣。付款单上是四千套，入库单上也是四千套。可三月、九月两张入库单，用的是同一批货的验收号。四千套里，有两千套是同一批衣服入了两回库。
“第二处，马料。付给通顺粮栈的豆饼价，比同月市价每担高一块二，全年多付三千一百块。
“第三处，兵饷。花名册上第三营多出一百四十个名字，这一百四十个人，一年没领过一双鞋、一件衣、一粒米。没有吃穿的兵，却按月领饷。
“第四处，军鞋。五千双鞋的钱付出去了，入库只有三千八，那一千二百双，账上记的是‘雨淋霉烂’，可那个月的仓库日志上写的是‘晴，无事’。
“第五处，运费。同一批货，城东转运站收了一回运费，城西转运站又收了一回，可这批货压根没去过城西。
“第六处，损耗。军粮的损耗报的是一成二，米行的规矩，好好存放的粮，一年损耗不足半成。
“第七处——”我翻开最后一本账，“军需处去年向德源钱庄借了一笔周转款，两万块，利息按月二分算。可这笔钱借来以后，一天都没用过，原封不动地存回了德源钱庄，存的是孟处长太太的户头。”
我把算盘珠子拨到底。
“七处，合计三万四千六百二十块。”
账房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蝉叫。孟处长脸上的笑一点一点褪下去，额头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楚敬亭一直没说话。他拿起那本总账，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翻完了，他把账本合上，对副官说：“请孟处长去休息。军需处的账封存，等候查办。”
孟处长被带走了，一路上没出一点声。
人都走了以后，楚敬亭还坐在那里。他看着我桌上那把算盘，算盘是从米行带来的，乌木框子，有一颗珠子裂了道缝。
“米行三房的亏空，就是用这把算盘压下去的？”
“那是三房。”我说，“这是七处。”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我原以为纳了个账房，没想到纳了个……”他停下来，没往下说，只摇了摇头，“你比我想的值钱。”
第4章 商会的账
军需处换了人以后，第一笔大生意就是跟商会签的军粮合同。
商会会长姓冯，六十出头，在城里做了四十年粮食买卖，人称冯老爷子。合同签了半年，冯老爷子亲自带着账本来督军府结账。
楚敬亭让他来账房。
冯老爷子进门的时候，先看了一圈，看见我坐在账桌后面，脸上的笑就淡了几分：“督军这是……让六姨太来陪老朽喝茶？”
“冯会长，督军府的账，现在是我管。”
他愣了一下，转头看向楚敬亭。楚敬亭靠在窗边，抱着胳膊，一个字也没说。
冯老爷子把账本往桌上一放，捋着胡子，笑容又回来了，只是带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
“女人家管什么账？督军府的账，向来是爷们儿跟爷们儿对。六姨太还是回后院绣绣花，这本子里的弯弯绕，您看不懂。”
身后两个商会的伙计都低着头笑。
我把账本拿过来，翻开第一页。
“冯会长说得对，这里头确实弯弯绕绕。”我说，“所以我得把它捋直了再看。您坐，喝茶，我慢慢捋。”
冯老爷子的账，记得很老练。一本流水账，每天进多少米、付多少钱、用了几趟车，看着天衣无缝。旧式流水账就这一点好，只要每一笔单看都说得通，谁也挑不出毛病。
可我不单看。
我铺开一张大纸，中间画一道竖线，左边写“借”，右边写“贷”。商会说购米一万二千石，我在左边记一笔“粮食入库”，右边记一笔“应付商会”。然后我去翻军需处的入库单，把实际入库的数一笔一笔地抄过来。
“冯会长，您账上写着购米一万二千石。军需处七个粮仓的入库单我都调来了，加起来是九千六百石。”
“路上有损耗。”冯老爷子眼皮都没抬。
“您账上另记了损耗一成五，那是一千八百石，是在一万二千石之外另算钱的。”我把两张单子并排摆在他面前，“也就是说，您报的是一万二千石，又在这一万二千石之外报了一千八百石的损耗，可实际进仓的只有九千六百石。一边是一万三千八，一边是九千六，中间这四千二百石，在哪儿？”
冯老爷子端茶的手顿了一下。
“米价。”我接着往下说，“您报的是每石九块二。我在米行干了五年，今年二月到七月，城南、城东、河口三个码头的米价，每旬我都记着。最高的一旬是八块一，最低的是七块四，平均七块八。您每石多报了一块四。
“运费，您是按一万二千石算的车数。可九千六百石，用不着那么多车。
“还有——”我把最后一张单子抽出来，“七月十二那批米，您记的是从河口码头装船。可那天河口发大水，码头封了三天。这张单子上的船，是怎么开出来的？”
我拿起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遍。
“冯会长，合计多报五万二千六百块。”
冯老爷子的脸色变了几变。他放下茶碗，干笑了两声：“六姨太这本事……老朽倒是小看了。不过这洋人的记账法子，老朽不大懂，恐怕做不得准。”
“不懂不要紧。”我把那张画着竖线的大纸转过去，正对着他，“我教您。左边是您说进来的，右边是我们实际收到的。两边要是一样多，账就是平的。两边不一样多，差的那个数，就是有人拿走了。这跟洋人没关系，跟米行也没关系，一笔钱，有来处就得有去处，天底下的账都是这个道理。”
冯老爷子盯着那张纸，半天没出声。
楚敬亭这才从窗边走过来，在桌边坐下，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问我：“五万二？”
“五万二千六。”
他点点头，把纸放下，对冯老爷子说：“冯会长，钱什么时候补上？”
那天冯老爷子走的时候，腰没有来的时候挺得直了。
第5章 夜里的对账
商会的钱补上以后，楚敬亭来账房的次数多了起来。
起先是白天，拿着军需处的单子来问我某一笔怎么记。后来变成傍晚，说是顺路。再后来，就成了夜里。
他来了也不怎么说话，搬一把椅子坐在账桌对面，看我打算盘。我对完一本，他就把下一本递过来。有时候他会问：“这一笔为什么记在左边？”我就停下来给他讲。
他学得很慢，可学得很认真。第三个月，他已经能自己拆一张简单的流水了，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借贷两边一笔不差。
有一天夜里，他拆完一张单子，抬头问我：“苏晚，你这本事，是跟谁学的？”
我不能跟他说实话，只说：“米行里有个老先生，从南边来的，教过我。”
他没再追问，低头接着拆单子。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位老先生，教得好。”
那年冬天，商会又来了一回。
这回不是冯老爷子亲自来，是托人给楚敬亭递了个话，说督军府的账房让一个姨太太管着，传出去不好听，商会愿意荐一位留过洋的账房先生来，薪水商会出。
副官把话带到账房的时候，楚敬亭正坐在我对面对账。
他头也没抬：“告诉冯会长，督军府的账房不缺人。”
副官犹豫了一下：“督军，冯会长说，外头已经有人在传，说咱们府里是女人当家……”
楚敬亭把笔放下了。
“那就让他们传。”他说，“再告诉冯会长一句：账房里的事，以后都听苏先生的。谁要是对督军府的账有话说，让他自己来账房，跟苏先生对。”
副官出去了。我坐在那里，半天没动。
他叫我“苏先生”。
进府快两年，府里上上下下叫我“六姨太”，账房的伙计叫我“六太太”，后院的姨太太们叫我“六妹妹”。只有他，在旁人面前，叫了一声“苏先生”。
“怎么了？”他看我不动，问了一句。
“没怎么。”我把算盘拨回原位，“这一页对完了，下一本。”
腊月里，我的算盘掉在地上，那颗裂了缝的珠子彻底碎了，框子也磕掉了一个角。我心疼了好几天，想去街上找人修，一直没得空。
过了半个月，算盘回到了我的账桌上。碎掉的珠子换了一颗新的，乌木的，颜色跟旧的差不多。磕掉的那个角，包了一块黄铜。
没人跟我说是谁拿去修的。可那天夜里楚敬亭来对账，我看见他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圈布条。
我没问，他也没说。
那天夜里我们对了很久的账。其实那本账，前一天我已经对完了。他大概也知道。
第6章 围城
第三年秋天，北边打过来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敌军已经过了河，离城不到一百里。楚敬亭三天没回府，第四天夜里，他带着参谋长和新任的军需处长进了账房。
“粮道断了。”他开门见山，“南边过来的粮船，过不了河口。城里的存粮，能撑多少天？”
军需处长姓郑，年轻，是楚敬亭从前线调回来的，打仗是一把好手，管账却是外行。他抱着一摞账本，满头大汗：“督军，我算了三遍，三遍数都不一样……”
城里的粮食，不在一个地方。军需处七个粮仓，商会三个货栈，各大米行的存货，还有去年从民间借的粮，打了借条，一部分还了，一部分没还。旧账新账搅在一起，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可我说得清。
三年来，督军府每一粒米的进出，我都记在复式账里。军需处的粮仓、商会的货栈、米行的存货，每一笔都有来处，有去处。我从柜子里抽出总账，翻到粮草那一页。
“军需处七仓，现存一万四千二百石。商会三个货栈，按合同应存军粮四千八百石。各米行可征购的存货，三千一百石。合计两万二千一百石。”
“城里驻军八千，百姓六万出头，按每人每日一斤二两算，每天要吃五百四十石上下。两万二千一百石，能撑四十天。”
参谋长的脸色沉了下来：“四十天？援军最快也得五十天才能到。”
“我还没说完。”我翻开另一本账，“商会的账我对了三年，他们三个货栈的进出，跟报给督军府的数，每年都差一截。去年冬天那回补账以后，冯会长学乖了，账面上不差了。可他每个月从河口进的米，跟三个货栈的出库量对不上，每月多出两三百石，三年下来，至少有三千石，没进那三个货栈。”
我在城区图上点了一个地方：“城西有个荒了的染坊，地契去年转到了冯会长小舅子的名下。这三千石，十有八九在那里。”
楚敬亭当夜就派人去了。天亮的时候，副官回来报信：城西染坊里，三千二百石米，一粒不少。
“两万五千三百石。”我重新打了一遍算盘，“如果从明天起，每人每日减到一斤，每天四百五十石出头，能撑五十五天。”
五十五天。比援军的五十天，多出五天。
第二天，冯老爷子来了督军府。他没来账房，直接去找了参谋长。
他说，围城期间粮草是大事，不能交给一个女人，商会愿意出人出力，把粮账接过去。
参谋长来问楚敬亭的意思。楚敬亭说：“让郑处长先去试试。”
郑处长在账房里坐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他把账本还给我，苦着脸说：“苏先生，这本账我看不懂。左边右边的，每一笔都连着另外七八笔，我动一笔，后面全乱了。”
冯老爷子荐来的那位留洋账房，也来坐了半天。他倒是看得懂复式记账，可我的账本里，每一笔都连着三年的旧账——哪一仓是哪一年入的、哪一笔借条还了几成、哪一家米行的存货是陈米还是新米——这些东西，不在账面上，在我的脑子里。他翻了半天，最后放下账本，对参谋长说了一句：“这本账，只有记账的人能接着往下记。”
那天夜里，楚敬亭召集了所有人，在议事厅里说了一句话。
“粮草账，从今天起，谁也别想换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任何人，只看着我。
第7章 最后一页
围城第四十九天，城破了。
我不知道是哪里先出的事。那天早上，城东方向的动静一直没停，到中午，副官跑来账房，说城东的门没守住，督军让府里的人立刻往西门撤。
后院乱成一团。姨太太们收拾细软，丫头们抱着包袱跑来跑去。三姨太经过账房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喊了我一声：“苏晚，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账还没结完。”
她瞪着我看了一会儿，跺了跺脚，走了。
我确实还没结完。
围城四十九天，每一天的粮草出入，我都记在账上。今天这一天的账，还差最后一页。哪一仓今天出了多少米，哪一营今天领了多少粮，还剩多少，在哪儿，谁管着——这些东西要是不记下来，等仗打完了，就成了一本谁也说不清的烂账。城东破的那一阵，靠城门的两个仓没能转出来，折了不少。
我把算盘摆正，开始一笔一笔地往下记。
外面的动静越来越近。账房的窗纸在响，桌上的茶碗在抖。我没抬头。左边一笔，右边一笔。七仓余米，三百一十石。商会货栈余米，八十石。城西染坊余米，四十二石。
门被撞开的时候，我正在打最后一遍算盘。
楚敬亭站在门口，军装上全是灰，帽子不知道丢在了哪里。他喘着粗气，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怎么不走？”
“账没结完。”我说，“督军的账房，不能留个烂摊子。”
他没说话。他走进来，把门关上，背靠着门站着，就那么站着，看我打算盘。
外面的声音还在响。可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堵墙。
我打完了最后一遍，两边一样多。我拿起红笔，在最后一行的下面，划了两道红线。
米行的老规矩，账结清了，划双红线。双红线一划，这本账就算是了了，谁也不能再往上添一笔。
我放下笔，合上账本，抬头看他。
他还靠在门上，看着我。屋子里很安静，外面的动静好像一下子远了。
“苏晚。”他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你不是我的姨太太。”
我等着。
“你是我的账房。”
这句话不长，他说得也不重。可我坐在那里，攥着账本，忽然觉得这三年来所有的夜，所有的算盘声，所有对不上又被我一笔一笔对上的账，都在这一句话里了。
那句话落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忽然懂了：他知道我是谁。
我站起来，把账本抱进怀里。
“走吧，督军。”我说，“账结清了。”
第8章 钥匙
我们没有直接去西门。
楚敬亭把我带到了府后的马厩。那里已经备好了几匹马，郑处长带着一队人等在那里。
“郑处长带你从西门出去，往南走，三十里外有我们的人接应。”楚敬亭说，“我带人在后面挡一阵。”
我抱着账本，没有动。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方铜印。督军印，四四方方，印纽上刻着一只卧虎。
“这个你拿着。”他把印往我手里塞，“我要是回不来，拿着这个去找南边的人，他们认印。”
我低头看着那方印。很沉，比我怀里的账本还沉。
然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一起塞进我手里。
是那把黄铜钥匙。账房的钥匙，钥匙柄上系着一截褪了色的红绳。三年前，他把它推到我面前。这三年里，我把它挂在腰上，一天都没离过身。今天早上收拾账本的时候，我把它落在了账桌上。
他捡回来了。
我把印放回他手里。
“印是您的。”我说，“您自己拿着，自己带回来。”
他愣住了。
我把钥匙攥紧。还是那把钥匙，凉是凉的，我攥着没松。
“钥匙我收了。”我说，“账房我还要接着管。督军回来的时候，账本在，钥匙在，账房的门，我给您开着。”
他看着我，很久没说话。最后他把印收回怀里，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
“好。”
那天傍晚，我们从西门出去了。我骑在马上，怀里抱着账本，腰上挂着钥匙，回头看了一眼。城里的天是灰的，看不见他。
后来的事，说起来也简单。
援军在第五十三天到了。南边的人打回来，城又收回来了。楚敬亭回来的那天，我正在城南三十里外一个镇子上，借了一间米行的后屋，把围城期间的账重新誊了一遍。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打算盘。
他没说话，搬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我对完一页，他把下一页递过来。
就跟从前一样。
督军府重新修整以后，我还是住在账房后面那间屋子。军需处那个孟处长，后来按军法处置了，抄没的家产抵了亏空的大头。府里的人还是叫我“六姨太”，后院的姨太太们还是叫我“六妹妹”。三姨太现在偶尔会来账房坐一坐，说些家长里短，临走时总要嘱咐一句“别熬太晚”。七姨太跟着商会的人走了，冯老爷子的事，查了半年，查得干干净净。
楚敬亭还是常来账房。来了也不怎么说话，就坐在对面看我打算盘，有时候帮我拆几张单子，字比从前写得好看了些。
那把算盘还在我桌上，乌木框子，黄铜包角，有一颗珠子颜色比别的略浅一点。
钥匙还挂在我腰上。
再后来，我听副官说，督军在外头赴宴，人家问起督军府的事，他从来不说“我府上的六姨太”。
他说：“我府上管账的那位。”
谁要是问起督军府的账怎么那么干净，他就说：“那你得去问我府上管账的那位。”
谁要是想往督军府里塞人、想跟督军府做买卖、想在督军府的账上动点心思，他就摆摆手：“这事我说了不算，得我府上管账的那位点头。”
副官说，督军说这话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像是在说一件顶顶要紧、顶顶体面的事。
我听了，没说什么，低头接着打算盘。
窗外是晴天。账房的门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