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姐周丽华跳了河。
遗书上就一句话：妹妹抢了我的一切。
三个月后，我替她嫁进了纺织厂梁副厂长家。
婆婆让我学我姐说普通话，学她坐在厂广播站里念稿子。
念错一个字，晚饭就别吃了。
“周丽萍，你也配学丽华？”
丈夫梁建军七年没正眼看过我。
只有喝醉的时候，他会喊我“丽华”。
第七年冬天，我回娘家拿棉被，碰上邮递员送来一张汇款单。
从省城师范学院寄来的。
汇款人那一栏，写着我的名字。
邮递员是个后生，脸冻得通红，车铃还在叮叮当当地响。
“周会计家？汇款，二十块。章带了没有？”
我爸在里屋咳嗽。我把棉被往门框上一靠，伸手接了。
绿颜色的通知单，薄薄一张。收款人写的是我爸。
汇款人：周丽萍。
地址：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
我把这三个字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钢笔字，每一笔都往左边倒，倒得很匀，一排字齐齐地歪着身子。
单子右上角印着号码，〇四七三一。我扫一眼就记住了。我记数向来牢，七八年那张准考证上的号，我到今天还背得出来。
“同志，盖章啊。”邮递员跺着脚催。
我还没抬头，手里一空。
我妈从灶屋冲出来，围裙上沾着面，一把把单子抽走了。抽得太急，单子边上撕开一道小口。
“我来，我来。”她冲邮递员赔笑，“我去拿章。”
她转身进了里屋，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
我跟进去的时候，她已经踩上板凳，掀开柜顶那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天安门，漆掉了一半。她把单子往里一塞，盖子按严，又把盒子往柜顶最里头推了推。
“妈，周丽萍是谁？”
我妈没回头。“重名。”
“省城师范学院也重名？”
里屋的门帘一掀，我爸披着棉袄出来，眼皮都没抬。“邮局写错了。全中国叫周丽萍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那她为什么给你寄钱？”
我爸不说话了。他从抽屉里摸出私章，哈了口气，出去给邮递员盖。
我妈从板凳上下来，拿抹布擦凳面上的鞋印，擦了一遍又一遍。
我爸盖完章回来，把私章扔回抽屉，拿火钳捅了两下炉子。
“二丫头，往后回娘家，提前捎个信。”
“怕我撞见什么？”
火钳在炉膛里停了一下。
“怕你婆婆说闲话。”他说，“你在梁家安安生生过日子。你姐的事，已经够让人戳脊梁骨了。”
我没问，姐姐的事跟一张汇款单有什么关系。他自己大概也听出来了，转身回了里屋，门帘甩得啪啪响。
“萍萍，被子拿了就回吧。”我妈说，“你婆婆还等着你做饭。”
七年了，我在梁家是“建军家的”，在厂里是“周家那个二丫头”。后半句没人说出口，谁都知道是什么。
昨天晚上的广播稿里有个“鞋”字，我一张嘴，念成了老家的“孩”。婆婆当着建军的面，把我那碗面条倒回了锅里。
“丽华念了两年稿子，一个字没错过。”
“周丽萍”这三个字，在梁家只在婆婆骂我的时候用。
我没想到，这三个字会自己从省城回来，还给我爸寄了二十块钱。
我抱着棉被出门，走到巷子口，又站住了。
我妈抽走单子之前，我看见了附言栏。
那里也是一行往左倒的小字。
“爸，左耳朵的药别断。”
我爸的左耳朵，是七七年去车间盘账，在织机跟前站久了震坏的。他嫌丢人，连厂医都没告诉。
出了我们家这个院子，没人知道他左耳朵聋了。
2
婆婆让我用左手梳辫子。
“丽华是左撇子。”她坐在炕沿上，看我对着镜子拆了重编，“左手梳出来的辫子，往右边斜。你那右手梳的，一边高一边低，像什么样子。”
七年，每天早上都是这一出。
左手攥不住头发，梳齿一扯，半根辫子散下来，掉在我棉袄领子里。婆婆不催，她就这么看着，看到我编得两根一般齐，才起身去灶屋。
吃晚饭的时候，建军还没回来。婆婆给我盛了半碗。
“吃吧。你吃的粮，还是从我本子上划的。”
这话她说了七年。我嫁过来那年冬天，户口说是要从娘家迁到梁家，公公去办，回来说那头手续没走利索，等等。
一等等到今天。
我在厂里是临时工，没户口转不了正，粮票、布票全从婆婆的本子上扣。每扣一回，她就说一回。
我低头扒饭，脑子里还是那张汇款单。
周丽萍。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
七八年夏天，我也是考过的。
考完那天，邵老师把标准答案抄在黑板上，我们一个个对。我拿铅笔在演算纸上一题一题地加，加了三遍，四百一十二。
我把这个数写在复习书的扉页上，写完又用手指头抹，抹不掉，脸先红了。
八月里，我爸说分数下来了，没过线。
我当时想，是我估错了。人一高兴，手底下就松。
再往后，就是八月二十四号那天晚上。
我姐落了榜，在家里躺了半个月，那天傍晚突然起来，冲进我屋里，把我装证件的铁皮盒子摔在地上。
“你什么都跟我抢！”
她嗓子是练过的，广播站的嗓子，一喊整条巷子都听得见。窗户还开着，对门的婶子端着碗出来看。
我蹲在地上捡毕业证，问她我抢了她什么。她不答，摔门走了。
那天夜里，我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准考证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青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塑料凉鞋，鞋底下压着一张纸。
妹妹抢了我的一切。
那年雨水大，河里的人没捞上来。
我妈坐在河坡上哭，我还在问她看见我的准考证没有。她回手给了我一巴掌。
“人都没了，你还找那张纸！”
三个月后，我穿着我姐没来得及穿的红棉袄，嫁给了她的对象。
“发什么呆？”婆婆拿筷子敲了敲碗沿，“饭都凉了。”
我把凉了的饭扒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一九七九年春天，高考又报名了。
我去街道报名，人家翻了半天本子，说你户口不在本县，报不了。我回来问公公，公公说正在办，让我别添乱。
那天晚上我在灯底下翻书，建军推门进来，一身酒气。
他把三本书一本一本拎起来，扔进了炉子。第三本是历史，扉页朝上，火苗先舔了那一页。
我去抢，手背上烫起一溜泡。
他踩住我的手腕，蹲下来看我。
“你姐考不上，你倒想去念大学？”
“你要是再敢碰书，我就去河边，把你姐的衣冠冢刨开，让她看看她妹妹多有出息。”
3
广播站的柜子里，锁着从建厂起的每一期厂报。
一年一本合订本，牛皮纸封面，麻线装订。胡姐管着钥匙，平时谁也不让碰。
“翻七八年的干什么？”她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顿。
“找我姐当年的稿子，练练字音。”我说，“前天又念错了。”
胡姐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问，把钥匙扔给我。
厂里人都知道，我婆婆逼着我学丽华。胡姐不说什么，可每回我念错字挨罚，第二天她都会在稿子上把那个字用红笔圈出来，旁边标上拼音。
七八年那本合订本最厚。我一期一期往后翻，翻到八月，手停了。
八月八号。再翻一页，是八月二十二号。
中间那期没了。
有人顺着装订线把它撕了下去，一点一点往下扯，线脚上连纸毛都抠干净了。要不是期号断了，谁也看不出来。
我把合订本抱到胡姐跟前。
“胡姐，八月十五号这期呢？”
胡姐眯着眼看了半天，“哦”了一声。
“那期啊，印出来第二天，厂办就来人全收回去了，说名单印错了，又重印了一期。”
“什么名单？”
“高考上线的职工子弟呗。每年都登。”她把缸子里的茶叶沫子吹开，“我那份我没交。站里的东西，我都留一份。年底装订的时候，就把那份订进去了。”
“那现在怎么没了？”
胡姐想了想。
“去年开春，你公公来借过。说厂里要修厂志，要七八年的材料。拿去小半个月才还回来。”
她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看着我。
我没接话，把合订本抱回柜子边上，蹲下来，假装找下一本。
七八年八月，厂报上的高考名单印错了，收回重印。
同一个八月，邵老师来过我家。
那天下午我在里屋糊鞋样子，听见院门响。是邵老师的声音，他嗓门大，在讲台上喊惯了。
“周大成同志，我找丽萍，问她一句话。”
我爸在门口拦着。
“邵老师，孩子没考上，您别问了。她心里难受，见了人更难受。”
“没考上？”邵老师的声音拔高了，“你让她出来——”
院门关上了。门闩落下去的声音很重。
我当时坐在里屋，手里的浆糊刷子一直没放下。我以为邵老师是来安慰我的，我没脸见他。
后来听说他调去了邻县。一走就是七年，再没回来过。
我把牛皮纸合订本一本一本放回去，刚要锁柜子，门口有人咳嗽了一声。
公公背着手站在门框里，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
“老胡，下午的安全通报稿送来没有？”
“桌上呢，梁厂长。”
他没去拿稿子，眼睛落在我手边的柜子上，柜门还敞着一道缝，露出一排牛皮纸书脊。
“翻什么呢？”
“小周学她姐当年的稿子。”胡姐抢在我前头说，“字音老是不准。”
公公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学得像点。”
他拿了稿子走了，皮鞋在楼道里一下一下响，响到楼梯口才停。
我锁上柜子，把钥匙还给胡姐。
胡姐没接钥匙。她拿钢笔在今天的稿子上圈了个“鞋”字，标上拼音，推给我。
“字念错了能改。”她说，“名字念错了，可就改不回来了。”
我攥着稿子，没动。
胡姐低头去拧收音机的旋钮，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口。
“合订本缺一页不要紧。你姐当年念过的稿子，我都留着底。一张没扔。”
4
广播站的钥匙，胡姐挂在门框上头第二颗钉子上。
这事全站只有我们俩知道。她以前说过，夜班稿子临时要改，省得半夜去她家敲门。
那天晚上十点的交接班广播念完，我没走。
我跟婆婆说过，夜班稿子多，要在站里抄完。婆婆没说什么。她只管我念得像不像丽华，不管我几点回去。
广播站在办公楼三楼最里头一间。我关了顶灯，只开桌上那盏绿罩子台灯，灯光压得很低，照不出窗户。
底稿柜靠着墙，一格抽屉放一年。胡姐说话算话，每张念过的稿子都在，按月份装在牛皮纸袋里，袋口拿麻绳缠着。
七八年那层最难拉，抽屉轨道锈了。我蹲下来，一点一点往外拽，拽一下，停一下，听楼道里有没有脚步声。
八月的袋子比别的月份薄。
我把稿子一张张摊在桌上，从八月一号往后翻。
翻到八月十二号，是厂办送来的一张喜报。
“我厂职工子弟在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以下同志成绩已达到录取分数线……”
底下是名单，七个人。名字、分数，一人一行。
第三行。
周丽萍，四百一十二分。
一道蓝墨水的横线，从这行字上划过去，把名字和分数一起盖住了。线划得很用力，纸都起了毛。旁边的空白处，有两个小字：不念。
我盯着那个数看了很久。
四百一十二。
和我演算纸上加了三遍的那个数，一分不差。
七八年八月十二号下午，我在院子里晾衣服。家属院的喇叭挂在电线杆上，那天是我姐的声音，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念。
我晾完一盆衣服，又晾一盆，听到最后一个名字念完，喇叭里开始放《咱们工人有力量》。
我没听见我自己。
我把衣服夹子攥在手里，站在院子当中，站了好一会儿。后来我妈从窗户里喊我，说饭好了。
那天晚上，我爸告诉我，分数下来了，没过线。
我坐在台灯底下，手指头按着那道蓝线。
线的一头粗，一头细。粗的那头在右边，墨水洇开一个圆点，是笔尖落下去的地方。细的那头在左边，越拉越淡，最后带出一个小钩。
一般人划线，从左往右。
我姐不一样。她是左撇子，写字划线都是从右边起笔，往左边推。小时候她给我改作业，错字上划的杠，全是这样，右边一个墨点，左边一个小钩。
我被她划了十几年的错字，闭着眼都认得出来。
我把那张稿子从一沓里抽出来，对折，又对折。
胡姐立过规矩，站里的底稿一张都不许往外拿。我把它揣进棉袄里的时候，手抖得扣子半天系不上，第三颗扣到了第四个扣眼里。
我把剩下的稿子按原样码好，装回袋子，麻绳绕三圈，打个活结，跟我拆开之前一模一样。抽屉推回去的时候，锈轨道又响了一声，我停住，屏着气数到二十。
楼道里有人咳嗽了一声，是看大门的老头在巡夜。
我关了台灯，在黑地里坐着，等他的脚步声下了楼。
划掉我名字的那一笔，是从右往左拉的。
5
信封上我写的是“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 收”。
邮局的柜台比我胸口还高，我踮着脚，借柜台上那支拴着绳子的蘸水笔。
信纸是从广播站拿的，抬头印着厂名。我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剩几行：
“贵系老师：冒昧打扰。想打听一位叫周丽萍的同志，是否七八年入学，现在何处。此事于我十分要紧，盼复。”
落款那里，笔尖悬了很久。
回信总得写个收信人。写“广播站”，收发室的人拆了就念；写胡姐，胡姐要挨问。站里叫这个名字的，只有我一个，信到了，胡姐一看就知道该交给谁。
我也想过，这三个字要是先落进那个人手里，会是什么后果。
可七年了，我想用一回。我想知道那边收信的人，看见这三个字，会是什么脸色。
我写了：周丽萍。
柜台里的大姐扫了一眼信封：“省城？平信还是挂号？”
“平信。”
挂号要两毛五。我兜里一共三毛钱，是这个月广播站发的夜班补贴，婆婆还没来得及收走。
回信地址我留的是广播站。贴了八分钱的邮票，信从投信口滑下去，“嗒”的一声。
那张底稿，我昨晚拿回去，拆开棉袄的里子，缝在了左边胸口的夹层里。针脚很密，走路的时候，纸角会轻轻硌一下。
从邮局出来，天已经黑透了。
梁家的院门开着一条缝，婆婆坐在门里的小板凳上，手里捏着一把瓜子，地上一圈瓜子皮。
“几点了？”
“站里稿子多，抄晚了。”
她把瓜子皮往地上一撒，站起来。
“丽华在广播站那两年，天一擦黑就回家，从来不让人等。”她说，“你倒好，学了七年，学会了晚归。”
她进屋端出一个镜框，摆在堂屋窗台上，脸朝着院子。
镜框里是我姐。十八岁，两根辫子，往右边斜。
婆婆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沓旧稿子，是我姐当年念过的，她不知从哪里要来的，一直压在箱底。
“站这儿念。念完一张换一张。念错一个字，从头来。”
十二月底的风顺着巷子灌进来，吹得稿纸哗哗响。我站在院子当中，对着窗台上那张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全厂职工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念得很慢。普通话是我这七年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前鼻音后鼻音，平舌翘舌，胡姐圈过的每一个红圈我都记着。
那天晚上我一个字都没念错。
婆婆在屋里听着，挑不出毛病，就让我一直念。
念到第六张，手冻得捏不住纸，稿子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胸口那张底稿硌了我一下。
我直起腰，接着念。
堂屋的门开了，建军端着搪瓷盆出来泼水。他下了班跟车间的人喝了酒，脸上发红，泼完水也没进去，靠着门框看我。
看了一会儿，他抬眼去看窗台上的镜框。
我嗓子已经哑了，念到“增产节约”，“节”字破了音。
婆婆在屋里喊：“重来！”
我把稿子翻回第一页。
建军把空盆夹在胳膊底下，转身进屋，走到门槛那儿停了一下，没回头。
“念大声点。丽华听不见。”
6
回信是第十一天到的，胡姐替我从收发室截了下来。
她把信往我桌上一放，信封朝上。
“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红字印的。收信人是“纺织厂广播站 周丽萍同志”。
厂里收发室看门的老头不识几个字，可“周丽萍”三个字他认得，拿着信在传达室门口念叨了半天，说这个名字耳熟。胡姐一把抢了过来，说是站里订的学习资料。
“拆吧。”胡姐坐回她的椅子，背对着我，“我不看。”
信封口粘得很牢。我拿裁纸刀挑开，抽出一张信笺，上头是油印的抬头，底下是钢笔字，规规矩矩的仿宋体。
“周丽萍同志：
来信收悉。经查，周丽萍同志系我系一九七八级学生，一九八二年七月毕业，因成绩优秀，留校任助教至今。”
我把这段话念了两遍。
一九七八级。成绩优秀。留校。
我把信笺翻过来，背面是空的。又翻回去，手指头按在“成绩优秀”那四个字上，按了很久，指肚底下的钢笔字一点都不烫手。
那是我的分数换来的四年。
我坐在广播站的桌子后面，窗户外头是厂里的大烟囱，正往外冒白烟。喇叭里放着午间的样板戏，锣鼓点一下一下敲。
七年里，她在省城念完了书，留在大学里教书。
我在县城学她梳辫子。
胡姐的椅子吱了一声。她没回头，手在抽屉里翻什么东西，翻出一张盖着红章的通知，往后一递。
“地区广播事业局办的有线广播员培训班，在省城，一月十五号开班，十天。”她说，“名额是给我的。”
“胡姐……”
“我这把年纪，学不学都那样。”她把通知塞进我手里，“你去。宣传科那边我去说，就说你是站里业务最好的，丽华当年想去都没去成。”
她说完就去摇桌上那部手摇电话，接通宣传科，三两句就把事说定了，口气跟每天报节目单一样平常。
“……对，小周去。她业务比我强，年轻人多学点好……行，名单我下午送过去。”
她挂了电话，又补了一句：“最后那半句，是说给你婆婆听的。”
婆婆这辈子最想听的，就是我替她死去的准儿媳，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我攥着那张通知，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说不出话。
胡姐终于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
“七八年八月十二号那天，”她说，“那张喜报是我交给你姐的。她拿回来的时候，第三行划了一道。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厂办交代的，那个不念。”
“我那时候想，划掉的是她亲妹妹，她念别人的名字，念得比哪回都响亮。”
胡姐把搪瓷缸子拿起来，又放下。
“我想了七年，没想明白。”
我低下头，去看信笺的最后一行。
那行字写得比上面的小，挤在落款前头，像是写完了才想起来补的。
“另：来信已转交周丽萍同志本人。”
信笺右下角盖着系办公室的公章。日期是一月四号。
整整七天前。
7
省城的火车站，比我们县城大十倍。
我背着一个帆布包，在出站口站了很久，人从我两边挤过去，有人骂了一句“挡道”，口音和我们那里不一样。
培训班住在地区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八个人一间屋。头一天上午讲发声，下午讲设备，我坐在第一排，一个字一个字地记。
第三天下午，我跟带班的老师说肚子疼，回屋躺着。
等走廊里没人了，我把棉袄穿上，摸了摸左边胸口，那张底稿还在。我出了门，换了两趟公共汽车。
省城师范学院的大门是灰砖砌的，门楣上的字是毛体。门卫拦住我，问我找谁。
“找中文系的周老师。”我说，“家里人。”
他上下打量我，从棉袄看到布鞋，挥挥手让我进去了。
校园里比我想得大。红砖楼一栋挨一栋，路边的白杨树光秃秃的，墙上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学生们夹着书往食堂走，饭盒里的勺子叮当响，空气里有一股蒸馒头的碱味儿。
一个扎马尾的女学生从我身边跑过去，胳膊肘撞了我一下。
“对不起啊，同学！”
她回头冲我摆摆手，又跑远了。
我站在原地，半天没挪步。
同学。
七年里，没人这样叫过我。
我拦住一个抱着暖壶的男学生，问中文系怎么走。
“最里头那栋。”他往后一指，“你找谁？”
“周丽萍老师。”
“周老师啊，讲古汉语那个。”他笑了，“她的课不好占座，普通话比电台播音员还标准。”
他抱着暖壶走了。我站在白杨树底下，把“比播音员还标准”这几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
中文系在最里头那栋三层楼。一楼走廊的墙上钉着一块木板，贴着这学期的课表，玻璃罩子擦得很亮。
我从上往下找。
古代汉语，二年级，三〇二教室，周四下午第二节。任课：周丽萍。
后面括号里两个小字：助教。
今天是周四。
我上楼的时候，腿是软的，扶着楼梯扶手一级一级往上挪。三楼走廊很安静，只有一间教室里有人在讲课，声音从门缝里漏出来。
那是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前鼻音后鼻音分得清清楚楚，每个字都落在点上。
我在县城的喇叭里听了七年这样的普通话。我学了七年，学不像。
三〇二的后门上嵌着一块方玻璃。我贴着墙走过去，踮起脚。
教室里坐着四十来个学生，一个个低着头抄笔记。讲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穿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头发剪短了，齐着耳根。
她背对着门，在黑板上写字。
左手捏着粉笔。
她写的是一句古文，竖着写，一笔一画往左边倒，倒得很匀。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她一边写一边念，“这句期末要考。这个‘参’字，大家注意读音——”
粉笔在黑板上“咔”地断了。
半截粉笔掉在讲台上，滚到地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没去捡，把剩下那截放回粉笔盒，拍了拍手上的灰。
然后，她转过身来。
8
她转过身来，脸上没有一点吃惊。
隔着那块方玻璃，她看了我一眼，就像看一个走错教室的学生。然后她回过头，捡起粉笔，接着往下讲。
“……这个字在这里读‘cān’，不读‘shēn’。”
我在门外站了二十分钟，一直站到下课铃响。
学生们从前门涌出去。她最后一个出来，夹着讲义，在走廊里停下。
“萍萍。”她说，“到我宿舍坐坐。”
这个小名，七年里只有我妈叫过，每回都是在赶我回梁家。
她住在教工单身楼的二楼，一间屋子，一张床，一个书架，窗台上摆着一盆文竹。暖壶是新的，她给我倒了一缸子热水，缸子上印着学校的校徽。
“我收到你的信了。”她在我对面坐下，“落款写的你自己的名字。萍萍，你还是那个脾气。”
我捧着缸子，手抖得水往外溅。
“姐，你没死。”
“死了。”她说，“七八年八月二十五号，在青河里。你不还去河边给我烧过纸？”
她笑了一下。她笑起来的样子没变，左边嘴角先翘。
“四百一十二分，”我说，“是我的。”
她没接这句话。她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个本子，又坐回来，翻开给我看。是她的教案，一页一页，左手写的字往左倒，倒得很匀。
“你看，我没糟蹋你的分数。四年，门门优秀，毕业留校。系里谁不说周丽萍有出息。”
“那汇款单呢？”
“每年入冬，二十块。爸妈养我一场，我该的。”她说，“爸那耳朵，你们谁也不知道操心，就我记着。”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里有一点委屈。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七年里我想过她无数回，想她在河底冷不冷，想她到死都在恨我什么。我没想过她会坐在一间有暖壶的屋子里，跟我说她委屈。
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厚厚的，是一沓大团结。
“这些你拿着。回去跟梁家好好过。建军人不坏，就是轴。”她顿了顿，“梁叔那边，会照应你的。”
我听见“梁叔”两个字，抬起头。
她没看我，在看我捧缸子的手。
我手背上有一溜疤，七九年烫的，颜色已经淡了，皱巴巴的一片。
“建军烧的？”她问。
我没说话。
她看了那片疤很久，把目光移开了，看窗台上的文竹。
“萍萍，你那性子，就算来了省城，也是让人欺负的命。”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我不要钱。我要我的名字。”我说，“我回去就去教育局。”
她把信封收回大衣口袋，动作不快不慢。
“你回去拿什么要？”她说，“档案上贴的是我的照片，学籍卡上是我的照片，毕业证上也是。”
“县城里谁都知道，周丽华七八年投了河，死之前留了遗书。遗书写的什么，你比谁都清楚。”
她站起来，替我把棉袄的领子理了理，手指在我左边胸口停了一下。那里缝着那张底稿。
她没往下摸，把手收了回去。
“我活着这件事，你说出去，有人信吗？”
她弯下腰，凑在我耳朵边上，声音很轻，还是那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萍萍，你是害死我的人。谁会信你？”
9
火车到站的时候，公公和建军在出站口等我。
培训班还有六天才结束。我从姐姐的宿舍出来，在招待所门口站了一夜，天一亮就去买了回县城的票。
我得赶在她前头。
我没赶上。
公公穿着那件中山装，手揣在兜里，看见我出来，脸上什么都没有。建军站在他身后半步，两只手攥成拳，指节发白。
厂里那辆北京吉普停在站前广场上，司机正蹲着抽烟。
“上车。”公公说。
一路上没人说话。吉普车颠得厉害，公公的中山装口袋里露出一角浅黄色的纸，是电报纸。车一颠，那角纸往外蹭了一点，我看见几个字。
速阻。左襟。
我把头转向窗外，青河结了冰，灰白一条，从车窗外头慢慢退过去。
婆婆在院门口等着。我刚下车，她就伸手来扒我的棉袄。
“省城回来，一身外头的脏味儿，脱了，我给你拆洗。”
“妈，我自己洗。”
她不听，手直接往我左边胸口摸。摸到那里，停了一下，脸上的肉跳了跳。
她知道在哪儿。
有人告诉过她在哪儿。
我往后退，建军从背后把我两只胳膊拧住了。婆婆拿剪刀挑开棉袄里子，针脚一根一根崩开，那张对折的底稿掉出来，落在雪地上。
婆婆捡起来看了一眼。她不识几个字，看不懂上头写的什么，只看见一道蓝线，和底下那两个小字。
她拿着稿子进了灶屋。
“妈！”
我挣了一下，没挣开。建军的手跟铁钳一样。
灶屋里炉盖掀开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等我被放开，冲进灶屋，炉膛里只剩一小片发黑的纸边，卷着，冒最后一缕烟。
我蹲在炉子跟前，伸手去够那片纸边。手指刚碰到，它就碎了。
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东西。
我把它弄丢了。是我自己写信，自己落款，自己跑去省城，站在她跟前说“我回去就去教育局”。
她连我缝在哪儿都摸清楚了。
我蹲着没起来。建军在灶屋门口站着，挡住半边光。
“你去省城找谁了？”
我抬起头看他。
“找我姐。”
建军愣住了。
“我姐没死。”我说，“她在省城师范学院教书，用的是我的名字。七八年考上大学的是我，四百一十二分，她顶了我的名字去念的。”
灶屋里很静，炉子里的煤块响了一声。
建军看着我，脸上一点一点变了颜色。先是白，后是红。
然后他笑了。
“周丽萍，你为了跑出这个门，连死人都编排上了？”
“我没编。”
“她遗书上写的什么，你忘了？”他往前走了一步，“她是让你逼死的。你现在跟我说，她活着，在大学里教书？”
公公在堂屋里咳了一声。
“建军，进来。”他说，“她在省城让人带坏了，脑子不清楚。广播事业局打电话来，说她培训逃了课，人找不着。你跟她较什么真。”
建军站着没动。
我扶着灶台站起来，腿蹲麻了，晃了一下。
“广播事业局是打电话说的？”我问，“那你爸兜里那张电报，是谁拍的？”
建军转头去看堂屋。
堂屋门帘后面，公公的影子没动。
我看着建军的后脑勺。七年了，我第一次没有低头。
“建军，你敢不敢自己去省城看一眼？”
10
婆婆在门外落了锁。
是西屋，原先堆杂物的，一张木板床，一扇朝北的小窗，窗上糊着报纸。一天三顿，婆婆从门缝底下推进来一个碗。
厂里那边，公公让人去广播站说了，周丽萍在省城受了凉，回来发高烧，歇几天。
我在西屋里待到第三天，公公来了。
他没开锁，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外头。我从门缝里能看见他的皮鞋尖，鞋油擦得锃亮。
“丽萍啊。”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很和气，“你在广播站这几年，干得不错，厂里都看在眼里。开春有两个转正指标，我给你争取一个。”
我没出声。
“户口的事，我也托人问了。快的话，下个月就能给你落上。”
我坐在床沿上，听着这几句话，一句一句往心里沉。
七年办不下来的户口，原来他一句话就能落。
“条件呢？”我问。
门外头静了一会儿。
“安安分分过日子。”他说，“省城那趟，就当做了个梦。你姐的事已经过去了，你再翻出来，周家梁家都没好处。你爸妈那么大岁数了，你也替他们想想。”
“爸，”我隔着门问他，“我的户口，原先在哪儿？”
门外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凳子腿在地上刮了一下，皮鞋尖从门缝里消失了。
第四天，我妈来了。
婆婆开了锁放她进来，又在外头把锁挂上，只是没锁死。我听见她拖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嗑瓜子。
我妈一进门就哭。她拉着我的手，眼泪掉在我手背的疤上。
“萍萍，你别闹了。你姐……你姐她……”
她说到一半说不下去，攥着我的手直抖。
“你姐每年写信回来，那些信我一封都没敢扔，就怕哪天……”
她停住了。
我看着她。
“妈，你知道她活着。”
我妈的嘴张了张，脸一下子白了。她松开我的手，去擦眼泪，擦了左眼又擦右眼，就是不看我。
“我是说……我是说你姐以前写的东西……”
“七年。”我说，“每年入冬二十块钱。你把汇款单塞进饼干盒的时候，手比今天还抖。”
她不哭了，坐在那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揪着围裙边。
“你爸会坐牢的。”她说，声音很小，“萍萍，你爸会坐牢。”
我没问她为什么。
她自己也知道说多了，起身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着，嘴唇哆嗦了两下，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天黑得很早。
我躺在木板床上睁着眼，听见有人在门外站着。不是婆婆，婆婆的脚步碎。这个人站了很久，一直没动。
“她……”是建军的声音，哑着，“她头发留多长？”
我愣了一下，坐起来。
“剪短了，齐耳根。”我说，“左手写板书。笑的时候，左边嘴角先翘。”
门外没有声音了。
我以为他走了。过了很久，才听见他的脚步，一步一步往院门那边去。
后半夜，院子里有自行车链条响。院门的门闩被人轻轻拉开，又轻轻合上。
第二天一早，婆婆在院子里骂了一早上。
“四十块钱！家里攒着过年的四十块钱，一张不剩！他拿去买了去省城的票！”
11
胡姐是拎着一壶开水来的。
那天婆婆去车站堵建军，一早就出了门。院子里没人，胡姐在门外叫了一声“小周”，我扑到门缝上应她。
“你婆婆跟厂里说你发高烧，我来送壶开水。”她说，“站里的同志，总得来看看。”
她把暖壶放在地上，从棉袄兜里掏出一把改锥。
门上那把锁她没碰，她蹲下去拧门鼻子上的四颗螺丝。螺丝锈了，她拧得直喘气，一边拧一边嘟囔：“我这辈子撬的头一扇门。”
最后一颗螺丝掉下来，门鼻子连着锁一起耷拉在门框上。
“走吧。”她把暖壶塞给我，“厂里我替你顶着。天黑前回来，再把螺丝拧上，谁也看不出来。”
我抱着暖壶站在院子里，冬天的太阳晒在脸上，有点晃眼。
“胡姐，我缝在棉袄里那张稿子，烧了。”
胡姐看着我，叹了口气，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一张折好的纸。是一张空白的介绍信，抬头印着厂宣传科，右下角盖着红章。
“宣传科的章，平时搁我抽屉里。”她说，“抬头你自己填。”
派出所在县城东头，户籍室里只有一个年轻民警，正拿着搪瓷缸子喝茶。我把介绍信递过去，说要查一个人的户口。
“谁？”
“周丽萍。”
他从柜子里抱出一本厚厚的底册，翻了半天，手指头点在一行上。
“周丽萍，女，一九六〇年生。”他念着，“一九七八年十月九号迁出，迁往省城师范学院集体户，迁出原因，升学。”
他抬头看我：“你查她干什么？”
“我就是周丽萍。”
民警愣住了，又低头去看底册，又抬头看我。
“人七八年就迁走了，你是哪个周丽萍？”
我从兜里掏出厂里发的临时工工作证，放在他面前。上面贴着我的照片，盖着厂里的章，写着我的名字。
他拿起来看了半天，放下了。
“这事我做不了主。”他把底册合上，“你要查，得让单位出面，往上报。”
“那你把刚才念的那几句，给我抄一份。”
他犹豫了一下，看看介绍信上的红章，撕了一张便签，写了几行字，签了名。
县教育局在一栋两层小楼里，招生办公室在二楼。屋里坐着一个戴套袖的老大姐，正在糊档案袋。
我说要查一九七八年的考生登记。
“七八年的？”她瞪着我，“那么老的账，查它干嘛？”
“我那年考过。我想知道我考了多少分。”
她大概觉得我可怜，起身去里屋翻了一阵，抱出一本绿皮登记册，上面落着一层灰。
“考号？”
我张嘴就背了出来。七个数，七年里我在心里念过不知道多少遍。
她顺着考号找，找到了，手指头停在那一行上，抬头看了我一眼。
“周丽萍，文科，总分四百一十二。录取院校，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备注，已报到。”
她念完，又看了我一眼。
“你这不是考上了吗？”
我站在桌子前头，没说话。
老大姐把登记册往我面前推了推，自己也凑过来看了看。“这一届档案是小梁管的，”她随口说，“梁副厂长的表弟。那年忙完录取，他就调地区去了。”
我请她照着抄一份。她抄完，在底下写了“与原件核对无误”，签了名，按了个手印。
出了教育局，我去汽车站买了去邻县的票。
邻县一中在县城北边，教师宿舍是一排平房。我挨家问，问到第五家，门开了。
邵老师老了。头发白了一半，戴着一副腿用胶布缠过的眼镜，手里还捏着一支红钢笔。
他眯着眼看了我很久。
“周丽萍？”
我点头，嗓子堵着，叫不出那声“邵老师”。
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没问我为什么来，没问我这七年在哪儿，张口先报了一个数。
“四百一十二。那年全县文科第三。”
12
建军回来那天，堂屋的门是从里面闩上的。
那是他走后的第四天，夜里十点多。我在西屋听见院门响，自行车靠在墙上，车铃磕了一下。
他没回东屋，直接进了堂屋。
婆婆这几天骂累了，早早睡下，东屋里一点声音没有。
我从床底下摸出那只暖壶。胡姐送来的，竹编的壳子，我把派出所的便签和招办的抄件卷成细卷，塞在壳子和瓶胆中间。
那天傍晚胡姐来替我拧螺丝，拧了两圈就停了，冲我眨了眨眼。
我把门轻轻一推，门鼻子松松地晃了晃，开了。
院子里很冷，月亮照着地上没化的雪。我贴着墙走到堂屋门口，门缝里漏出一条灯光。
“爸。”建军的声音，“丽华活着。”
屋里没人接话。
“我在她宿舍门口等了两天。她见了我，一点都不慌，给我倒水，问我吃饭没有。”建军顿了一下，“她让我回来问你一句话。她说，‘梁叔没跟你说过？’”
又是很长的安静。
“你不说也行。”建军说，“我明天一早就去厂纪委，说丽华没死，让他们派人去省城查。查出什么，是什么。”
然后是火柴擦着的声音。公公点了一根烟。
“坐下说。”
“我不坐。”
“那就站着听。”公公的声音很平，跟他在厂里开会念文件一个调，“七八年开春，厂里账上亏了一笔，四千三。查账的人下个月就要来。”
“周大成管账。他给我平了。”
“他提了一个条件。他大闺女要上大学。”
我扶着门框，手心贴在冰凉的木头上。
“那年丽华没考上。丽萍考上了。你表叔在招办管档案，照片换一张，户口迁一迁，录取通知书交到周大成手里，事就成了。”
“那丽华跳河——”
“她没跳。”公公吐了一口烟，“凉鞋是她自己摆的。遗书是头一天晚上写好的。”
“吵架呢？”建军的声音变了，“那天晚上她跟丽萍吵，整条巷子都听见了。”
“吵是吵给邻居听的。准考证让她拿走了，报到用不着那张纸，可留在丽萍手里，就是个祸。”
我站在门外，想起那天晚上我蹲在地上捡毕业证，问她我抢了她什么。
她没答我。
她早就写好了答案，压在第二天的凉鞋底下。
“总得有个人背着。”公公说，“一个死了的姐姐，一个逼死姐姐的妹妹，谁还会去问分数。”
屋里有椅子腿刮地的声音，很响，像是被人踹了一脚。
“那我呢？”建军的声音在抖，“你让我娶她，也是这里头的一步？”
“丽萍得放在眼皮底下。”公公说，“放在别人家，哪天她去报名、去查分，谁拦得住？放在咱家，户口我卡着，她连县城都出不去。”
“七九年她要去报名，你跟她说户口在办。”建军一字一句往外挤，“我回来看见她在灯底下看书，我把她的书扔进了炉子。我还当我是在替丽华出气。”
公公没吭声。
“我娶的是个看门的差事？”
“你要娶的那个，人家不要你。”公公把烟头按灭在桌上。
“建军，你也不小了。这事捅出去，你爸要进去，你周叔要进去，丽华这辈子就完了。你那个媳妇，她拿什么告？她一个临时工，连户口都没有。”
我把手从门框上拿下来。
我有。
派出所的便签，招办的抄件，邵老师那句话。还有一只饼干盒，在我妈家柜顶上。
我往后退了一步，脚底下踩着一块冻硬的雪，“咔”地响了一声。
堂屋里一下没声了。
门闩拉开，门被一把拽开，灯光泼了我一身。
建军站在门里，眼睛通红，看见是我，整个人僵在那里。
公公坐在八仙桌旁边，手里还捏着那半截烟。
建军看着我，嘴唇动了好几下，才发出声音。
“你都听见了。”
13
我爸是第二天一早来的。
天还没大亮，公公连夜让司机开吉普去接的。我妈跟在后头，头上包着一块灰头巾，进门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下。
西屋门上那把锁，夜里已经被建军卸了。他卸完锁，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回了东屋。
我爸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就坐在昨晚公公坐的那个位置。他没摘帽子，两只手揣在袖筒里。
“二丫头。”
我站在桌子对面。
“你要是告上去，我得坐牢。”他说，“做假账，四千三，够判几年的。你姐的书白念了，饭碗也砸了。周家就完了。”
他说得很慢，一句一句，像在算一笔账。
“爸，”我问他，“那年邵老师站在院门口，你跟他说我没考上。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录取通知书，在不在你兜里？”
我爸揣在袖筒里的手动了一下。
他没回答。
“你姐比你强。”过了很久，他说，“她嘴巧，模样好，在广播站干过，去了省城能出头。你呢？闷葫芦一个，见了生人话都说不全。同样一张通知书，搁她手里，能顶两张用。”
“所以你就替我做了主。”
“我是你爸。”
我妈在旁边“扑通”一声跪下了。
她跪在堂屋的砖地上，膝盖磕得很响。她抓着我的裤腿，仰着脸，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
“萍萍，妈求你了。你爸都这把岁数了，你让他去蹲大牢，他还能活着出来吗？”
婆婆站在东屋门口，手扶着门框，脸色灰白。她昨晚什么都没听见，今天一早被公公叫起来，三言两语听明白了，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我弯下腰，去拉我妈。拉不动。
“妈，你起来。”
“你答应妈，妈就起来。”
我蹲下来，跟她平着。
“七年前，你坐在河坡上哭。我问你看见我的准考证没有，你给了我一巴掌。”我说，“那时候你就知道，那张准考证在哪儿。”
我妈抓着我裤腿的手松开了。
她看着我，嘴张着，眼泪还挂在脸上，哭声却停了。
我站起来，没再拉她。
我爸从八仙桌边站起来，帽子都没戴正，冲公公点了一下头，扯着我妈的胳膊往外走。我妈被他拽着，一步一回头。
那天下午，我回了一趟娘家。
我爸在里屋躺着，门关着。我妈在灶屋里烧火，看见我，手里的火钳停了一下，又接着往灶膛里送柴。
我抬头看柜顶。那只印着天安门的饼干盒，还在最里头。
“妈。”
“你回吧。”我妈没回头，“你爸醒着呢。”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夜里九点多，梁家的院门被人轻轻敲了三下。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我妈，头上还是那块灰头巾，怀里抱着一个包袱，用蓝布包着，四个角系得死死的。
她把包袱塞进我怀里。隔着布，我摸到了铁皮盒子的棱角。
“你爸睡着了。”她喘着气，一路是跑过来的，“我拿剪子把锁扣撬了。”
我解开包袱，借着门洞里的月光掀开盒盖。
里头是七张汇款单的附言条，一年一张，用皮筋扎着，最上面那张，边上撕开一道小口。底下压着五封信，信封上全是往左倒的字，落款一个字：萍。
我抽出最底下那一封。是七八年十一月寄来的，她走后的头一封信。
“爸、妈：我在这边一切都好，勿念。梁叔说了，妹妹那边他会看着，出不了岔子，你们放心。”
我把信折好，放回去。
我妈站在门外的雪地里，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又蹭。
“这些年，妈没给你做过一回主。”她说，“萍萍，妈就这一回，替你做主。”
14
建军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三遍，才写对他爸的名字。
头两遍，“梁”字写完，笔尖就停在那里，墨水洇出一个黑点。他把纸揉了，扔在脚边，再铺一张。
第三遍他没停。
“我父亲梁德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夜，在家中亲口承认……”
他一边写一边念，念到“四千三”，念到“照片换一张”，声音一直很平。写完了，他签上名字，拿大拇指在印泥盒里按了按，按在名字上，按得很重。
他把信纸推到我面前。
“拿去。”
我拿起来，对着灯看了一遍，折好，放进饼干盒里。
“还有这个。”他从兜里掏出一卷钱，“去地区要坐车，要住店。”
“我有。”
“你有什么？”
“胡姐借了我二十。”我说，“建军，你的证明我收下，是因为它是证据。别的，我一样都不要。”
他手里攥着那卷钱，站了一会儿，又揣回兜里去了。
邵老师是第二天到的。
他坐了两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下车的时候棉帽子歪着，怀里揣着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
他把本子翻开给我看，是七八年那一届的成绩，他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抄下来的，钢笔字，一笔不苟。
第十九行，周丽萍，四百一十二。
“那年分数一下来，我就抄了。”他说，“我教了二十年书，头一回有学生考这么高。”
他在县一中的信纸上写了证明，写了满满两页，从八月他怎么去我家，怎么被挡在门外，写到他后来几次去县招办打听，被人说“老邵你管得太宽”，再写到他怎么被调去了邻县。
写完，他也按了手印。
正月十六一过，我揣着饼干盒去了地区。
地区纪委在一栋灰楼里，接待我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短头发，穿着灰制服，说话很快。
她把饼干盒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摊在桌上：七张附言条，五封信，派出所的便签，招办的抄件，邵老师的两页证明，建军的一页证明。
她看到七八年十一月那封信，看到“梁叔”两个字，抬头看了我一眼。
看到建军那页证明的落款，她又抬头看了我一眼。
“梁建军是你什么人？”
“我丈夫。”
“梁德厚是他父亲。”
“是。”
她没再问，把东西重新码好，拿一个牛皮纸袋装了，在袋口写上日期和我的名字。
“回去等着。”她说，“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我等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里，公公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他去了两趟地区，回来的时候脸色一次比一次灰。招办那个表弟，听说已经被叫去谈过话了。
三月头上，厂办在广播站门口贴了一张通知：临时工周丽萍因病不能坚持工作，即日起停职休养。
胡姐把通知揭下来，攥着去了厂长办公室。她在里头待了一个钟头，出来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手里的通知没了。
第二天的交接班广播，还是我念的。
婆婆不让我念稿子了，也不让我学丽华了。她每天早上看见我拿右手梳辫子，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
四月初，调查组进了县城。地区纪委、教育局，还有公安的人，住在县招待所。
他们去了一趟省城，带回来一沓材料：学籍卡上的照片，毕业证存根上的照片，教工档案上的照片。一张一张，都是我姐。
省城师范学院让她停了课，交由调查组带回县里，核对笔迹，当面对质。
那个灰制服的女同志来梁家找我，在院子里跟我说话。
“周丽华昨天晚上到的县里。”她说，“她到招待所的第一句话，是要见你。”
15
县招待所二楼，二〇三房间。
调查组的人在门口站着，门没关严，留着一道缝。
我姐坐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还穿着那件藏青呢子大衣，人比一月份瘦了一圈，下巴尖了。她看见我进来，站起身，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包糖，递过来。
大白兔奶糖。
我七八岁的时候，她拿攒了半年的钢镚，在供销社给我买过一包。我一颗一颗剥着吃，吃了一个月。
我没接。她把糖放回床头柜上，坐下了。
“萍萍，坐。”
我站着。
她也不勉强，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七年的讲台站下来，她连坐着都像在上课。
“那些信，是我写的。”她说，“附言条也是。笔迹一对就对上了，我不跟你争这个。”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
她把声音放低了。
“你去跟调查组说，你是一时糊涂，跟我赌气。你就说，名字是你自愿借给我的，那年你不想念书，想早点嫁人。”
她看着我，“自愿借的，性质就不一样了。顶多算违纪。爸不用坐牢，梁叔也能保住，我回去写个检查，书还能教。”
“那我呢？”
“我每个月工资六十二块五，给你寄一半。”她说，“一直寄。你在梁家，有了这笔钱，腰杆子也硬了。”
我看着她。
“姐，你还记得我那年考了多少分吗？”
她没吭声。她从床头柜上拿了一颗奶糖，剥开糖纸，又包回去，剥开，又包回去。
“四百一十二。”我说，“你在喇叭里念别人的名字那天，我在院子里晾衣服，一直听到最后一个。”
她低下头，看自己交叠的手。
“萍萍，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走不可吗？”
她抬起头的时候，眼睛有点红。
“我在广播站念了两年稿子。念先进，念喜报，念谁家闺女考上了中专，谁家小子招工进了城。”她说，“我念别人的名字，念得字正腔圆。我念了两年，没有一张稿子上有我。”
“那年我落了榜。爸跟我说，有个法子，问我敢不敢。”
“我说敢。”
“我划你名字那一笔，手一点都没抖。”
我看着她的左手。就是这几根手指，捏粉笔，写教案，签汇款单，七年里把我的名字签了几百回。
她说完这句，屋里静了很久。门缝外头，调查组的人咳了一声。
“你那性子，”她又说，声音软下来，“闷，倔，见了生人不会说话。就算你去了省城，也是坐在最后一排，四年下来，谁也记不住你。”
“萍萍，这书我替你念了，念得比你好。这个名字，在我身上才算没白瞎。”
我想起那个抱暖壶的男学生，说周老师的普通话比播音员还标准。
我想起我在院子里对着她的照片，一张一张念稿子，念到嗓子破音。
“你书念得好。”我说，“字也念得准。‘参’字你会念，‘省’字你会念，你会教四十个学生怎么念。”
“可这三个字，你念了七年，没有一回是对的。”
她的脸色变了。
“周丽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你每回签它，笔都往左倒。你划掉它的时候也是。这名字在你身上七年，它一天都没认过你。”
她猛地站起来，膝盖碰翻了床头柜上的那包奶糖，糖撒了一地，一颗滚到我脚边。
我没捡。
“周丽华，”我说，“从今天起，你只能念你自己的名字了。”
16
厂里开大会那天，喇叭里放的第一首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四月中旬，礼堂里坐满了人。前头是各车间的职工，后头挤着家属，过道里也站着人，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手里还拿着没织完的毛衣。
主席台上一排桌子，铺着红布。厂长坐中间，调查组的几个人坐两边。公公的位置在最边上，他穿着那件中山装，风纪扣还扣着，两只手放在桌面上，一动不动。
调查组的组长讲了半个钟头。讲完，厂长清了清嗓子。
“地区的通报，要传达到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班组。夜班的同志听不到，家属院的同志来不了。”他转头往台下找，“广播站的同志，把通报念一遍，全厂同步广播。”
胡姐站起来，没往台上走，转身把手里的稿子递给了我。
“你念。”
礼堂里有人回头看我。
我接过稿子，走上台。话筒架在主席台左边，是我念了七年交接班广播的那一只，话筒上缠着一圈防滑的胶布，胶布的边已经翘了。
我站到话筒前头，低头看稿子。
台下很静。我听见有人在小声问：“那不是周家二丫头吗？”
我开口了。
“关于一九七八年高考冒名顶替一案的调查通报。”
我的声音从礼堂四角的喇叭里出来，也从车间的喇叭里出来，从家属院电线杆上的喇叭里出来。我知道，那根电线杆还在我娘家那条巷子口。
“经地区纪委、地区教育局、县公安局联合调查组查明：
“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原我厂职工子女周丽萍同志，文科总分四百一十二分，被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正式录取。”
台下有一个声音“啊”了一下，又捂住了。
“其录取资格，被其姐周丽华冒名顶替。周丽华伪造投河身亡假象，持周丽萍同志的档案与户口迁移证，入学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我念到“伪造投河”，礼堂后排有人站起来了。是我娘家对门的婶子，她扶着前排的椅背，嘴张得老大。
“我听见的……”她跟旁边的人说，声音发颤，“那天晚上，她喊得一条巷子都听见……”
我没停。
“原副厂长梁德厚，挪用公款四千三百元，指使原财务科会计周大成做假账掩盖；并利用其亲属在县招生办公室管理档案之便，调换考生照片、违规办理户口迁移，系本案主谋。”
主席台最边上，公公的手从桌面上滑下去了。
台下前排，机修车间的一个老师傅一拍大腿：“我就说！七八年那期厂报，头天发下来，第二天就收回去了，我还纳闷名单错哪儿了！”
旁边有人跟着嚷起来，礼堂里一下子乱了。厂长拍着桌子喊安静。
我等他们静下来，接着往下念。
“经查，周丽萍同志七年来被隐瞒录取事实，户口被违规迁出，长期以临时工身份工作，其受教育权利受到严重侵害。
“经报请省教育厅同意，恢复周丽萍同志入学资格，于一九八五年秋季入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
家属那几排里，有个人手里的铝饭盒掉在地上，饭盒盖滚出去老远，在水泥地上转了好几圈才停。
是婆婆。
她弯着腰去够那个盖子，够了两下没够着，就那么弯着，没再起来。
两个穿制服的公安从侧门进来，走到主席台边上，在公公耳朵边说了句什么。公公站起来，扣着风纪扣，跟他们走了。他走过话筒跟前的时候，没有看我。
我把稿子翻到最后一页。
“特此通报。”
我念完了，往后退了半步，伸手去关话筒的开关。
开关“咔哒”一声，礼堂四角的喇叭里，那点嗡嗡的电流声也没了。
胡姐站在台下，仰着脸看我，眼眶红着，冲我点了一下头。
我想起七八年八月十二号那天下午，院子里的晾衣绳，手里攥着的衣服夹子，喇叭里最后放的那首歌。
那是七年来，喇叭里第一回念对我的名字。
17
处理结果是一张一张贴出来的。
厂门口的公告栏，五月贴一张，六月又贴一张。下了班，职工们围在那里看，看完了不说话，推着自行车走。
周丽华，撤销学籍，注销学历，开除公职，以冒名顶替、伪造证件，移送司法机关。
梁德厚，撤销副厂长职务，开除党籍，以贪污罪依法逮捕。
县招生办原档案管理员梁某，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
周大成，撤销会计职务，退赔全部款项，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留厂察看。
最后那张贴出来那天，我妈来厂门口找我。她头发白了好些，站在公告栏旁边，等我下班。
“你爸在家躺了半个月了。”她说，“不吃不喝，就盯着房梁。”
我没说话。
“你姐……”她顿了顿，“你姐托人捎信，说她想吃我腌的雪里蕻。”
她说完就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我，像是想等我说点什么。
我站着，看她一个人往家属院那边走，走进那条巷子里去。
婆婆把窗台上那个镜框收了。我看见她拿一块蓝布包了几层，压进箱子最底下。
那以后她再没跟我提过丽华，也没提过公公。她每天早上起来，在灶屋里烧好一锅稀饭，自己盛一碗，剩下的搁在锅里，不叫我，也不赶我。
户口落回来那天，派出所那个年轻民警亲手把户口本递给我，说：“周丽萍同志，这回没错了。”
走的前一天早上，我在锅里看见两个煮鸡蛋，蛋壳拿红纸染过，红得发亮。婆婆在院子里扫地，背对着我，扫了一遍又一遍。
我把鸡蛋装进了包里。
我在西屋收拾东西的时候，建军进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是厂里发的工作手册，蓝塑料皮的，边角磨得发白。他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那年我烧你的书，”他说，“第二天早上掏炉灰，有一页没烧透。”
他把工作手册翻开，从里头抽出一张纸。
纸是黄的，脆的，一半烧没了，剩下的一半边上焦黑。是历史书的扉页，上头有一个铅笔写的数，还有一道被手指抹过的印子。
412。
我十八岁的字，写得很小，歪歪扭扭的，像怕被人看见。
“我当时看见这个数，”建军说，“我当你是吹牛。一个害死亲姐的人，还有脸写自己考了四百多分。”
“我把它夹在本子里，七年。我每回翻本子看见它，就在心里骂你一句不要脸。”
他把那张纸递过来，手在抖。
“丽萍。”
这是他七年来，头一回叫我的名字。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把它放进饼干盒里，和七张附言条搁在一起。
然后我从桌上拿起一张离婚申请书，推到他跟前。单位证明，胡姐已经替我去宣传科盖好了章。
建军低头看着那张纸，看了很长时间。
“我能不能……”他嗓子发紧，“我跟你一块儿去省城。我在那边找份活干，我……”
“建军。”
他停住了。
“你那年烧我的书，是因为你信你爸。你今天给我写证明，是因为你不信他了。”我说，“这两回，都跟我没关系。”
他拿起桌上的钢笔，拧开笔帽，在申请书最底下签了字。签完了，他没放下笔，就那么攥着。
我把申请书收起来，拎起包袱，从他身边走过去。
走到门口，我停了一下。
“梁建军，你烧的是三本书。我丢的是七年。”
18
一九八五年九月，省城还是热。
中文系那栋楼前头的白杨树，一月里光秃秃的，现在叶子密得遮了半边天，风一吹，哗哗地响。
报到处设在树底下，两张课桌拼在一起，铺着白布。排队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有家长扛着铺盖卷跟在后头，有人拎着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和暖壶。
我排在队伍中间，背着那个帆布包。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一个搪瓷缸，一只饼干盒。
前头一个梳着两根短辫的姑娘回过头，打量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老师，报到是在这儿吗？”
“是这儿。”我说，“我也是来报到的。”
她愣了一下，脸红了，赶紧把头扭回去。
胡姐送我上火车的时候，塞给我一支钢笔，英雄牌的，说是站里评先进发的，她用不着。她站在月台上冲我挥手，喊了一句什么，火车开起来，我没听清。
火车过青河大桥的时候，我往窗外看了一眼。河水涨了，黄汤汤的，看不出哪一段是七八年那双凉鞋摆着的地方。
后来她写信来，说她转了正，当上了站长。新来的广播员是个小伙子，念错字的时候，她还是拿红笔圈出来，标上拼音。
信的最后，她写：你念的那份通报，我留了底。
队伍一点一点往前挪。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面前摊着一本花名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念。念到谁，谁就应一声，上前领学生证和饭票。
“李卫东。”
“到。”
“王小梅。”
“到！”
前头那个梳短辫的姑娘领完东西走了。我站到桌子跟前。
女老师低头看花名册，手指头顺着往下滑，停在一行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岁数不对，又低头核了一遍。
“周丽萍。”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号下午，家属院电线杆上的喇叭念了六个名字，没有这一个。
七年里，它被人划掉过，被人借走过，被人签在汇款单上，一笔一笔往左倒。
现在它从一个陌生人嘴里念出来，平平常常的，跟“李卫东”“王小梅”一样。
“到。”我说。
女老师在花名册上打了个勾，递给我一个红塑料皮的小本子。
“学生证，自己把名字填上。”
我从包里拿出胡姐给的那支钢笔，拧开笔帽，用右手在姓名那一栏写下三个字。
字是正的，一笔都没歪。
我从饼干盒里抽出一张汇款单的附言条，边上撕开过一道小口，那是去年冬天我妈从我手里抽走时撕的。上面那行往左倒的小字还在。
爸，左耳朵的药别断。
我把它夹进学生证里，合上。
一个扎马尾的女学生从旁边跑过去，胸前别着学生会的牌子，手里抱着一摞新生手册。她看见我站在那里，停下来，指了指东边那排红砖楼。
“同学，女生宿舍在那边。”
我说了声谢谢，把学生证揣进兜里，往东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