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三岁那年嫁给周建国。
嫁妆是三千块钱，一台缝纫机，一只金镯子。钱是我妈攒的，攒了二十年，用一块蓝底白花的手帕包着。缝纫机是蝴蝶牌，我踩了三年。金镯子是婆婆结婚那天给我戴上的，一钱八分，她说是她婆婆给她的，传家。
第二天我就把镯子摘了。戴着手炒菜不方便。
我们在老街十七号盘下一个门面，原先卖布，月租六十。本钱是我那三千块，加上卖缝纫机的四百二。
饭店开起来，招牌上写的是"建国饭店"。
我叫林秀兰。
我没说什么。
开张前半个月，我在灶台后头第三块砖的缝里塞了一个本子。本子是涛涛用过的田字格，正面写满了字，反面还空着。第三块砖是活的，我用小起子撬开过，缝里塞得下一个本子。
我在第一页写了一行：
九三年三月初八。本钱三千，缝纫机一台。
我在这个本子上记了三年。
我不是写日记。日记是给自己看的。我这个本子，是给别人看的。
我是留给法院看的。
那时候我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拉板车去菜市场。鲫鱼两块三一斤，我还到两块。五花肉四块五，我砍十二斤。豆腐八块，青菜三斤，葱两毛，姜三毛。这些我都记在本子上。我记的不是菜价，我记的是这些钱是我出的。
六点回来，生火，洗菜，切肉。七点开门，卖面。一碗光面一块八，加荷包蛋两块二。中午做盖浇饭，晚上炒菜。
涛涛六岁，在店里趴在长凳上写字。我炒菜的时候油烟大，呛得他咳。他本来就有哮喘，一换季就犯。
晚上十点打烊。我把碗洗完，地扫干净，账算完。周建国在前头陪着客人喝酒，喝完了进来往后墙一靠，解开衬衫扣子。
"秀兰，水。"
我给他倒水。
"辛苦了。"
"嗯。"
开张前一天晚上，他跟我说："秀兰，今晚我请运输队几个兄弟，坐两桌。"
"菜钱。"
"什么？"
"坐两桌，菜钱从流水里走？"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秀兰，"他说，"自己兄弟，开张酒还要钱？"
我没接话。我把一条鲫鱼摔在案板上，刀背一敲，鱼不动了。
那天夜里他睡了。我一个人回到店里，掏出那个本子，在灯下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本钱三千，缝纫机一台。
我把本子塞回砖缝。砖缝里有股潮味，混着煤烟。
二
招牌是开张那天下午挂上去的。
红底黑字，字是周建国自己写的。他在运输队出黑板报练过，字写得大，老远能看见。木匠姓王，在招牌后面钉了三颗钉子，推了推，说稳了。手工费五块，是我付的。
我站在灶台后头看那块招牌。它在风里晃了两下，不动了。
婆婆从后门进来，手里端一个碗，碗里是糯米粉，她自己磨的。她走路慢，右脚有点跛，是生建军那年落下的。
"秀兰，开张吃点甜的。"
"放那儿吧。"
她把碗放在案板边上，没走。她站在灶台边看我揉面。我揉得快，两只手一起用力，按下去，折过来，再按。面团在我手底下慢慢光滑。
"你妈教的？"
"嗯。"
"你妈做饭是有一手。"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嫁过来那阵，连煤球都生不着。你爸教了我三年。"
我没接话。我把面团揪成剂子，一个个按扁。剂子大小均匀，一个二两。
她站了一会儿，到门口去了。她仰着头看那块招牌，看了很久。她的脖子仰着，后颈的皮松了。
"建国这字，"她说，"写得还行。"
"嗯。"
"比他爸强。他爸写个字，像蜘蛛爬。"
她走了。
晚上六点，客人来了。
先是运输队的老同事，来了五六个，骑自行车来的，把车靠在墙根，拍车座上的灰。周建国迎出去，一个个拍肩膀。
"建国！开张大吉！"
"坐坐坐！"
他们在第一张桌子坐下。周建国回头喊："秀兰，上菜！先上花生米！"
我把花生米炸了端出去。一个胖子抬头看我："这位是？"
"我媳妇。"周建国说。
"哦——"胖子笑，"老板娘！"
我没说话，转身回灶台。
第二桌是街面上的个体户。卖服装的吴桂芳也来了，她在街东头开店，比我早两年。她凑到灶台边，压着嗓子问我："秀兰，这店，你拿多少钱？"
"没多少。"
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呀，"她说，"命。"
我在灶台后头炒。一锅接一锅。红烧鲫鱼，五花肉炖豆腐，青菜爆炒。火旺，油响。我把锅铲敲在锅沿上，当当当。蒸汽糊了窗户，我用袖子擦一把。
周建国在外头敬酒，一桌一桌走。
"建国，你这店开得好！"
"嫂子手艺不错！"
"往后兄弟们有地方聚了！"
我听见他们叫他建国，叫我嫂子。没有人问我叫什么。
九点，两桌吃完。周建国进来往后厨一坐，掏出烟点上。
"秀兰，今天流水多少？"
我把案板上那个软皮本翻出来。这是他看的本子。
"两桌加酒，一百八十六。"
"本钱呢？"
"菜料三十六。酒是从供销社批的，四十。"
"那净赚一百亿。"他笑了，"开张就不错。"
他吐烟，烟雾糊在灯泡上，黄的。
"明天开始，你掌勺，我在前头招呼。"
"嗯。"
"你放心，"他说，"我肯定把这店做好。明年咱们换个大点的门面。"
他出去送客。我掏出灶台后头那个本子，等他走了才写：
九三年三月初十。开张。流水一百八十六。成本七十六。净一百一十。木匠手工费五块。
晚上请客两桌，没算钱。
我把本子塞回去。
三
开张第七天，建军来了。
他是中午来的，穿一件棕色皮夹克，肘部磨白了，头发抹了水，梳得锃亮。一进门就喊："嫂子！"
我正在切肉，刀没停。
"吃饭？"
"不吃饭。"他拉了张凳子坐下，"哥呢？"
"前头给老吴修链盒去了。"
他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在桌上敲。敲了三下。烟是良友的，四块五一包。
我把肉切完，刀放下，擦了擦手，坐到他对面。
"什么事？"
他抬头笑。他笑起来嘴角往上，跟周建国一模一样。
"嫂子，我那批录像带，压手里了。"
"嗯。"
"香港过来的武打片，十八部。本来谈好给录像厅，结果人家换老板了，不收。"
"嗯。"
"我想倒一手，弄到邻县去。车费、过路费、请人吃饭，得垫一点。"
"多少？"
他伸出八根手指。
"八百。"
我没说话。我看着他那只手。指甲剪得整齐，袖口露出一截灰毛衣，起了球。
这时候周建国回来了，手里还拿着扳手。他看见建军，眼睛一亮。
"建军！"
"哥！"
哥俩站起来握手。周建国拍他肩膀："瘦了。"
"忙。"
周建国看见我坐着，问："你们聊什么？"
"我跟嫂子说点事。"
"都是自己人，说。"
建军就把录像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说得慢，有条理，像在谈一笔大生意。他说邻县录像厅的王老板，说跑长途的车，说一盘带子能租五块，说十八部一个月就能回本。
周建国听完点点头。
"八百。"
"八百。"建军重复一遍。
周建国看我。
我端着茶杯。杯子是粗瓷的，沿上缺了个口。
"秀兰，"他说，"建军是我弟。"
"嗯。"
"他这也是正事。"
"嗯。"
"一家人，帮一把。"
我把茶杯放下，站起来走到灶台后头，从铁盒子里取钱。铁盒子是我放流水的地方，盖上有把小锁，钥匙拴在我裤腰带上。
我数了八张十块的，拿出来放在桌上。
建军的手伸过来，把钱收了。他刚才拿起筷子要夹一颗花生米，这会儿把筷子放下了，把钱揣进皮夹克内兜。
"谢谢嫂子。"
"什么时候还？"
他愣了一下，笑："嫂子，快的话两个月。"
周建国拍他后背："不急！"
建军站起来："哥，嫂子，我走了。"
他走了，自行车铃响远了。
周建国回头看我，笑："秀兰，你就是太计较。"
我没说话。我把他吃过的花生米盘子摞起来，花生米皮撒了一桌子，我用手掌拢起来倒进铁皮桶。
等他出去，我掏出本子写：
九三年三月十七。建军借八百。建国是一家人。
筷子悬在半空。
四
四月初，婆婆来了。
她不是来看店的。她提了一篮青菜，自己在屋后种的，菜上还沾着泥。我接过篮子放地上。她没走，到灶台边坐下，帮我择葱。她坐在小矮凳上，背弓着。
灶上炖着五花肉，咕嘟咕嘟。蒸汽往上冒，糊了她的眼睛。她摘下来用衣角擦。
"秀兰。"
"嗯。"
"建国说，建军借了八百。"
"嗯。"
"那孩子，"她把葱须掐掉，"从小被他爸惯坏了。他爸在的时候，他要星星不给月亮。"
我没接话。我拿勺子撇浮沫。浮沫是灰的，飘在汤面上。
"女人家，"她说，"账不要算太清。"
我的手停了一下。
"算太清，"她声音低下去，"日子过不下去。"
我把浮沫倒进碗里。
"妈，"我说，"这店本钱是我三千块嫁妆。"
她抬头看我。
"还有缝纫机。"
"我知道。"
"建国停薪留职，快一年了，没往家拿过钱。"
她把葱择完，放在碗里。她的手粗糙，指节大，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老年斑。
"我知道。"她又说了一遍。
她站起来，把眼镜戴上，走到门口，又回头。
"秀兰，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嗯。"
"这店，"她看了一眼那块招牌，"招牌是建国的。可我知道，是谁在灶台后头。"
她出去了。脚步很慢，门带上，响了一声。
汤还在咕嘟。
晚上周建国喝了酒回来。运输队一个同事结婚，他去随礼。他进门往后墙一靠，解开衬衫扣子，身上有酒味和烟味。
"秀兰，水。"
我给他倒了水。他喝了，抹嘴。
"今天流水多少？"
"七十三。"
"不错。"他打了个嗝，"对了，我随礼随了二十。"
"嗯。"
"老陈，你认识的。"
"嗯。"
他看我不说话，笑："你别老嗯嗯嗯的。"
我把碗摞起来端到水槽边。水龙头的水冰凉。
"建国，"我说，"建军那八百，什么时候还？"
他沉默了一下。
"秀兰，我弟。"
"我知道。"
"他现在难。"
"我也难。"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后，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他的手有酒味，热乎乎的。
"等他翻了身，少不了你的。"
我没说话。我把碗一个一个擦干，放进碗柜。碗柜是旧的，门关不严。
他回屋睡了。
我掏出本子：
九三年四月初三。建国随礼二十。婆婆说，账不要算太清。
她说她知道，是谁在灶台后头。
五
四月十五，周建国请客。
不是他请，是运输队老队长调走，他们凑钱送行。周建国说，就摆在咱店里，省一笔场地费。
我算过。那天来的人，两桌，十五个。
"秀兰，菜你安排，别太差。"
"多少钱一桌？"
"你看着办。"
"我看着办，就是三十一桌。"
他笑："行。"
那天我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十点。红烧鲫鱼、白切鸡、红烧肉、炒猪肝、炸花生、炖豆腐。酒从供销社批的，两块三一瓶。我还蒸了一盆米饭，用大铝盆。
两桌吃完，老队长拉着周建国哭。他说："建国，你是我带出来的。"
周建国也哭。他说："队长，你走了，我想你。"
他们抱在一起。桌上有人起哄，有人拍巴掌。一个姓刘的干事说："建国，往后有事到省城找我。"
我在灶台后头洗碗。我听见他们哭，听见他们笑，听见杯子碰桌子。
散场是十一点。周建国把人送到门口，回来往椅子上一瘫，领带歪了，脸上有油。
"秀兰，今天多少？"
"菜六十，酒十一瓶，二十五块三。"
"流水呢？"
"他们说记账。"
我抬头看他。
"什么？"
"我说，"他挠头，"兄弟们说，这次先记着，下次一起结。"
"下次是哪次？"
"秀兰——"
"这两桌，"我说，"菜料钱三十，酒钱你们喝了二十五。你让我记着？"
他坐起来。他的脸红，一半是酒，一半是别的。
"老队长调去省城了。这一顿，我不能要钱。"
"那这钱谁出？"
"先欠着。"
"欠着，就是我出。"
他不说话了。他点了根烟。
我把水龙头关了。后厨一下子静下来，只有冰箱嗡嗡响。
"周建国，"我说，"这是我三千块嫁妆开的店。"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让我欠着？"
他站起来。他比我高一个头。
"林秀兰，"他叫我全名，"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一家之主。"
我没说话。我看着他。
他叹了口气，伸手想摸我头发。我躲开了。
"行了，"他说，"这钱我下月补你。"
"你停薪留职，哪来的工资？"
他没接话，回屋了。门带上，响了一声。
我一个人在灶台边坐到十二点。煤球炉封了，火慢慢小下去。我把碗摞好，案板洗干净。地上全是酒瓶子和花生壳。
我掏出本子：
九三年四月十五。老队长送行，两桌。赊。菜料三十，酒二十五，合计五十五。周建国说，下月工资补。
他叫我林秀兰。第一次。
六
四月底，涛涛病了。
他六岁，上小学一年级。那天放学回来就咳，一开始是轻的，我没当回事。到夜里他缩在被子里，咳得像要把肺吐出来。
我点灯。他的脸通红，嘴唇发紫。
"涛涛？"
"妈——"他喘，"我喘不上气。"
我披上衣服，把他从床上抱起来。他比我想的重。我裹上他的小棉袄往外跑，棉袄是旧的，袖口短了。
周建国翻了个身："怎么了？"
"涛涛不行了。"
"我跟你去。"
"你睡你的。"
我把门带上。
夜里的老街没人。我抱着涛涛一路跑到卫生院，两百米，跑得喘。他的头靠在我肩膀上，喘一声，我跑一步。街上有条野狗跟我走了两步，被我喝走了。
急诊大夫听了听肺，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
"哮喘。老毛病？"
"换季就犯。"
"住院，输水。"
我签字。押金五十。
我掏口袋。我今天身上没带那么多。我跑到柜台，翻那个手帕包。
不对。
我早上放钱的时候，手帕包里应该有一百二。这两天的流水我都收在里头。
我数了数。七十二。
差五十。
我站在柜台前。涛涛在观察床上咳。周建国这时候跑来了，穿个拖鞋，衬衫扣子扣错了一颗。
"怎么了？"
"押金五十。"
他掏兜，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三十二。
"差十八。"
我看着他。
"你昨天收的流水呢？"他问。
"我放手帕包里了。"
"那怎么只有七十二？"
我没说话。我数了第二遍。还是七十二。
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周建国说要请老战友喝酒，从我这儿拿了五十。他说这钱他会来补。
他没补。
"周建国，"我说，"你前天拿的五十。"
他愣了一下。
"那顿酒——"
"我知道。"
我从柜台借了个电话，打到隔壁张阿婆家。张阿婆的男人在邮局，她家装了电话。我跟她借五十。
她在电话里没多问。她说："我马上送来。"
张阿婆十分钟就到了，披着外套。她把钱塞我手里，看了一眼涛涛，没说什么，走了。
我把住院手续办了。
后半夜，涛涛输上液睡着了。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小手。他的手烫。
周建国在旁边的椅子上打呼。
我没睡。
天快亮的时候我溜回店里，从灶台后头掏出本子。我的手在抖。
九三年四月廿七。涛涛哮喘住院。押金五十。手帕包里少五十。周建国请客拿走的。
我没问他。
我把本子塞回去，用手按了按那块砖。
外头天开始亮了。街上有倒尿壶的声音，有自行车铃。卖早点的摊子冒起白烟。
七
涛涛住了五天院。
我在医院陪护，铺一张行军床睡在他床边。他胳膊上全是针眼。第五天大夫听了听肺，说可以出院了，回家别着凉，别碰花粉，别吃鱼虾。
我去办出院。一共八十六块四。我把张阿婆那五十还了，自己又贴三十六。
出院那天周建国来接，借了辆三轮车，把涛涛放在车斗里，垫了我的旧棉袄。
"爸。"涛涛喊他。
"诶。"他蹬车，"爸带你回家。"
我走在车旁边。四月底的风已经暖了，街边梧桐刚抽芽。
回到家我先给涛涛煮了碗白菜肉丝面，他吃了小半碗，靠在被子上喘气。
趁他睡下，我翻那个红盒子。
红盒子是我装首饰的。结婚时婆婆给了一只金镯子，我自己还有一对银耳坠，是我妈给的。
我把盒子从柜子最里头翻出来，打开。
银耳坠在。
金镯子不在。
我把盒子倒过来倒了倒，什么也没有。绒布内衬上有一道压痕，是镯子长期搁着磨出来的，压痕很深，能看出镯子的圆。
我把盒子盖上。
我坐在床沿上。周建国在堂屋看电视，黑白的，演一个武侠片，里面的人在飞。主题曲一阵阵传进来。
我没出去问。
晚上涛涛睡了，周建国也睡了，打呼噜。我一个人走到店里，掏出本子。
九三年五月初三。涛涛出院。花费八十六块四。还张阿婆五十。
红盒子里，金镯子不见。
我把"不见"两个字看了很久。
我没问他。
我没问他。我自己查。
我查了三天。
第一天，我翻周建国的外套口袋。兜里有烟、打火机、一张运输队的旧工作证。没有镯子。我把口袋抖了抖，掉出一张电影票根，录像厅的，《少林寺》重映。
第二天，我翻他床底下的铁皮箱。箱子里是他的旧军装、一双没拆封的皮鞋、一沓信，是他参军时候写的，他自己留着。没有镯子。
第三天，我翻他驾驶证皮套。皮套里夹着一张纸。
当票。
我拿到灯下看。字是油印的。
江南县寄卖商店。收足金手镯一只，重量一钱八分。当价一百五十元。当期三个月。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三月二十日。
我算了一下。开张是三月初十。
这是开张第十天。
那时候建军刚借走八百。
我把单票折好，放回皮套。皮套合起来，咔一声。
我坐在床沿上。外头周建国在跟隔壁修自行车的老吴聊天，笑得很大声。老吴问："建国，你这店一个月能赚多少？"周建国说："凑合，凑合。"
我没哭。
我想起那只镯子。结婚那天婆婆给我戴上，她说："秀兰，这是我嫁女儿的时候，我婆婆给我的。传家。"
我那天没戴。我把它摘下来放进红盒子，我嫌戴着手炒菜不方便。
一钱八分。
当了一百五。
我走到店里。
九三年三月二十。金镯子一只，当寄卖商店。当价一百五十。当期三个月。
我看过当票。在他驾驶证里。
一钱八分。
我写得很慢。铅笔尖断了一次，我削好，接着写。
八
我是在饭桌上问的。
那天晚饭，我做了红烧肉、炒青菜、一锅蛋花汤。周建国喝了两两酒，脸红了。涛涛在旁边扒饭，筷子拿得不稳，米粒掉在桌上。
我把筷子放下。
"建国。"
"嗯？"
"金镯子呢。"
他夹肉的手停在半空。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涛涛。涛涛低头吃饭，没听见。
"什么镯子？"
"我结婚时候，妈给我的那只。"
他把筷子放下，搓了搓手。
"秀兰，你听我说。"
"嗯。"
"建军那时候，录像带压手里，人家下家要债。他要是还不上，人家要动手。"
"嗯。"
"我没办法。我手头没有现钱。我想，先把镯子当一下，等建军翻了身再赎回来。"
"当多少？"
"一百五。"
"当票呢？"
"我收着。"
"在你驾驶证皮套里。"
他不说话了。他端起酒杯一口喝干。
"秀兰，我跟你赔不是。"
"你赔不起。"
"我以后——"
"建国，"我打断他，"那是传家的。"
他低下头。
涛涛抬起头："妈，你们说什么？"
"吃饭。"我说。
涛涛低头继续吃。
我把汤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咸了。
晚上周建国主动凑过来想抱我。我侧身躲开了。他在我背后躺下来，叹了口气。
"秀兰，我是你丈夫。"
"嗯。"
"我没打过你。"
"嗯。"
"我对这个家，问心无愧。"
我没接话。我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壁虎，慢慢爬。
等他打起呼噜，我起来，到店里开灯，掏出本子。
九三年五月初六。建国承认，镯子当了一百五，给建军还债。
他说，他没打过我。
我看了看这行字，又加了一句：
这是他第一次提这件事。
九
五月中，秀芳来信了。
秀芳是我妹，小我五岁。她去年跟同村一个姐妹去了深圳，进电子厂。她每月写一封信回来，信很短。
这次的信封上贴着一张深圳高楼的邮票，邮戳是"深圳·宝安"。
我拆开。信纸是厂里的信笺，抬头印着电子厂的名字。字歪歪扭扭：
姐：
我这个月发了六十二块加班费。给你寄两百。你别省，给涛涛买点吃的。
这边的天比家里亮。晚上加班，车间外面全是灯。
我还好。组长不打人。食堂有肉。
姐，你要是过不下去，就来。这边电子厂招女工，一个月能拿三百。
秀芳
钱夹在信里，两张一百的，崭新，连号。
我把信看了两遍。
我把钱放进灶台后头那个铁盒子。盒子里的流水加上这两百，刚够这两天的菜钱。
我回信。我不会写什么漂亮话。我写：
秀芳：
钱收到了。涛涛好。店里好。你别寄钱了，自己存着。
这边天也亮。
姐
我写完看了一遍。我把"店里好"三个字看了一会儿。我没划掉。
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走到邮局寄出去。
邮局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初装电话，四千块。
我站在告示前看了一会儿。
四千块。够买两千斤五花肉。够涛涛住八十次院。够把镯子赎回来二十六次。
我把邮票贴上，投进邮筒。邮筒是绿的，口小，信塞进去，咚一声。
往回走的路上，我没回店。
我往南走了二里地，走到长途汽车站。
车站在城边上，一个土院子，停着三辆大客车。售票窗口的木板上写着价目：省城，十二块。上海，二十八。深圳，八十六。
我站在窗户外面看那三行字。
八十六块。我身上有九十三块四毛。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院子里有人在喊，去省城的上车了。有人拎着编织袋往里跑。一个女的抱着孩子从我身边过去，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
我摸了摸裤兜。
八十六块。
我转身往回走。走回老街十七号，天已经黑了。周建国在店里跟人喝酒，看见我说："你去哪了？这么晚。"
"买菜。"
"菜呢？"
"没好的，没买。"
我进灶台，生火，做饭。
晚上我掏本子：
九三年五月十六。秀芳寄两百。信说，这边天比家里亮。
我去了一趟汽车站。去深圳，八十六块。我身上有九十三块四毛。
我回来了。
十
第二天我去了张阿婆家。
张阿婆的男人姓沈，在邮局干了二十年，是分拣的。我提了两斤肉过去。张阿婆收了肉，让我坐。
"阿婆，"我说，"我想问点事。"
"你说。"
"邮局里，懂法的人有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她没问我为什么。她说："老沈有个同事，儿子在县里做法律顾问。我让老沈去问。"
"问什么？"
"你想问什么？"
我想了想。
"问离婚，"我说，"要什么。"
张阿婆没有吃惊。她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
"秀兰，"她说，"你想好了？"
"我没想好。我就是想知道。"
三天后老沈回来了，带回来一张纸，上面是他同事儿子写的字。张阿婆念给我听。她念得慢，一个字一个字。
"第一，要双方同意，或者一方有错。第二，财产要分清楚，谁出的钱，要有凭据。第三，孩子归谁，要谈。第四——"
她停了一下。
"第四，要证据。"
"什么证据？"
"钱是谁的，钱去了哪儿。"张阿婆把纸放下，"口说没用。得有纸。"
我坐在她家的小板凳上，看着那张纸。
得有纸。
我回家，走进店里，把灶台后头第三块砖撬开，把那个本子拿出来。我用一块油纸把它包上，重新塞回去，塞得比原来深。
那天晚上，我另外拿了一个本子。
这是一本新的。我在第一页上没写字，直接记了个数：
二十。
二十块，是我从当天的流水里留下的。以前我不留，一分不留，全进铁盒子。从那天起我每天留一点。有时候五块，有时候两块。有卖剩的菜，我把钱也留一点。
我不记在账本上。我记在另一个本子上，只有数，没有事。
我把它藏在米缸底下。
那天晚上周建国问我："秀兰，今天流水多少？"
"六十八。"
"怎么少了？"
"菜买贵了。"
"哦。"
他信了。
十一
九三年五月，我回了一趟娘家。
我妈住在城郊，三间瓦房，门口一块菜地。我爸在我十九岁那年没了，肺上的病。我妈一个人种菜，养了十几只鸡。
我提了半斤肉回去。她正在地里浇粪，看见我，把桶放下。
"秀兰。"
"妈。"
"怎么回来了？店里不忙？"
"歇半天。"
她洗手，进屋，给我倒水。她手上沾了粪，洗了三遍。
"涛涛呢？"
"在家。"
"建国呢？"
"店里。"
她坐在我对面，看我喝水。看了一会儿，她说："你瘦了。"
"没有。"
"脸上没肉。"
我没接话。
她起身进里屋，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块手帕。蓝底白花的，跟我嫁妆那块一样。
"这个你拿着。"
"什么？"
"两百块。"她把帕子塞我手里，"我攒的。"
"我不要。"
"拿着。"
"妈——"
"你听我说。"她把手按在桌上，"我知道你过得不好。"
我没说话。
"你每次回来，手都是裂的。"她说，"冬天裂，春天也裂。做饭的人手不会这样。做苦力的人才这样。"
我把手帕攥在手里。
"秀兰，"她说，"女人这一辈子，就是熬。"
"妈。"
"我熬过来了。"
"你熬过来了？"我说，"爸走了十二年，你一个人。"
她愣了一下。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她没说话。她站起来，去灶上烧水。
"妈，"我说，"我不是来诉苦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想了想。
"我就是想看看你。"
她背对着我，肩膀动了一下。她没回头。
"钱你拿着。"她说，"别跟建国说。"
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村口。她从兜里又掏出二十块，塞进我兜里。
"这个给涛涛买糖。"
"妈。"
"走吧。"
我走了。走了二十几步，我回头，她还站在村口。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蓝布褂子，手搭在额头上挡太阳。
那天晚上回到店里，我把那两百二十块收进米缸底下。
我在本子上写：
九三年五月廿一。我妈给两百二。她说，女人这一辈子就是熬。
我说不是。
十二
五月底，运输队来人了。
来的是老队长的继任，姓刘的干事，骑自行车来的。他进门先看招牌，再看我。他穿的确良衬衫，戴眼镜。
"周建国在吗？"
"在后头。"
周建国出来，手上还沾着面。
"刘干事？"
"周建国，"刘干事掏出一个信封，"你的停薪留职，到这个月底满一年。队里研究了，你要么回去上班，要么办离职。"
周建国愣住。
"回去上班，一个月一百八。"
"我要是不回去呢？"
"不回去就把档案转出来。往后单位的事跟你没关系。医疗报销、退休金，都没有。"
周建国搓手。他看了我一眼。
"我想想。"
"你想。月底之前给我回话。"
刘干事走了。
周建国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他抽完一根烟，又点一根。烟雾在灯泡底下绕着。
"秀兰，"他说，"你说，我回不回去？"
我在切菜，刀没停。
"你想回吗？"
"回去上班，一百八。"他说，"这店一个月流水，好的时候能有一千。"
"嗯。"
"我要是回去，这店就你一个人盯。"
"嗯。"
"我要是不回去——"
"你就不回去吧。"我说。
他抬头看我。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
"忙得过来。"
他站起来走过来拍我肩膀。
"秀兰，"他说，"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干事业。"
我没躲。我接着切菜。
他高兴了，出去给刘干事打电话。电话在街角杂货铺，五分钱一次。
晚上我算账。
这店开张两个多月，流水加起来两千一百四十块。本钱三千，还没回来。建军借走八百。镯子当了一百五。请客赊了五十五。周建国自己拿走的零花，我数过，三百二十。
我拿铅笔在流水账背面算了一笔。
欠我的：八百，加一百五，加五十五，加三百二十，等于一千三百二十五。
这还不算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我把这页纸撕下来，折好，塞进灶台后头那个本子里。
九三年五月廿八。建国离职。单位一个月一百八，他不回。
欠我的，一千三百二十五。
我把本子塞回砖缝。
外头，周建国在堂屋里跟人下象棋，拍着桌子笑。
十三
九四年，店火了。
火的原因很简单：菜量大，味重，便宜。我炖的五花肉放冰糖和老抽，炖到筷子一夹就散。我烧的鲫鱼先煎后焖，蒜瓣肉。老街上下，请客吃席都爱来我这儿。
周建国在前头招呼。他记性好，谁不吃辣，谁喝白酒，谁是开车来的，他都记得。他给客人递烟、倒茶、说实话。客人拍他肩膀："建国，你这老板娘有手艺。"
他们叫我老板娘。
我在灶台后头听见了，不答应。我把菜炒好端出去。客人冲我笑："老板娘，再来一盘花生米。"
我点头。我把花生米端来。
有一次来一个新客人，问我："老板娘，你贵姓？"
周建国抢着答："跟我姓，周。"
客人笑："那是，那是。"
我没说话。我把锅铲在灶沿上磕了磕。
九四年冬天，街面上的人都叫我老板娘。
涛涛在学校填表，家长姓名那一栏，老师让填母亲的名字。涛涛回来问我："妈，你叫什么？"
"林秀兰。"
"你不是周林秀吗？"
"我不是。"
"那我为什么跟爸姓？"
"你爸姓周。"
"那你为什么不姓周？"
"我原来姓什么，就姓什么。"
他似懂非懂，低头写字。铅笔尖断了，我给他削。
九四年一年，流水两万三。好的时候一个月两千五，差的时候一千五。
可我手上的零钱，从来没超过三百。
钱去哪儿了，我都记着。
建军那年又来了两次。一次一千二，说要进一批夹克。一次五百，说要交摊位费。周建国都点了头，我都给了。
周建国自己拿得更多。九月里他跟人合伙倒腾微波炉，说能赚大钱，从我这儿支了三千。货压在库房里，一台也没卖出去。
我不说。我记账。
十四
九四年九月，涛涛的学校开家长会。
我去的时候店里正忙。我把火压小，跟周建国说了一声，洗了手，把围裙摘了。
学校在街西头，两层楼。涛涛在二楼。我进去的时候一屋子家长都坐着，有的穿厂里的工作服，有的穿中山装。我在最后一排坐下。
老师姓李，二十来岁，女的。她讲了一个钟头，讲作业，讲纪律，讲期中考试。
讲完了她说："各位家长把这张表填一下，明天让孩子交上来。"
表发下来，是一张油印的纸。上面有一栏：父亲职业，母亲职业。
我把笔拿起来。父亲职业那儿，我写了两个字：个体。
母亲职业那儿，我停了一下。
我也写了：个体。
交表的时候李老师接过我那张，看了一眼。
"涛涛妈妈，"她说，"你这个……"
"怎么了。"
"没什么。"她把表放下。
我走出教室。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听见里头有个女的说话。
"他妈是开饭馆的，就前面街上那个建国饭店。"
"哦，那个啊。"
"炒菜的。"
我站在楼梯口。我没回头。
我下了楼。
第二天涛涛放学回来，脸沉沉的。他把书包往凳子上一放，不说话。
"怎么了。"
他不说。
"涛涛。"
他把头低下去。
"同学说，"他说，"我妈是给人做饭的。"
我把手上的活停了。
"那你怎么说。"
"我说不是。"
"你说是什么。"
他抬起头。
"我说我妈是开饭店的。"
我看着他。他眼睛红着，没哭。
"涛涛，"我蹲下来，"你同学说得对。"
他愣了。
"妈就是给人做饭的。"我说，"妈做的饭，他们吃得起。"
"可是——"
"你记住，"我说，"给人做饭不丢人。丢人的是，你做了三年饭，人家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懂。他看着我。
我把他的书包拿起来，挂在墙上。
"吃饭。"我说。
十五
九四年九月，婆婆给过我一次钱。
那天下午她自己来的，没提菜，也没择葱。她进门往灶台边一坐，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秀兰。"
"嗯。"
她把布包放在案板上，推过来。
"你拿着。"
我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钱，用报纸卷着。我数了数，四百。
"妈，这是干什么。"
"我攒的。"她说，"我的养老钱，你公公走的时候留的那点。我攒了几年。"
"我不要。"
"你拿着。"
"妈，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听我说。"她的手按在布包上，"这钱不是给你的。"
我看着她。
"是给涛涛的。"她说，"他那个病，早晚要花大钱。他爸不会管，我知道。"
我没说话。
"你把钱收起来，别存店里。"她说，"放你自己手里。"
"妈——"
"我听说了，"她说，"建军又跟你借钱了。"
我没接话。
"我生的儿子，我知道。"她说，"一个软的，一个赖的。"
她站起来。
"妈，"我说，"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
"我不缺。"她说，"我这一辈子，缺的都不是钱。"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招牌。
"秀兰，你别嫌我多嘴。你这个店，早晚得有一场事。"
"什么。"
"我说不上来。"她说，"我就是觉得，早晚得有一场。"
她走了。
我把那四百块收进米缸底下。那是米缸底下那个本子上最大的一笔。
过了半个月，建军果真又来了。他借五百，说要交摊位费。周建国点了头。
我从铁盒子里给了他五百。
婆婆那四百，我一分没动。
十六
九四年十月十九，店里来了三个人。
那天中午刚过饭点，我在后头刷锅。前头周建国在跟老钱下棋。
三个人进来，都不坐。带头的那个瘦高个，穿黑夹克，脖子上有块疤。
"周建军在不在这儿？"
"不在。"周建国站起来。
"你是他哥？"
"我是。"
瘦高个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拍在桌上。
"他欠我们两千三。加上利息，两千六。"
周建国的脸白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初八，在城东老谭那儿打牌。输了三千，还了七百，剩下的打了条子。"
周建国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他看了很久。
"他人在哪儿？"
"不知道。"瘦高个说，"我们找他三天了。找不到他，就找他哥。"
"我不管他的事。"
"你不管你弟弟的事？"
"我——"
瘦高个往四下里看了一眼。他走到灶台边上，掀开锅盖，往里看了一眼，又把锅盖放下。
"饭馆开得挺好。"他说。
周建国不说话了。
我站在灶台后头，手里还攥着刷锅的丝瓜瓤。老钱站起来，把棋盘收了，走了。
"多少钱。"周建国说。
"两千六。"
"我没有那么多。"
"你有多少。"
周建国进后头来拿钱。他打开铁盒子，把里面的钱全掏出来数。数了两遍。
一千九百四十。
"秀兰，"他说，"你那还有没有。"
"没有。"
"你再找找。"
"我没有。"
他没再问。他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有六十块。他去了隔壁。
他把两千块捧出去。瘦高个数了，揣上。
"还差六百。"瘦高个说，"下个月我来拿。"
"我弟弟——"
"你弟弟我们也会找。"瘦高个说，"你们家看着办。"
三个人走了。
周建国在椅子上坐下来。他坐了很久，一句话不说。
天黑了。他没开灯。
我进灶台，生火，做晚饭。我做了一锅面，盛了两碗，一碗给他，一碗我自己。
他没吃。面凉了。
那天夜里我掏出本子：
九四年十月十九。建军赌钱，欠两千六。人上门。建国从铁盒子拿了两千。铁盒子空了。
他翻我的围裙口袋。我兜里有三十七块，他没翻着。
十七
九四年十一月，我病倒了。
那天店里订出去六桌，都是单位上的人。我从早上五点忙到晚上九点，中间没坐下过。
最后一桌走了，我把碗摞起来。摞到第三个的时候，我眼前一黑。
我扶着灶台站住。灶台是热的。
我站了一会儿，缓过来了，接着洗碗。
洗完碗我扫地。地扫到一半，我又晕了一次。这回我坐在地上了。
地板是凉的。砖缝里积着油污。我坐着，看着那些油污。
周建国在前头跟人说话。他笑得很响。
我坐了一会儿，自己爬起来。我把地扫完，把门插上，回屋。
那天夜里我发烧了。烧到多少度我不知道，我只觉得屋子在转。
涛涛爬起来，站在床边看我。
"妈。"
"嗯。"
"你脸红了。"
"没事，睡觉。"
他没睡。他倒了杯水端过来。杯子是搪瓷的，他两只手捧着，水洒了一半。
"妈，喝水。"
我接过来喝了。
"妈，"他说，"我去叫爸。"
"别叫。"
"为什么？"
"他睡了。"
涛涛站在床边不动。
"妈，"他说，"你会死吗？"
"不会。"
"王小军的奶奶就是发烧，后来死了。"
"我不会。"
他爬上床，挤在我旁边。他身子小，热的。
"我给你暖着。"他说。
那天夜里他就那么挤着我睡。他出了汗，也把我捂出了汗。第二天早上我退了烧。
我起来头一件事是生火。店里还有生意。
我把米下了锅，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的水慢慢开。
那天我没记账。
十八
九四年冬天，涛涛做了一件事。
那天打烊晚，我在后头刷锅。涛涛没睡，趴在柜台上写作业。写完了，他跑进灶台，站在我旁边看我刷锅。
"妈。"
"嗯。"
"我们班王小军的妈，在外面摆摊。"
"嗯。"
"她说她妈一天能挣二十块。"
我把锅里的水倒掉。
"妈，"涛涛说，"你怎么不摆摊？"
"我有店。"
"店是爸的。"
我把锅挂起来，擦了擦手。我蹲下来，跟他一样高。
"涛涛，"我说，"这店是妈的。"
"可招牌上写的是爸的名字。"
我没说话。
涛涛从兜里掏出一把钱。一把零钱，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还有两张一块的。他攥得皱皱巴巴。
"这是我攒的，"他说，"二十七块六。"
"你攒这个干什么？"
"给你。"
"给我干什么？"
他想了想。
"你要是想走，"他说，"就有钱了。"
我蹲在那儿，没动。
外头周建国在堂屋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电视里在放广告，一个女人在喊：活力二八，沙市日化。
我把涛涛那把钱接过来，一张一张理平，叠好，塞进他兜里。
"收着。"我说，"妈不走。"
"真的？"
"真的。"
我把锅铲放好，拉着他去睡觉。他上床的时候回头看我一眼。
"妈，你别骗我。"
"我不骗你。"
他睡了。我坐在他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店里，掏出本子。
我想了想，写：
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涛涛给我二十七块六。他说，你要是想走，就有钱了。
我把本子合上。我又打开，在后面加了一行。
我没要。
十九
九五年正月初八，打烊以后，吴桂芳来了。
她带了一瓶酒，两个杯子。她把酒放在桌上，坐下。
"秀兰，喝一口。"
我把围裙解了，坐下。
吴桂芳在街东头卖服装，比我早两年开的店。她男人在建筑队，一年有半年不在家。她有一个儿子，比涛涛大两岁。
她给我倒酒。酒是本地的米酒，甜的。
"秀兰，"她说，"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记账，是吧。"
我看着她。
"我早就看出来了，"她笑了一下，"你那个软皮本，摆在案板上，一个字都不让人看。"
"我记流水。"
"你还记别的。"
我没说话。
她喝了一口酒，眼睛看着桌面。
"我也记过。"她说，"我记了半年。"
"后来呢？"
"后来我把它烧了。"
她把杯子放下。
"腊月里，他回来，把店里三千多块钱全拿走了，拿去还他赌的账。我坐在灶前头，把本子拿出来，一页一页看。看到最后一页，我把它扔进灶膛里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着那些字，我就知道，我记到死也没用。他不会看。他看了也不认。我记这些，是记给我自己难受的。"
她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红着。
"秀兰，"她说，"你比我强。"
"我不强。"我说，"我就是记着。"
"记着有什么用？"
我想了想。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记着。"
吴桂芳又倒了一杯酒，一口喝下去。她哭了。她哭得没有声音，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掉在桌面上。
我没有劝她。我坐到她旁边，给她递了块手巾。
她哭了一会儿，擦了脸，站起来。
"我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灶台。她又看了一眼墙上那块招牌。
"秀兰，"她说，"你哪天要是不记了，告诉我一声。"
"嗯。"
她走了。
我把酒瓶收起来。我在灶台边坐着，坐到后半夜。
那天我没记账。
二十
九五年二月廿二，半夜，有人敲店门。
我起来开门。吴桂芳站在门口，披着一件棉袄，脚上是拖鞋。她左边脸肿着，嘴角有血。
"秀兰。"
我把她拉进来，把门关上。
我给她倒了热水。她坐在灶台边的小矮凳上捧着杯子，手在抖。
"他回来了。"
"什么时候。"
"前天。"她喝了一口水，"腊月里把钱拿走，正月里又回来，什么都没挣着。今天晚饭，我说了他两句。"
"他就打你了。"
"嗯。"
我没说话。我进里屋拿了块湿毛巾，给她敷脸。
"报警了吗。"
"报什么警。"她笑了一下，嘴角扯得疼，"他是我男人。"
我在她对面坐下。
"秀兰，我今晚不回去了。"
"行。"
"我明天也不回去。"
"行。"
"我后天——"
她说到这儿哭了。她哭得跟上次一样，没有声音。
我等她哭完。
"桂芳，"我说，"你儿子今年多大。"
"十一。"
"他打你的时候，你儿子在不在。"
她点头。
"那你还回去吗。"
她不说话。她看着杯子里的水。
"我不知道。"她说，"房子是他家的。店是租的。我娘家在乡下，我哥不会管我。"
我把手放在她手上。
"你就在这儿住着。"我说，"住到你想明白。"
她在我这儿住了九天。
九天里她帮我洗碗、择菜、端盘子。她比我会说话，客人来了她招呼得比我好。九天里她男人来过两次，站在门口骂，被我挡出去了。
第十天早上，她收拾了东西。
"我回去。"
"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把棉袄扣上，"我回去不是认输。"
"那是什么。"
"我回去把存折拿出来。"她说，"我攒了三千二，在一个饼干盒里，藏在煤堆底下。他打了我十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留着。现在我知道了。"
她走了。
那天晚上我掏出本子。我写：
九五年二月廿二。桂芳挨打，来店里住九天。
她说她攒了三千二，藏在煤堆底下。
我说我藏了七百多，在米缸底下。
她说，我们俩是一样的人。
二十一
九五年三月，我把灶台后头那个本子从头到尾加了一遍。
不是一天加完的。我每天晚上打烊以后，把本子摊在案板上，用计算器一条一条加。计算器是九四年买的，十二块，卡西欧的。
我先加建军。
九三年三月十七，八百。
九四年正月，一千二。
九四年五月，五百。
九四年九月，三百。
建军借的，合计两千八。
我再加赌债。
九四年十月，建军在外面赌钱，输了。人家堵到家门口。建国从店里拿了两千。
那两千，他连数都没数，抓起来就走。
我加请客。
老队长送行，五十五。
老陈儿子结婚，八十。
建国表哥来，四十。
建国战友来，六十二。
建军的朋友来，三十七。
……
我一条一条数。我数了四十三次。
四十三次，七千四百。
我加随礼。
吴家嫁女儿，二十。
运输队老周的母亲过世，三十。
街东头修车的老赵的儿子当兵，二十。
供销社王主任的爹做寿，三十。
……
三十一次，一千四百六十。
我加微波炉。
三千。
我加零花。
建国从我这儿拿的零用，我记了一百多次。一开始是二十块、三十块。后来五十、一百。
合计六百。
我加镯子。
一百五。
我加老队长送行。
五十五。
我加建军的手表。
九四年八月，建军说要谈生意，得有块表。建国从店里拿了钱买了一块给他。
一百二。
我加涛涛。
九三年两次住院。
九四年三次。
九五年一次。
合计一千二百六。
我加婆婆平时抓药的钱。
这笔我没加。婆婆的药钱是我自己去抓的，用的是米缸底下那个本子上的钱。
我把它划掉了。这笔不算他们的，算我的。
我把这些数一个一个摁进计算器。
两千八，加两千，加七千四，加一千四百六，加三千，加六百，加一百五，加五十五，加一百二，加一千二百六。
我摁了三遍。三遍都是同一个数。
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
我把计算器放在案板上。我坐着没动。
外头下着雨。雨打在棚子上，噼里啪啦。
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块。
九五年，这笔钱能在老街上买一间门面房。够涛涛从小学读到高中。
那时候一斤猪肉四块五。
我算了一下。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块，是四千一百八十七斤猪肉。
我又在本子上翻出一栏。这一栏记的是我自己花掉的钱。
九三年六月，胶鞋一双，四块。
九三年十一月，剃头，八毛。
九四年三月，感冒药，两块四。
九四年腊月，棉袄一件，二十二块。
九五年正月，给涛涛买糖，一块五。
……
我把它也加了一遍。
三百二十七。
三百二十七块，是七十二斤猪肉。
我在灶台后头站了三年。我烧过的猪肉，比这个多得多。
我这三年，自己吃掉的，就是七十二斤猪肉。
我把两个数写在本子最后一页。
九五年三月十二。
他们拿走的：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
我自己花的：三百二十七。
三年。
我把本子塞回砖缝。我的手没抖。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站在菜市场那杆秤上。秤这头是我，那头是一摞钱。秤砣往钱那边滑下去。
我这边没有重量。
我醒了。天还没亮。我躺在黑里，听着周建国打呼噜。
二十二
九五年三月，我把那个数算出来以后，去了一趟县里。
县法院在人民路，一栋灰楼，门口有两棵法国梧桐。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进去了。
里面有个接待室，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戴眼镜。
"同志，我想问点事。"
"你说。"
"离婚，"我说，"怎么离。"
他把手里的报纸放下。
"协议离婚，还是起诉？"
"什么叫起诉。"
"就是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到法院来告。"
我想了想。
"要是他不同意呢。"
"那就起诉。"他说，"起诉要写诉状，要交钱，要开庭。"
"多少钱。"
"诉讼费几十块。"
"要什么。"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翻了两页。
"结婚证。身份证。财产清单。"
"财产清单。"
"对。房子、存款、店、车，都要写清楚，是谁的，什么时候买的，多少钱。"
我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本子。
"我自己记的，"我说，"算不算。"
他接过去翻了两页。他翻得慢。
"这是你自己记的。"
"嗯。"
"有别人的签字吗？"
"没有。"
"有发票吗？收据？"
"没有。"
他把本子还给我。
"大姐，"他说，"你这个，在法庭上只能算参考。"
"参考是什么意思。"
"就是法官可以看，不能光凭这个判。"
我拿着本子，没说话。
"你要是真想离，"他说，"从现在起，你花的每一笔钱都留个条子。你卖出去的每一碗面都开个单子。进货要有票。发工钱要有签字。"
"我上哪儿弄这些。"
"你自己写也行。写了让人按个手印。"
我把这些话记住了。
"还有，"他说，"孩子多大。"
"八岁。"
"八岁的孩子，一般判给母亲。前提是你有抚养能力。"
"我有个店。"
"店是谁的。"
我愣了一下。
"招牌上，"我说，"写的是我丈夫的名字。"
他看了我一眼。他没说话。他把那本小册子合上了。
我从法院出来，在梧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三月的风还行，不冷。
往回走的时候，我拐进一家文具店，买了一沓白纸、一瓶墨汁、一支毛笔。
一共三块四。
回到店里，我把白纸裁成小条，一条一条码在案板底下。
从那天起，我卖出去的每一碗面，我都记在一张纸条上。多少钱，什么时候。我不写名字，我写桌号。
案板底下慢慢厚起来。
二十三
九五年四月十六，婆婆倒了。
她那天来店里帮我择菜，坐在灶台边的小矮凳上，手里一把青菜。择着择着，她的手停了。
"妈？"
她没应。她的右手垂下去，青菜掉在地上。
我跑过去。她的嘴歪了，眼睛斜着看我，想说话，说不出来。
我喊周建国。我们把她抬上三轮车，拉到医院。
大夫说是中风。要住院，要吊水，要观察。
押金三百。
我交了。
婆婆住院那半个月，我白天看店，晚上去医院陪夜。周建国也来，但他坐不住，坐一会儿就出去打电话。
"秀兰，"他说，"妈这个病，得花钱。"
"嗯。"
"店里的钱，你先支着。"
"嗯。"
"我听说能看好，就是慢。"
"嗯。"
他看我："你别老嗯嗯嗯的。"
我没接话。我给婆婆擦手。她的手瘦，皮包骨，指甲盖是白的。
她能说话了，说得慢，一个字一个字。
"秀兰。"
"我在。"
"我这病，"她喘气，"好不了了。"
"别这么说。"
"你听我说完。"她攥住我的手，没力气，"我有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
她摇头。她说不出。
那天夜里她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窗外。医院的走廊灯是绿的。
我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自从张阿婆给我那张纸以后，我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大的那个留在灶台后头——我写：
九五年四月十六。婆婆中风。住院。押金三百。
她说，她有东西给我。
隔壁床是个骨折的老太太，哼了一晚上。我听着她哼，看着婆婆的脸。婆婆瘦了，颧骨突出来。
二十四
婆婆住了二十三天院。
她能下地了，但右边身子不利索。出院那天我把她接回老屋。她的老屋在巷子另一头，我给她请了个保姆，白天来做饭、打扫。
她回家第三天，把我叫去。
她躺在床上，床头摆着针线筐。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
布包是蓝布，一层一层。她让我打开。
里面是一只银镯子。素的，没花纹，磨得发亮。
"这是我嫁过来的时候，"她说，"我妈给我的。"
我没接。
"你拿着。"她把镯子塞我手里，"金的没了，银的顶着。"
我握着那只镯子。凉的。
"秀兰，"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嗯。"
"灶台后头。"
我抬头。
"第三块砖。"她说。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
"我知道。"她看着我，眼睛很清，"我都知道。"
我没说话。
"我也有一个。在我老屋灶台后头，第三块砖。"
"妈——"
"你听我说完。"她喘气，"我嫁过来四十年。我记了四十年。"
眼泪从她眼角滑下来，流进头发里。
"我一次，"她说，"也没拿出来过。"
我握着那只银镯子，握得很紧。镯子的边硌得我手心疼。
"秀兰，"她说，"你别学我。"
我没哭。我蹲在她床边，把她的手放进被子里。
"妈，"我说，"我不会。"
她闭上眼。她像是放心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店里。我没开灯。我在灶台后头站了很久。
我没掏出那个本子。我伸手摸了摸第三块砖。
砖是凉的。
二十五
婆婆是九五年五月初二走的。
走得安静。早上保姆来送饭，发现她已经凉了。
丧事是周家办的。周建国主事，建军帮忙。我在灶上炒菜，给来吊唁的人吃。我炒了三天。
出殡那天我没哭。我系着围裙，站在门口，看他们把棺材抬上山。
周建国哭了。建军也哭了。
丧事办完，我去婆婆的老屋。
保姆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我一个人走进厨房。婆婆的灶台是旧的，砖砌的。我蹲下来，找第三块砖。
第三块砖是活动的。我用小起子撬开。
里面是一个油纸包。
我打开。里面是一个作业本，比我的那个还旧，纸都黄了，封面是用报纸糊的。
我翻开。
第一页是她的字。字小，工整。
二十六
一九五五年三月。嫁给老周。嫁妆四十块。金戒指一只，被婆婆借走，未还。
我一页一页翻。
一九五六年。头一个孩子出生，是个儿子。三岁上出疹子，没了。老周说，还年轻，再生。
一九五八年。老周拿我陪嫁的布，去给他妹妹做嫁衣。我说了一句，他打了我一巴掌。那是我嫁过来头一回挨打。
一九六〇年。二儿建国出生。坐月子，老周把仅剩的五块钱拿去请他哥喝酒。
一九六三年。三女儿出生，活了四十天。看病的钱是我当掉陪嫁银耳环的。那耳环是我妈留给我的。
一九六五年。四儿建军出生。生他落下了病，右脚从此跛了。
一九七〇年。建国十岁，建军五岁。老周在运输队一个月三十二块，拿回家二十。
一九七五年。我想要一台缝纫机。说了三年，没买。
一九七八年。建国参军。我给他做被子，花了六块。他爸说我乱花钱。
一九八三年。老周在外面有了人。我没闹。我给他洗了衣服，做了一顿饭。他后来自己回来了。
一九八七年。建国娶秀兰。嫁妆三千块，还有一台缝纫机。三千块，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我知道，这店是秀兰的。
最后一页，是她的字，歪歪扭扭，是生病以后写的：
我记了一辈子。一次也没拿出来过。
秀兰，你别学我。
我坐在婆婆老屋的灶台边，把这个本子从头到尾看完。
外头在下雨。
我把她的本子，和我自己的本子，放在一起。两个本子，一个黄，一个白。
我没哭。我把她的本子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
我站起来，把第三块砖放回原处。
我锁上门。钥匙我插在门框上头的砖缝里。婆婆以前就这么放。
二十七
九五年八月，建军要结婚了。
对象是街上卖布的姑娘，姓何，比他小两岁。周家找了媒人，合了八字，下了聘。
那天晚上周建国把我叫到堂屋。建军也在，穿了件新衬衫，头发梳得亮。
"秀兰，"周建国说，"跟你商量个事。"
"嗯。"
"建军结婚，酒席就摆在咱店里办。"
我没说话。我把手里的碗放下。
"你想，"周建国说，"摆在外头酒店，一桌得三百。咱自己办，一桌一百五就够。省钱。"
"嗯。"
"一共二十桌。"
我抬眼看他。
"二十桌？"
"建军的朋友多。"建军笑，"嫂子，你手艺好，客人吃了都夸。"
我看着他。他笑起来嘴角往上，跟周建国一模一样。
"酒席钱，"我说，"谁出？"
周建国搓手。建军低头看鞋。
"秀兰，"周建国说，"你是嫂子。"
"嗯。"
"建军结婚是大事。"
"嗯。"
"你现在店里也做起来了。这点钱你先垫着。等以后——"
"以后？"
"等以后建军日子过好了，他还你。"
我看着他们哥俩。周建国不看我，建军也不看我。
"周建国，"我说，"我婆婆刚走三个月。"
"我知道。"
"她临走跟我说，'你别学我'。"
周建国愣了一下。他大概没听懂。
"秀兰，"他说，"这是一家人的事。"
"一家人。"我重复了一遍。
"对。"
我站起来，把碗端到厨房。水龙头打开，水哗哗响。
"行。"我说，"办。"
周建国在后头松了口气。建军笑了："谢谢嫂子！"
我没回头。我洗碗。
晚上我掏出本子：
九五年八月十二。建军结婚，二十桌，摆店里。钱我出。
周建国说，我是嫂子。
我合上本子。我把婆婆那个油纸包的旧本子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在我自己的本子旁边。
两个本子并排。
二十八
八月二十，我扫墙的时候，看见了那张纸。
店里刷墙，我把挂在墙上的镜框摘下来。镜框里夹着营业执照和房屋租赁合同。原先是我收着的，去年周建国说拿去办个什么手续，拿走了，回来就挂在墙上。
我把玻璃擦干净，顺手看了一眼。
承租人：周建军。
经营者：周建军。
日期是九五年七月十一。
我拿着镜框，站在墙边上，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问周建国。
"执照上的名字，怎么是建军。"
他正在刷牙。他把牙刷拿下来。
"哦，那个。"
"那个什么。"
"建军要办贷款。他要有店才贷得出来。"他把嘴漱了，"名字借他使使，过两个月就改回来。"
"承租合同也改了。"
"一起办的。图省事。"
"我的本钱三千块。"
"秀兰，"他把毛巾挂上，"这是税务上的事，你不懂。"
"我不懂。"
"对。"
我把镜框放在桌上。
"周建国，"我说，"这店的本钱是我出的，勺子是我掌的，这三年我一天没歇过。"
"我知道。"
"你知道，你把名字改成他的。"
"过两个月就改回来！"他声音大了，"你急什么？建军是外人吗？"
我没说话。
我没吵。我进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工商所。
工商所在县政府边上，一间平房。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戴眼镜。我排了半个钟头的队。
"同志，"我说，"个体户的营业执照，换了名字，还能换回来吗？"
"换回来？"
"就是原来是我的，写成别人的了。"
他抬头看我。
"你得让现在执照上的人，本人来，带着身份证，来办变更。"
"他要是不来呢？"
"那改不了。"
"承租合同呢？"
"合同你得问房东。"
我从工商所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太阳很大。我往东街走，走到房东老钱家。
老钱在门口择豆角。我问他合同的事。
"合同上是周建军啊，"他说，"上个月刚签的，签了三年。"
"钱叔，那房子是我租的。"
"我知道是你的。"他把豆角掐了头，"可合同上写的是他。我认合同。"
我站在他家门口，没动。
老钱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秀兰，"他说，"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白纸黑字，我就认那个。"
"我知道了。"
我走回店里。
那天晚上，我把两个本子都拿出来，摊在案板上。
我一个一个看。
我看到后半夜。
我没记账。我拿了一张写菜单用的大白纸，把本子从头翻开，开始抄。
二十九
婚宴定在八月廿六。
前一天，我列菜单：红烧鲫鱼、白切鸡、红烧肉、糖醋排骨、炸虾、炒时蔬、炖丸子、甜饭、花生米、凉拌黄瓜。十菜一汤。二十桌。
我凌晨三点起来备菜。
鲫鱼四十条，我自己杀。刮鳞，开膛，掏内脏，一条一条码在盆里。鸡二十只，我自己拔毛。热水里烫过，毛一撮一撮往下拽，指头上磨出了泡。五花肉四十斤，我切成方块，下锅飞水。
天亮了。周建国八点起来，在前头摆桌子，借碗筷，挂红绸。
建军一整天没露面。他说要接亲。
我一个人在灶台后头忙。
中午的时候我把手停下来。我从灶台后头掏出那个作业本，把婆婆的本子也掏出来。我坐在案板边，拿那张大白纸——是我写菜单用的那种——接着抄。
我用毛笔。字大。从第一页抄起：
九三年三月十七。建军借八百。建国说一家人。
九三年三月二十。金镯子一只，当一百五，给建军还债。
九三年四月十五。老队长送行，赊五十五。
九三年五月。建国拿零花三百二十。
九四年正月，建军借一千二。五月，借五百。九月，借三百。
九四年十月，建军赌债，两千。
九四年，建国请客四十三次，七千四百。
九四年，建国随礼三十一次，一千四百六十。
九四年，微波炉三千，压库房。
九四年八月，给建军买手表，一百二。
九三年到九五年，涛涛住院六次，一千二百六。
九五年八月，建军结婚二十桌。
我抄到天黑。周建国进来催我："秀兰，早点睡，明天早。"
"嗯。"
他看了一眼我桌上的纸。
"你写什么？"
"菜单。"
"明天的菜单我看过了。"
"再加一道。"
他没多问。他出去了。
我把最后一行抄完。
三年合计：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
我把这张纸折好，压在案板底下。
我又在纸的下角添了一行小字，写得比别处都小：
我自己花的：三百二十七。
那天夜里我没睡。我在灶台边坐到天亮。煤球炉我封了又捅开，捅开又封上。
三十
婚宴那天，店里坐满了。
红绸挂起来，桌子拼成长条。二十桌，坐了两百来人。有周家的亲戚，有建军的朋友，有街上的熟人。房东老钱也来了，坐在靠门那一桌。吴桂芳也来了，穿着她那件最好的呢子外套。
周建国穿了西装，打了红领带。建军穿了新西装，新娘穿了红裙子。
开席前，周建国站起来，拿个茶杯当话筒。
"各位亲戚！各位朋友！今天是我弟建军大喜的日子！多谢大家赏脸！我代表周家敬大家一杯！"
掌声。哄笑。
他接着说："这酒席是我媳妇秀兰一手操办的。她手艺好，大家多吃点！我这个当哥哥的——"
"等一下。"
我说话了。
我从灶台后头走出来。我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我手里拿着那张大白纸。
周建国愣住："秀兰，你干嘛？"
我没理他。我走到靠墙那面，把那张纸展开，贴在墙上。墙上原来贴着一张菜谱，我把菜谱掀了。
两百来人看着我。
"我念几笔账。"我说。
有人笑了。一个远房亲戚喊："老板娘，今天好日子，念什么账？"
我没看他。我念。
"九三年三月十七。建军借八百。建国说，一家人。"
建军的笑僵在脸上。
"九三年三月二十。我的金镯子，一钱八分，当了一百五十块。给建军还录像带的债。"
新娘转头看建军。建军嘴张着。
"九三年四月十五。老队长送行，两桌，赊五十五。"
有人不笑了。
我接着念。我念得不快，一个字一个字。
"九三年五月，建国从我这儿拿的零花，三百二十。"
"九四年，建军借一千二，借五百，借三百。"
"九四年十月，建军赌钱输了，人家追到店里来。建国从铁盒子里拿了两千。他连数都没数。"
底下有人吸了口气。建军那一桌的人都不动了。新娘低着头，手攥着桌布。
"九四年一年，建国请客四十三次，七千四百块。"
"九四年一年，建国随礼三十一次，一千四百六十块。"
"九四年九月，建国倒腾微波炉，三千块。货压到现在，一台没卖出去。"
"九四年八月，给建军买手表一块，一百二十块。那块表他现在就戴着。"
建军把手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九三年到九五年，涛涛哮喘住院六次，一千二百六十块。有四次，是我一个人抱着他去的医院。"
我停了一下。
"九五年四月，婆婆中风住院，押金三百。这笔是我交的，我不算进去。"
桌上没有人说话了。筷子停在半空。有人端着杯子，没喝。
我念到最后一行。
"三年。"我说，"被借走、赊掉、贴出去的，合计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块。"
我没有放下纸。我指着纸的下角。
"这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我说，"是我自己花的。"
我把那行字念出来。
"三百二十七块。"
没人说话。
"九五年，一斤猪肉四块五。"我说，"三百二十七块，是七十二斤猪肉。"
"我在灶台后头站了三年。我烧过的猪肉，比这个多得多。"
我把毛笔放在桌上。
店里很静。冰箱嗡嗡响。远处有自行车铃。
那个刚才笑的远房亲戚低着头，抠指甲。
周建国的脸涨红。他走过来，压低声音："林秀兰，你疯了？"
我转头看他。
"我没疯。"我说，"我念账。"
"今天是建军结婚！"
"我知道。"
"你这是闹什么？！"
我把围裙解下来，放在桌上。
然后我从灶台后头，掏出我那个作业本。又掏出婆婆那个油纸包的本子。
我把两个本子并排放在那张白纸底下。
"这是我的。"我说，"这是我婆婆的。她记了四十年，一次没拿出来过。"
我抬起头，看这一屋子人。
"我不。"
三十一
半晌没人说话。
后来是吴桂芳站起来的。她从靠门那一桌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她什么也没说。她就站在那儿。
老钱也站起来了。他咳嗽了一声。
"建国，"他说，"我问一句。我那房子，合同上怎么写的是建军的名字？"
周建国不说话。
建军站起来了："钱叔，那是我哥让我——"
"我问你哥。"
周建国还是不说话。
底下开始有声音了。有人交头接耳。新娘那边的人脸都黑了。新娘她妈站起来，把新娘拉起来就往外走。新娘回头看了一眼建军，建军没动。
人走得很快。二十分钟，店里就空了一半。剩下的亲戚谁也不说话，低着头把碗里的饭扒完，走的时候也不打招呼。
半个小时，两百人走光了。
碗碟堆在桌上，红绸歪在一边。
周建国在椅子上坐下来。他解开领带，把领带扔在桌上。
"林秀兰。"
"嗯。"
"你今天让我在两百人面前下不来台。"
"嗯。"
"你到底想怎样？"
我把桌上的碗摞起来，一个一个摞。
"我想清楚了。"我说。
"什么？"
"周建国，"我把最后一个碗放好，"咱们俩过不下去了。"
他抬头。他大概以为我会闹，会哭，会骂。
"你说什么？"
"离婚。"
他站起来，脸涨红。
"就因为一顿饭？"
"不是一顿饭。"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块。"我说，"因为我的镯子。因为涛涛住院我一个人抱他去医院。因为我婆婆记了四十年账，一次没敢拿出来。"
他不说话了。
我把条件说清楚。
"第一，涛涛归我。你要来看，随时来。他的生活费、医药费，你按月给。"
"第二，你这些年从店里拿的、赊的、借的，我不追了。但建军欠的那些债，跟我没关系。以后有人上门要钱，找你，别找我。"
他站在那儿，等着我说第三条。
我没说。
"店呢？"他问。
"店我不要了。"
他愣住了。
"什么？"
"执照上是建军的名字，合同上也是。"我说，"我要是跟你争，得打官司。我打了官司，这店也还是你们周家的。我不要了。"
"秀兰——"
"我什么都不要。"我说，"我就要涛涛，要我自己。"
他站在那儿，手在抖。
"林秀兰，"他说，"你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
"我给你留了面子。"我说，"今天在两百人面前，我没骂你一句。我念的是账。"
"你——"
"你要是不同意，"我说，"我就把账本拿到法院去。一笔一笔，对。"
他看着我。他大概第一回看我。
三十二
我们谈了一个星期。
周建国一开始不签。他找了他舅。舅舅来劝我。
"秀兰，"舅舅说，"夫妻一场，至于吗？"
我给他倒茶。
"舅舅，你喝茶。"
"建国知道错了。"
"嗯。"
"他往后改。"
"嗯。"
"你看在涛涛的面上——"
"舅舅，"我说，"涛涛六岁了。他前些天跟我说，妈，你要是想走，我这里有钱。"
舅舅不说话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叹了口气，走了。
隔了两天，周建国来了。他穿了一件旧夹克，没梳头。他坐在店里，坐了很久。
"秀兰。"
"嗯。"
"我签。"
我把离婚协议书拿出来。是我托街上写状子的老先生写的，三条，跟我说的一样。老先生收了我五块钱。
他拿起笔。他的手在抖。
"秀兰，"他说，"你至于吗？"
我看着他。
"至于。"我说。
"一万多块钱，你至于吗？"
"不是一万多块钱。"
"那是什么？"
"我二十三岁嫁给你。"我说，"嫁妆三千块，加一台缝纫机。我以为我是跟你过日子。"
他没说话。
"这三年，我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我一个人拖板车，一个人掌勺，一个人带涛涛看病。我在灶台后头记了三年账。"
"嗯。"
"我婆婆记了四十年，一次没敢拿出来。我不想像她那样。"
他签了。字写得歪。
他把笔放下，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当票。金镯子的当票。纸已经黄了。
"赎镯子的钱，我没有。"他说。
"我知道。"
"这个，给你。"
"我不要。"
他把当票又推过来一点。
"你拿着吧。"他说，"我留着也没用。"
我把当票收了，夹进本子里。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店。招牌上"建国饭店"四个字，还红着。
"秀兰，"他说，"往后这店就剩我一个人了。"
"嗯。"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
我说："忙得过来。"
他走了。自行车铃响远了。
三十三
九五年十月，吴桂芳来了。
那天下午客人刚走完。她进门，手里拎着一个饼干盒。
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钱。一沓一沓，用橡皮筋捆着。
"三千二。"她说。
"你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她坐下，"他那天又出去赌。我趁他不在，把煤堆扒开，把盒子挖出来。我抱着这个盒子走了一路，出了一身汗。"
"他知道了怎么办。"
"知道就知道。"她说，"我跟他说了，这钱是我的。他要是再动手，我就带着钱带我儿子走。"
"他动手了吗。"
"动了。"她把袖子撸起来。胳膊上一道青。
"那你怎么没走。"
"我走了。"她说，"我带着我儿子回了我娘家，住了四天。"
"后来呢。"
"后来他来了。"她把袖子放下来，"他跪在我娘家门口，跪了两个钟头。我哥让我回去。"
"你回去了。"
"我回去了。"她说，"可我跟他说清楚了。这钱是我的，我儿子是我的。他要是再赌，我就再走。这回走，就不回来了。"
我没说话。
"秀兰，"她把盒子盖上，"我不如你。"
"你说反了。"我说，"你比我有胆。"
"我不是有胆。"她摇头，"我是让他打怕了才攒的钱。你是从第一天就攒。"
她站起来。
"你那个店，什么时候开。"
"明年三月。"
"我给你打下手。"她说，"不要工钱，你管我两顿饭。"
"要开工钱的。"
"不要。"
"要。"
她笑了："那就一块钱一天。"
"两块。"
"一块五。"
"行。"
她走了。
那天晚上我掏出本子：
九五年十月。桂芳把三千二拿出来了。她胳膊上一道青。
她说，明年三月来给我打下手。一块五一天。
三十四
九六年三月初八，新店开张。
店在老街斜对过，九号，比原来小一半。墙是新刷的，灶台是我自己砌的，砖一块一块挑的。房租一个月八十。
招牌是新做的。木头的，黑字。
秀兰饭馆。
没有建国。没有周。就我自己的名字。
开张那天我没请客。运输队没通知，老同事没通知，周家也没通知。
我凌晨四点起来，一个人拖板车去菜市场。鲫鱼十六条，五花肉十二斤，豆腐八块，青菜三斤。我一样一样买回来，一样一样生火、洗、切。
六点，店门开了。
第一个客人是张阿婆。她拄着拐杖进来。
"秀兰，开张？"
"开张。"
"吃什么？"
"给您下碗面。"
我下了一碗面，两块五，卧了一个鸡蛋。
张阿婆吃完，放下三块钱。
"不用找。"
我没推。我把钱收了。
中午客人慢慢多起来。街上的人听说我自己开店了，都来。进门先看招牌，看了再进来。
"秀兰饭馆。"他们念，"老板娘贵姓？"
我端着菜出去。
"我姓林。"我说，"林秀兰。"
下午四点多，周建国来了。
他一个人进来的。他瘦了些，夹克还是那件旧的。他挑最里面那张桌子坐下。
"吃点什么？"我问。
他看了看墙上的菜单。
"一碗面。"
我给他下了一碗面，跟张阿婆一样，两块五，也卧了个鸡蛋。我端过去，放在他面前。
他没说话。他低头吃。他吃得很慢。
吃到一半，他抬起头。
"秀兰。"
"嗯。"
"建军把店盘出去了。"
我擦着旁边的桌子，没停手。
"盘了多少？"
"一万二。"
"嗯。"
"他拿钱还了债，剩下的自己留着。"他把筷子放下，"那店，是你开的。"
"是我开的。"
"我什么都没了。"
我没接话。我把桌子擦完，把抹布叠好。
他低下头，把剩下的面吃完。他从兜里掏出钱，两块五，压在碗底下。他站起来。
"面好吃。"他说。
"嗯。"
他走了。他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招牌。
天还没黑。
打烊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灶台边。
我从灶台后头第三块砖的缝里，掏出一个新作业本。田字格的，涛涛用过的那种。第三块砖是我砌灶的时候故意留的，活的。
我翻开第一页。
我拿起铅笔。铅笔头削得很尖。
我写：
九六年三月初八，秀兰，开张。
我把本子塞回砖缝。
外头，天还没黑透。街上有自行车铃，有卖豆腐的吆喝，有孩子笑。
我站在灶台边。
我没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