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饭店二楼靠窗的雅间。
酒桌上一只烧鸡、一盘红烧肉、一条糖醋鲤鱼、四个凉菜拼成梅花形，还有一瓶没开封的高粱酒。跑堂的报过账，二十块零八毛。
1983年的清河县，这一桌顶得上一个四口之家吃一个月。
所有人没动筷子，他们正等一个人，林巧。
她刚下白班，蓝布工装没换，袖口和裤脚上还沾着机油。推开门那一瞬，她先看见的不是满桌的菜，是靠墙那排长条椅上挤着的五个孩子。
最大的男孩十一二岁，踩着椅子腿晃腿。最小的那个还在襁褓里，被一个穿藏青大襟褂的老太太抱着。四个孩子一个挨一个，挤在三把椅子上。
一屋子人齐刷刷转过头来。
“巧儿，这儿坐。”周建军站起来，把主位旁边那把椅子往外拉了拉。
他今天穿了件崭新的白的确良衬衫，头发用发油抹得一丝不乱，笑起来还是两年前在电影院门口那个样子。
林巧没坐。
“建军，你叫我来，说是商量结婚的日子。”
她的目光在那五个孩子身上过了一遍，
“这是怎么回事？”
周家老太太先开了口，她把怀里的孩子往上托了托，：“巧儿啊。”老太太的声音又高又抖，“建军他哥嫂没了，前年冬天没了，两口子一块儿没的，留下五个孩子没人管。我们周家就建军一根顶梁的，这五张嘴，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说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
林巧站在门边，没动。
“哥嫂没了，侄子侄女归叔管，这是应当的。”她说，“那我问一句，这五个孩子现在住哪儿？”
周建军笑了笑：“住我那儿。农机厂分我那两间房，挤一挤够了。”
“你那两间房，房本上写的谁的名？”
屋里静了一下。周老太太脸上那点泪僵在半路。
“巧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刘桂香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林巧的继母，四十五岁，烫了个县城里少见的卷发，这会儿眉头拧着，“建军家遭了这么大的事，你连句安慰话都没有，先问房子。女孩子家，心别那么势利。”
“妈，我没别的意思。”林巧说，“我就是想问明白。”
“问明白什么？”刘桂香冷笑了一声，“建军是农机厂的正式工，采购员，一个月五十六块，比你还多十四块。他哥嫂的抚恤金，单位给了，房子也分了。你嫁过去就是现成的家，你还想挑什么？”
“抚恤金给了多少？”
刘桂香一愣。
“厂里给了三百块。丧事花了些，剩下的都贴补孩子了。”周建军接话解释。
“三百块，五个孩子。”林巧点了点头，“行，我记下了。”她这才走过去，在周建军旁边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刘桂香松了口气，拿筷子给她夹了块鱼肉：“这就对了，女孩子到了二十四，能有人要就不错了，别挑三拣四的。你弟弟今年十九，还等着说媳妇，你这边定了，家里也好腾出手来。”
林巧没动筷子。
另一边的林大海一直没说话，他五十出头，在红旗机械厂干了二十六年，八级钳工，一双手又粗又硬。他从进门起就低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都掉在的确良的裤腿上也没管。
“爸。”林巧叫了他一声。
林大海把烟头在鞋底摁灭，抬起头：“巧儿，坐下就好好吃饭。有啥话，吃完再说。”
“我吃不下。”
“吃不下也吃。”他把声音压低了些，“给我留点脸面。”
林巧看了她爸一眼，把话咽了回去。周建军挨着她坐下，胳膊肘几乎碰到她的手臂。他压低了嗓子，声音软得像在哄人。
“巧儿，我知道你委屈。”他说，“可你想想，五个孩子啊。我一个人，又要跑货，又要带孩子，这日子怎么过？你要是进了门，孩子们有个妈，我上班也能安心。等他们长大了，还能不记你的好？”
“他们的妈真没了？”
“没了，前年冬天。”
“前年冬天是几月？”
周建军顿了一下：“腊月。”
“腊月初几？”
“巧儿，你问这个干啥。”
“我随便问问。”林巧说。
她低头看着桌上的菜。烧鸡的油光在灯泡底下亮着，红烧肉的汤汁凝了一层。她忽然觉得这桌菜摆得很像一个局，一个早就摆好了、只等她进门落座的局。
跑堂的这时推门进来，端着一盘炒青菜，顺手把一张油印的账单压在转盘底下。
“周同志，菜上齐了，账什么时候结？”
周建军“哎”了一声，把那张账单抽出来，捏在手里看了看，又念出声：“二十块零八毛。”他把账单举了举，绕着桌上转了一圈。
林大海在抽烟，刘桂香在给那五个孩子夹菜，周老太太抱着襁褓里的那个，低头喂米汤。
周建军的手，就是在这一圈之后，落到了林巧的手腕上。
“巧儿，今天这桌是我为了你摆的。”他一边说一边把她左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的表扣拨开了，“你先帮我垫上，工资发了再给你，这表先押这儿。”金属表带从他指缝里滑出去，凉凉地刮了她手背一下。
林巧没有喊。一桌子人都看见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周老太太把米汤勺又往孩子嘴边送了送，刘桂香看了自己男人一眼，撇了撇嘴，算是没看见。
“建军，你这是干什么。”林大海皱了皱眉。
“叔，不是我怎么样。”周建军把那块表端端正正搁在账单上，摊开手，笑得一脸苦相，“我手头真紧，五张嘴等着吃饭，我这个月工资一发就见底了。巧儿挣得也不少，两口子过日子，谁出不是出。”
林巧看着桌上那块表。那是三年前，周建军攒了大半年的手表票，又搭了三十二块钱，在县百货大楼买的。买回来那天，他当着厂门口一大堆人的面给她戴上，说戴上这块表，就是我周建军的人了。
她戴了三年，现在它躺在一张二十块零八毛的账单上，像一件押给当铺的旧东西。
林巧伸手，把表从账单上拿了起来，一屋子人的目光全跟着她的手走。她把表搁回桌面，推到周建军那边去。
“周建军。”她开口，声音不高，字字都落得清楚，
“我一个月四十二块，你五十六块，两个人加起来九十八块。你这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两岁，一年吃穿、看病、上学，你说说，一个月要多少钱？”
“巧儿！”周建军想打断她。
“我替你算过。”她说，“光吃饭就不够，加上穿衣、学杂、看病，一个月少说七十块。九十八块减七十块，剩二十八块。你还要抽烟，要应酬，要往你妈那儿贴。这日子不是过日子，是拿我的工资去填一个填不满的坑。”
“话不能这么说！”
“所以你不是要娶媳妇。”林巧说，“你是要找一个能往里贴钱、能替你带孩子、还得念你好的人。”
周老太太把碗往桌上一顿：“林巧！你这话说得也太没良心了。我们建军看得上你，是你林家的脸面。”
“这脸面我不要了。”
林巧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椅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刺响。
“这婚，我不结了。”她说得很干脆，说完转身就走。
屋里一下子炸了。
刘桂香第一个跳起来：“林巧！你给我站住！你退婚？退什么婚？你知不知道今天这顿饭是干什么的？你弟弟说亲的事就等着你这门婚事定下来。”
林巧把门拉开。
“妈，我弟弟说亲，凭什么要等我？”
“你是他姐！”
“我是他姐，不是他的牛。”
她一脚跨出门，后头周建军追了出来。楼梯是水磨石的，窄，她下了两级，周建军在后头抓她胳膊：“巧儿，巧儿你听我说。刚才是我说错话，是我不对。可你得替我想想，我一个人……”
“放手。”
“巧儿……”
“周建军，你放手。”
饭店楼梯口站着几个上菜的跑堂，都停下看。周建军这才把手松开。他脸上那点温和收了，眼睛沉下来。
“林巧，你想清楚。”他压低声音，“你今年二十四了。这岁数在我们县，你是老姑娘了，背后有多少人嚼舌根，你比我清楚。你今天从这门出去，往后谁还敢要你？你爹你妈脸上过得去吗？你弟弟的婚事怎么办？”
“那是他们的事。”
“你会后悔的。”
“我后悔三年了。”林巧说，“从你把手表戴到我手上那天起，我就后悔了。”
她转过身，下了最后两级台阶，推开东风饭店那扇玻璃推拉门。外头天已经黑了，十月的风有点凉，街口的路灯刚亮，昏黄的一团，照着停了一排的自行车。林巧站在门口，胸口起伏了两下，才把那口气咽下去。
墙根下蹲着个人，这时站了起来。那人个子高，肩背宽，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作服穿在身上。他推着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白面。
“林师傅。”他叫了一声，声音闷。
林巧认得他。红旗机械厂锻造车间的顾铁生，三十一岁，五级锻工，全厂力气最大的一个，抡大锤抡出来的手，指节比别人的粗一圈，虎口处翻着两条旧疤。厂里人都叫他“铁疙瘩”。
这半年，他每天下班都在厂门口等着，等什么呢，谁也说不上来。她一出来，他就推着车跟在后头，隔五六步，一直跟到筒子楼下，也不说话。
“你怎么在这儿。”
“你推门出来了。”顾铁生说，“我就把面给你送过来。”
“你厂在城西，这儿是城东。”
顾铁生没接这话。他把那袋面从车座上解下来，往她手里塞：“今天没吃上吧。”
“吃不上。”
“回去煮点面。”他说，“我妈蒸的，加了糖，甜的。”
林巧拎着那袋面，站着没动。
“哭了没？”
“没有。”
“那就行。”顾铁生说，“明天还上早班，早点回去睡吧。”
他推起车，掉头就走，一步也没多问。林巧看着他的后背，看了很久。
筒子楼在红旗机械厂后门，三楼东头那两间，是林大海分下来的。楼梯道里堆着蜂窝煤和腌菜缸，走到二楼半就能听见继母的声音。
“她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明天就拉着她去周家赔罪！二十块零八毛的账，你甩手就走，她让我们林家的脸往哪儿搁？你在厂里干了二十六年，八级钳工，走出去谁不叫一声林师傅，她倒好，她是要让你连头都抬不起来？”
林巧推门进去。
刘桂香坐在小板凳上择韭菜，一把韭菜被她掐得稀烂。林强蹲在墙角的方凳上，面前摆着一台新买的单卡收录机，正放着邓丽君，声音开得很大。
“关了。”林巧说。
“凭啥。”
“关了。”
林强斜了她一眼，伸手把音量拧小了一半：“姐，你这就不对了。人家周建军哪点不好？人家是采购员，手里有路子，能弄到工业票。你要真不要，那我以后想买台缝纫机找谁去？”
林巧没理他。她把那袋面放在灶台上，走进里屋。林大海坐在床沿上，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一点光。他手里还捏着半截烟。
“爸。”
“嗯。”
“你今天为什么不说话。”
林大海沉默了很久。
“巧儿，”他说，“建军那个人，是不怎么样。”
林巧没吭声。
“可是你要知道，你妈走得早，家里是你刘姨操持的。你弟弟十九了，得说媳妇，得有房子，得有钱。”他把烟头按在窗台上，“你二十四了，再拖两年，就更难了。”
“所以我就该嫁过去，拿我的工资给周建军养五个孩子，再腾出手来给林强攒媳妇本。”
“我没这么想。”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林大海抬起头，脸在暗处，看不清楚。
“我能怎么办。”他说，“你弟弟是个男丁。”
林巧笑了一下。那笑很短，笑完她把门带上，回了自己那间小屋。
屋子不到七平米，一张单人床，一个木箱，墙上钉着两块木板当书桌。她把箱子上的搪瓷缸拿起来喝了口凉水，坐下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蓝布包。包里是她的工资本、粮油本，还有一张折了三折的纸。
那张纸上的字是周建军的，末尾按了个红手印。去年春天，他说手头紧，管她借了二百块，写了这张字据，说年底还。这一年年尾过完了，字据还在她手里。
林巧把那张纸摊开，就着窗外的光看了一遍，又折好，塞回布包里。
她想起一件事。去年冬天，她去周家送过一床棉被。进屋的时候，周老太太正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右上角盖着外地的邮戳，收信人写着周建军。寄信人的落款地址她当时站得近，一眼看见了——西北省第七劳动改造农场。
周老太太见她进来，手一翻，把信塞进了炕席底下，脸上堆着笑说是亲戚来的信。当时没当回事，现在她想起来了。前年冬天就没了的人，去年冬天还在往家里写信。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红旗机械厂的大喇叭开始播东方红的时候，机加工车间里已经传遍了。
“听说没，林巧退婚了。”
“东风饭店摆了一桌，二十块钱，她甩手就走了。”
“啧，二十四的老姑娘，还敢退婚。她图啥呀？”
“图个清白呗。”有人阴阳怪气，“人家周采购员可是有本事的，一个月五十多块，还有路子。”
林巧推着料车从过道里过去的时候，说话的几个都闭了嘴，低头擦机床。她把料车停在自己那台车床前，戴上手套，从工具箱里摸出卡尺，量了量昨天没车完的轴。
“巧儿。”
李茂林从隔壁机床那边走过来。老头六十出头，七级车工，在这台床子上站了三十八年，脸上的褶子跟车床的纹路一样深。
“嗯。”
“昨天的事，我听说了。”
“听说了就听说了。”
李茂林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没点，叼在嘴上转了一圈：“周建军那小子，我见过。上你们家去过两回，一次空手，一次拎了两斤点心。空手那回，是来借你的工资本吧。”
林巧手一顿。
“你有数就行。”李茂林把烟拿下来，“你手上这活儿，全车间比你强的一个都没有。三级工的考试下礼拜三，你要是过了，四十二块钱的工资变五十一。你那点钱，攥在自己手里，比塞给谁都强。”
“师父。”
“干啥。”
“昨天那顿饭，我没吃上。”
李茂林笑了一声，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扔在她料车上：“我婆娘蒸的菜包子，俩。中午就别去食堂了。”林巧低头看那个油纸包，没说话。
上午十点多，车间门口传来一阵吵嚷。周老太来了，身边还跟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是周建军的姐周建英，在供销社当售货员，脸上擦着厚厚的粉。这一老一少，一个在门口坐着，一个在门口喊。
“林巧！你出来！你个没良心的，你把我弟的心掏了，你就跑了！”
“我弟哪点对不住你？啊？三十二块的手表，他攒了半年的手表票给你买的！你戴着人家三年的表，把人家一家老小撂在饭店里，账都没结！”
“你这种女人，心比石头还硬！你看着五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你一点都不心软！你还是不是人！”
车间里的机床全停了，四十多号人围在门口，谁也没上去劝。这种事，劝谁都不落好。
林巧把手里的活放下，摘了手套，走出车间。
她走到周老太面前站住：“周大娘。”
“你别叫我大娘！”
“那好，我叫你周老太。”林巧说，“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周家的脸！”周老太拍着大腿，“你退婚，你让我们建军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头？你让我们周家还怎么做人？”
“周家的脸，是昨天在东风饭店丢的。”林巧说，“不是今天在我厂门口丢的。”
围观的人里头有人闷笑了一声。周建英立刻拔高了嗓子：“你还敢说！我弟给你买表，给你花钱，你倒咬一口！”
“表，我昨天搁在桌上了。”林巧说，“你回去问问你弟，那表在谁兜里。”周建英一噎。
“还有件事我想问问。”林巧看着周老太，“周大娘，你说建军他哥嫂前年冬天没的。前年冬天是腊月里的事。腊月初几？”
周老太的眼神飘了一下：“……腊月初八。”
“腊月初八。”林巧点了点头，“那周建国同志，是在哪儿没的？什么病？死亡证明是哪家单位开的？”
“你……”
“我不是要触霉头。”林巧说，“我是要弄明白，我要嫁的是个什么人家。你说建军他哥是前年冬天腊月初八没的。去年冬天，我去你们家送棉被，你手里正捏着一封信，信封上的邮戳是外地的，落款写着西北省第七劳动改造农场，收信人是周建军。”
厂门口一下子安静了，周老太的嘴张了张，没出声。
“那封信你当时塞进炕席底下了。”林巧说，“你说那是亲戚的信。周大娘，一个腊月初八就入土的人，去年冬天还在往家里寄信？”
“那不是他写的！”周建英喊。
“不是他写的，那是谁写的？”林巧说，“你回去让周建军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看。”
周建英也卡住了。
“周大娘，你今天要闹，我陪你闹。”林巧往前走了半步，“你要是不想闹了，就回去。你回去跟周建军说一句话，让他把那五个孩子的户口本、他哥嫂的死亡证明，都准备好，我一样一样地看。”
“你个死丫头！”
“我还得上班。”林巧转身进了车间。背后周老太还在嚎，嚎了一会儿没人搭腔，就被周建英拽走了。
李茂林站在车床边，把手里的活接着干，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刚才那几句，比你车出来的活儿还漂亮。”
“师父。”
“干啥。”
“去年冬天那封信，邮戳、地址、收信人，我看得清清楚楚。”林巧说，“我没记错。”
李茂林这下抬起头，认真看了她一眼。
“那你就去查。”他说，“别听别人的，也别听自己的猜。拿着正经地方的材料去查。”
那天晚上回到家，林巧一进门就知道事情不对。灶台上的锅是空的，煤炉是凉的。刘桂香坐在方桌边，桌上放着一本粮油本。
林大海坐在她对面，一声不吭。
“回来了。”刘桂香说。
“嗯。”
“你今天在厂门口骂周家老太太了？”
“我没骂。”
“人家都传到供销社去了，说你把周老太太气晕了。”
“那她今天早上就该在家躺着，别来我厂门口拍大腿。”
刘桂香一拍桌子站起来：“林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今年二十四了，好不容易有个正经人家要你，你现在把人家得罪死了。往后呢？你打算一辈子赖在这个家里？”
“我没打算赖。”
“你最好没打算。”刘桂香喘了口气，把那本工资本和粮油本往自己怀里一收，“从下个月起，你的工资全交上来。三十块家用，剩下十二块你自己留着。粮油本我保管。”
“我一个月四十二块，交三十块家用？”
“你住这儿不要钱？你吃饭不要钱？”
“我一个月在家吃几顿？早饭在厂食堂，中午在厂食堂，晚上加班也是在厂食堂。我上个月在家吃了四顿饭。”
“那你也住了！”刘桂香的声音尖起来，“你看看你这屋子，你弟弟马上要说媳妇，人家姑娘一进门就要看房子。你占着一间，你弟弟去哪睡？睡灶台？”
“那你的意思是。”
刘桂香顿了顿，把语气放软了些。“我给你想好了。供销社的孙主任，你知道吧。四十岁，前年死了老婆，带两个孩子。人家有两间半房，还有个门面，他看上你了，托人来问过。”
“四十岁。”
“人家条件好。”
“带两个孩子。”
“孩子都大了，不用你伺候。”
“前年死了老婆。”林巧说，“周建军前年冬天没了哥嫂，孙主任前年没了老婆。我这个人，是不是长得特别像个填坑的？”
“你！”
“他给多少彩礼。”
刘桂香没想到她问得这么直，愣了一下才说：“三百。”
“三百块。”林巧笑了一下，“林强说媳妇，彩礼要多少？”
“人家那边要二百八。”
“那我这三百块，正好。剩下的二十块，还能给他买台缝纫机。”
“林巧！”
“妈，”林巧看着她，叫了这声妈，“我十七岁进厂当学徒，第一个月工资十六块，我交给你十五块，自己留一块。七年来我交给你多少钱，你自己算过吗？”
刘桂香不说话了。
“我算过。”林巧说，“两千一百多块。我弟弟那台收录机，一百八十块，我出的。他那辆自行车，一百五十块，我出的。你去年做的那身呢子大衣，八十六块，也是我出的。”
“你住在这个家里！”
“所以我今天算清楚了。”林巧伸出手，“粮油本，给我。”
“不给。”
“那本子上是我的名。”
“你户口在这个家里，粮油本就是这个家的！”
“好。”
林巧把手收回来，转身进了自己那间小屋。她把门关上，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去。她干活的时候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收拾到一半，她听见外屋林强回来了，又是那台收录机的声音，邓丽君在唱甜蜜蜜。刘桂香在骂，骂得很难听，林大海一直没说话。
林巧把箱子扣上，坐在床沿，摸出那个蓝布包，取出里面的工资本翻了翻。工资本上是她自己的手印，每月四十二块。她算了算，从下个月起，如果不住家里，她要自己租房、自己吃饭，日子会很紧，但她还是把那本工资本揣进了怀里。
第二天中午，她没去食堂，她去了厂工会。工会主席姓郑，五十来岁，是个胖胖的女同志。林巧站在门口说：“郑主席，我想问问，厂里女单身宿舍还有床位没有。”
郑主席抬头看了半天。
“有，三楼西头还空两个铺。可那屋子漏雨，去年报修到现在没人管。”
“我住。”
“你不是跟着家里住吗？”
“不跟了。”
郑主席放下手里的钢笔：“巧儿，你跟家里闹了？”
“不算闹。”林巧说，“我就是想自己住一间。”
郑主席看了她一会儿，叹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单子：“签个字，被褥自己带，别的厂里不管。房子的事，我给你记一笔。按规矩，双职工排分房，单人排不上。但你工龄七年，我可以先给你在候补名单上挂个号。”
“谢谢郑主席。”
“别谢我。”郑主席把单子推给她，“我说句难听的，你退婚这事，早晚要有人拿它做文章，你要是个心里没主意的姑娘，三个月都扛不住。”
“我心里有主意。”
“那你就扛着。”
那天下午下班，林巧回筒子楼搬东西。木箱、被褥卷、一个脸盆、两双鞋。她一趟搬不完，搬了两趟。第二趟下楼的时候，三楼拐角那户的门开了，顾铁生站在门口，他居然也住这。
“林师傅。”
“你也住筒子楼？”
“我妈住这，我住别处。”他说，“你搬东西？”
“嗯。”
顾铁生看了看她手里那卷被褥，什么也没问，伸手接过来，往肩上一扛，下楼去了。他扛着被褥走在前头，林巧拎着脸盆跟在后头。到了厂里女宿舍楼下，他把被褥放在台阶上，又看了一眼那间屋的窗户。
“窗户玻璃碎了一块。”
“我知道。”
“明天我拿块木板来贴上。”
“不用。”
顾铁生站着不动：“林师傅，我说话直，你别生气。这屋冬天冷，你一个人住，玻璃不堵上，半夜风灌进来，要落病根。”
“我说了不用。”
“那你自己贴。”顾铁生说，“板子我明天放楼下，用不用随你。”他说完就走了。林巧看着他的背影，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弯腰把被褥抱起来，上了楼。
三级升四级的考试在周三。
理论考八十分及格，实操考一根阶梯轴，公差要求两丝。全车间七个考工级的，两个是老师傅带的徒弟，一个是钱副主任的侄子。林巧考了九十一分，实操那根轴被人拿去用千分尺量了三遍，最大误差一丝五。
李茂林在旁边看着，嘴角压不住：“巧儿，这活儿行了。”
成绩出来那天，全车间的公示栏上红纸黑字，林巧的名字在第一行。可是到了月底，定级通知下来，她的名字不在里面。
“钱主任，我想问问，这次定级为什么没有我。”
钱志明四十来岁，梳着背头，坐在办公室里摊开一张报纸：“哦，巧儿啊。这次评了四个人，名额有限。”
“四个人里有两个考得没我高。”
“评工级不光看分数。”钱志明把报纸对折了一下，“要看日常表现，要看群众的意见。你最近这个……个人作风方面的事情，厂里有些反应。”
“什么反映。”
“你一个姑娘家，退婚，又自己搬到单身宿舍去住。”钱志明抬眼看着她，“影响不好。”
“我退婚是我的私事，我搬到宿舍是工会批的床位。这跟我的工级有什么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钱志明把报纸夹到腋下站起来，“厂里是个集体，集体就有集体的风气。林巧同志，你要是想进步，个人生活上还是要检点一点。”
林巧站在原地没动。
“钱主任。”她说，“我听说你女儿上个月结婚，周建英送了一台缝纫机。”钱志明的脸一下僵了。
“那是同事之间的人情。”
“票据是缝纫机票，一张票一百二十块。”林巧说，“全县一年才几张。周建英在供销社卖货，一个月三十八块。”
“林巧！”
“我就是问问。”林巧说，“主任，这算不算个人作风问题？”她转身出了办公室。
回到车间，李茂林听她说完，把话嚼了半天：“你这个性子，早晚要吃亏。”
“师父，我不吃亏，我就要一直在这个位置上站着。”
“站着就站着。”李茂林把油壶往车床上一放，“可光站着不行，你得有地方说话。厂里有工会，有女工委员，有厂长。你去找他们。”
“我今晚就去。”
那天晚上，林巧把车间里的事干完，去办公楼三层，找到了厂女工委员。女工委员是个姓孙的大姐，听完以后皱了半天的眉，说这事儿她管不了，让她去找劳资科。她转身就往劳资科走，劳资科的门已经锁了。
她下楼的时候，正撞上顾铁生。他肩膀上搭着毛巾，头发还是湿的，像是刚冲过凉水。
“你还没走。”
“找人说事。”
“说什么事。”
林巧想了想，把定级被卡的事说了一遍，没提缝纫机票。顾铁生靠着墙听，听完问了一句：“那个钱志明，他老婆姓什么，你知道不？”
“姓李。”
“李什么。”
“好像是李凤兰。”
“李凤兰是农机厂劳资科李科长的堂妹。”顾铁生说，“周建军的姐周建英，跟李凤兰是一个牌桌上的。”
林巧抬起眼。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在食堂帮过厨，听人说的。”顾铁生说，“说闲话的地方，闲话最多。”
“这些话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问钱志明的事，我听见的就说。”
林巧看着他那张糙脸，看了半天：“顾师傅，你每天晚上在厂门口等我，为了什么。”
顾铁生把手里那条毛巾翻了个面：“从食堂到宿舍，一共二百三十七步。”
“我数这个干什么。”
“这二百三十七步，你走前五十步的时候，要回两回头。”他说，“每次都朝厂门口看。”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心里有件事没放下。”顾铁生把毛巾往肩上一搭，“我在这儿等，是等你哪天不回头了。”
林巧没说话。
“林师傅，”他接着说，“我小学都没毕业，我说话笨。我就说一句。你要是想嫁人，你慢慢挑，挑个有本事的。你要是不想嫁人，那你就别嫁。没谁规定，女人一辈子非得往谁家里进。”
“你这话，比那些念过书的人说得明白。”
“我师傅教的。”
林巧愣了一下：“你师傅是谁？”
“早没了。”顾铁生说，“你上去睡吧，明天还上早班。”
第二天中午，厂里来了一趟人。农机厂的，一个司机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胖子，进了门就往厂办走。
下午的时候，消息就传开了：周建军要相看对象了，相看的是县纺织厂的胡玉梅，胡玉梅的舅舅，就是农机厂劳资科的李科长。
“林巧，你听说了吧。”食堂里，同车间的姑娘凑过来，“周建军还跟人说，你退婚是因为不检点，说你在厂里跟人不清不楚。”
“他说谁。”
“没说名字。就说你车间里有个男的，天天在厂门口等你。”
林巧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口汤。
“那你就不气？”
“他要是说得出名字，我早去找他了。”林巧说，“他说不出名字，就说明他心虚。”
“可人家现在攀上李科长了呀。”
“那就让他攀。”
那天傍晚，林巧没回宿舍，她骑车去了农机厂。
农机厂在城北，院子不大，进门是片水泥地。她把车停在大门口，抬手看了看表——四点半，正是下午班下班的时间。
周建军推着自行车出来，一眼看见她，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迎上来：“巧儿？你怎么来了。”
“我来要我的东西。”
“你什么东西。”
“去年春天，你拿去的那二百块。”林巧说，“你说年底还，现在是十月底，一年零七个月了。”
周建军脸上的笑收了一半。
“巧儿，你看你这就见外了。”他往四周看了看，压低嗓子，“那两百块，是我借的，我认。可你也不缺这个钱，是吧。等我把这边的事办妥了，我一块儿还你。”
“我缺。”林巧说，“我一个月四十二块，厂里的单身宿舍不要钱，吃饭五块，剩下三十七块，我要攒着。”
“攒着干什么。”
“买我自己的东西。”林巧说，“买个缝纫机，买个收音机，都不用跟人张嘴。”
周建军看她一眼，忽然笑了。“林巧，我算是看透你了。”他把自行车支上，“你就是嘴硬。你退婚那天，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难受？你在我这儿三年的感情，说断就断？你现在跑来要钱，不就是想再跟我说一句话？”
“钱。”
“巧儿，你听我说。”他往前凑了一步，“我跟胡玉梅那事儿，是厂里领导撮合的，我自己不情愿。你放心，只要你点头，我这边立马就说清楚。你还是我的人。”
“周建军。”林巧从怀里掏出那张字据，抖开，举到他眼前，“这是你按的手印。二百块，日期是去年三月十六。你今天给我一个数，什么时候还。你要是不还，明天一早我就拿着它去你们厂财务科，当着全厂的面问一句，你们厂的采购员，借女方两百块钱，两年不还，还算不算先进工作者。”周建军的脸色变了。
农机厂门口进出的人多，已经有人看过来。
“你！”
“三天。”林巧说，“三天之内，你还我一百。剩下的一百，年底前还清。你要是不还，我就把这张纸贴到你们厂门口的公示栏上。”
“林巧，你别太过分。”
“过分的是你。”林巧把字据折好塞回去，“周建军，你把手表撸下来的那一天，就该想到有今天。”她跨上自行车，走了。
晚上回到宿舍，那扇碎了玻璃的窗户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裁得方方正正，边上还钉了橡皮条，窗框四边都塞严实了。林巧站在窗前看了很久。桌上放着一个纸包，打开是两个鸡蛋，还温着。
调岗通知是月底下的。
劳资科张科长拿着张纸到车间，念了一遍：因工作需要，林巧同志自即日起调至成品库房，任保管员。
车间里嗡的一声。成品库在厂子最西头，一间大平房，堆着半成品和配件，一天到晚不见太阳。保管员这个活，说好听是保管，说难听就是看摊子的。
“张科长。”林巧把手里的活停了，“我三级工干了七年，考试的实操第一。凭什么调我？”
“工作需要。”
“谁需要。”
“厂里的需要。”
“张科长，你把这张纸给我看看。”
张科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纸递过来了。林巧接过去，从上看到下，落款处有厂里的章，审批签名是钱志明。她把纸还回去：“好，我去。”
张科长愣了。围观的人也都愣了。李茂林在旁边急得直跺脚：“巧儿！”
“师父，我跟你说句话。”
林巧把李茂林拽到一边，压着嗓子说了几句。李茂林先是一脸不信，后来眼睛慢慢亮起来。
她当天上午就收拾了工具箱。车刀、卡尺、千分尺、一条围裙，一样样擦干净，码进箱子。她走的时候，趴在自己那台车床上摸了摸床身，摸了很久。
“林师傅。”顾铁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车间门口。他是锻造车间的，平时不往这边来。
“干什么。”
“库房西头那个后窗，朝北，冬天没炉子。”顾铁生说，“我下午给你搭个火墙。”
“不用。”
“火墙不花厂里的钱，砖头我从废料堆里捡。”
“顾铁生。”林巧把工具箱提起来，“我还没倒呢。”
“我知道。”
“那你去搭什么火墙。”
“库房冷。”他说，“你手上那点伤，最怕冷。”
林巧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右手。虎口上有一道浅浅的旧疤，是刚进厂那年被铁屑划的，她自己都忘了。
成品库头三天，她一个人在里头盘库。三千七百多个零件，她按型号、规格、材质一件件对齐，编了号，用蓝墨水在纸上一笔一笔画了张分布图。
三天后，钱志明来查岗，看见那张分布图，脸沉了一下。
“你画这个干什么。”
“库房要账实相符。”林巧把图摊在桌上，“钱主任，你随便点一样，我三十秒里给你找出来。”钱志明随手报了个型号，林巧走过去，第二排架子，第三层，右边第二个木箱，开箱，取件，放在桌上。
“C620的进刀齿轮。”她说，“上月二十七号入库，三十二个，出库一个，现在三十一个。”钱志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当天下午，林巧去了厂办公楼三楼，敲了技术科的门。
“冯科长。”
“哟，巧儿。”冯科长是个技术型的老同志，跟李茂林是老交情，“你自己来了，我正想找你。”
“找我？”
“县里下个月办机械系统车工技术比武。”冯科长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红头文件，“全县七个厂，一百多号人，取前三名。前两名推荐去省机械工业学校进修半年，回来直接定五级工。”
“原来的名额是谁。”
“钱志明报的是他自己那个侄子。”冯科长顿了顿，“不过我看文件上有句话，报名要车间推荐，也要本人申请。你要是自己递个申请，我签个字，厂里就没法不认。”
林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桌上。那是一张写好的申请，蓝黑墨水，字方正得像印出来的。冯科长看了半天：“你这字，写得比我们科里的小王好。”
“我上中学的时候出过板报。”林巧说，“后来厂里贴的告示，都是我写的。”
“行。”冯科长把申请接过去，签了自己的名，“不过我得提醒你，你这一报名，就是跟钱志明当面撕破了脸。”
“我早就撕了。”林巧说，“从他把那张调岗通知给我的那天起。”
比武的事定了，可还没到比武，先来了一场更凶的。那天是十一月十四号，礼拜一，中午下班的汽笛刚响。林巧从成品库出来锁门，一抬头，看见厂门口围着一堆人。
人群中间，摆着两条腿，是周老太坐在地上。她身边跪着两个孩子，一个是那个十一岁的男孩，一个是八九岁的丫头。男孩手里举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糊着白纸，纸上写着七个歪歪扭扭的字：我要妈妈林巧。
“林巧！你出来！”周老太拍着地，“你看看这两个孩子！你看看他们！你要是不肯认这个妈的名分，你就让他们跪死在你厂门口！”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
有人开始说话了：“这女的也真狠心。”
“五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呢，要我说，心软一点就该认了。”
“人家周家都把孩子送来了。”
林巧往前走，走到人群边上。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那男孩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她。
“你叫什么。”林巧问他。
“大柱。”
“几岁。”
“十一。”
“你爸叫什么。”
“周建国。”
“你爸在哪儿。”
大柱愣了愣，转头去看周老太。周老太立刻抬高声音：“他爸没了！前年冬天没的！”
“前年冬天。”林巧蹲下来，看着大柱的眼睛，“大柱，你告诉阿姨，你爸是哪一年出的门？你还记得吗？”
大柱咬着嘴唇：“去年，我爸还托人带过话。”大柱小声说，“他说他在西北，让我们听话。”
人群安静下来，周老太猛地从地上坐起来：“你胡说什么！孩子不懂事！”
“周大娘。”林巧站起来，“孩子不懂事，你懂事。你给我解释解释，一个前年冬天死了的人，怎么去年还能托人从西北带话回来？”
“那是他爷！”
“他爷也在西北？周大爷什么时候去的西北？”
周老太说不出话了。
林巧弯下腰，把那块写着字的木板从大柱手里拿起来，翻过来，让他看背面：“大柱，你看，这块板子背面有字。”木板上浅浅地印着一行铅笔字：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这是学校教室的黑板。”林巧说，“你从哪儿拿的。”
大柱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奶让我拿的。”他说，“奶说我们跪下，你心软了，我们就有妈了。有妈了，我们就能在城里上学，不用回老家了。”
围观的人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往后退了半步。林巧站在那里，看着这两个孩子。她心里有火，但那火不是冲着孩子的。她很清楚这一点。
“都起来。”她说。
“不起来。”周老太喊，“你今天不答应，他们就跪着！”
“我说起来。”林巧的声音一下沉下去，力气大得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她一手拉起大柱，一手拉起那个丫头，“大柱，二丫，站起来。你们听着，跪这个动作，是跪给灶王爷的，是跪给长辈的。不跪给外人。”两个孩子被她拉了起来。
“周大娘。”林巧转过身，看着地上的周老太，“我今天当着全厂人的面，说三句话。”
“第一句，孩子不是筹码。你把孙子按在地上，教他往一块学校黑板上写字，你这不是疼孩子，你这是拿孩子当刀使。”
“第二句，我不是他们的妈，也不欠他们。他们有爸，有奶奶，有姑，有一大家子。缺的是我这么一个外人吗？”
“第三句！”她顿了顿，环顾了一圈围观的人，“谁要是真觉得孩子可怜，觉得我该心软，那我问问，你家要不要？你家要是愿意养，我可以现在就替你写份申请。”
围观的人没一个吭声。
“谁都不愿意。”林巧说，“那我也告诉你们，我也不愿意。”
她转身，对两个孩子说：“走，阿姨带你们去吃饭。”大柱跟二丫都不动。
“吃饭。”林巧说，“吃完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了那儿，把你们知道的事，一五一十都说出来。”
“什么地方。”
“派出所。”
周老太一下从地上爬起来：“林巧！你个黑心肝的！你要把两个孩子送进派出所！”
“我不送他们。”林巧说，“我带他们去。要送的是谁，让派出所的同志说。”她牵着两个孩子往厂门口走。
大柱走了两步，忽然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奶奶，又转过头，把林巧的手攥紧了一点。围观的人群自动让开。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几句话说得……硬。”
顾铁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人群最后面。他没上前，也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一大一小三个背影从人群里走出去，一直走到大街上。然后他把手插进兜里，转身回了锻造车间。
清河县城关派出所不大，进门是张木柜台，柜台后面坐着户籍警小陈。林巧把两个孩子领进去的时候，小陈正低头写着什么。
“同志，我带孩子来反映点情况。”
小陈抬起头，看看林巧，又看看那两个孩子，把钢笔盖上。
“坐吧。”
那天下午，大柱坐在派出所的板凳上，断断续续说了一个多钟头。他说他家在清河县下面的周庄，他爸叫周建国，他妈姓赵。1979年冬天他爸出了事，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奶奶说，从那天起，家里就当没这个人了。他妈后来改嫁了，嫁去了外县，走的时候只带走了最小的妹妹，把二丫和三宝留下了。
前年秋天，周建军回了趟老家，把大柱、二丫、三宝三个孩子接到了县城，说是要供他们念书。
“那另外两个呢？”小陈问。
“小四和小五，本来就是叔叔家的。”大柱说，“叔叔一直在城里，小四小五是他自己的。”
小陈的笔停住了：“你说什么？”
“小四和小五，是我叔的。”大柱说，“我奶不让我往外说。她说有人问，就说是大伯家的。大伯家有五个孩子，街道上能给两间房。”
林巧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
小陈把笔录本合上，站起来：“你们等着。”他进了里屋，过了十来分钟才出来，脸上的表情变了。
“林巧同志。”他说，“这事儿不是小事。周庄那边我们有档案。周建国是判了刑的，不是死了。这不归我们这儿管，得报上去。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街道办今年三月给周建军批了两间房，理由是‘抚养亡兄遗孤五人，家庭困难’。”
“我知道。”林巧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
“你怎么知道。”
“去年冬天，我在周家见过一封信。”林巧说，“牛皮纸信封，邮戳是外地的，落款写着西北省第七劳动改造农场，收信人是周建军。周老太太当时把信塞进了炕席底下。”
小陈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行。”他说，“你要是有别的材料，一块儿往上报。这年头，写材料的人最怕一件事。”
“哪件。”
“材料上有章，时间对不上。”
第二天一早，林巧请了半天假，去了城关街道办。街道办的院子有棵老槐树，树干上挂着个大喇叭。里头管事的王干事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正拿个搪瓷缸子喝茶。
“查材料？”王干事把缸子放下，“同志，材料不能随便给人看。”
“我不是随便看的。”林巧说，“我是举报。”她把两样东西放在桌上。第一样，是那张二百块的借据。第二样，是一封她自己写的材料，只有半页纸，蓝黑墨水，一笔一画方方正正。
“王干事，我不是来给你看材料的。”林巧说，“我是来请你调两份档案。”
“调什么档案。”
“周建军的住房分配审批单，还有他今年三月的困难补助申报材料。”
王干事把搪瓷缸子搁下：“这两样都得有手续。”
“手续我有。”林巧把那半页纸往前推了推，“我实名举报。举报人林巧，红旗机械厂车工，你要是不能调，我就去县里。”
王干事看了她很久，站起身进了里屋。过了二十来分钟，他抱出两个牛皮纸卷宗，摊在桌上。
第一份，是住房分配审批单。申请人周建军，农机厂采购员，申报日期1983年3月，申请理由一栏写着：抚养亡兄遗孤五人，家庭困难，原房不足，请求增配两间。附件一栏写着：农机厂人事科出具死亡证明一份。
第二份，是困难补助申报表。金额四百六十元，申报日期也是1983年3月，附件栏是同一样东西，那份死亡证明。
“你看这一栏。”林巧用手指点着，“死亡证明，是农机厂人事科开的。”
“那又怎么了。”
“周建国不是农机厂的临时工。”林巧说，“他是农机厂的正式职工，档案就在人事科。1979年12月，是人事科亲手把他那份判决通知归的档。”
王干事的手停在纸上。
林巧接着说：“王干事，你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问农机厂人事科，周建国的档案上，1979年十二月写的是什么。”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王干事拿起桌上的手摇电话，摇了三下。电话打了七八分钟。放下话筒的时候，他脸上的血色退了一半。“农机厂人事科说，”他一字一字地说，“周建国，1979年12月，因刑事犯罪被判刑，开除公职。”
林巧点了点头。
“同一个人的档案。”她说，“在农机厂那边，写的是判刑开除。在你们街道办这边，写的是1981年12月因故死亡。一份卷宗里，他死了一回；另一份卷宗里，他活着坐牢。两份还都盖着正经公章。”
王干事的搪瓷缸子搁在桌上，半天没动。“小林同志。”他把声音放低了，“这事儿我得上报。”
“你上报之前，我再说一句。”林巧说，“这份申报材料上写的是，周建国和嫂子赵氏都在1981年12月没了。可赵氏是改嫁走的，嫁去了外县，人到现在还在。”
“这个你怎么知道。”
“她儿子亲口说的。”林巧说，“十一月十四号那天，那孩子在厂门口跪着，我把他送到城关派出所做了笔录，那边有底。”
王干事没说话，拿起笔，在纸上记了一行。“我不是为了报复周建军。”林巧说，“我一个姑娘家，跑到街道办来举报前未婚夫，传出去我这个人也彻底臭了。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把侄子按在地上，教那孩子举着学校的黑板来跪我。那孩子才十一岁。”
“我明白。”
“你不明白。”林巧说，“我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们大伯在西北的农场里，他们的妈改嫁了，他们把叔叔当亲人，可是他们的叔叔，把他们当了招牌。”
半个月后，农机厂的调查组动了。先是财务科查账，然后人事科翻档案，再然后，街道办把周建军那两间房的手续冻结了。消息一层一层往下传，传到最后，是清河县城里人尽皆知的一句话：农机厂的周采购员，出事了。
出事的第一天，周建军来了红旗机械厂的成品库。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林巧调到了库房，站在门口，脸色比墙灰还白。
“林巧。”
“有事说事。”
“你得帮我。”他往前走了两步，“你跟街道办的人说一句，就说那材料是误会。跟农机厂人事科也说一句，就说周建国那档子事是他们记错了。”
“记错了？”
“巧儿。”他压着嗓子，语气又变得软了，“你想想我们三年的感情。你想想，你要是不帮我，我这个工作就没了。工作没了，我一家老小怎么办。”
“你的工作是怎么没的，你自己知道。”
“巧儿，我保证，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周建军。”林巧把手里的一箱零件放回架子上，“你记不记得三个月前，在东风饭店，你把手表从我手上撸下来的时候，你说的是什么？”周建军不说话了。
“你说，这表先押这儿，工资发了再给你。”林巧说，“你押了我的三年。我没有跟你算。现在你来找我，让我帮你把账做平。”
“林巧！”
“你出去。”林巧说，“这个地方是成品库，闲人不能进。”
“你会后悔的。”周建军忽然变了脸色，指着她，“你信不信，我能查出来你跟那个锻造车间的顾铁生不清不楚。一条作风问题，就能把你从厂里撵出去。”
“你查。”林巧说，“你去查。你查出来是哪一天、在哪儿、有谁能作证，你贴到厂门口去。”
“你！”
“你说不出来吧。”林巧说，“因为你编了三个月，连个日子都没编出来。”
周建军站在门口，胸口一起一伏。最后他转身走了，走得很快，肩膀撞在库房的铁门上，撞得哐当一声。那天下午，纺织厂那边传来消息：胡玉梅的舅舅李科长亲自去了一趟周家，把媒人的帖子退了。
李科长退婚的理由很简单，他也说得很大声：“我们胡家不图什么，就图个安稳。一个连亲侄子都拿来写材料的人，靠不住。”
十一月里，县机械系统车工技术比武在县机械厂举行。一百一十七个人，三个考场，每人一根轴，两个小时。林巧的考场在第三车间最里头。她进去的时候，看见了钱志明那个侄子，坐在靠门那台车床上，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
比赛开始。林巧上手的时候，这几个月的烦心事什么都没有了。图纸在卡盘旁边立着，一把刀一把刀换过去，粗车、半精车、精车。最后一刀，她凭手感留了半丝。她整个人贴在机床上，耳朵听着刀和铁的声音，那是她听了七年的声音。
两个小时后，裁判拿千分尺量件。林巧那根轴，最大误差一丝二。全场最低。宣布名次的时候，李茂林站在人群外面，把手里的烟点着了，抽了一口，又摁灭。
冯科长挤过来，拍着她肩膀说了一句：“巧儿，五级工，加上省机械工业学校的进修名额，这回谁也压不住了。”
县城不大，消息传得快，一天工夫，全城都知道红旗机械厂出了个女车工，全县第一，要去省里进修。也是在这一天傍晚，林巧从厂里出来，看见顾铁生还站在厂门口那棵老槐树下面。
他手里拎着一个纸包，一见她就迎上来。
“林师傅。”
“你还等啊。”
“等你。”顾铁生说。
“今天不数步数了？”
“不数了。”他说，“你今天出了厂门，没回头。”
顾铁生把纸包递过来：“我妈做的枣糕。”
“顾铁生。”林巧接过来，看着他，“你今天等我，是有话说吧。”顾铁生低下头，用脚尖蹭了蹭地上的土。
“我师傅去世前，留了一句话给我。”他说，“他说做人得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我抡了十年大锤，练了一手锻造的手艺，可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看看人。”
“那你看出什么了。”
“我看出来，你不是要人救的。”顾铁生说，“你自己能站住。”
林巧的手里攥着那包枣糕，热气透过纸渗出来。
“可我还是想问一句。”他说，“你要是哪天不想一个人过了，你跟我说一声，看看我可不可以，要是可以我就给家里添双碗筷。”
林巧看着他，看了很久。
“顾铁生。”她说，“你等我一年。”
“等。”
“我去省里进修半年，回来还要上班。”
“行。”
“我不着急嫁人。”
“行。”
“那你先回去。”林巧把枣糕抱在怀里，“这枣糕，你妈要是问，你就说好吃。”
1984年4月，林巧从省机械工业学校回来了。半年进修，结业考核全班第二，学校想留她当实习指导，她说家里有活。
回厂第三天，劳资科下了两张单子。第一张是定级：林巧，五级车工，月工资六十八元。第二张是分房：家属楼二单元302，一室一厅，带个小厨房，十五平米。郑主席亲手把钥匙交给她，笑着说：“候补名单上挂了半年，这回没人敢往下压你了。”
“郑主席。”
“别谢。”郑主席摆摆手，“你自己挣来的。”
“前些日子厂里开会定你这间房，钱志明还想说话，被冯科长一句话堵回去了。冯科长说全县第一名省校结业第二，要是不给你，那这房子给谁？给会送礼的？”
钱志明的事，也是那阵子定的，厂里通报批评，没收了他女儿那台缝纫机，把他从车间副主任的位子上挪去了后勤，管扫帚和煤堆。他后来在后勤的库房门口见过林巧一次，没说话，低着头走过去了。
农机厂那边的处理，比这边重得多。周建军被开除公职。街道办追缴他去年领的困难补助四百六十元，两间房的手续作废，限期腾退。农机厂还在他的档案里记了一笔：伪造证明材料，骗取国家补助，挪用公款一千二百元。
那一千二百元，是农机厂财务科顺着两笔钢材款查出来的。周建军自己不提，账本替他记着。至于那五个孩子，是到了四月才彻底清楚的。
四月十二号那天，林巧正在车间干活，李茂林从外头进来，站在她机床边：“巧儿，你听说了没。”
“听说什么。”
“周建国回来了。”林巧把手里的卡尺放下。
“刑满释放，前天到的县城。”李茂林说，“他去农机厂要人，人家说孩子不在厂里，在他弟弟那儿。他又去街道办，街道办说这事儿得查。昨天下午，他去了周家的院子。”
“三个孩子接走了？”
“接走了。大柱、二丫、三宝，三个都跟着他走的。走的时候大柱还背着个书包，书包里有半块橡皮，说是你给他买的。”
林巧愣了一会儿。那天在派出所，她给两个孩子买了四个肉包子，还去文具店买了两块橡皮。
“那两个小的呢。”
“小的那两个，查出来不是周建国的孩子。”李茂林压低了声音，“是周建军自己的。一个是他在外面跟人没领证生的，女的后来嫁到外县去了。另一个是周庄那边一个寡妇的，人家那边的人昨天也来了，把小的那个接走了一个。剩下那个没人认，先跟着周老太太回周庄了。”
车间里的机床嗡嗡响着。
“他那五个孩子……”林巧说。
“三个是他哥的。”李茂林说，“可他把五个凑到一块儿报上去，就能算五口人，就能要两间房，就能评困难户，一年还能领四百多块补助。巧儿，你说这算盘，打得多精。”
林巧站在机床前，没说话。她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东风饭店那个下午。二十块零八毛的一桌菜，周建军把那块三十二块的手表搁在账单上，周老太太抱着孩子哭，说五个孩子全压在建军一个人身上。那时候满屋子的人都觉得，这是个人命苦的故事，原来从头到尾，这是个买卖。
四月底，周老太太来了一趟红旗机械厂。她不是来闹的。她拎着一篮子鸡蛋，站在成品库门口，头发白了一片，背也驼了。
“巧儿。”
“周大娘。”
“我来给你赔个不是。”老太太把篮子往地上一放，“我那天不该把大柱按在地上。”
林巧看着她：“我不怪大柱，我也不怪你。”
“你不怪我？”
“我不怪你，也不原谅你。”林巧说，“周大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五十九。”
“你五十九岁，活了这么大半辈子。你儿子做那些事，你知道不知道？”
周老太太的嘴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你知道！大柱他们三个被接到城里那天，你就知道周建国没死。你把孙子按在地上的时候，你也知道。”
“我……”
“我不骂你，你回去吧。”林巧说，“这篮子鸡蛋你拿回去，给孩子吃。你们现在日子不好过，我知道。”
周老太太蹲下去拎篮子，拎到一半，忽然哭起来。
“我那几个孙子，都没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建国回来，恨死我了，说他娘拿他儿子的命去换两间房。小四小五也被带走了。建军……建军现在在外头拉板车，一个月挣三十块，见我就骂，说都是我撺掇的。”
“周大娘，路是你们自己走的。”
五月初，林巧的娘家也出了事。林强在街道小厂上班，跟人合伙偷厂里的铜料，卖到回收站。五个人一共偷了一千三百多斤，公安来人的时候，他还在家里睡觉。
判决下来，拘役六个月，刘桂香来厂里找了林巧三回。第一回，是让林巧拿钱请人打点。第二回，是让林巧去派出所作个保人的说法。第三回，她堵在女宿舍楼下，一开口就哭。
“巧儿，你就看在他是你弟弟的份上。”
“他偷铜料的时候，看过我是他姐姐吗。”
“那钱……那钱不是给我买大衣了，是给你弟弟攒媳妇本了。”
“妈。我十七岁进厂，第一个月工资十六块，交给你十五块。到现在七年，我交了两千一百多块。这笔账，你要不要我拿笔给你算算。”
刘桂香站在楼下，哭了两声，看没人理，走了。
六月的一天傍晚，林大海来了。他是走到厂门口来的。八级钳工，五十多岁的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站在大槐树底下，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巧儿。”
“爸。”
“我……我从食堂给你带了两个馒头。”他把一个布包递过来，“你别嫌。”
林巧接过来，包里是两个还热的馒头。
“家里的事，我不问了。”林大海说，“那小子偷东西，是他自己作的，跟你没关系。”
“嗯。”
“我就是来看看你。”林巧看着他的头发。半年多没见，白了一半。
“爸，你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林大海搓了搓手，“巧儿，那天在东风饭店……爸没说话，是爸对不起你。”
林巧拿着那个布包，站了很久：“爸，我不怪你。可我也不回去住了。以后每个月十号，我给你送十块钱，你自己收着，别交出去。你要是病了，让人给我捎个话。”
“巧儿……”
“我不回去。”
“不是记恨。是回去了，我又得变成那个‘该懂事’的人。”
林大海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走出去十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闺女，然后把手插在兜里，慢慢走远了。
七月底，厂里的机床出事了。那是1974年从东德进口的精密镗床，全县就这一台，全厂的关键件全靠它。
主轴抱死，拆开一看，轴承座磨废了，配件的图纸只有德文的，省里来了两个工程师研究了两天，说这配件的图纸上的公差只有八微米，国内没把握，只能重新向国外订货，周期半年。
厂里急得团团转。
第三天夜里，顾铁生找到了林巧。
“林师傅。”
“怎么了。”
“那台镗床，我能修。”
林巧抬起头：“你说什么？”
顾铁生从怀里掏出一卷纸，纸是旧的，边角发黄，上面画着密密的线条，标着德文和中文两种字。
“我师傅留下的。”他把纸递给林巧，“他叫沈守仁，1957年从省机械厅下放到我们厂，1979年平反回城。他在厂里待了二十二年，这台镗床刚进厂那年，是他带着人装的。这卷纸，是他的笔记。”
林巧把纸展开，第一页上写着：主轴轴承座配合件，加工要点三条。字迹工整，笔画很细。
“我师傅教过我一句话。”顾铁生说，“本事不是拿来显的，是拿来用的。他走的时候让我别声张，说那年月，会得太多的人，遭的罪也多。我就一直没说。”
“现在为什么说。”
“因为厂里那台床子要停了。”顾铁生说，“停了，年底的任务完不成，全厂几百号人的奖金就得泡汤。”
“还有呢？”
顾铁生看着她，顿了顿：“还有……我想让你车这个件……”
“整个厂，能车出八微米公差的人，只有你。”
林巧把那卷纸捏在手里：“行。明天一早，我们去跟冯科长说。”
那个件，林巧车了四天。前两天她在成品库旁边的空屋里试车，车废了两个料。第三天她把刀磨了六遍，把机床的床身重新调了水平。
第四天下午三点，她开最后一刀。顾铁生站在机床旁边，一动没动的看着她动手。最后一刀下去，铁屑打着卷飞出来，一圈一圈，落在托盘上。停机，卸件，上量具。千分尺的读数，差了六微米。
厂里请来的两位省里的工程师围着那个件看了半天，最后那位年纪大的摘了眼镜，说了一句：“这个件，我们做不出来。”
这件事之后，顾铁生的身份在厂里彻底亮了。厂里给他补了个技术员的名分，让他带着修配车间，专门管进口设备的维修。他还是穿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还是抡他的大锤，还是每天在厂门口那棵槐树底下等人。
十月里，林巧和顾铁生去街道办登记结婚。介绍信是厂里开的，单位证明是厂里开的。顾铁生那边只有一张户口本，他母亲早逝，父亲在乡下，家里就他一个人。
登记完那天下午，两个人从街道办出来，走在县城那条老街上，两边是剃头铺、照相馆、副食店，路边有人在打毛衣，有孩子在滚铁圈。
“顾铁生。”
“嗯。”
“你那句‘我添双筷子’，还算数不。”
“算。”
“那走吧。”林巧说，“回家做饭。”
第二年春天，家属楼二单元302的那间屋子里，添了一台缝纫机，一台单卡收录机，都是林巧自己攒钱买的，票是她自己弄的。她一分钱没跟顾铁生要。后来厂里来了新的学徒工，小姑娘二十岁，眼睛圆圆的，干活有股狠劲。有一天午休她坐在机床边上，托着腮问：“林师傅，我听人说你二十四岁退过一回婚。你那时候怕不怕？”
林巧把手里的车刀在床身上磕了磕，铁屑簌簌地落下来。
“我不怕没男人。”她说。
“那怕什么？”
“我怕的是很多年以后回头看，发现自己这辈子全是在替别人活。”
小姑娘没听懂，还想再问，林巧已经拉下了电闸。机床转起来，铁屑打着卷飞出去。她低下头，眼睛贴着刀子，手上的劲儿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后来还有人劝她，说女人这一辈子，忍一忍就过去了。林巧不接这话。她这一路走过来，有人给她递过两个包子，有人替她签过一张申请，有人半夜在她宿舍的窗上钉过一块木板。
可走出东风饭店那一步，是她自己抬的脚。她这辈子只认一个理：懂事是给懂你的人的，不是给拿你当补丁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