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榜上第一个名字被人划了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柳树湾，晒谷场。
姜穗站在土墙前，仰头看那张红纸。
红纸是昨儿后晌贴的，浆糊还没干透，风一掀，边角翘起来一角。
榜上第一个名字，被人用毛笔划了一道黑杠。黑杠上头另起一行，添了两个字——周蔓。
“穗儿，”二婶张桂芬挤过来，压着嗓子，“你笔试九十八，实操缝的那件样衣，评委当场就说好。咋就……”
姜穗没接话。她抬手，指尖在黑杠上蹭了一下。
墨是新的，蹭了一指头黑。
“榜啥时候贴的？”她问。
“昨儿后晌，公社赵干事亲手贴的。”人群里有人答。
“昨儿后晌贴的，今儿天亮就有了划痕。夜里谁划的？”
没人接话。晒谷场上只剩风声。
姜穗把指头上的墨在裤子上擦干净，转身往公社走。
走到公社门口，正碰上一辆吉普车开进来，绿皮的，车头挂着铁牌子。车门开了，周蔓从车里下来。
周蔓二十岁，白，瘦，头发烫过，用一根红绸子扎在脑后。她一抬头，脖子上的银锁就晃一下。
“哟，”她看见姜穗，笑了，“这不是姜家那丫头吗？”
姜穗没笑。
“看榜来了？”周蔓把挎包往肩上一甩。
周围人都不说话了。
周蔓往前走了两步，声音不大，可晒谷场上的人都听得见：“招工这事儿，不是光会缝两针就行的。县棉纺三厂要的是能进车间、能倒班的人。你一个在生产队糊了六年火柴盒的，进去了也跟不上。”
“我糊火柴盒糊了六年，”姜穗说，“是因为我妈有病，我走不开。不是因为我跟不上。”
周蔓脸上一僵。
“笔试九十八，实操第一。”姜穗往前一步，“你呢？你考了多少？”
“我——”
“你根本没考。”姜穗说，“榜上原先那三十个名字，是我和另外二十九个考过的人。你是第三十一个。”
周蔓的脸腾地红了：“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榜在这儿，卷子在公社。”姜穗抬手指了指公社那扇门，“你要是考了，就把卷子拿出来。你拿不出，我就接着往县里问。”
赵干事从公社门里探出头来：“吵啥吵！啊？吵啥！”
“赵干事，”姜穗转过身，“我要查卷。”
“查啥卷！”赵干事摆手，“招工名额是厂里定的，公社只负责贴榜，有啥好查的。”
“名额是厂里定的，那为啥榜上先写的是我，划掉以后添的是她？”
赵干事噎住了。“这事儿，”他半天憋出一句，“你跟厂里说去。”
“行。”姜穗点头，“我这就去。”
晒谷场东头那台拖拉机旁边，蹲着个男人。
他蹲在那儿快一个钟头了，手上全是黑油，正拧一颗锈死的螺丝。裤腿卷到膝盖，左腿上有一道很长的疤。
姜穗走过去的时候，他头也没抬。
“陆大哥。”她喊了一声。
他这才抬眼。二十七八的年纪，脸晒得黑，眉毛很浓，眼睛却很静。
“你听见了？”
“听见了。”
“你说这榜，能不能查？”
男人把扳手往地上一放，站起身。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歪了一下，左腿不太吃力。
他走到墙根，仰头看那张红纸，看了很久。
“榜是昨儿后晌贴的。”他说。
“我知道。”
“划痕是新的。”他伸手，在另一处指了指，“你看这儿。划这一道的时候，笔尖是从上往下走的，墨往下洇。要是昨儿贴的时候就划的，墨早干透了，不会洇成这样。”
姜穗眼睛亮了一下。
“还有，”他又指，“添‘周蔓’这两个字，用的是同一支笔，可墨比划痕淡。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个时候写的。”
赵干事在身后嚷：“一个修拖拉机的，你懂啥！”
男人没理他，冲姜穗说：“你要查，就查两样。一样是卷子，一样是厂里下名额的那张表。表上有日期。要是表的日期在榜前头，那这道划痕就是后添的。”
姜穗把这两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点点头。
“谢了。”
“谢啥。”男人又蹲了回去，重新拿起扳手，“我就是看不惯。”
天擦黑的时候，吉普车要走。
姜穗站在车头前头，两只手插在袖筒里，不动。
“让开。”周蔓在车里喊。
“我不让。”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灰呢子大衣的女人。四十出头，头发盘得一丝不乱，眉毛很浓，右脸颊上有一颗小痣。眉眼跟周蔓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何淑娴。
她上下打量姜穗，从头看到脚，看到那双纳了三层底、前头补了块补丁的棉鞋，眉头就皱起来了。
“你就是姜穗？”
“我是。”
“你爹是姜德山？”
“是。”
何淑娴的眼神变了一下。很快，快得几乎看不出来。可姜穗看见了。
“你妈呢？”
“在家。”
何淑娴沉默了两秒，从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旁边的赵干事：“三十块钱，一袋面粉。让她按个手印。”
赵干事把信封接过去，脸都笑皱了：“哎哟，何同志，这——”
“招工的事儿，到此为止。”何淑娴说，“她一个农村丫头，真进了厂也待不住。”
姜穗看着那个信封。
三十块。一袋面粉。
她忽然笑了。
“我不按。”
何淑娴皱眉：“三十块，够你在生产队干两年。”
“是够。”姜穗说，“可我不要这个名额了。”
周蔓在车里愣住。
姜穗往前走了一步，声音不高，可晒谷场上最后一拨没走的人全听见了：
“这名额我不要了。我要的是你们周家欠我的。”
何淑娴的脸，刷地白了。
“你——你说什么？”
姜穗没答。她转身往回走，走了七八步，又回过头说了一句：
“你们欠我的，我一样一样来拿。今天先记上一笔。”
那天夜里，姜穗在灶屋里点着煤油灯，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匣。
匣子是爹在的时候自己钉的，杉木，上了桐油，角上包铁皮。
她翻开最底下那层，摸出一个用蓝布裹着的小包。蓝布是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她把布展开，里头躺着一块银锁。
锁不大，比拇指盖大一圈，边上有磕碰的痕。正面刻一个字：穗。
她把锁翻过来。背面还有四个更小的字，刻得很浅，得对着灯才看得清——
庚子，周记。
庚子年是一九六〇年，她就是那年生的。可她姓姜。
她把布重新裹上，手指忽然在某个地方停住了。
包被的右下角，缺了一块。
不是磨破的，是撕的。撕口很齐，像有人急急忙忙扯下了一条。
她盯着那个缺口看了半晌，脑子里忽然闪过六年前那个冬天。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爹从水库上被抬回来的时候，浑身湿透，手攥得死紧。她那时候十六岁，跪在炕边，一根一根掰他的手指，掰了半天才掰开。
掌心里是湿的，攥着一截蓝底白花的布条。
她一直没敢问，那截布条是从哪儿撕下来的。
第二章 一九六〇年那个夜里，死婴哭了
第二天上午，赵干事来了。
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捆着那袋面粉，车把上挂着牛皮纸信封，进了院子就喊：“姜家的！姜家的在家不？”
姜穗正在院里绷一块布，头也没抬：“来了就来了，喊啥。”
赵干事把车支好，从怀里抽出一张纸，摊在绷布用的案子上。
“‘本人自愿放弃本次招工名额’。你签个字，按个手印，三十块钱和一袋面粉就是你的。”
纸是新的，字是钢笔写的，很工整。落款日期空着，等着她填。
“赵干事，”姜穗把划粉搁下，“我要是签了这个，往后我再说榜被改了，你就能拿这张纸堵我的嘴。”
赵干事的脸挂不住了：“你这丫头咋这么拧！你以为县棉纺三厂是好进的？周家一句话，你就是进了厂，半个月也得被退回来！”
“周家一句话。”姜穗把这几个字慢慢重复了一遍，“那周家到底是啥人家，能管到县棉纺三厂的招工榜上去？”
赵干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末了压低声音：“县棉纺三厂的副厂长姓周，叫周振国。周蔓是他闺女。明白了吗？”
“明白了。”姜穗点头，“明白了我更不签。”
赵干事一跺脚，把纸收起来：“你别后悔！等你妈的病拖不住了，你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他骑上车走了，面粉和信封到底没留下。
案子上绷着一块白布，是妈裁剩下的，二尺长，一尺半宽。
姜穗捡起划粉，蹲下去，在布上写：
三月廿一，赵干事来。带三十块、面粉一袋，要我签自愿放弃。他说：周振国是棉纺三厂副厂长，周蔓是他闺女。他说：周家一句话，进了厂也得退回来。
她把布叠好，塞进针线笸箩最底下。划粉写的字蹭不掉，除非下水洗。
她爹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嘴说的不算数，落下来的才算数。
“穗儿。”
屋里传来一阵咳。咳得很沉，一声接一声，像要把什么从腔子里掏出来。
姜穗赶紧进去，扶着妈坐起来，给她顺背。
王秀莲四十八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两鬓全白了。她年轻时是柳树湾出了名的裁缝，一把剪刀走得比尺子还准，五年前冬天犯了病，就再没摸过剪子。
“妈，你慢点。”
“没事。”王秀莲喘匀了，看着她，“昨儿那事儿，我听说了。你不该跟周家硬顶。”
“妈，”姜穗把枕头往上垫了垫，“我问你个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
王秀莲的眼神躲了一下。
姜穗从怀里掏出那块银锁，摊在掌心：“这是啥？”
王秀莲看着那块锁，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背面上头刻着‘庚子，周记’。庚子年是一九六〇年，我生那年。我姓姜，为啥我的锁上刻着个周字？”
屋里静了很久。灶膛里最后一块柴塌下去，噼啪响了一声。
“你不是我生的。”王秀莲说。
姜穗没动。
“我知道。”
王秀莲愣住了：“你啥时候知道的？”
“十三岁那年，我在你针线笸箩底下翻见一张纸，上头写着‘抱养’两个字。我一直没问，是怕你难受。”
王秀莲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穗儿，妈对不住你……”
“妈，你先别哭。”姜穗给她擦了擦脸，“你跟我说，我是哪儿来的。”
王秀莲抹了把眼睛，慢慢地说起来。
一九六〇年三月，她在县医院洗衣房做临时工。那年闹饥荒，可产房里还是有人生孩子。
三月十八那天夜里，产房里躺着两个刚生了娃的女人。一个是县中学的老师，叫林婉如，当天申时生了个女儿。另一个是医院的卫生员，叫何淑娴，三天前也生了女儿，还住在院里。
第二天早上，王秀莲去后院收脏布，被一个护士叫住，说有个死婴，让她抱出去埋了。
“我就去了。”王秀莲的手一直在抖，“那孩子裹着蓝底白花的包被，脸都紫了。我抱着往外走，走到后门口，她哼了一声。”
“就那么一小声，跟猫叫似的。我手一哆嗦，差点把她摔了。我把她揣进怀里，用洗衣房的大褂盖着，抱回了柳树湾。”
“包被上绣的字呢？”
“绣在角上，一个‘穗’字。锁上刻的也是‘穗’。她亲妈给她起的名字里，一定有个穗字。我就也叫你穗儿。”
姜穗把包被从木匣里拿出来，摊在炕上。蓝底白花，右下角缺了一块。
“妈，这个角，你记得是怎么缺的吗？”
王秀莲凑近看了看，摇头：“不记得。抱回来的时候是齐的。”
“那就是后来被人撕的。”姜穗把包被折起来，重新放进匣子。
“妈，那个林老师呢？林婉如，她后来咋样了？”
王秀莲的脸色变了：“你别问这个。那个人……早疯了。在咱们村，住了快二十年。”
姜穗的手僵住了。
“住在哪儿？”
“沟那头，守着林场的那个破屋。”王秀莲叹气，“她刚来的时候还认字，教过两年娃娃。后来就不成了，成天在村里转，见着人就说她闺女让人换了。村里人都叫她林疯子。”
姜穗慢慢站起身。
“妈，我给她送过饭。”
“你——”
“去年冬天，我给她送过五回饭。”姜穗的声音有点飘，“她每次都抓着我的手，喊我穗穗。我一直当她是疯话。”
“穗儿！”
姜穗已经出了门。
她跑到沟那头那间破屋的时候，天正晌。屋里黑，一股霉味。
林婉如坐在炕沿上，头发全白了，乱蓬蓬地披着，看着像六十岁。
姜穗站在门口：“林姨，我是姜穗。”
林婉如抬起头，眼睛里没有一点光。
“你耳后头有痣。我今天早上照镜子，才发现我左耳后头有一颗黑痣。你上回抓着我的手，说的就是这个，是不是？”
林婉如没说话。
“你说你闺女让人换了。”姜穗往前走了一步，“你说的是谁？是我的亲妈，还是你？”
林婉如的手抖起来。她抬起手，指了指姜穗的左耳后，嘴唇哆嗦了半天，挤出三个字：
“你……是你的……”
然后她猛地把头一低，再不肯说一个字。
姜穗在门口站到天黑。
回屋的时候，王秀莲已经把炕柜底下的旧藤箱拖出来了。
“你爹的遗物，我一件没扔。我知道你早晚要问。”
藤箱里有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一本卷了边的工分册、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最底下压着一张折了四折的纸，很脆，边上发黄。
抬头印着一行字：平川县水利工程因工伤亡处理表。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
伤亡人姓名那一栏写着：姜德山，四十八岁，柳树湾大队。死亡原因那一栏写着四个字：酒后失足。
姜穗的手指凉了。
她爹不喝酒。姜德山闻见酒味就头晕，一年到头连半杯都不沾。
她再往下看。表格最下面，“现场在场人员”那一栏里，第一个名字是姜德山，被人用横线划掉了。第二个名字还在，可被人用墨水涂得死死的，涂得很用力，墨都洇透了纸背。
只剩下那个字最上头的一小截，露在外面。
姜穗把纸举到窗口，就着最后一点天光，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看。
那一小截，是个“冂”。
是个“周”字的头。
第三章 那锁，我在死人身上见过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平川县城。
姜穗搭大队送公粮的拖拉机进城。副食门市部门口排着队，街口的大喇叭正播通知：今年的布票按人头发放，一人一丈三尺六。
她在一排青砖房前头停下。黑漆木门，门框上钉着一块小木牌：周。
“我找周厂长。”姜穗对门口扫地的女人说。
周蔓从院里走出来，浅蓝的确良衬衫，领子翻得整齐，看见她眉毛一挑：“你还真敢来。这是县城，不是柳树湾的晒谷场。我一句话就能让人把你扭到派出所去。”
“你扭。我就站这儿。”
周蔓扭头冲院里喊：“妈！有人上门找事！”
何淑娴从堂屋里出来，深灰色外褂，头发一丝不乱。看见姜穗，她的脚步顿了一下，也只有一下。
“我当是谁。”她把搪瓷盆往地上一放，“原来是你。”
“何阿姨。”姜穗说，“我问一句话。”
“问什么？”
“县棉纺三厂下招工名额那张表，日子是三月十二，还是三月二十？”
何淑娴的脸色沉下来：“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榜是三月十九后晌贴的。厂里的表要是三月二十才下，十九号的榜上就不可能有第三十一个名字。可划掉的是我的名字，添上去的是您闺女的。卷子在公社档案柜里锁着，我要看，早晚能看着。”
何淑娴盯着她看了两秒，忽然笑了，那笑很淡，也很冷。
“你妈是不是病了？柳树湾的人都说她熬不过今年。回去好好伺候你妈，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我不要钱。我要个说法。”
何淑娴弯下腰，端起地上那盆水。
姜穗没躲。
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三月里的水，冰得骨头缝都疼。她的头发贴在脸上，蓝布包从怀里滑出来，掉在台阶下。
“滚吧。”何淑娴把空盆往地上一撂，“再让我看见你，我让人打断你的腿。”
姜穗蹲下去捡那个蓝布包。她蹲得很慢，水顺着下巴往下滴，砸在青砖上。
堂屋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四十五六岁，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手腕上戴着一块表，手里端着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缸。
姜穗抬起手，把湿透的头发往耳后别了一下。
男人看见她左耳后那颗黑痣。手里的搪瓷缸掉在地上，缸盖磕开，水泼了一地。
“老周？”何淑娴回头。
周振国没应声。他盯着姜穗的耳后看了很久，久到何淑娴又叫了他一声，才猛地回过神。
“你——”他的声音哑了，“你叫什么名字？”
“姜穗。”
“你妈是谁？”
“柳树湾，王秀莲。”
“你今年多大？”
“二十。”
何淑娴的脸色这时候才真正变了。她几步跨过来抓住周振国的胳膊：“老周，你回屋去。”
“爸！”周蔓喊了一声。
周振国像被这一声喊醒。他弯下腰捡那个搪瓷缸，手抖得捡了两回才捡起来。
“没啥事。这丫头……长得像我一个远房亲戚。”
何淑娴立刻接过话：“听见没有？远房亲戚。没事了，回去吧。”
她转过身冲姜穗，声音压得很低：“你要是再敢上这个门，我把你在柳树湾的那点根底全刨了。你妈病着，你那个疯子林姨也病着。你想清楚了。”
姜穗把包被重新裹好，塞回怀里。“我想清楚了。我从今天起，不来了。”
“你们欠我的，”姜穗转身往外走，“换个地方拿。”
她走出那条巷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昏黄，罩着一层灰。她浑身湿透，三月的风一吹，牙齿开始打架。
巷口停着一辆二八大杠。车边上蹲着个男人，正在抽烟。看见她出来，他把烟头摁灭，站起身。
“陆大哥？”
“我猜你会来。赵干事喝多了跟人吹，说棉纺三厂的周副厂长家住西街青砖房。”
“上车。”
“我不会坐。”
“扶着我肩膀。”
姜穗扶着他坐上后座。车往前蹬了两下，她怀里的蓝布包滑了一下，掉在地上。
陆铮停下车，弯腰把包捡起来：“这里头是啥？”
“一块银锁，一条包被。”
她把布解开，就着路灯摊开给他看。包被右下角缺了一块，银锁躺在上头，正面刻着一个字：穗。
陆铮的手停住了。他盯着那块锁看了整整三秒。
“这锁，我在死人身上见过。”
姜穗浑身一僵。
陆铮从口袋另一边掏出个铁皮盒，饼干盒大小，边上生了锈，锁扣坏了，用麻绳缠着。
他解开麻绳打开，里头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张纸，折成四折，纸边发脆。他展开递到姜穗面前。
抬头印着：平川县水利工程现场在场人员登记表。
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夜班。
第一栏：姜德山，四十八岁，柳树湾大队，抬石。
第二栏：周振国，四十一岁，县棉纺三厂，带工。
姜穗的手抖起来。
“这是……”
“第三联，复写页。底册三份，交上去的那份，第二栏被涂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
“因为那天晚上，登记是我填的。”
“我是那个工地的民兵班长。那天夜里坝口漏了，姜德山下去堵，再没上来。第二天早上，工地上说是他喝酒脚下滑了。”
“我爹不喝酒。”
“我知道。我下去拉他的时候，闻到的是水腥味，不是酒味。我下去晚了半步，只抓到他一只手。他手里攥着一截布条，塞进我手里，说了三个字——找穗穗。”
姜穗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陆铮从铁皮盒里拿出第二样东西。
一截布条。蓝底白花，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
姜穗抖着手把包被摊开，把布条往右下角那个缺口上一比。
纹路对上了。花对上了。撕口也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是同一块布。
“还有一件事。这张表上本来有三个人。”
他把纸翻开，指着最下面一行。那一行也被墨水涂掉了，涂得比上头更狠，墨把纸背都洇穿了。
“那一行原本是我的名字。”
他扶着车把，左脚在地上撑住身子。那条从膝盖划到脚踝的疤，在昏黄的光底下清清楚楚。
“那天夜里我在坝上，让人从后头推了一把。我摔下去，腿废了。他们报上去说我擅离职守、伤后逃跑，我背了处分，档案也跟着废了。县里没人敢用我，我就在农机厂做临时工。”
“他们以为我也死了。”
姜穗捏着那张纸，捏得指节发白。
“陆大哥。名单上第二个人，叫周振国。”
“是。”
姜穗把纸举起来，就着路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我找了二十年的亲爹，”她说，“就是那个把我爹推下坝口的人？”
陆铮低头看着她。
“你先别急着下这个结论。名单只能证明他在场。”
“在场就够了。”
“不够。你要掀这块石头，光靠在场不够——得有出生证明，得有接生记录，得有签字。一九六〇年的东西不好找。”
“那就找。”
风又吹过来。姜穗把湿透的袖子拧了一把，抬起头。
“我爹攥着这截布条死的时候，是想让我知道一件事。他知道我是谁。所以他们才要他死。”
陆铮沉默了很久，把车蹬过来，脚撑子踢下去。“上车。”
姜穗坐上后座。车往前走，链条咔咔响。
走到城边那道坡，陆铮忽然开口：“你刚才说，他们欠你的换个地方拿。想好在哪儿拿了吗？”
“想好了。”
“哪儿？”
“在他们最舍不得的地方。”
第四章 八级工
姜穗病了三天。
那盆水浇得太狠。她躺在炕上烧到三十九度，迷迷糊糊地说胡话，喊的都是“爹”。
第四天早上，她自己爬起来了。
王秀莲坐在炕沿上抹眼泪：“穗儿，咱不弄了行不行？妈怕。”
“妈。”姜穗把头发梳起来，用一根布条扎住，“我不弄，你这病就没钱抓药。我不弄，我爹就白死了。”
姜穗从针线笸箩底下抽出那块划粉布，塞进包袱，又从木匣里拿出包被和银锁，用油纸包了三层。
“妈，这匣子你先替我看着。我进城。”
县农机修配厂在县城最东头，挨着砖窑。姜穗到的时候刚过晌午，厂门口围着一圈人。院子里停着一台柴油机，缸盖拆开了，零件摊了一地，三个老师傅蹲在旁边抽烟，谁也不说话。
“卡三天了。厂里刚从外地调来的，说是个好东西，结果一开就趴窝。县里等着它带水泵浇地呢。”
“修不好？”
“修不好。图纸都没带全。”
姜穗在人堆里看见了陆铮。
他站在最外圈，双手插在裤兜里，没往前挤。她挤过去：“陆大哥。”
他扭头：“你病好了？”
“好了。”姜穗把包袱往肩上一甩，“我问你个事。你说一九六〇年的接生记录不好找。那要是找着了，你打算怎么办？”
陆铮看着她。
“我先把话说明白。我要的不是一句道歉，也不是回周家当什么千金。我要三样东西：第一，我爹的死因，白纸黑字改过来；第二，我妈的病，得有钱治；第三——”
她停了一下。
“害我爹的人，得下去。”
陆铮的眼睛里有东西动了一下。
“你要的这三样，”他说，“够把周家连根拔了。”
“那就连根拔。”
“你想清楚了，拔的时候会连着你自己的肉。”
“我身上的肉，我认。”
陆铮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行。我帮你找一九六〇年的记录。我有个老战友在县医院总务科管库房，旧册子都在他那儿堆着，我托他翻。”
“条件呢？”
“我的档案。我背了三年处分，档案袋上写着‘擅离职守、伤后逃跑’。这八个字不摘，我这辈子就是个临时工。”
“我怎么帮你摘？”
“你不是会记账吗。你把一九七六年那事儿从头到尾捋一遍，哪天哪夜、谁在场、谁签的字、谁涂的墨，全写下来。写得越细，人家越容易看出破绽。”
姜穗点头：“成交。”
这时候院子里一阵骚动。
“让开让开！马厂长来了！”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从办公室里冲出来，脸上全是汗：“今儿再修不好，县里就要派人来拉机器了！咱厂的脸往哪儿搁！”
陆铮从人堆里走出去。他走得不快，左腿还是有点拖，走到那台柴油机跟前，蹲下去看了一眼缸体。
“让一下。”
“你谁啊？”一个老师傅抬头，“临时工，你也懂这个？”
陆铮没答。他伸手在缸体的一个位置上摸了一把，又摸了一把。
“给我一把十七的扳手，一壶柴油，一块破布。”
没人动。
“给他。”马厂长喊。
接下来的半小时，院子里没人说话。陆铮蹲在地上拆下一个小零件，用破布蘸柴油擦了三遍，又用指甲抠出一道被油泥堵死的槽。他把它装回去，拧紧，站起来。
“试试。”
有人去摇摇把。柴油机喘了两声，突突突地响起来，越响越稳，最后转成一片均匀的轰鸣。
马厂长冲过来抓住陆铮的手：“你小子是哪个厂调来的？！”
“我没调来。我是本厂的临时工。”
“临时工？”马厂长回头就喊，“老刘！把人事那本册子拿来！”
人事干事跑过来，翻开册子念：“陆铮，一九五二年生，一九七〇年入伍，一九七七年九月复员。原省农机公司八级钳工。因伤复员，档案随转，定级未定。”
马厂长的脸涨红了：“八级工？！你在我厂里搬了两年半铁疙瘩，拿的是临时工的工钱？”
“我档案上有处分，没人敢定我的级。”
“放屁！”马厂长一拍大腿，“八级工是技术等级，跟处分是两码事！我今天就给你定！”
他从人事干事手里抢过笔，在册子上刷刷写了几行，又抬头冲着满院子的人喊：“都听着！陆铮同志从今天起是本厂正式职工，技术八级，月工资六十二块五！这个月就按六十二块五开，明天发！”
院子里又是一片嗡嗡声。
姜穗在人堆外头看着他，忽然想起他第一天在晒谷场说的那句话——我就是看不惯。
第二天，姜穗在县城副食门市部的墙根底下摆了个摊。
一张矮凳，一块木板，木板上摊着她妈留下的那把剪刀、一个针线笸箩、一把软尺。木板前头立着一块硬纸壳：改裤腰三毛，换拉链三毛，做的确良衬衫加工八毛，缝裤脚补补丁两毛五。
这个位置不是随便挑的——它斜对着县工商所的大门。她昨天下午去登了记，交了一毛钱登记费，领了一张盖红章的纸。
下午四点收摊。她把一天的钱摊在手心里数：改裤子三条，九毛。做一件的确良衬衫，八毛。缝裤脚、补补丁六处，一块五。一共三块二。
在生产队干一天，十分工，年底分红折下来也就两毛多。她这一天，挣了生产队半年的。
第二天下午，周蔓来了，带着两个人：一个是棉纺三厂保卫科的，一个是街上的混混。
“就是她。”周蔓站在摊前，“无照经营，投机倒把。”
姜穗抬起头：“你说无照？”
“你有照吗？”
姜穗把手伸进木板底下的石头缝里，抽出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摊在木板上。
“县工商所，临时经营登记。登记日期，三月二十六，昨天。登记人，姜穗。经营范围，服装来料加工。有效期，三个月。”
周蔓的脸僵住了：“这……这不可能！”
“你昨天下午来查过，是不是？你来查的时候，我在柜台前头填表。”
“你——”
“周同志。”姜穗站起来，“我这儿是登记过的合法经营。你带人来掀我的摊，是要闹哪样？”
那个保卫科的人脸色变了，往后退了一步。
“我没掀！我什么时候说要掀了！”周蔓急了。
“你没掀，是因为你还没来得及。不过你踩了我的剪刀。”
所有人低头看。周蔓脚底下，那把剪刀断成了两截。
“这把剪子是我妈用了二十年的。德国钢，一九五六年从县供销社买的，发票还在。作价五块。”
“五块？！”
“要不然咱去工商所说。”姜穗抬手指了指街对面，“李干事这会儿应该在。”
周蔓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她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摔在木板上，扭头就走。
走出十几步，她回头喊了一句：“姜穗，你别得意！”
姜穗没抬头。她蹲下去，把那两截断了的剪刀捡起来，用布包好，放进笸箩。
“我不得意。我今天挣了三块二，我明天还来。”
当天晚上，陆铮骑车到柳树湾，站在院门口没进来。
“一九六〇年的册子有眉目了。我战友翻出来了，一共七本，摞在库房最里头，上头全是灰。”
姜穗的眼睛亮了。
“不过——”陆铮压低声音，“今天下午，周家派人去了柳树湾。”
“干什么？”
“打听你妈。打听她年轻的时候，在县医院干过什么活。”
第五章 三百套工装
一九八〇年四月，姜穗接到了第一笔大单。
单子是她自己上门要来的。
那天她在门市部墙根下改一条裤子，客人是棉纺三厂细纱车间的女工孙巧云。改完了，孙巧云随口说：“厂里要换工装了，三百套。上头定的样式太费布，一人一身得六尺半，一直拖着。”
姜穗把手里的活停下：“六尺半太费了。同样的样式我能省到五尺四。三百套，一套省一尺一，三百三十尺。涤卡布一块八一尺，省五百九十四块。”
“你……你会算账？”
“我记了六年工分账。”
第二天，姜穗带着一件样衣去了棉纺三厂后勤科。
样衣是她熬了两个晚上做的，布是从废品站论斤称来的碎布头，一块二一斤，买了四斤。口袋拼了三种深浅不一的蓝，领口压了一道明线，腰身收了两分。
后勤科的王科长把样衣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样子是好样子。可这是碎布拼的，三百套要一个色，就得整批布。”
“整批布我也做。口袋能不能用碎布拼？一个色太闷。拼色好看，还能用掉厂里裁剩的边角料，每套再省两寸。”
王科长又算了一遍，眼睛亮了：“加工费怎么算？”
“来料加工，一套九毛。我不出布，只出工。”
“你要是敢接，我给你三百套。”
“我接。”
“可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批工装归后勤管，验收单要厂办盖章。厂办归周副厂长管。”
“我接的是活，不是人。”
缝纫组是四月末在姜家的院子里成立的。姜穗把院子扫干净，支起两块门板当案子，墙上贴了一张大纸：第一天裁剪，她一个人裁，裁完编号；第二天到第十天缝制，每人每天二十五套；第十一天验货，第十二天交货。
“凭啥你裁？”李招娣问，“裁是轻活。”
“裁错了，三百块布全废。我裁坏一件，我赔。”
“工钱怎么算？”
姜穗把算盘放到门板上，拨了三下。
“三百套，加工费二百七十块。做活的六个人，每套七毛，一共二百一十块，一个人三十五块。我每套拿两毛，一共六十块。线十三块、机针五毛、划粉三毛、送货的车钱四块，一共十七块八，从我那份里出。我最后落四十二块二。”
“你拿得最少。”赵金凤说。
“活是我找的，样是我打的，布是我裁的，验货是我验的，送货也是我送。出了事也是我一个人担。你们只管踩机子。”
“那要是厂里不给钱呢？”
“给不给，我先垫。”
李招娣站起来：“我干。”
“我也干。”
“算我一个。”
五月十九，三百套工装做完了。
姜穗把它们摞在门板上，一件一件过验，一寸一寸地量领口、袖口、裤脚，量完在内侧的编号布标上打个勾。三十六号袖口差了半分，她拆了重缝；一百七十七号明线歪了，她也拆了重缝。验到第二百一十九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点着煤油灯接着验。
第二天上午，货送到了棉纺三厂。验收的是厂办的人，不是王科长。
那人把三百套工装翻了两遍，最后抽出一件，捏着领口说：“领口尺寸差半寸。不合格。”
“编号多少？”
那人翻了翻布标：“八十六。”
姜穗从包袱里抽出纸夹翻开。
“八十六号，尺寸单上记的是领围一尺二寸五，厂里给的规格表也是一尺二寸五。我裁的时候放了一分缝头，成品一尺二寸四。您量的是缝头还是成衣？”
那人不说话了。
“另外——这是样衣确认单，四月二十六，王科长签字确认，上头写的是‘按此样衣验收’。您要是不认，咱现在就去请王科长来。”
“还有，三百套每套内侧都有编号布标，一共三百个号，一个不重。您要是不放心，咱现在当着厂办的面一件一件量。”
厂办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王科长就是这时候过来的，他拿起那件八十六号自己量了一遍，抬头冲厂办的人说：“合格。盖章。”
章盖了。王科长把验收单递给姜穗，压低声音说：“丫头，你这心眼，比针还细。”
三天后，钱到账了。
姜穗在院子里发钱。六个人，一个人三十五块，一张一张数清楚，当场按手印。李招娣攥着那三十五块钱，哭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才三百套。下回是五百套。”
她把剩下的四十二块二，数出三十块，交给王秀莲。
“妈，抓药。”
王秀莲的手抖着，不肯接。
“妈，你先活着。”姜穗把钱塞进她手里，“你活着，我才有家。”
那天夜里，陆铮照例骑车送她回村。两个人走在沟边那条土路上，月亮很亮。
走了半里地，陆铮忽然开口：“你想知道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吧。”
“我下去的时候，坝口已经漏了。水从石头缝里往外喷，姜德山正拿身子堵。我抓住他一只手往上拽，拽到一半，听见上头有人喊了一声。”
“喊什么？”
“喊的是‘姜德山你上来’。然后他把我推回水里，自己爬上去了。”
“他为什么上去？”
“因为喊他的人，是他认识的人。”
姜穗站在月光底下，一动不动。
“看清楚了？”
“没看清。坝上挂着两盏马灯，一晃一晃的，我只看见一个人影，穿一件深色长大衣，下摆到膝盖。”
“我爹上去之后呢？”
“我被人从后头推了一把，摔下去，腿就废了。等我醒过来，已经在县医院的走廊上。”
月光底下，姜穗的脸白得像纸。
“那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名单上第二个名字是周振国，可名单是登记表，不是现场。真正把人推下去的那只手，我看不见。”
“那你就想办法看见。”
“我在想办法。我战友在县医院库房帮我翻册子，顺手翻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急诊记录。翻到一张：十一月十四凌晨三点，急诊收了一个人，姓名栏是空的，只写了‘中年男性，头部外伤，溺水’。送医人一栏，签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
“周记。”
“那就对了。”她说。
那天夜里她回到家，院子里站着一个人。灰呢子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
何淑娴。
她背对着院门，正跟屋里的王秀莲说话，声音很低，可夜静，姜穗站在院门口，一个字一个字都听见了。
“……大姐，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病着。”
“你是谁？”王秀莲的声音发虚。
“我姓何。一九六〇年，你在县医院洗衣房做过临时工吧。”
屋里没有声音了。
姜穗一步跨进院子：“何阿姨。”
何淑娴转过身。月光底下，她的脸很平静。
“这么晚了还在外头跑。你妈病着，你不多陪陪？”
“我妈病着，我陪着。您这么晚了，跑到我们柳树湾来陪她？”
“我也是一片好心。听说你弄了个缝纫组，挣了钱。你妈这病县医院能治，床位我熟，我给你安排。”
“您费心了。”
“不费心。”何淑娴往前走了两步，经过姜穗身边时脚步慢了一下，压低声音，只说了六个字：
“别翻六十年的事。”
姜穗站在原地，没回头。
等她回过神，院门外只剩自行车碾过土路的声响。
屋里传来王秀莲的咳嗽。一声接一声，这一次，咳出来的东西是黑的。
第六章 剪断那只袖子
陆铮打了一把剪刀。
用的是农机厂废掉的弹簧钢，他在砂轮上磨了三个晚上。刀刃开得薄，把手缠了布条。他把剪刀递给姜穗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说。
姜穗接过来合了两下。
“响得不脆。”
“脆的容易崩。你剪的是布，不是铁。刃口要吃得住软劲。”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剪刀的？”
“八级工不是白叫的。”
她把剪刀插进腰后的布带里。从那天起，这把剪刀再没离过身。
一九八〇年九月，王秀莲到了最后的时候。
姜穗攒了一百二十七块。她没去找何淑娴安排的那张床位，托陆铮的战友把妈送进了县医院西边那排旧病房，一天六毛钱床位费，药另算。
王秀莲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
九月十七那天下午，她忽然精神了些，把姜穗叫到炕边。
“穗儿，你把我扶起来。”
“那年三月十八夜里下雨。我抱你回来的时候天还没亮。走到村口碰上早起拾粪的姜守业，他问我怀里抱的啥，我说捡了个娃。”
“头一年我连门都不敢出，怕有人来要。没人来。可第三年秋天，村里来了个女的，上头说是下放劳动的，安排在林场那间破屋。”
姜穗的手一紧。
“林婉如。”
“是她。她来的那天村里人都去看，我也去了。她隔着人堆一眼就看见了我怀里的你，冲过来一把抓住襁褓，喊了一句‘这是我闺女’。村里人把她拉开，说她疯了。她被拉走的时候一直回头看你，眼睛都直了。”
姜穗闭上了眼睛。
“从那天起，她就不成了。”
“妈，”姜穗睁开眼，“我再问你一件事。你抱我走的那个早上，在医院后院，看见什么人了吗？”
王秀莲想了很久。
“有。一个女的，穿白大褂，站在后院台阶上。她看着我抱着你往外走，没喊，也没拦。”
“她长什么样？”
“年轻，二十来岁。我那时候心里慌，只记得她眉毛很浓，右边脸颊上有一颗小痣。”
姜穗记起来了。何淑娴今年四十三岁，眉毛还是那么浓，右边脸颊上有一颗小痣。
“还有一样东西，我一直没敢跟你说。”王秀莲把手往被子底下摸，摸出一个用红线扎着的小纸卷，纸都脆了，“这是我在包被夹层里摸出来的，你三岁那年。我看不懂上头写的啥，就藏起来了。”
姜穗接过来，小心地展开。是一张窄窄的纸条，字迹很清秀：
吾女穗穗，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申时生，六斤八两。母林婉如。
姜穗捏着那张纸条，一动不动。
“我爹……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我怕他知道你不是咱家的娃，就不要你了。”
姜穗把纸条贴在脸上。
“不会的。”
那天夜里，王秀莲走了。
走得很安静。最后一刻，她抓着姜穗的手，说了三个字。
“别……恨。”
姜穗坐在炕沿上，坐到天亮。
她没哭。
第二天，她去大队部报了丧。姜守业叹了口气，批了半方木头，又让队里出两个人帮忙挖坑。
第三天出殡。柳树湾的风俗，出殡要摆一碗饭。姜穗蒸了一碗小米饭，饭上插一双筷子，摆在灵前。
来的人不多。二叔姜德海、二婶张桂芬、姜小满，缝纫组的六个姑娘，还有几个邻里。
快到晌午的时候，院门外停了一辆吉普车。
周蔓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新做的浅蓝的确良衬衫，袖口收口，布料挺括，手里提着两包点心，进门就往灵前的桌子上一放。
“姜穗，节哀。我们家的一点心意。二十块钱，两包桃酥。”
姜穗跪在灵前，没回头。
“拿走。”
“你说什么？”
“我说拿走。”姜穗站起来转过身，“我妈活着的时候，你们没来看过她一回。她死了，你来上心意？”
周蔓的脸沉下来：“你别不识抬举。”
“我是不识抬举。我妈一辈子没吃过桃酥。她最后那三个月，一天要咳上百十回，我给她熬的梨水，一个梨二分钱，一天舍得买两个。你这二十块钱，是从哪儿来的？”
“是你们周家的钱。”姜穗往前走了一步，“我妈的命，就值二十块钱和两包桃酥？”
院子里的人都不敢出声。
周蔓被逼得退了半步，脸上的血色全没了，忽然恼羞成怒，抬手把桌上的点心往地上一扫。
“好！我好事做到底，你不要拉倒！”她指着姜穗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生产队的丫头，死了妈连口棺材都置不起，靠队里批木头！你摆什么谱！”
桃酥滚了一地。姜穗看着地上那两包点心，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从腰后抽出那把剪刀。“咔”的一声，院子里所有人都僵住了。
姜穗走到周蔓跟前，抬起剪刀，从周蔓的左袖口开始剪。剪刀走得很稳，顺着袖笼一路往下，剪到肩线，再一转，整只袖子就掉了下来，落在地上。
周蔓低头看着自己光着的半边胳膊，整个人都傻了。
“你……你敢——”
姜穗把剪刀合上，“咔”的一声。
“这是我妈的剪刀。她剪了二十年布，没剪过人。”
她把剪刀举起来，让院子里所有人都看清。
“今天我替她剪一次。这条袖子，是我妈那二十年的工钱。你在县城穿一件新衬衫，做工八毛。我妈做一件，也是八毛。你身上这件，顶她三天的活。”
“你踩断她那把剪子的时候，赔了五块。”姜穗把剪刀收回腰后，“这五块，我到现在没花。今天这条袖子，我剪了，不赔。”
周蔓的脸涨成了紫红色，捂着半边胳膊往门外跑。
“姜穗！你等着！你等着！”
她跑到院门口，撞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全白了，乱蓬蓬地披着。
林婉如。
周蔓嫌恶地一把推开她：“哪来的疯子，滚开！”
林婉如被推得踉跄了一下，站稳了，抬起头，看见了姜穗。
她慢慢走过来，走到灵前看了一眼那碗小米饭，然后转过身。她的眼睛在那个瞬间忽然不浑了。
“穗穗。”
整个院子死一般安静。姜穗的呼吸停住了。
林婉如抬起手，指了指姜穗的左耳后。
“你耳后有一颗黑痣。”她的声音很轻，可院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三月十八申时，六斤八两。我的女儿，耳后有一颗黑痣。”
她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抖起来：“你不是姜家的孩子。你是我的女儿。”
姜穗站在原地，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林姨——”
“你叫我什么？”
姜穗张了张嘴。那个字她喊了二十年，可这二十年里，没有一次是这么喊的。
“妈。”
林婉如的手抖得厉害。她伸手摸到姜穗左耳后那颗痣，整个人抖得像片叶子。
“是我的。是我的。”
她猛地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起来。咳了很久。等她直起腰，眼睛里的那点光，又散了。
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看了看那口棺材，看了看姜穗，什么都没认出来，转过身慢慢往门外走。走到院门口，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姜穗一眼。
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姜穗手里。
是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包了三层，油纸都发脆了。
姜穗抖着手拆开，里头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她展开一个角，先看见的是落款那一行字。
婉如。六〇年三月十九。
第七章 娘的字据
林婉如写的那封信，姜穗读了十七遍。
信纸是毛边的，折了四折，字迹被水洇过又干了，可每一笔都认得出来。
妈：
孩子被换了。
昨夜申时我生下女儿，六斤八两，左耳后有一颗黑痣。同产房何淑娴，三日前生女，四斤二两。今晨我醒来，怀中婴儿耳后无痣，分量也轻。我喊医生，无人理我。何淑娴说我产后胡言。周振国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
他们说我女儿没了。可我知道她没死。
妈，我没疯。
婉如
六〇年三月十九
姜穗把信纸放在桌上，旁边摆着三样东西。
一样是王秀莲留下的那张窄纸条：吾女穗穗，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申时生，六斤八两。母林婉如。一样是那块银锁。一样是她自己抄下来的一张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夜在场人员登记表，第二栏：周振国，四十一岁，县棉纺三厂，带工。
她拿起铅笔，在工分本背面开始写。她写得很慢。
第一条：我是谁。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申时，林婉如生女，六斤八两，左耳后有痣。同日，此女被宣布“先天窒息死亡”，处理人签字：何淑娴。同日，王秀莲从医院后院抱回一名女婴，包被绣“穗”，内藏庚子年周家所打银锁一枚。此女即我。
证据三件：出生纸条、银锁、林婉如亲笔信。三件互不相干，可三件说的是同一件事。
第二条：周蔓是谁。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何淑娴生女，四斤二两。林婉如三月十九晨醒来，怀中婴儿四斤二两上下，耳后无痣。此女即周蔓。
证据一件：接生登记簿三月十五那一行。
第三条：谁动的手。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凌晨，值夜者何淑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夜，坝口在场者周振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凌晨三时，县医院急诊收治无名溺水伤者，送医人栏签“周记”。
证据两件：登记表第三联、急诊记录。
写完她从头看了一遍，纸上还空着一行。她想了很久，写下第四条：还缺什么。
缺两样。一样是一九六〇年接生登记簿上三月十八那一行的原件——林婉如的信和出生纸条都是她一手的东西，周家可以说这是假的，登记簿是医院公家的册子。一样是周振国自己开口。
姜穗把工分本合上。这两样，一样靠陆铮，一样靠她自己。
接生登记簿是十月末找到的。
陆铮的战友姓吴，在县医院总务科管库房。他翻了三个晚上，在一堆准备当废纸卖掉的旧册子里翻出一本蓝皮硬壳簿，封皮上写着：平川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接生登记簿，一九六〇年。
陆铮把簿子送到柳树湾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姜穗在灯下翻到三月那一页。
三月十五，产妇何淑娴，女，四斤二两。婴儿处置一栏空着。产妇姓名那一格被指甲刮掉了一小块，纸都毛了。
三月十八，产妇林婉如，女，六斤八两。婴儿处置那一栏原本印着“存活”两个字，被人用钢笔划掉，在旁边另写了六个字：先天窒息，死亡。
六个字底下有一行小字：处理人，何淑娴。
姜穗的手指按在那六个字上，按了很久。
“这就够了。”陆铮站在门口说。
“不够。这六个字是她写的，她可以咬死不认，说是别人写的。”姜穗说，“我还得让这块锁开口。”
第二天，姜穗带着银锁进了县城。南街有家银匠铺，开了三十多年。掌柜的姓崔，六十多岁，眼睛花了，手上的功夫还在。他把锁凑到窗口亮处看了一阵。
“这是剔地錾。”他说，“就是把字周围的底子剔下去，让字鼓出来。一九七〇年以后县里的锁都是机压的，底子平，边口圆。你这块边口是方的，底下有錾子走过的痕。”
“什么时候打的？”
崔掌柜把锁翻到背面：“上头刻着呢。庚子，就是一九六〇年。”
“您记得是谁来打的吗？”
“记得。”老头眯起眼，“那年闹饥荒，打锁的人少。是个姓周的老太太，坐驴车来的，说是给长孙女打长命锁，要刻一个‘穗’字。我问她穗是啥，她说，粮食的穗。”
姜穗的呼吸停了一下。
“崔掌柜，我要是有一天请您当着人的面把这些话再说一遍，您肯吗？”
老头看了她一眼：“丫头，我看你面熟。你是不是柳树湾姜家的？”
“您认识我妈？”
“她年轻时在县城给人做过三年活，”崔掌柜笑了，“手上的剪子走得比我的錾子还准。”
“去吧。”他摆摆手，“哪天要我说话，托个口信。”
那天夜里，姜穗把工分本翻到最后那一行。她把“接生登记簿”划掉，改成：已得。剩下那一条是：周振国自己开口。她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陆大哥，”第二天她见到陆铮，“我要是今天就拿着这些东西去告，会怎么样？”
陆铮想了想：“一九六〇年的事隔着二十年。何淑娴可以说林婉如疯了，疯子写的东西不能作数。银锁可以说是捡的、买的。登记簿上那六个字，她可以咬死不认。你手上最有分量的是一九七六年那张表，可那张表上只有名字，没有手。”
“所以我不能告。”姜穗说，“我要让他自己走过来。”
“怎么走？”
“周振国这辈子最看重三样：他的位子，棉纺三厂的帐，他这个家。”
“不。我去动他的帐。”
十一月初，姜穗做了一件让柳树湾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她把缝纫组六个人叫到院子里：“从下个月起，咱们不接零活了。”
“不接零活接啥？”
“接厂的活。县棉纺三厂一年两批工装，三百套一批，五百套一批，加起来八百套，另外还有劳保手套、围裙、袖套。这活我算过，做得下来。”
“可那是周家的厂。”李招娣的声音低下去，“周厂长能把活给你？”
“凭啥？”
姜穗把那把剪刀从腰后抽出来，放在门板上：“凭他不认得我。”
十一月初八，姜穗进了县棉纺三厂的厂办。她穿了件自己做的深蓝罩衫，头发梳得整齐，怀里抱着一个纸夹，里头是她做的三本册子。
一本是成本核算：八百套工装，用布、用工、用线，一项一项列到分。一本是样品册：十种拼色样式，每种都贴了布样。一本是工效表：八个人，十二天，八百套，每天每人做多少，写到件。
厂办在二楼最里头。姜穗敲门进去，周振国正坐在桌前看文件，四十五岁，头发梳得整齐，左手腕上那块表还在。
他抬起头：“你是——”
“周厂长。我姓姜，柳树湾的姜穗，缝纫组的负责人。”
周振国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没认出她。那天在他家门口被一盆水浇透的丫头，跟他隔着一张办公桌、一件干净的罩衫、一层二十年的灰。
“什么事？”周振国翻开第一本册子。
“我来跟您谈一笔生意。”
周振国翻了两页，眉头动了动：“这套成本核算，谁教你做的？”
“我自己。”
“你念过几年书？”
“七年。”
周振国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姜穗站在桌前，两只手垂着，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她把右手抬起来，放在桌面上的时候，指头缝里夹着一样东西。她把它轻轻放在周振国的文件夹旁。
一块银锁。正面刻着一个字：穗。
“周厂长，”姜穗说，“您见过这个吗？”
第八章 第七号执照
周振国看着桌上那块银锁，看了大约五秒钟。他脸上一点没变，可放在桌上的左手，指头蜷了一下。
“哪来的？”
“我妈留给我的。说是庚子年打的，那年是一九六〇年。”
“你妈是？”
“柳树湾，王秀莲。”
周振国的手指又蜷了一下。
“我不认得这个。”他抬起头，把银锁往姜穗那边推了推，“你收起来吧。”
“是。”姜穗把锁收回手心，“那笔生意——”
周振国把三本册子重新翻开看了一遍。成本核算那一本，他看了整整十分钟。
“八百套，用布比厂里原定的方案省三百二十尺？”
“三百二十四尺。”
“为什么能省？”
“排料。厂里原来一套一套裁，我排的是套裁，大号和小号配着排，袖片和身片错着排，碎料做口袋和领衬。布是死的，排法是活的。”
“你今年多大？”
“二十。”
周振国沉默了一下：“你这活，厂里要是给你，一年能省多少钱？”
“布上省五百八十三块。加工费我按八毛五一套收，比外面便宜五分，八百套又省四十块。加起来一年能省六百二十三块。”
周振国把册子合上。
“你明天来后勤科办手续。别急着谢——你这缝纫组是生产队的副业，没有正式名义。厂里的活要开正式单据，你得出个章。”
姜穗从纸夹里抽出一张纸放在桌上：“柳树湾大队副业加工组，一九八〇年十月大队部批的，姜守业书记签字，队里盖章。我们挂靠在大队副业队，每套工装交大队两分钱管理费。”
周振国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你连这个都想好了。”
“我干了六年工分账。嘴说的不算数，落下来的才算数。”
他低下头在手续单上签了字。笔尖顿了一下，那一竖拖出一点歪。姜穗看见了。
她收起单据，转身往外走。
“姜穗。”周振国在她身后说了一句。
她站住。
“你妈，”他的声音有点哑，“叫什么名字？”
“王秀莲。”
“不是。我是问，你亲妈。”
姜穗没有回头：“我不知道。我妈把我抱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
她推门出去了。
门关上以后，周振国拉开抽屉，摸出一个铁皮烟盒，里头没有烟，只有一张对折的纸。展开是一张老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婉如与穗穗，六〇年三月。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末，平川县办了第一届服装裁剪比赛，姜穗是唯一一个从生产队来的。
缝制那一场，十七块碎布头拼了件小褂子，四个小时，第一个交活。有人说投机取巧，地区下来的老师傅把衣服举起来：“碎布拼衣服，十个裁缝九个拼出来是花的。她拼出来是干净的。”
第一名，姜穗。奖品是一张奖状、一块上海产的手表，还有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东西——县供销社的一纸意向书。副主任当场找她谈话：县里准备放行个体经营，问她敢不敢第一个报。
“报了能干什么？”
“能开自己的铺子，能自己接活，能雇人。头一批是试点，出了事你得自己兜着。”
姜穗想了三天。第四天她去了县工商局。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姜穗拿到一张纸：平川县个体工商户经营许可证，编号平个字第〇〇七号，经营范围服装来料加工、服装缝制。
她是平川县第七个。前面六个，五个修鞋，一个钉秤。
她把执照装在相框里，挂在缝纫加工厂的正墙上。厂是三月租下的，南街一处旧院子，八间房，一个月十八块。八个人搬了进来，后来变成二十个，二十台缝纫机。
一九八一年七月初，姜穗算了一次总账。
一月到六月，出厂一万二千件。加工费平均一件九毛，一共一万零八百块。交税和管理费六百四十块。二十个人，平均工资一个月四十五块，六个月五千四百块。账上剩四千七百六十块。
她把这张账摊在桌上，给二十个人念了一遍。念完，院子里安静了半晌。
“四千七百六十块。这得买多少粮食啊。”李招娣说。
“不买粮食，买机器。锁边机，一台顶四个人手工锁边，县里没有，得托人到地区买，一台一千二，先买两台。”
“那你还剩多少？”
“两千三百六十块。留一千在账上，谁家里有急事随时能借。”
赵金凤小声问：“姐，咱们工资还涨不涨？”
“涨。下半年出货能到两万件，每人每月涨五块。”
那天晚上，姜穗一个人在厂里算账算到半夜。
门被敲响的时候已经过了一点。她开门，何淑娴站在外头，灰呢子大衣，一个人来的。
“我能进去坐坐吗？”
姜穗把门拉开。何淑娴抬头看了看那二十台缝纫机，又看了看正墙上的相框。
“第七号。”
“是。”
“何阿姨这么晚来，不是来夸我的吧。”
何淑娴转过身：“老周这阵子睡不好，半夜起来坐在堂屋里抽烟，问我一些一九六〇年的事。他说他梦见一个人。”
“我跟你谈个事。周家愿意认你这门亲戚。远房。你本来就是周家的远房侄女，流落在乡下，是周家没顾上。现在认回来，名正言顺。”
“认回来有什么好处？”
“两个。第一，城市户口，农业转非农业，粮本也给你办。第二，棉纺三厂一个正式工名额，明年春天进。”
“条件呢？”
何淑娴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摊在桌上，纸上写着：本人姜穗，系周家远房侄女，承周家关照多年，自愿放弃一切与周家有关的血亲主张及经济诉求，自签字之日起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周家及其亲属主张任何权利。
姜穗一个字一个字看完，抬起头。
“这张纸我签了，是不是就再也没法问一九六〇年的事了？”
何淑娴的脸上没有表情：“一九六〇年有什么事？”
“也是。那年头的事，谁还记得。”
何淑娴把钢笔拔开，放在纸边上：“你签了吧。签了，你就是城里人了。”
姜穗拿起那支笔，在手里转了一下。
“何阿姨，这么大的事，得挑个日子吧。”
“挑日子？”
“认亲是大事。我不能就这么按个手印，回头传出去，人家说周家办事不体面。”
何淑娴的眼睛眯了一下：“你想怎么样？”
“办一场。请人，摆桌，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认。您把纸拿出来，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签。”
何淑娴沉默了几秒：“行。日子你来挑。”
姜穗走到墙边，抬头看那本挂历，手指从上往下划，划到十月那一页停住了。
“十月初八。”
“为什么是那天？”
“那天好。”姜穗转过身，“一九六一年十月初八，您和周厂长结的婚。二十年，人齐。”
何淑娴的脸一点点白了：“你怎么知道——”
“县城不大。您当年办喜事的时候，我妈还在县医院洗衣房做工，回来说周家那天办得可真气派。”
“就那天吧。我把人也请齐——崔银匠、吴同志、孙巧云、李招娣她们，我都请。”
“你请这些人干什么？”
“都是见证。认亲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人在场看着，将来才好说清楚。”
何淑娴看了她很久：“行。十月初八。”
她走到门口，又停住：“姜穗。你要是敢在那天闹事——”
“我不闹事。我就是签个字。”
何淑娴走了。院门关上，姜穗在那张纸前头站了很久，然后翻开纸夹，在最上面一页写了一行字。
十月初八。周家。人齐。
第九章 十月初八
一九八一年十月初八，周家院子里摆了六桌。
来的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棉纺三厂的副厂长、县供销社副主任、商业局一个科长，还有周何两家的亲戚。
姜穗七点半到的。深蓝罩衫，头发用一根布条扎住，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袱。
何淑娴迎上来：“先到里屋把字签了，外面再认。”
“认亲这么大的事，”姜穗压低声音，“哪有先把字签了的道理？”
何淑娴的笑僵了一下：“行。那你先坐，等老周讲完话。”
八点整，周振国站起来讲话，一身新中山装，说周家这二十年不容易，最后说到女儿周蔓，说明年就进厂办做干事。
周蔓穿着一件新做的红外套，笑得脸都发光。
何淑娴站起来，手里拿着那张纸：“今天还有一件喜事。周家有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侄女，一直在乡下，是周家没顾上。今天认回来。姜穗，你上来。”
姜穗抱着包袱，穿过六张桌子，走到院子正中。
“你当着各位的面把这字签了。”
姜穗没接。她把包袱放在地上，蹲下去解开：“签字之前，我想先给各位看几样东西。看完了，我签。”
“都是周家的东西。”
第一样，是一块白布，上头用划粉写着字。
姜穗把它抖开举起来转了一圈。
“这块布是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写的。那天公社的赵干事带着三十块钱和一袋面粉到我家，要我签自愿放弃招工名额的声明。我没签，我把他说的话写在了这块布上。”
“顺便说一句。那年三月的招工，我笔试九十八，实操第一，周蔓同志的卷子是空白的。”
周蔓的脸腾地白了。
第二样，是一块银锁。
“正面刻着一个‘穗’字，背面四个字：庚子，周记。庚子年，一九六〇年。县城南街银匠铺的崔掌柜就在外头，我请来的。”
崔掌柜从人堆里站出来，六十多岁的老头，声音很稳：“这块锁是我打的。庚子年春，一位姓周的老太太坐驴车来找我，说是给长孙女打长命锁，要刻一个‘穗’字。我记得清楚。”
“那位老太太，是周厂长的母亲吗？”
“是。周家老太太，我认得。”
周振国手里的酒杯落在了桌上。
第三样，是一本蓝皮硬壳簿。
“平川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接生登记簿，一九六〇年，县医院总务科的吴同志从库房里翻出来的，他就坐在外头。”
“三月十五，产妇何淑娴，女，四斤二两，姓名那一格被刮掉了一小块。三月十八，产妇林婉如，女，六斤八两。婴儿处置那一栏原本印着‘存活’，被人划掉，另写了六个字——先天窒息，死亡。底下处理人一栏，签着两个字：何淑娴。”
“这不可能——”何淑娴往前冲了一步，“这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可以验笔迹。您在县医院当了二十年卫生员，您的字，医院里有多少份档案，您比我清楚。”
第四样，是一封信。
“这封信是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写的，写信的人叫林婉如。她今天也在这儿。”
姜穗朝院门口招了招手。林婉如走进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这不是那个疯子——”
林婉如走到院子正中，站到姜穗身边，抬起手把姜穗的左耳撩开，露出耳后那颗黑痣。
“三月十八，申时。六斤八两。左耳后一颗黑痣。这是我的女儿。”
她转过身看着主桌。手抖着，声音不抖。
“周振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早上，我在产床上醒过来，抱着的不是我的孩子。我喊你，你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何淑娴，你把我女儿抱到哪儿去了？”
“你疯了！你二十年都是疯的！你的话不能作数！”
“我疯了二十年。可我没疯在那一天。”
姜穗蹲下去，拿出第五样东西。
“平川县水利工程现场在场人员登记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夜班。第一栏：姜德山，四十八岁，柳树湾大队，抬石。第二栏：周振国，四十一岁，县棉纺三厂，带工。这张表上本来有三个人，第三个是陆铮——那夜的民兵班长，第二个被推下去的人，腿废了，档案上被写了八个字：擅离职守、伤后逃跑。”
“姜德山是我爹。那天夜里他从坝口摔下去，工地上写的是酒后失足。可我爹不喝酒。”
第六样，是一张更小的纸条。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凌晨三点，县医院急诊记录。收治一名无名男性，头部外伤、溺水。送医人一栏，签了两个字：周记。”
“我爹上坝之前跟陆铮说了一句话——我得上去，我认得那人。”她抬起头看着周振国，“我爹认得的那个人，是您。”
院子里死一样安静。周振国坐在主桌后头，一动不动，手指一点一点地蜷起来。
“周厂长，我问您一句话。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我出生那天，您在哪儿？”
“我……在医院。”
“那您知不知道，那天夜里，您的女儿被人换走了？”
周振国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四十六岁的男人，当着六桌人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何淑娴跟我说孩子没了，先天窒息。我看见那张死亡单子，我信了。”他抬起头看着何淑娴，“你说婉如产后疯了、孩子是她自己掐死的，你说你只是把死婴交给洗衣房的老王！”
“一九七六年呢？”
“姜德山来找过我。他说他老婆抱养的那个丫头，就是当年医院说没了的那个，说她在包被里摸到一张纸条，上头写着六斤八两，说要告。我就约他到坝口说话，带了三百块钱，想把事儿压下。”
“然后呢？”
周振国闭上了眼睛：“我没有推他。可我看着他走过去，我知道她要干什么，我没喊。”
“是我推的！是我！”何淑娴疯了一样往前扑，被两个人按住，“他要是活着，我这二十年就白活了！我的闺女四斤二两，医生说养不活！周家的闺女六斤八两，凭什么她就能活！”
“你哪里对不起我？”
周蔓的声音从主桌那边传过来，所有人都转过头。她站起来了，那件红外套空荡荡的。
“妈，我不是周家的女儿？”
何淑娴的嘴张了张，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四斤二两。换给谁了？”
“换给林婉如。”姜穗说，“我是林婉如的女儿，也是周振国的女儿。”
周蔓在原地站了十秒钟，然后转过身往外走，走到院门口才蹲下去，哭出声来。
院子外头响起脚步声。三个人走进来，两个穿制服，一个穿便装。
“何淑娴同志，我们是县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周振国同志，请你也一起去，协助调查。”
周振国站起来，看了一眼姜穗：“你早就报了。”
“三天前。材料我抄了一份，送到县公安局和县信访办。”
他被带走之前，转过身对姜穗说了最后一句话：“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那张死亡证明，是我签的字。你妈不是疯的，是我把她送进去的——县东边那家疗养院，我签的字，关了两年。”
他跟着人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
“我对不住她。”
何淑娴被架起来往外拖。经过姜穗身边的时候，她忽然扭过头。
“你以为你赢了？你妈是个疯子，你爹是个死人，你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你以为你赢了什么？”
姜穗看着她。
“我没赢什么。我只是把我爹的名字，从‘酒后失足’那四个字底下，拿出来了。”
第十章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
一九八二年三月，判决下来了。
县法院一审：何淑娴犯故意杀人罪、伪造公文罪，判处无期徒刑。周振国犯包庇罪、伪造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姜德山的死亡结论，改了。
新的处理表上，“酒后失足”那四个字被划掉，另写了一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夜，于水利工程坝口抢险，因公殉职。
下面盖着县里的红章。抚恤金六百块，一次发到王秀莲名下。王秀莲已经不在了，钱到了姜穗手上。
姜穗拿着那张新处理表，去了一趟柳树湾的坟地。她把表摊在坟头前，用一块石头压住。
“爹。”她说。
风从沟里往上爬，把纸吹得哗啦响。
“他们说你喝多了。我跟他们说了六年，我说你闻见酒味就头晕。没人听。”
她蹲下去，用手把坟头的土拍实。
“现在白了。”
那天下午，陆铮也去了。他站在坟前站了很久，然后弯腰，把手里的一沓东西放在坟头边上。
那是县农机修配厂的一张通知：撤销陆铮同志原处分决定，恢复技术八级，补发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九月共四十八个月的工资差额，每月二十六块五，合计一千二百七十二块。
“一千二百七十二块。你算得对。”
陆铮没说话。他蹲下去，跟姜穗一起把坟头的土拍实。
“老姜，我当年没把你拉上来。我今天跟你说一声——我把你闺女送到了。”
姜穗的眼泪掉下来。
一九八二年秋天，林婉如回县中学教书了。
学校给她安排的是初一的语文。第一天上课，她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写得又慢又稳：春，夏，秋，冬。
底下有学生笑，说老师你写得太慢了。林婉如回过头，笑了笑：“我二十年没写过粉笔字了。你们等等我。”
一九八二年冬天，周蔓走了。
她走之前来找过姜穗一次。那天很冷，她穿着一件旧灰棉袄，头发随便扎着，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个搪瓷盆。
“我要去地区了。那边有个纺织厂招工，我去考了，考上了。”
“挺好的。”
两个人站在厂门口。周蔓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锁，刻着“长命富贵”，背面是空的。
“这个给你。我戴了十一年。我妈说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前年我才想明白，我奶奶姓孙，不姓周。”
姜穗没接：“你拿着吧。”
“我不要了。周家的东西，我一样都不带走。”周蔓把锁塞进她手里，“你要是不想要，就扔了。”
她转身要走。
“周蔓。我这儿三月要招人，招二十个。你要是想留下，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一个。”
周蔓的肩膀动了一下。她站了大概有五秒钟。
“不了。”
她走了。走出十几步，回过头喊了一句：“姜穗！那年招工，我确实没考！”
喊完，她转过身，跑了起来。
姜穗站在厂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在街角拐弯，直到看不见。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锁，放进兜里，转身进了厂。
一九八三年三月，平川县穗穗服装厂正式挂牌。
厂子还是南街那个旧院子，可院子扩了，把隔壁两间也租了下来。一共八十七个人，二十台缝纫机换成了四十六台，另外添了两台锁边机、一台钉扣机。
过去这一年，厂里出了十二万件衣裳。加工费一件九毛，一共十万八千块。交税一万二，发工资五万七，辅料和运费八千，账上还剩三万一千块。八十七个人，平均一个月五十四块六。
三月二十那天上午，姜穗在厂门口贴出一张红纸，上头写着今年第一批招工的二十个名字。
她写得很慢。第一个写的是周桂香——一九八〇年跟着她做第一批三百套工装的六个人之一，一九八一年冬天因为家里老人生病回了村。第二个是李招娣的妹妹，第三个是孙巧云的侄女。
她一个一个写下去，写到第二十个把笔搁下，往后退了两步。风吹过来，红纸的边角翘起来一角。
姜穗站在那儿，忽然想起了三年前那个上午。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柳树湾晒谷场的土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榜上第一个名字被人用毛笔划了一道黑杠，黑杠上头添了“周蔓”两个字。她那时候站在墙底下，指尖蹭了一把墨，蹭了一指头黑。
那时候她想的是：我要去公社问，去厂里问，去县里问。她没想过三年后的今天，是她自己站在这儿写榜。
“姐。”李招娣从院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沓单据，“地区那边的货发了，一万二千件，钱下个月到。还有——门口有人找你。”
“谁？”
“你自己出来看。”
姜穗走出院门。陆铮站在街对面，靠着那辆二八大杠。
他今天穿了一件新做的深灰色罩衫，领口压着明线，头发理过，胡子刮了，站得笔直。
姜穗走过去。
“你来干嘛？”
“我来接你。”
“接我干嘛？”
陆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她。姜穗打开，里头是一张纸，还有两张票。
纸是地区医院的住院通知单，上头写着：陆铮，左膝关节陈旧性损伤，矫正手术，定于四月六日。两张票是四月五号去地区的长途车票。两张。
“医生说能治。治完能走远路。”
姜穗捏着那两张票，没说话。
“我请你去。你在手术室外面等着。等我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你现在不能说？”
“现在说，你跑得快。等我从手术室出来，你跑不了。”
姜穗笑了。她把票收进兜里，抬起头看着他。
“我有三个条件。”
“你说。”
“第一，婚后这个厂还是我的。你不能插手经营，也不能替我签字。”
“行。”
“第二，我妈和林婉如的牌位，得供在堂屋正中。我妈姓王，叫王秀莲。她这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她得坐中间。”
陆铮点头：“行。”
“第三，你那个手术的钱，我出。”
陆铮皱眉：“我自己有——”
“你那笔补发的钱，一分都不许动。那是你四十八个月的工资，不是医药费。”
“那我的钱怎么办？”
姜穗想了想：“你入股。一千二百七十二块，算一股。厂里一共十股，我占九股。去年净利一万二千块，一股分一千二。我给你算清楚，一分不少。”
陆铮看着她：“姜穗，你这辈子是不是什么都要算清楚？”
“是。我六岁开始记工分账，记了十四年。我不算清楚，我心里不踏实。”
陆铮笑了。他笑的时候，眼睛里那点东西，跟三年前晒谷场上蹲在拖拉机旁边拧螺丝的时候，一模一样。
“行。那你算。”
“你连这个都算好了？”
“我昨晚算到两点。”
“那我还有一句没算的。你跟我，这辈子得算多少年？”
姜穗站在春风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风把她额前的头发吹起来。
“这个我算不出来。”
“那怎么办？”
姜穗把那两张车票攥紧了。
“算不出来的，就不算了。”
姜穗站在厂门口那张红纸底下，仰头看了一眼。
红纸上，第一个名字是周桂香，第二个是李招娣的妹妹，第三个是孙巧云的侄女，一个一个往后排。排到最后一个，她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姜穗。
写在最底下，字最小，可写得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