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白静是在一个叫“西西里”的地方。
那是一个在整条玉林路都小有名气的民谣酒馆，酒馆场地按品字形布局，最前面搭起来30厘米高的圆形舞台，舞台上放有架子鼓、话筒支架、一把原木吉他和一台电子琴。舞台四下散落着深卡其色的沙发桌子和几张茶棕色的长椅。
进门往右是L形吧台，浅黑的台面上放着颜色多样的鸡尾酒，调酒师罗本背后是用酒瓶堆起来的装饰墙。暖色调的灯光轻柔地游走在酒馆的各个角落，显得格外舒缓温暖。
我是“西西里”酒馆的驻唱，或者更应该说是串场歌手，简单来讲就是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好吧，就是那种唱了上场不知道还有没有下场的流浪民谣歌手。
遇见白静的那天我刚好在“西西里”唱歌。
她坐在我右手边的卡座里一个人喝酒，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面容。但是看清了她前面的桌上放了三杯深棕色长岛冰茶，手里还拿着一杯通体薄荷绿的“原谅”，柠檬片在没喝完的酒杯里一下起一下落。
“长岛冰茶”和“原谅”都由金酒混合伏特加和白朗姆调制而成，在不经常喝酒的人眼中，是妥妥的断片杀手。
总之，在我唱完第三首歌转过头看她时，她面前的酒杯已经全空了，白静整个人喝得烂醉。她一边摇晃着手里还剩半杯的“长岛冰茶”，一边超大声地对我说让我再唱一首“私奔”，说完之后她死死地趴在桌上彻底不省人事。
我看着她趴在桌上的身影暗自点头，调好和弦后轻轻唱出了歌词：
在熟悉的异乡，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
凌晨三点酒馆打烊，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她一下坐起来笑着说“再来一首，嗯，一首，成都”，说完又倒在卡座上。
罗本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柠檬水说给她醒酒，可她醉得彻底完全喝不进去，没办法只能扶着她回家。
后面我带着她坐出租，在车上她迷迷糊糊地给我讲冰岛，说那冰岛的什么黑沙滩是世界的尽头。我也不知道这姑娘在胡说些什么，反正离我很遥远，听起来又颇具神秘色彩。
再后来她在我的床上沉沉睡去，我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喂了一宿的蚊子。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有温暖柔和的阳光从窗口漫入我的房间，隐约间还有蝉鸣和车辆流动的声音，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窗外的一切都是盛夏的模样，宁静又有些幽远。
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已经十点三十了。突然想到昨晚侵占我床位的女孩，转眼朝床上看了一眼，她还在大睡，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
柔和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我也终于看清楚了她：说不上很漂亮，普普通通却有种淡淡的清新脱俗的感觉。
可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清新可人的姑娘竟然在我满脸都是洗面奶泡泡，嘴里还咬着牙刷高声唱着洗刷刷的时候，从背后用一只熟悉的枕头把我砸了个正着。
我略带恐慌地转过身去，白静正双手拿着另一只枕头怒目圆睁地盯着我，并大骂我是禽兽，大有随时和我拼个我死她活的架势。
我胡乱擦干脸忙喝了口水漱口，耐着性子给她从在西西里叫我唱私奔讲到回到家侵占我的床位，又给她说她喝的“长岛冰茶”和“原谅”，最后给她讲在出租车上她说的那什么冰岛和黑沙滩。
最后的最后她茫然地看了看我，再低头看了看自己，然后朝我尴尬一笑。接着她翻身下床，穿鞋，冲出门去，又折过身来很敷衍地说了声谢谢，动作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我看着大开的房门，心里憋屈得再也唱不出还剩下一半的洗刷刷。
后来我依然辗转在玉林路的几个酒馆里串场，几乎每次都能在“西西里”看到她。每次她的桌前都放着一杯“龙舌兰日出”，她就坐在我右手边的卡座里安安静静地听我唱歌。
她很少开口说话，说得最多的就是让我唱郑钧的那首私奔。听这首歌的时候她神色很专注，酒馆暖黄的灯光透过玻璃杯折射在她脸上，显得格外生动。
再后来的某天，在我背上吉他准备回家的时候她朝我打招呼，美名其曰原谅我不经过她同意把她带回家。在我瞪大双眼惊疑不定的片刻，她忙推着我朝酒馆外走去。
十月的小城还是很美，满地都是银白的月光。在寒露过后，已少有秋意随冷冽的风在这半边的城市里蜿蜒，日子过到这里时，已多少可以窥见些初冬的样貌了。
我和她并排走在玉林路上，她告诉我她叫白静，刚毕业不久，是一家不出名杂志社的副编辑。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还给她说我是玉林路这一条街的主唱，她两眼放光地说原来我是这一带炙手可热的民谣明星，我很谦虚地摆了摆手说身份是浮名不用在意。
她给我说起我和她相遇的那一天，她家里出了意外，父亲车祸进了手术室。
“妈妈给我说爸爸手术成功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还好爸爸没事，只是伤到了腿。”白静说到这里的时候肩膀还是不自觉发颤，“那时候心里好害怕啊，又很无助，帮不上家里什么忙，觉得心里很难过，就跑酒吧里去了。”
“还好你不是坏人。”白静朝我咧嘴。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坏人？”
“因为，因为我们都喜欢民谣，一个喜欢民谣的人一定不会是坏人！还有，我记得你给我唱了好多遍私奔。”白静站在路灯下转过身来看我，“最重要的是你听我说完了冰岛黑沙滩，你还把它记住了！”
“那是什么地方？”
“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人们都说那是世界的尽头，是我最向往的冷酷仙境。”白静歪着头，双手揣在上衣兜里。
我们慢悠悠地走在马路上，街边斑斓的霓虹灯无规则地闪烁，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她和我聊了很多，她说她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说一定要用最温柔的笔锋和最浪漫的文字叙尽世间所有的理想主义，她说她要读好多书走好多路，要把自己最在意最喜欢的一切美好和自由都记录下来。
“要是可以，等老了的时候，我就住在冰岛，在那里每天都只听得见钟楼上的钟声。四周是圣白的一片，家家户户的灯光都是暖黄的色调，还有雪花每天都从空中飘下来。街上路过的汽车只有绿色和白色，它们驶过的时候也没有一点声响，闲下来的时候就看看书听听音乐。”白静说这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神里藏有止不住的向往。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袋还停留在她这天马行空的理想颇具神秘色彩上。
回到家之后我用手机查了她一路上不停说的那个地方和那些话。
“冰岛”，嗯，是欧洲最西部的岛国，靠近北极圈，和中国相隔了7777公里。
“冰岛黑沙滩”，被称作世界的尽头。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作家村上春树的代表作。
……等等，村上春树又是谁？
白静给我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靠联系维系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长时间没有联系都会慢慢变淡。
所以后来她经常去我唱歌的地方找我，在我唱歌的时候她就点上一杯“龙舌兰日出”或者“蓝色玛格丽特”，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右手边的卡座里听我唱歌。
我也去找过她，在她们充满文化气息的杂志社门口，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是个没有知识武装的超大号文盲。
那段时间她来得越来越勤，可话却越来越少。
有时候一整晚她就点一杯酒，听我唱完最后一首歌，起身走人，连招呼都不打。我起初以为她忙，后来发现她其实就坐在那儿发愣，对着酒杯能发呆十分钟，手指在杯壁上画圈，像在写什么别人看不见的字。
有一回我唱到《私奔》的副歌，嗓子劈了，破音破得极其惨烈。台下客人善意地哄笑，我也跟着笑场，正想重来一遍，余光扫到她，发现她并没有笑。她端着那杯橘黄渐层的酒，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掉进杯子里也不管，就那么看着我，嘴唇无声地跟着歌词动。
我愣了一瞬，接着把那段唱完了，唱得比平时还要认真。后来罗本跟我说，你那天看人家姑娘的眼神不对啊。我一边擦琴弦一边回他一句“滚”，他笑着摇头，调了杯酒推过来，杯沿插了片薄荷叶，绿得扎眼。
有一回我唱完下台，从她旁边过，听见她小声嘟囔了一句“结尾还是不行”。我问她什么结尾，她猛然抬头，表情像上课开小差被老师抓到的学生，慌慌张张把手机屏幕按灭，连说没什么没什么，写了个破稿子。
“你写什么呢？”我顺势在她对面坐下，把吉他搁在一旁。
“一个短篇。”她犹豫了一下，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字，标题叫《乘客》。我扫了两眼，写的是一个女孩每天坐同一路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坐回来，只为了看司机换班时喝水的那个侧脸。
“就这？”
“就这。”她拿回手机，又补了一句，“是不是很无聊？”
“不无聊，”我说，“但是你怎么老写这种……一个人死磕到底的故事？”
她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磕到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比如你唱歌，比如我写东西。我妈说我从小就轴，喜欢一个发卡可以戴三年不换，喜欢一道菜可以连吃一个月。后来我发现写小说也是，写来写去，好像都在写同一种人。”
“哪种人？”
“那种，怎么说呢，认准了一个东西就不撒手的人。哪怕这个东西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哪怕所有人都觉得没意义。”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忽然反问我，“你说，写这种故事的人，是不是自己也有点问题？”
我看着她杯子里快要见底的“龙舌兰日出”，想了想说：“那你觉得我唱民谣有问题吗？现在谁还听民谣啊，大家都去听短视频神曲了，我还在唱郑钧二十多年前的歌。你点的歌我练了三天，和弦走向跟原版还不一样，和弦转换的地方我偷懒省了两个指法。”
白静噗嗤笑出来：“我听出来了，副歌那个Fmaj7你根本没按全。”
“你看，”我一摊手，“咱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弃谁。”
那天晚上打烊后我们一起去吃了顿烧烤。
罗本收完吧台也跟来了，三个人坐在路边摊塑料凳上，白静吃鸡皮吃得满嘴油光，完全不顾形象。罗本拿签子指着她笑：“你第一次来西西里喝成那个鬼样子，我还以为你是个社恐文青，现在看走眼了。”白静嘴里塞着韭菜含含糊糊回他：“我那天是伤心，现在缓过来了，缓过来就变回正常人了。”罗本“嘁”了一声，转头对我挤眼睛，意思大概是“你信吗”。
我不信。但我没说。
入秋以后她开始往杂志社带我的歌。
她们杂志有个栏目叫“城市声音”，专门收录本地独立音乐人的作品，每期附一张歌单和一小段采访。
白静磨了我快半个月，最后我拗不过，答应在她们杂志做一期。采访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灯芯绒衬衫，头发扎了个低马尾，架了副黑框眼镜，跟平时在酒馆那个醉醺醺的姑娘判若两人。她正儿八经地掏出录音笔，清了清嗓子，第一句话是：“请问你如何看待民谣在当代都市青年精神生活中的位置？”
我把面前的柠檬水喷了出来。
“你能不能说人话？”
她把录音笔往我面前一推，板着脸：“严肃点，这是采访。”
后来那篇稿子写出来，标题叫《玉林路最后一代驻唱》。
我看了差点没背过气去，跟她说你这标题搞得我好像明天就要退休了一样。
她振振有词：“这叫文学修辞，你懂不懂。”我说不懂，我只知道这期杂志出来我朋友们能笑我半年。
她想了想，把标题改成了《唱不完的玉林路》，还在文末加了一段手记，大意是说：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城市里有多少这样的声音，在酒馆里、在天桥上、在地下通道里，唱给三五个愿意停下来的人听。他们不红，但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底噪。
我读到那段话的时候正在她杂志社楼下的便利店吃关东煮。她跑下来给我送样刊，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眼睛亮亮地问：“怎么样？”萝卜含在我嘴里，我说不出话，冲她比了个大拇指。她满意地走了，临走还不忘从我碗里顺走一串鱼丸。
那之后她更忙了，杂志社的选题会一个接一个，我们见面的频率从每周三四次降到一周一次，再降到半个月一次。
但每次来，她还是会点“龙舌兰日出”，还是会坐在我右手边的卡座，还是会在散场后跟我去吃那家烧烤摊。老板都认识我们了，每次看见白静就自动多烤十串鸡皮。
有回吃到一半她忽然说：“我可能要出趟差，去北京，大概半个月。”
“去呗。”我咬着烤馒头片。
“你不问问去干嘛？”
“去干嘛？”
“谈一本合集，几个青年作者一起出的短篇集。”她拿筷子戳着碟子里的毛豆，声音低了半度，“如果能成的话，我那个《乘客》会收进去。”
我放下馒头片看她，她低着头，耳尖有一点发红，明显是害羞了，但又忍不住想显摆一下，表情在“我很淡定”和“你快夸我”之间反复横跳，像只偷到小鱼干又假装路过的猫。
“厉害啊白编辑，”我故意拖长了调子，“那以后是不是得叫你白老师了？”
“你少来。”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已经翘得压不住了，拿毛豆壳朝我扔过来。我躲开，她又扔了一颗，我再躲，她急了，端起整盘毛豆壳作势要扣我头上。
罗本在旁边拍桌子笑，隔壁桌的大哥看了我们半天，最后忍不住问：“你俩搞对象呢？”
白静一下僵住，毛豆壳哗啦全洒在自己鞋上。我低头继续啃馒头片，假装没听见。过了好几秒，她才干巴巴地说：“没有，朋友。”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家楼下，她忽然站住了。
“我回来的时候，你还在西西里吧？”
“在啊，我能去哪。”
“那行。”她点点头，转身走了两步又折回来，“你那个破音版《私奔》，我录下来了，你要是敢换地方唱，我就发到网上让你火。”
“你狠。”
“知道就好。”她冲我比了个鬼脸，蹦蹦跳跳上楼了。
她去了十二天，第十二天晚上我在西西里唱完《私奔》，刚下台喝口水，手机震了一下，她发来一张照片：北京某条胡同的路灯下，她举着一本刚签完的出版合同，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缝。
配文就一行字：“世界尽头见。”
我没懂什么意思，回了个问号。
她没再解释，第二天就飞回来了，半夜落地，拖着行李箱直接杀到西西里，进门就喊罗本给她调酒，要最烈的。
罗本问她又怎么了，她把合同啪地拍在吧台上：“我过稿了！首印八千！”罗本手一抖，雪克杯差点飞出去，连说行行行白老师厉害。白静又转头看我，眼睛亮得吓人：“你看见没，我说到做到。”
我给她倒了杯温水：“先喝点，别又断片。”她接过去咕咚咕咚灌了半杯，然后从行李箱里翻出一袋北京特产，稻香村的点心盒子压得有点变形，她毫不在意地往我怀里一塞：“给你的，采访费。”我打开一看，枣泥酥全碎了，她凑过来看了一眼，理直气壮：“碎碎平安。”
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
后来有一年冬天的晚上，白静忽然问我：“你知道下着大雪的海上是什么样的吗？”在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时候，她又接着说：“我想去威海，明天就去，你和我一起去。”
我板着脸义正言辞地对她说还有演出，让她别想一出是一出。但是接着她就用包吃包住包所有花销的诱惑成功拉拢了我。我想不明白看大海上下雪和看陆地上下雪有什么不一样，更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么远的威海，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发扬绅士风度。她很高兴，在大街上欢呼奔跑，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惹得路人纷纷驻足拍照，以为遇上了什么行为艺术。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们坐上了去威海的高铁。一路上白静看着窗外的景色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眼神里充满了欣喜欢快的光芒。我和她闹了近两个小时后，看着还剩八个小时的行程表欲哭无泪。
我们在威海看了国际海水浴场和威海之窗，看了地上有三种颜色的那香海和烟墩角天鹅湖，还在东城路夜市吃了一条街的当地美食。
终于，在晚上十点的火炬八街的尽头，白静看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飘着大雪的大海。
漫天的雪花像无数颗坠入大海的肥硕的星星朝我们飞舞而来，橘黄暖白的路灯在白静身后交织勾勒成一幅旷世的画卷。她张开双手抬头看着这些飞舞的精灵，雪花停在她的发梢和眉间，她像是一个眼含晶莹的大海的公主。
在这个下着雪的海岸边，白静告诉我说她想起一位伟大的作家，想到她曾经说过这一路上虽然山遥水远，前路渺渺总是有不确定的风雨弥漫，但是只要心中还有爱，还有自己想追求的大海，未来就一定是广袤无边。
我笑着打趣她：“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会是我们白大作家吧？”
她没有回答我，又接着说：“我想来威海是因为这里和我梦想的冰岛太像了，一样的安静一样的圣白，一样可以看得见飘着大雪的海洋。以后可以的话我想在这边定居了。”白静转头看我，“每天都可以像今天这样。”
从威海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关于威海的歌，用私奔的吉他曲谱改编的歌词。
白静很喜欢这首曲子，西西里的客人们也很喜欢。罗本听到后边调酒边对我说：“你小子可以啊，叫什么名字，等我回去调个和你曲子名一样的酒。”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我想起白静的脸。
在那之后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商演的邀请，主办方要我自己选曲目，但是必须要有那首“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宽敞的舞台，专业的乐队伴奏，几千人的会场，不断闪烁的聚光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景下唱歌，拿着吉他的手止不住地轻微颤抖。还好，白静依然坐在我右手边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听我唱歌。
这样的商演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忙，乐队的老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后来我离开了西西里，离开了玉林路，离开了这座城市，也离开了那个常常和我说起冰岛和冷酷仙境的女孩。
再后来我总是在陌生的城市一个人去陌生的酒馆喝酒，我和白静一样都喜欢点一杯“龙舌兰日出”，静静地坐在卡座里听歌。我喜欢这种酒，橘黄淡蓝的酒身像极了雪花在路灯下飞舞的威海。
我常常想起白静，想起她的笑容，想起她高兴得在大街上欢呼雀跃，想起她在火炬八街美得像仙女一样。
我和她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她也很忙，忙着写稿审稿，还忙着出书。是的，她当上了她们杂志社一个叫“尽头”板块的主编，还准备出自己的书了。她给我说书名叫《仙境》，讲的是两个很相爱的人为了挣脱世俗的束缚，勇敢地私奔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经过他们的努力和坚持，终于把小岛改造成仙境，他们也永远在一起的故事。
她问我故事设定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读者会不会觉得她写的这个故事完全脱离了实际，会不会让人觉得她是想逃避现实。
我弹了个视频回她：“是不是还记得曾经说过，要用最温柔的笔锋和最浪漫的文字叙尽世间所有的理想主义。”
她在手机对面挥舞着拳头警告我一定要做第一本书的第一个读者。
她的《仙境》签售当天我第一个到场了，现场陆陆续续只来了三十几号人，但她似乎很高兴，一直要我唱“私奔”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她在我身边蹦蹦跳跳得像个小孩，好像签售会与她全然没有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白静依然保持着联系。我向她谈起冰岛黑沙滩，说起威海火炬八街，她的眼神里依然满是向往。
今年，她辞去了杂志社主编的职务去威海开了一家咖啡馆，名字就叫“仙境”。“仙境”的位置选在火炬八街的中段，位置很好，开门就能看到当初我们一起看过的飘着雪的大海。
我也租下了她隔壁的店铺，打算开一间书店。
国庆假期的时候，我终于也离开了舞台和没有白静的城市。我来到了威海，经营着我的书店，书店的名字叫做“尽头”。
后来，我的书店和她的咖啡馆合并在一起，白静说店名就叫“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再后来，我们又在一起看了很多次晚上十点飘着雪的大海。
空闲的时候我坐在门口弹吉他唱歌，她坐在我右手边的藤木椅上安安静静地听我唱歌。橘黄暖白的灯光在我们身后交织勾勒成一幅恬静的画卷，私奔的歌词轻轻地飘荡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