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来得晚，都三月了，墙根底下还堆着残雪。
我蹲在自家院门口，拿着半个窝头就着咸菜疙瘩，吃得腮帮子直鼓。
对门新搬来的那户，正在往院里卸家具。
一个瘦得跟竹竿似的男人，扛着个裂了缝的樟木箱子，几步一歇，喘得跟拉风箱似的。
旁边站个女人，抱着个四五岁的丫头，也不帮忙，就那么干看着。
“嗨，新来的，你犯过啥事啊？”
我咽下嘴里的窝头，扯着嗓子喊。
那男人身子一僵，没回头。
“咱这片儿住的人都知道，二轻局宿舍，能分到这院的，不是劳改释放的就是下放回城的。”
“你瞅你那箱子，缝里还塞着犯人条子呢。”
他还是没吭声，闷头往屋里搬东西。
倒是他怀里那丫头，扭头看了我一眼，又慌忙的缩了回去，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
我也没恼，反倒乐了：“这丫头有脾气，随爹。”
我叫孙二柱，在这条街上是出了名的碎嘴子。
说白了，就是贫，就是欠。
打小我就这样，为这没少挨我爹的笤帚疙瘩。
可我改不了，看见新鲜人新鲜事，嘴里就跟抹了蜜似的，不叨叨两句就浑身难受。
那天晚上，我趴在墙头上往对门瞅。
那男人蹲在院里，就着月亮，拿块破布在擦一个黄铜的杯子。
擦得那叫一个仔细啊，跟擦传家宝贝似的。
那女人在屋里划火柴点炉子，划了好几根才着！
就着那点火光，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跟那男人有几分像。
我跳下墙，回屋跟我妈说：“对门那人，八成是打仗回来的，落下了啥毛病。”
我妈剜了我一眼：“就你话多，吃饭都堵不住你那张嘴。”
过了几天，我从厂里下夜班回来，看见对门那男人蹲在胡同口，面前摆着一溜儿铝饭盒。
“哎，你这是干啥？”
他抬起头，脸上带着工装油污：“修理案板，修炉灶，补锅底，这边坐，一会儿就得。”
“你会修？”
“在里头学的。”
我心说好么，果然是进去过的人。
可看他那把活儿，确实利索。
一把破锅在他手上，三下五除二，补得结结实实。
街坊们一开始还抻着脖子观望，见真能补好，就三三两两蹲过来，有的拿锅，有的拿盆，还有拿暖水瓶的。
“多少钱？”
“看着给。”
他说话声音低沉，毛愣愣的，像嗓子眼里卡着痰。
可干活一点不糊弄，补完的锅还用砂纸打平溜了，再抹一圈黑油，亮堂堂的。
那天收摊，我数了数，他挣了不到三块钱。三块钱！
搁那会儿，够买一斤多猪肉了。
我帮他收拾家伙事儿，顺嘴问：“你叫啥来着？”
“方建国。”
“好名字。建国的，都得有两下子。”
我拍了拍他肩膀，拍得他身子一抖！
“我叫孙二柱，你叫我二柱就行，咱街坊，不用见外。”
他嗯了一声，没接话。
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冷场。
他不吱声，我就得自己把话匣子打开。
于是我跟着方建国进了院，看见他媳妇正蹲在井台旁边洗衣服，那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嫂子，洗着呢？”
她抬起头，没说话，点了点头，又低下头去。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我尴尬地在院里站着，感觉空气都不自在了。
只好自个儿打圆场：“行，你们先歇着，我回屋了。对了，方大哥，明儿个东头老李家炉子塌了，说要找人修，你去看看呗。”
方建国点点头，还是不说话。
我讨了个没趣！
出了门，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他们两口子一个在院里蹲着，一个在井台边蹲着，背对着背，谁也不跟谁说话。
那丫头就坐在门槛上，拿根树棍在地上画什么。
我凑过去一瞅，画的是一棵树，树上站着只鸟。
“你叫啥呀？”
她抬头看我，还是那个倔倔的眼神：“方晓梅。”
“咦，你爹叫建国，你叫晓梅，你俩这名字也不搭啊。”
她没理我，继续画她的树。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看见别人心里装着事。
对门这一家子，明显就是心里装着事，谁都不肯说。
我琢磨着，这方建国在里头待了几年，出来之后媳妇对他不冷不热的，闺女也不大亲他。
三个人过日子，跟三个陌生人似的。
我又翻了俩身，翻身翻得烦了，干脆坐起来，点了根烟。
窗户外面，月亮挂在树梢头上，又大又圆，照着对门的屋顶，瓦片亮晃晃的。
我琢磨着，这个方建国，一定有故事。
果不其然，还真让我猜着了。
第三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
我披上棉袄，趿拉着鞋出去一看，好家伙，胡同口围了一圈人。
方建国被人从里推出来，踉踉跄跄栽个大跟头。
推他的是个壮汉，叫赵铁蛋，在东头菜市场卖猪肉，人横得很，这片的混子都怕他三分。
“你个劳改犯，还敢来我摊儿上要钱？我告诉你，老子这摊儿上的肉，宁可扔了喂狗，也不卖给你！”
方建国从地上爬起来，脸上抹了一层灰，我的那件破军大衣的袖口也蹭裂了。
他也没擦，就那么静默地看着赵铁蛋：“我有钱。”
“有钱？你有啥钱？你是抢来的吧？”
赵铁蛋踢了他一脚！
“滚远点！”
方建国没滚远，他就站在菜市场门口，也不进去，也不走。
等到晌午散了集，他又溜达进去！
看见地上有谁掉的白菜帮子，弯下腰捡起来，在身上蹭了蹭，搁在嘴边嚼，咔哧咔哧，像只饿急了的兔子。
我实在看不过眼，上去跟他搭话：“你买个烧饼吃啊，一块钱撑死。”
“钱得省着。”
他嘴里嚼着白菜帮子，“丫头上学要学费。”
“你闺女？不是还没到上学的岁数？”
“虚岁六岁了，该去学前班了。”
方建国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继续道：“我跟她妈商量了，我们两口子省一省，也得让她上学。”
闻言！我咂摸咂摸嘴，没再说话。
当天下午，我就拉着厂里几个关系好的哥们儿，一人凑了几块钱！
合计着给方建国凑个三十块钱，怎么着也够他闺女上一年学的。
可他死活不要。
我就没见过这么犟的人。
我把钱塞进他怀里，他又给我掏出来，塞过来塞过去，跟俩人打架似的。
最后还是他媳妇从屋里出来，接过钱，说：“二柱，这钱我们先借着，等他手头宽裕了还你。”
我这才松口气，嘴上还得贫两句：“嫂子，你说话可比建国哥痛快多了。”
她愣了一下，嘴角牵了牵，算是笑过。
我寻思，这进门也有日子了，总算看见她的第二个表情。
日子过起来快，跟骑自行车似的，嗖一下就飞走了。
夏天的时候，方建国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他的手艺在坊间传开了——不光是修锅补盆，他能做东洋的铁皮壶，能焊各种各样的架子，还能给旧钟表上油，让它重新走起。
挣的不多，但稳当，每天都有进项。
可他家日子还是过得紧巴，我从来没见过他买菜买肉、穿新衣裳。
他媳妇也是，一件蓝布褂子，洗得发白了还在穿。
我有时候去他家串门，看见那桌上总摆一碟咸菜、一摞棒子面饼子，连个菜叶子都见不着。
他闺女方晓梅窝在椅子上，捧着个搪瓷缸子喝粥，咕咚咕咚的。
“你这家里，咋跟庙似的？”
我忍不住说，“挣的也不少啊，就不能吃点好的？”
方建国收拾着他的工具，头也没抬：“欠你的三十块钱还没还清，先还账。”
“哎，那钱我又不急，你们吃好喝好再说呀……”
“一码归一码。”
“做人得先把规矩立住，这样才能长久！”
我拿他没法子，只能摇着头回屋，让我妈烙了俩白面饼子，给丫头送过去。
那丫头接过来，道了声谢，也没急着吃，先放在灶台上热着，然后跑出去看她爹修东西去了。
我蹲在门口，看着她小跑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丫头有点跟她爹一样，犟得让人心疼。
天渐渐地凉了！
梧桐树叶子哗啦啦往下掉。
那天傍晚，我正帮居委会大爷写板报，听见有人喊我：“二柱，二柱！”
我回头一看，是方建国的媳妇！
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攥着一截铅笔：“二柱，我家建国……出事了！”
我来不及问，跟着她一路跑到菜市场。
到了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人。
我挤进去一看，方建国躺在地上，额角磕了个口子，血糊了一脸。
他手里还攥着半个铁皮桶，死也不撒手。
赵铁蛋站在旁边，脸上也挂了彩，骂骂咧咧：“让你他妈多管闲事！这桶是我的！你修了半天想多收钱，你他妈不是抢是啥？”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赵铁蛋不知道哪弄来个坏铁皮桶，让方建国修。
修好了，他觉得要价高了，不乐意给钱。
方建国跟他争，他就把人揍了。
“你孙爷我还在这呢！”
我吼了一嗓子，双手叉腰，“赵铁蛋，你欺负人也没这么欺负的！他修了半天，你要赖账，还动手打人，你就不怕我去派出所告你！”
赵铁蛋见是我，皮笑肉不笑：“哟，孙二愣子，你啥时候跟劳改犯穿一条裤子了？”
“你管我呢！我跟谁穿一条裤子，你管得着吗？”
我嘴上硬气，心里其实也有点犯怵。
赵铁蛋这人膀大腰圆，我打不过他。
可我这人有个毛病，看见不平事，这张嘴就跟上了发条似的，根本管不住。
“你们大伙儿评评理！”
我转过身，朝着围观的街坊们喊！
“方建国来咱这片儿也有半年了，天天蹲在胡同口给大家伙修家伙事，要贵过谁一分钱没？
他一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修个铁皮桶，能要几个钱？
你赵铁蛋一天卖肉赚多少，你心里没数？
就这么欺负一个外乡人，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
围观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赵铁蛋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从兜里掏出一把揉皱的钞票，狠狠砸在地上！
“拿去！当给他买药！”
然后他又朝着方建国啐了口唾沫：“你给我记住，下次再招我，没这么便宜。”
铁蛋走了，人群也散了。
我蹲下身去把方建国扶起来，他那眉头皱得跟锁似的，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气的。
“走吧，去卫生所缝两针。”
他抿着嘴摇了摇头，自己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把那个铁皮桶拎在手里，转身往家走。
他的背影在夕阳里拉得老长，一瘸一拐的，却挺得笔直。
我站在那，看着他越走越远，心里头忽然特别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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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次那件事之后，方建国就像是开了窍一样。
他媳妇开始在市针织厂找了份临时工的活儿。
每天蹬着缝纫机，嗒嗒嗒嗒，一蹬就是十二个小时。
方建国还是修他的东西！
不过不再蹲在胡同口了，租了街角一间小门脸，里头能放张桌子柜台的，挂了个木牌子，用毛笔写着“建国修理”。
我瞅着那牌子乐了半天：“你还真行，这才半年，都开上铺子了。”
他难得地露出一点笑意，还是那副闷葫芦样：“总得给丫头挣个前程。”
对了，方晓梅终于上学了。
每天早晨，她背着个蓝色帆布书包，蹦蹦跳跳地往学校跑。
她那书包是我给买的，一个旧军包，洗得干干净净的，上面缝了一颗红五星。
那丫头宝贝得很，晚上睡觉都搂着。
日子看着慢慢就好起来了。
可我这双眼睛毒，我看得出来，他们两口子之间还是不对劲。
方建国从不在家吃饭，天不亮就出摊，天黑透了才回来。
他媳妇下工回来，也不热饭，就在灶台边站着，俩人就那么一个吃一个看，一句话没有。
有天我实在憋不住，问他媳妇：“嫂子，你跟建国哥，是不是有误会？”
她攥着衣角，半天没说话。
我赶紧摆手：“当我没问，当我没问！”
她忽然开口了：“他当年，本来不该进去的。”
我愣住。
“他服役回来那年，分配到了钢厂。”
她叹了口气，说话的声音很轻，“哎！厂里有人丢了东西，一套进口的精密仪器零件。正好那天他去递材料，有人看见他在仓库附近转悠，就告了他。”
“他没干？”
“他没干。”
她说得很笃定！
“他不是那样的人。可那时候，他是退伍兵，成分好，厂里领导说‘这是内部矛盾’，给他个‘下放改造’的处分，让他去农场待了三年。有些人不想查清楚，查清楚了，那套零件就不得不找回来了。”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那后来呢？”
“后来，零件在那人家里库房找到了，说是‘忘了放哪儿了’。”
她笑了一声，笑意里全是讽刺，“可建国已经待完三年回来了。厂里说给他恢复工作，他不干，他说他没脸待在那。”
“为啥没脸？他明明是清白的！”
“他觉得没脸是因为……”
她低下头，声音更轻了，“
他那时候太听话。
他说他要是再硬气一点，多争辩几句，就不会被冤进去。
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够硬气才连累家里。”
我听着，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闷闷地疼。
我想起那个蹲在月亮下面擦黄铜杯子的男人，想起他捡地上的白菜帮子嚼。
想起他被赵铁蛋打得满脸血，却死死攥着铁皮桶不撒手。
想起他闷头干活，从不抬头看人。
他不是埋汰，他是太累了，被冤枉成了那样，谁的心里能舒坦呢。
“嫂子！”
我说，“你多跟他说说话吧。”
她没应，只是低着头，拿指甲一遍遍划灶台台面，划出深深浅浅的印子。
秋天的时候，方建国的修理铺子迎来了一位稀客。
镇上文化馆的孙馆长。
孙馆长四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洗得笔挺的中山装，手里夹着个人造革公文包，站在铺子门口打量了半天，迈步进去了。
“同志，你是方建国不？”
方建国正蹲在地上焊铁架子，听见人问，抬起头，脸上带着护目镜推上去的印子：“我就是，您有啥事？”
孙馆长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递过去：“这个你认识不？”
方建国拿过那张照片，手猛地顿了一下。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一个铜像前面，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
那铜像是一座老式解放卡车的模型，车头上有个鎏金的五角星。
“这是……”他嗓子有些发紧。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咱们县农机厂门口有座解放雕塑，你可还记得？”
方建国的眼神飘了一下，移到一边：“记得。”
“后来被砸了，零件都散了架。”
孙馆长推了推眼镜，“前几年咱一直在找懂行的老师傅，看看能不能复原。县文化局批了经费，想把这雕塑重新立起来。有人跟我说，你在里头待过，手艺好，焊活尤其精。”
方建国沉默了一会儿：“我焊的是锅碗瓢盆、铁皮桶，不是雕塑。”
“你把雕塑当成铁皮桶焊，能行不？”
孙馆长笑了一下，“我瞧过你修的活计，严丝合缝，是个精细人。
县里说了，要是能复原，给你发个荣誉证书，算聘你当咱文化馆的合作艺人。”
方建国闷了半晌，说：“我试试。”
那之后，方建国就忙了起来。
他白天修修理理，天黑之后就到文化馆的仓库里，对着那堆废铜烂铁，开始琢磨怎么把它们重新拼起来。
他闺女天天放学也往那跑，蹲在一边看他爹焊东西。
有一天我路过，见那丫头坐在一堆零件中间，手里捧着她爹那张旧照片，歪着脑袋看。
“晓梅，你瞅啥呢？”
“瞅我爹从前的样子。”
她指了指照片，“他以前戴军帽，好看。”
我心里头一热，忽然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于是我蹲下来，跟她并排坐着，瞅着仓库里那个忙碌的身影。
“你爹，是个好样儿的。”
我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
丫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照片贴在心口，又接着看了。
工程最紧张的深秋，天气忽然转凉，冷得跟刀片似的刮脸。
那天晚上我从厂里加班回来，看见文化馆仓库的灯还亮着。
我探头进去一看，方建国正跪在地上，用小铜刷子一点一点刷那座解放卡车的车头。
“还不回家？都后半夜了。”
“这地方有点锈蚀，得慢慢清。”
他头也不抬，“要是锈透了，焊上去也容易断。”
我走进去，蹲在他旁边，从兜里掏出根烟递给他。
他也没拒绝，接过来叼在嘴上，就着火柴吸了一口。
烟气升腾起来，在灯光下显得又灰又白。
“建国，”我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别嫌我嘴碎。”
他偏过头看我，没吱声，算是默许了。
“你在里头那三年，怨不怨？”
他的动作停住了。
烟夹在指间，一缕青烟袅袅上升。
过了很久，他轻轻地说：“怨，刚进去那阵，天天怨，夜夜怨。怨恨那个诬告我的，怨恨厂里的领导，怨恨世道不公平。”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后来不怨了。”
“为啥？”
“因为没啥用。”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平淡淡的，“怨也不能让我早点儿出去，怨也不能让我闺女少吃点苦。
怨了多少天，人还在那儿，墙还在那儿。起来活儿还得干，一天干不完，就是一天三顿稀粥。”
他顿了顿，又说：“后来我学会了一件事。
冤屈在你身上，你拿它当一颗钉子，捶进墙里，那就永远是一根钉子搁在那儿让人看。
你要把它拔出来，弯一弯，还能再当个钩子，挂点儿东西。”
他说完，又低下头去刷那个锈蚀的角落，小铜刷沙沙地响。
我蹲在旁边，什么也没说。那一刻我觉得，眼前这个大男人，瘦瘦干干的，可他的脊梁骨，比谁都硬。
十二月里，那台解放卡车的雕塑终于完工了。
揭幕那天，县文化馆门口围了一大圈人。
红绸布揭开，一台解放牌卡车的模型稳稳当当地立在方座上！
车轮滚滚，车头五角星闪亮，比当年那台还精神。
孙馆长握着方建国的手连连道谢：“方师傅，你这手艺，了不起！省里边来的老师傅看了，都说焊工精道，这雕塑比原先的还结实！”
方建国没说话，站在那，看着那座雕塑，笑了。
我就站在人群前头，看见他笑了，忽然鼻子一酸。
我认识他快一年了，头一回见他笑得这么松快，眉头都不皱了，那是从心底泛出来的高兴。
方晓梅从人群里钻出来，拽住她爹的手：“爹，我也要照相！”
方建国弯下腰，把她抱起来。
丫头把人群里的她妈也拉过来，三个人站位是
她妈站左边，她站中间，她爹站右边。
他媳妇摆摆手想躲，被丫头拽住衣角：“妈，快来嘛！”
她拗不过，只好站了过来。方建国的胳膊僵了僵，慢慢地、慢慢地，环过媳妇的肩膀。
那女人没有躲，眼眶却微微红了。
我站在街对面，看着三大一小四个人站在那辆崭新的解放卡车模型前，背后是灰蒙蒙的天，前面是亮闪闪的镜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可生活这东西，总爱打你个措手不及。
方建国那边刚顺当没俩月，这边赵铁蛋又闹腾开了。
年关跟前，猪肉紧俏，他涨价涨得离谱，一斤排骨敢要四块钱，赶上饭馆里一盘菜了。
买菜的大娘跟他理论，他拎着砍肉刀往案板上一剁：“嫌贵你别买啊！爱吃不吃！”
几个街坊气不过，去找居委会。可赵铁蛋这人横惯了，没人敢正面惹他。
我听了这事，心里憋着一口火。
当天晌午，我闷头往菜市场走，走到赵铁蛋摊前，也不绕弯子：“嘿，我说铁蛋，你这肉价赶上金子价了，老百姓吃不起喽。”
赵铁蛋睨了我一眼：“大过年的，肉当然贵。”
“贵也得有个谱。”
我伸出手指头敲了敲案板，“你这一斤排骨四块钱，你让咱这片儿工人老大哥咋过年？你就不怕他们把菜刀架你脖子上？”
“他娘的！你谁啊？”
赵铁蛋把砍肉刀拔起来，对着我比划，“你管得着吗你？你要是觉得贵，你别买得了，别跟这找不自在。”
换了以前，我可能就怂了。
可那天不知怎的，我瞅见他那副嚣张样儿，忽然就想起方建国挨他那一顿揍的熊样儿，火气蹭地冒上来。
“我还就告诉你，赵铁蛋，”
我一把拍在案板上，“你要敢再这么横，我孙二柱就敢组织整个胡同的人抵制你摊儿。你肉再好，咱不买，你烂在手里，我看你怎么横！”
赵铁蛋被我噎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半天没言语。
周围买菜的都围过来看热闹，有人带头鼓起了掌，稀稀拉拉的，越拍越齐。
“好！孙二柱说得对！抵制他！”
赵铁蛋的腮帮子鼓了鼓，最后把砍肉刀往案板上一插：“行，孙二柱，你等着。”
我嘴上不输，心里其实打着鼓。
他那个人，记仇。
果然，第二天夜里，我家窗玻璃被人扔石头砸了两块。
我妈吓得不敢出门，我爹气得要报派出所，被我拦住了——没证据，报了也没用。
我蹲在门口，看着地上的碎玻璃碴子，心里头堵得慌。
这时候，身后有人走过来，我回头，是方建国。
他什么也没说，把手里的工具箱放到地上，蹲下身来，开始量窗户尺寸。
玻璃早就被他修好了，他又补了一遍油泥，拿布子抹得平平整整的。
“别怕。”
他收拾完，站起来，只说了这两个字。
“我不是怕。”
我嘴硬，“我是气的。”
他看了看我，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那就更不值得了。气坏了自己，便宜了别人。”
方建国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又顿了顿：“二柱，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个情我一直记着。从今往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愣住了，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风呼呼地灌进来，我却不觉得冷了。
那年冬天出奇地冷。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下了一场三尺厚的大雪，把整个县城盖得严严实实。
我正猫在家里烤火，忽然听见村口砰砰响。
开门一看，方建国的媳妇站在雪地里，围巾都让风刮跑了，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二柱，建国……建国让人带走了！”
我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窜起来，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咋了？”
“他说……他说要去县里告赵铁蛋偷税漏税……”
她喘得说不成整句，“今天上午，农贸市场来了几个税务局的，把赵铁蛋带走了。结果……
“晚上赵铁蛋放出来了，他喝了点酒，带着几个混子，堵在咱家门口。
他们把建国……拖到墙角打了一顿……然后，派出所来了，说建国‘聚众斗殴’，把他也带走了！”
我浑身血都凉了，披上棉袄就往外跑。
跑到派出所门口，方建国正蹲在留置室的角落里，脸上全是淤青，嘴角裂着一道口子，手上还带着铐子。
他看见我，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丝笑：“没事，他们说调查一下。”
“调查个屁！”
我火了，“是赵铁蛋打了你！你是被打的！还有没有王法了！”
值班的民警也露出为难的表情：“孙同志，这事……赵铁蛋那边也报案了，说方建国先动手砸他摊儿。两边互相作证，我们得查查。”
我咬了咬牙，转身跑了。
我跑了一整夜，跑了半边县城，跑了赵铁蛋家那几条街。
东问西问，总算找到一个那天撞见真相的摆摊小贩老魏。
老魏起初不敢吭声，我掰开揉碎地劝：“方建国是被冤枉的，你要是能作个证，他就没事了。”
老魏犹豫半天，最后还是跟我去了派出所。
他一口咬定是赵铁蛋先动手，方建国没还手。
值班民警又询问了几次，最后一拍大腿：“行了，情况清楚了。方建国，你可以走了。”
方建国从留置室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雪还在下，他肩上落满了雪花，却站得笔直。
我迎上去，一把搂住他的肩：“走，回家过年！”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嗓子哑哑的：“我家……没备年货。”
“没事！”
我扯着嗓门哈哈笑道！
“哈哈，今年过年，在咱家过！我妈蒸的饽饽，整个县城第一名！”
除夕夜，我们两家人凑在我家的炕桌上。
我妈蒸了一大锅白面饽饽，还特意炖了条鱼——年年有余嘛。
方晓梅穿了一件大红棉袄，是方建国媳妇连着几个晚上赶出来的。
那丫头穿上这暖和的新袄，活像年画上走下来的大胖丫头，蹲在炕上咯咯乐。
方建国的媳妇帮我妈包饺子，两人一边擀皮儿一边聊，不时嘀嘀咕咕地说笑。
她脸上少了往日那副紧绷绷的神色，看着柔和了许多，像是结了一冬的冰面，终于在开春时节透出暖意。
方建国坐在炕沿上，头一回没闷着不说话。
他跟我爸聊了一晚上部队的事，聊着聊着，还掏出那个黄铜茶杯，泡了一缸子茶。
我爸喝了一口：“好茶！”
“从云南带回来的。”
方建国笑了！
“当年我们连驻防那阵儿，当地少数民族老乡送的。一直舍不得喝，今年过年，开了它。”
我揶揄他：“哟，方师傅，今年舍得开好茶了？”
他笑了笑，没接话，只是转头看了一眼他媳妇，又看了一眼他闺女。
那一眼里，有说不尽的东西。
外头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我妈端上热腾腾的饺子，方晓梅第一个伸手去夹，被他爹轻轻拍了一下手背：“让长辈先来。”
丫头吐了吐舌头，把手缩回来。
可她妈却夹了一个，先塞进她碗里：“你长身体，你先吃。”
丫头愣了一下，看着碗里那个热腾腾的饺子，然后低下头，使劲咬了一口。
我分明看见，她的眼眶红了，只是使劲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方建国的媳妇也低下了头，拿袖子在脸上蹭了一下。
我假装没看见，举杯：“来，咱们干一个！过年好！”
几只搪瓷缸子、玻璃杯、粗瓷碗碰在一起，叮当乱响。
那一刻我看着方建国的脸，他终于有了一丝人间烟火气，不再是那个蹲在月亮下面擦杯子的孤魂野鬼。
过完年，方建国的日子是彻底活泛起来了。
文化馆接二连三地给他派活儿，县里几个单位都等着他的焊工手艺。
他忙不过来，就招了两个徒弟，一个是我，一个是街东头的老疙瘩。
我跟他学手艺，嘴上还贫：“你教我焊东西，得管饭。”
他难得地笑出声来：“管，管饱。”
那是第一次听见他笑出声。我乐得跟捡了块金元宝似的。
春天的时候，方晓梅参加学校里的绘画比赛，画了一幅画拿回来，贴在修理铺的墙上。
画面上是一大片麦田，金黄金黄的，麦田中间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顶上站着一只小鸟。
方建国看了那幅画，问：“这是啥意思啊？”
他闺女说：“这是爹的大卡车。大卡车在麦田里休息，小鸟站在车顶上唱歌。”
方建国听了，没说话，只是摸了摸他闺女的脑袋，那动作里带着说不出的笨拙和温暖。
那天傍晚，我蹲在铺子门口抽烟，看见方建国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安安详详地拿着那块旧布，在擦他那个黄铜杯子。
夕阳从门外斜照进来，在地面上铺了一长条金黄色的光。
他擦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跟一位老朋友说话。
“二柱，”
他抬起头来，朝我笑了笑，“这杯子，我擦了十年了。”
“以前总觉得，擦干净了，日子就能亮堂起来。”
“可后来才发现，日子亮不亮堂，不在杯子，在自己心里头。”
我愣了好一会儿，把烟头摁灭在墙根。
“现在你心里亮堂了？”
他没直接答，只是把杯子举起来，对着夕光照了照。
黄铜的光泽映着夕阳，金灿灿的，恍如一轮小太阳。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九八四年春天，县里一批新厂房动工，其中一座仓库的铁架子出了点问题。
负责施工的是县建筑公司，找了好几个焊工都搞不定，最后有人推荐了方建国。
方建国带着我和老疙瘩，在工地上忙活了半个月。
每天风吹日晒，脸晒得跟黑炭似的，可他干活那股子认真劲儿，比谁都足。
完工那天，建筑公司经理拍着他肩膀，特别诚恳地说：“方师傅，你这手艺，别说咱县，省里也是头一份的，你要是有意，咱签个长期合同，以后外聘你当咱们的技术顾问，待遇好说。”
方建国听了，半晌没言语。
我捅了捅他胳膊肘：“快答应啊！”
他看了看我，笑了笑，说：“我再想想。”
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问他：“那么好的活儿，为啥不答应？”
他走了一阵，说：“我这个人，手艺只用来修东西，不想绑在一个地方。这条街上的街坊们还等着我修锅修锁呢。”
我听着，忽然觉得心里一阵发热。
这个当初蹲在胡同口捡白菜帮子的人，如今也懂得挑活儿了。他不是不懂，他是舍不得这条街。
是啊，这条街上有他修过的每一口锅，焊过的每一把锁，补过的每一个盆。
这条街上的人，从最开始用戒备的目光打量他，到现在见面都会热络地问一句方师傅吃了吗
我到现在也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
方建国坐在修理铺门口，用一把小螺丝刀，一点一点地修一个旧收音机。
他闺女方晓梅蹲在他旁边，捧着的作业本，时不时问他一个字怎么写。
收音机里忽然“嘶啦”一声杂音，然后传出一段熟悉的旋律——“社员都是向阳花”，正播着八十年代流行的歌曲。
方晓梅竖起耳朵听了听，说：“爸，这歌真好听。”
方建国嗯了一声，手里的螺丝刀没停。
“爸！”
丫头又开口，“你说，咱们家以后会不会像收音机里的日子那么好？”
方建国停了一下，仰起头，看着天边烧得正旺的晚霞，好久才说：“会。”
那天晚上，方建国把他那个黄铜杯子刷洗得锃亮，倒了满满一杯开水，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中央。
他媳妇下班回来，看见了，问：“今天咋了，这么郑重？”
他说：“从今天开始，好好过日子。”
他媳妇愣在那里，好半天，才走过去，把那只杯子捧在手心里，喝了一口。
很烫，可她也学着方建国的样子，微微笑着。
那一刻，我蹲在自家院墙根下，透过墙头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晚风轻轻地吹过来，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孙二柱，你这一天到晚碎嘴子碎得也算没白碎，总算是看到了一个人重新活过来的模样。
九月的清晨，方晓梅背上她的小书包，穿上她妈给她做的的确良白衬衫、蓝裤子，踩着露水欢快地跑出了门。
她要参加县里的小学生绘画比赛，画一幅主题为“我的家”的作品。
方建国要陪她去，被她坚决拦住：“爸，你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丫头走远了，方建国站在门口，一直看着她蹦蹦跳跳的背影，眼睛里带着亮亮的光。
“二柱，你说，”
他转头问我！
“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值了？”
我叼着烟，想了想：“值啥值啊，你才多大岁数，好日子在后头呢。”
他笑了。
那天傍晚，方晓梅捧着一张奖状跑回家，站在街口大喊：“爸！妈！我得一等了！”
街坊们都出来看！
我蹲在门口，看着方建国从他闺女手里接过那张奖状，一遍一遍地看，手指头摩挲着上头的字！
嘴里反复念叨：“行，行，好。”
他那媳妇，站在门槛里边，伸手偷偷抹去眼角的泪花，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候，不知谁家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串。
夕阳底下，整个街道都笼罩在一片暖融融的金光中。
我抬起头，看着天边那轮圆圆的太阳，心里忽然特别的安宁。
这故事讲到这里，差不多该收了。
有人说，这世上的委屈和苦难，人抬着头能捱过去，可要活出人样儿来，还得有人拉一把，有人递一盏灯。
我孙二柱没啥大本事，就是个碎嘴子。
但这辈子我干过最值的一件事，不是学了手艺，也不是给街坊们办了多少事！
而是在那个开春的早晨，对着那个扛着裂了缝的樟木箱子的陌生男人，喊了一嗓子！
问了一句“你犯过啥事”。
我得谢谢那句话！
正因为那句话，我认识了一个叫方建国的人！
他让我知道，一个人哪怕被冤枉过，被践踏过，只要他心里那团火还没灭！
只要他还能蹲下来擦亮一个黄铜杯子，他就能重新站起来，活出个堂堂正正的人样。
如今，方建国还开着他那间建国修理铺。
他媳妇在针织厂转正了，当了小组长。
他闺女方晓梅上小学三年级了，学习成绩好，画画也好，墙上的奖状贴了一排。
我家窗玻璃那次被砸的事儿之后，赵铁蛋的肉摊儿生意冷清了不少。
后来他主动提着两斤排骨上门给方建国赔了个不是，两人算是揭过这一页了。
当然了，那排骨方建国没要，让他提回去了。
“我这辈子能活到现在，就是靠行得正坐得直。”他说。
对门那棵老槐树又发新芽了，毛茸茸的，嫩黄嫩黄的。
方晓梅每天放学都拿一根树枝够那树上掉下来的槐花，够不着，就踮着脚。
我看见了，就搬个凳子过去：“来，站凳子上够。”
她踩上凳子，终于够着了一串槐花，举在手心里给我看：“二柱叔，这花能吃不？”
“能吃。”
我说，“甜的。”
她尝了一小口，皱皱鼻子：“不好吃，苦的。”
我乐了：“那我记错了。这槐花以前是甜的，这两年，咱们这片儿的土变了，花也跟着变苦了。”
丫头跳下凳子，认真地看着我：“那还能变甜吗？”
我一愣，看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说：“能。等咱们把这片地养好了，它就会变甜。”
她嗯了一声，捧着那串苦槐花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仰头看了一会儿天！
天空很高很蓝，几朵白云慢慢地飘着，像是被风吹散的棉花糖。
我想，这日子啊，就像这老槐树，总会有旧叶落尽、新芽长出的时候。
人也是一样！
最深的苦里头，藏着最甜的盼头。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有了结局。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抻了个懒腰，扯着嗓子朝对门喊：“方建国！开工了！东头刘婶说她家铁锅漏了，让你去补一补！”
门廊里传来闷闷的一声：“来了。”
我咧嘴一笑，掐灭烟头，抓起我的工具箱，大步流星地往东头走去。
早上的阳光晒得身上暖洋洋的，
影子在地面上！
拉得老长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