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单
分房名单贴出来的时候，我正端着一搪瓷缸棒子面粥。
厂办门口围了三层人。红纸从门框一直铺到食堂山墙上，糨糊还没干，边角被风掀起一点，露出底下旧通知的一角。有人念出声，有人往里挤，有人看完就往外走，走到人少的地方，点一根烟，蹲在马路牙子上抽。
我没挤。我站在人群外头，从第一排看到最后一排。
第三排第二个，是我徒弟小周。第五排第七个，是机修车间的陈卫东。没有我。
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四五岁的女孩。她从第一排看到最后一排，又看回来，看了很久。孩子伸手去抓她的脸，她把孩子的手按下去。
我把粥放在窗台上，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抄了三遍的分表。工龄八年，八分；细纱甲班挡车，岗位十分；省级操作能手，十分；家里五口人，人口十分；人均住房不足三平米，困难五分。四十三分。
录取线四十六。
差三分。
三分，就是一个男人。
“林巧，你站着干什么？进去问啊。”王师傅从人群里挤出来，棉袄袖口上沾着白纱。她比我大二十岁，带我入厂，说话从来不绕弯，“你爸是因公没的，你又是省里的操作能手，他们敢不给你？”
我把分表折起来，塞回口袋。“师傅，线是四十六。”
“线是死的，人是活的。”
王师傅拉着我往厂办里走。分房小组临时设在二楼会议室，门口摆着一张课桌，桌后坐着后勤科的马德胜。他面前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手边一只搪瓷杯，杯盖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
“马科长。”王师傅先开口，“林巧的分数，是不是算错了？”
马德胜抬起头，先看我，再看王师傅。“王师傅，分数是小组集体核的，一笔一笔核过。”
“她爸林建国，1982 年死在细纱车间，厂里定的因公死亡。她一个姑娘，带着她妈、她奶奶、她弟弟、她妹妹，五口人挤十二平米。这还不困难？”
“困难分给了五分。”马德胜把笔记本转过来，指着一行字，“工龄八年，八分；岗位十分；省先进十分；人口十分；困难五分。四十三。王师傅，我没少算她一分。”
“那为什么小周能上？她才进厂几年？”
“小周是双职工家庭，她爱人也在厂里，加十五分。”马德胜把笔记本合上，声音不高，“王师傅，规定不是我定的。厂里历来以男职工为主，双职工优先。单身女职工，排在后面。”
我站在门口，听见“单身女职工”四个字，像听见有人拿尺子在我身上量了一下，量完说：不够长。
“我爸也是厂里的职工。”我说。
马德胜看了我一眼。“你爸的事，厂里没亏待你们家。抚恤金、补助、你顶替进厂，都是按政策办的。”
“我不是来要我爸的抚恤金。”我说，“我是来问我自己的分。”
“你的分，四十三。”他把搪瓷杯端起来，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林巧，你还年轻。下一批。”
下一批。厂里上一批分房是 1980 年，再上一批是 1976 年。我二十四岁，等下一批，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弟弟结了婚，一家六口还挤在十二平米？等到我妹妹初中毕业，连张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
我没再说话。王师傅还要争，我拉住她袖子。“师傅，走吧。”
出了厂办，风从食堂后头刮过来，带着白菜炖粉条的味道。王师傅跟在我旁边，走了半天，忽然说：“巧儿，你别怪师傅多嘴。你今年二十四了，厂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要是成了家，双职工，十五分。”
“师傅。”
“我不是催你嫁人。”她叹了口气，“我是说，这个世道，一个女人再有本事，分房的时候还是得看有没有男人。”
我没接话。我把搪瓷缸里剩下的粥一口喝了，粥已经凉了，糊在嗓子眼，咽不下去。
那天下午，我在车间里接了整整一个班的头。细纱机轰隆隆地转，白纱从锭子上抽出来，断头，接头，再断，再接。我的手指头比我脑子快，拔管、找头、引纱、套钢丝圈、提纱、掐头、接头，三个数一个来回。王师傅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手上有活，心里不慌。”
可我心里慌。
下班铃响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我换了工作服，从厂后门出去，准备去食堂帮我妈收拾。刚走到煤堆旁边，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林巧。”
我回头。
陈卫东站在煤堆那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手里捏着一张纸。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他没动。
“干什么？”我问。
三年前，我爸死在细纱车间。厂里说是违章操作，机器没停，人卷进去了。那天夜里，陈卫东也在车间。我赶到的时候，他满手是血，站在我爸的机器旁边，手里还攥着一把扳手。后来厂里出了事故报告，我爸的名字写在“责任人”那一栏。陈卫东的名字，写在“见证人”那一栏。
从那以后，我没跟他说过一句好话。
“我妈病了。”他说。
“关我什么事。”
“风湿性心脏病。”他把那张纸往前递了递，“二尖瓣窄了，乡下医院看不了，得转省城。省城医院说，得有城里的家属，得有住处，不然床位排不上。”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结个婚。”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结个婚。”他又说了一遍，声音还是平的，像在报一个零件的尺寸，“一年。房子归你，我妈住次卧。一年以后，离。”
煤堆旁边的路灯亮了，黄黄的一团，照着他半张脸。他的嘴唇有点干，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茬。我盯着他，忽然笑了一声。
“陈卫东，你害死我爸，现在还想拿我妈的房子？”
他没躲我的眼睛。他站在那里，手垂下去，那张诊断书被他捏出了一道折痕。
“你考虑一下。”他说，“今晚给我信。”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
“林巧，你爸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他没回答。他走进了机修车间的黑影里，只剩工作服的后背，一晃，没了。
我回到家，十二平米的屋里已经摆开了饭桌。所谓饭桌，就是一块架在两张方凳上的木板。我妈把最后一碗白菜端上来，奶奶坐在床边，妹妹小燕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业，弟弟林强蹲在门口，拿砂纸磨一双旧皮鞋。
“名单看了？”我妈问。
“看了。”
“有你没？”
“没有。”
屋里静了一下。小燕的铅笔停了。奶奶咳了两声。林强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差几分？”我妈又问。
“三分。”
我妈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她没看我，看着那碗白菜。“三分……”她念了一遍，像是在算一笔账，“三分，就是个男人。”
“妈。”
“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她终于看我，“你弟跟小芳谈了两年了，小芳她妈上个月来，话里话外就一句：没有房子，不领证。你奶奶的药，一个月要五块。小燕明年考高中。你那点工资，够什么？”
“所以呢？”
“所以，”她抬起眼，“陈卫东要是真肯跟你领证，先把房子分下来，你弟结婚先住大间，你和小燕住小间，我跟你奶奶在厨房搭个铺——”
“妈。”我打断她，“陈卫东的爸，跟我爸死在一个车间。”
我妈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
“那是上一辈的事。”她过了半天才说，“再说了，厂里都说了，是你爸违章……”
“你别说了。”
我拿起外套往外走。林强在后面叫我：“姐，你去哪儿？”
“厂里。”
我走到机修车间的时候，陈卫东正蹲在一台细纱机旁边，拿棉纱擦手上的油。车间里只开了一排灯，机器都停了，空气里一股铁锈和机油的味道。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我，没站起来。
“协议我自己写。”我说。
他手里的棉纱停了一下。
“房子归我，承租权写我的名字。”我一条一条说，“你妈住次卧，住到手术做完、身体养好。一年以后离婚，你搬走。水电煤、房钱，一人一半。你妈的医药费，你自己出，我不沾。不同房，不对外说，逢年过节、厂里活动，该演的我演。谁要是露了馅，谁自己去跟分房小组说清楚，别连累对方。”
他站起来，把棉纱扔进工具箱。“行。”
“还有，”我看着他，“你妈的手术费，差多少？”
他顿了一下。“三百。”
“我借你一百。”我说，“写借条，从你工资里扣。”
他看了我很久。车间顶上的灯管闪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动了一下，很快又没了。
“林巧，”他说，“你为什么帮我？”
“我不是帮你。”我说，“我是帮那套房子。”
## 二、协议
协议是我在厂里医务室后面的那张破桌子上写的。
陈卫东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支钢笔，笔尖有点劈，写出来的字带着毛边。我写了三条，他看了半天，说：“再加一条。”
“什么？”
“一年里头，谁要是有了对象，提前说。协议提前作废，房子的事另想办法。”
我抬眼看他。“你有对象？”
“没有。”
“我也没有。”我说，“加吧。”
他接过笔，在纸末尾添了一行，字写得很小。然后他签了名，把笔递给我。我签完，他把协议折成四折，递给我。
“你收着。”他说，“你收着放心。”
我把协议塞进内衣口袋，贴着胸口，纸边扎得有点痒。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厂办开介绍信。管公章的干事姓赵，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看我们俩的眼神像在看两张对不上的票证。
“你们……什么时候搞的对象？”
“去年。”陈卫东说。
“去年？”赵干事翻了翻抽屉，“我怎么听说你俩在车间里吵过架？”
“吵架归吵架。”陈卫东说，“过日子归过日子。”
赵干事哼了一声，把介绍信推过来。“行了。去街道民政局，带户口本，带照片。喜糖别忘了。”
从厂办出来，陈卫东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走到楼梯拐角，他忽然说：“刚才那句，是我编的。”
“哪句？”
“过日子归过日子。”
“我知道。”我说，“你连明天吃什么都说不准。”
他没笑。他的耳朵尖红了一点。
民政局在解放路，一间临街的平房，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屋里烧着煤炉，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响。办事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同志，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先看介绍信，再看户口本，最后看我们俩。
“自愿的？”
我和陈卫东都没说话。
“问你们呢，自愿的？”
陈卫东说：“介绍信、户口本，都齐了。”
女同志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把两张表格推过来。“签字。按手印。”
我签完字，把大拇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按在表格右下角。红印泥有点凉。陈卫东也按了。他的手很大，指节上有老茧，按下去的时候，整个指头把那个小方框填满了。
照片是前一天在厂门口照相馆拍的。两寸，黑白。我穿一件的确良衬衫，头发扎在脑后。陈卫东穿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照相师傅说：“靠近点，靠近点，两口子嘛。”我们各往中间挪了半寸，肩膀之间还隔着一条缝。照片洗出来，两个人像被谁从两边往中间推，推到一起，又不情愿。
结婚证是红塑料皮的，上面印着国徽。女同志把证递给我们，说：“好好过日子。”
陈卫东接过来，递给我一本。我翻开看了看，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并排印在一张纸上，下面盖着大红章。
从名单贴出来，到证拿到手，不到一天。
“走吧。”他说。
出了民政局，风比早上更硬。我想起喜糖，他说买了，四块二。我让他分我一半，他把纸包往我手里一塞，自己一颗没吃。
下午回到车间，喜糖撒在案子上，姐妹们围过来。小周拿起一颗大白兔，翻来覆去地看：“师傅，你真嫁给他了？”
“嗯。”
“你俩不是有仇吗？”
“仇归仇，日子归日子。”我说。
这句话是陈卫东编的，我拿来用了。小周嚼着糖，眼睛瞪得溜圆。王师傅站在远处，没过来，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下班的时候，陈卫东在厂门口等我。他身边站着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穿一件深灰的斜襟棉袄，手里拎着一个蓝布包袱。老太太很瘦，嘴唇有点发紫，走两步就要歇一歇。
“我妈。”陈卫东说。
我走过去，叫了一声：“阿姨。”
“叫妈。”陈卫东说。
我噎了一下。
老太太笑了，笑得有点喘。“叫什么都行，叫什么都行。”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腕，手心是热的，“巧巧，委屈你了。”
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自己儿子的婚事是假的，知道我是为了房子，知道她自己是那个“次卧”。可她还是叫我“巧巧”，还是说“委屈你了”。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去接她手里的包袱。“妈，我来拿。”
老太太的手松开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但她没让它掉下来。
“哎。”她应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把老太太安顿在厂招待所。陈卫东送我到楼下，站了一会儿，说：“谢谢。”
“谢什么？”
“谢你叫她妈。”
“协议上写了，该演的我演。”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到路灯底下，他又停下来。
“林巧。”
“又怎么了？”
“三年前的事，”他说，“等房子的事落定，我告诉你。”
“为什么现在不说？”
“现在说了，你也不会信。”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信？”
他看着我，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因为连我自己，都不信。”
## 三、搬家
搬家那天是星期天，厂里借了一辆板车。
我家的东西不多：两张木床，一只五斗橱，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两箱衣服，一摞碗，一口铁锅。奶奶的寿材早在三年前就卖了，给我爸办丧事。剩下的家当，一板车就拉完了。
陈卫东的东西更少：一只樟木箱，一床被褥，一个工具箱，一网兜书。他把他妈从乡下接来，老太太只带了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两身换洗衣裳、一双布鞋、一包晒干的草药。
新工房在厂区北边，五层楼，红砖墙，水泥楼梯。我们分到五楼，两室一厅，朝南的大间带阳台，朝北的小间只有一扇窗。厨房在楼道里，两家合用；厕所在楼梯口，四户人家轮流扫。
我站在空房子里，闻着墙上的石灰味，心里算了算：大间十二平米，小间八平米，客厅六平米。比十二平米的筒子楼，大了不止一倍。
“大间给妈住。”我说。
我妈正指挥林强把五斗橱往大间抬，听见这话，停住了。“大间给你弟结婚用。你和小燕住小间，我跟你奶奶在客厅搭铺。”
“妈，陈卫东他妈有病，得朝南，得晒太阳。”
“你弟结婚，新娘子进门，住北边小间？人家肯？”
“人家肯不肯，是人家的事。”我说，“这房子是厂里分给我的，我说了算。”
我妈的脸沉下来。“林巧，你翅膀硬了？”
“我翅膀硬不硬，您不知道？”我看着她，“我爸走的时候，我二十一。这三年，我的工资交家里，我值夜班，我顶我爸的岗，我供小燕上学。我什么时候翅膀硬过？”
屋里静了。林强把五斗橱放下，不敢看我。奶奶坐在床板上，低着头，拿手帕擦眼睛。
陈卫东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工具箱，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大间给妈住。”我又说了一遍，“小间我住。林强结婚，先在家具上想办法，房子的事，等我下一批。”
“下一批，下一批，你说了几年了？”我妈的声音抖起来，“你弟二十一了，小芳她妈说了，今年不结，就散。”
“那就散。”我说。
我妈抬起手，像是要打我。她的手停在半空，最后落在我肩膀上，推了一把。
“你这个没良心的。”
她转身下了楼。林强追出去，喊“妈、妈”。奶奶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胳膊。
“巧儿，你妈是急的。”
“我知道。”
“你也不容易。”
我低下头，把缝纫机往小间里推。陈卫东过来，搭了一把手。缝纫机很沉，铁脚踏磕在门槛上，发出“哐”的一声。
“我来。”他说。
他把缝纫机搬进小间，放在窗户底下。阳光从北窗照进来，照在黑色的机头上，照出上面细细的划痕。
“这缝纫机，有些年头了。”他说。
“我妈的嫁妆。”我说，“蝴蝶牌，用了二十多年。”
他蹲下来，看了看脚踏板，又看了看皮带。“皮带松了，我给你紧一紧。”
“不用。”
“紧一紧，踩起来省力。”
他从工具箱里拿出扳手，蹲在地上，开始拧螺丝。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他的后脑勺有一道浅浅的疤，藏在头发里；工作服的后背被汗浸出一片深色。他拧完螺丝，又拿棉纱把机头擦了一遍。
“好了。”他站起来，踩了两下脚踏板。缝纫机发出“嗒嗒嗒”的声音，比刚才轻快多了。
“谢谢。”我说。
“协议上写了，该干的活我干。”
我被他噎了一下。这个人，连帮忙都要按协议。
晚上，两家人在新房里吃了第一顿饭。饭桌是两张方凳架一块木板，菜是白菜炖豆腐、炒土豆丝、一碟咸菜。陈母坐在大间的床边，吃了半碗饭，就说吃不下了。她喘得厉害，嘴唇发紫，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去，捂在手里。
“巧巧，这房子真好。”她说，“朝南，暖和。”
“您住着舒服就行。”
“就是太高了，五楼。”她笑了笑，“我这腿，爬一趟，得歇三回。”
“以后我扶您。”
她看着我，眼睛里又有了那种水光。“你是个好姑娘。”
“妈，您别这么说。”
“我说的是实话。”她拍了拍我的手，“卫东这孩子，嘴笨，心不坏。他要是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跟我说，我骂他。”
我看了陈卫东一眼。他低着头扒饭，耳朵尖又红了。
吃完饭，我拿出写好的那几条，贴在客厅的墙上。陈卫东看了一眼，说：“字写得不错。”
“别打岔。第一条，不同房。第二条，不对外说。第三条，逢年过节、厂里活动，一起演。第四条，谁有对象，提前说。第五条，水电煤、房钱，一人一半。”
“行。”
“你睡客厅。”
“行。”
“你妈的药，每天早晚两次，别忘了。”
“行。”
他什么都说行。我忽然有点生气。“陈卫东，你就没有一句别的话？”
他想了想。“有。”
“说。”
“你妈的脾气，比我想的大。”
我瞪了他一眼。他低下头，继续扒饭。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赶紧收住。
那天夜里，我躺在小间的床上，听见隔壁陈母在咳嗽。咳了一阵，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咳。我听见客厅里有动静，陈卫东起来了，脚步很轻，走进大间，给他妈倒水，拍背。陈母说：“没事，没事，你睡吧。”陈卫东说：“把药吃了。”
然后是倒水的声音，药片落在搪瓷盖上的声音，陈母喝水的声音。再后来，灯灭了，脚步声回到客厅。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户。北窗外面是厂区的烟囱，烟囱顶上有一盏红灯，一亮一灭。缝纫机就放在窗下，黑色的机头在月光里泛着一点冷光。
这房子是假的。结婚证是假的，喜糖是假的，连“妈”都是假的。
可屋顶是真的，墙是真的，陈母的咳嗽是真的。
我闭上眼睛，听见客厅里陈卫东翻了个身，折叠床的钢丝“吱呀”响了一声。
“林巧。”他忽然叫我，“明天早上，我给你带早饭。食堂的馒头，刚出锅的。”
“随便。”
他“嗯”了一声，不说话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泡下面。我想，这房子大概也跟人一样，看着是新的，其实里头早有裂缝了。
## 四、演夫妻
厂里的闲话，比车间里的棉絮还轻，沾上就拍不掉。
“听说了吗？林巧嫁给陈卫东了。”
“哪个陈卫东？”
“机修车间那个。三年前林建国出事，他在场。”
“哎哟，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什么引狼入室，人家是引郎入室。分了房子呢，两室一厅。”
我端着饭盒从食堂走过，那些话就跟在背后，不远不近。我不回头。回头也没用，厂里三千多人，一人一句，我得回到什么时候？
小周替我着急。有一天午休，她凑过来，压低声音：“师傅，他们说得太难听了。要不你解释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你不是为了房子。”
“我就是为了房子。”
小周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可你也不能白担这个名声啊。”
“名声能当饭吃？”我把饭盒盖扣上，“我弟要结婚，我奶奶要吃药，我妹妹要上学。名声能给我一间房？”
小周不说话了。她进厂才两年，还相信世上有些东西比房子重要。我刚进厂的时候也信。
十一月中旬，细纱乙班的小赵结婚，在厂食堂摆酒。小赵跟我一个师傅带出来的，请了我，也请了陈卫东。请帖上写的是“林巧同志及家属”。
“家属”两个字，看着刺眼。
“去不去？”陈卫东问我。
“去。不去，人家更要说。”
那天我穿了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陈卫东穿了中山装。我们并排走进食堂，有人看见我们，筷子停在半空。小赵的新媳妇给我们倒酒，笑着问：“陈师傅，听说你跟我们巧姐是先结婚后恋爱？”
陈卫东抿了一口酒：“先分房，后结婚。”
笑声停了。小赵赶紧打圆场：“喝酒喝酒，今天不说房子。”
酒过三巡，马小军来了。他是马德胜的侄子，在后勤仓库管材料，二十五六岁，头发抹得油亮，走路带着一股酒气。他端着杯子晃到我们桌前，先看我，再看陈卫东。
“哟，这不是林巧吗？你爸那事儿，过去三年了吧？”
桌上安静了。
“马小军。”陈卫东放下筷子。
“我说错了吗？”马小军笑，“三年前你爸死在车间，今年你嫁给车间里的人。林巧，你这心可真大。”
我坐着没动。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
“马小军，”陈卫东站起来，“你再说一遍。”
“我说错了吗？厂里谁不知道，你爸违章操作——”
陈卫东一把揪住他的领子。食堂里“哗”地一下静了，有人站起来，有人往后退。马小军的酒杯掉在地上，碎了一声。
“陈卫东！”我喊。
他没松手。他盯着马小军的脸，声音很低：“三年前的事，你不知道，就别张嘴。”
“我不知道？我叔是车间主任，我不知道？”
“你叔是车间主任。”陈卫东一字一顿，“你回去问你叔，那天晚上，安全罩是谁让拆的。”
马小军的脸白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旁边的人赶紧上来拉，把两个人分开。小赵的新媳妇吓得站在一边，手里的酒壶直抖。
陈卫东松开手，退了一步，整了整被扯歪的领口。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还有火。
“走吧。”他说。
我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走到门口，听见马小军在背后啐了一口：“神气什么，捡破鞋。”
陈卫东停住脚。我拉住他的胳膊。
“别。”我说，“今天是人家好日子。”
他看了我一眼，把火压下去，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在下小雨。厂食堂的灯从窗户里照出来，落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我们沿着厂道走，谁也没说话。走到宿舍楼底下，他忽然说：“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让你跟着丢人。”
“我丢的人，比你多。”我说，“从名单贴出来那天起，我就没打算要脸。”
他停下脚步，看着我。雨不大，落在他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细水珠。
“林巧，三年前——”
“你今天别说。”我打断他，“你说了，我今晚睡不着。”
他把嘴闭上了。
那之后，厂里再没人当面提三年前的事。马小军见了我绕着走，陈卫东在食堂打饭，也没人再挤他。可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大家信了，是因为陈卫东那一架，把话打回了肚子里。
十一月中下旬，厂俱乐部转播女排世界杯。厂里只有一台彩电，过道里站满了人。最后一球落地，俱乐部炸了，有人拍椅子，有人抱在一起哭。我被人群挤得往前一趔趄，一只手扶住了我的胳膊。
是陈卫东。
他的手很热，手心有汗。我抬头看他，他没看我，看着台上那台电视，嘴角有一点笑。
他没有松手。
我也没有抽开。
从俱乐部出来，雨停了，地上还是湿的。我们沿着厂道往回走，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走到新工房楼下，他忽然说：“林巧，你今晚高兴吗？”
“高兴。”
“为什么？”
“女排赢了。”
“还有呢？”
我看了他一眼。“还有，马小军今天没敢来。”
他笑了一声。他很少笑，笑起来嘴角往一边歪，像个不常笑的人。
“你呢？”我问。
“我也高兴。”
“为什么？”
“女排赢了。”他说，“还有，你没抽手。”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好在路灯黄，看不出来。
“那是人多，挤的。”我说。
“行。”他说，“挤的。”
回到家，陈母已经睡了。客厅的折叠床支在墙角，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陈卫东去厨房烧水，我坐在小间的床边，把缝纫机上的线团收进抽屉。抽屉里有一张纸，是协议。我把它往里推了推，推到最里头。
水开了。陈卫东端着一盆热水进来，放在我脚边。“烫烫脚。”
我把脚放进盆里，水有点烫。他蹲下来，试了试水温，又去厨房兑了半瓢凉水。灯光照着他的手，虎口上有一道新烫伤。
“焊导纱钩烫的。”他说。
“疼不疼？”
“不疼。”
我伸手把他的手拉回来。他的手很大，指节粗，掌心的老茧一层压一层。他离我很近，近得我能看见他下巴上的青茬。
厨房里，陈母咳了一声。我们同时往后退了退。
“水凉了。”他说，“我去倒。”
他端起盆，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没回头。
“林巧，你的手，比我的稳。”
“废话，我是挡车工。”
“不是。”他说，“我是说，你做什么都稳。”
他出去了。我坐在床边，半天没动。脚盆在地上留下一个圆圆的湿印子，慢慢干了。
第二天，我替他洗工作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献血证和一张缴费单，金额三十七块六。他一个月工资五十二块，交给我二十五块，给他妈买药十几块。剩下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过的。
晚上我把东西放在他面前。
“我妈的手术费，还差一百多。”他说，“我不想欠你的。”
“你已经欠了。”我说，“欠我一套房子，欠我一年的名声，欠我一顿喜酒。再多欠一百块，怎么了？”
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把一百块钱推过去。“写借条，从工资里扣。你要是不写，我就把钱扔炉子里。”
他低下头，从工具箱里翻出那支劈了尖的钢笔，一笔一画地写。写到“借款人”，他停了一下，写上自己的名字。一滴水落在纸上，把名字洇开了一点。他赶紧拿袖子去擦，越擦越花。
“这钢笔，该换了。”他说。
“嗯。”我说，“该换了。”
## 五、竞聘
十二月初，厂里贴出通知：细纱车间增设技术组组长一名，高中或中专文化，特别优秀者可放宽。
“巧儿，这就是给你写的。”王师傅说。
“我才初中。”
“你初中怎么了？你是省里的操作能手。那帮中专生，哪个接头比你快？”
技术组组长不用三班倒，能管工艺。我在细纱车间干了八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台车爱断头。我写了申请，附三个月的断头记录。
第二天，我把申请交到厂办。赵干事接过去，看了一眼，说：“放这儿吧。”
“什么时候有信？”
“等通知。”
等了三天，没信。第四天，马德胜的通讯员来车间叫我：“林巧，马科长找你。”
马德胜的办公室在后勤科最里头，一张大办公桌，一把藤椅，墙上挂着一幅“先进工作者”的奖状，镜框擦得很亮。他让我坐，还给我倒了杯茶。
“林巧，你的申请，我看了。”
“嗯。”
“初中文化，按规定是不够的。”
“通知上写了，特别优秀者可放宽。”
“你是优秀。”他端起茶杯，吹了吹，“可优秀的人不止你一个。技术科的小刘，中专毕业，干了四年，写了两篇论文。你说，我报谁？”
“报谁，是您的事。”我说，“考不考，是我的事。”
马德胜笑了一下。他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看着像个和气的长辈。
“林巧，我跟你爸共过事。”他说，“你爸这个人，技术上没得说，就是脾气直。你呢，像他。”
我没接话。
“我给你透个底。”他把茶杯放下，“这次分房，有人反映你和陈卫东的婚姻有问题。材料已经到小组了。我压着，还没往上报。”
我的后背一下子绷紧了。
“你退出分房。”他看着我，“把房子让出来，我保你当技术组组长。竞聘材料我亲自报，答辩我替你说话。你一个姑娘家，有个好岗位，比什么都强。房子以后还会有的。”
办公室里很静。暖气管里“咕噜”响了一声。
“马科长，”我说，“房子是我凭分拿的。”
“你的分，差三分。”
“差三分，也是我挣的。工龄、岗位、先进、人口、困难，一项一项，都是我挣的。”
“你嫁了人，才有了那十五分。”
“那十五分，是厂里定的。”我看着他，“您要是觉得这十五分不该给，您改规定。您不能一边定规定，一边说我钻空子。”
马德胜的脸沉下来。
“林巧，你别不识抬举。”
“马科长，我爸死在车间里。”我站起来，“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厂里说是他违章，我认了三年。现在我就想要一间房，一个岗位，您让我拿一个换另一个。您觉得，我该换吗？”
他盯着我，没说话。
“我不换。”我说，“房子我要，岗位我也要。您要是觉得我不够格，就在答辩会上把我比下去。别在背后拿房子卡我。”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在背后说：“林巧，你会后悔的。”
“我后悔的事多了。”我没回头，“不差这一件。”
从后勤科出来，我的手一直在抖。我走到车间后面的煤堆旁，站了半天，才把气喘匀。
陈卫东来找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只新做的导纱钩。“按你说的角度，往里头收两度。”
“你做的？”
“下了班做的。料是从废料堆里找的。”
他的眼窝有点陷，下巴上又冒出青茬。这些天，他白天上班，晚上做导纱钩，还要去医院给他妈拿药。
“你为什么帮我？”
“你是我媳妇。”他说完，顿了一下，“协议上的。”
“协议上可没写帮你媳妇做导纱钩。”
“那我现在加上。”
我们装了导纱钩，开了车。五分钟，平时要断两回的锭子，一回没断。
“成了。”我说。
“再跑十分钟。”
我们蹲在机器旁边，看着纱管一点一点变满。他忽然说：“你答辩的时候，我能不能去？我给你作证。”
“行。”
我看着他。车间的灯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
答辩在十二月二十号。小刘先讲，讲了二十分钟的“全流程控制体系”。轮到我的时候，我把三个月的断头记录贴在黑板上。
“我不讲体系，我讲断头。”我说，“甲班十二台车，三百六十个锭子。最多的一个班断一百四十七次，最少的六十三次。为什么？因为导纱钩角度不对，因为张力器松了，因为清洁绒辊没人换。这些，图纸上看不出来，得站在车弄里一个锭子一个锭子地看。”
马德胜问：“你一个挡车工，凭什么管技术？”
“凭我一天接八百个头。技术员看见的是图纸，我看见的是纱。”
底下安静了一下。王师傅坐在最后一排，用力点了一下头。
“你的方案，需要机修车间配合。”技术科的老周说。
“愿意。”陈卫东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导纱钩，“林巧的导纱钩是我做的，试车是我陪的。方案可行。”
马德胜的脸沉了一下。“这是答辩会，不是车间联席会。”
“我知道。我就是来做个证。”陈卫东把导纱钩放在桌上，站到墙边，像一根钉子。
三天后，通知下来：技术组组长，林巧，试用三个月。小刘任副组长。
小周高兴得跳起来，王师傅买了一包瓜子，在车间里分。我拿着通知，心里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马德胜不会就这么算了。
果然，第二天下午，赵干事来到车间，递给我一张纸。
“林巧，分房小组通知。有人反映你和陈卫东的婚姻不实，请你和陈卫东于三日内到小组说明情况，并提供共同生活证明。”
纸很薄，上面的字是油印的，带着一股墨味。
“谁反映的？”我问。
“匿名。”赵干事推了推眼镜，“林巧，组织上也是按程序办事。你配合一下。”
他走了。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转，姐妹们看着我，谁也没说话。
我把通知折起来，放进工作服口袋。口袋里，还有那张抄了三遍的分表。
## 六、举报
那天晚上，我们把家布置成了另一个样子。
陈卫东把他的衣服从樟木箱里拿出来，一件一件挂进小间的衣柜。我把我的牙刷、毛巾、搪瓷盆，挪到他的旁边。结婚照从抽屉里翻出来，挂在客厅墙上。照片上，两个人隔着一寸，谁也不挨谁。
“太僵了。”我说。
“那时候不熟。”他说。
“现在也不熟。”
他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我们把折叠床收起来，塞到阳台的杂物堆后面。陈卫东的被子抱进小间，铺在我的床上。两床被子，并排放着，中间隔了一条缝。
“你睡里头。”我说，“我睡外头。”
“行。”
“晚上别乱动。”
“行。”
陈母坐在大间的床边，看着我们忙活，忽然说：“要不，我回乡下住几天？”
“妈，您别添乱。”陈卫东说。
“我不是添乱。”老太太的声音很轻，“我是怕你们为难。”
“您住着。”我说，“这是您的屋。”
老太太看了我一会儿，低下头，拿手帕擦眼睛。
第二天上午，分房小组来了两个人，赵干事和工会的孙同志。他们问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谁做的媒、第一次约会去哪儿。我们按对好的说：人民公园，《庐山恋》，她穿三十七码鞋，他爱吃辣。孙同志记了一笔，站起来在屋里转。她看了看墙上的结婚照，又看了看衣柜里的衣服，最后走到缝纫机旁边。
“这缝纫机，有些年头了。”
“我妈的嫁妆。”我说。
她伸手拉开抽屉。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协议就在抽屉最里头，压在线团底下。
“孙同志，”周桂兰从门口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暖水瓶，“喝水，喝水。我刚烧的。”
她走得太急，暖水瓶的塞子没盖严，热水溅出来，洒在孙同志的手背上。孙同志“哎哟”一声，往后退了一步。赵干事赶紧掏手帕。
“对不起对不起！”周桂兰放下暖水瓶，拿袖子去擦，“我这手，笨得很。”
抽屉被撞回去，关上了。
孙同志的手背红了一片。她摆了摆手：“没事，没事。”
“我去拿酱油。”周桂兰说，“抹点酱油，就不疼了。”
“不用不用。”孙同志哭笑不得，“真不用。”
这场家访，就这么被打断了。赵干事又问了邻居几句，邻居说：“小两口晚上不怎么说话，倒是经常听见他们妈咳嗽。”孙同志点点头，收起本子。
“行了。”她说，“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等通知。”
我把他们送到楼下。回来的时候，我的腿是软的。周桂兰坐在客厅里，手里还攥着那个暖水瓶，脸白得像纸。
“妈。”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她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我就是……怕他们翻着。”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白了一半，手背上全是裂口。她这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今天为了我，往一个陌生人手上浇热水。
“妈，谢谢。”
她低下头，眼泪掉在暖水瓶上。
“巧儿，妈对不起你。”
“您别说了。”
“你弟的事……”
“妈。”我打断她，“今天不提他。”
可林强自己找上门来了。
第三天傍晚，林强来了，拎着一网兜苹果。
“姐，小芳她妈想来看看房子。”
“不行，房子正在审查。”
他的脸变了。“审查？审什么查？”
“有人举报我和你姐夫假结婚。”
林强的眼神躲了一下。他低下头，去解网兜的绳。
“我把协议给小芳她爸看了。”
屋里静了。陈卫东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你说什么？”
“小芳她妈说，没有房子不领证。我急了，就把协议拿给她爸看。我说，我姐这房子稳了，一年以后就是咱们的……她爸说拿回去看看，我就给他了。”
“她爸在哪儿上班？”
“厂办，管收发。”
我闭上眼睛。
“林强，你知不知道，那份协议是我的命？”
“姐，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你只想到你的婚事。”
周桂兰从厨房出来，挡在他前面。“巧儿，你别怪强子。是我让他拿的。我想着，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一年以后离婚，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您就拿我的命，去换他的婚事？”
“巧儿——”
“妈，三年前我爸死的时候，您说，巧儿，这个家靠你了。我二十一岁，顶了爸的岗，三班倒，一个月四十块钱，一分不留交家里。现在我就想要一间房，您让我让给弟弟。房子让了，岗位让了，男人也让了，您还要我让什么？”
周桂兰的嘴唇抖着，说不出话。
“你们走吧。”我说，“房子的事，我自己扛。”
他们走了。林强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我没看他。
门关上以后，我走到阳台上。陈卫东跟出来。
“想哭就哭。”他说。
“不哭。哭了，就像我输了。”
“房子没了就没了。”
“你说得轻巧。你妈的手术怎么办？你住哪儿？你那一百块钱还没还我。”
“我去借，去挣。我年轻，有手艺，饿不死。”
“那我呢？”
“你也有手艺。”他看着我，“你的手，比我的稳。”
我的眼泪掉下来。他伸出手，把我的脸转过来，嘴唇碰了碰我的额头。很轻，像怕碰坏什么。
“协议上写了，不同房。”我说。
“这不是同房。”他说，“是我欠你的。”
我抬手打了他一下。不重。他没躲。
“陈卫东，你这个人，真不会说话。”
“那你教我。”
“不教。”
他把我往怀里带了带。我没有推开。阳台下面，厂广播站开始放音乐，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那天夜里，我在他的工具箱里找螺丝刀，找到一份检讨书。
“本人陈卫东，主动提出与林巧假结婚……林巧同志事先并不知情，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下面签着他的名字，按了手印。
我拿着纸，手直抖。
“你写的？”
“嗯。”
“你一个人扛，工作要不要了？你妈的补助要不要了？”
“可我不能让你扛。”
“房子保住了，你没了，我要房子干什么？”
他看着我，不说话。
“明天去小组，我自己说。”我把检讨书撕了，扔进炉子，“这次听我的。”
他张了张嘴，最后把嘴闭上了。
第二天，厂办的通知来了：十二月二十八日，厂工会会议室，分房小组、厂纪委、工会联合听取说明。
我把通知看了三遍，折好，放进内衣口袋，和那张分表放在一起。
然后我拿出纸和笔，开始写我的说明。
第一行，我写：我叫林巧，细纱车间挡车工。关于我和陈卫东的婚姻，我有话要说。
## 七、听证
十二月二十八日，厂工会会议室。
长条桌上铺着一块蓝布，摆着几只搪瓷杯和一叠油印材料。窗外下着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屋里生了炉子，煤味混着茶味，闷得人喘不上气。
桌子后面坐着厂纪委的老周、工会的李姐、分房小组的马德胜、赵干事和孙同志。王师傅靠墙坐着，作为车间职工代表。陈卫东坐在我旁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马德胜把一份材料推到桌子中间。“林巧，陈卫东，有人反映你们今年十月登记结婚，婚前签协议，约定一年后离婚，房子归林巧，陈卫东的母亲住次卧。反映材料说，这是以虚假婚姻骗取住房，违反厂分房纪律。”
他抬起眼。“有没有这回事？”
屋里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的煤裂开的声音。
“有。”我说。
赵干事的笔停了一下。孙同志抬起头。王师傅闭上了眼睛。
“协议是我写的。”我说，“字是我签的。陈卫东的母亲要做手术，需要城里的住处；我家五口人，住十二平米。我们各取所需。”
马德胜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答案。“林巧，你是省级操作能手，厂里培养你不容易。你这样做，对得起厂里吗？”
“马科长，”我说，“我今天来，不是来求情的。我写了一份说明，能不能让我念完？”
他看了老周一眼。老周点了一下头。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展开。纸是厂里发的工作笔记纸，格子很密，我写了三页。
“我叫林巧，细纱车间甲班挡车工，工龄八年。我爸林建国，1982 年死在细纱车间。我妈在食堂，我奶奶七十岁，我弟弟待业，我妹妹读初中。我们一家五口，住十二平米。”
“这次分房，我四十三分。工龄八分，岗位十分，省先进十分，人口十分，困难五分。录取线四十六。差三分。”
“三分，就是一个男人。”
我停了一下。屋里没人说话。
“陈卫东找我，说他妈的风湿性心脏病要开刀，省城医院要城里的家属和住处。他说，结个婚，房子归我，他妈住次卧，一年以后离。我答应了。”
“协议是我写的，五条：不同房，不对外说，逢年过节一起演，谁有对象提前说，水电煤一人一半。我还借了他一百块钱，给他妈做手术。”
“我不狡辩。我违反了厂里的分房纪律，占了不该占的分数，愿意接受处分。”
我把纸翻了一页。
“但我想问一句：如果我不结婚，我这辈子能不能分到房？”
“我十六岁进厂当学徒，二十一岁顶我爸的岗转正。三班倒，一个月四十块钱，一分不留交家里。我连续三年厂级先进，1984 年拿了省里的操作能手。我带的徒弟小周，去年也上了先进。我这样的，四十三分。线是四十六。”
“厂里说，单身女职工排在后面。我认。可我爸死在车间里，我妈在食堂给人打饭，我奶奶的药一个月五块，我妹妹的学费一学期八块。我不结婚，分不到房；我结婚，就是骗房。马科长，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马德胜的脸绷着，没说话。
“我今天来，不是来告状的。”我说，“我是来告诉厂里，这个分法，逼着人把婚姻当筹码。今天是我，明天还会有别人。处分我，我认。可处分的应该不只是我。”
我把纸合上，放在桌上。
屋里静了很久。老周咳嗽了一声，端起茶杯，又放下。
“陈卫东。”马德胜转向他，“你有什么说的？”
陈卫东站起来，椅子往后蹭了一下，发出一声刺耳的响。
“协议是我先提的。林巧是为了她家，我是为了我妈。她借我钱，给我妈买药，替我挡闲话。要处分，处分我。她一个姑娘，不能背这个名声。”
“检讨书是你写的？”
“是。我自己写的。”
“你倒挺讲义气。”马德胜冷笑了一声，“一个写协议，一个写检讨，把厂里的分房规定当什么了？”
“检讨书我撕了。”我说，“他要一个人扛，我不让。”
马德胜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把手里的材料翻了一页，又翻回来。
“林巧，你知道这次分房，有多少人盯着吗？”他说，“三千多人的厂，四十套房子。有人等了十年，有人一家三代挤一间。你们一张结婚证，就多出十五分。你让别人怎么想？”
“我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拍，“我女儿马晓燕，二十八岁，男人三年前出事故没了，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她四十三分，也差三分。她排在你后面。你说，这房子该给谁？”
屋里一下子静了。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红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举报信是您写的？”我问。
“是我。”他说，“我是分房小组组长，我有责任。我不能看着有人骗分，把我女儿挤下去。”
“您女儿的房子，”我说，“不该用我的婚姻来换。”
“那你说，该用什么换？”他的声音高了，“用她男人的命换？用她一个人带孩子熬三年换？林巧，你苦，我女儿不苦？”
我看着他。那一刻，我忽然不恨他了。
“马科长，”我说，“您女儿四十三分，我四十三分。我们差的是同一分。您举报我，我认。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两个女人，一个死了男人，一个死了爹，都得靠嫁人才能分到房？”
马德胜的嘴张了一下，没说出话。
“我有个提议。”我说，“单亲、丧偶的女职工，按家庭人口加分；技术骨干，按贡献加分；分房细则贴出来，让全厂职工都看得见。新办法施行以后，再有人拿假结婚骗分，收回住房，双方一年内不得申请。这样，您女儿不用等别人骗分，我也不用拿结婚证换房。”
“你说得轻巧。”赵干事插了一句，“规定是厂里定的，说改就改？”
“规定是人定的。”我说，“人定的，人就能改。”
“林巧。”李姐开口了。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把茶杯放下，“你的提议，工会可以带回去研究。但处分是处分，建议是建议，得分开办。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接受处分吗？”
“接受。”
“陈卫东？”
“接受。”他说。
马德胜低下头，在材料上写了几个字。他的笔尖很用力，纸都被戳出了印子。
就在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
马晓燕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怀里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脸冻得通红，手里攥着半块饼干。
我认出了她。名单贴出来那天，抱着孩子看榜的，就是她。
“爸。”马晓燕叫了一声。
马德胜抬起头，脸上的表情一下子乱了。“晓燕，你怎么来了？孩子这么小，外头下雪——”
“我在门口听了一会儿。”马晓燕走进来，把小女孩放在地上。小女孩躲在她腿后面，探出半个脑袋。
“林巧。”马晓燕看着我，“你的话，我听见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要你的房子。”她说，“我要你说的那条规矩。”
她转过头，看着马德胜。
“爸，你听见了吗？我要那条规矩。”
马德胜的嘴唇抖了一下。“晓燕——”
“我男人死了三年，我一个人带孩子，在厂办打字，一个月四十二块。我从来没求过你。这回，我也不求你。”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潭水，“你要是真为我好，就把那条规矩定下来。别让人家姑娘再走我这条路。”
她抱起孩子，转身走了。门在她身后合上，带进来一股冷风。
马德胜坐在那儿，半天没动。他的手放在桌上，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鼓着。
老周咳嗽了一声。“处分意见，我们回去研究，报厂里批。林巧的提议，工会牵头，组织职工代表讨论。今天先到这儿。房子先封存，等处分下来再定。”
会散了。王师傅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李姐在门口回头：“林巧，把材料留一份给我。”
陈卫东在走廊里等我，脸很白。“走吧。”
“去哪儿？”
“回家。”
“那房子，还叫家吗？”
他没说话，伸出手把我的手握住。他的手很凉。
处分三天后下来：房子收回，限十五日内搬离；林巧、陈卫东各记过一次；取消林巧 1985 年度先进称号，技术组组长试用终止。她的技术方案继续试行。分房细则修改小组成立，工会牵头，林巧作为职工代表参加。马晓燕按新办法重新排序。马德胜的举报行为不予追究，但工作方法简单，厂里给予批评。
王师傅念通知的时候，我把手插进工作服口袋，攥着那张分表。念到最后，她停下来。
“先进称号，明年还能评。”
“师傅，我不是心疼称号。”
“我知道。”她叹了口气，“你是心疼那房子。”
搬家的那天，又下雪了。
陈母坐在大间的床边，看着我们搬东西，眼睛红红的。我蹲到她面前。
“妈，您先回乡下住一阵。等手术安排好了，我来接您。”
“巧巧。”她拉住我的手，“我知道，这婚是假的。可这几个月，你给我倒水，给我拿药，扶我下楼晒太阳。我有时候就想，要是真的，该多好。”
我的鼻子一酸。“您先把病治好，别的事以后再说。”
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我结婚时候的银镯子，不值钱，你拿着。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得给你点东西。”
我把布包攥在手里，没再推。
周桂兰站在门槛外头，手里拎着我的换洗衣裳，雪落在她头发上。
“巧儿。”她声音很低，“你弟的婚事黄了。强子在家躺了三天，今天去劳动服务公司报名了。”
我没看她。
“你要是不想见我，我走。”她把包袱放在门槛上，“里头有一双棉鞋，我新做的。”
她转身走了，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
林强最后来，拉着一辆板车，人瘦了一圈。
“姐，我来帮你搬。”
“不用。”
“我把手表卖了，五十块钱。”他把钱塞到我手里，“我知道不够，以后挣了还你。”
我看着他。他瘦了，肩膀却像是宽了一点。
“林强，以后别再替别人做主。”我说，“尤其别替我做主。”
他点点头，眼泪掉下来，拿袖子擦。
“走吧，搬东西。”
那天下午，我们把东西搬进陈卫东的单身宿舍。一间平房，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陈母去了乡下亲戚家，等手术通知。我和陈卫东住同一间屋，中间拉了一块布帘。
晚上，布帘那边传来工具箱合上的声音。
“林巧。”
“嗯。”
“等一年期满，我陪你去办手续。”
“行。”
“房子的事，我去找李姐想办法。”
“不用。”我说，“我自己去问。”
我躺下来，看着石棉瓦的顶，风从缝里钻进来。我想起那套两室一厅，大间的阳光，小间的缝纫机，客厅墙上的结婚照。才住了两个月。
第二天，我回老房子搬缝纫机。宿舍搁不下，只能先送回我妈那儿。缝纫机还在小间，蒙着灰。我擦到一半，看见陈卫东的工具箱还在阳台角落里。不是他天天背的那只，是只旧的。
我打开工具箱。里面是扳手、螺丝刀、棉纱、几颗螺丝，还有一只铁盒子。
铁盒子上了锁，锁是开的。
我打开。
里面是一叠纸。最上面一张，是一份事故报告。
## 八、事故报告
报告是油印的，纸已经发黄，边角卷起来。抬头一行黑字：
“关于细纱车间‘9·17’工伤事故的调查处理报告”。
日期是 1982 年 9 月 21 日。
我蹲在阳台上，一页一页往下看。
报告里写：1982 年 9 月 17 日夜班，细纱车间为赶一批出口订单，2 号细纱机拆除安全罩，违规提速。挡车工林建国在接头时，衣袖被锭子卷住，头部撞击机架，当场死亡。机修班长陈长顺在抢救过程中，被齿轮伤及腹部，送医后于 9 月 20 日死亡。
报告的最后，写着事故原因：“林建国同志违反操作规程，在机器运转时伸手排除故障，负主要责任。车间安全管理不到位，负次要责任。”
下面有三个签名。第一个是马德胜。第二个是厂安全科的人。第三个，是陈卫东。
签名旁边，按着一个红手印。
我盯着那个手印，手开始抖。
铁盒子里还有别的东西。一张剪报，1982 年 9 月 22 日的《江城日报》，巴掌大一块：“本报讯 9 月 17 日，江城棉纺厂发生一起工伤事故，一名职工不幸身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剪报的边上，有人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爸，对不起。”
还有一张补助审批单。申请人：陈卫东。事由：母亲李秀兰，因丈夫陈长顺工伤死亡，申请生活补助及临时工岗位。审批意见：同意。每月补助八元，安排厂办大集体临时工。签字：马德胜。
最下面，是一张折了很多次的信纸。信纸上写着：
“我，陈卫东，证明 1982 年 9 月 17 日夜班，林建国同志在机器运转时伸手排除故障，违反操作规程，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以上情况属实。”
签名，手印。日期，1982 年 9 月 20 日。
我把那张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写得很轻，像是怕人看见：
“爸，我没用。”
我蹲在阳台上，半天没站起来。
原来，那天晚上，我爸不是违章。是马德胜让人拆了安全罩，是厂里为了赶出口订单，是机器吃了人。
原来，陈卫东的爸，是为了拉我爸，才死的。
原来，陈卫东不是害死我爸的人。他是另一个死了爸的人。
我拿着那叠纸，去了机修车间。
陈卫东正在平车。他蹲在机器旁边，拿棉纱擦零件，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纸，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你翻我东西。”
“你没锁。”
“林巧——”
“陈卫东。”我把那张证明拍在他面前，“你签的？”
他看着那张纸，嘴唇动了动。“是。”
“你知道我爸不是违章？”
“知道。”
“你知道你爸是为了救我爸死的？”
“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我的声音抖起来，“三年！你看着我恨你，看着全厂的人说我爸违章，你一句话都不说？”
“我说了，你信吗？”他站起来，声音也高了，“1982 年，你二十一，你妈哭得昏过去，你弟还在上学。我要是说厂里让拆的安全罩，马德胜第二天就能让我妈滚出大集体。我妈没有工作，没有户口，她靠那八块钱补助活着。我签了字，她才有活路。”
“那你爸呢？”我盯着他，“你爸的名声呢？”
“我爸的名声，换了我妈的命。”他的眼睛红了，“林巧，你以为我这三年好过？我每天在车间里看见你，你拿那种眼神看我，我……”
他没说下去。他转过身，拿拳头砸了一下机器。铁皮“咣”的一声，他的手背破了，血渗出来。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膀在抖。
“陈卫东。”
“你别说了。”
“你爸是好人。”我说。
他没回头。
“我爸也是。”我说，“他们俩，都是好人。”
他转过身，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泪，但他没让它掉下来。
“林巧，我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我说，“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替你爸活了三年，替你妈活了三年，你什么时候替你自己活过？”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把那叠纸收起来。“我去找马德胜。”
“你别去。”他拉住我，“他马上就要退了，你别——”
“我不去闹。”我说，“我去给他一个机会。”
马德胜家在厂区后面的平房，门前种着一棵石榴树。我敲门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屋里堆着纸箱、旧书、一摞奖状。他的外孙女坐在地上，拿蜡笔画画。
“林巧？”他愣了一下，看见我手里的纸，脸一下子灰了。
“马科长。”我说，“我们谈谈。”
他让我进屋，给我倒了杯水。外孙女跑过来，抱着他的腿，叫“外公”。他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妞妞，去里屋玩。”
孩子进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你知道了。”他说。
“知道了。”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我把那张证明放在桌上，“我爸不是违章。陈卫东的爸，是为了救我爸死的。你让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签了假证明，换他妈的八块钱补助。马科长，你这三年，睡得着吗？”
马德胜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那年厂里要保出口订单。”他终于开口，声音很哑，“省里下了指标，完不成，全厂奖金泡汤。2 号车安全罩老卡纱，拆了能多出两成产量。我知道有风险，可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会死人。”我说，“可死了两个人之后，你还是把责任推给了我爸。”
“我不推，厂里就要追我的责。我上面还有厂长、书记。事故报上去，厂里的先进没了，出口许可没了，几百号人的奖金没了。我保了厂，也保了你们两家的补助。”
“你保的是你自己。”
他不说话了。
“我今天来，不是来要你坐牢的。”我把那张证明放在桌上，“写一份说明。1982 年 9 月 17 日晚上，谁让拆的安全罩，谁让改的报告，写清楚。我交到厂工会，要求重新认定事故责任，恢复我爸和陈卫东他爸的名誉。”
“我要是不写呢？”
“那我就把这份报告交到市总工会。”我说，“你外孙女还小。你不想让她长大以后，听见别人说她外公害死了两个人吧？”
马德胜看着我，眼睛里有恨，有怕，还有一点别的东西。他低下头。
“我写。”
他写了三页，签名，按手印，手一直在抖。
“林巧。”他说，“我对不起你爸。”
“你对不起的不止我爸。”我把纸收起来，“你对不起陈卫东他爸，对不起陈卫东，对不起你女儿。你女儿说得对，她要的不是房子，是规矩。”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坐在椅子上，背驼着，像一下子老了十岁。里屋传来外孙女的声音：“外公，我画好了。”
“哎。”他应了一声，声音很轻。
1986 年 1 月，厂里重新调查“9·17”事故。联合小组查了半个月，结论是：事故主要责任在车间违章指挥，林建国、陈长顺两位同志因公死亡，恢复名誉，补发抚恤。马德胜负有主要责任，党内警告，提前退休。陈卫东因当年提供不实证词，警告处分，调离技术科，到车间保全组。
处分下来那天，我给他下了一碗面。
“我爸的名声，回来了。”他说。
“嗯。”
“可我妈的补助，没了。”
“你妈的手术费，我出一半。”我说，“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嘴角往一边歪。“林巧，你这人，真不会安慰人。”
“我不会安慰人。我只会算账。”
他低下头，把那碗面吃完了。
那之后，我们还是住在那间平房里，中间一块布帘。他白天在保全组，晚上去医院送饭。我继续试我的导纱钩。厂里没再提竞聘的事，我也没问。
有时候晚上，他会在布帘那边跟我说话。
“林巧，今天断头率降了多少？”
“两成。”
“行啊。”
“你呢？保全组累不累？”
“不累。就是机器老，修不完。”
布帘那边安静一会儿，他又说：“等一年期满，我陪你去办手续。”
“行。”
这句话他说了不止一次。每次说，我都在布帘这边应一声。
可我心里知道，那块布帘，越来越薄了。
## 九、一年后
1986 年 10 月，厂里贴出了新的分房办法。
第一条：单亲、丧偶女职工，按家庭实际人口计算住房面积，不再以“已婚双职工”作为唯一加分项。
第二条：厂级及以上技术骨干、操作能手，按贡献加分，具体标准由技术科、工会共同制定。
第三条：分房细则、打分表、录取线，一律张榜公布，接受全厂职工监督。
第四条：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以虚假婚姻骗取分房资格的，一经查实，收回住房，双方一年内不得申请。
落款是厂分房领导小组，日期是 1986 年 10 月 8 日。
新办法公示那天，厂办门口又围了三层人。我站在人群外头，从第一排看到最后一排。马晓燕的名字在第二排，她的分数是四十九。她抱着女儿，站在人群里，眼泪掉下来，没腾出手擦。
我的名字在第六排。一室一厅，技术骨干序列。
陈卫东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说：“一室一厅，够住了。”
“你住哪儿？”
“我住宿舍。”
“你妈的病好了，还住宿舍？”
“我妈说，她回乡下。”
“她一个人，怎么回？”
他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民政局。
一年期满，协议到期。我们约好了，去办离婚。
民政局还是那间平房，门口的牌子换了新的，屋里还是那个女同志，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乱。她看了看我们的结婚证，又看了看我们。
“离婚？”
“嗯。”
“为什么离？”
我和陈卫东都没说话。
“问你们呢，为什么离？”
“房子分下来了。”我说。
女同志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房子分下来了，就离婚？”
“我们当初……”我停了一下，“当初是为了分房结的婚。”
女同志把眼镜摘下来，拿绒布擦了擦。“姑娘，我在这儿干了二十年，什么样的事都见过。为了分房结婚的，为了分房离婚的，为了分房复婚的。你们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
“你呢？”她问陈卫东。
陈卫东看着我。他看了很久。
“我没想好。”他说。
我转过头看他。
“林巧。”他说，“上一次来这儿，工作人员问自愿的吗，我没说话。你也没说话。我们俩，谁都没说。”
“那你现在说。”
“我不离。”他说，“我不是为了房子。我是为了你。”
屋里静了。女同志把眼镜戴上，看看他，又看看我。
“姑娘，你呢？”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结婚证，红塑料皮攥出了汗。
我想起一年前，我们在这间屋里，各往中间挪了半寸。想起那套两室一厅，大间的阳光，小间的缝纫机。想起陈母塞给我的银镯子，想起他在阳台上说“是我欠你的”，想起听证会上那句“要处分，处分我”，想起布帘那边一遍一遍的“等一年期满，我陪你去办手续”。
“林巧。”他又叫了我一声。
“你这个人，”我说，“真不会挑时候。”
“那你教我。”
“不教。”
女同志叹了口气，把表格收回去。“想好了再来。别在这儿耽误我喝水。”
我们走出民政局。外面的太阳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陈卫东走在我旁边，走了一会儿，忽然说：“林巧。”
“嗯。”
“新房子什么时候交钥匙？”
“下个月。”
“我帮你搬家。”
“你以什么身份帮我搬？”
他停下来，看着我。他的耳朵尖红了。
“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说，“你说明白。”
他站在那儿，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想跟你过日子。”
“协议上可没写这条。”
“那我现在加上。”
我看着他。他的脸上有汗，眼睛很亮，像一个等着老师判分的学生。
“行。”我说，“加上。”
他愣了一下。“真的？”
“真的。”我说，“不过有一条。”
“你说。”
“以后家里的账，我管。”
“行。”
“你的工资，交一半。”
“行。”
“你妈的药，不能断。”
“行。”
“还有，”我看着他，“以后别再替我做主。有事，跟我商量。”
“行。”
他什么都说行。我忽然想起一年前，他在机修车间里，也是这样，我说什么，他都说行。那时候，他的“行”是交易；现在，他的“行”是日子。
“走吧。”我说。
“去哪儿？”
“去看房子。”我说，“一室一厅，够不够住？”
“够。”
“你妈呢？”
“我妈说，她住客厅。”
“客厅那么小，怎么住？”
“她说，她喜欢朝南的窗户。”
我笑了。他也笑了。
一个月后，我们搬进了一室一厅。房子不大，朝南，有一个小阳台。陈母从乡下回来了，手术很成功，人瘦了一圈，脸色比以前好。她住在客厅，靠窗搭了一张单人床。
周桂兰来了，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擦得干干净净，皮带换了新的。
“巧儿。”她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搬进来吧。”我说。
缝纫机放在阳台上，黑色的机头在太阳底下发亮。
“妈。”我叫她，“过去的事，算了。以后，别再替我做主。”
她点点头，眼泪掉下来，拿袖子擦。
林强也来了，在劳动服务公司干得不错，人瘦了，也稳当了。他拎着一兜苹果，站在门口叫“姐”。进来以后，看见陈卫东，叫了一声“姐夫”。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桌子还是两张方凳架一块木板，菜是白菜炖豆腐、炒土豆丝、红烧肉。陈母坐在朝南的位置，周桂兰坐在她旁边，两个人互相夹菜。奶奶腿脚不好，没来；小燕考上了高中，住校，托妈带话，说放假来看我。林强给陈卫东敬酒，陈卫东喝了，呛得直咳嗽。
我坐在桌边，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房子虽然小，但坐得下。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陈卫东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厂道。厂广播站又放起《在希望的田野上》。
“林巧。”
“嗯。”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嫁给我。”
我把碗放进盆里，走到阳台上。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远处新工房的窗户一格一格地亮起来，像一摞码好的火柴盒。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妈的银镯子，我戴着呢。”
他低下头，看见我手腕上的银镯子，不值钱，戴着有点松。
“就为这个？”
“还因为，”我说，“你做的导纱钩，比技术科的好用。”
他笑了，嘴角往一边歪，眼睛里有一点亮。
“林巧，明年厂里还要分房。要是再分，你最想要什么？”
我想了想。“我想要一间朝南的屋子，给我妈住。”
“行。我给你挣。”
“不用你挣。”我说，“我自己挣。”
他笑了。“行。你自己挣。”
楼下，厂广播里的歌放完了，换成了新闻。播音员在念一条什么通知，声音飘飘忽忽的，听不清。五楼的风从阳台上吹过来，带着煤烟味和饭菜味。
我站在阳台上，手腕上的银镯子碰着栏杆，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这一次，没人再问我们为什么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