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柜里锁着我的名字
民国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九，上海滩下雪。
天阴了一整天，雪粒子先下来，打在瓦上沙沙响，到掌灯时就成了片。
同昌药行的盘药大会开到一半，柜子被上了锁。
七十三本盘账，用一根红绳穿了，压在柜台上。老账房赵德海念一本，我接一本。念到第十七本，我手里的戥子磕在账本边上，崩掉一颗铜星子。
赵德海停住。
柜台后头那扇铁皮包木的铜柜开着，里头一层一层码着白瓷瓶，瓶口封着蜡，蜡上一律没字。柜门拉手上挂着一把新铜锁，锃亮，还没上油。
“念啊。”赵德海催我。
我蹲下去把铜星子从地板上抠起来，指甲一刮，凉的。抬头，我笑了一下。
“赵伯，锁反了。”
铜柜的合页在右，锁孔在左。这把锁是左开的。天津来的装锁师傅不会犯这种错。
屋里七八个人都看向这边。
柜台后头的太师椅上，邵正清把茶盏放下了。
“锁。”
“反了。”我说，“孔在左，环在右。”
“锁扣上刻的什么。”
我把铜锁举到灯下。
灯光斜过去，那两个小字浮出来。
程九。
“程九。”他说，“把锁挂正。”
我伸手去解。铜锁在手里，比看上去沉。
我手指停了半个。
“念完。”他声音不高。
我把锁挂正，扣进去。“咔”。
铜柜里那些白瓷瓶在灯下亮了一下，又暗回去。
黄铜的味道混着陈艾的味道，从柜缝里往外渗。这种味道我闻了十年，闻到自己身上都是。
那晚守岁，后院摆了两桌。我跪在雪地里给邵正清磕头。他扶我起来，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红包，红纸上一笔小楷：长命。
红包是空的。
我捏一下就知道。抬头看他，他正跟客人说话，一口茶咽下去，眼睛从杯沿上方掠过来，落在我袖子上，又移开了。
“程九，”他说，“后院那筐药渣，倒了。”
我“哦”一声，站起来，把红包顺着袖口推进去。
倒药渣的时候，我蹲在柴房后的雪地里翻。药渣里有一截炮过又碾碎的东西，颜色不对。我用指甲挑出一点，放在舌头上。
不是甘草。
是别的东西，咬开有一股铁锈混着甜的味儿。
我在雪里蹲了很久，直到手指头弯不过弯来。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了一下。
后门开着。阿鹤在里头刷锅，十六岁，瘦，袖子挽到胳膊肘。她看见我，抬了抬下巴。
“掌柜说，你那双鞋要扔了。”
“为什么。”
“他说你踩了药渣，脏。”
我低头看鞋。鞋底确实是湿的。
我把鞋脱下来递给她。她接过去，忽然压低声音。
“程九姐……铜柜上头那格，有股味道。”
“什么味。”
“新的味儿。”她喉咙里“咔”地响了一声，像被什么卡住，又咽下去了，“跟我爷熬药那间屋，一个味。”
她抱着鞋跑开了。
我光着脚站在雪里。
那一刻，我想起我爸死的那年，也是腊月三十。他倒在那扇铜柜前头，血从身下流出来，一直流到门槛。
街坊说，他摔了一跤。
他手里攥着两个字：换骨。
那一夜我没睡。
药行的人都睡沉了，后院一串红灯笼把雪照成淡粉色。我提着一盏马灯，从灶间摸进前堂。
铜柜还立在柜台后头，比白天更黑。
我解下颈上的铜钥匙串。三把：大的开铺门，中的开柜门，小的那把，我十二岁那年起就揣在贴身的兜里，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从来没问过它是开什么的。
现在我知道了。
铜柜里头有一个内柜，内柜的锁眼，正好是我那把钥匙的形状。
我插进去，转半圈。
木板“吱”地退开。里头是一层铁皮抽屉。我拉出来。
抽屉里不是药。
是纸。一叠名册。
前十页是光绪年间的，往后是宣统、民国。纸黄了，字还清楚。每页左边一栏写“供”，右边一栏写“受”，中间一行小字，一笔一笔，写得像刻的——
“某年某月某日，某以某骨补某病，誓守不移。”
我往下翻，一直翻到最后一页。
最底下一行，墨是新的。
供：程九。
受：邵明渊。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把抽屉合上的。等我回过神来，我坐在前堂的门槛上，马灯放在脚边，火苗一跳一跳，把我的影子推在雪地上。
外头有人在扫雪，竹扫帚一下一下，很轻。
我站起来，把抽屉推回去，把内柜合上，把大柜锁好，把钥匙塞回领口，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然后我走到柜台后面，抓起那本最厚的盘账，翻到最后一页。
“程氏，名九，女，十二岁，骨相佳，附于邵氏长房。”
底下是日子：民国十六年腊月三十。
那年我十二岁。
那天我爸死了。
第二章 卖我的不是爸
大年初一，我给邵正清磕了头，递上茶，然后说：
“掌柜，我想问问我爸。”
他把茶盏搁在桌上，手指在盏沿上转了半圈。
“问。”
我站着。
“坐下。”他说，“站着问，我听着像审我。”
我坐下了。
他端着茶，没喝。
“问吧。”
“民国十六年腊月三十，他死在铜柜前。他手里攥着两个字。”
“哪两个字。”
“换骨。”
他把茶喝了，杯子放回桌上，“嗒”一声很轻。屋里静得能听见外头雪化的水在檐沟里走。
“程济安是我最好的药工。”他说，“他贪。”
“他贪什么。”
“他贪那口井。”邵正清抬了抬下巴，朝后院，“同昌的井水煮药不败。他舀出去卖。”
“卖给谁。”
“卖给日本人。”
我笑了。
这一笑，我自己都听见了，声音是干的。
“掌柜，”我说，“我爸这辈子最恨日本人。”
“民国十三年，他弟弟死在虹口，让巡捕打死的。他喝多了就骂，骂得半条街都听得见。他连日本人的药都嫌脏。”
邵正清听我说完，用杯盖拨了拨杯里的茶叶。
“程九。”他说，“我在这行做了三十年。救我的人，我记恩。害我的人，我记账。”
“你爸那笔账，我记了十年。”
“他卖日本人，您没报官。”
“报了。”
“报了？”
“报了。”他说，“民国十七年正月，我去报过。”
“然后呢。”
“然后我在巡捕房坐了一个下午。”他说，“接待我的人姓陆。”
我站着没动。
“他说，程济安这个案子，卷宗不全。”邵正清看着我，“他说，卷宗里只有一张纸。”
“什么纸。”
“一张收据。”
我把手指蜷起来。
“我那时候明白了一件事。”他说，“不是我在收人。是有人在收这一条街。”
“谁。”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知道，从那年起，我每年正月要去巡捕房坐一次。”
“坐到哪一年。”
“坐到他死。”
“可我没害过您。”
“我知道。”他笑了一下，“所以我才养你十年。”
这句话落下来，我背上一层汗。
他起身，走到我身边，伸手把我领口掀开一寸。三把铜钥匙露出来。
“你不该看见的。”他说，“可你看见了。”
“看见了，就得往下看。看不下去的人，我送走过好几个。”
他把手放下，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那只茶碗还端着，碗底贴着手心，凉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灶间洗碗。阿香进来倒水，站在我旁边，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我。
“程九，昨夜前堂的灯亮到几时。”
“不知道。”
“你房里的灯也亮着。”她把水泼了，“灯油要钱。”
我把碗放下。
“阿香。”
“嗯。”
“铜柜上头那格，你上去过吗。”
她把盆抱紧了。
“上不去。”她说，“钥匙在掌柜腰上。他自己一年上去一回，上去之前，让我们全出去。”
“上去做什么。”
“没人知道。”她顿了一下，“不过我爹死那年，掌柜上去过一次。第二天，我爹就咽气了。”
我没想到，先来的不是他。
是封条。
正月十二，药行的门被贴了红纸。
不是官府的。是药业同业公会。
“同昌药行药方来源不明，暂停营业，听候查验。”
浆糊没干，顺着门板往下淌了一道，像一道血。
街口围了一圈人。有人踮着脚往里看，有人把手插在袖子里摇头。
邵正清站在门里头，隔着封条的缝往外看。然后他慢慢戴上白手套。
“不是我告的。”他说。
“济世医院。”我说。
他转过头。
“周衍跟我说了。济世医院在仁济隔壁，这些年一直想买同昌的方子。”我说，“这回赶上‘废止中医’的风声，他们急，先下手，把同昌按在‘来源不明’上。封条一贴，公会就得查账；账一查，方子就得交出来。”
邵正清把白手套的大拇指摘下来，又戴回去。
“你知道得不少。”
“学得快。”我说。
他笑了，笑得很短。转身走到柜台后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请柬，放在我面前。
“药行大会，正月二十，在公会的堂子里。”他说，“请我去说明方子来历。”
“叫我去干什么。”
“出证。”
“出什么证。”
“你出证说：这方子是你家祖传，你父亲亲手交给同昌，托同昌代传。”
“那是谎。”
“那是账。”他说，“账上的字，一笔一笔，看上去都是真的。”
“我出证，能得到什么。”
他抬起眼睛。
“你出证，我就不让你进铜柜。”
屋里静了。
他等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把请柬收回抽屉。
“你不必现在答。”他说，“到那天，你会答应的。”
正月十四，阿鹤死了。
我赶到后院的时候，人已经放平在一块门板上，盖着蓝布。衣裳是湿的，布底下透出来一片淡淡的红。
“怎么死的。”
“摔了。”伙计说。
“从哪儿摔的。”
“井边。早上打水，脚下一滑。”
井在灶房东头，青石井沿上结了冰，没有栏杆。她每天清晨在那儿打水，打完了跪着擦地。
我蹲下去，掀开布角。
她脸上很干净。干净得像被人洗过两遍。脖颈上有一道很细的印子，指甲盖那么宽，绕着半圈，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深一点点。
我把布盖回去。
那天下午，我把手伸进井里。
水凉得像咬人。指头一下子就麻了。我往下探，探到井壁边上一块松动的石头，石头底下压着一只布鞋。
阿鹤的。
鞋里塞着一块帕子，帕子里包着十六枚铜钱。一枚一枚，全被她擦得发亮。
第三章 偷方
那方子，是正月十五偷出来的。
元宵，药行歇半天。邵正清去闸北赴席，带走了赵德海和两个伙计。剩下的人在前堂挂灯。我借口找钉子，绕到柜台后头，把小钥匙插进内柜，拉开抽屉，从最底下抽出那个蓝布包。
布上有三块油斑，包得极薄。
打开，是陈艾透骨灸方。
方子分三段。
第一段是药：陈艾、乳香、透骨草、骨碎补……十一味，配比写得明明白白。
第二段是针：入针处、深浅、时辰，朱砂画的图，五道。
第三段只有一行，字比前两段都小——
“服此方者，须以己骨为此方立名。移骨不许改名，改名者骨自败。此誓，告于药王。”
纸背透出“周德生”三个字。同昌第七代，光绪年间的人。
我把方子对着窗光看了很久，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所谓“誓”，是把人的名字钉进药方里。名字进了方子，人就成了方子的一部分。此后这副方子治好多少人，都记在你身上；这方子将来传给谁，也由不得你。
它不是药方。它是一张卖身契，裹着艾叶的味道。
我正要把方子往怀里塞，前堂有人进来。
阿鹤站在门框那儿，没出声。两只手垂着，手里一块抹布往下滴水，滴在地砖上，“嗒、嗒”。
“程九姐。”她说，“你在偷东西。”
我把方子塞进袖子，走过去蹲下，跟她一样高。
“阿鹤，”我说，“我不是偷。这方子上有我的一半。”
“为什么。”
“因为这方子上那个誓，写的就是我。”
她不懂。她十六岁，只知道药行的规矩：偷东西的人要挨板子，板子打完了还要在药王像前跪三个时辰。
“你要告诉他们吗。”我问。
她想了很久，喉咙里“咔”了一声。
“程九姐。”
“嗯。”
“我不说。”她说，“上回说了的人，没了。”
“什么人。”
她把抹布拧了一下，水掉在地砖上。
“去年秋天，后院有个烧火的小子。他看见掌柜往井里放东西，跟人说了。第二天他就不在了。”
“他们说他跑了。”
“他没跑。”阿鹤说，“他的鞋还在柴房。”
她低下头，开始擦地。抹布在地砖上推过去，一道一道，把水推得干干净净。
我站在她身后，手心里全是汗。
我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在抖，抖得抓不住那片蓝布。
当天下午，我照着方子配了一副药。
药行里没有给我用的铜锅。我用灶间熬阿胶剩下的旧砂锅，开水烫了三遍。艾要三年陈的，柴房最里头堆着，我抽了两把。指尖插进艾堆里，扎，痒，一股陈年的苦香腾上来，直往鼻子里钻。
药煎好，我端到阿香家。
她家在药行后头第三条巷子，一间半的屋子，住四口人。她爹瘫了三年，两只膝盖肿得像小南瓜，医院的病历上写着四个字：建议截肢。
阿香看见我端着药进门，第一个反应是关门。
“程九，你别来。”
“我就敷一次。”
“我爹疼起来要骂人。”
“让他骂。”
我蹲下去，把药敷上去。药是烫的，敷上去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往上弹了一下，一只枯手掐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掐出五个月牙。
我没动。
“忍着。”我说，“忍一个时辰。”
用艾条烤。烤到半个时辰，他忽然“啊”了一声。
腿动了一下。
阿香捂住嘴，眼睛一下子红了。
三天后，他能自己坐起来。第五天，扶着墙，挪了三步。
那天我从阿香家出来，走在巷子里，脚是轻的。上海的冬天冷得能把人冻透，我却觉得身上发暖。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我做的事有用。
我端着空药碗从侧门进药行，迎面撞上邵正清。
他从闸北回来，长衫上落着雪。他站住了，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碗。
“药渣别乱倒。”他说。
就这一句。走了。
我站在雪地里，看着他的背影拐过影壁。那时候我以为，我赢了。
沈砚秋是我没想到的。
正月十六一早，我在灶间熬粥，她推门进来，穿着一身素色旗袍，头发一丝不乱。她比我大三岁，是邵正清的续弦，民国二十五年过的门。药行里的人背地里叫她“填房的”，当面叫“太太”。
她把手里的食盒放在灶台上，打开，是两只虾饺。
“你熬的粥太稀。”她说，“吃这个。”
我没动。
“程九，”她自己拿起一只咬了一口，“知道你昨天干了什么的人，不止我。”
“我干了什么。”
“你去了阿香家。”她看着我，把嚼完的那一口咽下去，“你还给一个瘫子敷了药。”
我把手里的勺子放下。
“太太要告我。”
“我告你做什么。”她又咬了一口虾饺，慢条斯理，“我是来谢你的。”
“谢我？”
“我嫁进来那天，八抬大轿，进门第一夜，邵正清让我跪下，给我看了一本账。”她把剩下的半只虾饺放回食盒里，“他说，这家的规矩，你得认。我说我认。他说，你认就好。”
“那本账上写着什么。”
她抬起头。
“写着，这家里一共三个人。”她说，“他，我，还有一个，在柜子里。”
灶间的火“噗”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走。”我问。
“我娘家欠他八百块。”她说，“我走不了。”
她起身，把食盒盖上，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程九，我教一句话给你。”她说，“在这个家里，谁先说话，谁就吃亏。”
“你要学会，先忍着。”
“忍到什么时候。”
“忍到他说完最后一句。”她说，“然后你再说。”
第四章 父亲的血是甜的
正月十七，阿香被叫进了后院。
出来的时候，她左边脸一个巴掌印，肿得像半个馒头。指甲缝里那些黄粉被洗得干干净净，一根都不剩。
她没哭。
她走过来，把一块小铜牌放进我手心，“当”一声。
“七品。”她说，“我爹是七品。我是七品的闺女。”
七品是药行的说法。同一张方子，给谁先用，按品级排。一品是掌柜，七品是最后。排到七品，人不死，也得残。
“阿香——”
“程九，你别再对我好。”她打断我，“我爹那三年，是你给他敷好的。敷好了，来问我家的人就多了。”
她笑了一下，嘴角的肿被扯得歪了。
“昨天有个人来问我，‘你爹是怎么好的’。”
我抬起头。
“我说不上来。”她说，“我就说，吃药好的。”
“然后呢。”
“然后今天早上，药行不给我家送药了。”
巷口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缕贴在嘴角上。
“程九，我不怪你。”她说，“我只是不能再跟你说话了。”
第二天她被舅舅接走。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很多年：不恨，也不怨，像在看一个已经入土的人。
阿香被接走以后，她家的门就关了。
我每天从那条巷子过，都看一眼那扇门。门上贴过一张符，黄纸，红的朱砂，让雨泡烂了，剩一团红。
第四天，门开了一条缝。
门里没有声音。
我站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把手里的药包放在门槛上。药包是油纸包的，怕受潮，我还在上头压了一块砖。
第二天我从那儿过，砖还在，药包不在了。
我不知道是谁拿的。
我宁愿是她娘。
阿香爹能站起来这件事，在药行后巷传开了。
正月十五夜里，有两个人来问阿香，问的是同一句话：是谁给他上的药。
阿香没说。
正月十六，又来问了一次。这一次问话的人穿的是药行的短褂。
阿香还是没说。
正月十七一早，她爹的药停了。
药行不给送了。
她娘拿着药方去前堂，站在柜台外面，站了一个下午。掌柜不在。她把药方摊开在柜台上，用手指戳着上面“陈艾”两个字，戳了很久。
后来她把药方叠好，收进袖子里，走了。
三天后，她爹的腿又肿回去了。肿得比原来大，皮一亮一亮的，像要裂开。
第五天，他死在床上。死的时候眼睛睁着，嘴也睁着。
阿香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程九，你给我爹敷药，只用了半个时辰。
她说：这三天的肿，你要负责。
她说完这句就走了。这句话我给记了。
因为我认。
那天下午，邵正清叫我进书房。
书房里摆着那张断了格的算盘。他把一本旧账推到我面前。
我一眼认出来。那是我家阁楼里那本盘账，边角让老鼠啃掉一块。
“这是你家的。”他说，“我留了十年。”
我翻开。第一页是我爸的字，我认得。他写字爱把最后一笔拖长，像舍不得落笔。
最后一页写着：
“程氏济安，欠同昌药行大洋二百，以女程九抵。”
底下是我爸的签名，末笔拖得很长。
“他为什么卖我。”
“因为你还小。”邵正清把一颗算盘珠子推上去，“人小的时候，什么都给不出来——只有身上那副骨头。”
我耳朵里“嗡”了一声。
“我十二岁那年，您给了我娘两百块大洋。”
“两百块。”
“两百块，值一条命。”
“值一副骨头。”他纠正我，“命还是你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的天色。
我开始笑。这是我在药行学的第一件事——人一慌，就得笑。
“掌柜，”我说，“您教过我，药要摆正，账要抹平。”
“教过。”
“那您教教我，一个人被写进账里，怎么写出来。”
他把算盘推到我面前，停住。
“程九，你是这行里最会盘的人。”
“盘账的规矩是——账可以赔，不可以改。”
他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我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你的名字钉在第十页。想取下来，只有一个法子。”
“死一个，换一个。”
那夜落雨。
上海滩的冬雨比雪还冷，打在瓦上，一整夜没停。我在阁楼上那本旧账前坐到后半夜，手冻僵了，下楼去灶间讨热水。
路过前堂后门，门半开着。融雪的水积在地砖上。
地砖上有点滴的东西。一滴一滴，从铜柜那边一直拖到门槛外头。
是血。
是甜的。
我闻得出来。陈艾的苦底下，压着一点甘草似的甜。
我第一次闻见人血是甜的，就是十二岁那年。那天我没哭，我蹲下去闻了闻。
十年了，这个味道一直在我嘴里。
第五章 周衍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初三，仁济医院骨科来了个从北平调来的医生，姓周。
他来药行是在初四早晨。我正跪在柜台后头捡戥子上的铜星子，先看见的是一双皮鞋，鞋面上有雪水。
“我找邵掌柜。”
声音很干净。我抬头，看见一个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的年轻人，左手吊在夹板上。
“掌柜在后头。”
“你是程九。”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盘药大会，我在。”他把听诊器摘下来，放在柜台上。铜的，凉的，往台面上一放，“当”。
“我姓周。周衍。”
“你知道你爸的血是甜的吗。”
我把戥子放下了。
“你怎么知道。”
“民国十六年那桩案子，是这片地方的执医去验的尸。”他说，“那个执医，是我父亲。”
“他说，血是甜的。只有常年服陈艾的人，血才会那样。”
“你父亲死之前，喝下了大量的陈艾。”
“血甜得发苦，是喝了三年的量。”
“他死前那一夜，喝得比三年加起来还多。”
“我爸不是药母。”
周衍看着我，没接话。
“我在仁济做骨痨手术。”他换了个话头，“开春到现在，六个病人，五个站起来走了。”
“用什么。”
“刀。”他说，“坏死的骨头，跟烂了根的树一样。砍掉，人还站得住。”
“砍掉了还怎么站。”
“用钢钉、用铁架、用自己身上别处的骨头。”他说，“有一个，自己走回家，走了三里路。”
那天下午我跟他去了仁济。
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跟药行完全不一样——苦，直冲鼻子，冲得人眼睛发酸。六张铁床，横着排。
最里头一张床，躺着个女孩，十一岁，姓林。被子掀开一角，两只膝盖肿得像小南瓜。
我站住了。
“一模一样的腿。”我说。
“一模一样。”他说，“她家里凑不出三百块。”
“三百块。”
我手插在袖子里，攥着那个压平了的空红包。
“周医生，”我说，“你们医院，收药吗。”
“什么药。”
“骨痨的药。一副三十块，我配得出。”
周衍转过头。
“你配得出，你不能卖。”他说，“卖了，你就坐实‘药母’两个字。到那天，他们连问都不用问，直接把你拖进铜柜里去。”
“那该怎么办。”
“跑。”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船票的定单，下个礼拜，上海到南京。
“我同学在南京。你去了，改名换姓，别碰药，别进医院，别回头看。”
“我跑了以后呢。”
“你活着。”
“方子还在第十页上。”我说，“明年会有一个程十。”
周衍没说话。
我把船票推回去。
“我不跑。”我说，“我要回药行，开一次公堂。”
“你要做什么。”
“我要让七十三本账，在那张长台上摊开。”我说，“让全上海看着，这方子是怎么把一个人变成一味药的。”
从仁济出来，我在外头站了一会儿。
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开刀。
那天下午，我回去了。
手术室在二楼，门上有一块小玻璃。我站在门外，贴着那块玻璃看。
周衍穿白布衣，戴白布帽，手上套着胶皮手套。他手里那把刀，比我的切药刀小，刀刃亮得发青。
床上的病人身上盖着布，只露出一条腿。腿上有记号，用红笔画的，一个圈，圈里一个叉。
周衍拿起刀。
刀落下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肩膀沉了一下。
血冒出来，涌在布上。
他没停。
我在这行待了十年。药行的血是甜的，是往地上流的。这里的血是往白布上流的，白布吸住了，就变成一块一块的红。
我手抓着门框，抓得指节发白。
一个小时以后，门开了。
周衍出来，把口罩拉下来，脸上全是汗。
“你怎么在这儿。”
“看你开刀。”
“看懂了？”
“懂了。”我说，“你们是把人剖开，把坏了的东西拿出来。”
“是。”
“我们药行不是。”我说，“药行是把一个人剖开，把好东西拿出来，塞进另一个人。”
他没接话。
“程九，”过了很久他说，“你今天来，不是看我开刀。”
“那我来看什么。”
“你没说那句话。”他说，“我替你说了。”
“哪句。”
“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没有说‘那太残忍’。”
我笑了一下。
“我说不出来。”我说，“我进药行第一年，就看过比这个残忍的。”
“什么。”
“换骨。”
我看着他。
“掌柜说过一句话：进了同昌的门，骨头就是同昌的。”
“我十二岁那年，他们把我按在药王像前，给我喝了一碗苦得发麻的东西。”我说，“喝完，掌柜说，从今天起，你是同昌的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
“他说，笑一笑，苦就不苦了。”
周衍把口罩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你喝下去的时候，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那碗东西很烫。”
“后来呢。”
“后来我吐了。”我说，“掌柜让人把我按在地上，把那一碗刮起来，又灌回去。”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走在街上，肚子忽然疼起来，疼得像有人在里面扯一根线。
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疼过去以后，我拿手在墙上摸了摸，摸到一层湿。
我低头看我的手。
指头上是血。
不是擦出来的，是从里头出来的。
我站在路灯下面，把手指咬破了一点。
血滴在地上。
我用舌尖碰了一下。
是甜的。
第六章 暗盘
封条贴上以后，药行没开过门。前两天来的都是看热闹的人，第三天起，来的人换了——有人站在对街，从早站到晚，不进门，也不走。
正月十三那天，我数了数，一共七个人。都拄着拐，或者坐在小板凳上。
正月十七，老账房赵德海带我去闸北。
他说，程九，你爹不是你一个人的。这话他没头没尾，说完就提灯出门。我跟在后头，一路走了半个时辰。
那片地方叫药王弄。二十几年前，是条连片的药作坊，同昌在当中。民国十三年正月，一夜大火，烧了四十七间。烧掉的人家，后来都搬了。
只剩一家没搬。
门口挂着个牌子，字掉了一半：“济安堂·程”。
门轴很涩。推的时候“吱”了一声，声音在空堂里滚了一圈。
一个瞎眼的老太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一只空碗。
“谁来啦。”她问。
“程九。”
她手抖了一下，碗在桌上磕了一声。
“程济安的女儿。”
“老太太，您怎么知道是我。”
“味道。”她说，“你身上有陈艾。闻着像一个死了的人。”
“是。”
她笑了。笑的时候，两只瞎了的眼睛里流出水来，不是泪，是那种见风就出来的水。
“你爹那年，对不起这条街。”她说。
“什么意思。”
“方子。”她说，“你爹为了救明明，把方子从‘一街共用’改成了‘一家独有’。”
“什么时候。”
“民国十四年。”她说，“那年这条街上，同时躺下十一个。方子只够一个人。”
“他挑了明明。”
“他挑了明明。”老太太说，“明明六岁。别的人，最小的九岁。”
“他没跟我们说。他改了方子，改完了才来磕头。”
“他磕了四个头，磕在这块地砖上。”她拿拐杖的地头敲了敲脚下，“磕完了说，这条街，我赔。”
“他赔了什么。”
“他自己。”
我站在堂屋里，看着那块地砖。
地砖上有一块颜色比别处深。这么多年，人踩，水冲，还是深。
“老太太。”
“嗯。”
“明明的腿后来好了吗。”
“好了。”她说，“好了六岁，死十一岁。”
“他死那年，你恨我爸吗。”
老太太没有马上答。
“恨。”她说，“恨了两年。第三年，我把他的牌位从墙上摘下来，扔进灶里烧了。”
“后来又捡回来了。”
“没有。”她说，“烧了就烧了。”
她抬起脸，那双瞎了的眼睛对着门口。
“可我记得他。”
“记得什么。”
“记得他磕头的声音。”她说，“一个人磕四个头，最后一个最重。”
我走出那间屋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赵德海站在巷口等我，灯在手里晃。
“他们是我的病人。”我说。
“是我们的病人。”他说，“这条街，四十七户，二十几年，一共三百零六个骨痨。同昌只救活过三十七个人。”
“三十七。”
“三十七。”他说，“剩下的一百七十五个，死了。”
“为什么只救三十七。”
“因为那口铜柜，只装得下三十七副。”他说。
“柜子小。”
“柜子不小。”他说，“是方子小。”
“方子怎么小。”
“方子一份，只够一个人。”他说，“每煎一副，药量是有数的。四十七户人家同时来，一锅只能熬一副。”
“那为什么不多熬几锅。”
“因为方子上的‘誓’，只认一个人。”
回到药行，已经过了一点。
我没回阁楼，直接去了前堂。我想再看一遍那本旧账。
灯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沈砚秋。
她面前摊着那本旧账，翻在最后一页。
“太太。”
“程九。”她抬起头，“你坐下。”
“我说了，忍。”她说，“你忍了五天了。”
“我不忍了。”
“好。”她把账本推过来，“那你就别忍。”
她推过来的那一页，贴了一张纸。纸很旧，边缘卷起，上面的字是我爸的。
“程氏济安，欠同昌药行大洋二百，以女程九抵。”
我看了很久。
“这张纸，是贴上去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页的纸，比底下的账本新。”我说，“而且，‘抵’字这一笔，是我爸的手，可上面那几个字，不是。”
我用指甲沿纸边轻轻一挑。
纸翘起来了。
我把整张纸揭下来。
底下有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写满了整页。
不是我爸的字。
是邵正清的字。
“民国十六年正月十一，明渊又息一手。方转程九，试三年。若三年，程九可活，明渊亦可活。”
原来是“试”。
不是“卖”。
我爸并没有卖我——那顶多是个“借”。他是把我借出去，想让一个孩子活下来。
可下面还有一行。墨色比上面深。
“三年满了。方不倒。此女换过来，可再救一人。”
我的手指停在那一行上。
“看懂了？”沈砚秋在旁边说。
“看懂了。”
“他不是要你死。”她说，“他要你活着，然后换给别人。”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太太，”我说，“谢谢。”
“谢我什么。”
“谢你教我忍。”我说，“忍到他写完最后一句。”
第七章 最后一夜
那天夜里，我从书房出来，沿着廊子走。走到灶间后头，我忽然弯下腰，吐了。
吐到只剩酸水。我用井水漱口，漱到舌头发麻。井边那块冰化了，井沿是湿的。
阿鹤就是从这儿下去的。
我盯着那块松动的石头看了很久。
——正月十八那天早上，我从这儿下去过一次。
井壁上的青苔滑得像抹了油。我踩到第三块砖，砖在脚底下动了一下。那块砖后面是一条砖缝，缝里塞着油纸包，包着我爸那半封信，还有一张纸，写着邵明渊的名字。
我把纸塞回去，把砖按回原位，从井里爬出来的时候，棉裤湿到了膝盖，冷得腿直打抖。
我从砖缝里抠出来的不止那个油纸包。
还有一块铜牌，比指甲盖大一点，上头铸着一把锁。
同昌的门牌。
三天后的清早，我从这块井沿上，把阿鹤捞了上来。
她脸朝下，泡了一夜。头发散在水面上，一动一动，像水底有水草。
我把她翻过来的时候，她脖子上一圈紫。
那不是绳子勒的。
是手。
我把她抱进柴房，放在那张草席上。
解开她的领口，看那一圈紫。
五指。四道清楚的，一道浅的。那道浅的，是拇指。
我拿手比了一下，比我的手大出一指半。
——
巡捕房是我几天前就去了的。
巡捕房里坐着个瘦子，姓陆，抽着烟。
“你叫什么。”
“程九。”
“同昌的？”
“同昌的。”
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慢慢捻了一圈。
“程九，”他说，“你说的是‘换骨’？”
“是。”
“你有人证吗。”
“有。”我说，“我。”
“你一个药母，证你自己？”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笔在上头敲了两下。
“这样，”他说，“你写下你看见的。我收到抽屉里。”
“然后呢。”
“然后等。”他说，“等什么时候上海滩不那么忙了。”
我站在他桌子前面，把那张纸写满了。
写完，他一折，塞进抽屉，抽屉锁上，钥匙挂回腰上。
“程姑娘，”他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你回去跟他们说，报过了。”
“报过了就行？”
“报过了就行。”
阿鹤的舅舅说，她不能埋。尸格上写着“待验”。
“待验什么。”
“不知道。”他说，“他们就说，先别埋。”
“那她呢。”
“她在这儿。”他掀开一张草席。
阿鹤躺在草席上，盖着那块蓝布。屋里很冷，她的脸冻得发青，嘴唇上结着一层薄霜。
“程九姑娘，”舅舅说，“你告诉我，我该把她怎么办。”
“放着。”我说，“再放三天。”
“三天？”
“三天。”
正月二十一，夜里两点，我被叫醒。
叫门的是赵德海，提一盏马灯，脸白得像纸。
“掌柜让你过去。”
我披衣跟他走。灯在墙上推着一个影子，一晃一晃，拉得很长。
前堂只点了一盏灯。铜柜立在柜台后头，比白天更黑。
邵正清坐在太师椅上，没穿长衫，只穿一件中衣。白手套还戴着。
“柜子你开。”
“钥匙在我这儿。”
“你开。”
我走过去，把钥匙插进去。柜门开了，白瓷瓶一层一层，像一堵墙。
“内柜。”
我打开内柜，铁皮抽屉滑出来。第十页摊着。
那一行字不是墨。是干了的血，黑褐色，一格一格写进纸的格子里。
“晚上写的。”邵正清在我身后说，“去写的时候，人已经凉了。血不够稠。凑合着看。”
“你写的。”
“我写的。”
“写的是我。”
“写的是你。”他说，“你白天在公会说了什么，都无所谓。这页上，你的名字是死的。”
我没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我旁边。中衣的袖子很宽，风从袖子里穿过去，飘了一下。
“程九，我给你讲个事。”
“我十一岁那年，我哥死了一年，骨头还埋在药行后院的砖底下。我爹说，等遇上个能救的，就把他挪出来。”
“我爹到死没遇上。”
“我遇上了。”
“你十二岁那年，我在药王前跪了三个时辰，磕了一百个头。”他说，“磕到第九十个的时候，膝盖上全是血。”
“我答应过药王：这个孩子我要救活，我哥的骨头我要挪回来，同昌这块牌子，我要让它活过我。”
“三件事，我做成了一件。”
他抬起眼睛。
“你活着。”
“我哥的骨头。”他顿了顿，“还在砖底下。”
“所以你要拿别人的。”
“我拿的不是别人的。”他声音很平，“我拿的是‘同昌’的。进了同昌的门，就是同昌的药。药不分人。”
他转过身，走到柜前，把手掌按在铜柜的门板上。
“你知道这条街，二十几年，一共死了多少个。”
“一百七十五。”我说。
他转过头。
“你知道。”
“我知道了。”
“那他们怎么不来找我。”他说，“因为同昌只剩这么一口柜子。救谁不救谁，得有人定。”
“我定。”
“这十年，我定了三十七回。”他说，“每一回，我都把自己关在这间屋里，坐一整夜。”
“我不是没想过放开。”
“可只要放开一天，第二天，同昌就会被这一百七十五户人家拆了。拆了以后，一个都救不活。”
他转回来，走近一步。
“程九，你告诉我——”
“我该救谁。”
我看着他。
这才发现他眼睛是红的。红得很厉害，像整夜没睡。
他在等一个回答。
“这句话，”我说，“你不该问我。”
“为什么。”
“因为你是掌柜。掌柜决定，掌柜担着。”
“我担着。”他说，“我担了十年。”
“你担着，就别问我。”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短，一闪就没了。
“说得好。”他说，“说得好。”
“阿鹤是谁推的。”
他沉默了几秒。
“赵德海。”
我站着，膝盖里像灌了铅。
“为什么。”
“她不喝药。”邵正清说，“药行里，不喝的，就不是药行里的人。”
“她看见了内柜。”
“她不喝，又看见了内柜，她就成了这一家的漏洞。”他慢慢地说，“漏洞不能留。”
“她才十六岁。”
“我知道。”他说，“我记了她的名字。”
我这时才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攥着三根铜钉。
钉很小，一截手指那么长，钉帽上刻着字。
他把它们一根一根摆在柜台上。
第一根：程九。
第二根：阿鹤。
第三根：邵正清。
“这是什么。”
“钉柜。”他说，“药行的老规矩。出了事，钉柜封账。”
“钉谁的。”
“钉做错事的人的。一根钉，一条命。钉进去了，账就平了。”
“你要我钉。”
“我要你钉。”他把锥子推到我手边，“钉完，你走。账我担。方子我留。”
“我钉谁。”
他抬起眼睛。
“随你。”
我没有马上答。
三天前，阿香在她家门口拦住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程九，这个家里最怕死的不是他，是账。
她说：“账是死的，可它压着活人。你要想活，得让账先死。”
我当时没听懂。
现在我懂了。
那三根铜钉不是让我钉谁。是让我选。**只要我一动手，我就成了账的一部分。**从此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药行钉的”，不再是我程九钉的。
“好。”我说，“我钉。”
“钉谁。”
“钉账。”
我抓起那三根铜钉，全攥在手心，走到铜柜前面。
柜台上摆着七十三本盘账，红线穿着。
我把铜钉举起来，往那根红线上一砸。
红绳断了。七十三本账摊了一地。
“账平了。”我说，“账可以赔，不可以改。今天起，不必改了。”
邵正清走过来，在柜台前蹲下，从散开的账本底下，摸出一样东西。
铜的，很小。
“你爹让我给你的。”他说，“他说，第三格的东西，要等他女儿自己开。”
“你早就知道第三格。”
“我知道。”他说，“我开过一次。”
“什么时候。”
“民国十六年正月。”他说，“你爹死的那天夜里。”
“为什么开。”
“我想看看他留了什么给我。”他说，“结果只有一把锁。锁上刻着他的名字。”
“我在柜子前头坐了一夜，坐到天亮。”
“后来呢。”
“后来我把它放回去了。”他说，“我怕。”
他把锁放在我手心里。锁身上刻着两个字：济安。
“开了会怎么样。”
“开了，”他说，“我这十年就不算数了。”
我把锁攥住。
“那我开。”
邵正清没有动。
他站在灯下，白手套慢慢捏了一下。
“程九。”他说，“你知道砸账是什么罪。”
“知道。”
“账砸了，药行也就不存在了。”
“药行早就不存在了。”我说，“你替我留的那把锁，锁的是名字。名字锁住了，才轮到你锁账。”
他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把手套一只一只摘下来，放在柜台上。
“程九，”他说，“我这一辈子，只看见过一回账砸了。”
“那回砸账的，是你爹。”
第八章 废誓
正月二十二，药业同业公会。
同昌的柜台搬到了公会一楼的大堂。地上那堆砸散的盘账，我用红绳重新穿了一半，摆在一张长台上。
台下三排椅子，坐着三十几个人。穿长衫的，穿西装的，还有一个穿军服的坐在最末一排，帽檐压得很低。
邵正清站在长台后头。
老账房赵德海念第一本。
“同昌药行，民国二十五年正月，进陈艾十七担——”
念到第十七本，我站起来。
“我有话说。”
没人转过来。
我又说了一遍。
“我有话说。”
这一遍，全堂的人都转了过来。走道里一个端茶的小厮手停在半空，茶壶嘴正对着桌沿。
“程九。”邵正清说，“你坐下。”
我把手抬起来，举过头顶。
手里捏着一根针。
银的，三寸，针尖已经发黑。
“这根针，”我说，“是去年腊月，从阿鹤的指甲缝里挑出来的。”
“她不喝药。”邵正清说，“不喝药的人，得扎。”
“扎哪儿。”
“扎这儿。”我用手点了点自己的虎口。
“扎完了呢。”
“扎完了，人就听话了。”
全堂没有声音。我把那根针，插进了长台的木头缝里。
针身有一半没进去，针尾还在颤。
“我不坐。”
邵正清没看我。他在看窗外的树。
我把名册放上台面，翻开第十页。
“同昌的方子，每一副都要以用药人的骨为名。这是誓。”我说，“我，程九，就是誓里的那个名字。”
台下一动。
“我这个人，是药行存在这儿的备用骨头。”我说，“服方三年，验过血，血是甜的。”
我把验血单推上台。
“这一页底下写着：供，程九；受，邵明渊。”
我把手放在长台上。
手在抖。抖得很明显，长台跟着响，像我十二岁那年的算盘。
我把另一只手压上去。
手不抖了。
大堂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程九。”邵正清终于转过眼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在说，这条命是借的，我要还。”
“还给谁。”
“还给这条街。”
我把另一张纸放在台上。纸边脆得像饼干。
“邵明渊，民国三年生，六岁。病：骨痨，双膝。”我念，“民国十四年殁。”
“殁的时候，十一岁。”
“一个骨痨的孩子，从六岁活到十一岁。”
“同昌药行，从民国十一年起，给这个孩子用了五副别人的骨头。”
大堂里有人吞了口唾沫，声音很清楚。
“账上写着‘誓守不移’。”我说，“可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出过同昌的门。”
最后一排，那个戴军帽的人站起来了。
椅子腿擦在地上，很刺耳。
他往前走了两步，走到长台前头，摘下帽子。
四十来岁，脸上有一道疤，从眉骨划到腮。手里捏着一张纸。
“我姓马。”他说，“军部医疗处。”
“我来问一句。”
他把一张纸摊在台上。
纸是军用的，右下角一个红印，印得有点歪。
“同昌的方子，现在能不能用。”
“不能。”邵正清说。
“能。”我说。
全堂都看向我。
“方子分三段。药、针、誓。”我说，“药能用。针能用。誓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誓不是药，是人。”
我把父亲那张账页摊开。
“誓这一行写的是‘以己骨立名’。可这个名字底下，是一笔一笔真金白银。”
“药行拿‘誓’做了十年买卖，收了三十七副骨头。这不是方子的罪，是算账的人的罪。”
“所以——”
我抬起眼。
“方子我留下。誓，今天废。”
“我反对。”
开口的是坐在第三排的一个老头。灰棉袍，戴一副圆眼镜，镜腿上缠着线。
“你姓什么。”我问。
“我姓吴。”他说，“同业公会的理事。方子的事，得公会定，不是你一个药母在长台上说废就废的。”
“公会怎么定。”
“开会。”他说，“七个理事，要五票。”
“五票通过。”
“五票。”他说，“你有几票。”
“一票。”我说，“我自己那一票。”
“理事才有票。”他说，“你没有。”
“那就现在开。”我说，“开完了，看谁先举手。”
“你要不到。”他说，“你的方子在同业公会没登过记。”
“我爹的方子，光绪年间就登过。”
“登的是同昌。”他说，“不是你。”
台下有人笑了一声。
“程九。”一个胖理事端着茶说，“你说得都对。可对有什么用？方子要活下去，总得有个主。这世上没有无主的东西。”
“有。”我说，“这条街上，死了的人，都没有主。”
他把茶盏放下了。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吴先生。
“吴先生，”我说，“你袖子里那个章，露出来了。”
他手一抖，袖子往下掉了半寸。
章是公会的关防，铜的，很小。
“你带着章来开会，是准备现盖。”我说，“盖在哪一张上。”
他没说话。
“是准备盖在‘暂停营业’那一张上。”我说，“还是盖在‘同昌药行交济世医院托管’那一张上。”
台下有人站起来。
“程九。”邵正清说，“坐下。”
我没动。手还按在长台上。
邵正清从长台后面出来。
他没走下来，也没走上来。他就站在台阶上，站在那一级半高的地方。
“程九。”他说，“你废誓，就是废同昌。”
“我废的是‘同昌’两个字。”我说，“不是同昌的药。”
“你废了它，这条街怎么办。”
“这条街，”我说，“一百七十五户，一人一副，不会再有人替他们决定谁先死。”
他站在台阶上，很久没说话。
台阶下头，三十几个人都仰着头看他。
然后他慢慢抬起手，把白手套的食指，一根一根掰下来。
“程九。”他说，“你记住今天。”
“我记住了。”
“你记住，这些话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第九章 钉子
散会以后，他没有走。
他坐在长台后面，一个人，把三十几把椅子一张一张扶正。
我站在门口看他扶。
三十几把椅子，每一把都掀起来看看凳脚，晃的放到一边拿抹布垫。
他扶到第九张，停下来。
“程九。”
“在。”
“你今天说得最狠的那一句，不是‘废誓’。”
“是哪一句。”
“‘这方子不该有主人。’”
“那不是我今天说的。”
“是你爸说的。”他说，“他砸账那天，坐在这道门槛上，跟我说的就是这一句。”
“他说，邵掌柜，这方子不该有主人。”
“我说，没有主人的东西，活不过一个冬天。”
“他说，那你就让它死。”
“我没让它死。”他说，“我让它吃了人。”
他直起腰，看了看空掉的大堂。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是我的话说出来的。”他说，“你爹砸过账，你知道账一砸就散。你废了誓，你知道誓一废，这方子就再也不是谁的。”
“你知道，是因为你在这儿待了十年。”
“我等了十年，”他说，“没等到一个能接的人。”
“那你等到了。”
“我等到的是个敌人。”他抬起头，“程九，你今天说的那句‘这方子不该有主人’，是我二十六岁在药王前跪着的时候想的。”
“我想了十年。”
“我做了什么呢。我把它锁住，又拿它换了三十七副骨头。”
他把最后一把椅子扶正，直起腰。
“我今天才知道，我不是没放开。”他说，“我是不敢。”
“我怕一放开，这条街就完了。”
“所以你宁可让它活着吃人。”
“所以我宁可让它活着吃人。”他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你说得比我狠。”
那天夜里，我走进前堂的时候，灯亮着。
铜柜前头生着一只旧铜盆。炭是红的，盆里飘着纸灰，还有一小块没烧透的纸角，露着半个字。
邵正清坐在太师椅上，白手套已经摘了，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左手食指上裹着一圈白布，布上透出一点红。
内柜的抽屉滑到了最外面。
“你来了。”
“你手怎么了。”
“撕了一页纸，划的。”他说。
“你来了。”他又说了一遍。
“我来了。”
“锁给你。”他把一串钥匙推到柜台上，“大柜、中柜、铺门。”
我拿起那串钥匙，看了看。
没有小的那把。
“内柜的钥匙在你身上。”他说，“从你十二岁那年起。”
我把钥匙放下，把自己的那把插进内柜。
抽屉里空了一半。
第十页不见了。
“那一页呢。”
“撕了。”
“撕了。”
“烧了。”他朝那只铜盆抬了抬下巴，“烧在盆里。纸灰没敢往井里倒。”
我在柜台前站着。
伸手把盆里那块纸角捏出来。
上面只剩半个字：“换”。
我把纸角折起，塞进袖子。
“邵正清。”
这是我头一回当面叫他的全名。
“说。”
“你爹那天，把锥子扎进自己手指头的时候，扎的是左手。”他说，“我站在门后头看着。我以为他会扎右手。”
“为什么。”
“右手是记账的手。”他说，“他要是扎了右手，我就信他认了。”
“他扎左手，是留着一只右手，还想再改一次账。”
“我等了十年，也没等到他拿那只手再改一次。”
“所以我改了。”他说，“改成了现在这样。”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我说。
“知道。”他说，“所以我把最后这个机会留给你。”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摊开。
“同昌药行，今将全部产业、房产、井、柜，并陈艾透骨灸方，尽付程氏名九。”
底下是签名。邵正清，三个字写得极工整。
“签了，你就是掌柜。”他说，“这一家，三十七副骨头，七十三本账，一百七十五户人家，都是你的。”
“你可以救，也可以不救。你可以留着，也可以全烧了。”
“但你要先回答我一句。”
“说。”
“你爹那年，为什么砸账。”
我没答。
“掌柜，”我说，“我十二岁那年，你在我身上取了三次骨。”
“第一次是肋骨，第二次是膝盖里的那块，第三次是脚背。”
“取完，我在屋里躺了半年。”
“半年里，你每天都来。你给我端一碗粥，坐在床边等我喝完。”
“我一直以为，那是疼我。”
他站着，没说话。
“那不是疼我。”我说，“那是在验货。”
“程九——”
“你先说完。”
我把那张契推回去。
“我不签。”我说，“我要你活着签。”
他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活着，把这三十七副骨头，一副一副还回去。”我说，“还不了的，给人家一个名字。给不了的，你自己去跪。”
“方子我照样用，账我照样记。可我不接柜。”
“为什么。”
“因为我不当你的第二种。”我说，“你的第一种是杀人，第二种是赎罪。两种都是你自己。”
“程九，我——”
“你别说了。”我说，“你一张嘴，我就得听。可我听了十年了。”
他看着我，张了张嘴，又闭上。
然后他笑了一下。
“程九，”他说，“你今天说的话，比你爹十年说的都多。”
正月二十三，天没亮，前堂的门被推开了。
我趴在柜台上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听见脚步声，一步步，不快。
是赵德海。
他手里攥着一封信，纸头是潮的。
“程九。”
“赵伯。”
他把信放在柜台上，往我这边推。
“你爸写的。”
我伸手。
“别急着看。”他按住信，“你先听我说完。”
“民国十六年腊月三十，那天晚上，你爸在这间屋里写信。”他说，“写了一半，我进来了。”
“他让我等三天。”
“我说等不了。”
“然后我按住了他的头。”
屋里有个炭盆。
我伸手过去烤了一下。炭是暗的，拨开才见红。指尖一热，冻僵的地方忽然疼起来，疼得眼睛发酸。
“按了多久。”
“一炷香。”
他从袖子里摸出一支香。
香只剩一小截，烧过一半，灰还在，断口是斜的。
“那天我手里就拿着这个。”他说，“我怕他喊，就数香。数到一半，他不喊了。”
他把香放在柜台上，轻轻一推。
“程九姑娘，这个你收着。”
“我不要。”
“你收着。”他说，“你不收，这屋里就没有人记得他喊过。”
“他死了吗。”
“他喘上来了。”赵德海说，“喘得很响，像拉风箱。我以为他要活。”
“后来他不喘了，我才知道，那不是活。”
“是他自己把那只手拿开的。”他说，“他把信推给我，说‘老赵，别让程九走我的路’。”
“然后他从柜台底下拿出那把锥子。”
“他自己钉的。”
“钉的哪里。”
“左手食指。”他说，“三根钉子。他说，‘账是我记的，我抵’。”
“钉到第三根，他就不动了。”
我坐下了。
这才发现腿一直没劲。
“你按着他的头。”
“我按着他的头。”
“他怪你吗。”
“他没怪我。”赵德海把信推过来，“他要是怪我，我会好受些。”
那天上午我拆了信。
“九儿：”
“见字如面。写信的时候，外头在放炮。”
“我做了三十年账，记的都是一条街的事。这条街二十几年死了四十七户人，三百零六个躺下，死了整整一半。”
“方子能救。可方子要一个名字。”
“我做了一件事：我把‘誓’这一行，从‘一个人’改成了‘一条街’。药与针，一街共用；誓，我一个人的名字顶着。”
“改了以后，柜子不够用了。三个月，我记了七笔账，救不上一个人。”
“最后那个孩子叫明明，那年六岁，两条腿都肿了。他娘跪在我面前，磕头，磕得额头出血。”
“我把方子改回去了。”
“改回去的第一副，”写到这里，笔迹顿了一下，“是拿你换的。”
“九儿，你恨我。恨我就对了。”
“最后加一句，是给邵正清的。你跟他说：柜子第三格，我留了东西给他。”
“他要是敢开，就知道我为什么砸账。”
“你要记住一件事：这方子能救谁，不能救谁，从来不是方子的事。是算账的人的事。”
“要是有一天，你手里也有一支笔，别学我。”
“别拿一个人的名字，去换别人的命。”
“爸。”
我把信读了四遍。
读到第三遍，我站起来，走到炭盆边上，把信纸摊在火上烤了一下。
纸一热，底下的墨透上来一层。
信纸的背面有字。不是写的，是压出来的——我爸写字用力，笔尖把正面的话全印在了背面。
我举着纸，对着灯。
背面的话是正的，是反的。
反过来的第一行是：“同昌的柜，第三格。”
读到第四遍，我明白了我爸砸账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想毁掉药行。
他想让账本上再没有“供”和“受”。
他砸了。可三天以后，他自己又把账捡起来了。
他一个人，没能扛住。
那天夜里，我把小钥匙举到灯下。
这几天，这把钥匙一直在我身上。
钥匙柄上有个小小的铜环，环的内侧，有一道磨亮的痕。
我从来没注意过。
同昌的柜子，一格一格编着号。大柜、中柜、内柜，内柜里头，还有第三格。
我爸说，柜子第三格。
第三格在哪。
我把钥匙插进内柜，转到头，摸到抽屉的底。
底下是活的。
我抠了一下。
一层薄板翻过来，下面压着一样东西。
不是纸，不是骨头。
是一把锁。
铜的，很小，跟我手里这把一模一样。连锁口上的刮痕都一样。
锁身上刻着两个字。
我举到灯下看。
不是“程九”。
是“济安”。
第十章 钉柜
正月二十四，药行前堂。
我把七十三本账重新穿好，一本立起来，再立一本。七十三本立了一排，像一堵矮墙。
墙前面，是一块横过来的旧门板。
两个伙计把一个人抬进来，放平在门板上。
身上盖着蓝布，布底下透出一片淡淡的红。
邵正清站在柜台后面，脱了长衫，穿了件中衣。
“程九。”
“在。”
“钉柜。”
“钉谁。”
“钉我。”
我看着他。
“这是我欠的。”他说，“药王前我磕了一百个头。今天，我用一根钉子，还第一个。”
“三十七副骨头，你还几副。”
“几副。”
“最后那一副呢。”
“最后那一副。”他抬起眼，“是我自己。”
他把地上那口旧箱子踢开，箱子盖滑到一边。
里头是半副骨头。一根股骨，两根肋骨，白得发黄，用红绳扎着。骨头上有名字：邵明渊。
“明渊的骨头，在药行后院的砖底下埋了二十年。”他说，“我上个礼拜起的。”
“起出来做什么。”
“今天，我要把它挪到阿鹤身上。”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名册上的第三十六个名字。”他说，“药行的规矩，取一副，补一副。她补了明渊，我补她。”
“你要补。”
“我要补。”
“怎么补。”
他抬起手，把袖子推到肘上，露出小臂。
手臂上一道一道，全是旧刀口。数下来，十二道。
“我这一身，还算齐整。”他说，“腿给她一条，手给她一只。”
“我把明渊的骨头，挪走。”
他的手抖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抖。
“你会死。”
“我会死。”
“你死了，账谁认。”
“你认。”
“刀呢。”我说。
“在箱子里。”
“我不拿刀。”我把箱子盖上，“你今天不挪骨。”
“程九——”
“你听我说。”我转过脸，“你要补她，我不拦。可补不是今天。今天你挪了明渊，阿鹤就成了一张纸上的第三个名字。明天会有人问，阿鹤的腿是哪来的。后天会有人问，邵明渊是谁。”
“账经不起问。”
他跪在那儿，没动。
“那你要我做什么。”他问。
“明渊的骨，今天挪不了。”我说，“可有一件事今天能做。”
“说。”
“你现在，到后院去，把那块砖起出来。不用挪，就捧在手里。”
“捧多久。”
“捧到天亮。”
“然后呢。”
“然后你把它放回去。”我说，“放回去的时候，跟他说一句：哥，我又等了一年。”
他跪在那儿，喉咙响了一下。
“他会听见吗。”
“不会。”我说，“可你会。”
“三十多年了。”他说，“我没跟他说过一句。”
“今天说。”
“先钉。”我说，“钉完了，你活着，一件事一件事办。第一件，起明渊的骨。第二件，报官。第三件，你还她一副。”
“第四件呢。”
“第四件，”我说，“你去阿香家门口，站一天。”
“我要是活不到第三件。”
“活不到，”我说，“我替你办。”
他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把袖子放下来，把箱子推到墙边。
“钉哪儿。”他问。
“你自己说。”
“左手食指。”
他跪在铜柜前面，两只手摊在地砖上。
我手里拿着锥子和那根铜钉。钉帽上刻着字：邵正清。
“钉的哪里。”
“左手食指。”他说，“三十年前，我把它划破，泡了三天的陈艾。”
“为什么。”
“因为我想救明渊。”他说，“我的血不合适。可我划破手指，就是想让方子知道——我试过，我愿意。”
“方子不知道。”
“我知道就行。”
我蹲下去。
他的左手摊在地砖上。食指指尖有一道旧疤，疤很白。
“程九，”他说，“钉的时候别犹豫。犹豫了，钉子会歪。”
“我知道。”
我举起锥子。
灯芯爆了一下。
邵正清的左手摊在地砖上。手指很干净，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没有药。他连自己的手都不许沾药。
我盯着那根食指。
食指上有三道旧痕，白色的，很浅，像有人用针在上面画过。
“这三年，我每天都要看它一眼。”他说，“看是不是还干净。”
“现在不干净了。”我说。
“现在不干净了。”
我把锥子尖对准疤痕的中间。
那一瞬间，我想了很多事。
我想起十二岁那年腊月三十，我追着棺材跑，跑掉一只鞋，没人回头。
我想起阿鹤站在门框那儿，抹布往下滴水，说“你在偷东西”。
我想起阿香手里那块小铜牌，说“七品。我爹是七品”。
我想起林家那个小女孩，十一岁，膝盖肿着，家里凑不出三百块。
我想起阿鹤的十六枚铜钱。
我把锥子扎下去。
铜钉进去了一截。
血冒出来，红的，很清。
他没有叫。
“第二根。”他说。
“没有第二根了。”我说。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那句话。”我说，“‘我知道就行’。”
“三十七个人，哪一个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这一钉子，是替你钉的，不是替你抵的。”我把锥子拔出来，血在地砖上洇开一朵，“这一钉，你不得死。你得活着，看着这三十七副骨头，一副一副，各回各家。”
邵正清抬起头。
他脸上第一次没有那种表情。不像验药，也不像在算。
他像一个五十来岁、在灯下跪了很久的老人。
我站起来。他的左手在地砖上摊着，钉帽露在外面，像一颗长进肉里的痣。
我把阿香那块小铜牌放在他面前的地砖上。
“这是什么。”
“七品。”我说，“你还认得这个。”
他看了很久。
“阿香她爹。”
“阿香她爹。”
“我记着。”他说，“名册上第十一笔。”
“名册上记了名字，门口的药停了三天。”
“药是按品级发的。”他说，“他排到七品。”
“排到七品，就得死。”
“排到七品，就得等。”他说，“等不到，就是死。”
“现在办第三件。”我说。
那扇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阿鹤的舅舅，一个是药王弄口卖粥的。他们抬着一张竹榻。
榻上没人。
“她还在我们屋里。”舅舅说，“程九姑娘，你说放三天，第三天是今天。”
“今天。”我说。
“今天上午，巡捕房来了个人看过。他说，可以埋了。”
“他说什么。”
“他说，尸格上写的是‘滑足落井’。我问他，脖子上的印子呢。”舅舅咽了口唾沫，“他说，抓绳抓的。”
“我报过了。”我对邵正清说，“正月二十一那晚，我去过巡捕房。”
“报了什么。”
“报了换骨。”
“他们信了？”
“没有。”我说，“他们收了。收在抽屉里。”
“那就再来一次。”邵正清说，“这一次，我陪着。”
那天上午，药行前堂，来了一个巡捕，一个法医，还有同业公会的两个人。
邵正清坐在太师椅上，左手包着布。他把那本内柜账，摊在柜台上。
他一句一句念。
念到第三笔，那个巡捕把帽子摘了。
三十七笔，他念了两个时辰。
念到第十七笔，法医拿起了笔。
念到第三十六笔——阿鹤那一笔——他停了很久。
“这一笔，”他说，“是我让赵德海做的。”
“第三十六笔。”
“抓住他。”我说。
赵德海站在门边，弯腰把手里的抹布放进木盆。
“不用抓。”他说，“我从民国十六年腊月三十，就在等这间屋子里的这句话。”
他站直了。
“三十六笔，我抄了三十六遍。”他说，“每一遍都抄错一个字。”
“哪个字。”
“‘程’。”他说，“我把每一笔的‘受’，都抄成了别人的名字。只有第一笔，怎么抄都抄不成。”
他转过头看邵正清。
“掌柜的，第一笔是谁。”
邵正清没有答。
赵德海笑了一下，把手伸进怀里。
“我抄了十年。”他说，“我还敢死。”
先死的是赵德海。
正月二十五，天亮以前，他自己走进了那间小屋。
正月二十六，邵正清死了。
死在前堂。
他坐在太师椅上，头低着。桌上摊着那本旧盘账，翻在第十页的位置——第十页被撕走了，剩下参差的纸根。
纸根上有一行铅笔字：
“程九，我不是没想过放开。”
底下还有半句。笔尖划到纸外头，划在木头桌面上。我用手摸那道划痕。
巡捕验了尸。
他左手的手指上，那道钉伤还在。伤口发黑，布上渗着一点黄。
“伤不深。”法医说，“不是死于这个。”
“死于什么。”
法医把尸体侧了侧，指了指后颈。
后颈上有一块青。青得很淡，像被什么按过。
“这个，”他说，“得问那个叫赵德海的。”
“问不了。”我说，“他昨天夜里就死了。”
赵德海死在自己的小屋里。坐在椅子上，头歪着，手边放着一壶茶，茶还剩半壶。
桌上摊着一本账。
不是药行的账。是他自己的账。
我翻开。
第一页写着：
“民国十六年腊月三十，我按了程济安的头。按了一炷香。”
“他的手一直往前伸，伸到柜台底下。我以为是抓钱。”
“后来我知道，那底下有他写了一半夜的信。”
第二页：
“民国十七年到二十六年，我在同昌做了十年内柜账。每一次取骨，我都记一笔。”
“一共三十七笔。”
“我一笔都没敢给程九看。”
第三页，只写了半行，墨迹拖得很长：
“我死了以后，那半壶茶别倒。”
底下压着一枚钥匙，是内柜的。钥匙上缠了一圈红线。
我把钥匙解开，握在手心里。红线已经褪成粉色，边上起了毛。
茶壶是温的。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
苦。
料理赵德海的后事，用了三天。
他没有亲眷。来送的人，只有我、阿鹤的舅舅，还有巷口卖粥的。
棺材是薄皮的，二十五块钱。钱是我从铺子的本钱里支的。
下葬那天没下雨。天阴着，风从北边来，把纸钱吹得满地都是。
阿鹤的舅舅蹲在坑边，用手把土一块一块拨下去。
“程九姑娘，”他说，“我侄女埋在哪儿合适。”
“就这儿。”
“这儿？”
“这儿靠着一棵树。”我说，“夏天有荫。”
他点点头，把土拨得慢了一点。
回程的路上，我绕去了一趟巡捕房。
姓陆的还在，还是抽着烟。
“程九。”
“陆巡官。”
“你爸的案子，有进展了？”
“没有。”我说，“我来问一件事。”
“问。”
“民国十七年，邵正清来报过一次案，你记得吗。”
他抽烟的动作停了半拍。
“不记得。”
“他说，卷宗里只有一张收据。”
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捻了捻，抬头看我。
“程九，”他说，“你知道这城里，一年有多少案子吗。”
“不知道。”
“三千多。”他说，“我一天要处理十件。你让我记民国十七年的一桩？我连去年的都记不住。”
“那卷宗呢。”
“烧了。”他说，“二十六年八月十三，闸北炸了，烧了三天。”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不过这个，还在。”
纸上印着几个字，纸很脆，边上缺了一块。
“同昌药行·药方征调·军部医疗处”
“这是从哪儿来的。”
“夹在原来的卷宗里。”他说，“一张夹页。”
“夹页是谁放的。”
“不知道。”他把纸收回去，压在一本书底下，“程九，我替你留了十年。”
“你留它做什么。”
“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
我走出巡捕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街上亮着灯。有人在卖夜宵，有人在拉车。
我站在路边，看着一盏灯。
那盏灯下，站着一个穿长衫的人。
背有点驼。
我往那盏灯走。
走到一半，他转过身，走进了一条巷子。
巷子很黑。我站住，没跟进去。
巷子里传来一声咳嗽。咳完了，是脚步声，不快，一步一步，走远了。
后面就没有了。
我绕到巷子另一头，不是回家。灶间的门虚掩着，灯还亮着。灶台上搁着一只粗瓷碗。
碗底有一层白。
我把碗端起来，凑到鼻子底下。
是陈艾。
不是煮的。是嚼的。嚼完了，咽下去。
陈艾三年，嚼一把，能把人的喉咙磨烂。一条街只有一个人这么吃——药王弄的驼背，我八岁那年见过他蹲在门槛上嚼。
我端着碗，在灯下站了很久。
我拔出锥子的时候，他的手指蜷了一下。
蜷得很轻，像被风吹了一下。
“疼吗。”我问。
“疼。”他说，“三十年了，这是我头一回觉得，疼是好事。”
“程九。”他说，“你这十年，是跟我学的。”
“不是。”
“是。”他说，“刀要快，话要慢。这句是我教的。”
“这话我爸也说过。”我说，“他说的时候，把‘快’字咬得很重。”
他愣了一下，随后笑了一下。
“那你学的是他的。”他说，“我学的是你的。”
第十一章 第三十七副
正月二十六，早上，邵正清死在前堂。
他坐在太师椅上，头低着，左手垂着。
桌上摊着那本旧盘账，翻在第十页的位置——第十页被撕走了，剩下参差的纸根。
纸根上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重：
“程九，我不是没想过放开。”
底下还有半句。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划到纸外头，划在木头桌面上。
我用手指摸那道划痕。
划痕的尽头，有两个小坑。是笔尖戳的。
我数了一下。
三十七下。
丧事办了三天。
同业公会的人在铜柜上贴了一道封条。红纸，黑字，盖了章。
“同昌药行暂停营业，账目留封，候查。”
他们要看钥匙。我把大的、中的交上去，最小的那把，我扣在手心里。
“两把。”那人说，“还有一把。”
“那把是掌柜的。”我说，“跟着他一起封进棺材了。”
那人看了看灵堂，没再问。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把封条贴回去了。
正月二十九，人散了。前堂只剩我。
我在柜台前站了很久。
把钥匙从领口里拿出来，插进锁眼，转了半圈。
柜门开了。
里头是空的。白瓷瓶搬走了，隔板撤了，连那层垫布的潮气都干了。
我把手伸进去，一寸一寸摸。
摸到最里头那块木板的时候，指甲刮到一样东西。
一根线头。
蓝色的。
我趴下去，用马灯往里照。
那块木板上刻着东西，刻得极浅，用手摸才摸得出。
一横，一竖，一撇。
是个字。刻得歪，像没长开的孩子写的。
我摸了很久，才摸明白。
是一个“册”字。
内柜有夹层。
那天夜里，我把铜柜的后板卸下来。
板一开，一股味道冲出来——陈艾，乳香，还有一点干了的血。
夹层里摞着东西，油纸包着，一层一层。
三十七个。
我一副一副数。
每一包里一副骨头。不是完整的，是取下来的那一节，用红绳系着，绳上挂一枚骨牌。
骨牌正面刻着名字：林阿宝、陈三、李秀珠、周大有……
背面刻着同一个名字：邵明渊。
数到第三十六副，我的手停了。
第三十六副的绳是新的，红得很扎眼。骨牌正面刻着“阿鹤”两个字，墨是新填的。
我认得那两个字。
是我自己刻的。她死的那天夜里，我在柴房里，拿切药的刀，在她那块牌上刻的。
刻完了，我在她门口坐了一夜。
第三十七副。
绳是旧的。
骨牌正面的名字被磨掉了。磨得很平，磨了不止一遍。
磨完，又在上头起了个草字头。
邵。
我坐在柜前的地砖上，把三十七副摆开。
马灯在旁边，火苗一跳一跳。
我一块一块摸那些骨牌，摸到手指发烫。
摸到第十块，背面除了“邵明渊”三个字，还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像是有人拿针，在骨头上划了一下。
我数了数。十二块上都有。
十二道。
邵正清的小臂上，也是十二道。
每一道，是一年。这十二年里，有十二副骨头上，他亲手划过一刀。
我不知道那一刀是做什么的。也许是给方子看，也许是给自己看。
三十七副里，只有十二副有。
剩下的二十五副，他连划都没划。
摸到最后一块，牌上蒙着一层薄布。布是用线缝的，缝得很密。
我剪开线。
背面刻的不是“邵明渊”，是一个日期：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刻得比上面的浅。
是“程九”两个字。刻完了没填墨，笔画里空着，像一道没长好的口子。
我拿指甲刮了一下那道笔画。
这道字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我知道——正月二十四，钉柜那天。那天我在前堂钉他的手指，他在后院用刀在骨牌上刻字。
刻字的人手抖，所以笔画是歪的。
刻的是“程九”，底下还压着半个字，刻废了，划掉了。我用指甲把划痕刮开。
划掉的那个字是“受”。
天亮以前，我把三十七个包重新包好，放回夹层，把后板钉回去。
钉的时候，一颗钉子滑了，砸在左手掌心上，砸出一道口子。
血冒出来，滴在地板上。
我把手指含进嘴里。
是甜的。
第十二章 一百七十五户
正月二十五，天没亮，药行的门槛上就坐了人。
封条还贴在门上。我从侧门进去，把前堂的灯点起来，把门开到一条缝。
来的人不进门，就坐在门槛外头。
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后来门槛上坐满了。
都是药王弄那一带来的人。有瘸的，有拄拐的，有抱着孩子的。有个人一进门就跪下了，跪在柜台外面，磕了三个头。
她不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纸上画着一个孩子，六岁，两条腿都肿着。
“程九姑娘，”她说，“我儿子。”
“我认得这张纸上的腿。”我说，“你是明明的娘。”
她手抖了一下。
“你知道明明？”
“我爸信上写了他。”
她哭了。哭的时候，还跪着。
我把她扶起来。她的胳膊很细，我一扶就扶起来了。
“程九，”她说，“你不认得我了。”
我看着她的脸。
那张脸我记得。十年前的腊月三十，我追着棺材跑的时候，她站在人群里。她没穿丧服，她穿了一件蓝布褂子，抱着一个孩子。
她那时候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现在她四十多了。
“程九，”她说，“那年是我求他。”
“求他什么。”
“我儿子六岁，两条腿都肿着。”她说，“我跪在他面前，我磕头，磕到额头出血。我说，程掌柜，你要救，救他。”
“他跪回去了。”
我看着她。
“他跪回去了，说别跪我。”她说，“可我知道，男人一旦被人跪了，就什么都不顾了。”
“他跪回去的，是我。”
“方子我留了，没有名了。”我说，“药和针都能用。可我要说实话——我们只有两口锅，一副药，煎一次，得四个时辰。”
“这一带，三十七个人在等着。”
“我能先给三个人配。”
“三个人？”她说，“外面坐着三十七个。”
“谁先。”
“你说谁先。”
那女人抬头看我。
“你问我？”
“问你。”我说，“这方子以前是谁先、谁后，是掌柜定的。掌柜说谁，谁就上。”
“今天我不定。你们自己定，定了告诉我。”
“我们定不了。”
“定不了，就抽签。”
满屋子人都不说话。
那女人忽然把手里的纸揉成一团，攥在胸口。
“抽签。”她说，“抽签就是你不管我们了。”
“抽签是我不替你们谁先死。”
“那你替我们做什么。”女人问。
“我替你们记。”我说，“谁先，我不能替你们定。但我能保证，从今天起，每一个躺上门板的人，都得有一个名字，写在账上。”
“以前也写。”
“以前写的不是名字。”我说，“以前写的是‘供’和‘受’。”
那天我在柜台前站了很久。
最后还是抽了签。用的是我爸那本旧账的纸页撕成的纸捻。三十七根，抽三根。
抽到第一个的，是个拉车的，四十来岁，姓仇。
抽到第三个的，是一个小男孩，八岁，一直趴在他爹肩膀上。
那天晚上，我在药王弄口那家杂货铺借了炉子，煎药煎到后半夜。炉子是烧煤的，火旺，锅底咕嘟咕嘟响，锅里的味道腾起来，苦，甜，热。
我蹲在灶前，一边扇火，一边哭。
哭完了，把药端出去。
仇师傅接过碗，喝了一口，忽然皱起眉头。
“程九姑娘。”
“嗯。”
“外头那些人，怎么不进来。”
“他们不信。”我说，“不信一个不挂牌、不挂号、不收钱的铺子。”
“那你收什么。”
“收名字。”
他端着碗，看了我一会儿，把碗里的药一口喝干了。
“程九姑娘。”
“嗯。”
“这药，是甜的吗？”
“是药。”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
“陈艾三年了，”我说，“你舌头不好使。”
他笑了。他笑的时候，牙是黄的。
那天夜里，我数钱。
钱是三十七户凑的。一家五角，一共十八块五。铜板堆在柜台上，我用手指拨了三遍。
拨到第三遍，我的手停了。
铜钱里混着一枚不一样的。不是当十，是当二十，边上有齿。
我把那枚铜钱翻过来。
上面刻着两个字：邵记。
“邵记”是药行的字号。
药行的钱，三十年没出过柜。
——那一夜，我把它按在账本第一页上，用指甲压了一个圈。
压得很轻，就一下。
压完了，我在圈里写了两个字：“谁给”。
三月里，那枚钱不见了。
我把账本翻了七遍，柜子翻了三遍，地上摸了两遍。
没有。
我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记了两年。
二月十五，仇师傅能自己下地走路。
三月，那个八岁的男孩能跑。
三月底，前堂的门槛上，又坐满了人。
这一次来的，不只是病人，还有病人家里的人。他们带着米、带着菜、带着一篮鸡蛋。有一个老太太，把家里的老母鸡抱来了，往我脚边一放。
“程九姑娘。”
“大娘。”
“我孙子，”她说，“昨晚说要去读书。”
“读什么。”
“他想考学堂。”她抹了一把脸，“他爹说，瘸了的人念什么书。”
“我把他爹骂了一顿。”
“你说，行不行。”
“行。”我说，“腿不好，脑子好。”
她蹲下去抱那只鸡，抱了很久。
三月初八，周衍来了一封信。
信没有寄到药行。寄到了药王弄口那家杂货铺，信封上写着“程九先生收”。
我拆开。
信纸只有一页。
“程九：”
“你父亲那桩案子，我去查了。”
“巡捕房的卷宗里，没有‘程济安’三个字。”
“有一页是空的。纸是新的，墨的边上是干净的。”
“有人比我早。”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他写道，“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擦过，擦不干净。”
“擦剩的三个字是：药王弄。”
信末，他画了一个圈，圈里一个叉。
那是他给人划记号的样子。手术前，他会拿红笔在病人腿上画一个圈，圈里一个叉。他说，画了记号，开刀的人才不会切错地方。
我把信折起来，放回信封。
信封上有一层灰。信是二月寄的，三月才到我手里。
我在灯下坐了很久。
——“有人比我早。”
比我早的，能进巡捕房的卷宗，能换掉一整页纸，还能把新纸做得那么干净。
这条街上，能有这种本事的，只有一家人。
药行的人说，邵正清那几天脾气很坏。
砸了一把尺，撕了一本账，还把一个伙计的耳朵打出了血。伙计姓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蹲在门槛上，用袖子按着耳朵，血从袖口渗出来，一直滴到鞋面上。
我从他面前过，他抬头看我。
“程九姑娘。”
“嗯。”
“掌柜那天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铺子里，谁是干净的。’”
他说完，低下头，继续按耳朵。
我站在那里，觉得脚下那块地砖在动。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是在仁济的院子里拍的。一群人在台阶上排成两排，中间坐着周衍，左手还吊着，右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洋人。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民国二十六年三月·骨痨科第一批出院”。
底下还有三个字：“共十九人”。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那十九张脸。
我在里头找一张小孩的脸。
左起第三个，一个女孩，站在最边上，两只手垂着，膝盖上包着白布。
不是她。
我找了很久，把十九张都看完了。
没有她。
那天晚上，我给周衍写了一封信。信上只写了六个字：
“林小满呢。”
他的回信很短：
“五月走的。没撑到六月。”
“走的时候不疼。用的是你们那副药，最后一副。”
有一个挑夫，一个小女孩，一个缠着白布的老头。
我把照片放进抽屉，关上。关上以后，又打开看了一眼。
抽屉角落里，躺着一枚铜钱。
当二十，边上有齿。刻着两个字：邵记。
我把它捏在手里，捏了很久。
三月里，我回了一趟药行。
内柜的钥匙还在我身上。我开柜，把抽屉拉到最外，卸了夹层后板，在第三十六副骨头底下，找到了那一页。
它被折了两折，压在一块骨牌下面。
“供，程九。”
右边那一栏，空的。
有人刮过。刮得很用力，把纸刮破了一道，纸底下露出三个字：邵明渊。
刮的人下手太狠，纸破了，名字没破。
我拿着这一页，在柜前站了很久。柜子里一股陈艾的味道，跟十年前一样。
然后我把纸折回去，塞进袖子，出药行，一直走到药王弄口。
杂货铺的老板搬走了，铺面空着，门框还在。
我把这一页按在门框上，用四枚铜钱压住四角。
四枚都是当十的，从钱袋里挑出来的。
这一页从此挂在门外，见过日头，淋过雨。路过的那个老人说这钱是假的，我没揭。
让他知道也好。
然后我回到自己铺子里，把那枚“邵记”的当二十，钉在了门框的里侧。
钉的时候，一个过路的老人停下来看了一眼。
“姑娘，”他说，“这钱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邵记的当二十，齿是十七个。”他说，“你这枚，十八个。”
他说完就走了，走的时候，背有点驼。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
太阳落在西边，把药王弄照得发白。街上有人在挑水，有人在骂孩子，有狗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手里拿着一根笔。
笔杆很旧，是我爸的。
笔杆上刻着两个字：济安。
我把笔转了半圈，忽然看见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刻得比上面浅，几乎被磨秃了。
我把笔凑到眼前。
刻的是：“勿主此方”。
我坐了很久。
然后我把笔杆在门框上磕了一下，磕掉上面的漆，把那四个字磕得更清楚。
刻得比原来深。
第十三章 铺子
三月里，药王弄口那家杂货铺的老板搬走了。
铺面空了半个月。我去看了一次。不大，两间，前面一窄条，后头一个小院。院里有口井。
我租了下来。
押金，是用我爸留下的那只旧笔盒当的。
笔盒是黄铜的，巴掌大，盒盖上刻着一朵艾叶。里面还夹着三枚铜钱，是我攒的。我把笔盒给了房东，他说这值不了几个钱。
“我知道。”我说，“我押的是这个。”
我从灶间捡了一块烧焦的木片，用刀在上面刻了两个字：结账。
房东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半天。
“你这是……要开铺子？”
“开。”
“同行会同意吗？”
“不同意。”我说，“可这铺子叫‘结账’，不叫药行。我不卖药，我记药。”
“记药？”
“有人病了，来找我。我记一笔：几月几日，谁，哪儿疼，用了什么，好了没有。”我说，“好了划掉，不好也划掉。”
“划掉了呢？”
“从这儿离开的人，”我说，“得带着自己的名字走。”
铺子开了五个月。
前两个月没客人，只有老鼠。第三个月来了三个人，第四个月来了九个。
有一个进门的人问我，你这儿卖不卖药。
“不卖。”我说，“我这儿卖的是别人的账，你愿意的话，把你的账记在这儿。”
“那你开什么铺子。”
“我记。”
“记什么。”
“记一个人什么时候走。”我说，“走的时候，叫得出名字。”
他不明白，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圈，走了。
到八月，一天来七八个。
我在里头治，在外头也治。药不够的时候，我去找周衍；周衍的药不够的时候，他来找我。两个人一共凑出了十九副好药、四十七副坏药。
坏的那四十七副，我给四十七个人试。
试好了三十一个。
剩下十六个人，我带着名字，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铺子里的墙上。
木板是旧门板。我找房东要的，他没要钱。
板子上刻到第十六行的时候，刀钝了。我找了块磨石，蹲在院里磨了半夜。
磨刀的时候，我听见隔壁有人在哭。
哭得很轻，像怕人听见。
我没过去。我知道那种哭——不想让人拉，也不想让人劝。
我磨完刀，回屋，把那第十六行刻完。
八月十三，来了一个人。
他不进门，站在门口，看着墙上那块板。
三十来岁，穿一件旧长衫，袖口磨得起了毛。
“程九。”他说。
我抬头。
他把手里一个东西递过来。
是一只锡罐，盖子用油纸封着，很旧。
“我娘让我送来的。”他说，“她说，这个本该还你。”
我揭开盖子。
里面是一叠纸，用红线穿着。
三十七页。
每一页上，一个名字，一个方子，一个日子。
第一页写着：“民国十三年九月，张阿宝，左膝。”
最后一页上写着：“民国十四年四月，明明，双膝。”
下面一行小字：“程九抵。”
我拿着那叠纸，手在抖。
他在门槛上坐下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她为什么自己不来。”
“她走不动了。”他说，“腿不好。就是那年跪的，跪伤了。”
“跪伤？”
“她跪了两天两夜。”他说，“在你爸门口。后来站不起来，落下病根。”
我把那叠纸放在柜台上，一张一张理齐。
“你叫什么。”
“明明。”
我抬起头。
“你是明明的——”
“我是他弟弟。”他说，“我娘后来又生了一个，还叫明明。”
“为什么还叫明明。”
“她说，那个没活够的，得有个名字接着。”
“她这些年，一直想还。”他说，“可她不敢。”
“她不敢什么。”
“不敢让你恨她。”他说，“她说，你恨她，她才好受点。”
我把那叠纸在柜台上摊开，一页一页看。
看到最后一页，我停下。
明明那一页底下，还有一行新的字。墨水还没干透，是后来添的：
“程九：这方子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活到十一岁，是借了别人的。”
“我娘说，这辈子还不上了。”
“我替她还一句——谢谢。”
“明明”
底下还有一行，字很小，是她自己写的，笔画抖得厉害：
“程九姑娘：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对的事，就是那年跪下去。”
“错的是我不该跪他，跪了他，他就不能不做。”
那天晚上，我把三十七页名册，一页一页，贴在了墙上。
一块一块，从左到右。
贴完，天亮了。
我站在铺子里，看着那面墙。
三十七页纸，三十七个名字。
最后一张纸没有贴墙。我把它夹进了账本。
尾声 方子没有主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
那天早上，我拿着一份报纸，坐在铺子门口。
报纸的头版上登了一条消息，字很小，夹在两条大新闻中间。
“教育部令：中医学校，暂缓立案。”
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报上说，各校照旧办，学生照旧读。字都小，登在第七条。
我把这七条从头看到尾，看见一条“沪上国药公会改选”，又看见一条“闸北疫病渐息”。
没有一条提到药王弄。
然后把报纸叠起来，压在账本底下。
压下去的时候，我听见外头有人咳嗽。
一声，很长，咳到一半断了，隔了一会儿又续上。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
街上没人。地上有一小撮白色的东西，被风推着走。
坐了一会儿，我想起药王弄。那条街上的孩子，现在也该长到我这么高了。
那天下午，来了一位客人。
是个洋人，五十来岁，穿着一身灰西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包。
他会说中国话，说得不太好。
“你是程九？”
“是。”
“我是仁济医院的……”他顿了一下，找了一个词，“顾问。美国人。姓霍。”
“霍医生。”
“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他把皮包放在柜台上，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纸，“我们医院，想买你的方子。”
“不卖。”
“你还没听价钱。”
“你说。”
“三万。”
“多少。”
“三万两。”他说，“银元。”
“霍医生，”我说，“三万两，够买三条街。”
“够。”他说，“我们不是买方子，我们是买线。你签了，这个方子以后就是你的。你死了，传给你的孩子。你孩子不死，传下去。”
“我没有孩子。”
“那就传给学生。”
“我没有学生。”
他把皮包里的纸抽出来，推到我面前。
“上面有十二条。”他说，“第一条，方子归你；第三条，药价由我们定；第七条——”
“第七条是什么。”
“第七条，凡服用此方者，须在医院登记姓名、生辰、住址。”
我看着那一条，看了很久。
“登记姓名。”
“对。”
“方子上有句话，‘移骨不许改名，改名者骨自败’。”我说，“那半句，我留着。”
“为什么留着。”霍医生问。
“因为人得知道自己借的是什么。”我说，“可你这一条，是要把人重新编成号。”
“你这第七条，是把‘誓’换了个名字。”
他不明白。
“这不是誓。”他说，“这是一本簿子。”
“簿子也是名字。”我说，“名字进了账，就跟进了柜子一样。”
“你为什么不卖。”他说，“你一个人，在这条街上，卖一副药三十块。三万两，你能开十家铺子。”
“我不卖药。”我说，“我记账。”
“记账能救人？”
“不能。”我说，“可它能让人不被忘。”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卖。”
“方子没有主。”我说。
他不明白。
“方子没有主。”我又说了一遍，“它早就不该有主了。它有过很多主，每一个主都替别人决定过谁先死。”
“我们可以在合约上写你的名字。”他说，“署你的名字，抽你的成。”
“不卖。”
他站在那里，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他把皮包合上，提起来。
“程九小姐，”他说，“你会后悔的。”
“我不想后悔。”
“你不想，可你会。”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你一个人，能救几个？”
“救一个。”
“救一个？”
“救一个，算一个。”
他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坐在铺子里，看着他把门推开，走出去，走过那面墙。
墙上是三十七张纸。最后那张是空白的，我留着，没贴。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很短。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淞沪打起来。
八月十四下午，一颗炮弹落在药王弄口。
我那天在铺子里煎药。屋顶的瓦掉下来第一片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孩子把脉。
我抱着孩子滚到柜台底下。
瓦掉完了，屋顶的横梁还在。我从柜台底下爬出来，抬头看，天是一块一块的。
街上有人在跑，有人在喊。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我铺子门前跑过去，跑掉了鞋。
我抓手边的包袱，往里装了两样东西：账本，还有那根刻着字的笔。
墙上那三十七页纸，我一张都没来得及揭。
第二天我回去过。
铺子烧了一半。墙还在，三十七页纸全黑了，一碰就碎。
我站在墙前面，把手伸过去，摸到了灰。
灰是温的。
八月下旬，仁济医院的病房住满了。走廊里也躺着人，人挨着人。
我在那儿做了八年助手。
白天递刀，夜里写病历。有一天我写了十九份病历，写到最后一份，笔尖断了。
周衍来找我，把一支新笔放在我手边。
“程九。”
“嗯。”
“你左手那只，我看看。”
我把手递过去。他捏了捏我的指节，又翻开掌心看了看。
“这手不能再干这个了。”他说，“骨头已经错了位。”
“那干什么。”
“写。”他说，“你还能写。”
“写什么。”
“写他们的名字。”他说，“这城里每天死那么多人，死了就没了。你写得快，你记得住。”
“程九。”
“嗯。”
“你手抖了。”
“我知道。”
“抖了一整天了。”
“我知道。”
“放下。”他说，“今天你别写了。”
“我今天写了十九个。”我说，“十九个人，我记住了十七个。”
“剩下两个呢。”
“剩下两个，推进来的时候就没名字。”
他没说什么，把手按在我手背上。
那只手还是凉的，跟十年前一样。
一九三八年，武汉。一九三九年，重庆。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我回到上海。
药王弄已经不叫药王弄了。那条街被炸成了一个坑，坑里积着雨水，水面上漂着煤灰。有人在坑边上搭了个棚子，卖粥。
我在坑边站了很久。
粥棚的老板认得我。
“程九姑娘，”他说，“你回来啦。”
“回来了。”
我从袖子里摸出那块铜牌，放在粥棚的桌子上。
“这个，是你们的。”
老板看着那块铜牌，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没敢拿。
“程九姑娘，这是……”
“同昌的门牌。”我说，“民国二十六年正月，我从井底下抠出来的。”
“你留着。”
“留着没用。”我说，“挂在你们粥棚上，比挂在我这儿合适。”
他捧着那块铜牌，捧了很久，最后挂在棚子的横梁上。
风一吹，铜牌转了半个圈，柜子的样子朝着街。
“药王弄没了。”
“我知道。”
“没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他往锅里搅了一下。
他忽然压低声音。
“程九姑娘，你那家铺子，后来有人去看过。”
“谁。”
“一个穿长衫的，背有点驼。”他说，“他站在那儿，站了一夜。”
“他叫什么。”
“他没说。”老板说，“他只在你们铺子的门框上，摸了摸。”
“摸哪儿。”
“摸钉子的地方。”老板说，“就那个钉过钱的地方。他用指头按了按，按了很久。”
民国三十五年，我在南京开了一家小诊所。
不卖药，也不挂方子。
我做的还是那件事：谁来了，我记一笔。谁走了，我划掉。
诊所的墙上钉了一块木板，没有名字。
民国三十八年春天，南京。
那天下午，我在诊室里整理旧账本，窗外下雨。
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一件黑长衫，肩上有水。
他手里捧着一只鼎。
三足，鼎身上一层黑绿，绿得发亮。
他把鼎放在我桌上。
“程小姐。”
“我姓邵。”他说，“邵正清是我祖父。”
我没说话。
“他临死前留了一张纸，压在自己枕头底下。”他说，“家里人不敢拆。一压，压了三年。”
“纸上的字，我念给您听。”
他从袖子里掏出来，摊开。
“程九：”
“我的柜子，锁了十年。锁到最后，锁住的是我自己。”
“你走的时候，把柜子留给了我。我打开过一次，看了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我没敢看。”
“我祖父在纸上还写了三件事。”他说。
“第一件，民国二十四年，他在一个衙门里见过一份密电，说有人要来同昌调方子。”
“调去前线。”
“他说，那时候他就知道，同昌的柜子锁不住了。”
“所以，他不是为了我杀的阿鹤。”
“不是。”
“他是为了留一口气。”
“是。”
“第二件，”年轻人说，“他说，柜子第三格，他开过两次。”
“里面是什么。”
“一把锁。”他说，“铜的，很小，锁身上刻着两个字。”
“济安。”
“您知道。”
“我知道。”我说，“那把锁在我这儿。”
“第一次是民国十六年，只看见一把锁，锁上刻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坐在柜子前头，坐到天亮。”
“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香港。他带出去的那口柜子里，第三格是空的。”
“他说，那一夜他才明白，你父亲砸账，不是要毁同昌。”
“是要把柜子留给他自己。”
“第三件呢。”我问。
“第三件，”年轻人说，“他说，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是他自己选的。”
“他说，他一辈子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把人变成药，一件是把药变成牌。”
“他说，最后一件，他想做个人。”
底下没有签名。只有一个小小的印，是药王像的印。
“就这些。”
“就这些。”
“你来做什么。”
“我祖父说，‘叫程九回上海，把铜柜打开’。”
“同昌早没了。”我说，“药王弄也没了。”
“有的。”他说，“一九三八年，我祖父带着同昌剩下的人去了香港，在湾仔一条街上挂了新牌。”
“他没死？”
“他活到一九五二年。”
“他后来还做药？”
“做。”年轻人说，“在香港，同济堂，挂他的牌。”
“他也收了人？”
“收了。”
我看着他。
“收了多少。”
“不知道。”他说，“祖父不说。他只在柜台上摆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程九。”
“那张纸，是他自己写的？”
“不是。”年轻人说，“是印的。”
“印的？”
“一九五六年，同济堂印盘账，第一页印的就是这个。”他说，“每一本都印。”
“铜柜是空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打开过。”
“空的。”
“空的是柜子。”他从怀里掏出一块蓝布，摊在桌上。
布上有三块油斑。
我认得这种油斑。陈艾的油渗进布里，洗不掉。
“里面的东西，”他抬起眼，“在我这儿。”
“是什么。”
“三十七张牌。”
“骨牌？”
“不是骨头做的。”他说，“是我祖父一九三八年从上海带出去的，木头，一寸见方，一面刻字，一面空着。”
“空着做什么。”
“空着的地方，”他说，“是留给还活着的人的。”
“我祖父刻到第三十六张，刻不动了。第三十七张，他一直空着。”
“为什么。”
“他说，那一张，他落不了刀。”
“他刻的那张，是程九。”
他把蓝布掀开。
三十六张木牌，摞成一摞，磨得发亮，像被人摸了很久。
最上面一张，底下压着一块空白的。
一寸见方，一面光，一面没刻。
“不是骨头的。”他说，“同昌那三十七副，都在柜子里。”
“这是我祖父在香港刻的。他说，人回不去了，牌总得有一副。”
“你们家后来，做这个？”
“我父亲做了一辈子。”他说，“不做药，做牌。”
“为什么是三十六。”
“三十六副骨头。”他说，“我祖父说，第三十七副是他自己。刻的时候，他把那一张让出来了，让给柜子里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是谁。”
“他说，是一个十六岁的丫头。姓什么，他没写。他说，那一家的人，都不该再被写下来。”
翻过来。
背面刻的是三个字：程九。
底下是四个：“未取。”
“程小姐，”他说，“我祖父说，这一副，他刻了十二年。”
“最后一张，他说，留给程九自己刻。”
他把蓝布重新包好，抱在怀里。
“我该走了。”他说，“火车三点。”
“你叫什么。”
“邵念。”
“哪个念。”
“想念的念。”他说，“我祖父起的名。”
窗外在下雨。南京的春天，雨比上海绵。
我拉开诊室的门，送他到廊下。
雨小了，天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一条。
那年轻人在台阶上停了一下，回过头。
“程小姐，还有一句话，我祖父没写在纸上。”
“说。”
“他说，一九五二年冬天，他在湾仔的铺子里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柜台前面站着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女的。”他说，“穿一身素，头发挽在脑后。她不说名字，只把手放在柜台上，掌心朝上。”
“我祖父在纸上写：那只手很冷，指头上有药味。”
“他没敢抬头。”
雨檐上滴下一滴水，落在台阶上。
我站在廊下，把手翻过来。
掌心有一道旧疤。
“他看见了吗。”
“没有。”年轻人说，“他说他一辈子，只看过一回不敢看的人。”
那天夜里，我把那块木牌从包里拿出来，放在窗台上。
背面朝上，刻着“程九”，底下“未取”两个字。
我拿起我爸那根笔，蘸了一点墨。
笔尖悬在那两个字上头，悬了很久。
没有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