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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周律师原先执业的事务所。
他已经半退休，专程过来，从保管柜里取出母亲的文件。
最上面是一份寄件回执，签收人写着父亲的名字。
“你母亲去世后，我寄过领取通知，也联系过你父亲。”
“他怎么说？”
“他说你在外地，副本已经转交给你，过户等你回来再办。”
周律师把回执放在我面前。
“我当时不该只听他的话，没有再直接向你确认。”
三年前，我确实在外地整理母亲住院的报销材料。
等我回来，父亲告诉我，遗物都收好了，没什么需要我再操心。
我还因此谢过他。
“房子原本是你外祖母留给你母亲的个人财产。”
周律师翻开另一页。
“她办理了遗嘱公证，房屋由你继承，给你父亲留了东厢房的终身居住安排。”
“予衡呢？”
“给他的是存款。你父亲当时来问过领取手续，后来告诉我已经办妥。”
我慢慢把那张纸放平。
原来不是母亲什么都没留下，只是属于弟弟的那份早有人替他拿了。
“这份文件能让他们今天搬出去吗？”
“不能把家宴当成办手续的地方。材料要核验，继承登记要办，有争议也要依法解决。”
他把另外一封信推到我面前。
“但谁也不能替你签字放弃。”
我问他，父亲如果坚持说母亲病中神志不清，该怎么办。
他把公证档案里签署时间和当时的身份记录指给我看。
“有异议就按程序提。你不用在饭桌上和他争到他点头。”
我想起这些年每一次家庭争执。父亲只要说一句都是为你好，我就会急着解释自己并非不懂事。
母亲留下的文件让我第一次不必靠说服父亲，才能确认自己的位置。
信封上是母亲的字，最后一笔有些抖。
我拆了很久，怕撕到里面的纸。
“砚砚，先别急着问弟弟怎么办。这封信是写给你的。”
只看第一行，我就停住了。
病房里最后那几天，我每次进去，她都问我吃没吃饭。
我说吃过，她便不再问。其实那会儿我常常连午饭也想不起来。
母亲在信里写，她知道父亲总让我照顾弟弟。
她也曾觉得两个儿子只差三岁，我懂事一点，家里就能少些争执。
“可懂事不是不疼。我后来才明白，让你每回都让，你就不会再告诉我想要什么了。”
我用掌心压住信角，没让它继续抖。
“房子留给你，你要住，要修，都可以自己决定。你爸的住处留着，其他事不必先去问他。”
“你可以照顾弟弟，但不能把自己交出去，证明你是个好哥哥。”
最后一句很短。
“往后回家，总得有一间屋是你说了算的。”
周律师给我倒了杯水，没有催我往下看。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我爸知道里面写什么吗？”
“房屋安排，他知道。信一直封着，他没有拿走。”
“他不是忘了转交。”
周律师没有替他解释。
我把信重新折好，请他协助核验材料和办理继承手续。
离开前，我给父亲发去两页复印件。
他很快打来电话。
“谁让你去翻这些陈年东西的？”
“我妈留给我的。”
“她那时病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律师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需要核实的，我会核实。你不能再说没有。”
他在电话里停了片刻。
“晚上去你姑妈家。晚宁和予衡都会来，把话说开，别让外人看笑话。”
“我可以去，但不签任何东西。”
“你先来了再说。”
下午，姑妈的女儿发来消息，问我是不是还会出席饭局。
她想了好一会儿，又发来一张纸的照片。
上面是父亲拟好的几句话，要我当着亲戚读，再录成视频。
第一句是，婚礼上的争执因我一时失态。
最后一句是，我自愿让弟弟在老宅成家。
我放大照片。
签名处已经工整地写好了沈砚，只空着日期。
表妹紧接着补了一句。
“舅舅说，你到时候只要点个头就行。”
我保存照片，把母亲的信放回文件袋，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