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膛里的火啪地爆了一下，火星子蹦出来，落在她手背上。
她没有缩手。
她死了。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县医院三楼走廊，蓝塑料椅子，中间断了一根条，坐下去硌人。她坐在那把椅子上，肺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一口一口地抽不上气。走廊尽头有扇窗，窗外在下雪。她弟何建国站在窗底下打电话，穿一件黑色羽绒服，袖子上有个白标，一边打一边用脚尖踢墙根。
他打完电话，往这边看了看。没过来。
护士推着车从她脚边过，轮子吱吱响。她闭上眼的时候想，这个声音其实不难听。
那声音还在响。不在走廊里了。在灶台上，是水壶开了，盖子被顶起来，一转一转地跳。
“巧云，柴要掉了。”
她抬头。
她娘站在灶房门口，围裙上沾着面，手在围裙上擦。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一根黑色的铁丝卡着。头发还黑，一根白的没有。
她看着那根铁丝，看了很久。
她娘的头发是 1984 年白的。那年她弟盖房，上梁那天，木料从架上滑下来，砸了帮工的一条腿，赔了六百块。她娘三天白了一小半。
“你耳朵聋了。”她娘走过来，用脚把灶膛口一根柴往里踢，“火要灭了。”
何巧云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背上有块指甲盖大的印子，是火星烫的，已经起了泡。手是二十岁的手，指节细，指甲剪得秃，掌心里有两道薄茧，那是掰玉米掰出来的。不是 2018 年那双，那双上面有输液留下的青块，有三年没退干净的老年斑。
她把手翻过来看。
“娘。”她说。
“嗯。”
“今年是哪一年。”
她娘把水壶从灶上提下来，铁皮把手上缠了布条，布条是黑的。“你睡糊涂了。”她说，“八三年。三月十七。”
八三年。三月十七。
何巧云记住了这个日子。她记不住任何日子，除了两个：一个是她出嫁那天，八月十六；一个是她儿子王小军的生日，九月二十一，那年她二十二。
“王家那边来人了。”她娘把水壶放在灶台上，转身去锅台那边掀锅盖，“礼单写好了，你看看。”
一张红纸递过来。
纸是新的，四折，展开有一尺多长。毛笔字，竖排，墨还很亮，写着何府令爱巧云与王门金河结秦晋之好。底下一行一行列着：聘金八百元整。衣料四身。手表一只。缝纫机一台。自行车一辆。酒四坛。肉四十斤。点心八盒。收音机另议。
字是王媒婆找人写的。这张纸她见过，见过不止一次——她出嫁那天压在箱底，后来 1996 年她回娘家，还在那个柜子里翻到过，纸角让老鼠啃了一个豁口。
那时候她拿着这张纸，在灶房里哭了一下午。
“八百。”她娘说，“不低了。前村李家的闺女，去年才六百。”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
背面是白的。靠近下沿有两行铅笔字，很淡。上头一行三个字：孙德海。底下一行六个字：何建国婚房。
这个背面，她从没看过。
“娘，”她说，“这钱怎么用。”
她娘把锅盖放下，一股蒸汽腾起来，糊了半个屋。“我跟你爹商量了。”她说，“东头那块宅基地批下来了，三间，砖的。你弟今年十八，过了年就十九，再不定下亲事，好闺女都让人挑走了。”
她把纸摊在膝盖上，抹平。
“八百块，盖三间砖房，够吗。”
“不够。”她娘说得很快，“差三百多。你爹去砖窑上赊，我跟他说好了，秋后卖了粮还。”
灶房外面有脚步声。她弟何建国从院里进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手里拎着个搪瓷盆，盆里是剁好的猪食。他十八岁，个子已经长到一米七五，脸还是少年的脸，上嘴唇有一层细细的绒毛。
他死在 2021 年，五十六岁。胃癌。他儿子打电话通知她，她那时候腿已经不好了，没去。
何建国把盆放在猪圈墙头上，回头看见她，笑了一下。“姐，你起来了。”
“嗯。”
“听娘说了吧。”他在门槛上蹲下来，从兜里摸出半根烟，是别人抽剩的，烟头有牙印，“姐，你放心，这钱我记着。往后我挣了钱，先还你。”
她看着他。
这句话她听过。1979 年她十六岁，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差九块钱学费。她娘说家里没有。她弟那年十四，在旁边说，姐，你让我念，我往后挣钱了供你。
她没去报到。
开学那天她在院里晒玉米，晒了一整天。
“建国。”她说。
“嗯。”
“你那个字，写得挺好看。”
何建国愣了一下。“啥字。”
她把纸的背面朝他翻过去。
他低头看了看，脸上没什么变化。“上头那个是孙站长。”他说，“娘让我写上去的，说回头办事要找他。”
“下头那行呢。”
“那是我写的。”他把烟叼在嘴上，“娘说这钱盖房，我自己记着。”
“办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被呛得咳了两声，“娘说写就写了。”
这个灶房里，她闹过一回。三月十八，就是明天。她摔了一只碗，她爹扇了她一个耳光，把她拖到柴房锁了三天。第四天她娘进来，坐在柴堆上，说：你要是不嫁，你就别叫我娘。
她嫁了。
出嫁那天，坐一辆手扶拖拉机走的，车斗里铺着新苇席。她一路上没哭，到了王家门口才哭，因为她看见王家院墙上挂着一串红辣椒，那串辣椒底下蹲着一只黄狗，狗抬头看她，眼睛是琥珀色的。她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她想的是：这只狗以后也是我的了。
“娘。”她说。
“嗯。”
“这亲事我应了。”
她娘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
灶膛里的火还在烧，柴是去年秋天的玉米秸，烧起来有一股甜味。她把纸折成四折，塞进褂子的内袋，贴着胸口。
“礼单我收着。”她说，“办事的时候拿出来。”
她娘看了她一会儿，忽然伸手在她额头上摸了一下。“不烧。”她说，“怎么说话这样。”
“哪样。”
“稳。”她娘把手缩回去，在围裙上擦，“你昨天还哭，说死也不嫁。”
她没答这句话。
她低头看灶膛。火苗在柴的缝隙里钻，一明一暗。她活了五十五年，最后那三年，每天坐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把竹椅上，看对面楼顶上的鸽子。鸽子一圈一圈地飞，飞累了就落下来，落在别人家的窗台上。
她想，如果人能重活一次，她不求别的，只求别在那个灶房里摔那只碗。
摔了没用。她摔过一回，被锁了三天，还是嫁了。
她娘把玉米面糊糊盛进两个粗瓷碗，一碗推到她面前。“吃了去把猪喂了。”她说，“下午王家来送定亲礼。”
她端起碗。
糊糊有点糊味，锅底那层焦了。她娘做饭一辈子，火候从来没准过，她嫌了三十年，后来自己做饭，也糊。
“娘。”
“又怎么了。”
“孙德海是谁。”
她娘正在往另一个碗里盛，手停了半息。“公社农机站的站长。”她说，“你未来婆婆的表哥。”
“哦。”
“问这个干什么。”
“礼单背面写着呢。”她说，“我总得知道是谁。”
她娘把碗放在锅台上，转过身来，两只手在围裙上按了按。“巧云。”她说，“你以前不问这些。”
“以前我傻。”
她娘笑了一声，那个笑很短，像被什么掐断了。“傻好。”她说，“傻的闺女有福。”
她喝了一口糊糊。
焦味在舌头上散开，很苦，也很实在。最后三个月她吃不下任何东西，靠营养液吊着。现在这口糊糊烫着喉咙往下走，一路走到胃里，热的。
她抬头看她娘。
四十八岁。再过六年，这个女人的头发会白一小半；再过二十二年，她会躺在一口薄皮棺材里，因为心梗，死的时候身边没人，是她弟媳妇第二天早上发现的。她那时候在外地，赶回来只看到一张遗像，照相馆扩印的，把她的脸印得发白。
她恨过这个人，恨了三十年。
现在她坐在这儿，看着她娘用围裙擦手，忽然发现一件事：她娘的右手小指是歪的，往里弯，弯成一个钩。那是常年握镰刀握的。
“吃啊。”她娘说，“发什么愣。”
“嗯。”
何巧云低下头，一口一口把糊糊喝完。
碗底有一层焦壳，她用筷子刮了两下，刮不动。她娘伸手把碗拿过去，用指甲抠了一下，抠掉一小块，递回给她。
“吃这个。”她说，“焦的香。”
何巧云把那块焦壳放进嘴里。
嚼着，她想的是另一件事：红纸背面那三个字。孙德海。她娘让她弟写上去的。一个农机站站长的名字，为什么要写在一张彩礼单的背面。
一直到死，她都不知道答案。
王家是下午三点多到的。
来的是王媒婆，还有王金河的娘，叫李桂香。王媒婆五十多岁，脸上擦着粉，粉卡在皱纹里，一道一道的。李桂香个子矮，穿一件藏青的斜襟褂子，头发梳得很光，一根不乱。
两个人都没进门就先笑。
“他婶。”王媒婆在院里就喊，“天大的喜事，我给你送来了。”
她娘迎出去，手在围裙上蹭，脸上堆起笑。何巧云倚着灶房门，看着她娘那个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娘这个笑，是练过的。
礼摆在堂屋的方桌上。两瓶酒，红标签，是洋河。四斤点心，油纸包着，麻绳十字捆。一块布，的确良，浅蓝色，折成四方。还有一个红纸包，压在最底下。
“见面礼。”李桂香把红纸包推过来。“不多，二十。孩子第一次上门，空着手不像话。”
何巧云端着茶盘从灶房出来。
茶是红糖水，家里只有这个。五个粗瓷碗，两个有豁口，她挑了没豁口的三个。
王金河坐在方桌东边的板凳上。
他二十六了。在农村，二十六没娶上媳妇，是要被人背后说的。他长得不难看，脸方，眉毛浓，穿一件新的蓝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头一颗，脖子那里勒出一道印。
她把碗放在他面前。
“喝水。”
“哎。”他说。
他伸手去端碗。
手在抖。
不是那种紧张的一下，是从手腕开始，细细地、不停地震，像有一根线在里头拉。碗沿磕在桌沿上，当的一声。
李桂香几乎是扑过来的，一只手把碗按住。“烫。”她说，“娘给你吹吹。”
她把碗端起来，吹了两口，又放回他手里，两只手按在他手背上。“端稳了。”她说。
王金河没抬头，喝了一口。
她站在旁边，看着那只碗。
这个下午她经历过一遍。那时候她什么都没看出来，只觉得这个婆婆疼儿子，疼得有点过分。
“巧云。”王媒婆笑，“你看我们金河，老实孩子。不抽烟不喝酒，队里干活一把好手。”
“嗯。”
“你婆婆是好人。”王媒婆说，“这村里谁不说她好。金河他爹走得早，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
何巧云看向李桂香。
这个女人一直没坐，站在儿子背后，一只手搭在儿子肩上。那只手很粗，指甲缝里有黑泥。她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眼睛却不动。
“他婶。”她对她娘说，“咱们把日子定了吧。”
“八月。”她娘说，“八月十六。”
“十六好。”王媒婆接得很快，“十六月圆。”
她在心里数了一下。从三月到八月，五个月。
上一回，她哭了三个月。
送人的时候，李桂香在院门口拉住她娘的手，说了几句话。声音压得低，何巧云在灶房窗子后头，只听见半句：“……那事，你可千万别……”
她娘点了一下头。
两个人就散了。
晚上吃完饭，她娘在灯下补一条裤子。煤油灯芯剪得短，光很小，照着两个人的手。
“娘。”她把一个本子放在桌上，“账本给我。”
她娘抬起头。
“什么账本。”
“家里记钱的那个。”她说，“我看见了，在柜子最上头，压在一摞鞋样底下。”
她娘把针扎在裤子上，看着她。
“你要账本干什么。”
“我要记。”她说，“你不识字，画正字。一画五笔，一笔十块。上个月卖猪卖了多少钱，你画了几笔？”
她娘没说话。
“三笔。”她说，“三十块。娘，一头猪一百二十斤，一斤七毛，八十四块。你画了三笔。”
灯芯爆了一下。
她娘把裤子放在腿上，手摊开，又合上。
“你爹拿走了五十。”她说，“砖窑上要先交定钱。”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要记。往后每一笔，写清楚，什么时候，多少钱，谁拿走的。”
“写清楚干什么。”
“写清楚，我心里有数。”
她娘看了她很久。煤油灯的光从底下照上来，把她的眼窝照成两个黑坑。
“行。”她说，“你记。”
她起身，从柜子最上头把那本簿子拿下来。
簿子是生产队废弃的工分本，牛皮纸封面，上头还印着“东风大队第三生产队”几个字，被划掉了。里头一页一页，全是她娘画的“正”字，歪歪扭扭，墨色深浅不一。
她从头翻。
1981 年，卖粮，四笔。1982 年，卖猪，十一笔。1982 年冬，她爹去县里做工，拿回四十，记了两笔，后来划掉一笔。
翻到最前面，第一页。
那一页只有一行。
金河 二百。
没有日期。没有别的字。就这四个字加一个数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戳出了一个小洞。
她的手指停在那儿。
二百。定亲之前，她娘就已经从王家拿了二百。这件事她不知道。这个本子她从没碰过。
“娘。”她说。
“睡了。”她娘把裤子叠起来，“灯油贵。”
“这二百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娘站起来，把煤油灯端起来往自己屋走。走了两步，停下。
“正月。”她说，“正月里他家来人的。”
“为什么给二百。”
“定钱。”
“定什么。”
“定人。”
她娘说完这两个字，端着灯进屋了。门帘落下来，屋里暗了一半。
她坐在桌边，手指还按在那个洞上。
二百块定钱，加上礼单上的八百，是一千。到死她都以为是八百。
她把簿子合上，吹了灯。
夜里她躺在自己那间小屋的炕上，炕烧得太热，烙得后背发烫，翻个身，另一边又是凉的。窗外有狗叫，叫三声，停一停，再叫两声。
她算了一笔账。
1983 年，一只长毛兔的种兔，集上卖十二块。母兔一年四到五窝。一窝六七只。兔毛一斤十八块。一只兔一年出一斤半毛。
如果她有三只母兔，一年之后，是三十只。三十只兔，一年出毛四十五斤，八百一十块。
但这是一年之后。
婚期是五个月之后。
她翻了个身。
再过两年，九月二十一，她在县医院生了个儿子，六斤四两。护士抱过来的时候，那小东西的脸皱成一团，眼睛闭着，拳头攥得紧紧的。她给他起名叫王小军。
王小军三岁的时候，她抱着他在村口等班车，他趴在她肩上睡着了，口水流了一脖子。十二岁的时候，她跟婆婆吵架，他攥着门框不说话。王小军二十二岁那年考上了省城的学校，走的那天在汽车站跟她说：娘，你跟我爹离了吧。
她没离。
她那时候想的是，离了去哪儿。
何巧云把手放在自己肚子上。
平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她不嫁王金河，王小军就不会出生。这个念头像一根针，从下午一直扎到现在。
她闭着眼想了很久，最后想明白一件事：她给王小军的，是一个挨打的娘，一个抬不起头的家，一个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的父亲。他二十二岁那年劝她离婚，说明他早就受够了。
她不要他再投这个胎。
窗外那只狗不叫了。
何巧云睁开眼，看着房顶上那根横梁。梁上挂着两串玉米，一串是去年的，一串是前年的，前年那串已经让虫子蛀空了，一碰就掉渣。
她明天要去赶集。
三月二十，赶集。
何巧云起得很早，天还黑着，她已经在灶房烧火。锅里熬的是玉米面糊糊，她多抓了一把面，稠一些，喝下去顶到中午。
她身上有三十七块。是她从十五岁开始攒的：给生产队捡麦穗，一斤一分半；给供销社剥花生，一筐八分；她娘让她去集上卖鸡蛋，多卖出来的零头，她没交。
三十七块，缝在棉袄的里子夹层里，用一块蓝布包着。
出门前她去了趟西屋，从箱底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是一对银耳环，她姥姥给她的，她娘十六岁那年传给她的，说等她出嫁给她。
她把耳环揣进兜里。
集在公社驻地的街上，一条主街，两边摆满了摊。卖鸡雏的，卖猪仔的，卖锄头镰刀。人挤人，骡子粪和马粪混在土里，被踩得稀烂。
牲口市在最西头。
卖兔的有三摊。第一摊是本地兔，白毛，个头小，一只八块。第二摊的兔大一些，卖家说是西德长毛兔，一只十二，不讲价。
她在第二摊蹲了很久。
她抓着兔耳朵提起来，翻过来看肚子。母兔的乳头是八到十个，排得整齐。她又掰开兔嘴看牙，牙要白，不能黄。
“妹子，你懂行。”卖家说。
“九块。”她说。
“十二。”
“九块。我买五只。”
卖家笑了。“行。”他说，“四只母的，一只公的。你这一挑，我这几只好的都让你挑走了。”
四十五块。
她把耳环在街尾的银匠摊上卖了，十五块。银匠拿小秤称了，说成色一般，就这个价。她没还价。
五只兔装在一个柳条筐里，她在筐上盖了一块布。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筐里的兔子在动，一下一下，撞得筐壁吱吱响。
四月。
四月她跑了六趟县城。从村里到县城二十八里，挑着两个竹篮，每个篮子装二十斤鸡蛋。收六毛二，卖七毛，好的时候七毛二。一趟赚四块多。
第二趟回来她在路上崴了脚，坐在排水沟沿上把鞋脱了看。脚踝肿起一圈，皮肤绷得发亮。她把鞋穿上，走了五里。
四月她还去工地帮了九天工。和灰，递砖，一天一块二。工地上的男人看她一眼，不说话。她爹也不说话，只是每次吃饭都把碗里的肉片拨给她两片。
晚上她点灯做鞋。一双两块，一个月做十二双。
五月，第一批兔毛剪了。
五只兔，剪下来一斤八两。她拿到供销社，收购站的人拿手一捻，说毛短，杂质多，给十七块五一斤。
三十一块五。
月底兔下崽。四只母兔，下了十八只，死了六只，剩十二只。她挑到集上，五块一只。
六十。
她把钱数了三遍，塞进贴身那个布包里。
到五月底，她手里的钱是一百八十四块。
她在一个晚上把这个数报给她娘。
她娘正在纳鞋底，锥子扎进布里，一针一针，抽线的声音很长。
“娘。”何巧云说，“我有一百八十四块。”
“嗯。”
“王家给的那二百定钱，我还得起。礼单上的东西，折成钱我也还得起。八百，我差六百一十六。”
锥子停了。
“你想说什么。”
“这门亲我不嫁了。”她说，“钱我出。一分不欠家里的。”
她娘把鞋底放下。
“巧云。”她说，“你说这话，我当你没说过。”
“娘。”
“你听我说完。”她娘把锥子插在鞋底上，“定亲礼收了，人就是人家的。这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的事。”
“是脸的事。”
她看着她。
“你要是退了，往后这一片，谁还敢要你。”她娘说，“你弟还要说亲。人家一打听，说你姐退过婚，你弟这亲事就难了。”
“我弟的亲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她娘说得很平，“你退婚，人家就说何家的闺女不本分。建国说不上亲，你担得起？”
她没有答。
她娘重新拿起鞋底。
“钱你留着。”她说，“往后过日子用。”
“娘。”
“你要退，你去跟王家说。”她娘把锥子往里一扎，“你要是能说动他们，我没话说。”
她站起来。
屋里的灯很暗。她看她娘的头顶，看了半晌，看见那片头发里有一根白的。
她上一世怎么没看见。
六月初二，她去了王家。
王家在河湾村，隔着一道河堤。她走过去的时候太阳正毒，堤上的土是白的，踩下去一脚灰。
李桂香在院里晒被子。
看见她，这个女人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巧云来了。快进屋，日头毒。”
“婶。”她停在门口，“我不进去了。”
“怎么了这是。”
“这亲我想退。”
院里的风停了。
那根拍被子的竹竿慢慢放下。
“你说什么。”
“我说这亲我不想结。”她说，“定钱二百，我还。礼单上的东西，我折钱。八百，我一分不少。”
李桂香看着她，脸上的笑一点一点退下去，退到最后剩下一层皮。
“你娘知道吗。”
“知道。”
“你娘知道你说这话，还让你来？”
“她让我来跟您说。”
李桂香忽然笑了。这个笑跟刚才不一样，是从鼻子里出来的。
“好。”她说，“你要退，行。”
她心里松了一下。
“八百块礼单，你退双倍。”李桂香说，“一千六。定钱那二百，也算在里头了。”
“为什么双倍。”
“因为是你退。”她说，“我们金河没做错什么，你家闺女说不嫁就不嫁，我们这张脸往哪儿搁。这一片都是这个规矩，你去问，问到天边都是这个规矩。”
她没动。
太阳晒在后颈上，一层汗。她算了一下：一千六，她手里一百八十四，差一千四百一十六。
“婶。”
“你别叫我婶。”李桂香把竹竿扛到肩上，“我把话搁这儿。婚期那天，人得来。要是不来，一千六，一分不能少。”
她转身进屋了。
院里那床被子摊在苇席上，太阳照着，白得晃眼。
她在门口站了很久。
回去的路上她想了一件事：她从头到尾算错了一个东西。她以为这笔账是她跟娘之间的，她挣够了钱，还给她娘，两清。
但这笔账不是。
这笔账是她娘和王家之间的。她不在账上，她是账上的那个数。
六月初三，她去找了马秀英。
马秀英是大队妇女主任，五十二岁，家在村东头。进门的时候马秀英正在院里剁猪草，一把大铡刀，起起落落，草屑飞得满地都是。
“秀英婶。”
“巧云。”马秀英直起腰，拿手背擦额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娘说话。”
“说什么。”
“说你的婚事。”马秀英把铡刀立起来，“你娘托我给你做身新衣裳，八月里穿。”
何巧云站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
“怎么了。”马秀英看她，“脸怎么这样。”
“婶，我想退婚。”
马秀英的铡刀停在半空。
“退婚。”她重复了一遍，“为什么。”
“我不愿意。”
“不愿意。”马秀英把铡刀放下，在院里的石墩上坐下来，拍了拍旁边，“来，坐。”
她坐下了。
“巧云，你听婶说。”马秀英说，“咱们这地方的规矩，定亲礼一收，这事就定了。你要退，得双倍赔。这个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退。”
“我赔。”
马秀英看着她，看了半晌，笑了。“你赔。”她说，“你拿什么赔。你爹一年挣多少，你娘一年挣多少，我清楚。一千六，你家三年不吃不喝也攒不下来。”
“我自己挣。”
“你一个闺女，挣什么。”
何巧云把嘴闭上了。
马秀英伸手在她背上拍了两下。“听婶一句。”她说，“女人这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十九岁嫁到这儿来，我男人比我大十一岁，成亲那天我才看见他长什么样。我哭了一夜，第二天起来还是得做饭。”
“婶，你后悔吗。”
马秀英的手停在她背上。
院里那头猪在圈里拱食，哼哧哼哧的。
“后悔顶什么用。”她把手收回去，“巧云，这事你得听你娘的。”
她站起来。
“谢谢婶。”
“你等等。”马秀英也站起来，“你别胡来。你要是跑出去，你爹你娘在村里抬不起头，你弟这辈子也说不上媳妇。你想过没有。”
“想过。”
“想过你还……”
“婶。”何巧云说，“我想过了。所以我不跑。”
她走出那个院子。
太阳快落了，天边是橘色的，一大片。村道上有个小孩在赶一群鸭子，鸭子摇摇摆摆，嘎嘎地叫。
她走到大队部门口，停下来。
门是锁着的，两扇木门，上头刷着红漆，掉了大半。门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是公社的通告，字很小，她没看。
她把手伸进内袋，摸到那张红纸，拿出来，展开。
聘金八百元整。衣料四身。手表一只。缝纫机一台。自行车一辆。
她看着这行字，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上头没有她的名字。
只有一句“何府令爱巧云”。
令爱。
她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把纸折回去，塞进兜里。
一千四百一十六。
六月初五，何巧云第二次去王家。
她带了一个包袱，里头是那块的确良布，四斤点心她换成了两斤，家里吃了两斤。她跟她娘说的是：东西还回去，话好说。
她娘看了她一眼，说：“去。”
河堤上的草长到膝盖，走一趟裤腿上全是苍耳。她走到河湾村口的时候，听见前头有人喊。
“来人啊！来人！”
她跑过去。
王家院门大开着，院里那床被子掉在地上，沾了土。王金河躺在院子中间，身子蜷成一团，两只手抽得僵直，嘴里的白沫一股一股往外冒，脸是青的。
他娘跪在旁边，一只手掐他的人中，另一只手死死按着他的肩膀。
“金河！金河！”
她把包袱扔在地上，冲过去。
“翻过来。”她说，“侧着，别让他仰着。”
他娘抬头看她，眼睛里全是血丝。
“侧着！”何巧云一把将王金河推成侧躺，伸手把他下巴抬起来，让嘴里的东西能流出去。她另一只手去解他的领扣，扣子太紧，她直接扯，扯掉了两颗。
“拿块布来，塞他嘴里。”
他娘爬进屋里，拿出一条毛巾。
王金河抽了两分多钟。
她跪在地上按着他的肩膀，能感觉到那股劲从他身体里过，一阵一阵，像有东西在里头撞。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眼珠往上翻，看不见黑。
抽完了，人就软了，瘫在地上，裤裆湿了一片。
他娘抱着他的头哭。
她坐在泥地上。
日头正毒，院里的鸡躲在墙根底下，张着嘴喘气。
“多久了。”她说。
他娘没抬头。
“婶。”她说，“他这个病，多久了。”
“八岁。”他娘的声音闷在王金河的头发里，“八岁那年夏天，掉河里捞上来，烧了三天。烧完就落下这个病。”
“一个月几次。”
“说不准。”他娘抬起头，脸上是泪和土，“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两个月。去年冬天一个月犯了三回。”
她看着地上那滩白沫。
“我娘知道吗。”
院子里静下来。
鸡在墙根底下扑了一下翅膀。
他娘把王金河的头放在自己腿上，一下一下地摸他的头发。
“知道。”她说，“正月里她来，正赶上犯了一回。”
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撑在身后的泥地上。
她想起那天下午，她娘在院门口跟李桂香说话，说到一半，声音压下去。她在灶房窗子后头，听见半句“那事，你可千万别”。
“婶。”她说，“我娘要了多少。”
他娘没说话。
“一千二，是不是。”
李桂香抬起头，看了她很久。
“八百是礼单上写的。”她说话的声音哑了，“另四百，你娘说，给建国在农机站找个活，得打点。我说我们家舅舅就是站长，不用打点。你娘说，那这四百算我给她的辛苦钱。”
“你给了。”
“给了。正月二百，五月又二百。”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裤腿膝盖那里湿了一片，是泥水。
“婶。”她说，“我不退了。”
他娘猛地抬头。
“什么。”
“我不退了。”她说，“这亲事我认。”
她转身往外走。
“巧云！”他娘在后头喊，“巧云你等等——”
她没停。
走到河堤上的时候，太阳把她的影子压在脚下，很短。她一直走到堤顶，才坐下来。
河在底下流，水不多，露出大片河滩，滩上是白花花的卵石。
她在河堤上坐了一个多钟头。
她嫁给王金河，十四年。他从来没打过她。他发病的时候会躲进柴房，把门从里头插上，等她走了才出来。1997 年有一回他在井台上犯了，一头栽进去，捞上来就没气了。
那年她三十四。
她守了两年寡，2000 年带着王小军进城，在建筑工地做饭，一天十五块。
她一直恨她娘。
恨了三十年。
她在河堤上坐着，把这些事一件一件摆开，摆成一条线。
她娘知道王金河有病。她娘知道嫁过去会出人命。她娘还是把她许了。
但——她娘从三月到现在，一次都没打过她。
那回她闹，她娘打她，用擀面杖，打得她后背青了半个月。
这一世她闹，她娘不打。
她娘还让她带着彩礼单去王家。
一个真心要把女儿嫁出去的人，不会让女儿带着彩礼单去退婚。
她把手插进头发里。
第二天上午，孙德海来了。
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个帆布包。他四十七岁，个子高，穿一件四个兜的灰制服，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
“何长顺在家吗。”
她爹从院里出来，看见他，愣了一下。“孙站长。”
“老何。”孙德海把车支好，“你闺女的事，我来问问。”
她从灶房出来。
孙德海看了她一眼。
“这是巧云。”他说，“你娘跟我说了。农机站那边，我打个招呼，你弟七月里来上工。临时工，一个月三十二，管饭。”
“谢谢孙站长。”她娘从屋里出来，脸上是笑。
“客气什么。”孙德海摆摆手，“都是亲戚了。”
她立在灶房门口。
“孙站长。”她说，“我弟上工，是不是我给换来的。”
院子里静了。
孙德海的手停在帆布包上。
“你说什么。”
“我娘跟王家要了一千二。”她说，“八百盖房，四百给你打招呼。这四百，我娘自己收了，您一分没见着。”
孙德海的脸慢慢变了颜色。
“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她说，“正月二百，五月二百，都是现金，王家给的。您不信，去河湾问。”
孙德海把帆布包放下来。
“这事我不知道。”他说得很慢。
“我知道您不知道。”她说，“所以我跟您说。”
她往前走了一步。
“孙站长，这四百块的事，要是传出去，传的是您以权谋私，收了钱给人安排工作。您这站长还当不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公社那边正在抓这个。”
孙德海盯着她。
“你要什么。”
“名额。”她说，“我弟那个名额，给我。”
“你一个女的，进农机站干什么。”
“当会计。”她说，“我会算账。”
孙德海笑了，笑得很难看。“你会算账，我就得把名额给你？”
“您不给也行。”她说，“那我现在就去公社。我一个要退婚的闺女，脸也不要了，我什么都敢说。”
院里的风把晾在绳上的衣服吹得鼓起来。
她娘站在屋门口，一动不动。
孙德海看了她娘一眼。
她娘没说话。
“行。”孙德海说，“你七月十五来站里，先做临时工。三个月，行不行看你自己。”
他把帆布包重新绑上后座，跨上车，走了。车轱辘碾过院门口的土，扬起一道灰。
院子里只剩下三个人。
她爹蹲在墙根，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她娘站在屋门口。她站在院子中间。
“你知道。”她说。
“知道。”
“你知道他有病，还把我许过去。”
她娘从屋门口走进院子，一直走到她面前。
“我十九那年。”她说，“你姥爷把我许给河湾的瘸子。那瘸子四十了，前头死过两个媳妇。我在河滩上跪了半天，从早上跪到晌午，膝盖磨出血，石头都染红了。你姥爷来了，看了我一眼，说，跪完了回去缝嫁衣。”
她的喉咙动了一下。
“后来瘸子病死了，我才嫁你爹。”她娘说，“这些事我没跟人说过。你姥爷临死我都没去看他。”
“那你为什么还……”
“我没让你嫁。”她娘说。
她愣住了。
“我让你闹。”她娘说，“你从三月十七那天说要应下，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应。你以前哭，现在不哭。不哭的闺女才闹得成。”
“你让我去王家说。”
“我说了，你要是能说动他们，我没话说。”
“你早知道说不通。你要的是我去说。”
“对。”她娘说，“你去说，王家就知道你不肯。他们家儿子那个病，最怕的就是娶个不肯的媳妇。他一怕，就不要你了。他不要你，彩礼不退，人也不来要。这叫什么，这叫两头都干净。他们不敢闹，闹开了全村都知道他儿子有病，这辈子更娶不上。”
她站在原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不打你。”她娘说，“打了你就缩回去了。上一回你摔碗，你爹打了你，你嫁了。这一回我不打，你自己闹，闹成了，你就不用嫁。”
灶房的烟囱冒起烟来，不知道是谁生的火。
“那四百块呢。”她说。
“四百块我收了。”她娘说，“这钱我不还。你弟要娶媳妇，一分都不能少。”
“所以我闹成了，你也不用赔一千六。”
“对。”她娘说，“你要是闹不成，我赔一千六。你要是闹成了，我一分不赔，还落四百。”
何巧云看着她娘。
“娘。”她说，“你算得真准。”
她娘没躲这个眼神。
“我不准。”她说，“我要是准，我就不生在这个家。”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灶房里。
灶膛的火压着，还剩一层红。
她把那张彩礼单拿出来，摊在腿上。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跟一个人斗。斗了五个月，才发现自己是那个人手里的刀。刀是好的，握住刀的那只手才算数。
她把纸折起来。
折到一半停住了。
要是早知道这些，会不会就不一样。
不会。她哭了三个月，一个字都没问出来。
她把纸塞回兜里，站起来，走到院里。
月亮细细的一条。才初六，离十五还有九天。
她想的是：刀就刀。刀能砍人。
七月十五，何巧云去农机站上工。
站长室隔壁有间小屋，一张木桌，一把算盘，一个铁皮柜。柜里三年的账用麻绳捆着，纸都发了霉。
孙德海把钥匙扔给她。“三天。”他说，“三天之内，把今年的账给我理出来。”
三天不够。
第四天下午孙德海进来，看见桌上摊开的账本，愣了一下。她把三年的账全部重做了，每一笔进出都用复写纸留了底，装订成三本，脊上用毛笔写了年份。
“这是你做的。”
“嗯。”
孙德海翻了两页，没说话。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你这个字，比你弟强。”
八月里孙德海去了一趟河湾。
他没跟任何人说去干什么。回来那天下午，他把何巧云叫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半根烟。
“你娘那边，我打了招呼。”他说，“定亲礼，王家收回去。这事不提了。”
她站在桌前。
“王家肯。”
“不肯也得肯。”孙德海把烟按在烟灰缸里，“他儿子那个病，我早就说过不能瞒。瞒到最后出事，谁兜。你娘那个算盘打得响，她算准了我不敢让这事闹。”
他抬起头看她。
“你也是。”
“我什么。”
“你也算准了我不敢。”孙德海说，“你们何家的女人，一个比一个狠。”
婚期那天，她在站里加班。
傍晚外头有鞭炮响，很远，隔着两条街。不知道是谁家娶亲。
她走到窗边听。鞭炮声断了，接着是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吹得不太齐。
王家没来要人。
她娘那四百块，也没退。
九月里她回了一趟家。院里堆着新砖，码成一个小垛，用塑料布盖着。她弟蹲在砖垛前头，一块一块数砖。
“姐。”他叫了一声，没抬头。
她在院里站了站，进屋看她娘。
她娘在纳鞋底。
“砖买了。”
“买了。”她娘说，“一万二千块砖，三百八。”
“谁的钱。”
“我的钱。”她娘把锥子扎进去，“你闹成的事，我没赔一千六。这钱我留着，你弟盖房用。”
她在门槛上坐下来。
“娘。”
“嗯。”
“我走了。”
“走吧。”她娘说，“站里有宿舍，比家里强。”
她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看。
她娘还坐在那儿纳鞋底，锥子一针一针地扎。太阳从西边照进来，照着她的头发。
那根白头发，还在。
1984 年秋天，兔毛涨到了六十二块一斤。
她是在站里的广播上听见的。广播说，供销社收购长毛兔毛，一级六十二，二级五十八，不限量。
那天下午她骑车回了一趟家。
村口排着队，从供销社门口一直排到打麦场，队里的人手里都拎着布袋，有的拎着筐。有人半夜三点就来占位。
她弟站在队里，排在第十七八个。
他瘦了，也黑了，穿一件旧的蓝褂子，抱着一个纸箱，箱子里是兔毛。
“两百只。”他看见她，笑了一下，“我养到两百只了。”
“嗯。”
“你那年买的那五只，死了两只，剩下三只我全留下了。”他说，“娘说你走了没人管，我就管了。”
她看着那个纸箱。
“能卖多少。”
“两百六十斤。”他说，“我算过了，一万五。”
一万五。
1984 年，一万五。
她站在队伍旁边，风把地上的兔毛吹起来，一小撮一小撮，白的，飘得很轻。
她那年花了四十五块买五只兔。她算过，两年之后是两百只。她算得没错。
她只是没算到，她会走。
腊月二十，她娘来了农机站。
二十里路，走来的，鞋上全是泥，裤脚湿到小腿。她提着一个布口袋，里头是冻硬了的粘豆包。
“给你送点吃的。”
她把口袋接过来。“坐。”
她娘在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放在腿上，看了一圈这间屋子。木桌，算盘，铁皮柜，墙上的奖状。
“这屋是你的。”
“算是。”
“一个月多少钱。”
“三十二。”
她娘点了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
“巧云。”她说，“你弟要成亲了。”
“什么时候。”
“明年三月。”她娘说，“女方要三转一响，还要八百块。”
“兔毛不是卖了一万五。”
“盖房花了六千。”她娘说，“剩下的，你弟说要买台拖拉机，跑运输。他不肯把钱花在娶媳妇上。”
她没说话。
“我跟他吵了一架。”她娘说，“他说，那个名额本来是他的，你姐抢走了。他说他的钱，一分不出。”
窗外的风把门吹得响了一下。
“巧云。”她娘说，“我跟你借三百。”
她走到铁皮柜前，开锁，拿出一个布包。
她把布包放在桌上，推开。
“四百。”她说，“多的算利息。”
她娘看着那个布包，没动。
“你要什么。”她说。
她从内袋里把那张红纸拿出来。
纸已经很旧了，折痕的地方磨得起了毛，边角软了。
她把它放在桌上，压在布包上头。
“这个给我。”
她娘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就这个。”
“就这个。”
她娘伸手把红纸拿起来，翻到背面，看了那三个铅笔字。她伸手进怀里，摸出一支笔。
那是一支圆珠笔，笔杆上的漆掉了一半。
她在红纸背面，在“孙德海”三个字上头，划了一道横线。划得很慢，很用力，笔尖把纸划破了。
划完，她把纸推过来。
“钱我拿走。”她说，“这个你留着，没用。”
她接过来。
“娘。”
“嗯。”
“你十九那年，膝盖上的疤，现在还在吗。”
她娘的手停在布包上。
“在。”她说。
她把娘送到站门口。
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灯。她娘提着那个空布口袋，一步一步往东走，走了十几步，回头喊了一句。
“巧云，你过年回来。”
“回。”
她娘就走了。
何巧云端了一盆水，在屋里的地上坐下来。
她把纸放在盆边上，展开。
聘金八百元整。衣料四身。手表一只。缝纫机一台。自行车一辆。酒四坛。肉四十斤。点心八盒。
她划了一根火柴。
火从纸角起来，先烧“点心八盒”，然后是“肉四十斤”，然后往上。
红纸烧起来是黑的，卷着边，一点点往里收。
她把纸往里推了推。
火灭了。
她把纸翻过来。背面朝下贴着盆底，那层铅笔字还在。
孙德海三个字上头划着一道横线。底下那行烧掉了右边一半。
何建国。
“何”字只剩一个撇，“建”字烧掉了一半，“国”字还在，四四方方的，笔画清楚，因为写的人当时用了力，笔尖在纸上压出了沟。
她拿火钳拨了一下。
没拨散。
2018 年冬天，何巧云五十五岁。
她住的那套房子在县城，二楼，暖气很足，冬天在家里穿一件单衣就够。窗台上两盆绿萝，藤蔓垂到地上。
那天下午她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一个讲老物件的节目。
电视里有人在说粮票，说 1993 年取消。她听着，伸手去够茶几上的水杯。
杯子是温的。她喝了一口，咽下去，肺里没有声音。
窗外在下雪。她看了一眼，把电视调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