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晚醒过来的时候，鼻子里全是烟火气。
湿柴闷烧的呛人味道，混着一种她说不清的动物油脂的膻，从四面八方往肺里钻。她猛地坐起来，后脑勺撞上一根低矮的木梁，疼得眼前发黑。
“醒了。”
一个声音从黑暗里递过来。
她循声转头，看见火塘对面坐着一个人。火光从下往上照着他，眉骨投下很深的影，眼睛陷在里面，像两口枯井。他的头发用一条白布带缠着，盘在头顶，腰间横着一把窄长的刀，刀鞘是木头的，磨得发亮。
阿晚盯着那把刀看了三秒，又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泥，手腕细了一圈，身上裹着几块粗麻布片，勉强遮住胸口和腰。
“你是谁？”她问。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男人没回答。他往火塘里添了根柴，火舌舔上来，照亮了他半张脸。很年轻，轮廓深，但颧骨上有一道旧疤，从左眼角拉到耳根，像一条干涸的河。
“你倒在杜莱曲边上的林子里，”他说，用的是汉话，口音很重，每个字都像从石头上凿下来的，“身上穿的东西，不是这里的。”
阿晚低头看自己。T恤和牛仔裤不见了，只剩这身麻布。她记得自己上一秒还在成都的出租屋里改方案，电脑屏幕亮着，甲方在群里发了一条六十秒的语音。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今年是哪一年？”她问。
男人看着她，火光在他瞳孔里跳了一下。“僜人不下山，不问年。”
阿晚没听懂。但她注意到了一件事：他左手腕上戴着一块表。黑色的表带，卡西欧的电子表，表盘裂了一道纹，时间停在十点二十三分。
那块表她认识。三年前她送给男朋友阿野的生日礼物，表带内侧刻了一行小字，他当时笑着说太矫情，却一直戴着。
“阿野。”她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男人正在往火塘里添柴的手停住了。
阿野用了很长时间才相信她不是在说胡话。
或者说，他用了很长时间才相信他自己不是在说胡话。
他记得的事比她多。他记得自己三年前跟着一个人类学考察队进了察隅，在僜人村做田野调查，待了两个月。考察结束回成都之后，他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深山，火塘，一个穿麻布的女人倒在溪边。他以为是压力大，没当回事。直到某天早上醒来，他躺在树屋的干草堆上，腰上多了一把刀，手腕上的表还在走，但日期显示的是1967年。
“我在这里活了两年，”他说，用一根树枝拨着火，“你来了。”
阿晚抱紧膝盖。树屋只有她租过的隔断间一半大，四壁是树枝编的，缝隙里透进山风，呜呜地响。角落里堆着几张兽皮，一口黑漆漆的吊锅挂在火塘上方，锅底结着厚厚的焦垢。
“你为什么不回去？”她问。
阿野沉默了一会儿。“回不去。我试过往山外走，走了三天，林子像活的，绕回来。”他抬起手腕，表盘在火光里反了一下，“这块表，是我唯一带过来的东西。它不走，停在十点二十三分。我猜，”他顿了一下，“我们过来的时间，就是十点二十三分。”
阿晚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块表看起来那么旧。两年，在这样一个地方，人老得比时间快。
“你怎么认出我的？”她问。
“你脖子上挂的那个U盘，”他说，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银的，外面用皮绳编了个套。僜人没有这种东西。”
阿晚低头。U盘还在，贴着胸口，冰凉。里面是她熬了三个通宵做的方案，甲方最后选了另一个。
“在这里，”阿野的声音低下去，“这东西比不上一块兽皮。”
僜人的寨子在半山腰，十几户人家的树屋散落在杉木林间，彼此隔得很远，像互不往来的鸟巢。阿野的树屋在最边缘，再往下走半刻钟，就是杜莱曲，溪水从石头上淌过去，清得能看见底下每一粒砂。
阿晚很快弄清楚了寨子里的规矩。
刀耕火种。玉米和鸡爪谷种在烧过的山坡上，收成看天。男人腰间横着刀，刀既是工具也是武器，从一出生就佩着，死了也带进坟里。没有文字，结绳记事，一根绳子打五个结，就是五天后送鬼。没有年历，月亮圆一次是一月，玉米熟一季是一年。
牛是最要紧的东西。牛不耕田，养着，在送鬼的时候杀。杀牛的人站在旁边看，牛头骨挂在自家门楣上，挂得越多，越有脸面。
“娶老婆要用牛。”阿野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磨他的刀。磨石是溪边捡的，青灰色，上面一道深槽。“普通人家的姑娘，两三头。穷人家的，一头。富户家的，七八头，十几头也有。”
阿晚蹲在旁边看他磨。刀刃在石头上刮出有节奏的声响，沙，沙，沙。
“你，”她斟酌了一下用词，“买了吗？”
阿野的手停了一瞬，又继续磨。“没有。”
“为什么？”
“没牛。”
阿晚不知道该松一口气还是该难过。在这个寨子里，一个没有牛的男人，连“买”的资格都没有。阿野比她高二十公分，站在人群里像一棵长错了林子的树，但在这里，高没用，壮也没用，只有牛有用。
“你这两年怎么过的？”
“打猎。帮人砍火山地。换玉米。”他把刀举到眼前，看刃口，“够活。”
够活。阿晚在心里嚼这两个字。他在成都的时候，做田野笔记用的是一千多块的钢笔，住酒店要挑床垫软硬，吃火锅从来不看价格。现在他说“够活”，语气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不想回去吗？”她又问了一遍。
阿野把刀插回腰间，站起来。“想。”他往树屋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步，背对着她说，“但在这里想没用。你得先活到能回去的那天。”
寨子里的人叫她“阿晚”。
是阿野起的。他对寨子里的人说，她是远处寨子逃过来的，家里人死光了，投奔他。僜人不追问来历，但追问身份：她是哪家的女儿，姓什么，能不能通婚。
阿野说她姓阿。寨子里的人摇头，说“阿”是名字的头，不是姓。
“那就说你是格曼话那边的人，”他低声跟她说，“达让和格曼不通婚，但没人会跑去格曼的寨子查你的姓。”
阿晚点头。她开始学达让话，学得极慢。阿野教她，用最笨的办法，指着东西说词。火塘叫“莫”，水叫“让”，刀叫“阿加”，牛叫“巴麦”。巴麦，巴麦，她反复念，念得舌头发麻。
寨子里有个姑娘叫阿依，十六七岁，圆脸，眼睛亮，筒裙是红底黑纹的，据说是自己织的。阿依第一次见阿晚就笑，露出一颗歪着的虎牙，拉着她的手说了一串达让话，阿晚一个字没听懂，但阿依的手很热。
“她说你好看，”阿野在旁边翻译，“问你有没有人家。”
“你怎么说？”
“我说你有。我家的。”
阿晚看了他一眼。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在说今天吃什么。
阿依不管这些。她每天来找阿晚，教她织布。僜人织布不用图纸，阿依坐在腰机前，几根木棍和窄木板把经线绷紧，一头拴在腰上，一头蹬在脚上，手指拨着纬线来回穿。红色的线，粉红色的线，偶尔掺一道黑，花纹都在她脑子里，手上随便走，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图案。
“我们僜人织的东西，每一块都不一样，”阿依用磕磕绊绊的汉话加达让话混着说，“你织的，就是你的。”
阿晚织了三天，织出一小块布。歪歪扭扭，红不红粉不粉，像一只被踩过的锦鸡。阿依笑得趴在织机上，然后把它系在阿晚腰上，打了个死结。
“好看，”阿依说，竖起大拇指，“阿晚，好看。”
阿晚低头看那块布。歪扭的线条里有一种笨拙的认真。她忽然想起成都，想起满大街一模一样的优衣库，想起甲方说的“要高级感，但不要太小众”。
“是好看。”她说，用达让话。阿依尖叫起来，抱着她跳。
问题出在牛身上。寨子里有个男人叫阿崩，四十来岁，门楣上挂了四个牛头。在一个人均挂不上一颗牛头的寨子里，四个牛头就是四座山。阿崩有五个老婆，最小的一个跟阿依差不多大。他看阿晚的眼神像看一头还没打上标记的牲口。
“你，过来。”有一天他从树屋下走过，冲阿晚招手，用的是命令猎狗的腔调。
阿晚没动。阿崩笑了一下，露出被烟叶熏黄的牙。他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几个人哄笑。
阿野从溪边上来的时候，阿崩还没走。他把阿晚挡在身后，手按在刀柄上，没说一个字。阿崩收了笑，看了阿野两眼，走了。
“他说什么？”阿晚问。
“他说他愿意出三头牛。”阿野的声音很平。
阿晚的血往头上涌。“你——”
“我没答应。”
“你当然不能答应——”
“我也没说不答应。”
阿晚愣住了。阿野转过身来看着她，那道疤在夕阳底下泛着暗红。他的眼睛很黑，黑得让人看不透。
“在僜人的规矩里，”他说，“我如果直接说不，他就知道你没有主。一个没有主、没有娘家、没有姓的女人，在这个寨子里，谁都想要。”
“所以你要我怎么办？等他拿牛来？”
“我要你，”阿野一字一顿地说，“做我的人。名义上的。”
名义上的夫妻，在僜人的寨子里，需要一场仪式。
阿野去找了寨子里主持送鬼的阿护。阿护是个干瘦的老头，眼窝深陷，脖子上挂一串兽牙，腰间悬铜铃。他听了阿野的来意，沉默了很久，说：要杀一头猪。
阿野没有猪。他去山上打了三只野鸡，又用两块磨好的刀坯跟邻寨的人换了一头半大的黑猪。杀猪那天，阿护在树屋前烧了一堆火，把猪血洒在火里，嘴里念着阿晚听不懂的话，铜铃摇得急一阵缓一阵。
“他在跟鬼说，”阿野站在她旁边低声翻译，“说你是寨子里的人了，鬼不要来找你。”
“鬼会听吗？”
“不知道。但人听。”
阿崩站在人群里看。他的目光从猪身上移到阿野身上，又移到阿晚身上，最后收了回去。那天之后，他没有再来。
仪式结束的晚上，阿野在树屋中间拉了一根绳子，把自己的兽皮铺在绳子这一边，把另一张干净的干草推到那一边。
“你睡里面。”他说。
阿晚躺在干草上，听着溪水的声音。月光从树枝的缝隙里漏进来，碎碎的，像撒了一地的银子。她想起成都的出租屋，窗外是高架桥，半夜也有车流的声音，闷闷的，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这里的夜太静了，静得能听见阿野翻身时兽皮摩擦的窸窣声。
“阿野。”
“嗯。”
“你在成都的时候，想过以后吗？”
绳子那边沉默了很久。
“想过。”他说，“想过辞职，开个工作室，做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养不活人。”
“所以你才接那个考察队的活？”
“嗯。两个月，两万块。够交半年房租。”
阿晚闭上眼睛。那两万块她记得。阿野回来的时候瘦了八斤，黑得她差点没认出来，但眼睛是亮的。他说察隅那个地方太奇怪了，人住在云里面，刀比命重要，牛比人贵。他说他写了一篇笔记，等有空了整理出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接了一个又一个项目，笔记再也没打开过。
“你呢？”他问。
“我什么？”
“想过以后吗？”
阿晚想了想。想过吗？想过。想过升职，想过跳槽，想过攒够首付在成都买个一居室，想过养一只猫。每一个“想过”后面都跟着一个具体的数字，精确到万位。
“想过，”她说，“但想的都是怎么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
绳子那边传来一声很轻的呼吸，不知道是不是叹气。
“在这里，”阿野说，“你想活成什么样都行。没人看你的方案，没人给你打绩效。你织一块布，那就是一块布。歪了也是布。”
阿晚把脸埋进干草里。草梗扎着脸颊，痒痒的。
“阿野。”
“嗯。”
“你在这个地方，活了两年，有没有哪怕一次，觉得这样也挺好？”
这次他沉默得更久。久到阿晚以为他睡着了。
“有。”他说，声音低得几乎被溪水盖过去，“你来的那天，有。”
第二年雨季来的时候，阿野病倒了。
先是打摆子，忽冷忽热，冷的时候裹三张兽皮还抖，热的时候汗把干草浸透。阿晚用溪水给他擦身子，擦到手腕上那块表，表盘烫得像从火塘里夹出来的炭。
阿护来看过一次，摇着铜铃在阿野身上绕了三圈，说，鬼大了，要杀牛。
“杀牛”两个字在寨子里是判决书。杀牛送鬼，牛越大，鬼送得越远。可阿野没有牛。他门楣上空空荡荡，一颗牛头都没有。
“我去找阿崩。”阿晚说。
阿野从干草上撑起来，脸色蜡黄，眼窝凹下去，像老了十岁。“不准去。”
“他有牛。”
“他有牛，他有的是牛，”阿野咳了一阵，声音碎得像破竹筒，“你去找他，就是告诉他我没有能力护住你。他等的就是这个。”
“你都快死了——”
“死不了。”他抓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僜人的鬼不杀汉人。我扛得过去。”
阿晚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但那道疤还是那道疤，从眼角到耳根，干涸的河，不肯裂开。
“你怎么知道鬼不杀汉人？”
“因为我已经扛过一次了。去年。”他松开她的手，重新躺回去，把脸转向树壁，“那时候你没来。我一个人扛了六天。第六天，鬼走了。”
阿晚蹲在火塘边，把吊锅里的苦荞糊糊搅了又搅。糊糊稠了，咕嘟咕嘟冒着泡，她舀了一碗，端到阿野嘴边。
“吃。”
阿野张开嘴。她一口一口喂他，像喂一只不肯低头的兽。糊糊从嘴角淌下来，她用拇指揩掉，揩着揩着，手指停在那个疤上。
“这个，”她问，“怎么来的？”
阿野咽下嘴里的糊糊，沉默了一会儿。“刚来的时候。往山外走的那三天。第三天晚上，碰到一头野猪。”他笑了一下，嘴角的糊糊还没擦干净，“刀太短。猪没死，我差点死了。爬回来的。”
“爬了多远？”
“不知道。天亮的时候，看见杜莱曲了。”
阿晚的手指从他的疤上滑下来，滑到他的下巴，他的脖子，他锁骨上方的凹陷。他的皮肤很烫。
“阿野。”
“嗯。”
“你要是死在这里，我就真的一个人了。”
阿野睁开眼睛看她。他的瞳孔里映着火塘的光，小小的，晃动的。
“你不会一个人。”他说，声音沙哑，“你比你以为的能活。”
阿野扛了七天。第八天早上，他从干草上坐起来，说要吃肉。
阿晚去溪里抓了两条鱼，用阿依教的办法，把鱼裹在芭蕉叶里塞进火塘的热灰里。鱼熟了，阿野吃了大半条，然后下地，走到门口，对着杜莱曲的方向站了很久。
“我想通了。”他说。
“想通什么？”
“下山。”
阿晚手里的鱼骨头掉在地上。下山。这两个字在这个寨子里是禁忌。僜人不下山，山下的藏人叫他们“野人”，不让他们过溜索，不让他们种平地。下山的路被藤蔓和规矩封死了，走了就是找死。
“你往山外走的那三天，”她说，“不是走不出去。”
阿野回过头来。“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绕回来了。”阿晚看着他，“你身上有表。你知道时间。一个真正迷路的人不会绕回出发的地方。你绕回来，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不该走。”
阿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这是阿晚在这边第二次看见他笑，上一次是阿依给她系那块歪布的时候。
“你比我想的聪明。”他说。
“比你那个甲方聪明。”
他没听懂。但没关系。
“再等一年，”他说，“雨季过了，玉米收一茬。寨子里的人会开始想一件事：山下的藏人不让我们下山，但山下的解放军在找人。我在林子里打猎的时候，见过他们贴的纸。汉话，藏话，还有一种我没见过的文字。”
“什么字？”
“不知道。但纸上画了一头牛，旁边画了一个人，人在笑。”
阿晚忽然想起一件事。她穿过来之前，在成都最后刷到的一条短视频，是一个纪录片片段，讲西藏察隅的僜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深山搬到河谷，从原始社会直接进了现代。视频的标题她记得很清楚——“最后一个下山的部落”。
“阿野，”她说，声音有点发抖，“你知道下山之后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知道。”她抓住他的手。他的手指粗了，全是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山下有路，有房，有学校。有电，有水，有医院。僜人下山之后，再也不用杀牛送鬼了。”
阿野低头看她的手。她的手也粗了，织布织的，抓鱼抓的，指甲剪得秃秃的。
“你怎么知道？”
“我来的地方，”她说，“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转折来得比预想的快，也比预想的疼。
雨季末尾，阿崩死了。
死于一场送鬼仪式。他为了压过邻寨一个挂了五个牛头的人，一口气杀了三头牛，自己跳到火堆里跳阿护的舞，铜铃摇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倒在灰烬里，胸口还有温度，人已经硬了。
寨子里的人说，鬼把他收走了。
阿野站在阿崩的树屋下面，看着门楣上那四个牛头。牛头在雨里淋了几天，眼眶里积着黑水，像在哭。
“他的老婆怎么办？”阿晚问。
阿依在旁边低声说了一串。阿野翻译：“按规矩，他买了几个老婆，他死了，老婆要么转给同姓的男人，要么退牛回娘家。退牛，原价退，或者加价。”
“他有那么多牛吗？”
“没有。他为了斗气，牛全杀了。”
阿晚看见阿崩最小的那个老婆——跟阿依差不多大的那个——被人从树屋里带出来，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娃娃，站在雨里，不知道往哪里走。没有人接她。同姓的男人嫌她带着娃娃，娘家嫌她退不出牛。
“她叫什么？”阿晚问。
阿依说了一个名字。阿晚没记住。她只记住了那个娃娃，在雨里张着嘴哭，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鼻涕。
那天晚上，阿晚对阿野说：“我不等一年了。”
阿野正在用刀削一根木棍，准备明天去溪里叉鱼。刀停了一下。
“你确定？”
“那个娃娃，再过一年就两岁了。两岁能走，能跑，能被人用一头牛换走。”阿晚说，“你跟我说过，在这里想没用。得活到能回去的那天。可我不想只是活着。我想走。”
阿野把木棍放下。火光把他那道疤照得很清楚，从眼角到耳根，像一条终于要合拢的河。
“下山的路不好走。寨子里的人会拦。”
“那就让他们拦。”
“拦不住怎么办？”
“拦不住，我们就走。拦得住，”她看着他，“你不是有刀吗？”
阿野看了她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树屋角落，从兽皮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是一块磨石，青灰色，跟他平时磨刀的那块一模一样，但薄得多，中间几乎磨穿了。
“我磨了两年，”他说，“把这块石头磨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寨子留不住我。”
他把磨石递给阿晚。阿晚接过来，石头是温的，带着他掌心的热度。
“你磨你的刀，”她说，“我磨我的布。”
下山那天没有仪式。
没有杀猪，没有阿护摇铃，没有跟鬼说。天还没亮，阿野把吊锅从火塘上摘下来，塞进一个藤编的背篓，又往里面塞了两张兽皮、一把盐巴、三块苦荞饼。阿晚把阿依给她织的那块歪布系在腰上，U盘挂回脖子。
阿依来送他们。她站在树屋下面，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她递给阿晚一卷线，红的，粉的，掺了一道黑。
“你织，”阿依说，用达让话，说得很慢，“下山了，也织。”
阿晚抱住她。阿依的身体很薄，像一只还没长全的鸟。然后她松开手，跟着阿野走进了林子。
路是阿野踩出来的。两年，他打猎的时候有意无意往一个方向走，走一段，做个记号，再往回走。那些记号用刀刻在树干上，浅得几乎看不见，但连起来是一条线。阿晚跟在后面，藤背篓在阿野背上，他的刀在腰上，窄长的刀身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发着暗光。
走了半天，林子开始变样。杉木稀了，竹子多了，空气里有一种阿晚说不清的味道，湿的，甜的，像某种东西正在发酵。
“快到河谷了。”阿野说。
然后他停住了。
前面站着三个人。阿崩同姓的兄弟，带着两个年轻男人，腰上都横着刀。
“巴麦。”其中一个说。牛。
阿野把背篓从背上卸下来，递给阿晚。他的手按在刀柄上。
“我没有牛。”他用达让话说。
“你有。”那个人指着阿晚，“她。三头牛。阿崩给过价。”
阿晚听不懂全部，但她听懂了“三头牛”。她的血往头上涌，跟第一次听见阿崩出价的时候一模一样。
阿野没有拔刀。他把刀从腰上解下来，连鞘一起，放在地上。
“刀在这里，”他说，“你们拿走。”
三个人愣住了。在僜人的寨子里，刀是从出生到死的东西。放下刀，等于放下命。
“刀拿走，人我们走。”阿野说，声音平得像杜莱曲的水。
那个人盯着地上的刀，又盯着阿野。阿野的手空了，站在那里，高得像一棵长错了林子的树。
“你，”那个人转向阿晚，用生硬的汉话，“你，什么人？”
阿晚往前走了一步。她解开腰上阿依织的那块歪布，展开来，红一道粉一道黑一道，歪歪扭扭，像一只被踩过又爬起来的锦鸡。
“我是织布的人，”她说，用她所有的达让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织的布，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她指了指阿野，又指了指自己，“我们，下山。”
那个人看着那块布。歪的，扭的，但花纹是僜人的花纹，红粉黑，一模一样。
他把刀收回腰间，弯腰捡起阿野的刀，递回去。
“走。”他说。
河谷的晨雾散开的时候，阿晚看见了第一座房子。
石头垒的墙，木头架的梁，顶上铺着茅草，跟树屋不一样。房子前面有一面旗，红的，上面有黄色的星星。旗底下站着一个人，穿着绿色的衣服，帽子上的红星在雾里亮了一下。
阿野停住脚步。他的手腕上，那块停了不知道多久的卡西欧电子表，表盘忽然闪了一下。
十点二十三分。
然后秒针跳了。
阿晚看见他低头看表，看见他的手指在发抖。她抓住他的手，那只手粗得像树皮，但抖得像个孩子。
“阿野。”
他抬起头。晨雾从他身后漫过来，把河谷、房子、旗子都裹进一层乳白色的光里。他的眼睛是湿的，那道疤在光里淡了，淡成一条浅浅的印子，像河水流过之后留下的痕迹。
“我磨穿了一块石头，”他说，“你织完了一块布。”
阿晚把U盘从脖子上摘下来，看了看。银色的外壳上沾着汗渍和泥点，里面那个熬了三个通宵的方案，甲方选了另一个。
她把它扔进了杜莱曲。银色的东西在晨光里闪了一下，沉下去了。
“走吧，”她说，“下山。”
阿野把刀横回腰间，手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心有茧，粗粝，热。
他们往河谷走。身后的林子里，阿依的那块歪布在阿晚腰上飘着，红一道粉一道黑一道，像一只终于飞起来的锦鸡。
很多年后，僜人村。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村口感恩碑旁边的石凳上，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表盘裂了一道纹，但秒针还在走。他旁边坐着一个矮他二十公分的女人，腰上系着一块褪了色的布，红一道粉一道黑一道，歪歪扭扭，被摩挲得起了毛边。
“阿晚，”男人说，“你说这块布，当年要是织得好看一点，是不是能多换一头牛？”
女人踢了他一脚。脚上的布鞋是新发的，村里合作社做的，鞋底印着僜人织锦的花纹，机器织的，整整齐齐，每一双都一模一样。
“换什么牛，”她说，“我嫁你的时候，你一头牛都没有。”
“那你嫁我图什么？”
她想了想。村口的小学生放学了，背着书包跑过去，其中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冲他们喊了一声“阿公阿婆”，用的是达让话。
“图你磨穿了一块石头。”她说。
男人笑了。那道疤已经淡得看不见了，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还是沿着当年的方向弯下去，像一条干涸的河，河床还在。
他低头看表。秒针一格一格地走，不急，不慢。
“十点二十三分。”他说。
“嗯。”
“那天也是这个时间。”
女人没说话。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腰上那块歪布被风吹起来，一角搭在他手腕上，盖住了表盘。
风从杜莱曲的方向吹过来，带着芭蕉和茶树的香气。
下山之后，时间就开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