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里的城
民国二十三年秋天，我二十三岁，从凉州往西走了十一天，到了瓜州。
进城门那会儿正刮风。瓜州的风是有脾气的，从春刮到冬，一年一场，一场一年。风里裹着沙，打在脸上像有人拿粗布替你擦脸，擦完了还问你疼不疼。我把领子竖起来，跟在一队骆驼后头进了城。
城里比我想的破。土墙、土房、土路，日头一照，满城都是黄的。只有鼓楼还立着，砖缝里长着草，风一过，草齐刷刷朝一个方向倒，像给谁鞠躬。
我来瓜州，是来找一座坟的。
我爹是个货郎。我三岁那年，他挑着担子往西走，说去安西、去哈密，走一趟就回来。他没回来。头两年还有口信，说在瓜州落了脚，替人看库房；第三年连口信也断了。再往后，有个走西边的脚户回来，捎了一句话，说我爹死在瓜州，埋在城外的沙窝里。就这么一句。没有准日子，没有坟头，连埋他的是谁都说不清。
我娘撑到今年三月，撑不下去了。临走那天夜里，她攥着我的手，说了这辈子最后一句话：
“把你爹找回来，埋在一处。”
我就来了。
鼓楼西边有家车马店，我在那儿住下。掌柜姓周，五十来岁，一只眼睛有点斜，看人的时候像在看你身后。他给我倒了碗酽茶，问我来做啥买卖。
我说我来找坟。
老周把茶碗往桌上一放，看了我半天。
“找坟啊。”他说，“那你得去找赛半仙。”
“赛半仙是谁？”
“算命的。”老周说，“咱瓜州地面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从前。”
我说我不信这个。
老周笑了，笑得很和气：“不信的人多了。当年马队长也不信。”
二、他说得出你的从前
老周讲赛半仙，像讲一个远房亲戚，语气平常得很，好像这世上出个活神仙是件挺自然的事。
“赛半仙本姓柳，行三。早年间是走西口的驼户，一双脚能走，人叫他柳三脚。二十年前走了一趟西路，回来就不走了，在鼓楼底下摆了个摊子。蓝布一块，上头三个字——赛半仙——他自己写的。写得歪，可认得。”
“他算卦不收钱。”
我说不收钱，他吃什么。
“他收话。”老周说，“你走的时候，他让你跟他说一件事，真事。你这一路上看见的、听见的：谁家添了娃，谁家的羊丢了，哪个村的井干了，什么都能说。说完了，他点点头，说‘成了’。你要给钱，他也收，一个铜子两个铜子不嫌少；你不给，他也不问。”
那年我年轻，念过几年新学堂，看过报纸上骂“迷信”的文章，听了只当是个高明的骗子。
老周看我不信，就举例子。
“城东王屠户，满脸横肉那个，你见着没有？他娘生他，奶水不好，两岁上就断了。可这娃不干，夜里哭得半个村睡不着。他娘没法子，把馍嚼烂了喂，喂到三岁半，才把奶断利索。这事除了他娘，谁知道？赛半仙知道。王屠户头一回去算，刚坐下，还没开口，赛半仙说：‘你三岁半才断的奶。’王屠户当即站起来，问你怎么知道。赛半仙说：‘你张嘴说的头一个字是什么？’王屠户答不上来。赛半仙说：‘是刀。你娘抱着你在灶房断奶，你哭着要奶，你爹在院里磨刀，预备杀猪。你听着那声，先学会了刀。’”
我笑了一声：“他娘兴许跟人说过。”
“他娘死了二十年了。”
“那也许是别人传的。”
老周不与我争，接着说下一个。
“李寡妇，卖豆腐的。四十岁上死了男人，守着个豆腐摊。有人劝她再走一步，她说我这辈子就守着了，守到死。她去找赛半仙，赛半仙说：‘你要走两步。头一步守着，第二步跟着一个姓郭的，打东边来，左耳后头一颗黑痣，会修车。’李寡妇当场骂他胡说，唾了一口，走了。”
“过了八年，玉门那边修路，来了个修车匠，姓郭，左耳后头一颗黑痣。李寡妇那年四十八，嫁了。”
我说：“巧了。”
“是啊，巧了。”老周说，“可瓜州这地方，巧事都让他一个人赶上了。”
我说我明天就去试试他。
老周说：“试他的人不少。前年来了个哈密的骆驼客，膘肥体壮，一看就是不信邪的。他走到摊子前，攥着只拳头往桌上一放，说：‘你算算我手里是什么。’赛半仙连头都没抬，说：‘你手里什么也没有。’骆驼客愣了。赛半仙说：‘你手心朝下攥着，四个指头压得死，是空的。你要攥着东西，大拇指得翘起来。’骆驼客把手摊开，果然是空的。他脸红了，说：‘那你算算我来干什么。’赛半仙说：‘你来试我。’”
“这算什么本事。”我说。
“我也这么想。”老周说，“可骆驼客临走，赛半仙叫住他，说：‘你左脚的鞋，回去换一双。’骆驼客低头看，鞋底磨穿了一个洞，露着袜子。他一路从哈密走来，自己都不知道。”
“这叫会看。”
“是啊。”老周慢悠悠地说，“会看。”
三、马队长
我在车马店住了三天，一天也没去找赛半仙。
白天我在城里转。看城墙上豁开的口子，看挑担子的婆姨把新摘的瓜码成一座小山，看土墙根下晒太阳的老汉，一条街能晒出七八个。夜里刮风，窗纸响得像有人在拍门。我躺在炕上想，我爹当年是不是也这么躺过，也听见过这个风声。
第三天下午，老周自己找上门来，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说：“我给你讲个事，你听完再想去不去。”
他讲的是民国十八年的马队长。
“保安团的马队长，是个什么人？杀过人的，眼一瞪，半条街不敢出声。那年他想治赛半仙一个‘妖言惑众’——你想啊，一城的人都听一个算命的，那还要官家做什么。”
“可马队长精。他怕落个欺负孤老头子的名声，就想了法子：把手底下一个兵打扮成富商，绫罗绸缎，戴个金戒指，坐轿子去。”
“赛半仙看了那‘富商’半天，说：‘这位老爷，三岁上死了爹。’”
“那兵的脸就白了。”
“赛半仙接着说：‘十二岁上偷过邻居一头驴，骑到半道上驴蹶了，把你摔进渠里。二十岁上，你拿枪打死过一个人。那人姓什么你不记得了，你只记得他穿一双青布鞋。’”
“那兵当场就跪了。”
我插嘴：“他认得那兵？”
“不认得。”老周说，“马队长在轿子里听得清清楚楚，掀帘子出来，问：‘你怎么看出来的？’赛半仙说：‘他进门先看门后头，那是当兵的习惯。他坐下先摸腰，那是挂惯了枪的手。他手上戴金戒指，可手指头上没有戒印子，那是借的，借来的东西戴不惯。’”
“马队长说：‘那打死人呢？’”
“赛半仙顿了顿，说：‘他左耳朵里有一根白毛。人开枪打死过人的那一年，耳朵里会长一根白毛。’”
我愣了一下：“这是什么道理？”
“没道理。”老周把手一拍，“可那兵撩开耳朵一看，真有。”
“马队长摸了摸自己的耳朵，什么也没说，上轿走了。从那以后，再没找过他。”
风从街上卷过去，卷起一层薄薄的土。我半天没说话。
老周看着我，说：“你当我说这个，是让你信他？”
“那你是让我别去？”
“我是让你当心。”老周说，“他要是骗子，你顶多丢几个铜子。他要不是骗子——你想问的那件事，未必是你想听的答案。”
那天夜里我想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把鞋刷了，把长衫的下摆抻平，往鼓楼走去。
走到半路，我又折了回来。
四、城里的说法
那句话说得早了三天。我又在城里转了三日，把能问的人都问了一遍。
我不是要打听他的神通，我是要找出他的破绽。我想：一个人再能看，也看不出一城的底细；只要他能，那必是有个来路。找到那个来路，我就不必怕他了。
我先去的城东屠户家。
王三正在院子里磨刀，一条油布围裙，围裙上的血渍洗得发黑。他听我说完来意，拿大拇指试了试刀锋，头也没抬。
“他算得对。”王三说，“我三岁半才断的奶，这话我一直记得。”
“你记得？三岁的事你记得？”
“我不记得。”他把刀往石头上一按，“是我娘说的。我娘说过一回，我记住了。她说那年我哭了小半年，谁抱都不行，非得她抱着在灶房转。我爹烦了，说这孩子再哭我就把他炖了。我爹一边说一边磨刀——他是真要杀猪，第二天要出摊。”
“那我问你，”我说，“你头一个字是不是‘刀’？”
王三停了一下，抬起头。
“我娘没说过这个。”
“那你——”
“我记事早。”他说，“我记得我够不着灶台，记得灶台上那口黑锅，记得我爹蹲在门口磨刀，磨一下，刀上就亮一下。我还记得我想说话，说不出来，嘴里全是口水。”他把刀举起来，对着日头看了看，“头一个字是不是刀，我不知道。可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从屠户家出来，我心里那点得意就没了。
我又去了西街的豆腐摊。李寡妇正拿一块湿布盖豆腐，手上全是碱水泡出来的白皮。她听我提起赛半仙，先把布往盆里一扔。
“那老东西。”她说。
“他算错了？”
“他算得对。”李寡妇说，“可他算得对，不算本事。”
我听不懂。
她拿围裙擦了擦手：“我跟你说，那年他跟我说姓郭的，左耳后头一颗痣。我当时骂他，回家骂了半宿。你猜我第二天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
“我把这话跟我兄弟说了。”她说，“我兄弟在玉门做木匠。我说你替我打听打听，有没有这么个人。我兄弟说我疯了。我说你打听去。”
“打了八年？”
“打了八年。”李寡妇说，“第八年上，真来了。姓郭，左耳后头一颗痣，会修车。我兄弟托人捎的信，说这个人老实，没娶过。”
她低头把豆腐一块一块摆正，摆得整整齐齐。
“我嫁他，不是因为他算准了。”她说，“是因为我等了八年，等成了一句笑话。我要是不嫁，我这辈子就成笑话了。”
我在她摊子前站了很久。她的豆腐白得像雪，一块一块，方方正正，摆在一个旧木盘里。
最后我去的是铁匠铺。
铁匠姓赵，铺子在城北，门口堆着废铁，风一过就是一股锈味。老赵不在，他媳妇在。五十来岁的妇人，头发白了一半，正拿一把小锤敲一块烧红的铁，敲得极轻，像在敲一件瓷器。
我说明了来意。她放下锤子，看了我半天。
“你问的是石头的事？”
“石头是谁？”
她没答，转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纸。纸已经黄透了，边上磨得起了毛，中间有一道折痕，看样子被人反复对折过许多次。
她把纸递给我。
上面只有一句话，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
“我想看看水是什么样。”
我抬头看她。
“我儿子。”她说，“六岁上，赛半仙说他犯水。”
“就三个字。”她说，“我抱着娃去算八字，看该不该送去念书。他看了娃一眼，说：‘这娃犯水。’”
“我回来就哭。他爹是条汉子，说哭什么，犯水就避水。从那天起，石头不许出城门，不许近井台，不许去河边。洗脸的水我端到跟前，洗完就泼墙根。他长到十岁，没见过踏实河。”
“娃长得白，白得像面。别家娃在河里扑腾，他坐门槛上看。他不会水，见水就怕。有一年夏天他偷着跑到井台边，往下看了一眼，回来做了三天噩梦，半夜坐起来喊娘。”
她顿了顿，锤子还攥在手里。
“十七岁那年春天，他走了。走了三十里，到踏实河，下了水。”
“捞上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水草。”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风把门口的铁屑吹得沙沙响。
“他为什么要去？”我问。
“不知道。”她说，“我就知道，那十七年，他没一天不在想水。”
她把那张纸收回去，仔细地折好，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贴身的衣襟里。
“这话我跟谁都没说过。”她说，“我跟你说了，你别到处传。”
我点头。
“赛半仙也算错了。”我说，“他说那孩子犯水，可那孩子是被他自己关起来的。”
老赵媳妇摇了摇头。
“他没算错。”她说，“我娃就是犯水。”
“可要不是那句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打断我，“我知道。这十七年，我天天在想这一件事，想得夜里睡不着，想得头发都白了。我想明白了：那句话是根绳子，我自己拿它拴了我娃十七年。他最后走那三十里，不是去死，是去把那根绳子解开。”
她把院门推开，让风进来。
“你去问他吧。”她说，“你问他一句，他算的是命，还是绳子。”
五、鼓楼底下
鼓楼底下有块背风的空地，摆着三四个摊子：卖针线的，补锅的，剃头的。最里头一张桌子，缺了一个角，用砖垫着。
桌上铺一块蓝布，洗得发白。布上三个墨字：赛半仙。字确实是歪的，横不平，竖不直，可一笔一划都很重，像是拿刀刻出来的，不像写的。
桌角搁着一壶茶，一个粗瓷碗，几枚铜钱，一把蒲扇。桌腿边靠着一块小木牌，四个字：
不论生死。
我去得早，前头只有一个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媳妇，抱着孩子，站在桌边不说话。
柳三坐在桌后头。比我想的老。六十七的人，瘦得像一根晒干的梭梭，一件青布短褂，袖口挽到小臂，胳膊上全是筋。眼睛半眯着，眼皮耷拉下来，遮了小半个眼珠。
他不看人。
我把这话说早了。他不是不看，他是看得地方不对。他看手，看鞋，看人站着的时候重心往哪只脚上压。脸他是不看的，一眼都不看。
那媳妇把一只手放在桌上。
柳三低下头，看了很久。
“你男人出门四个月了。”他说。
媳妇的嘴唇动了一下。
“往北去的。”他说，“不是去做买卖。是躲。”
媳妇忽然就哭了，抱着孩子蹲下去。
柳三没劝。他把茶碗往她那边推了推，等她哭完。
“他秋天回来。”他说，“回来的时候身上没钱，你别问他。”
媳妇抹了脸，从怀里摸出两个铜子放在桌上，走了。
柳三把铜子收进袖子里，然后把桌上那本东西翻开——我这才看见，蓝布底下压着一个本子，毛边纸的，订得很厚。他拿一截铅笔头，在本子上写了几笔。
写完，他抬头。
“坐。”
我坐下。
“手。”
我把手伸出去，搁在蓝布上。他没有碰我，只是低头看。看我的手心，看我的指节，看我的指甲，看了很久。
“你从东边来。”
“你怎么知道。”
“你鞋上的土是红的。”他说，“最上面这一层，是瓜州东边三十里的红胶土。中间夹着一层黄沙，那是永昌、山丹一带的。鞋帮缝里还嵌着一点灰土，黏，那是坝上的土——凉州城外的。”
“你从凉州来。走了十一天。”
我心里一紧。
“你念过书。”他说。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你右手中指第二节有个坑，是握笔握出来的。你握得太靠下，压着肉。”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是他头一回看我脸，“识字的人多，握笔握成这样的少。你这姿势是跟一个老先生学的，他没纠正你。”
我嗓子发干。
“你家里刚死了人。”他说。
“你说什么？”
“你脚上这双鞋，鞋头蒙着白布。”他说，“孝鞋。布还新着，人走不满一年。”
我把手缩回来，压在膝盖上。
“死的是你娘。”他说。
我不说话了。风从鼓楼那头过来，掀了掀蓝布的一角。
“三月里走的。”他说，“走的那天，下了雪。”
那一下，我后脊梁上像被人浇了一瓢井水。
凉州三月下雪，不稀奇。可我娘走的那夜，雪下得很大，压塌了院里那架葡萄。这件事，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从凉州走到瓜州，十一天，没跟任何人提过一个字。
我盯着他。他的眼睛还是半眯着，像两扇关了一半的门。
“你娘临走，跟你说了句话。”
我听着自己的心跳。
“她让你把你爹找回来。”
我把茶碗碰倒了。茶水在蓝布上漫开，把那三个墨字洇湿了一个角。柳三伸手把碗扶起来，用袖子把水擦了，动作很慢，一点也不急。
“你到底是谁？”我说。
“我是柳三。”他说，“鼓楼底下算命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
他没答。他把蒲扇拿起来，扇了两下，又放下。
“你爹叫沈长庚。”他说。
我整个人木在那儿。
这个名字，我在瓜州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老周不知道，车马店里的伙计不知道，连登记店簿的时候我都只写了“沈怀安，凉州人，寻亲”。
“他在哪儿？”我问。
柳三不答。
“我问你他在哪儿。”
他还是不答。他伸手，把桌腿边那块小木牌扶正了，让那四个字正对着我。
不论生死。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爹死了二十年了。你说不论生死，我爹已经死了，你论一论。”
“不论。”他说。
“为什么？”
“不论就是不论。”
我站起来，桌子被我顶得一晃，茶壶盖响了一声。我站了半天，发现自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又坐下了。
“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短，一闪就没了，像水面上的鱼。
“你明天再来。”他说。
“我不明天来。我今天就坐在这儿。”
“你坐。”他说，“坐到天黑也行。可我今天不说了。”
我坐着没动，坐了很久。太阳从鼓楼东边挪到西边，剃头的摊子收了，补锅的也收了，街上的人影拉得老长。
柳三一直没再说话。他收拾东西，把蓝布叠成四方，把本子塞进怀里，把铜钱装进一个布口袋。做完这些，他站在桌边，等我。
“你走的时候，”他说，“跟我说一件事。”
“我没有什么跟你说的。”
“那说你娘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
“王秀莲。”我说。
柳三点了点头。
“成了。”他说。
他弯腰把那张缺角的桌子扛到肩上——一个六十七岁的人，扛着一张桌子，走得比我还稳——往东边那条巷子去了。
我站在原地，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这一路走过来，是带着满身的东西来的。鞋上的土，手上的坑，鞋头的白布，还有我娘的名字。他一样一样地捡，捡了满满一怀。
可雪那件事，他捡不走。
六、账
那一夜我没合眼。
我躺在炕上，把每一句话翻来覆去地想。土，手，鞋，名字——这些都有来路，我认。可雪没有来路。我娘临终那句话也没有来路。
天不亮我就起来了。老周在灶房烧火，我跟他说我要去柳三家。
老周往灶膛里塞了根柴，说：“他住在鼓楼东头第二家，门口有块石头，上头搁着半截磨刀石。”
“他不锁门？”
“不锁。”老周说，“他说锁是给有东西的人用的。”
我找到那间土房的时候，天刚发白。门虚掩着，推开就是一股纸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味，还有一点旱烟。
屋里没有点灯。
等眼睛习惯了黑，我才看清，四面墙从地到梁，全是一摞一摞的本子。麻绳捆着，一摞摞码上去，摞到人够不着的地方，就拿木头顶着。每一摞上头贴着一张纸条，写着姓，写着年份。
我在屋子中间站着，觉得自己是站在一口井的井底。
我随手抽了一本。
封皮上贴的纸条写：王三，光绪二十年至民国十八年。
翻开第一页，是他出生。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七，生。母刘氏，乳不足。”
往后翻。
“三岁半，断乳。哭，夜半不能止。父磨刀，闻声止。”
“十二岁，随父学杀猪。初杀，手抖，刀落偏，猪未死，被父打。”
“十九岁，左肩为猪所拱，留疤一寸二分。”
我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民国十八年。
“正月，娶城西刘家女。”
“秋，妻病，服甘草汤。”
“腊月，得一子。”
最后一页，纸上只有一个日期，没有内容。那是这本账停下的地方。
我把本子放回去，又抽出另一本。
李寡妇。
“光绪二十六年生。父早亡，随母磨豆腐。”
“十七岁，嫁张门。”
“三十一岁，夫亡，守。”
“四十岁，有媒人来，拒。”
“是年，来问。”
然后是一行写得格外小的字，挤在页边的空白里：
“郭姓匠人，现在玉门，修车，左耳后痣。其弟在玉门做木匠。可托。”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可托”两个字，写得比别的字都轻，像写的人自己也在犹豫。
我又抽出下一本。这一本很薄。
纸条上写：赵石头，民国三年至民国二十年。
我翻开。
“民国三年生。”
“六岁，母抱来，问八字，欲送之读。观其相，眉低，耳薄，非寿者。告其母：此子犯水。”
往后一年一条，很短。
“七岁，见井，惊啼。” “九岁，问母：河是什么样。” “十岁，生辰，母煮蛋二枚，食其一，留其一，置于窗台。” “十三岁，翻墙出，至巷口，为其父捉回，跪一夜。” “十四岁，邻家女来借水桶，隔门说话，不敢见。” “十五岁，读书，先生赞其字工整。” “十六岁，夜半起，立院中看天。” “十七岁，三月十七，走。”
这一页写到这里就断了。后头是白的。整整三页白。
再往后翻，第四页上有一行字，写得很淡，铅笔都快磨平了：
“是我说的。”
我把本子合上，靠在墙上，站了很久。屋里很暗，那些纸摞在暗处，像一排一排不说话的坟。
我又抽出下面一本。
这一本是马队长的兵。
“陈德胜，河南人。”
“民国十三年，逃兵，来瓜州，坐摊前哭半日。自述：十九岁被抓丁，二十岁随队在固原剿匪，开枪，毙一人，其人着青布鞋。此后夜夜梦见青布鞋。”
“民国十八年，随马队长来，改装富商。见之即识。”
“问其左耳白毛。答：确有。我亦惊。”
“白毛之说，出《洗冤录》外传。并无此书，是我诌的。然彼信之，队长亦信之。队长摸耳而去。”
我看到这里，忍不住在黑洞洞的屋里笑出声来。笑完，背上又凉了。
再往下，是一大摞没有贴纸条的。
我蹲下去，一本一本翻。翻到第七本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封皮上没有姓，只有一个字：沈。
我把它抽出来，坐在门槛上，就着外头那点天光翻开。
第一页。
“沈长庚，凉州人。货郎。民国二年九月到瓜州，住周家车马店。”
“民国二年十月，替西街粮行看库房。月钱四百。”
“性寡言，好饮茶。夜坐店门口，望东。”
“常言其子，三岁，能唤爹。名曰怀安。”
我把书按在膝盖上，半天没翻下一页。
门槛外头，日头已经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的沙地上，一格一格的，是窗棂的影子。远处有驴叫，有婆姨喊孩子吃饭，有一把扫帚在扫街。
我坐在那儿，眼泪掉下来，砸在纸上，把“怀安”两个字洇开了。
原来他知道我的名字，不是算出来的。是我爹，二十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望东的夜里，跟人念叨出来的。
翻到最后一页。
“民国三年三月，随驼队西去，未归。”
底下，隔了很宽的一段空白，另有一种墨，颜色更深，字也更大，像是很久以后才写上去的：
“柳三负之。”
七、黑风
“看完了？”
柳三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水罐，罐口蒙着布。他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我从门槛上站起来，手里还捏着那个写着“沈”字的封皮。
“看完了。”
“看出什么来了？”
“看出来你不是算命的。”
柳三没恼。他把水罐放下，走进屋，从墙角摸出一个小泥炉，添了把柴，把水倒进壶里。
“坐吧。”他说，“这儿比你那车马店暖和。”
我没坐。
“你记得每一个人。”我说，“你记了二十年，一屋子。”
“二十年零七个月。”他纠正我，“从那天算起。”
“所以你能说出王三三岁半断奶，能说出李寡妇要嫁姓郭的，能说出那兵耳朵里有白毛。”
“白毛是我编的。”他说，“可他自己信。人心里有鬼，你给他一个说法，他就把鬼放出来了。”
“李寡妇呢？姓郭的是你找来的？”
柳三往炉子里吹了口气，火苗腾起来，把他的脸照得红一块黑一块。
“我没找。”他说，“我跟她兄弟说，玉门有个姓郭的，人老实，没娶过。就这一句。剩下的，是她自己等了八年。”
水开了，他把壶提起来，冲了两碗茶。
“那你也不能算卦。”我说，“你是在背后推人。”
“我从来不推人。”柳三说，“我只说一句他们心里已经有的话。剩下的，他们自己推自己。”
“那雪呢？”
他不说话。
“我娘走的那个夜里，凉州下大雪，压塌了院里那架葡萄。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你从哪儿知道的？”
柳三端着茶碗，好一会儿。
“那天瓜州也下了。”他说。
“凉州下雪，瓜州就一定下？”
“不一定。”
“那你——”
“我不说了。”他把茶碗放下，“有些事我说了，你就不信我了。你信我，我还有一件事能替你办。”
炉子里的柴噼啪响了一声。
“我娘那句话呢？”我追着问，“她说‘把你爹找回来’。账上没有。这句你怎么知道的？”
柳三看着炉子。
“那句是我猜的。”
“你猜的？”
“我等了二十年。”他说，“我等的就是这一句话。一个人等一句话等得久了，就知道它长什么样。”
我愣在那儿。屋里很静，能听见外头的风在墙根底下打转。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
这一回我坐下了。
“我十九岁那年，有人给我算过一卦。”他忽然说。
“算什么？”
“算我一辈子走不出瓜州，六十七岁上死在鼓楼底下。”
“你信了？”
“我信了。”柳三说，“我这辈子，就没走过。”
我看着他。
“我这辈子算得都对。”他说，“只有那一卦，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没试过。”
他把茶碗里的茶喝干了，把碗倒扣在桌上。
“你爹的事，我从头跟你说。”
民国三年，三月。
“那年我四十七，还走驼。最后一趟，往西，去哈密。”
“十一个人，十九峰骆驼。领头的姓马，回回，我们叫他马阿訇。你爹在这队里，他不走驼，他是搭伴的——他要去哈密寻个亲戚。”
“第三天下午，过了三个井子，进了戈壁。日头还老高，西边天上忽然起了一条黑线。”
“走西口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那不是云。云会动，会散。那个东西不动，像一堵墙，一直长，长得比天还高。”
“我喊趴下。都趴下，骆驼围成一圈，人钻在里头，捂住口鼻。”
“风到了。”
“我不跟你说风有多大。我只跟你说，风里有人说话。”
“真有人说话。不是一个人，是好些人，在风里头喊，喊得远远的，听不清喊什么。我们十一个人趴在一处，谁也不敢抬头。我听见有人在旁边念经，是马阿訇。念着念着，声音就没了。”
“风刮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风停了。戈壁上什么也没有，连我们自己的脚印也没有。沙子平得像刚扫过的场院。”
“我爬出来数人。十一个人，活着三个。马阿訇脸朝下趴着，早硬了。骆驼死了九峰，剩下的散了，找不着。”
“水埋了。”
“十九峰骆驼驮的水，一囊也没剩。我们就剩身上背的半囊。”
“我和你爹，还有一个姓吴的年轻娃，坐在沙上。姓吴的已经不行了，嘴里全是沙，说话像拉风箱。晌午他就没了。”
“就剩我和你爹。”
柳三停了停。炉火照着他手上的筋，一根一根，像老树根。
“你爹的腿断了。”他说，“夜里骆驼惊了，踩的。骨头从裤子里戳出来，白森森的。他自己看了还笑，说这辈子没见自己的骨头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