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 说好三年，他多写了一条】
我和沈砚的婚约写在四张纸上，说好只做三年夫妻，三年后和离，宅子归我，他另娶。第三年开春，我把契书搬去院里晒，翻到末页，看见一行不是我的字：若得一女，随母姓。
那五个字写得很小，挤在「三年为满」底下，墨色比正文深。
我叫苏锦，城南苏家绸缎庄的二女。三年前我爹盘货压了本，欠沈家八百两，年关前还不上，铺子就要抵出去。沈家三郎沈砚来铺子里看账，从午后看到上灯，把算盘推到一边，说，这账我替你还。
我爹以为他要铺子。他说，我要人。
我爹脸都白了。他又说，三年。三年后和离，宅子归她，我另娶，两不相欠。
那份契是县前街周先生写的，一式两份，我和他各执一张，中间人画了押。写到「三年为满」四个字，他让我先回去，说剩下的他自己看着办。我当时只当他嫌我在旁边站着碍事。
嫁进沈家那年我十九。沈家是城西做药材的，三进的院子，人口不杂，一个老太太，两个未嫁的姑奶奶，一个庶出的弟弟在县学念书。
头一年我学规矩。第二年起我管内账。沈家药材行的账不复杂，一个月进出几百两，我三天就能理完。理完我看出一件怪事：每月月初，铺子里都要支二百钱，记的是「码头脚行」。这笔钱从我进门前三年就有，一直没断。我问过他，他说是旧账，照付就是。我没再问，只把这笔钱一笔一笔抄在自己的小册子上。
第三年，我替他把三门媒挡了回去——城东布行的女儿，他表姑家的外甥女，还有一个是县丞的侄女。每回有人上门，老太太就让我陪着说话，我就坐在那儿，把沈家的开销一笔一笔说给人家听，说到第三笔，人家自己就起身了。
最末一回是县丞的侄女。她坐在堂上，眼睛一直往花厅那边看，问我，这宅子是谁的。我说，三年后是我的。她脸就变了，把茶盏搁下，说家里还有事，起身走了。老太太送她到门口，回来对我说，你这话说得太实。我说，契上写着，我不实说，倒是骗人。
他那天回来得早，站在天井里，把这段话听完了。他没添一句，只说，你做得对。
他从不问这些事。他每天在铺子里待到很晚，回来时我房里灯还亮着，他就在门外站一会儿，说一句早些睡。
三年里我们分房。他的房门朝东，我的朝西，中间隔着一个天井。下雨的时候，两边的檐水都落到天井里，声音重合在一起。
我原以为他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能替他挡媒、能替他管账、能在老太太跟前坐得住的沈三夫人。三年一到，我拿宅子，他清净。
所以看见那行字的时候，我心里是凉的。
若得一女，随母姓。他连孩子都算进去了，却没算我愿不愿意。更要紧的是，这话不该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都是要拿来论价的。
我把契书收起来，第二天去了县前街。
周先生的铺子还在，柜上摆着写好的讼状和婚书。我说我要三年前那份底稿。他说底稿不留。我给了他两吊钱，他从柜底翻出来一张发黄的纸。
底稿上从头到尾没有那一行。
我又问墨。周先生把纸凑到窗下看，说，底稿是桐油墨，我这里一直用这个；你那正契末页的字是松烟，味道不一样，你闻闻。
我闻了。松烟有一股淡淡的焦味。他书房里的墨，就是松烟。
我把底稿揣回来，晚上去了他书房。
他正在磨墨。我把两张纸摊在桌上，问他，这一行是谁添的。
他看了一眼，说，你再看看。
我看不出别的。那天夜里我没睡，把他这三年留给我的字条都翻出来——米在灶上，药在第二格，天冷加衣，门闩我换过了，一共七张。他写字有个毛病，「苏」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挑得很轻，像怕把纸戳破。
那个毛病是跟我学的。我爹教过我写字，说苏家的「苏」，草头要活，最后一笔要往上挑，像一匹布挑起来抖开。我记账记了三年，他坐在旁边看了三年。
正契末页那行字里没有苏字。可他写「母」字的那一横，收笔也往上挑。
我把两张纸对着灯看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不问了，走。
第三年三月，我去老太太院里请辞。
老太太正在拣药，听我说完，把手里那把枸杞放回笸箩。她说，你先坐。然后让人把院门关上，从柜子最底下拿出一个旧木匣。
匣子里是一张庚帖，纸边都脆了。
永安十一年，沈砚九岁，在城西码头落水。那天正逢上游放闸，水急。捞他上来的是一只运绸的船。船上有个五岁的丫头，蹲在船板上看他吐水，看他哭，从兜里掏了一块麦芽糖塞到他手里，说，你别哭，我爹说糖能压惊。
那丫头上船板的时候磕了一下，掉了一颗门牙。
庚帖背面有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得很用力，把纸背都压出了印：苏家船，五岁，缺一门牙，八月十六。
八月十六是我的生辰。
我拿着那张庚帖，手指头发麻。老太太说，他回来以后发了三天烧，烧退了就天天往码头跑。跑了半年，苏家的船换了埠，找不着了。后来他自己托人打听了十年，去年才打听着。
我忽然想起账上那笔每月二百钱，记的是「码头脚行」，付了三年。那不是旧账。那是他托人在码头上问一条换了埠的船。
我问，他为什么不早说。
老太太说，他说，人家一家子等着米下锅，他要是拿八百两去换一门亲，那是买。他不肯买。
我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老太太又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写三年。他说三年够了。三年里他要是留不住人，那就是留不住，不能拿恩情压着人家过一辈子。
我问，那孩子随母姓那一条呢。
老太太笑了一下，说，你爹就你们两个女儿，苏家的字号往后没人接。他怕你为这个不肯留，就先替你把这条写上了。
我那天没请成辞。回到院里，他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推门进去，他抬头看我，手里还捏着墨锭。
我把契书摊在他面前，拿起他的笔，在「三年为满」四个字上划了一道。
他愣了一下。
我说，划了。
他说，划了以后就没有期限了。
我说，我知道。
他把墨锭放下，手在袖子上擦了两下，才伸过来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他看了很久，我看见他耳朵红了。
后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写「母」字那一横要往上挑。
他说，你记账记了三年，我看了三年。
我把契书折起来，压在他的砚台底下。
一张纸能撕，能烧，能当庭作废。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算进自己的以后，这件事撕不掉。
老太太临出门时说了一句，祠堂牌位底下还压着一封信，他说等你问起那天再给你。
我没去拿。我想等他自己拿出来。
【第二篇 · 花轿抬错门，正好】
我叫江莞，城南米行的二女。换亲那日，两顶花轿从南门巷出去，一顶往东去柳家，一顶往北去顾家，走到巷口，抬轿的把轿杆上系的红绳看岔了——我进了柳家，我姐姐进了顾家。
姐姐江芸大我两岁，许的是城北顾家二郎。顾家二郎去年冬天咳血，大夫说熬不过春，顾家老太太要冲喜。我娘不肯，说姑娘不能往死里嫁。顾家退了一步，说换亲——顾家的姑娘嫁给我哥哥，我们家的女儿进顾家的门，两家算扯平。
柳家那门亲，原本是我的。柳家三郎柳昀，在城东开了两间书铺。我爹说这人家底薄，但是个老实读书的。这门亲定了一年多，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两顶轿子同一天出门，是我娘的主意。她说一天办两桩事，省一份喜钱。
我坐在轿里，听外头的锣声忽远忽近。轿子停下，有人掀帘，一只手伸进来。我扶着那只手下来，踩过火盆，拜了堂，被送进洞房。
盖头掀开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穿青衫的年轻人站在三步外，手里还捏着秤杆。
他没说话，先把门关上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这里是柳家还是顾家。
他说，柳家。
我说，那错了。我姐姐才是嫁柳家的。我该去顾家。
他把秤杆放到桌上，说，你坐。然后倒了杯茶推过来，说，先喝口水，外头乱。
外头是真的乱。不到半个时辰，柳家的管家跑进来，脸都白了，说顾家那边掀了盖头，新娘子不对，顾家老太太拄着拐杖在院里骂，说要换回来。
柳昀问，顾家那边现在是谁。
管家说，是江家大姑娘。
柳昀说，那就对了。
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摊在桌上。是婚书。上头写着：柳家三郎柳昀，聘沈氏次女，生辰八月十六。
我看着那行字，抬头看他。他说，我聘的是你。
我说，可庚帖是媒人递的，媒人递错了。
他说，媒人没递错。
我那天没再说话。夜里我睡在里间，他睡在外间的榻上，中间隔着一道帘子。我听见他翻了几次身，还听见他起来喝水，水壶碰在桌上，磕了一下。
第二天天没亮，我先绕去了顾家。
顾家的门房认出我，把我拦在影壁外头。顾家老太太拄着拐杖出来，看了我一眼，说，你还敢来。我说，我来看看我姐姐。她说，你姐姐好好的，你回去。我说，我就在这儿站一会儿。
我在影壁外站到天色发白，看见我姐姐从月亮门那边出来，头发还散着，手里端着一盆水。她看见我，把盆放下，走过来，隔着门说，莞莞，我不换。我说，我知道。她说，他今早睁眼了，问我冷不冷。
她说完就回去了。顾家老太太在院里咳了一声，让人把门关上。
我从顾家出来，直接去了轿行。
抬轿的六个人正在院里吃粥。我问他们红绳的事。一个年长的把碗放下，抹了抹嘴，说，姑娘，不瞒你。前一晚柳家三郎来过，给了我们一人二百钱，让我们把两顶轿子的红绳换了。他说，怕走岔了。
我说，他让你们换，你们就换？
他说，他说是怕走岔。我们想着，人家自己的亲事，自己心里有数。
我从轿行出来，站在街上想了很久。日头很好，卖糖人的在敲小锣。我忽然想起三年前的一桩事。
那年柳家老太太咳喘，咳得夜里睡不着。柳昀在外地进书，家里只有一个老仆。我替我家米行去药铺结账，碰见那老仆抓药钱不够，站在柜台前翻口袋。我替他付了。后来那一剂药吃完了，老仆又来抓，我又付了。前后三个月，一共四百二十文。
我在药铺留过三张字条，写「药钱下月补」，落款写「沈二」。我不肯写全名，怕我娘知道我在外头替人垫钱。
那三张字条，我早忘了。
我回了柳家。他正在铺子里理书，见我进来，站起来，手在衣襟上擦了一下。
我说，四百二十文。
他愣了一下。
我说，三年前，柳家老太太的药钱，四百二十文。字条上写「药钱下月补」，落款「沈二」。
他没说话，转身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木匣。匣子里三张字条，都压平了，边角磨得起了毛。
他说，我按三分的利算了三年，一共五百八十七文。
我说，我还得上。
他说，我知道你还得上。所以我把利钱免了，你把这三年补给我。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笑。我说，你连我要不要都替我想好了。
他说，我想了三年。
那天午后，柳家老太太让人扶着过来了。她咳了三年，如今能自己在院里走半圈。她拉着我的手，手心很干，说，姑娘，我这咳嗽，是三年前一副一副药喝好的。我只知道付钱的人署「沈二」，别的不知道。
我说，那是我。
她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钱还你。他说，还了钱，这条线就断了。
我说，什么线。
她说，找你这条线。
我说，那顾家那边呢。
他说，顾家二郎今早醒了。你姐姐坐在床边剥橘子，剥了一半给他。她跟你娘说，她不换。
我愣了一下。他把柜上的书摞好，说，你姐姐不是被我换过去的，是她自己点的头。
第三天，姐姐托人送来一只小木匣。匣子里是两颗乳牙，一只是我的，一只是她的，还有一张小时候在河滩上埋的纸条。纸条上原本写着「谁先嫁，谁先请酒」，后头一句被人划掉，重新写了一行——谁先嫁，谁先把另一人的嫁妆抬过去。
我姐姐的字。
我拿着那张纸条坐在廊下，笑了一场。
后来我问过我娘，那天她为什么非要一天办两桩事。我娘说，她怕我姐姐到了顾家门口反悔，跑回来。她说，两个姑娘一起出门，谁都不好回头。
我和姐姐谁都不是被换出去的东西。两顶轿子在巷口走岔了一次，我们各自走到了愿意留的那一户门口。姐姐留在了顾家，顾家二郎开春后能下地走路了，扶着墙走到院里看那棵石榴树；我留在柳家，白天看铺子，晚上帮他校书。
只是我到现在还没问他，那六个轿夫的一千二百钱封口费，是跟谁借的。
【第三篇 · 我被退婚那天，他家抬了十里红妆来】
我叫周阿宁，我娘是薛家的奶娘。薛家把我退回原籍那天，县学也来退了婚，我在大门口站到日头偏西，看见街尾来了一队红妆，从巷口一直排到我的脚边。
我生下来第七天，薛家嫡出的姑娘没了，我娘把我抱进去顶了她的名字，做了十六年薛家小姐。
这事我八岁就知道了。那年我打碎了一只官窑的碗，我娘把我拉到柴房，扇了我一巴掌，说，你记着，你不是这家的姑娘，你打碎一只碗，人家能把你撵出去。
我记得。所以我十六年里没打碎过第二只碗。
薛家老太太待我极好，好得让我心里发慌。她给我做四季的衣裳，请先生教我认字，教我看账。她病重那两年，是我守在床边喂药。她走的那天拉着我的手，说，宁宁，你别怪他们。
我不怪。我只是从那天起就知道，撑着我这个身份的人不在了。
真姑娘是去年冬天找回来的。她被人卖到北边，养在一户屠户家里，十六岁，字不认得几个，见了人不敢抬头。薛家老爷把她接回来那天，在祠堂里跪了一夜。第二天族里开祠堂，查谱，把我的名字从谱上划了。
划得很干净。一竖，一横，一个叉。
婚约是同一天退的。县学教谕家的三公子，跟我定亲三年。退帖那日他娘亲自来的，客客气气，说，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如今不好办了。
我把她的帖子还了，把她送的两只银镯子也还了。
我在门口站着，是因为我在等我娘。她早上出门去求薛家老爷，说能不能让我多留两日，等找到落脚的地方再走。她一直没回来。
红妆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薛家给真姑娘备的。十里红妆，从街尾抬过来，抬到我跟前停下。
第一抬是两坛酒。第二抬是绸缎。第三抬是书，整整一箱，用油纸包着。
最后抬过来的是一顶空轿，轿帘掀着。
谢怀从轿子后头走出来，穿一身新做的青，站在我三步外。
城北盐商谢家的独子。整个县城都知道，谢家要娶的是知府家的外甥女。
我说，谢公子走错了。
他说，没走错。我来提亲。
我笑了一下。我说，我今天被退了两次婚，身上没有一分嫁妆，姓也是刚改回来的。你提什么亲。
他说，我提周阿宁的亲。
我愣住了。
我站在门口，看见他身后的轿夫在换肩，红绸在风里翻。我觉得难堪，不是他难堪，是我。一个刚被人从族谱上划掉名字的人，被这样抬着来提亲，我站不住。
我说，谢公子，你回去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今天抬十里红妆来，明天全县城就会说，薛家那个假的，攀上谢家了。我不想再替谁当话头。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轿帘放下来，说，我等你想明白。
那天下雨了。他把伞放在门槛上，自己走进雨里。
我没有答应。我跟我娘搬进城西一间租来的小屋，两间房，一个月一百二十钱。我去县衙户房改籍，排了两个时辰，花了三百钱，把姓改回周，名字用我娘给我起的那个——阿宁。
办完那天，我在街上碰见薛家的管事。他当着半条街的人说，养不熟的东西。
我没回嘴。我只是把户房给的那张纸折好，放进怀里。
回屋的路上，真姑娘追上来。她比我小一岁，个子却矮半头，手里捧着一双新纳的鞋，站得远远的。
她说，姐姐。
我说，我不是你姐姐。
她说，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这双鞋是我纳的，我娘教的。她说，你替我活了十六年，我给你纳双鞋，不算还，只算我记得。
她把鞋放在台阶上，退了两步，跑了。
那双鞋我穿了三年。鞋底纳得歪，走路硌脚，我一直没舍得换。
后来我去县学抄书。抄一卷二十文，一天能抄两卷。书库冷，我抄了一个月，手上起了冻疮。
教谕知道我改了籍，起初不肯用我，说，你这一改，学里的脸面也不好看。我说，先生，我抄的书是给学里用的，不是给我的脸面用的。他沉了一会儿，指了指书库，说，进去吧。
缺了的那两页《通志》，是他让我补的。
第三个月，谢怀来了。他抱着一只木箱，放在我桌上，说，你打开看看。
箱子里是经卷，四十七卷，都是我抄的。
他拿起一卷，翻到末页。末页右下角有三个很小的字：周阿宁抄。
我抄书有个毛病，总想在末页留点什么。头半年我写「薛宁」，写到手酸，觉得那不是我；后来改成一个「宁」字；再后来，我把三个字都写全了。
他说，我找的就是这三个字。
我说，三年前那桩事，我作证的时候签的是薛宁。
他说，我知道。可你那本抄本末页写的是周阿宁。
三年前县学丢了一部《通志》，说是他偷去卖了。他家里拿得出钱赔，可他不肯赔，说赔了就是认了。那部书我抄过，抄本在我手里。我拿着抄本去县学，当着教谕和三位先生的面，把第七卷缺的那两页念了出来。偷书的人撕了两页，抄本上全。
作证那日我签了薛宁。
他指着抄本末页那三个字说，那天我看见这个，就知道签名的那个不是真的。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他拿来一张字条。是我作证那天写的口述，末尾一个「宁」字，宝盖头少了一点。他说，我认字认了二十年，头一回见人把宝盖头写成这样。
我说，我小时候先生教得急，一直改不过来。
他说，不用改。
我嫁给他的那天，红妆是从街尾抬过来的，跟那天一样。薛家老太太要是还在，大概会站在门口看。
薛家现在的老太太来了，站在巷口，隔着半条街，手里攥着一个旧襁褓。襁褓角上绣着一个「周」字，是我娘当年抱我进薛家时包着我的那一块。
她站了很久，没走进来。
我让喜娘去请。她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我娘在我旁边说，她大概是来还东西的。
我说，那就等她下回再来。
被退掉的不是我，是那个借来的名字。这十六年我替别人活着，从今往后，我抄的每一页书，末页都落我自己的款。
【第四篇 · 账房先生把我的月钱记成了聘礼】
我在裴家绸缎庄做了两年十一个月账房，抵我爹欠的六百两。第三年开春核账，我发现每月二两的月钱，被人记成了「聘礼预付」，一共三十六两。
契上写明：三年工钱抵债，期满归还，不得议婚。
「不得议婚」四个字是我爹坚持要写的。他说，我闺女是去抵债，不是去许人。
裴家绸缎庄在城西，三间门面，后院是库房。管事的是裴家养子裴清和，二十七八岁，话少，算盘打得比我快。我头一天上工，他把三年的旧账推给我，说，先从这些看起，看完了再记账。
那批旧账我看了四十天。有几笔烂账，是裴家旁支拿了货不结钱。我列了一张单子给他，他看完只说了一句：以后你直接去要。
我去要了。二房那边在城北，院子比铺子气派。二房娘子听我报完数，把账本摔在我脸上，说，一个抵债的丫头，也配来问我讨钱。
我把账本从地上捡起来，一页一页拍干净，说，太太，这八十七两是铺子的货，货出了门，钱就得回铺子。您要是不认，我明天再来。
我去了三回。第三回她把银子推出来，说，拿走，别再来。
我把银子抬回铺子，他在门口接。我说，要回来了。他看了一眼我的脸，说，谁打的。
我说，没人打我，是我自己没让开。
他把银子接过去，转身拿了一小罐药膏放在我桌上，说，脸上有印子。
那罐药膏我用了半个月。他记在铺子账上，写「库房耗材」。
他每天给我添一碗甜汤。银耳、红枣、桂圆，冬天换成姜糖。我记账的时候把甜汤记成「耗材·糖」，一个月三十文。他看见了，什么也没说。
有一回我端着碗说，这汤记「耗材」不公道，糖是钱，火是钱，你的工夫也是钱。
他说，那你记「工钱外」。
我说，记工钱外，我岂不是白吃。
他说，白吃就白吃。
我说，你这铺子迟早要被我吃空。
他说，吃空了再开一间。
第一年年底，他把账本拿过去翻了一遍，翻到「耗材·糖」那一页，停了一下，又合上了。
第二年我病了一场，起不来床。他把账本抱到我租的屋子里，让我躺着念，他记。我那间屋子漏风，他第二天就叫人把窗纸换了，还添了一个炭盆。炭钱他记在铺子账上，写「库房防潮」。
我当他是个好东家。
第二年夏天，裴家二房的老夫人来过一趟铺子。她坐在柜前的椅子上，看我把一叠送货单按日子排好，忽然说，这丫头手稳，说给老二家的小子吧，也算给她爹把债了了。
我在柜台后头站着，手里的单子没敢动。
裴清和说，姨娘，这不合规矩。
她说，什么规矩。
他说，契上写着，不得议婚。
老夫人笑了一声，说，你还真拿那张纸当令箭。她起身走了。
那天他没跟我说一句话。晚上收铺，他把柜上的灯芯剪短了一截，说，早些回去。
第三年开春盘账，我在总账背面发现一张小条，是他的字：每月二两，转「聘礼预付」，累计三十六两。
我拿着那张条在他书房门口站了半个时辰。
我以为他要扣我工钱。三年工钱七十二两，抵六百两债本来就不够，若再扣三十六两，我爹那张欠条就还要拖一年。或者更坏——他把我的月钱记成聘礼，是要拿这个名目把我扣在这铺子里，说债没清，人也不能走。
我推门进去，把条子放在他面前。
他抬头看我，说，你翻到背面了。
我说，顾管事，我爹的债我认，工钱怎么算我也认。可这三十六两记成聘礼，我不能认。
他没解释。他说，你先别急。
我不急。我去了钱庄。
裴家在城南钱庄有一个户头。我拿着铺子的对牌去问，掌柜翻了账，说，是有这么一个户头，三十六两，一分没动。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户名是我。
我站在钱庄柜台前，手心出汗。三十六两，每月二两，两年十一个月，一分不少。
我转头去了裴家老宅。
裴家老太太正在院里晒陈皮。她听我说完，先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碗陈皮水，然后进屋拿出一个木匣。匣子里是那份契约的原本。
她把契纸翻到最后一页，从封皮的夹层里抽出一张更薄的纸。纸上有一行小字，墨色已经发灰：
三年期满，两厢情愿者，聘礼即月钱，月钱即聘礼。
我说，这是他添的。
老太太说，是他添的。可这条不是他编的。
她说，我当年进这个门，也是这么进来的。裴家那时候只有一间铺子，账房先生姓周。我爹把铺子盘出去那年，我十六岁。账房先生替我把三年的月钱一文一文存着，存到第四年，抬了六抬聘礼来，说，钱是她的，人是我的。
她说，后来裴家发达了，规矩就忘了。清和是养子，不是亲生。他要用这条老规矩，得自己把字写上去。
我拿着那张纸，半天说不出话。
老太太又说，你知道「不得议婚」那四个字是谁让加的？
我说，我爹。
她说，是你爹提的，他也认了。他要是不认，你爹那脾气，这桩事当场就散了。
我说，他为什么认。
老太太说，他怕裴家旁支先替你说亲。你进铺子第三个月，族里就有人提，说这个小账房不错，说给老二家的儿子。他把话压下去了。压下去的法子是，自己先写上「不得议婚」。
我回铺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还在灯下算账。
我把契约放在他桌上，说，三年期满，我不走了。
他手里的笔停了一下，笔尖上的墨滴在账本上，晕开一小团。
他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走了。可我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把笔搁下，说，早说了，你答应，我不知道你是答应我，还是答应那六百两。
我没话说了。
三年期满那天，我在总账最后一页记了一笔：聘礼三十六两，已收。
他从后头把印鉴匣推过来，说，从今天起，账你管。
我说，你呢。
他说，我管添汤。
我把印鉴匣打开，底下压着一张字条，纸都黄了，是他父亲的字，写得很短：若她不肯，别强留。
他一直没给我看。
三年头一天我进这铺子，是一笔债。三年最后一天，是一笔聘礼。同一本账，两种算法，差的是有没有人把你当人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