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末日题材短篇小说
题记：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
可复制正文
卷一 · 前夜
第一章 新邻居
1999年的夏天，张全出生在南方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里。城市临江，老城区挤着成片的六层居民楼，楼道窄，光线暗，扶手是铁皮的，油漆掉了一半，露出锈。张全家住在三单元三楼，两室一厅，五十来个平方，阳台朝南，晾衣绳上常年挂着他父亲的工装和他母亲的花衬衫。
张全十岁那年，是2009年。秋天来得迟，桂花把整条街熏得发甜，他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要数路边的梧桐叶子，一片一片地数到楼下，常常数到一半就忘了数到几。他父亲在机床厂当钳工，手上的茧比鞋底还硬；母亲在街对面的毛巾厂上三班倒，下了夜班回来，眼睛红红的，还要给他做早饭。一家三口的日子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像这座城市里大多数人家一样，按部就班地过。
新邻居是在十月的一个下午搬来的。张全放学回来，看见楼下停着一辆半旧的卡车，车斗里立着一个衣柜、一张铁床、几口麻袋和两只行李箱，箱子上的托运标签还贴着，是外文的，他一个也不认识。两个搬运工正往楼上抬衣柜，吆喝着号子，楼道里塞得满满当当，三楼拐角处站着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个子高，瘦，皮肤黑得发亮，是那种晒出来的黑，黑里头透着红。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袖子卷到小臂，两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搬运工干活，也不说话。有人从楼道里经过，他就往边上让一让，点一下头，脸上看不出笑，也看不出不笑。
张全提着书包站在一楼楼梯口，仰头看了一会儿。那人似乎感觉到了目光，低头看了他一眼。四目相对，对方什么也没说，又把目光移开了，移得很快，好像多看一眼都费力气。张全的母亲后来告诉他，那是新搬来的邻居，姓陈，在非洲待了快十年，是单位外派过去的，做援建的，今年合同到期才回来，一个人，没见着有什么家人。
"妈，外面这个是这是新来的邻居吗？"张全问。
母亲点了点头说，"听说是非洲援建回来的，好像就他一个人"
那天夜里，楼道里传来搬动家具的声响，断断续续的，像是有人在把东西拖到墙角，又像是把什么很重的东西放下来，再拖回去。张全趴在桌上写作业，钢笔尖在作业本上沙沙地响。他听见隔壁传来一声很轻的咳嗽，然后就是长久的安静。九点半，他洗漱完上床，母亲替他掖好被角，关灯。
第一夜，什么声音也没有。
第二天傍晚，张全在楼下撞见新邻居拎着一只黑色的塑料袋上楼。袋子沉甸甸的，袋口扎得紧紧的，看不出里面是什么。那人上楼很慢，一级一级地走，像是每一步都要踩实了才迈下一步。经过张全身边时，张全闻见他身上有一股很淡的、说不清的味道，不臭，但也不像肥皂和汗混合出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沉，像是什么东西捂久了。
张全让到一边，那人也没看他，径直上了楼。
那天晚上，张全躺在床上，隔着一堵墙，第一次听见了那种声音。
起先他以为自己听岔了，是楼上谁家在剁菜，或者是水管里的气。可是那声音不像是从楼上传下来的，倒像是从墙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响。他侧过身，把耳朵贴在枕头上，听了一会儿，心里渐渐发起毛来。
那声音像什么人在吃东西。
不是吃晚饭那样快，也不是嚼花生米那样脆，而是很慢、很用力地嚼，像嘴里塞满了东西，牙齿一点一点地碾，碾碎了，咽下去，又接着嚼。湿漉漉的，黏黏的，隔着墙听不大真切，却像贴在耳边一样清楚。它响一阵，停一停，又响起来，一直不停。
张全数着那声音，数到三百多下，翻了个身，把被子蒙住头，声音还是追着他。他数不下去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半夜里醒过一次，那声音还在，细细碎碎的，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第二天早上，张全把这事说给母亲听。母亲正在厨房煎鸡蛋，油星子噼啪溅着，头也没回："隔壁搬来新人了，晚上收拾东西呢吧。"
"不像收拾东西。"张全说，"像吃东西。"
母亲顿了顿，翻着鸡蛋："吃就吃呗，人家一个人，夜里饿了，煮个面吃个夜宵，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父亲从里屋出来，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说："你妈说得对，别瞎想，好好上学。"
张全没再说话。他背上书包下楼，经过邻居家门口时，特意放慢了脚步。门关得严严实实，窗帘拉得密不透光，连一条缝都看不见。他闻见门缝里透出一丝淡淡的气味，和昨天在楼道里闻到的一样，酸酸的，沉沉的。
那天晚上，那声音又来了。
第三夜，第四夜，第五夜，没有一夜缺席。张全渐渐听出了一些门道：那声音大约在十一点钟左右响起，起先很轻，像刚睡醒的人在慢吞吞地活动，然后越来越密，越来越响，像把什么东西从沉默里拖出来，一下一下地嚼碎。有时中途会安静一小会儿，张全刚要松口气，它又响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停下来过。它一直响，响到后半夜，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才戛然而止。
张全开始失眠。他躺在床上，数羊，数到一千只羊，那声音还在。他试着把耳朵埋进枕头里，听到的却是自己心跳的声音，扑通扑通，和那咀嚼声错开，一慢一快，像两个人在墙的两边对唱。他越来越确定：那不是磨牙，不是吃夜宵，不是任何一种他熟悉的声音。
那是一个人，在吃掉什么东西。吃了很久很久。
第二章 咀嚼声
第六天夜里，张全终于忍不住了。
声音照例在十一点钟响起。那天父亲上夜班，母亲下了早班回来，坐在客厅里缝一件旧衬衫的扣子，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地响。张全披着毯子从卧室出来，站在客厅门口，说："妈，你听。"
母亲侧耳听了听。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楼上不知谁家的电视机在播新闻，声音压得很低。隔了一会儿，母亲说："听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
"隔壁。"张全说，"你仔细听。"
母亲放下针线，走到贴墙的衣柜边，把耳朵凑上去。那天墙根下堆着几袋冬储的土豆和白菜，她侧着身子，脸几乎贴到墙上。张全看见她的眉头慢慢皱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在响？"母亲退回来，脸上有点拿不准的神色，"像是谁家水管，又像是什么在啃东西。"
"我就说。"张全说，"不是水管，水管不是这么响的。"
母亲没再反驳。她走到阳台上去，隔着两家的窗户往邻居家看。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见，只隐约透出一点昏黄的光，像屋里只开了一盏小灯。母亲看了一会儿，回来把阳台门锁上，说："明天跟你爸说。"
第二天，父亲听了，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隔壁那人，我从窗户里见过，瘦得跟竹竿似的。一个人过日子，半夜里饿醒了，吃点东西，有什么好听的。你们娘俩，就是少见多怪。"
"你听一下嘛。"张全说。
父亲拗不过他，把耳朵贴到墙上听了半分钟。那声音正在高潮上，一下一下，密得像雨点。父亲的眉头也皱起来了，但他很快松开，直起腰："是有点怪。不过也就是吃东西吧。人饿了，吃东西的声音本来就不好听。"
张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没法跟父亲解释：那不是吃东西的声音。他听过父亲吃面，呼噜呼噜的，痛快；听过母亲嗑瓜子，咔咔的，脆生；听过食堂里几百人同时吃饭，那是人间最热闹的声响。而这个声音不一样——它太慢了，太用力了，太持久了。一晚上几个小时，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吃那么久，那么多，那么不知疲倦。那声音给他的感觉是：那不是"吃"，而是"啃"，是"磨"，是某种东西在用牙齿和漫长的耐心，对付一件什么很硬、很难咽下去的东西。
夜里，张全把被子蒙在头上，那声音还是清清楚楚地钻进来。他试着去辨认它到底是什么——像啃骨头？像嚼生米？像猫在半夜里撕扯什么？都不太像。他翻了个身，把耳朵贴到墙上，想听真切一点。墙是冷的，隔着一层石灰和砖头，那声音变得浑浊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包着、裹着、捂着，从那头一直闷到这一头。
忽然，声音停了。
停得非常突兀，像是被人一把掐住了喉咙。张全屏住呼吸，等着它再响起来。一秒，两秒，五秒，十秒。他听见墙那边传来一声极轻的、类似叹息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很沉的、像是什么重物从喉咙里滚过的咕噜声。
紧接着，声音又响了。比刚才更响，更快，像是受到了惊动，加快了速度，要把什么东西抢在时间前面嚼完。
张全猛地缩回被子里。他不知道为什么，后背出了一层薄汗。他想起白天的那个邻居——那人看着他时，眼睛里的光，像一口枯了很久的井，又黑又空。
第七天晚上，母亲先熬不住了。她在墙这边敲了三下，笃，笃，笃。敲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墙那头的咀嚼声停了。
一家人屏住呼吸，客厅里的挂钟走得格外响。隔了大约一分钟，那声音又响起来，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夜都要响，都要密，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把所有的耐心都丢掉了，在黑暗里横冲直撞地嚼着。
母亲脸色发白，把张全拉进里屋，关上门。父亲站在客厅里，一支烟抽了一半就掐了，说："明天我去问问社区，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那天夜里，张全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贴在墙上，墙忽然变成透明的，他看见邻居蹲在房间中央，背对着他，肩膀一动一动，低着头，不知道在吃什么。他想喊，喊不出声。那人慢慢回过头来——嘴是红的，眼睛是黑的，黑得没有一丝光。
张全吓醒了。窗外天已经蒙蒙亮，墙那头的咀嚼声正好停下来，戛然而止，像是从来不曾存在过。
楼道里开始有了一种味道。很淡，像什么东西放坏了，又像什么活物死在了哪个角落，没人发现。起先只在三楼拐角处闻得到，后来蔓延到整个楼道。住户们上下楼时都加快脚步，有人捂着鼻子，有人嘟囔一句"谁家菜放臭了"，没人愿意去追究。
第八天，张全上学，走到三楼拐角，那股味道扑面而来。他屏住呼吸，正要跑下楼梯，眼角的余光忽然扫见隔壁的门。
门缝底下，塞着半张报纸。
报纸是前天的，边角卷着，上头沾着一点暗褐色的东西，干了，硬了，像是某种液体曾经顺着门缝渗出来，又被报纸吸住。张全没有敢停下来细看，一口气跑下了楼，跑到阳光底下才停住，大口喘气。太阳照在他脸上，暖烘烘的，他却觉得后背一阵阵地发凉。
那天放学，张全没有走正门。他绕到楼后，从墙根下往上看。邻居家的窗帘依旧拉得严严实实，阳台上晾着两件衣服，灰夹克和一条深色的裤子，都蔫蔫地垂着，像是挂上去就再没有收下来过。
晚上，咀嚼声照旧。它已经成了这座楼里一个公开的秘密，像夏夜的蝉鸣，像老楼的管道声，人人听见，人人不说。只是没有人再在楼道里大声说笑了，孩子们被大人喝令着，不要在三楼拐角处停留，不要看邻居家的门，也不要问为什么。
第九天的傍晚，张全在二楼楼梯拐角，迎面撞上了邻居。
那是他第二次在白天见到这个人。他几乎没认出来。
第三章 白昼的邻居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张全要去学校补半天的课。秋天早晨的光是淡金色的，斜斜地铺在楼梯上，把铁皮扶手上的锈照得发亮。张全背着书包下楼，脚步很轻，哼着昨天晚上电视里听到的歌，拐过二楼的平台。
有人站在下面两级台阶上，正在往上走。
是邻居。
张全的脚步一下子顿住了。他张着嘴，站在楼梯上，一时忘了自己要下楼。那个人就站在他面前不到两米的地方，抬眼看着他。
那张脸，张全几乎认不出来了。
距离搬家那天才过去九天。九天前，那还是一个正常的人：黑皮肤，高个子，虽然瘦，但瘦得有精气神，走路步子稳当。而现在站在张全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的脸瘦脱了形，两颊深深地凹下去，颧骨像两块石头一样顶在皮肤下面，太阳穴那里也塌了进去，整个脑袋看上去像蒙着一层皮的骷髅。眼圈黑得吓人，不是熬夜那种青黑，而是从皮肤深处透出来的、沉沉的、洗不掉的墨色，像用毛笔画上去的，一圈套着一圈。皮肤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不是正常的白，是那种晒黑了的人骤然失血之后，从黄褐底下翻上来的惨白，白里发青，青里透灰，像一块泡了很久的、皱巴巴的纸。
他穿着那件灰夹克，领口敞着，锁骨像两根棍子一样横在喉结下方。嘴唇干裂，起了白皮，唇缝里泛着一点暗色。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棵被抽干了水分的树，枯立在楼梯上。
他站在那里，看着张全。
张全看见他的眼睛。那眼睛大而深，眼窝陷进去，眼白上布满了血丝，但奇怪的是，那样一双疲惫的眼睛里，却没有疲惫的神情。没有表情。瞳孔大得有些过分，黑沉沉的，像两口填满了淤泥的井，光落进去，就再也浮不上来。他直直地看着张全，眼珠一动也不动，像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毫无意义的物件，又像在看他，却穿透了他，看他身后那堵墙，看墙上那扇窗，看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张全的腿有点软。他想喊一声"叔叔"，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他本能地往墙边靠了靠，想从那人身边挤过去。那人没有让路，也没有动，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两级台阶上，堵住了半个楼道。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楼道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楼上谁家传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嗒，嗒，嗒。那股熟悉的、酸酸的气味从那人身上散发出来，这一次浓了很多，像把他整个人腌在什么液体里泡过。张全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他等了几秒钟，那人没有让开的意思。张全不敢看他，低着头，侧着身子，从他和墙壁之间那条窄窄的缝里挤了过去。他的书包带挂住了那人的衣角，扯了一下，那人纹丝不动，像一尊雕像。张全头也不敢回，顺着楼梯一路小跑，跑过一层，两层，一直跑到楼门口，冲到阳光底下，才敢停下来喘气。
他回头往上看。
那个人还站在二楼拐角的阴影里，没有下楼，也没有上楼，就那么站着，像一截被遗忘在楼梯上的木头。过了很久很久，张全看见他的肩膀动了一下，然后他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继续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很慢，像膝盖上坠着铅块。他走到三楼的拐角，消失在走廊的阴影里。
张全在楼下站了好一会儿。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却没有觉得暖和。他想起课本上学过的一个词：行尸走肉。当时老师解释，说那是形容一个人活着却像死了一样，没有思想，没有情感。他那时不太懂，现在忽然懂了——原来真的有一种人，走路、站着、睁着眼睛，却已经死了。
那天晚上，咀嚼声照旧响起。起得比往常还早，八点多钟，天色还没完全黑透，那声音就贴着墙响了起来。张全坐在客厅里写作业，钢笔尖悬在半空，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又缩回去了。
父亲下班回来，进门第一句话是："我跟社区的人说了。"
"怎么说？"母亲问。
"他们说，那人合同到期回来，可能有点水土不服，身体不好，让我们别多心。"父亲把外套挂上衣架，"我还问了一句，要不要去看看，社区说不用，他自己说不用。"
"他什么时候说的？"张全忽然问。
父亲愣了一下："社区的人说的。怎么了？"
张全张了张嘴，最终只说："没什么。"
他没有告诉父母白天的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说。他只是觉得，要是把那个人的样子说出来，父母大概会像往常一样说"别瞎想"，然后事情还是事情，声音还是声音，那个人还是那个人。他忽然觉得，这栋楼里的所有人，包括他的父母，都在默契地做同一件事：假装那声音不存在，假装那个邻居不存在，假装一切都很正常。
只有他在夜里听。那声音越来越响，像要把墙嚼穿。
睡觉前，张全把床头那面靠墙的柜子往墙边推了推，又推了推，让它严严实实地贴住墙。好像这样，那声音就能被挡住似的。
可是那天夜里，声音还是一样地响。它响着，响着，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野兽，在墙的那一头，把漫长的黑夜一口一口地嚼碎。
第二天早上，张全下楼时，特意绕到楼梯的另一侧，贴着扶手走。他不敢再看二楼拐角。他低着头，一口气冲到楼下，才发现自己忘了拿文具盒。
他站在楼门口，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上楼去拿了。走到二楼拐角时，他屏住呼吸，快步冲过那段楼梯，没有往邻居家门口的方向看一眼。
那个上午，张全在教室里坐立不安。老师讲什么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盯着黑板，脑子里却是那张脸：凹陷的脸颊，墨黑的眼圈，惨白的皮肤，空洞的眼神。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他就是一个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就是那样的。
可是有一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一个人生了什么样的病，才会在深夜里，那样持续不断地、不知疲倦地咀嚼呢？
第四章 空房间
又过了几天。具体是几天，张全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阵子天一天比一天短，那几天里，咀嚼声依旧每天夜里准时响起，像是墙那头住着一台永远不熄火的机器。邻居依旧白天见不着人，门口的报纸堆了三四张，有被风吹开的，边角卷着，露出半张模糊的印着字的脸。
然后警察来了。
那天是个工作日的下午，张全放学回来，远远就看见楼下停着一辆警车。警车不大，白色的，车顶的红蓝灯没有亮，安安静静地停在花坛边。楼道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警服，一个穿着深色的夹克，胸前别着工作牌，旁边还跟着一个拎着黑色公文包的社区干部。
张全背着书包，在楼门口站住了。他看见三个大人上了楼，脚步踩在楼梯上，咚咚的，比平时任何人的脚步都重。
他犹豫了一下，跟了上去，躲在二楼拐角，从墙后探出半个脑袋往上看。
三个人站在邻居家门口。警察抬手敲门，笃，笃，笃。敲了三下，没有动静。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动静。穿夹克的人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社区的！开开门！"
门里静悄悄的。
警察侧耳贴在门上听了听，摇了摇头。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举到耳边，等了很久，又放下，对旁边的人说了什么。三个人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张全看见，那个穿警服的警察后退两步，把身体侧过来，肩膀对准门锁的位置，狠狠撞了一下。
门没有开。老楼的防盗门很结实，警察退回去，又撞了第二下。第三下的时候，门框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锁舌"咔"地弹开了。门被撞开一条缝。
然后，一股气味从门缝里涌了出来。
张全站在二楼拐角，离三楼还有半层楼的距离，却清清楚楚地闻见了那股气味。那不是任何他熟悉的气味。酸，腐，甜，腥，像什么东西在密闭的房间里烂了很久很久，烂到不能再烂，又被什么力量搅动起来，把每一丝臭气都翻了出来。他胃里一阵抽搐，扶着墙干呕了两下，什么也没呕出来。
楼上的三个人也各自捂住了口鼻。穿夹克的人退得最快，一直退到楼梯口。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口罩戴上，又掏出另一只，递给社区干部。然后他推开那扇半开的门，走了进去。
张全听见屋里传来脚步声，很轻，在空荡荡的地板上响。隔了一会儿，警察退了出来，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张全看见他回头看了看屋里，又看了看门外的两个人，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张全没有听清。
社区干部跟着探头往里看了一眼，马上缩了回来，脸色煞白，扶住栏杆。
三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警察又进去转了一圈，这次走得深一些，张全听见他的脚步声在里面绕了一个来回，然后重新出现在门口。他摘下口罩，说话的声音飘下来，断断续续的："……没人……东西都在……像是好几天没住人了……"
"那这味儿……"是社区干部的声音，有点抖。
"……回头让疾控的来看看。"警察说。
三个人没有再多待。他们锁上门——锁舌已经撞坏了，只能用锁扣勉强扣住——在门上贴了两张白纸，又拉出一条黄色的警戒线，横拦在门前的走廊上。警戒线是塑料的，上面印着黑色的字，远远地看，张全认出是"严禁靠近"四个字。
三个人下楼时，张全已经缩回了墙后，屏住呼吸。等他们的脚步声下了楼，他才探出头，看见那条黄线在走廊的灯光下微微晃着，像一道无声的禁令。
那天晚上，张全把白天看见的一切说给父母听。母亲听完，沉默了很久，说："是不是屋里……死了什么人？"
"警察说没人。"张全说，"屋里没人，东西都在。"
"没人，那味儿是哪来的？"父亲皱着眉，"别是那邻居出什么事了，人走了，家里有什么东西烂了。"
"那他上哪儿去了？"母亲问。
父亲没回答。
那天夜里，张全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墙那头，没有声音。
他等了很久。十一点，十二点，一点。往常这个时候，那声音早就响起来了，像钟表一样准时。可是那一夜，什么也没有。墙那头安静得像一堵真正的墙，像从来没有人住过，像那十几天夜里的一切声响都是一场梦。
张全睁着眼睛，在黑暗里躺着，听着自己的心跳。他忽然觉得，那种声音在的时候，他害怕；声音不在了，他更害怕。他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后来的几天里，楼里传开了消息：邻居不见了。有人说他病了，被送去了医院；有人说他连夜跑了，欠了债；还有人说，警察来那天，屋里那股味儿，像是死了什么大东西，又像是人，又不像人。传言很多，没有一种能对上。住户们上下楼时依旧加快脚步，依旧绕开三楼走廊上那条黄线。张全的母亲把家里靠墙的衣柜挪了挪，在墙根下撒了一圈石灰，说是防潮。
邻居再也没有出现过。夜里再也没有咀嚼声。
张全后来常常想起那个人。想起他站在楼梯上，凹陷的脸颊，墨黑的眼圈，惨白的皮肤，空洞的眼睛。想起那些夜晚，隔着一堵墙，那些缓慢的、用力的、不知疲倦的咀嚼声。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个邻居不是一个人。或者，那个人已经不完全是人了。
他更不知道的是，这栋楼，这座城市，这个世界，正站在一道悬崖边上。而悬崖下的黑暗里，那种声音——那种缓慢的、用力的、永不知足的咀嚼声——正在慢慢地，从四面八方，向人类围拢过来。
第五章 城市病了
邻居消失后的第四天晚上，张全一家围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习惯——父亲说，不看新闻，就跟不上日子。
那天晚上的新闻，和往常不太一样。
先是本地台播了一条消息：今天上午，本市发生数起伤人事件，伤者已被送往各大医院救治，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播音员念得字正腔圆，语气平稳，但张全注意到，父亲在沙发上的坐姿变了，身体往前倾了倾，眉头拧起来。
接下来的画面切到医院门口。镜头是晃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拍的：医院的台阶上，担架一张接一张地抬进去，白布上洇着暗红的颜色。有穿白大褂的人跑进跑出，有家属追着担架哭喊，被保安拦住。镜头扫过急诊大厅，张全看见里面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坐着的，躺着的，蹲在墙角的，还有几个头上裹着纱布的，一动不动。
"怎么这么多？"母亲的声音有点发虚，"这是出什么大事了？"
新闻没有给答案。播音员又念了一遍"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然后切到了下一条，是外地抗旱的新闻。可客厅里的气氛已经变了。父亲拿起遥控器，把音量调小，又调大，又调小，最后干脆关了电视。他坐了一会儿，起身到里屋去打电话。
电话是打给张全的表舅的。表舅在市一医院后勤上干活，平时逢年过节两家才走动。父亲把门关上，声音压得低，张全趴在门缝上听，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句："……人多不多？……什么伤？……咬的？你听谁说的？……"
父亲再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母亲迎上去问，父亲摆了摆手，说："先别问。今晚把门窗关好，别出去。"
"到底怎么了？"母亲的声音提高了。
"表舅说，医院里收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被人咬伤的。"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墙外有什么东西在听，"咬人的那些，也送进去了。据说送进去的时候，人还在挣扎，几个人都按不住。医院里有人说，那样子不像打架打的，像……"他顿了顿，"像疯了。"
"疯了？"母亲重复了一遍。
"反正不像正常人。"父亲说，"表舅让我这几天别带孩子出门。说医院里已经在传，让家里有病人的都看紧点。我听着，不像好话头。"
那几天，城市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了。
学校放了半天假，说教育局统一通知，开展安全检查。张全背着书包回家，一路上看见街上的行人明显少了，店铺大多半掩着门。超市门口排着队，人们推着小车，车里装着米、面、油、方便面，还有整箱的瓶装水。收银台前有人抱着好几卷卫生纸，被人看了一眼，又讪讪地放回去两卷。张全的母亲也加入了抢购的队伍，拎回来两袋米、一箱方便面、几捆白菜，把厨房塞得满满当当。父亲下班回来，手里提着两桶纯净水，进门先反锁了门，又把阳台的窗户插销推紧，还找了一截铁丝，把窗扣缠了两圈。
"至于吗？"母亲说，"不就是有人打架伤人吗。"
"至于。"父亲说，"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你听我的，先囤着。"
张全趴在阳台上，往楼下看。楼下的花坛边，几个邻居凑在一起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时不时有人往远处张望。张全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看见小区门口多了一个岗亭，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那里，腰里别着东西，远远看去，像是枪。他没有敢多看，缩回屋里。
那天晚上，警笛声断断续续地响了一夜。不是一辆两辆，而是隔一阵就过去一辆，呜——呜——呜——，拖着长长的尾音，从窗前呼啸而过。张全躺在床上，听着那些警笛，想象着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什么。他想起了邻居，想起了那些夜里隔着墙的咀嚼声，想起警察撞开那扇门时涌出来的恶臭。
他忽然觉得，那些伤人的"人"，和那个邻居，也许是一样的。
第二天，电视里播出了更多的消息。伤人的事件不止一起，也不止本市，邻近的几座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闻的画面上，各大医院的门诊大厅挤满了人，走廊里都架起了临时床位，白大褂穿梭其间，脚步匆匆。有一个镜头，是某家医院门口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急诊床位已满，请轻症患者就近就医"。镜头只晃了一下就切走了，但张全看得清清楚楚。
"医院都满了。"父亲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喃喃地说，"这才几天。"
母亲走过来，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张全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忽然想起老师说过的话：一个城市里，医院是最后的安全网。当最后的安全网都被撑破的时候，说明进来的人，远比出去的人多。
那天晚上，张全做完作业，走到阳台上。夜色里的城市灯火通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可张全觉得，那些灯都像一只只睁着的眼睛，在黑暗里紧张地眨着。远处的某一条街上，忽然闪了一下光，紧接着是一声闷响，像什么重物砸在地上，又像是什么东西爆开了。隔了几秒钟，警笛声重新响起来，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张全退回屋里，关好阳台门。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渐渐多起来的警笛声，怎么也睡不着。
那些声音，让他想起了墙那头的咀嚼声。
都是一个样：来了，就不会轻易停。
第六章 戒严
事情很快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伤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全城戒严了。戒严是广播里通知的，当天早上，城市上空忽然响起巨大的警报声，呜——呜——呜——，一声接一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张全被吓醒了，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跑到客厅，看见父亲站在窗边，攥着窗帘，脸冲着窗外，一动不动。楼下传来扩音喇叭的声音，一个男声反复念着一句话："全市实行戒严，所有居民不得外出，居家等待通知。"
母亲从厨房出来，围裙都没解，手里攥着锅铲，愣愣地问："戒严？为啥戒严？"
父亲没回头："新闻里说，伤人的事情……压不住了。"
那天上午，学校停课了。停课通知是班主任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的，打到张全家时，班主任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只说了一句"从今天起，不用来上学了，等通知"，就挂了。张全握着听筒，站在客厅里，忽然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害怕。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没有作业、没有上课铃、没有明天要交的卷子，可他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
楼门被锁死了。小区的铁门上了锁，又加了一道铁丝，只留下一个窄窄的口子，两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守在那里。社区的工作人员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送菜、送米、送油，也送一句嘱咐："不要出门，不要下楼，有需要就喊我们。"他们戴着口罩，脚步匆匆，不进家门，把东西放在门口，敲三下门，喊一嗓子，就走了。
张全一家遵照指示，待在家里。头几天，日子还算正常。父亲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把他那个修了又修的收音机调到各个波段，听一些断断续续的新闻；母亲变着花样做饭，把囤的菜一样一样地安排，像在打一场持久的仗。张全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的街道。街上空无一人，偶尔有一辆白色的车开过，车身上印着红十字，或者印着些他看不懂的字母。再远一些的路口，站着几个人，穿着和门口那些人一样的衣服，背着枪。
"爸。"张全指着楼下，"他们背的那个，是枪吗？"
父亲走过来看了一眼，没有回答。他站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说："别看了。"
又过了几天，社区的工作人员再上门的时候，张全躲在门后，听见母亲和那人说话。母亲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连门都不让出。那人压低了声音，张全只听见几个词："……郊区……工地……建房子……"母亲又问了几句，那人的声音更低，张全把耳朵贴在门上，才勉强听清一句："我家一个亲戚，被征召去修了。他跟我说的，说政府要在郊区建一个大基地，能装好多人。"
"建基地？"父亲的声音从客厅里传过来，"打仗了？"
"不知道。"那人说，"我那亲戚是学建筑的，名牌大学毕业的，他跟我说，上面给了硬要求，要短时间出方案，能住大量人的那种。他说别的都好办，就是有一项，上面卡得特别死——"他停了一下，声音几乎变成了耳语，"要修高大的城墙，能扛得住常规炮弹的那种。"
门后，张全听得一愣一愣的。父亲沉默了几秒钟，说："扛炮弹的城墙？这得是什么仗，才要用到城墙啊？"
"反正我亲戚说，不像是一般的乱子。"那人说，"你们别出去，千万别出去。我听我亲戚那意思，这事儿，才刚开始。"
那人走后，母亲在客厅里坐了很久，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父亲没接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了几次才点着，吸了一口，说："不管真的假的，先把日子过下去。"
戒严的日子，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学校始终没有复课的通知。小区的楼门一直锁着，除了社区工作人员，谁也不能下楼。起初有邻居在楼上喊过几嗓子，说憋得慌，说要去买菜，说家里的药快吃完了，都被工作人员劝了回去。后来，连喊的人也没有了。整栋楼安静下来，白天也安安静静的，只有到了饭点，各家的厨房里才飘出一点烟火气。张全趴在窗台上看外面，看一次，空一次，再看一次，还是空。街上偶尔开过一辆军绿色的车，车斗里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头盔压得很低，脸看不大清。有一次，一辆这样的车在小区门口停了片刻，车上跳下来两个人，进了岗亭，待了一会儿，又上车走了。
"看见没？"父亲站在张全身后，"枪都扛上了。这哪是一般的乱子。"
"那咱们……"母亲的声音有点抖。
"听政府的。"父亲说，"政府说待着，就待着。政府不会丢下咱们不管。"
又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事情起了变化。先是夜里开始有枪声，不是一声两声，而是断断续续的，隔一阵响一阵，有时候密集得像过年的鞭炮。枪声从远处传来，闷闷的，像鼓点敲在人心上。楼里的人起初还紧张，后来渐渐麻木了，甚至有人开窗喊一句"又打起来了"，像在说一件平常事。张全的父母把床垫搬到客厅，一家三口睡在一起，枕头底下压着一把菜刀和一把螺丝刀。父亲说，有备无患。
枪声最密的那天夜里，张全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整个城市都在响枪，枪声像大雨一样落下来，打在窗户上，屋顶上，街道上。他跑啊跑啊，跑到一条街的尽头，看见一堵巨大的、望不到头的墙，横在天地之间。墙上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举着枪，朝墙外面开火。墙外面，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数不清，望不到边，像一片缓缓涌过来的海。
张全惊醒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枪声停了，城市安静得不像话。他躺在床上，听见楼下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一辆，两辆，三辆。然后是脚步声，很多的脚步声，从楼道里一层一层地传上来。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张全正坐在床边发呆。门敲得很响，很急，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节奏：咚，咚，咚。父亲走过去，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脸色一变，回头对他们娘俩说了一句："穿好衣服，把要紧的东西收拾好。"
门打开的时候，张全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军人。他们穿着深绿色的作训服，背着枪，腰里别着弹匣袋，脸上没有表情。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社区工作人员，张全认得他，就是那个说他亲戚在郊区修基地的人。那人冲父亲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哑："老张，政府的命令。全部撤离。带上行李，带上证件，楼下有大巴，现在就走。"
第七章 撤离
撤离来得快，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张全的母亲只来得及往旅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服、户口本、存折，又抓了两包方便面塞在包侧的口袋里。父亲把那只修了多年的旧皮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想了想，又放了回去，换了一只编织袋，把被褥和棉衣装进去。张全被母亲按在床边，换上了厚一点的外套，又往他书包里塞了两个馒头和一个搪瓷缸子。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楼道里已经站满了人。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们，此刻都拎着包、拖着行李，沉默地站在走廊里，像一群被赶上渡口的人。没有人哭闹，没有人抱怨，连平时最爱嚷嚷的那户人家也安安静静的。只有一个小女孩在哭，被她妈妈抱在怀里，哭声压得很低，像怕吵醒什么。张全看见楼下停着两辆大巴，白色的，车身上蒙着灰，车窗玻璃上贴着黑乎乎的薄膜，从外面看不清里面。
军人站在楼道口，每隔几步一个，沉默地立着。有邻居小声问："上哪儿啊？"站在前面的军人没有回答，只是做了一个"往前走"的手势。于是人群就往前走了。没有闹事的，一个也没有。大家都很安静地、很听话地，跟着队伍下楼，上车。张全被父亲拉着，挤在人群中间，脚不沾地地被带上了车。他回头看了一下自己家的窗户，窗帘还拉着，阳台上的衣服还挂着，像平时一样。他忽然觉得，那扇窗户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大巴开动的时候，张全透过窗玻璃往外看。街道空了，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早晨都要空。路边停着几辆烧过的车，骨架扭曲地塌着，玻璃碎了一地。路口设着路障，堆着沙袋，沙袋上架着枪。有军人朝大巴挥手，大巴就慢下来，检查了一下车窗上贴的通行证，又放行。车队走得很慢，走走停停，张全在车上看见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被围起来的广场，白布盖着的隆起物；拉满铁丝网的街区；还有几栋楼，楼身上留着巨大的、黑糊糊的痕迹，像是被火烧过，又像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砸过。
母亲伸手把他的头按低："别看。"
张全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还留着半个馒头，冷硬了，硌得慌。他不知道该想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像有人在车底下吃东西。
车队开了很久。城市的楼房渐渐矮下去，工厂的烟囱渐渐多起来，然后是田野，灰扑扑的，草都枯了。张全靠着车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醒来的时候，车已经停了。他抬起头，看见远处立着一道巨大的阴影。
那是墙。
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高的墙。它横亘在灰白的天地之间，像一道从天而降的堤坝，看不见两端，也看不见顶。墙是水泥的，泛着灰青色，表面粗糙，布满钢筋头和脚手架留下的孔洞，顶上还架着塔吊和钢梁，有人在上面走动，像蚂蚁一样小。墙脚下是绵延的工棚、集装箱、沙堆和碎石，推土机的轰鸣声隔着几里地都能听见。整个工地像一个巨大的、张着口的工地，正在把这道墙一点点地喂高、喂厚。
"到了。"坐在前排的军人站起来，喊了一声，"下车，跟着工作人员走，别乱跑。"
张全跟着父母下了车。风很大，吹得他睁不开眼。他被父亲拉着，混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走过了长长的通道，经过几道检查口，交出户口本，报了名字，登记，领了一张硬纸片做的号牌。工作人员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声音已经沙哑，机械地喊着："一家一户，看好孩子，认准号牌，往里走。"
他们被分到一间十几平米的隔间。隔间是集装箱改建的，铁皮墙，水泥地面，靠墙摆着一张上下铺，铺着薄薄的军绿色褥子，墙角立着一个暖水瓶和一个铁皮桶。张全的父母把行李放下，父亲在床边坐了坐，试了试床板的结实程度，说："还行。"
当天下午，广播通知所有人到广场集合。
广场很大，人更多。张全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直排到很远的地方。一个戴着话筒的工作人员站在台子上，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喇叭放大，在人群上空回荡。他说的话，张全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住了，往后的很多年里，他都忘不掉那些话。
他说：全世界都出事了。一种从非洲传出来的病毒，感染了整个世界。感染了的人，会失去理智，变得嗜血，攻击一切活的东西。不光是人，连动物——那些平时温顺的猫、狗、牛、羊——也会被感染，变成一样的怪物。政府修建基地市，就是为了把大家保护起来，挡在外面那些东西。
广场上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片声音。哭声，喊声，质问声，乱成一片。有人当场瘫坐在地上，有人冲上去揪工作人员的领子，被军人拉开。张全站在人群里，被父亲紧紧攥着手。他抬头看父亲，父亲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脸绷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母亲站在父亲另一边，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张全忽然想起了邻居。想起他凹陷的脸颊，墨黑的眼圈，惨白的皮肤，空洞的眼睛。想起那些夜里，隔着一堵墙，那缓慢的、用力的、永不知足的咀嚼声。
原来他早就见过那些怪物了。他隔着一堵墙，听了十几天。
那之后，一切就都开始了。张全的父母第二天就去报了名，加入基地市的建设队伍。母亲临走前，弯腰在张全的额头上摸了一下，说："好好待着，别乱跑。妈晚上就回来。"
父亲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很重。
那天夜里，张全躺在集装箱改造的隔间里，听着外面工地彻夜不息的轰鸣声，怎么也睡不着。半夜里，他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种声音。说不清是什么，像狼嚎，又不像；像孩子的哭声，又不像。它从墙外很远的地方传来，在夜风里拖得很长，很细，像一根线，穿过整个基地市的黑夜，钻进他的耳朵里。
张全把被子蒙住头，蜷成一团，缩在铁架床的角落里。
他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第八章 真相
基地市的生活，是从一台广播开始的。
每天早上六点，安置区的广播准时响起，先是一段军号，然后是值班员的点名，接着是当天的安排：几号工地上人，几号车间开工，哪片区域领水，哪片区域停电。广播的声音平平板板，不紧不慢，像一杆秤，把每天的日子称得清清楚楚。头几天，广播里还会念一些"安抚大家情绪"的话，说什么"形势可控"、"物资充足"，后来渐渐地，这些话也不念了，只剩下干巴巴的安排。人们也就不听了。
张全一家分到的隔间，在安置区第七排第三间。父亲被编入了城墙建设的工程队，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天黑了才回来，手套磨破一双又一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母亲先是进了食堂，帮厨，后来因为手脚麻利，被调去缝纫车间，给工人们赶制劳保服。两个人一个月能领到两次配给：一袋米，几斤菜干，一块咸肉，偶尔有一罐炼乳。炼乳是稀罕东西，母亲总留着，隔几天给张全冲一杯，糖很少，水很多，但张全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喝的东西。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起初，人们还在谈论世界：外面的城市怎么样了，亲戚朋友怎么样了，这场灾难什么时候能过去。后来，谈论的人渐渐少了。因为墙外的枪炮声一天比一天密，每天都有伤者从城墙上抬下来，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在工地上，每天也都有熟悉的面孔消失。人们开始学会不去问，不去想，只管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广播里说，这叫"稳定"。张全后来才慢慢明白，那其实是另一种东西，叫麻木。
张全在基地市的学校里念了两年书。学校是临时的，教室是集装箱拼的，课本是从各处搜来的旧书，缺页的缺页，卷角的卷角。老师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志愿者，讲起课来，粉笔灰簌簌地落，常常讲到一半，被防空警报打断，就收拾书本，带着学生往防空洞里跑。跑的次数多了，也就跑顺了。后来，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学生们甚至能一边跑一边背课文。
张全十二岁那年，学校停了。不是停课，是彻底停了——基地市颁布了新规：年满十二岁的少年，一律编入劳动编制，统一分配工作。张全被分到了食品合成车间，负责把各种植物纤维和豆类制品压制成"代餐砖"。那是一种灰褐色的、密度很大的方块，没滋没味，嚼起来像嚼锯末，但管饱。张全在流水线上站了两年，两只手被压模机的边缘磨出了茧。他后来吃饭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咀嚼很久，咬得很用力，把代餐砖一点一点地磨碎，再咽下去。同事说他吃饭太慢，他笑笑，不说话。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听——听那些年里，墙那头的声音，是不是又响起来了。
墙外的东西，张全见过一次。
那是在他来基地市的第三年，一次夜间轮班结束后，他被临时抽调去城墙上送水。城墙已经建得极高，站在墙顶，风大得能把人吹一个趔趄。他把水桶递给哨位上的士兵，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瞥见墙外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一只，是一群，影影绰绰的，像一片黑色的草，在月光下缓缓起伏。它们走得很慢，几乎没有声音，一步一步，向着城墙的方向靠拢。隔了一会儿，墙下传来枪声，几发曳光弹拖出亮线，落进那片黑影里，黑影只是顿了一顿，又继续向前。士兵喊他快下去，他抱着空桶，一路小跑下了城墙，心跳得像擂鼓。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那些在黑暗中缓缓移动的影子，想起它们的安静，想起它们的执着。它们不叫，不跑，不散，就那么一步不停地走着，像一群被什么力量驱赶着的、永远不会疲惫的东西。他想，要是城墙挡不住它们，怎么办？这个念头只冒出来一瞬，他就赶紧把它压下去了。不敢想。
四年后的一个夜晚，父亲没有回来。
那天下午，广播里播报了一条消息：城墙西段发现大规模尸潮，守城部队正在进行阻击。整个基地市的气氛一下子绷紧了，工人们提前收工，安置区里的人们站在窗口，朝西边张望。西边的天，傍晚时分还是红的，入夜后，枪声密集得像暴雨，火光一闪一闪，把半边天都染成了橘红色。张全和母亲坐在隔间里，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睡。墙外的枪声响了一整夜，凌晨时分，才渐渐稀疏下来。
第二天上午，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到隔间门口，手里捧着一只木盒。木盒很轻，深棕色，漆面已经磨得发亮。工作人员说，张全的父亲在昨晚的阻击战中阵亡，遗体无法运回，已按规程火化，请家属节哀。他们把木盒放在床上，又站了片刻，鞠了一躬，走了。
母亲坐在床边，看着那只木盒，很久很久没有动。张全站在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心里忽然空了一块。他走过去，想喊一声"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什么也喊不出来。他伸出手，碰了碰那只木盒。木盒凉凉的，表面光滑，像一块温过的石头。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她给父亲的骨灰盒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然后把盒子放在床头柜上，摆正，对着它说了一句话："老张，你歇着吧。儿子我看着呢。"
三个月后，母亲也上了城墙。
是母亲自己报的名。父亲死后，家里的配给少了一份，母亲把张全叫到跟前，说："妈去守城。守城兵，管饭，粮饷高，还能给你换个好一点的工作。"张全说，我不去，我不要好工作，妈你别去。母亲笑了笑，说："傻孩子，妈又不是去送死。妈去干活，挣口粮，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母亲被编入城防军的后勤队，负责往城墙各段的射击位运送弹药和补给。她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沿着城墙内壁的通道，一层一层地跑，把成箱的子弹、成桶的汽油，送到一个个射击房门口。张全见过她一次，那是在城防军家属开放日，隔着铁丝网，他看见母亲穿着深灰色的作训服，头发塞在帽子里，脸上糊着灰，正弯腰往一辆推车上码弹药箱。她抬起头，看见张全，愣了一下，然后朝他挥了挥手，喊了一句什么。风太大，张全没有听清。他只看见母亲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白牙，然后转身推着车，消失在通道的转角里。
那是张全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母亲死在半年后的一场尸潮里。那一次，丧尸从城墙东段的一个缺口涌了进来，守军拼死堵截，打了大半夜，才把缺口重新封上。母亲的后勤队正好在东段，她负责的那个弹药补给点，被涌进来的丧尸围住了。事后清点，那个补给点的十二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张全后来听人说，母亲是在把最后一箱弹药往前线拖的时候，被丧尸扑倒的。那个士兵说，他看见那个穿着灰作训服的妇女，直到倒下，手还攥着弹药箱的把手，没有松。
母亲的火化，张全去了。骨灰装进和父亲一样的木盒里，张全捧着，一路从火化场走回安置区。那天太阳很好，风也停了，他把木盒放在床上，和父亲的木盒并排摆在一起，然后坐在地上，抱着那两只木盒，哭了。
他哭了很久。哭到声音哑了，哭到眼睛肿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他想起了母亲兑的炼乳水，想起父亲拍他肩膀的那只手，想起他们在楼道里说"别瞎想"，想起母亲说"等你长大了，就好了"。他长大了。可是他们没有等到。
赵恒是在第三天来的。
赵恒和张全同岁，灾变前和他在同一所小学，不同班。到基地市后，两家的隔间正好挨着，中间只隔一层铁皮墙。张全的爸妈死后，赵恒的母亲常端一碗热汤过来，隔着门缝递进来，说一句"趁热喝"。后来，赵恒的爸妈也死了，死在同一场尸潮里——他们和张全的母亲一样，一个在城防军，一个在建筑队。两家人，剩下两个孩子。
赵恒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走进隔间，看见床上的两只木盒，又看了看张全，然后在张全身边坐下来，也坐在地上，抱着膝盖，陪着他。隔了很久，赵恒说："我爸妈死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坐着的。"
张全没有说话。两个少年并排坐在地上，背靠着铁皮墙，中间隔着两只木盒，沉默着。外面，广播还在响，工地还在轰鸣，墙外的枪声还在远远地、不断地响着。这个世界没有因为两个少年的悲伤停下哪怕一秒钟。
三天后，张全站起来，把两只木盒摆好，擦了擦脸，对赵恒说："我要去守城。"
赵恒看着他，点了点头："我也去。"
卷二 · 高墙
第九章 入伍
十八岁生日那天，张全领到了他的军装。
说是军装，其实就是一套深灰色的作训服，布料粗硬，膝盖和肘部打着补丁，胸口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黑墨水写着他的编号。张全把它套在身上，在安置区公共浴室的镜子里站了很久。镜子里的人比他记忆中的自己高了一截，肩膀也宽了，颧骨微凸，下颌收紧，眉骨下面那双眼睛，沉沉的，像两口装满了灰的井。他看了自己很久，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站在楼梯上、脸颊凹陷、眼神空洞的邻居。他对着镜子咧了咧嘴，想笑一下，没笑出来。
基地市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必须服两年城防役，参与城墙的修缮加固和丧尸的抵御。这两年，是每一代人都要迈过去的一道坎。张全知道，父母也是这样过来的——他们死在城防上，死在这道墙上。如今轮到他了。
新兵营在城墙脚下的工棚区，营房是活动板房，铁架床一排排，被子叠得豆腐块一样。训练了三个月，张全学会了拆装步枪、打靶、拼刺、匍匐前进，也学会了在警报响起的十秒内穿戴好全套装备。教官是个老兵，右臂上留着一道贯穿的疤，据说是早年守城时被丧尸抓的。他对新兵们只说过一句话："我教你们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拿命换来的。你们要是不想拿命去换，就好好学。"
张全被分到了城墙东段，编号008号射击房。
分配名单公布那天，张全在名单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赵恒。赵恒也被分到了东段，两人分在同一间射击房。赵恒站在名单前，回过头，冲张全笑了笑。那是张全很久以来见到的第一张笑脸。
正式上岗那天是个阴天。风很大，把城墙上的灰尘卷起来，打在脸上生疼。张全跟在老兵身后，沿着城墙内壁的通道往东段走。通道很窄，两侧是钢筋水泥浇筑的墙体，头顶悬着昏黄的灯泡，隔几步一盏，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身边不断有人急匆匆地路过，都穿着和张全一样的深灰色作训服，背着枪，腰里别着弹匣袋，脚步很快，没有人说话。偶尔有人抬头看他们一眼，目光落在张全胸前那块白布上，又移开了。
电梯是运送弹药用的货运梯，铁笼子一样，开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老兵按了一下按钮，电梯缓缓上升，张全站在铁笼里，看着脚下的地面一点一点变远，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人声鼎沸的工地。电梯在第六层停下，门打开，是一条更窄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扇铁门，门上钉着一块牌子：008。
老兵在门口站定，转过身来，看着张全和赵恒，开口了。
他说，你们听好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拿人命换来的。第一，仔细听声音。墙上的广播喇叭，会响两种警报：短促的、急促的，是丧尸攻城，你们要握紧枪，守在射击位；拉长音、循环响的，是防空警报，意味着墙外的丧尸动物要对城墙发起远程攻击。防空警报一响，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射击口的挡板拉起来。挡板是钢的，落下的时候，正好把整个射击口封死。要是拉得慢了，或者没拉——他顿了顿，看着张全的眼睛——那你们就和那堵墙一样，等着挨打。
第二，你们的耳机里，会接到指令。指令只有一条，两个字："倒油。"听到倒油，你们要在第一时间，把房间里那桶汽油，顺着射击口往下倒。记住，时间只有一分钟。一分钟内，必须把油倒完，然后立刻离开射击口，退到墙角。因为倒完油，城防指挥部会立刻点火，烧墙下的丧尸鼠。丧尸鼠会爬到城墙根下，啃食墙体，倒油就是烧它们。油倒完，你要是没及时退开，火苗顺着油上来，很容易烧到自己身上。烧到，就是死。老兵说，别以为我在吓唬你们。这房间里，上一个班组，就是这么死的。
张全和赵恒都沉默了。老兵看了看他们，又补了一句："这些叮嘱，没有一句是废话。你们能活着回去，就靠这些。"
说完，老兵转过身，抬手敲了敲008号的铁门。
咚，咚，咚。
门里没有动静。
老兵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动静。他侧耳听了听，眉头微微一拧。张全看见他把腰间的手枪抽了出来，握在手里，保险打开，然后朝通道另一头招了招手。那边有几个来回巡逻的士兵，看见他的手势，立刻跑了过来。
"008，有人值班吗？"老兵问。
"今天轮班的……"一个士兵想了想，"老周和小刘，早上接的班。"
"多久没动静了？"
士兵摇了摇头，脸色也变了。
老兵往后退了一步，示意几个士兵在门口列开，枪口对准门缝："开门。"
一个士兵从腰带上解下钥匙串，找到标着"008"的那把，插进锁孔。锁舌转动的声音，在安静的通道里格外清晰。门锁拧开了，士兵没有立刻推门，而是退后半步，和其他人一起，端稳了枪。老兵冲张全和赵恒摆了摆手，让他们退到通道拐角。
然后，门被推开了。
一股湿热的气味先涌了出来，带着金属和腐败混合的味道。紧接着，一道黑影从门里扑出来，动作快得不像人——它几乎是贴着地面弹射出来的，两条手臂伸得笔直，张着嘴，喉咙里发出一种低沉的、含混的嘶吼。
枪响了。七八条枪同时开火，声音在狭窄的通道里炸开，震得张全耳膜嗡嗡作响。黑影在火力中顿了一下，扑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不动了。紧接着，门里又扑出来一个，比第一个矮一些，动作僵一点，也被几发子弹兜头打中，摔在门槛上。
通道里安静下来，只剩硝烟和枪声的回音，在墙壁之间撞来撞去。几个士兵保持着射击姿势，又等了半分钟，确认没有第三个扑出来，才慢慢放下枪。老兵走上前，用脚把两具尸体翻过来。
张全站在拐角，看见了那两具尸体。
那是两个人。或者说，曾经是两个人。他们的作训服上还别着编号牌，腰里还挂着弹匣袋，但他们的脸已经变了：皮肤灰白，青筋暴起，嘴唇上糊着暗色的干涸液体，眼睛大睁着，瞳孔扩散成两个黑洞。最让张全心惊的是，他们身上，插着好几根细长的尖刺。那些刺从胸口、肩膀、大腿上扎进去，露在外面的部分，黑褐色，笔直，尖端锋利，像一根根放大的缝衣针，又像某种动物的棘刺，整整齐齐地钉在他们身上。有一根甚至穿透了其中一人的头盔，从后脑探出来。
"这是……"赵恒的声音有点发干。
老兵蹲下身，检查了一下那几根尖刺，站起来，收起手枪："看到了吧。这就是没有及时拉起挡板的下场。最后，就是被丧尸动物释放过来的毛刺扎死的。"他把两具尸体身上的编号牌扯下来，交给跑过来收尸的几个戴袖标的士兵，"008号房，老周，小刘，阵亡。登记吧。"
收尸的士兵动作很熟练。两个人抬一具，往黑塑料袋里装，装完扎口，贴上标签，抬走。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像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张全看着他们把尸体抬走，地面上留下几摊暗色的印子，很快就被值班的清洁工用拖把抹掉了。
"那……"赵恒咽了一口唾沫，问，"那是什么动物放出来的？"
老兵耸了耸肩："谁知道呢。可能是原本就带刺的动物，或者鸟之类的吧。"他看了看张全和赵恒，又看了看那扇门，"怎么，怕了？怕也得上。这活儿，总得有人干。"
张全没有说话。他走到门口，朝里面看了一眼。房间不大，四四方方，一扇射击口开在靠墙的位置，外面是灰蒙蒙的天光。墙角立着一桶汽油，桶盖上落着灰。地板上，两摊水渍一样的暗印子，还没干透。
他想起老兵说过的话。想起那两具尸体身上的尖刺。想起那些年墙外黑暗中缓缓移动的影子。
他忽然明白，老兵那句"你们能活着回去，就靠这些"，不是一句嘱咐，是一个事实。在这个地方，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拼命的事。
那天晚上，张全和赵恒收拾好了008号射击房。他们把地上的污渍擦干净，把弹药箱码整齐，把汽油桶挪到墙角，试了试射击口的挡板，拉起来，又放下去，再拉起来。挡板很沉，钢的，放下来的时候，正好严丝合缝地扣住射击口，外面的一切都被隔绝了，只留下墙上一条细缝，透进一点灰白的光。
张全趴在射击位上，把步枪架好，透过射击口往外看。墙外是一大片灰茫茫的空地，再远一些，是枯黄的丘陵和稀疏的树林。风从射击口灌进来，凉飕飕的。他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看见。
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在看不见的黑暗里，一步不停地，向这道墙走来。
他拉上挡板，退回墙角，靠着墙坐下来，把枪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第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第十章 两班倒
两年，七百三十个日夜。张全和赵恒，是这间008号射击房的常客。
城防军实行十二小时两班倒，白班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夜班从晚上六点到次日早上六点。换班的时候，交接手续只有一张纸：弹药的余量，汽油桶的存量，挡板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纸很薄，A4纸的一半，正面是项目，背面是空白，写得密密麻麻的字，很少有人认真看。真正要紧的话，都是人传人带到的：昨晚上墙下闹了没，哪个方向来的，多少数量。说话的人压低声音，听的人点点头，然后背上枪，走进射击房，把门关上。门关上，外面的一切就都隔开了。
两年里，和他们换班的人换了四五拨。
张全记得第一拨：老周和小刘，就是他们上岗第一天死在008号房里的那两个人。后来的几拨，名字他都记不大清了，只记得他们的脸，还有他们死的消息。有的死在丧尸动物的远程攻击下——挡板拉得慢了一拍，毛刺从射击口的缝隙里钻进来，一根钉在太阳穴上，一根钉在颈动脉上，人还没倒下，血已经流干了。有的死在倒油上——油倒完了，人没有及时退开，点火的时候，火苗顺着油线蹿上来，整个人变成一支火炬，在射击房里翻滚惨叫，等别人赶到，只剩下一具蜷缩的黑壳。还有的，死得更安静一些：夜里值班，困得实在撑不住，靠着墙打了个盹，再醒来的时候，墙下的丧尸鼠已经啃穿了一道缝，钻进房里来，啃掉了半个脚掌。
每死一个人，008号射击房就空出来一夜。第二天，新的面孔补进来，背着枪，在门口站一会儿，适应一下那股挥之不去的铁锈味和油味，然后坐下，把枪架好，看着外面。没有人多问上一任是怎么死的，问了也没用，答案都一样：没照老兵说的做。
张全和赵恒严格照着老兵的话做，一天也没有懈怠过。
警报响，他们拉挡板，动作练到了肌肉里。后来甚至不需要用脑子想，耳朵听见那种拉长的、循环的警报声，两只手就自己动起来，一左一右，把挡板推下去，咔哒一声，锁住。倒油的指令在耳机里响起的时候，他们一个提桶，一个开门，三十秒倒完，四十秒退到墙角，背贴着墙，看着射击口的方向。火从墙根下烧起来的时候，整面墙都在发烫，热浪从缝隙里涌进来，烤得人睁不开眼。他们蹲在墙角，听着墙外丧尸鼠被烧得吱吱乱叫的声音，谁也不说话，等火灭了，才重新站起来。
两年里，有几次，他们差点就没命了。
第一次是在第二年开春。那天夜里值班，防空警报毫无预兆地响起来，张全和赵恒正在检查弹药，听见警报，两人同时扑向挡板。张全的挡板先落下去，锁住了；赵恒的那块，卡住了。钢板的边缘被子弹崩出一个豁口，卡在滑槽里，拉不动，也推不下。张全冲过去帮忙，两个人一起用力，挡板纹丝不动。耳机里已经传来倒油的指令，那是他们头一次听见倒油的指令和防空警报一起响——说明墙下丧尸鼠和墙外的丧尸动物同时来了。赵恒急了，抄起枪托，照着挡板砸下去。咣的一声，豁口崩掉一块，挡板终于动了，赵恒和张全一起把它推下去，锁住。几乎同一秒，一阵密集的、尖细的破空声擦着钢板响过，像下了一场铁钉雨。等声音过去，张全从射击口的缝隙往外看，墙外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黑褐色的尖刺，像一片长出来的荆棘林。有几根扎在钢板边缘，离射击口只有一拳的距离。赵恒一屁股坐在地上，手心全是汗，笑了两声，声音都是抖的："命大，命大。"
第二次是入冬的时候。那天倒油，张全提着桶，赵恒开门，两人把汽油顺着射击口倒下去。倒到一半，赵恒的鞋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踩进油里，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射击口扑过去。张全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后领，把他拽了回来。赵恒摔在墙角，手里的油桶脱手，滚进射击口，哐当一声，掉到墙外去了。张全顾不上骂他，拽着他往墙角跑。点火指令在耳机里响起的那一刻，墙根下腾起一片橘红色的火，热浪扑进来，把他们的头发燎焦了几根。两人蹲在墙角，看着那团火，心脏跳得像打鼓。赵恒摸了摸后脑勺，摸下来一手焦黑的碎发，愣了半天，说了句："……我的鞋带。"
第三次，是整整两年里最凶险的一次。那是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墙外忽然传来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不是丧尸的嚎叫，不是枪炮，而是一连串沉闷的、巨大的撞击声，一下，又一下，像有什么极重的东西，在一下一下地撞城墙。整个城墙都在震动，墙缝里的灰尘簌簌地落下来。张全从射击口往外看，看见黑暗里立着一个巨大的影子，比他们见过的任何丧尸都要高，正低着头，用整个身体往城墙上撞。每一次撞击，城墙上都传来沉闷的回响，像大钟被敲响。耳机里的命令是一条接一条：东段所有射击房，全力开火，目标城墙正下方。张全和赵恒把枪架在射击口上，冲着那个影子打光了整整一箱子弹。他们看不清打中了没有，只知道那个影子撞了半夜，最后在黎明时分，缓缓退回了黑暗里。
第二天，城墙东段检查，墙体的外壁上，留下了一个半人深的凹坑。工程兵连夜修补，用钢板和混凝土把凹坑填上。广播里说，那是一只"变异型丧尸"，是丧尸群里的异类，指挥部正在研究应对方案。张全后来才知道，那一次，是整个基地市多年来最接近城墙失守的一次。如果他们那夜的子弹打偏了哪怕一点，那道墙可能就破了。
两年后，服役期满。按照规定，张全和赵恒可以退役了。
退役通知书送到008号射击房的时候，张全正蹲在墙角擦枪，赵恒在清点弹药。通知书是两张硬纸片，印着黑字：兹证明××同志已完成两年城防义务，准予退役。赵恒把两张纸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问张全："你怎么想？"
张全把枪管擦亮，举起来，对着射击口外的天光看了看，说："我不退了。"
"我也不退了。"赵恒把通知书叠起来，塞进口袋里。
原因没有说出口，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都是一家人了。退役之后，回到安置区，领一份微薄的配给，在拥挤的隔间里，不知道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墙外的丧尸不会因为有人退役就停止进攻，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一个人选择了安全就变得安全。与其回去等着，不如留在这道墙上，用这身还算管用的本事，多杀几个丧尸。
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两个人都没有明说：当兵的伙食好。
城防军的食堂，一天三顿，管饱，顿顿有肉——虽然是合成肉，但比起城里那些枪支弹药工厂和食品合成车间的工人吃的代餐砖，要好上太多。张全和赵恒在城防军待了两年，从两个瘦弱的少年，变成了两个一身腱子肉的猛汉。虽然长期经受枪械后坐力的锻炼，功劳不小，但他们心里都清楚，真正把他们喂壮的，是伙食。好的伙食，才是一身腱子肉的关键。
留队申请递上去的第二天，指挥部来了命令：张全、赵恒，两人因"表现优异"，破格提拔为教官，负责教授预备兵的射击与体能训练。
"表现优异？"赵恒拿着任命书，嘀咕了一句，"咱们优异在哪儿？"
"活着。"张全说，"能活着，就是咱们最大的优异表现。"
赵恒想了想，笑了："也对。"
两个人把008号射击房的钥匙交给新来的班组，交接的时候，张全把老兵当年说过的话，一字不落地转述了一遍：仔细听声音，防空警报拉挡板，倒油一分钟，退到墙角。新兵们听得认真，像当年他和赵恒一样，默默地把每一个字记在心里。
走下城墙的时候，张全回头看了一眼008号射击房的门。铁门关着，牌子上的编号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他忽然觉得，那道门里，埋着很多东西：老兵的话，死去的士兵，那些拉起的挡板和倒下的汽油，还有他和赵恒两年的命。
"走了。"赵恒在前面喊他。
张全收回目光，转身，跟上赵恒的脚步，走进城墙脚下那片灰蒙蒙的天光里。
第十一章 教官
教官的营房在城墙脚下，和预备兵的训练场隔着一条跑道。说是跑道，其实就是一片压平的沙地，四周插着木桩，拉上铁丝网，风一吹，黄沙漫天。张全和赵恒各带一个排，四十来个预备兵，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比他们当年入伍时还要小。他们穿一样的灰作训服，背一样的旧步枪，站在风里，一排一排，像刚种下去的小树。
张全教射击。他的教法和当年老兵教他的一样：先拆枪，再装枪，蒙上眼睛拆，拆到手指自己认识每一个零件为止；然后卧姿射击，跪姿射击，站姿射击，从一百米打到三百米，打不准就练臂力，举砖头，举到两条胳膊抬不起来。他很少骂人，也很少笑。他只会在训练间隙，坐在沙地上，看着那些少年一遍一遍地据枪、瞄准、击发，听枪声在墙根下啪、啪、啪地回响。他想起自己十六岁的时候，还在流水线上压代餐砖，那时候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坐在城墙脚下，教一群孩子怎么打仗。
赵恒教体能。他的办法很简单：跑。绕着训练场跑，绕着城墙根跑，跑不动就加罚，罚完再跑。预备兵们私下里叫他"铁驴"，他听见了也不恼，只是说："跑不动的时候想想，墙外面那些东西，可不会等你歇够气。"
训练之余，预备兵们会问他们一些问题。都是些年轻的问题："教官，城墙外面到底什么样？""教官，你杀过多少丧尸？""教官，咱们什么时候能打赢？"张全和赵恒很少回答。张全有时会说一句"外面和你想的不一样"，然后就不再往下说了。他不愿意把这些孩子带到那样的黑暗里去，哪怕是用想象。他们还很年轻，还来得及把心里那点光亮留得久一点。
只有一次，一个瘦小的预备兵，夜里值班的时候问张全："教官，你怕不怕？"
张全想了一会儿，说："怕。"
"那你为什么还待在这儿？"
"因为怕，也得有人待在这儿。"张全说，"要是大家都因为怕走了，这道墙就没人守了。"
那个预备兵沉默了很久，说："我懂了。"
张全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懂了。他自己也是花了很久才懂的。他是在父母死后，在008号射击房的第一夜，在那些拉挡板、倒油、退到墙角的日日夜夜里，慢慢懂的。所谓勇气，不是不怕，而是怕着，也还是做了。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这么垒起来的。
那几年，基地市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
丧尸的进攻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张全来到基地市之后的第二个月起，墙外的尸潮就再没有停歇过一天。白天相对稀疏，入夜就密集起来，像潮水一样，一波退去，一波又涌上来。守城军从早打到晚，从晚打到早，枪管打红了就换，人倒下了就补。兵工厂开足马力，日夜不停地生产枪支弹药；食品合成车间三班倒，把一切能吃的东西压成代餐砖。
关于这些没完没了的进攻，基地市里有过很多猜测。最奇怪的一点是：尸潮的进攻从不盲目，它们似乎总是挑防守最薄弱、天色最昏暗、弹药补给最吃紧的时候来，有时甚至像懂得佯攻和包抄——西边来一群，吸引火力，东边再悄悄摸上来一批。城防军的参谋们为此头疼了很久，最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也许不是丧尸本身聪明，而是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指挥着它们。起先，这个假设被认为是无稽之谈，直到有一支侦查小队冒死带回了证据——在墙外数公里处，他们观察到一只和普通丧尸几乎没有区别的个体，站在高处，朝着墙的方向，做着一些缓慢的、明显带着目的性的动作。它周围的尸群，会随着那些动作改变方向。政府据此确认：确实存在一种智慧型丧尸。这种丧尸和普通丧尸在外貌上没有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拥有智慧，可以指挥受到感染的人和动物。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进化出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它们想做什么。人们只知道一件事：和它们相比，过去那些横冲直撞的普通丧尸，简直算得上温柔。基地市一半以上的工厂变成了枪支弹药的生产基地，另一半全部投入可食作物的生产。娱乐之类的东西，早已全面停止。广播里不再放音乐，电影院改成了仓库，连过年的晚会也取消了。年满十二岁的人，只剩下工作和歇息，再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情。若非如此，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基地市，根本供给不了这么多人，也不可能抵挡丧尸源源不断的进攻这么多年。
张全后来才明白，这座城能撑到今天，靠的不是某一个英雄，不是某一道命令，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每一分力气：工人在流水线上压出来的每一块代餐砖，农民在温棚里种出来的每一棵菜，母亲缝进劳保服里的每一针，士兵枪膛里推上去的每一发子弹。大家都在这道墙里，墙倒，大家一起死；墙在，大家就一起活。这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种命运，比共同守着一道墙更简单的了。
关于墙外的丧尸，这些年人类也不是一无所获。
科学家们发现，那些丧尸虽然外形狰狞，但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异常的能量反应。进一步研究后确认，那种能量来自病毒本身——病毒在感染宿主的同时，也在宿主身上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生物能量，可以提取，可以利用。再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能量经处理后，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供远距离航行使用。这个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科学家们实验室里的一行数据和几篇论文，对墙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直到某一年，基地市的上空，开始频繁地出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飞行器。
那是一种很大的、银白色的飞行器，白天的时候，在云层下缓缓掠过，留下长长的尾迹。晚上，它亮着灯，像一颗移动的星星，绕着基地市一圈一圈地转。起初人们以为是飞机，后来发现不是——它飞得太高了，太慢了，太安静了，不像任何他们见过的飞机。谣言开始在安置区里流传：有人说那是外星人，有人说那是政府在造什么秘密武器，还有人说得更玄，说那是人类的"退路"。
张全没有时间去琢磨那些谣言。他忙着训练，忙着带预备兵，忙着在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带他们上城墙。他只知道，那些飞行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像一群盘旋在悬崖上空的鸟。
又过了几年，张全28岁。日历上的年份，来到了2027年。
这一年，全世界剩余的基地市，只剩下几座了。其余的几十座，在这二十年间，一座一座地被丧尸攻破，城墙塌陷，居民沦为丧尸口中的猎物。广播里念其他基地市沦陷消息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念一次，安置区就沉默一天。人们渐渐习惯了这种沉默。人类这个物种，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失去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园。全人类，被逼到了同一个墙角——就像张全和赵恒在008号射击房里，背贴着墙，看着墙外的火。
"人类的命运，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时刻。"广播里，播音员的声音平稳地念着这句话，像念一条普通的新闻。
张全坐在营房里擦枪，听着这句话，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站在楼梯上的邻居，想起那些夜里隔着一堵墙的咀嚼声。二十年前，人类还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二十年后，人类只剩下一个念头：活下去。
活下去，然后离开。
第十二章 夜潮
那是2025年的秋天，张全当教官的第六个年头。
城防军的侦察队在墙外带回过一条消息：最近一个月，墙外的尸群正在异常地聚集，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不止在一个方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荒野里，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尸群集结。更让参谋部不安的是，这些集结的行动非常整齐，像有人在统一调度。指挥部连夜开会，把城防军的休假全部取消，所有预备兵提前结束训练，进入待命状态。
"它们想干什么？"赵恒蹲在张全的营房里，盯着墙上的城防图，"三面一起？它们哪有这个脑子。"
"它们没有。"张全说，"可它们背后的那个东西有。"
两个人都没有再多说。他们都见过智慧型丧尸的报告，知道它们正在学习，正在进步，正在从一场一场的进攻里积累经验。它们在等待着什么。一个机会，一个破绽，一个能让它们一次涌进来的窗口。
那个窗口，在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出现了。
那晚没有月亮。天黑得彻底，城墙上的探照灯划出一道道雪亮的光柱，在墙外的荒野里扫来扫去，光柱照到的地方，一片空旷。张全站在训练场上，看着预备兵们列队，忽然听见墙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警报声。不是防空警报，是另一种——短促、尖锐、一声紧似一声，那是全线告急的信号。紧接着，广播里炸开值班员的喊声："西段遇袭！数量巨大！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几乎同一时刻，东段和南段的警报也响了起来。
三面，同时。
张全来不及多想。他抓起步枪，冲预备兵们喊了一声："跟我上！"四十多个少年跟着他，沿着城墙内壁的通道，向西段狂奔。通道里已经挤满了人：换防的士兵、扛着弹药箱的后勤兵、还有一群穿着便服的人——那是城防军的家属，听见警报自发跑出来的，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还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抱着成箱的子弹，跑得气喘吁吁。
"都回去！"有军官朝他们喊，"平民不许上墙！"
没人理他。一个满头白发的老汉，拎着一桶水，从他身边挤过去，头也不回地说："墙要塌了，回去等着挨咬吗？"
西段城墙上的景象，张全一辈子都忘不掉。
墙下，尸群像一片黑色的海，涌到城墙根下，堆成一道斜坡，后面的踩着前面的，一层一层地往上爬。城墙的垛口里，士兵们端着枪，拼命地往下打，枪声密得像暴雨，弹壳叮叮当当地落了一地。墙头每隔几步就点着一堆火，火光里，那些灰白的脸、伸出的手臂、张开的嘴，在火光与黑暗之间明灭。更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撞击——有巨大的东西，在一下一下地撞墙。
张全带着预备兵，补进了一段最吃紧的垛口。他刚架好枪，就看见墙身猛地一震，一块砖石从垛口边上崩落下去，露出一个黑糊糊的缺口。缺口不大，但已经有丧尸顺着缺口往里挤，灰白的脸一个接一个地从洞口冒出来。张全一枪一个，打完一发拉一下枪栓，拉得手指发麻。他身边的预备兵，那个曾经问他"你怕不怕"的瘦小少年，手抖得厉害，第一枪打飞了，第二枪又打飞了。张全一把按住的他的枪托，喊了一声："稳住！呼吸！对准缺口打！"
少年深吸一口气，第三枪，打中了。张全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开枪。
缺口很快被堵住了。工程兵冒着被丧尸抓到的危险，把钢板和沙袋往缺口里填。张全看见赵恒从通道那头跑过来，脸上糊着灰，手里拖着两箱弹药："东段也咬上来了！指挥部说，AI系统的自动炮台调不过来，要靠人顶！"他喘了口气，又喊："南段，南段刚才差点让丧尸爬上来，被市民用开水浇下去了！"
"市民？"张全愣了一下。
"对！"赵恒抹了一把脸，"广播一喊，安置区全出来了。搬沙袋的搬沙袋，烧开水的烧开水，连那几个在车间里压代餐砖的娃子，都跑来扛弹药箱了。"
那天夜里，整个基地市，从城墙到安置区，变成了一台活着的机器。城墙上的士兵在打枪，城墙下的市民在搬东西：沙袋、钢板、弹药、开水、热饭。有妇女站在通道口，把一筐一筐的馒头往上递，喊着"吃一口再打"；有老汉蹲在墙根，用铁锹往沙袋里铲土，铲到天亮；有孩子抱着弹匣，跑上跑下，鞋都跑丢了一只。没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没有人分配他们这么做。墙头要塌的那一刻，整座城的人，像一个人一样，站了起来。
半夜里，西段的墙身被那个巨大的东西撞开了一道更大的口子。这一次，缺口太宽，钢板和沙袋堵不住了。几只丧尸从缺口里挤进来，扑向最近的一个士兵。张全冲过去，枪托砸开一只，又一只抓住了他的胳膊，指甲抠进肉里，火辣辣地疼。他没有松手，反手把枪管抵在那东西的下颌上，扣动扳机。丧尸的脸炸开，手松了，张全摔在墙根上，胳膊上多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血顺着手臂淌下来。
"老张！"赵恒冲过来，撕开一截绷带，勒在他胳膊上，"你他妈别死在这儿！"
"死不了。"张全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重新端枪，"墙还在。"
墙还在。天亮之前，那个巨大的东西终于退了。尸群像退潮一样，从墙根下撤走，消失在荒野的黑暗里。城墙上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最后完全停了。人们靠在墙垛上，大口地喘着气，谁也不说话。东边的天，开始发白。
晨曦照上城墙的时候，张全靠在墙根坐下，浑身是血，是汗，是灰。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绷带已经被血浸透了。他又抬头看了看城墙：西段的缺口，工程兵已经在连夜修补，钢板和混凝土正在一块一块地填进去；东段和南段，士兵们还在打扫战场，把墙根下的尸体拖到一起去。城墙没有塌。这座城，还活着。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跑过来，怀里抱着两瓶水，怯生生地放在张全面前，转身就跑。张全喊住他："你叫什么？"
孩子站住，回头："我叫小满。"
"小满。"张全拿起一瓶水，拧开，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带着一点铁锈味，是他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水。"谢谢你。"
孩子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然后跑走了。
张全坐在城墙上，看着那个孩子的背影消失在晨光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自己十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一座城被围起来的时候，跟着大人一起走，一起躲，一起活下来。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命运共同体，只知道大家都要活下去。现在他知道了：命运共同体，就是当城墙裂开一条缝的时候，整座城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军民，一起用身体去堵那条缝。墙在，大家就都在。
那天之后，基地市的广播里多了一条新的规定：城防工作，全体市民皆有参与之义务。不再只是义务兵役制——而是所有人，都成了这道墙的一部分。
张全的胳膊养了两个月。伤好之后，他被升了职，肩章上多了两颗星。参谋部在战报里写道：西段防御战，城防军与市民协同作战，成功守住城墙。战报很短，只有一行字。
但张全知道，那一行字背后，是整整一夜的枪声，是几十条人命，是一整座城的人，用血肉之躯，堵住的那道裂缝。
卷三 · 星空
第十三章 飞向星空
2027年深秋，基地市召开了一次全体市民大会。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
广场上搭了台子，台子上立着扩音器，台下站满了人。张全站在人群里，军帽夹在腋下，听着台上的人念一份长长的报告。报告讲了很多东西：这些年人类的研究成果，墙外丧尸的情况，能源的提取和利用，还有——飞船。
"各位同胞，"台上的人的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经过全世界仅存的科学家们十几年的联合研发，我们成功制造出了宇宙飞船。飞船利用从丧尸体内提取到的新型能量作为动力，可以支持远距离航行，遨游太空上千年而无需补充燃料。我们的三艘飞船——'女娲号'、'诺亚方舟号'、'希望号'——每艘足以容纳几十万人，三艘加起来，可以容纳上百万人口。这意味着，我们所有基地市中幸存的人类，几乎都可以登上飞船。"
广场上一片死寂。
"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退路。"台上的人顿了顿，声音里有了起伏，"这个计划，我们命名为——《飞向星空》。"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骚动。起初是交头接耳的低语，然后声音越来越大，像一阵风扫过麦田。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张着嘴，愣愣地看着台上，像听不懂人话。张全站在人群里，听见身边一个妇女小声说："走？我们……要离开地球了？"没有人回答她。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回答。
那之后的日子，基地市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撤离准备。
撤离是按批次来的。首先登舰的是科学家、医生、教师，还有各个领域的技师——人类文明的火种，先上船；然后是老人和孩子；然后是青壮年。每一批名单公布的时候，安置区的墙上都会贴出一张白纸，白纸前围满人，有人笑着互相道贺，有人低着头默默走开。整个基地市像一台庞大的机器，齿轮咬合着齿轮，缓慢而坚定地转动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北极。
张全在撤离序列里，排得很靠后。他是城防军官，军人的职责是留在最后，把防线撑到最后一刻。他手下的预备兵们一批一批地走了。走的那天，他们在营房门口列队，向张全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向登机点。张全站在营房门口，看着那些年轻的身影一个一个地消失在天光里，没有说"再见"。在这个年月，"再见"这个词太轻了，又太重了。他只在心里想：去吧，去活。这二十年，这道墙挡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人，能有机会去活吗？
那几年，张全升任了上校。肩章上多了两颗星，军装换了一身新的，但人还是那个人：瘦，硬，不爱说话。赵恒也升了职，负责城防军的调度，两个人在忙碌的间隙偶尔碰面，交换一个眼神，或者在一张桌上吃一顿饭。饭桌上，他们很少谈撤离的事，更多的是谈墙：哪段墙要加固，哪段墙的射击位要调，昨夜的尸潮是哪个方向来的。好像只要这道墙还在，日子就还算日子。
202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雪化得慢，墙根的积水一直没干。张全站在城墙上，看着墙外那片灰茫茫的空地，忽然听见广播里响起一条命令。
命令是最高指挥部下达的，一共三句话：一、基地市撤离行动即日启动，全体军民按批次有序登机；二、城防系统自撤离之日起，逐步交由AI代为管理；三、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完毕后，基地市永久关闭。
张全站在风里，把命令读了三遍。第一遍，他看见的是字；第二遍，他看见的是命令背后的东西；第三遍，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只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他们守了二十年的这道墙，终于要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撤离开始了。
机场在城墙西侧的旷地上，一条临时跑道，铺着钢板，连着远处停着的十几架运输机。飞机很大，肚子鼓鼓的，张全第一次知道，原来这种飞机能装那么多人。撤离的人们排着队，背着包，抱着孩子，扶着老人，安静地走上舷梯。没有人哭闹，没有人推挤，和二十年前撤离老家时一样——大家都非常安静地、非常听话地，走向飞机。这种安静，张全见过两次了。一次是二十年前，楼里的邻居们下楼坐大巴；一次是今天，城里的市民们排队登机。他忽然觉得，人类这个物种，在真正的大限面前，总有一种奇异的沉默。沉默里，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
最后一批百姓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张全正站在塔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见那架巨大的运输机在战斗机的伴飞下，缓缓升空，越飞越高，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天际。机舱里，是这座城最后的平民——最后的孩子，最后的老人，最后那些没有力气再等的人。他们走了，这座城市，就真的只剩下军人和机器了。
张全拿起对讲机，按下通话键。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城防军的每一个频道。
"所有人开始撤退。"他说，"城防系统，全部交由AI代为管理。三十分钟内，所有人都要抵达机场。"
他顿了一下。风从塔台的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他张了张嘴，喉头有些发紧。他不知道自己是激动，还是不甘，还是别的什么。二十年了。他从一个十岁的孩子，长成一个二十八岁的上校。他在这道墙上守了十年，在这座城里住了二十年。他见过太多人，太多生，太多死。他以为自己早就不会为离别动容了。可是这一刻，当他把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在抖。
他吸了一口气，对着对讲机，一字一句地说：
"同志们，全员撤往北极。我们要离开地球了。"
第十四章 撤离令
命令下达之后，整座城市动了起来。
机场的灯全亮了，把半边天照得发白。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轰鸣声震得地皮都在颤。城防军按编制编组，一队一队地从城墙上撤下来，跑步向机场集结。张全站在塔台上，看着电子屏上的人数统计数字跳动：东段，已撤离；北段，已撤离；西段，还在坚守……数字一点一点地逼近三十分钟的时限。
城防系统正逐步交给AI。城墙上的自动炮台开始自动转动，搜索目标，锁定，开火。张全看着那些炮台在AI的控制下打出点射，节奏精准得像节拍器，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在这道墙上守了十年，他知道那每一发炮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条命，一个和他并肩的人，一段他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日子。而现在，守城的变成了机器。机器不害怕，不疲倦，不会在倒油的时候被火烧到，也不会在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慢一拍去拉挡板。可机器也不会在胜利的时候笑，不会在战友死的时候哭。
张全想，也许这就是人类离开之后，这道墙的命运：它还会继续守下去，但守它的，已经不再是人。它会一直站在这里，枪管打红，炮台转动，墙外的尸潮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又一波一波地被打回去。没有人知道它还能守多久。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直到这座城变成废墟。但至少在今天，它还在守。用最后一口气，守到最后一个活着的人离开。
最后一支城防部队撤到机场的时候，张全数了一遍人数。全齐了。他站在舷梯旁，看着士兵们一个一个登机，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是赵恒。赵恒已经上了飞机，又下来找他。两个人站在舷梯旁，谁也没有说话，站了一会儿。
"走吧。"张全说。
"你先走。"赵恒说，"我看着你上。"
"你上吧。我在最后面。"
赵恒看着他，没有再争。他转身走上舷梯，走到一半，又回过头，喊了一声："老张！"
"嗯。"
"活着上船。"
张全冲他点了点头。赵恒转身，消失在机舱门里。
飞机起飞了。张全坐在机舱最靠后的位置，窗户在身侧。他侧过头，透过舷窗，看着脚下的基地市一点一点地变小。城墙变成一条灰线，工厂变成一片暗色的斑点，机场变成一块亮白的补丁。飞机越飞越高，那座城市越来越小，最后缩成地面上一小块灰扑扑的、毫不起眼的色块。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
城墙东段的方向，忽然亮起一片刺眼的光。那光不是爆炸的火光，不是灯光的反射，而是一整段城墙，在镜头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内塌陷下去，像一块巨大的蛋糕被人从中间挖掉了一口。尘埃腾起来，遮住了半边天。然后，张全看见一个影子从尘埃里立起来。
那个影子太大了。大得不像任何活物。它在城墙的缺口处站着，几乎和残存的墙段一样高，十米，或者更高，黑黢黢的轮廓，在火光中一闪，一闪。它抬起手臂，向下一砸，又是一段城墙塌了下去。紧接着，无数黑影从那个缺口涌进去，像决堤的水，黑压压的，漫过城墙，涌进城市。
张全的手指按在舷窗的玻璃上，指尖发白。他张了张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那是他住了二十年的地方。那是他守了十年的地方。他见过它灯火通明的夜晚，见过它清晨广播里念出第一行安排，见过它的工厂、它的学校、它的安置区、它的食堂。他在那里吃过母亲兑的炼乳水，在那里送走了父母的骨灰盒，在那里和赵恒一起拉过无数次的挡板，倒过无数桶的汽油。二十年的日子，二十年的命，都留在了那道墙里面。
现在，那道墙塌了。那些黑影涌进去了。
飞机的机舱里很安静。张全听见身边有人低低地抽泣了一声，又很快压住了。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看着窗外，看着那座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一点点地，变成丧尸的领地。
张全把视线从舷窗上移开。他不敢再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茧，有疤，有洗不掉的硝烟味。他想起很多年前，母亲在缝纫车间给他做的那件衣服，想起父亲拍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想起老兵说过的话，想起赵恒的那句"活着上船"。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把那些画面一件一件地收好，锁进一个谁也够不着的地方。
飞机载着他们，一直向北飞。
向北，再向北。飞过一片又一片灰沉沉的大地，飞过一条又一条结冰的河流。窗外的颜色渐渐变了：城市的灰黑褪去，田野的枯黄褪去，大地上只剩下一种颜色——白。无边无际的、干干净净的、沉默的白。
张全看着窗外，忽然明白为什么要选北极。
因为这里足够寒冷。寒冷到丧尸都难以久存，寒冷到病毒都放缓了脚步。因为这里足够偏远，足够安静，二十年来，人类的灾难几乎没有波及到这片冰原。这里还保留着末日之前的世界的样子：安静，洁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会有一些被感染的动物在冰原上游荡，但它们数量稀少，行动迟缓，还在可控的范围内。比起南方那些尸潮成海的废墟，这里，几乎是天堂。
十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张全走下舷梯，双脚踩上坚硬的冻土，扑面而来的寒风像刀一样刮在脸上。他眯起眼睛，看见远处白色的冰原上，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
那是女娲号。
飞船比他从电视和图纸上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它静静地卧在冰原上，银白色的外壳在极地的阳光下泛着冷光，像一个沉睡的巨人。它的轮廓线条流畅，没有棱角，像一滴拉长的水银，又像一片落在地上的云。三号飞船，名为"女娲"。另外两艘——"诺亚方舟号"和"希望号"，已经先期启航，在轨道上等待着与她会合。
张全站在寒风中，仰头看着那艘飞船。他忽然想起老师教过的一个词：方舟。在人类古老的传说里，洪水淹没世界的时候，造了方舟的人，把地上每种生物都带上船，保存了生命的火种。如今，这艘银白色的飞船，就是人类自己的方舟。只不过，洪水不再是水，而是从非洲蔓延到整个世界的病毒；船上的乘客，也不再是成双成对的动物，而是残存的人类——老人、孩子、科学家、士兵，还有他们身上带着的，关于地球的全部记忆。
赵恒在登舰口等着他。看见张全走近，赵恒迎上来，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胳膊，转身带路，领着他走进飞船内部。
第十五章 登舰
飞船内部比张全想象的要安静。
走廊是银灰色的，壁面光滑，嵌着一排排柔和的照明灯，光线是暖的，落在地上，像黄昏。两侧是一扇扇舱门，门牌上用中文和数字标着编号，偶尔有人进出，脚步轻快，见到张全的军衔，会停下来立正，敬一个礼。张全一一回礼，跟在赵恒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生活区、医疗区、货舱区，最后来到一层宽阔的大厅。大厅中央悬着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面滚动着一行行数据：氧气、水、燃料、舱室温度、剩余载客量。屏幕下方，工作人员坐在一排操作台前，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小声地报着数据。
赵恒把他带到一个舱室门口，说："你的房间。先去换衣服，安顿一下。两个小时后，安全部门开会。"
张全点点头，推开舱门。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壁柜里挂着两套干净的军装。窗户是没有的——飞船在太空里，没有窗外风景可言，只有一块电子屏幕，模拟着舷窗，此刻显示的是冰原的实时画面：白色的雪，蓝色的天，还有远处那艘飞船的轮廓。张全站在屏幕前看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屏幕是凉的，像摸着一块冻住的湖面。
他坐下来，开始处理堆积的事务。
安全部门的工作，是登舰人员识别和舱内秩序。具体说来，就是核对每一名登舰人员的身份信息、健康记录和劳动档案，确保没有感染者混上船，确保每个舱室的人员编组合理，确保老人和孩子优先分配到条件较好的舱室。这项工作繁琐、枯燥、责任重大。张全坐在操作台前，一份一份地核对名册，偶尔抬起头，看一眼显示屏上跳动的数字：已登舰人数，待登舰人数，剩余名额。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安置区的登记处，他攥着户口本，排队领号牌。那时候，一个工作人员在他的名册上写下他的名字，发给他一张硬纸片。二十年后，他坐在飞船的安全部门，在一份份名册上勾掉一个又一个名字。他忽然觉得，人类的历史，好像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有人登记，有人被登记；有人排队，有人发牌。只不过这一次，排队的终点，不再是安置区的隔间，而是太空。
最后一批登舰人员抵达北极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极地的天不会黑，太阳低低地挂在天边，把冰原染成一片橘红色。张全站在登舰口，看着最后一批人排着队走上舷梯。他们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走得慢，走得稳，手里拎着各自的行李——箱子、包袱、布袋。有的孩子怀里抱着一个旧玩具，有的老人口袋里揣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安静地走着，像走过一道安检门，像走过一条普通的过道，只是每一步，都踩在"离开地球"这四个字上面。
最后一个人登舰了。那是一个白发的老太太，佝偻着背，拄着一根自制的拐杖。她在舷梯最高处停了一下，回过头，朝冰原上望了很久。她的嘴唇动了动，不知道在说什么。也许是告别的话，也许是对着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亲人说些什么。然后她转过身，颤巍巍地走进了舱门。
登舰口的指示灯变绿，舱门缓缓关闭，发出一声沉闷的、密封的声响。
张全站在舱门内侧，目送老太太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深处。他忽然觉得鼻头一酸，但他没有让那点酸意浮上来。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名册，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名字，已经被勾掉了。他合上名册，走向指挥室。
透过显示器，张全看见所有舱室的画面都在监控屏上滚动：生活区，人们正找到自己的床位，安放行李；医疗区，护士在给老人测体温；货舱区，工作人员正在固定最后一箱物资。每一个舱室，每一张床，每一个名字，都有了着落。他拿起对讲机，按下通话键，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整艘飞船的每一个角落：
"女娲号登舰工作完毕。飞向星空计划，可正式启动。"
指挥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显示屏上的数据流开始变化：舱门确认，密封确认，动力系统预热，导航系统核对，航线计算完成。一串串指令从操作台发出，像一群鸟飞向天空。张全放下对讲机，站在原地，看着那些数字跳动。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地方站一会儿，安静一下。
他转身，穿过指挥室，走过一段走廊，来到飞船的观察窗前。
观察窗是一整块巨大的弧形玻璃，嵌在飞船的前部，朝向地球的方向。窗外的景象，是冰原和天空，是白和蓝，是极地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张全站在窗前，双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
大约十几分钟过去了。他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冰原上的雪被风吹起，细细的，像雾。远处的山脊在暮色里泛着淡紫色的光。太阳低低地悬着，把一切都镀上一层金色。这景象，他其实已经看了一整天了——白，白，还是白。可他怎么看都看不够。
因为他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看地球的景色了。
第十六章 离开地球
飞船开始缓缓移动。起初几乎没有感觉，只是脚底传来一丝极轻微的震动，像大地在呼吸。然后，窗外的冰原开始向后退去，退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雪山变矮了，冰原变小了，云层出现了，从窗框的边缘涌进来，像一层棉被，轻轻盖住大地。飞船穿过了云层。
然后，他看见了地球。
那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悬浮在漆黑的宇宙背景里，安静，圆润，像一颗巨大的、发着淡蓝色光的珠子。云的纹路，大陆的轮廓，海洋的深蓝与浅蓝，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它太大了，大得让人喘不过气；它又太小了，小得让人心疼。那是人类的摇篮，是二十年前那个桂花飘香的秋天，是母亲兑的炼乳水，是父亲拍在他肩上的那只手，是邻居家消失的咀嚼声，是那道守了十年的墙，是所有死在这道墙上的、和活在这道墙里的、所有人类的家园。
现在，他们正在离开它。
张全站在窗前，看着那颗蓝色的星球在视野里一点一点地变小，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巨大的、说不清的东西。那东西堵在喉咙里，顶在眼眶后面，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眨了眨眼睛，一颗泪珠滚下来，顺着脸颊滑到下巴，滴在军装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他赶紧抬手，想要擦掉。可是更多的泪珠跟着滚下来，他擦也擦不干净。他只好任由它们流着，站在窗前，看着那颗星球，像一个孩子看着自己的家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视野里。
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是赵恒。赵恒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他身边，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手搭在张全的肩上，和他一起，看着窗外那颗越来越远的蓝色星球。
张全没有回头。他知道赵恒也明白这种感受。他们是一样的人：都是在末日里长大的孩子，都是没有家的人了。那颗蓝色的星球，是他们所有人共同的家。而现在，家正在他们身后，一点一点地远去。
张全深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回去。他知道，飞船已经离开了地球。再过不久，女娲号就将与诺亚方舟号、希望号在轨道上会合，三艘飞船将并肩而行，驶向深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舱室安排，物资分配，轮值表，还有那上百万人的生老病死，都要在这艘船上重新安顿。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颗蓝色的星球。它在视野里，已经缩成一个蓝色的小点，像一滴悬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眼泪。
"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
张全对着那颗蓝点，轻轻地说。然后他正了正军帽，抹了一把脸，转身，走向会议室。脚步声在银灰色的走廊里响着，一步，一步，和飞船推进器的低鸣混在一起，像这座城市，像那道墙，像所有还在路上的人类，一步一步，走向星空。
飞船载着他们，飞向那片没有尽头的黑暗。船舱里，有人还在轻声抽泣，有人已经睡下，有人站在窗前，看着那颗蓝点一点一点地消失。没有人说话。整个飞船安静得像一颗在星海里游动的心脏，缓慢地，坚定地，跳动着。
"女娲号与诺亚方舟号、希望号完成轨道会合。"广播里，值班员的声音平稳地念着，"三船编队，航向确认。飞向星空计划，进入执行阶段。"
张全站在会议室门口，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观察窗的方向。窗外的蓝色小点，已经看不见了。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缀满星辰的夜空。
他推开会议室的门，走了进去。
门在他身后，轻轻地关上。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