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十七年，十月，苏州下了半个月的雨。
花轿抬进周家大门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笑。
不是笑新人。
是笑我。
“这就是那个冲喜的？”
“听说才十九。”
“可怜见的，嫁个活死人。”
我坐在轿子里，手里攥着一条红绸。
红绸是我娘给的。
她给我系在手腕上的时候，手在抖。
“云锦，”她说，“进了周家的门，就低头。”
“低头。”
“他们说什么，你别还嘴。”
“嗯。”
“三年。”她说，“三年一到，你就回来。”
我没说话。
我知道三年一到，我回不来。
冲喜这种事，冲好了，是媳妇；冲不好，是寡妇。
寡妇是出不去的。
轿子落地。
有人掀开轿帘，一只手伸进来。
那只手很凉。
指甲剪得很短，指腹上有一层茧。
“姑娘，”那人说，“到了。”
我扶着他的手出来。
雨很大。
伞面是红的。
从轿子到正厅，一共二十七步。
我数了。
我这个人，从小就爱数数。
我爹是账房先生，在沈家绸缎庄做了二十年。他教我打算盘，教我记流水，教我算成本。
他说，云锦，你记住，这世上的事，说白了都是账。
人情是账，恩怨是账。
你欠我一分，我还你一厘。
账清了，人就散了。
我十二岁那年，我爹死在一场火里。
沈家绸缎庄的库房着了火，他去抢账本，没出来。
后来东家赔了三百大洋。
我娘拿那笔钱，还了我爹生前替人担保的债。
剩下九块。
九块大洋，我娘把我养到十九岁。
二
正厅里点着两根红烛。
烛火很高，烟往上走，走到房梁上，散了。
周老太太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
她穿着一件绛紫的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盘着一串碧玉珠子。
“跪下。”
我跪下了。
膝盖磕在青砖上，闷闷的一声。
“你叫什么？”
“陆云锦。”
“多大了？”
“十九。”
“会做什么？”
我想了想。
“会算账。”
厅里静了一下。
有人在笑。
“算账？”周老太太抬了抬眼皮，“我们周家，不缺账房。”
“会绣花。”我说。
“会做饭。”
“会煎药。”
她手里的珠子，停了。
“会煎药？”
“我爹病了三年。”我说，“我煎了三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烛火晃了一下。
“行。”她说，“从今天起，你是周家的三少奶奶。”
“三少爷病着，你伺候他。”
“伺候好了，这家里有你一口饭吃。”
“伺候不好，”她顿了一下，“你自己知道。”
我低着头。
“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
“您说。”
“这三年，”她说，“你不许出这个门。”
“不许见外人。”
“不许打听外面的事。”
“你是周家的人，死也是周家的鬼。”
我抬起头，看着她。
“老太太，”我说，“我有一句话。”
“说。”
“我娘一个人在家。”我说，“她眼睛不好，我要给她送钱。”
她的珠子，又停了一下。
“一个月两块大洋。”她说，“从你的月钱里扣。”
“谢谢老太太。”
“别谢我。”她说，“谢你自己，会煎药。”
三
三少爷的屋子在西跨院。
推门进去，一股药味扑出来。
很浓。
是川贝、枇杷叶，还有一味我不认得的。
屋里很暗。窗上糊着纸，纸是黄的。
床在里间。
帐子垂着，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掀开帐子。
床上躺着一个人。
很瘦。
脸是白的，嘴唇是灰的，颧骨顶起来，眼窝陷下去。
他闭着眼。
胸口很慢地起伏。
我把手放在他额头上。
凉的。
不是发烧的那种凉。
是从里往外的凉，像摸到一块浸了井水的石头。
我把他的手从被子里拿出来，搭在脉上。
脉很细。
细得像一根线，随时要断。
但是——
我摸了两遍。
不是肺痨。
肺痨的脉，是细而数，跳得快，虚。他的脉细，但是不急。
而且他手心里有汗。
肺痨到这一步，人是不出汗的。
人到了油尽灯枯，身上是干的。
出汗，说明还有力气。
我心里动了一下。
我把他的手放回去，把被子盖好。
然后我在屋里转了一圈。
桌上摆着三个药碗。
一个空的，两个有药渣。
我把药渣倒在手心，捻了一点，放在鼻子底下闻。
川贝，枇杷叶，甘草。
还有一味。
我把那一点药渣，放在舌尖上。
苦。
苦完之后，是一点麻。
很轻的麻，从舌尖往喉咙走。
我把药渣吐在手帕里，包好。
朱砂。
量很小。
小到不至于死人，但是天天喝，一年两年，人的五脏就慢慢坏了。
我站在桌边，站了很久。
账，开始了。
四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周家的其他人。
周家是个大宅子。
前后五进，三十几间房。
老太太住正院。
大房住东跨院，二房住北院，我们三房住西跨院。
大老爷周伯衡，是老太太的长子，管着周家的丝行和绸厂。
他四十来岁，胖，穿一身酱色缎袍，手上戴着一枚翡翠扳指。
他见我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看一匹绸。
“这就是三弟妹？”
“大哥。”
“嗯。”他上下看了我一眼，“长得还行。”
他把手里的绸抖开。
“你看这匹绸，怎么样？”
我看了看。
“颜色不正。”
他愣了一下。
“什么？”
“这是湖绸。”我说，“湖绸讲究‘水光’。您手里这匹，光是浮的，不是从里头透出来的。染的时候，染料没吃进丝里。”
院子里的人，都不说话了。
周伯衡的脸，慢慢地沉下来。
“你懂绸？”
“我爹在绸缎庄做过二十年。”
“哦。”他笑了一下，“账房先生。”
他把绸递给旁边的伙计。
“三弟妹，”他说，“你刚进门，话别太多。”
“是。”
“周家的规矩，女人不管外头的事。”
“是。”
“你只管伺候三弟。”
“是。”
他走了。
走的时候，那匹绸他扔在了石桌上。
我走过去，把绸捡起来，摸了摸。
绸是好绸。
是上等的湖丝。
糟蹋了。
五
表小姐叫柳如眉。
她是老太太的娘家侄女，住北院的东厢。
她今年二十，生得白，一双眼睛很会说话。
第三天，她来找我。
“三嫂。”
“表小姐。”
“别叫表小姐，”她笑，“叫我如眉。”
她坐下来，看着我。
“三嫂，你长得真好看。”
“表小姐更好看。”
她笑了一声。
“三嫂，”她说，“你知道我原来要嫁给三哥吗？”
我的手，停了一下。
“知道。”
“那你不介意？”
“我介意什么。”我说，“我是冲喜进来的。”
她看着我。
“三嫂，”她说，“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
“别人听了这话，要么哭，要么恼。”她说，“你不。”
“我哭给谁看？”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笑得很好看。
“三嫂，”她站起来，“我挺喜欢你的。”
“谢谢。”
“不过，”她走到门口，回过头，“你要是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得学会一件事。”
“什么事？”
“别太聪明。”
她走了。
我坐在屋里，看着她的背影。
我知道，她不是来提醒我的。
她是来试我的。
六
第一个月，我把三少爷的药，全换了。
原来的方子，是城里有名的医馆开的。
方子没错。
错的是抓药的人。
我拿着方子，去了周家的药房。
药房在二门旁边，一间小屋，一个老仆看着。
“三少奶奶。”
“我要抓药。”
“您说。”
我把方子念了一遍。
念到“朱砂三分”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这味药，”我说，“是谁加的？”
老仆愣了一下。
“方子上有的。”
“方子上没有。”我说，“方子上写的是‘朱砂一分，另包，冲服’。”
“可……可药房一直是这么抓的。”
“谁吩咐的？”
他低下头。
“大房的管事。”
我点点头。
“从今天起，”我说，“这味药，我自己抓。”
“三少奶奶，这不合规矩——”
“三少爷是我男人。”我说，“他的药，我说了算。”
老仆看着我，看了半天。
然后他让开了。
那天晚上，我煎了第一碗药。
没有朱砂。
我用的是另一味。
羚羊角，磨成粉，一点点，护住心脉。
药煎好，我端到床边。
“三少爷，”我说，“喝药。”
他没有动。
我把碗放在床头的小几上。
“我知道你醒着。”
屋里很静。
帐子动了一下。
他睁开眼。
那双眼睛很亮。
一点不像个病人。
“你是谁？”他问。
“你媳妇。”
“我没有媳妇。”
“冲喜的。”我说，“三百块大洋买来的。”
他盯着我。
“你换了我的药。”
“换了。”
“为什么？”
“因为，”我说，“有人在药里下毒。”
他没有说话。
他撑着床，慢慢地坐起来。
这是他进门以来，第一次坐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尝出来的。”我说，“朱砂。一天三分，一年就是一斤。一斤朱砂，能把一个活人的五脏，慢慢烧成灰。”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轻。
“三年了。”他说。
“什么？”
“三年了，”他说，“我一直在等一个人，尝出来。”
七
那天夜里，我们两个谈到四更。
他叫周砚清。
周家第三子，庶出。
他娘是二房的丫头，生他的时候死了。
他从小在这个家里长大，名义上是少爷，实际上没人管。
“我十六岁那年，”他说，“我娘舅家的人来接我。我去了上海，读了三年书。”
“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爹死了。”
“我大哥管家。”
“半年之后，我开始咳嗽。”
“郎中说，是肺痨。”
“我知道不是。”他说，“我读过书，我知道自己的身子。”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病。”他说，“后来我发现，我咳嗽的时间不对。”
“什么不对？”
“早上的药，是苦的。晚上的药，是甜的。”他说，“甜的，就是加了东西。”
“我没喝。”
“三年，我一口都没喝。”
我看着他。
“你不喝，”我说，“那你怎么活？”
“我装死。”他说，“我装得像一点，他们就不管我了。”
“你装三年？”
“三年。”
“为什么不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他说，“这是我爹的家。”
“我爹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砚清，这个家有坏人。”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把它守下来。”
他没有再说下去。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
窗外在下雨。
雨打在窗纸上，一片一片的。
“周砚清。”我说。
“嗯。”
“你守不下来的。”
他抬起头。
“你一个人，”我说，“守不住这么大的家。”
“我知道。”
“你要有人帮你。”
“谁？”
我伸出手。
“我。”
他看着我的手。
“你？”
“我。”我说，“我会算账。我会看绸。我会煎药。”
“你要什么？”
“我要三件事。”
“说。”
“第一，三年之后，我要一张休书。”
他愣了一下。
“休书？”
“对。”我说，“我进来的账，是三百块大洋。我出去的账，是一张休书。”
“第二呢？”
“第二，”我说，“我娘的病，你出钱治。”
“第三呢？”
“第三，”我说，“这个家，我帮你守。守下来之后，我要一半。”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凉。
但是有劲。
“成。”他说。
八
三个月，我把周家的账，摸了一遍。
不是我偷看。
是我算出来的。
柴房一个月要烧多少炭，我知道。厨房一个月要买多少米，我知道。
米价多少，炭价多少，我知道。
我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扫地，扫的时候，我听伙房的人说话。
我听他们抱怨米贵，抱怨炭潮，抱怨这个月的油少了。
油少了。
米贵了。
炭潮了。
这些都不对。
第二个月，我让周砚清给我弄来了一本账。
是绸厂的账。
他说，这是他偷的。
我说，这是我们家的账，不是偷。
账本很厚。
我点了一盏灯，看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合上账本。
账做得很漂亮。
进多少丝，出多少绸，损耗多少，工钱多少，每一项都对得上。
可是有一项不对。
“光洋”那一栏。
每个月，都有一笔支出。
数目不大，四十块，五十块，最多八十块。
名目是“杂支”。
杂支。
我拿笔，把这一笔一笔加起来。
三年，一共两千一百六十块。
两千一百六十块大洋，够买一栋两进的宅子。
我把数字写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我又翻了一遍。
这一次，我看的是“损耗”。
绸厂是有损耗的。
丝断了，绸织坏了，染坏了，都要算损耗。
周家的损耗，是三成。
三成，太多了。
苏州最好的绸厂，损耗是一成二。
周家的绸厂，三成。
多出来的一成八，是丝。
丝被人拿走了。
九
我没说。
我把账本，原样放了回去。
第二个月，我去绸厂。
理由是给周砚清抓药。
绸厂在城西，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二十台织机。
我进去的时候，没人拦我。
因为没人认得我。
我穿着一件旧的蓝布褂子，看上去像来找活的。
我在院子里走了一圈。
织机在响。
二十台机子，只有十四台开着。
六个空位置，上面堆着灰。
我站在一个空机位前，看了很久。
“找活？”
我回头。
是个中年汉子，姓王，是织工头。
“不找活。”我说，“我问个事。”
“问。”
“这六台机子，怎么不开？”
他看了我一眼。
“你是谁？”
“我是三房的人。”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三少奶奶。”
“嗯。”
“您来这儿，大老爷知道吗？”
“不知道。”
他犹豫了一下，往两边看了看。
“您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院子角落的一间小屋。
“三少奶奶，”他说，“我劝您，回去。”
“为什么？”
“这儿不干净。”
“我知道不干净。”我说，“我问你，那六台机子，什么时候停的？”
“去年三月。”
“为什么停？”
“没丝了。”
“丝呢？”
他低下头。
“三少奶奶，您别问了。”
“王师傅，”我说，“你家里几口人？”
他愣了一下。
“四口。老婆，两个娃。”
“靠这个厂的工钱活？”
“是。”
“厂要是倒了，”我说，“你怎么办？”
他不说话。
“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丝，是不是被卖了？”
他抬起头。
“是。”
“卖给谁？”
“卖给日本人的洋行。”
“多少钱？”
“比市价低三成。”
“谁卖的？”
他张了张嘴。
“三少奶奶，我不敢说。”
“你不说，”我说，“我猜。”
“大老爷。”
他的脸白了。
“您……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说，“只有一个人，能把整个厂的丝，一次卖出去。”
十
我从绸厂回来，天已经黑了。
周砚清坐在床上，等我。
他现在能坐起来了。
一天能坐两个时辰。
他的脸色，比刚进门的时候好了。
“怎么样？”
“周伯衡在卖丝。”我说，“卖给日本人的洋行，比市价低三成。”
“三年了。”
“三年。”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缺钱。”我说，“账上每个月有一笔‘杂支’，三年两千一百六十块。”
“两千一百六十块。”他重复了一遍。
“这不是小数。”我说，“他还有别的窟窿。”
“什么窟窿？”
“我不知道。”我说，“我要去查。”
“查什么？”
“查他这个人。”我说，“一个人缺钱，一定有去处。”
“赌。”
“赌，或者是别的。”
他看着我。
“你要怎么查？”
“我要出门。”
他的眉头，皱起来了。
“老太太说了，你不许出门。”
“老太太说的，是三年不许出门。”我说，“我进门三个月了。”
“云锦——”
“周砚清，”我说，“你守不住这个家，是因为你不出门。”
他不说话。
“我也守不住，”我说，“如果我不出门。”
他沉默了很久。
“你要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他看着我。
“云锦，”他说，“你怕不怕？”
我想了想。
“怕。”我说。
“那你还去？”
“怕，才要去。”我说，“不怕的人，早就死了。”
十一
我第一次出门，是三月。
那天是老太太的寿辰。
寿辰前一天，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去买药。
“药房没有？”
“缺一味。”我说，“羚羊角。药房的不新。”
她看了我一眼。
“你一个人去？”
“让福伯跟着。”
福伯是周家的老仆，六十多岁，走路慢。
我带着他，去了观前街。
观前街很热闹。
绸缎庄，银楼，茶楼，药铺，一家挨着一家。
我先去了药铺，买了羚羊角。
三钱，八块大洋。
福伯在旁边，看着我把银子数清楚。
然后我说：“福伯，我去趟茅房。”
“我在外头等您。”
我从药铺后门出去。
后门是一条巷子。
巷子出去，是另一条街。
那条街上，有一家茶馆。
茶馆的二楼，坐着一个人。
姓钱，人称钱老三。
他是苏州城里有名的“中人”，专门替人牵线。
赌债，典当，买卖，都找他。
我上楼，坐到他对面。
“钱三爷。”
他抬起头。
四十来岁，脸上一道疤。
“你是？”
“我姓陆。”我说，“周家的三少奶奶。”
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三少奶奶找我，有事？”
“有。”
“说。”
“我想知道，”我说，“周家大老爷，欠了谁的钱。”
他笑了。
“三少奶奶，这话可不能乱问。”
“我不白问。”
我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布包。
打开。
十块大洋。
“这是定金。”我说，“问出来了，再给十块。”
他看着那十块大洋，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布包收起来。
“周伯衡，”他说，“欠了德昌隆三万。”
“德昌隆？”
“赌场。”他说，“他这三年，一直在赌。”
“输了多少？”
“三万。”
“还有呢？”
“还有——”他压低了声音，“他在跟日本人谈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
“周家的绸厂。”
我的手，捏紧了桌角。
“卖厂？”
“卖厂。”
“什么时候？”
“年底。”他说，“价钱谈得差不多了。八千块。”
八千块。
周家的绸厂，二十台织机，一个院子，几十个工人。
八千块。
“日本人买去做什么？”
“改成纱厂。”他说，“他说，绸不好卖了，纱好卖。”
“谁说的？”
“日本人说的。”
我坐在那儿，很久没说话。
十二
回周家的路上，天开始下雨。
福伯打着伞，走在我旁边。
“三少奶奶，”他说，“您这药，买得久。”
“药铺人多。”
“嗯。”
他走了一段，忽然说了一句。
“三少奶奶。”
“嗯。”
“您是个好人。”
我看着他。
“三少爷的病，”他说，“您来了之后，好多了。”
“药对症。”
“不是药。”他说，“是有人管他了。”
他叹了口气。
“这个家，”他说，“从老爷走了之后，就散了。”
“老爷在的时候，”他说，“绸厂一天开二十台机。工人过年有肉吃。”
“现在呢？”
“现在，”他说，“工人过年，只有一包烟。”
我没说话。
雨落在伞上，噼噼啪啪的。
进了大门，我让福伯先回去。
我一个人，往西跨院走。
走到一个月洞门，有人拦住了我。
是柳如眉。
她撑着一把伞，站在雨里。
“三嫂。”
“表小姐。”
“你今天出去了。”
我看着她。
“是。”
“去哪儿了？”
“买药。”
“买药，去了三个时辰？”
她走近了一步。
“三嫂，”她说，“我看见你了。”
“在哪儿？”
“观前街。茶馆。”
我的心，沉了一下。
“你在二楼，”她说，“跟钱老三说话。”
雨声很大。
我们两个站在月洞门下，谁都没有动。
“三嫂，”她说，“你要做什么？”
“我要救这个家。”
“救这个家，”她说，“还是要拿这个家？”
我看着她。
“有区别吗？”
她笑了一下。
“有。”她说，“救，你是媳妇。拿，你是外人。”
“表小姐，”我说，“你告诉我大哥，会怎么样？”
她沉默了。
“你告诉他，”我说，“他会怎么做？”
“他会把你赶出去。”
“然后呢？”
“然后，”她说，“三哥会死。”
她把伞，往前送了一点。
“三嫂，”她说，“我不会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她说，“我也想救这个家。”
十三
那天晚上，柳如眉来了西跨院。
她坐在桌边，捧着一碗热茶。
“三哥。”她叫了一声。
周砚清靠在床上，看着她。
“如眉。”
“你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我在装病。”
他笑了一下。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他说，“你撒谎的时候，左眼会跳。”
她低下头。
“三哥，”她说，“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什么？”
“我本来要嫁给你的。”她说，“后来你病了，老太太让我等。等了两年，她说，让我嫁给大表哥。”
“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她说，“我拖了半年。”
“为什么拖？”
“因为，”她抬起头，“我不信你病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
“如眉。”我说。
她转过头。
“你为什么要救这个家？”
“因为我娘。”她说，“我娘是周家的姑奶奶。她死的时候，跟我说，如眉，周家对我们有恩。”
“什么恩？”
“我爹欠了钱，”她说，“是周家老爷替他还的。”
“所以你要还？”
“我要还。”
我看着她。
这个女孩子，二十岁，长得很白，眼睛很会说话。
我原以为她是我第一个敌人。
不是。
“表小姐，”我说，“你帮我，我记你一笔。”
“记什么？”
“记在账上。”我说，“将来，你要什么，我还你。”
她笑了。
“三嫂，”她说，“我不要什么。”
“那你要什么？”
“我要，”她说，“这个家，别散。”
十四
四月，周伯衡开始卖厂。
他跟日本人的洋行，签了草约。
草约上写，八千块，年底交割。
我从钱老三那儿，拿到了草约的抄本。
我把抄本摊在桌上，看了三遍。
“八千块。”我说。
“嗯。”周砚清说。
“这个厂，值多少？”
“三万。”他说，“绸机、院子，还有工。”
“三万，”我说，“他卖八千。”
“他急。”
“他急什么？”
“德昌隆的债，”他说，“三万，利滚利。他要是年底还不上，人家要他的命。”
我把抄本折起来。
“周砚清，”我说，“我想买这个厂。”
他抬起头。
“你说什么？”
“我买这个厂。”我说，“八千块。”
“你哪儿来的八千块？”
“我算过。”我说，“这三年，周伯衡从厂里拿走的丝，值一万二。从账上支走的‘杂支’，两千一百六。加起来，一万四千一百六。”
“这些钱，不在厂里。”
“在哪儿？”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周家的丝行，”我说，“还有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我爹的名字。”
他愣住了。
十五
我爹叫陆鸣山。
他在沈家绸缎庄做了二十年账房。
沈家绸缎庄，是苏州最大的绸缎庄。
东家姓沈。
沈家的丝，从哪里来？
从周家的绸厂。
我爹跟周家老爷，是三十年的交情。
周老爷卖丝，我爹收丝。
一九一七年，周老爷跟我爹，合开了一家丝行。
丝行的名字，叫“鸣记”。
取的是我爹的名字。
丝行的股份，周家六成，我爹四成。
那四成的股份，我爹没写进契约。
因为周老爷说，鸣山，我们是兄弟，不用写。
我爹信了。
一九二三年，库房着火。
我爹死了。
那四成的股份，没有人提。
我娘不识字。
她只知道，东家赔了三百块。
那些股份，二十年前就没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周砚清问。
“我娘说过。”我说，“她说，你爹当年，是有股份的。她说，她不懂，她也没本事要。”
“她还说，”我说，“云锦，你别去要。人家会说你贪。”
我抬起头。
“周砚清，”我说，“我不贪。”
“我要的，是我爹的。”
“四成。”我说，“按现在的厂价，一万二。”
“一万二。”他重复了一遍。
“对。”
“你要拿这个，去买厂？”
“我要拿这个，跟周伯衡谈。”
“谈什么？”
“谈一笔账。”我说，“他要是认这笔账，我就给他八千块，让他把厂卖给我。”
“他要是不认？”
“他不认，”我说，“我就把这本账，拿到族里去。”
“族里不会帮你。”他说，“族里都听老太太的。”
“老太太听什么？”
“听钱。”
“那就让她听钱。”
十六
我见周伯衡，是在五月初五。
端午。
周家照例要祭祖。
祭祖之前，我在前厅等他。
他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愣了一下。
“三弟妹。”
“大哥。”
“你在这儿做什么？”
“等您。”
“等我？”他笑了一下，“什么事？”
“谈一笔买卖。”
他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跟我谈买卖？”
“是。”
“三弟妹，”他说，“你是不是在屋里待久了，脑子不清楚了？”
我从袖子里，拿出三样东西。
一本账。
一张草约抄本。
一张纸。
我把那张纸，推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
“我爹的股份。”我说，“鸣记丝行，四成。”
他的手，停在茶碗上。
“什么鸣记？”
“一九一七年，”我说，“周老爷跟我爹，合开的丝行。周家六成，我爹四成。”
“胡说。”
“这是当年的账。”我把账本推过去，“第一年，丝行赚了一千八百块。我爹分了七百二。”
“第二年，赚了两千四。我爹分了九百六。”
“第三年，赚了三千一。我爹分了一千二百四。”
“这三年，”我说，“账上都记着。”
他翻开账本。
他的手，开始抖。
“这账，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爹留下的。”我说，“库房着火那天，他从火里抢出来的。”
他抬起头。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我只想，把这笔账，算清楚。”
“算什么？”
“一万二。”我说，“四成，按今天的厂价，一万二。”
“你要一万二？”
“我不要钱。”我说，“我要厂。”
他的眼睛，眯起来了。
“你要厂？”
“我出八千块，”我说，“买你的厂。”
“你出八千块，买我的厂？”
“对。”
他笑了。
笑得很大声。
“三弟妹，”他说，“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大哥，你听我说完。”
我把草约抄本，推过去。
“你跟日本人的草约，”我说，“八千块，年底交割。”
他的笑，停住了。
“你怎么——”
“我知道你欠德昌隆三万。”我说，“年底还不上，人家要你的命。”
厅里静下来。
“大哥，”我说，“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你把厂卖给我，八千块，现金，今天就能拿。”
“第二条，”我说，“我把这本账，拿到族里去。你私卖厂里的丝，三年一万二。你账上支走两千一百六。你欠赌债三万。”
“这三笔加起来，”我说，“族里会怎么办？”
他的脸，白了。
“老太太会打死你。”我说。
“你——”
“大哥，”我说，“我不逼你。”
“我给你三天。”
“三天之后，你告诉我。”
十七
三天里，周家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柳如眉被老太太叫去了。
她在正院待了一个时辰。
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她来西跨院，坐在我屋里，一句话没说。
“怎么了？”
“老太太让我嫁给大表哥。”
“什么时候？”
“年底。”
“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我看着她。
“如眉。”
“三嫂，”她抬起头，“你别管我。”
“为什么？”
“因为，”她说，“我答应了，老太太就不会查你。”
“她查我什么？”
“查你出门。”她说，“查你跟钱老三。”
她攥着手。
“三嫂，”她说，“我拖了半年。我拖不下去了。”
“你别答应。”
“我不答应，”她说，“你就要被赶出去。”
“如眉，”我说，“你不用替我。”
“不是替你。”她说，“我是替这个家。”
她站起来。
“三嫂，”她说，“你要是能把厂拿下来，”她说，“我嫁。”
“你要是拿不下来，”她说，“我嫁，也一样。”
第二件事，是周伯衡答应了。
第三天晚上，他来了西跨院。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三弟妹。”
“大哥。”
“我答应。”
“好。”
“但是，”他说，“我有条件。”
“你说。”
“第一，八千块，现洋，当面点。”
“第二，这件事，不能告诉老太太。”
“第三，”他看着我，“你以后，不许再提那本账。”
“成。”我说，“我们立个字据。”
“立。”
字据是我写的。
我写了三份。
一份给他，一份给我，一份烧了。
烧的那份，是我爹的账。
十八
八千块大洋，从哪儿来？
我没有。
周砚清也没有。
周砚清的钱，是他在上海读书时，他娘舅给的一点，加上他这些年攒的。
一共一千二百块。
“还差六千八。”他说。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借。”
“跟谁借？”
“跟钱老三借。”
他愣了一下。
“钱老三？”
“钱老三不只是中人。”我说，“他放债。”
“他放债，利高。”
“我知道。”
“多少？”
“三分。”
“三分，”他说，“一个月二百块利。”
“我知道。”
“云锦，”他说，“八千块，一年就是两千八百八的利。”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借？”
“周砚清，”我说，“这个厂，一年能挣多少？”
他不说话。
“我算过。”我说，“二十台机，全开，一年能挣四千。”
“四千。”
“对。”我说，“我借八千，一年利两千八百八。我挣四千。我还剩一千一百二。”
“这不是好买卖。”
“这是好买卖。”我说，“因为厂是我的。”
“厂是我的，我就能让它开二十四台机。”
“二十四台？”
“对。”我说，“周伯衡只开十四台。剩下的六台，是没丝。我有丝。”
“你的丝从哪儿来？”
“我爹的老关系。”我说，“沈家绸缎庄的沈老板，还活着。”
十九
我去见了沈老板。
沈老板叫沈万山，六十七岁，胖，坐在太师椅上，喘气都费劲。
“你是鸣山的女儿？”
“是。”
“像。”他说，“你眼睛像他。”
他让人给我倒了茶。
“你找我，什么事？”
“沈伯父，”我说，“我要卖丝。”
“卖丝？”
“我有一家绸厂。”我说，“二十四台机。我要丝。”
他看着我。
“你有绸厂？”
“有。”
“哪家？”
“周家的。”
他的眉毛，动了一下。
“周家的厂，怎么到你手里了？”
“买下来的。”
“八千块？”
我愣了一下。
“您知道？”
“我知道。”他说，“周伯衡那个败家子，把厂卖给日本人，八千块。全苏州都知道了。”
他喝了一口茶。
“你出了八千块？”
“是。”
“你哪来的钱？”
“借的。”
他笑了。
“你这丫头，”他说，“胆子比你爹大。”
“沈伯父，”我说，“我要丝。上等的湖丝。一个月两百斤。”
“两百斤，”他说，“你有钱吗？”
“我赊。”
他放下茶碗。
“赊？”
“赊三个月。”我说，“三个月之后，我出货，还钱。”
“我凭什么赊给你？”
“凭我爹。”
他看着我。
“凭我爹在您这儿做了二十年。”我说，“凭库房着火那天，他先抢的是您的账本。”
厅里静了很久。
沈万山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爹，”他说，“是个好人。”
“是。”
“好人没好报。”
“是。”
他抬起头。
“三个月。”他说，“我赊你三个月。”
“谢谢沈伯父。”
“别谢我。”他说，“你要是三个月还不上，我就把你告到衙门去。”
“成。”
二十
绸厂盘下来那天，是六月初八。
周伯衡点了八千块现洋。
点了两个时辰。
点完，他把钥匙交给我。
“三弟妹，”他说，“你行。”
“大哥。”
“嗯。”
“德昌隆的债，”我说，“你去还了吧。”
他的手，停了一下。
“你……”
“我不说。”我说，“你也别说。”
他走了。
走的时候，他的背，看着比平时弯。
我站在绸厂院子里，看着那二十台织机。
十四台在响。
六台在积灰。
王师傅站在我旁边。
“三少奶奶。”
“王师傅，”我说，“从今天起，叫我东家。”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东家。”
“这六台机，”我说，“下个月，全开。”
“丝呢？”
“丝我来。”
“人？”
“人你招。”我说，“招回来，工钱加两成。”
他瞪大了眼睛。
“加两成？”
“加两成。”我说，“但是有一条。”
“您说。”
“谁再敢把丝卖出去，”我说，“我送他去衙门。”
二十一
厂开起来，用了两个月。
六台机，招了十二个工人。
丝从沈家赊来，一个月两百斤。
第一个月，出了三百匹绸。
第二个月，出了五百匹。
第三个月，出了七百匹。
七百匹绸，卖出去，回款两千四百块。
我把钱，先还了沈家。
然后还钱老三的利。
剩下的，我拿在手里，数了一遍。
一百八十块。
我坐在厂里的账房里，看着那一百八十块。
我爹当年，一个月挣十二块。
一百八十块，是他一年半的工钱。
我把钱装进布袋，拎回周家。
进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西跨院的灯亮着。
周砚清坐在桌边，看书。
他现在能下地了。
一天能走半个时辰。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把布袋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钱。”
他打开，看了一眼。
“一百八十块？”
“一百八十块。”
“这个月的？”
“这个月的。”
他看着我。
“云锦。”
“嗯。”
“你做到了。”
“我做到了一半。”我说。
“一半？”
“厂是我的。”我说，“家还不是。”
二十二
那年冬天，周家出了大事。
腊月十八，周伯衡死了。
死在德昌隆的后巷。
是被人打的。
据说，他欠的钱，还差八千。
他拿厂的钱，还了德昌隆。
可是德昌隆的人说，他欠的是三万。还了八千，还有两万二。
他还不上了。
他跑了三天。
第四天，尸体在后巷被找到。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煎药。
药碗从我手里滑下去，摔在地上。
碎了。
周砚清从里屋出来。
“怎么了？”
“大哥死了。”
他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怎么死的？”
“赌债。”
他闭上眼。
那天晚上，周家一夜没睡。
老太太在正院里哭。
她哭得很响。
“我的儿啊——”
我站在院子里，听着。
我不喜欢周伯衡。
可是我也不想他死。
他是这个家的长子。
他死了，这个家，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二十三
腊月二十，老太太叫我。
正厅里点着白烛。
她坐在太师椅上，穿着一身孝服。
旁边站着二房的周仲衡，还有族里的三个长辈。
“陆氏。”
她叫我陆氏。
不是三少奶奶。
“在。”
“伯衡死了。”她说，“家里的产业，没人管。”
“绸厂，”她说，“在你手里。”
“是。”
“你一个妇道人家，”她说，“管不了。”
我没说话。
“族里商量了，”她说，“绸厂，交回周家。”
“由仲衡管。”
我抬起头。
二房的周仲衡，四十来岁，瘦，戴一副眼镜。
他一直在旁边看着，一句话没说。
“老太太，”我说，“绸厂，是我买的。”
“你买的？”她笑了一声，“你哪来的钱？”
“借的。”
“借的，”她说，“是要还的。”
“还了。”
她愣了一下。
“还了？”
“还了。”我说，“八千块，我借的。这半年，我还了四千。剩下的，明年还清。”
厅里安静了。
“绸厂是我买的，”我说，“字据在我手里。契约在衙门里。东家的名字，是我。”
“陆云锦。”
老太太的手，攥紧了珠子。
“你是周家的媳妇。”
“我是周家的媳妇。”我说，“可绸厂不是周家的。”
“你——”
“老太太，”我说，“您听我说完。”
我从袖子里，拿出一本账。
“这是周家的账。”我说，“从老爷死的那一年，到今年。”
“这十二年，”我说，“周家进项，一共八万六千块。”
“支出，七万九千块。”
“剩下的，七千块。”
“可是，”我说，“周家的宅子，三年没修。工人的工钱，三年没涨。库房里的存货，一年比一年少。”
“钱去哪儿了？”
我把账本摊开。
“大哥这三年，从厂里拿走的丝，值一万二。”
“从账上支走两千一百六。”
“赌债三万。”
“加起来，”我说，“四万四千一百六。”
“四万四千块。”我说，“够买五座绸厂。”
老太太的脸，一点一点地白下去。
“你——”
“老太太，”我说，“我不是来跟您算账的。”
“我是来跟您谈买卖的。”
“什么买卖？”
“这个宅子。”我说。
二十四
“这个宅子，”我说，“您欠了三年的税。”
“加上修房子的钱，一共四千二百块。”
“我出四千二百块，”我说，“买这个宅子。”
厅里炸了。
族里的长辈拍桌子。
“放肆！”
“你一个冲喜进来的——”
“你算什么东西！”
我站着，没动。
等他们骂完。
“各位长辈，”我说，“我不是抢。”
“我是买。”
“四千二百块，现洋。”
“买了之后，”我说，“老太太还住正院。二房还住北院。”
“我住西跨院。”
“我不改门匾。”
“周家的牌匾，还挂着。”
老太太看着我。
她的手，一直在抖。
“陆云锦，”她说，“你到底要什么？”
我看着她。
“老太太，”我说，“我要这个家，活下去。”
“你大儿子，把厂卖给日本人。厂要是卖了，周家就完了。”
“你二儿子，”我看了周仲衡一眼，“他什么都不敢做。”
“三儿子，”我说，“他病了三年。”
“这个家里，”我说，“只剩下我一个能干活的人。”
“您要是不让我干，”我说，“周家撑不过明年。”
厅里很静。
白烛的火，晃了一下。
老太太低下头。
很久，她抬起头。
“四千二百块。”她说。
“是。”
“现洋？”
“现洋。”
“什么时候？”
“明天。”
她闭上眼。
“好。”她说。
二十五
腊月廿一，我买下了周家的宅子。
契约是在衙门里立的。
立完，我回周家，把契约放在正厅的桌上。
老太太坐在上面。
她看了一眼契约，没有拿。
“陆云锦。”
“在。”
“你进来的时候，”她说，“我说过一句话。”
“您说，我是周家的人，死也是周家的鬼。”
“我现在改。”她说。
我抬起头。
“你是周家的媳妇，”她说，“不是鬼。”
她站起来。
走到我面前。
她伸出手，把一样东西，放在我手心。
是那串碧玉珠子。
“这个，”她说，“是周家的。”
“给当家的人。”
我握着那串珠子。
珠子是凉的。
“老太太。”
“嗯。”
“您放心。”我说，“牌匾，我不换。”
她点点头。
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慢。
背有点驼。
我看着她的背，忽然想起我娘。
我娘也是这个背。
二十六
正月，厂里开工。
二十四台机，全开。
王师傅当了厂长。
我给他涨了工钱，一个月三十块。
他哭了。
“东家，”他说，“我干了二十年，头一回拿三十块。”
“以后，”我说，“还会更多。”
正月十五，周砚清能出门了。
他穿着一件新的长衫，站在院子里。
“云锦。”
“嗯。”
“我要走了。”
我抬起头。
“去哪儿？”
“上海。”他说，“我想回去读书。”
“读什么？”
“法律。”他说，“我想当个律师。”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个家，是靠账守下来的。可是账，大不过法。”
“周砚清，”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他看着我。
“你不需要我。”他说。
“我需要。”
“你不需要。”他说，“你比我强。”
我低下头。
“三年之期，”他说，“还有一年半。”
“我知道。”
“一年半之后，”他说，“我给你休书。”
“你要走？”
“我要走。”他说，“这个家，你守着。我走了，你就没有周家的男人压着了。”
“你是我男人。”
“我不是。”他说，“我是你账上的一笔。”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周砚清。”
“嗯。”
“你走的时候，”我说，“把西跨院的钥匙带走。”
“为什么？”
“因为，”我说，“那间屋子，是你的。”
“我住哪儿？”
“你住厂里。”他说，“你是东家。”
二十七
他走了。
正月十六，早上。
他坐黄包车去的码头。
我送他到门口。
“云锦。”
“嗯。”
“我走了。”
“嗯。”
“你要是撑不住了，”他说，“就写信给我。”
“写信？”
“对。”他说，“我在上海，有地址。”
“我不写信。”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说，“我不撑不住。”
他笑了。
车走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雪化了。
门口的石板是湿的。
我回到院里，把门关上。
门轴响了一声。
二十八
第二年，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把绸厂的名字改了。
原来叫“周记”。
我改成了“鸣记”。
用的是我爹的名字。
第二件，我在观前街，开了一家绸缎庄。
店名叫“云记”。
卖的是自家的绸。
第三件，我把我娘接到了苏州。
她住在西跨院。
她第一次进门的时候，站在门口，不敢进。
“云锦，”她说，“这是人家的大宅子。”
“娘，”我说，“这是咱们家。”
她哭了。
她哭的时候，我给她擦眼泪。
她的手，还是那么粗。
“云锦，”她说，“你爹要是活着……”
“娘，”我说，“他看着呢。”
二十九
第三年，我把绸厂，扩了。
二十四台机，变成了三十六台。
工人，从三十个，变成了六十个。
绸卖到了上海、南京、杭州。
有一年，一批绸卖到了香港。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我在账房里，把那一年的账，从头算到尾。
进项，四万八千块。
支出，三万一千块。
净赚，一万七千块。
我把那个数字，写在一张纸上。
看了很久。
然后我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
“爹，我还了。”
三十
三年之期，到了。
那天是十月十八。
三年前，我坐花轿进门，是十月十八。
三年后，我在正厅里，摆了四桌酒。
请的是周家的人，族里的长辈，厂里的工人。
老太太坐在上首。
她老了很多。
头发全白了。
她还能盘珠子。
“陆氏。”她叫我。
“在。”
“三年了。”
“三年了。”
“砚清呢？”
“他在上海。”我说，“他来信了。”
“他说什么？”
“他说，”我说，“他考上了。”
老太太笑了。
“好。”她说，“好。”
她端起酒杯。
“这杯酒，”她说，“敬你。”
我站起来。
“老太太，这杯酒，我敬您。”
“为什么？”
“因为，”我说，“三年前，您让我进门。”
她看着我。
“我那时候，”她说，“是为了砚清。”
“我知道。”
“现在呢？”
“现在，”我说，“您是为了这个家。”
她笑了。
“陆云锦，”她说，“你这个人，太会算。”
“我爹教的。”
“你爹教得好。”
她把酒喝了。
三十一
散席之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院子里的桂花开了。
很香。
我娘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云锦。”
“娘。”
“你累不累？”
“累。”
“那你还干？”
我想了想。
“娘，”我说，“你知道我进门那天，数了多少步吗？”
“多少？”
“二十七步。”我说，“从轿子到正厅，二十七步。”
“我数着走，”我说，“每一步都在想，我要低头。”
“后来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低头，”我说，“是为了看清楚。”
“看清楚什么？”
“看清楚，”我说，“谁欠谁的。”
我娘笑了。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她的手很粗，很暖。
“云锦，”她说，“你比我强。”
“娘，”我说，“你把我养到十九岁，用的是九块大洋。”
“那是本事。”
“那才是本事。”
三十二
后来，有人问我，一个女人，怎么把夫家买下来。
我说，简单。
第一，账要清。
第二，人要认。
第三，手要快。
他们不信。
他们说，你肯定有男人帮。
我说，有。
他们问，谁？
我说，我爹。
他死了。
可他留了一本账。
账上写着，谁欠谁的。
我把账算清了。
尾声
民国二十一年，春。
我在观前街的店里，算账。
门口进来一个人。
穿着长衫，提着一个皮箱。
“东家，”他说，“买绸。”
我抬起头。
是周砚清。
他瘦了。
可是眼睛很亮。
“买什么绸？”
“上等的。”他说，“做一件旗袍。”
“给谁做？”
“给我媳妇。”
我放下算盘。
“你媳妇在哪儿？”
“在苏州。”他说，“观前街，云记绸庄。”
我看着他。
“周砚清。”
“嗯。”
“休书呢？”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放在柜台上。
我打开。
上面四个字。
不是“休书”。
是“婚书”。
“三年前，”他说，“你跟我说，你要一张休书。”
“是。”
“我没写。”他说，“我写了这个。”
我低着头，看着那张纸。
纸上有一行小字。
“陆云锦，周砚清，民国十八年十月十八日，结为夫妻。”
“此约不改。”
我的眼泪，掉在纸上。
“周砚清，”我说，“你这是违约。”
“是。”
“违约要赔。”
“赔什么？”
我抬起头。
“赔一辈子。”我说。
他笑了。
“成。”他说。
那天下午，店里没做生意。
我们两个坐在柜台后面。
他给我讲上海。
讲电车，讲电影院，讲那些在报上写文章的人。
我给他讲苏州。
讲厂，讲丝，讲那些欠账的人。
太阳从门口照进来。
照在算盘上。
算盘的珠子，是木头的。
光是暖的。
“云锦。”
“嗯。”
“我们以后，还算账吗？”
“算。”我说。
“算什么？”
“算，”我说，“今天晚饭吃什么。”
他笑了。
我也笑了。
门口的桂花，又开了。
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