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六月，红星纺织厂分房。我在厂办复核评分表，算盘拨到半夜，给我对象陈卫国算出二十分。分数线二十三点，差三分。
差的那三分，周厂长手里有。他侄女周晓燕是全民固定工，娶了她，双职工加十分。我是大集体，我这一栏填零。
全厂一百八十户的分我都算得清，自己在他心里值几分，我也算得清。章在我手里，我不做假。
后来我亲手给他和周晓燕开了结婚介绍信，又在那张分房表上盖了章。我在档案室翻出一张一九七五年的知青登记表，那三年工龄正好值三分。我跑去清河县开回证明，回来那天，公示刚贴出来。
一九九八年房改，他拿着表到区房管局窗口。经办人那一栏，是我的名字。
01
六月十五，厂礼堂。
两百多号人挤在长条凳上，房梁上挂着四台电扇，转一圈，吹下来的风还是热的。汗味、机油味、烟草味混在一起，前排的车间主任们把衬衫扣子解到第二颗。
我坐在主席台最边上，面前是油印机印出来的评分表，一张一张数好，一百八十份。油墨没干透，手指一蹭就黑。
周德海坐在中间，中山装最上面那颗扣子扣着。他先讲形势，从我厂超额完成上半年产值，讲到市里对我们厂的关怀，讲了二十分钟。
然后他侧过头：“巧云，你把标准念一遍。”
我站起来，念。
本厂工龄每年一分，以劳资科档案为准。双职工十分，夫妻双方均为本厂全民固定工。技术员三分。厂级先进两分一次，三年内有效。住房困难六分。晚婚一分。厂长机动分三分，每年一个，厂长签字生效。
念到“双职工十分”，台下嗡的一声。
机修车间的老李在后排喊：“周厂长，两口子都在厂里就加十分，那我们还分什么，直接搬进去得了。”
一片笑。周德海抬手压了压：“加十分，不是直接给房。分数线还没定。”
我把最后一行念完：“以上标准，解释权在厂分房领导小组。”
有人问：“大集体的算不算双职工？”
礼堂一下静了。
我捏着纸，抬头看周德海。他没看我，看着台下：“按文件，双职工指夫妻双方都是本厂全民固定工。”
“大集体”三个字他没说。可全厂都知道，服务公司、食堂、托儿所、装卸队，都是大集体。
我坐下，把评分表在膝盖上磕齐。纸边很利，磕在手背上，一道白印。
散会。
人往外涌，我抱着一摞表从侧门出来。梧桐树底下站着陈卫国。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袖子挽到肘上，小臂上有机油的黑印，指甲缝里也是。他手里拎着两个搪瓷缸，递给我一个。
“绿豆汤，食堂刚熬的。”
缸子外壁挂着水珠，凉。
“你听懂了？”我问。
“听懂一半。”他喝了一口，“我就听懂一句，我差得不多。”
我们从礼堂后头往厂办走。梧桐叶把太阳筛下来，地上碎碎的光。他走在我左边，替我挡着西晒。
“你算算。”他说。
我在台阶上坐下，把评分表铺在膝盖上，从兜里摸出算盘。
厂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进厂，到今年六月，五年半，按六年算，六分。技术员，三分。厂级先进两次，四分。无房，一家三口住棚户，六分。晚婚，他二十六，一分。
最后一颗珠子拨上去，我抬头：“二十分。”
“分数线呢？”
“二十三点。”
他“嗯”了一声，把搪瓷缸放在台阶上。缸底和水泥地碰了一下，闷响。
“差三分。”他说。
“差三分。”
风把评分表吹起一个角，我用手按住。表格最下头一栏是配偶情况，姓名、单位、编制性质，三个空格，都空着。
他凑过来看，看了半天，忽然笑：“哎，你说，我要是娶你，是不是能加十分？”
我没抬头：“我是大集体。”
“我知道。”他说，“我算着玩。”
“这有什么好算着玩的。”
“那你说，我这三分从哪来？”
我把算盘往兜里一塞：“回去再算算。”
他伸手，把我工作证从台阶上拿起来。蓝塑料封皮，里面贴着我的照片，单位一栏印着“劳动服务公司”，编制一栏，三个字：大集体。
他用拇指在那几个字上蹭了一下，像蹭一块擦不掉的灰。
我把工作证抽回来，塞进兜里，手掌在裤子上贴了一会儿。
“回去再算算。”我又说了一遍。
他站起来，替我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行。你算，我信你。”
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全厂一百八十户的底表又翻了一遍，一页一页翻到半夜。
没有一页能给他变出三分。
02
星期天，我提了半斤肉去陈家。
肉是拿肉票买的，肥的多，我用油纸包着，又裹了一层报纸。棚户区在厂区北墙外，一条土路进去，两边是自建的房子，油毡顶压着砖头。
陈家在倒数第二排，两间，外间做饭，里间睡觉，中间挂一块蓝布帘。
陈母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韭菜，看见我，撑着膝盖站起来。
“巧云来了。这么热的天，你跑来干什么。”
“给您送点肉。”
“又花钱。”她嘴上埋怨，手把油纸接过去，捏了捏，脸上松了一下。
我把肉放进搪瓷盆，洗手，蹲下去帮她择。
她一边择一边咳，咳的时候手撑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咳完了，喘一会儿，接着说。
“巧云，你在厂办，一个月多少钱？”
“三十四块五。”
“大集体是吧。”
“嗯。”
她把一根烂韭菜扔进脚边的筐里：“女人啊，还是得有个正式编。你现在年轻，人家叫你一声小林同志，等到三十岁，还是大集体，说话就不响了。”
我没接。
里间帘子一掀，陈卫国出来了，头发上还带着水，刚洗完脸。
“妈。”
“我说错了吗？”陈母抬头，“我是为她好。你们要结婚，我不拦。可结了婚住哪？这屋里再搭一张床，转个身都碰着。”
“分房名单快下来了。”
“下来下来，你说了三年了。”她把韭菜往盆里一放，“我这条命，不知道等不等得到。”
陈卫国不说话了。
我把韭菜端进厨房。灶台上一个铁锅，锅底黑得发亮，旁边搁着半瓶酱油，瓶口用纸塞着。卫红趴在门口的小桌上写作业，铅笔短得只剩一截，套着个竹笔帽。
吃饭的时候，陈母把肉都夹给我和卫红，自己只喝汤。
“巧云，你别怪我说话直。”她放下筷子，“你这个编制，我心里不踏实。卫国他爸走得早，这个家经不起再折腾。”
陈卫国把碗往桌上一磕：“妈，你吃你的。”
“我说一句你就护。”
“她帮我算分，算到半夜。”
“算分能算出房来？”
我把碗放下：“阿姨，分房是按政策，我按政策算，一分不会少。”
她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是好孩子。我就是急。”
饭后陈卫国送我出来。巷子窄，两边堆着煤球和劈柴，一辆二八大杠靠墙立着。
走到巷口，他停下来。
“我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她说的没错。”
“等分了房，我们就领证。”他说，“两间，带厨房，你一间我一间，孩子睡外间。”
我忍不住笑：“孩子哪来的。”
“早晚的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朝着巷子外头的大路，天还没黑透，路灯刚亮，昏黄的一团。
我心里暖了一下。
就是这时候，后头传来车铃响。
一辆女式自行车过来，车筐里放着个白木箱，箱盖上盖着棉被。骑车的是周晓燕，白衬衫，蓝裤子，头发扎成两把。
“巧云姐。”她跳下车，脚撑在地上，“我伯父让我送冰棍来，厂里今天发的。”
她从箱里掏出三根，小豆的，纸包着，已经有点软。
“给陈师傅，还有阿姨。”她把冰棍往我手里塞，眼睛却看着陈卫国，“陈师傅，你上回帮我修的自行车，好骑了。”
“链条上了油。”陈卫国说。
“我伯父说，你这手艺，在机修车间屈了。”
她说完，冲我笑了一下，骑车走了。
冰棍化在我手里，糖水顺着指缝流下来。我没吃。
回去收碗的时候，我看见他家旧木箱盖开着，里头压着一摞纸。最上面一张硬壳的，蓝皮，边角磨白了，写着“知青证”。
我伸手要拿，陈卫国从后头把箱盖按下去。
“乱七八糟的，别翻了。”
“你下乡那几年，都在里头？”
“都在里头。”他把箱子推到床底下，“没什么用，回城就作废了。”
我“嗯”了一声，没再问。
03
七月一号上午，我把上半年的分房复核表送到厂长办公室。
周德海在看报纸，老花镜架在鼻梁中段。他指了指桌角：“放着。”
我放下，没走。
“还有事？”
“厂长，我那个转正。”
他把报纸折起来，放在桌上，笑了一下：“巧云，你急什么。今年两个指标，一个给了财务科老张的闺女，剩下一个，我留着。”
“留着给谁？”
“留着给该给的人。”他把老花镜摘下来，“你借调厂办两年了，字写得好，算盘打得比会计快，这些我都记着。可你也要让我看见你的态度。”
我没说话。
“厂办两年，你经手多少表？”他问。
“分房的，劳资的，都经手。”
“经手这么多表，就没学会一件事？”他把老花镜搁在报纸上，“表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一张纸，怎么填，差着一个人的一辈子。”
我站着没动。
“你那个编制，大集体，说白了，一半是厂里的人，一半不是。”他慢慢说，“你干得再好，转正指标下来，先紧着全民的子弟。你今年二十三，过两年嫁人，生了孩子，谁还记得你会打算盘。”
这话不假。我听着，心里像被人拿指头按住。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推过来：“晓燕的工龄审定表。她一九八一年九月进厂，学徒三年，今年九月转正。你把这个参加工作时间写成一九七九年九月，工龄五年，转正手续一块补上。”
我看着那张表。表上贴着周晓燕的照片，一寸黑白，梳两条辫子。
“厂长，档案里有招工表，有学徒合同，还有每月工资条。改一个字，三处对不上。”
“我对得上。”
“公示前改档案，查出来不是小事。”
他把笔帽拧开，又拧上：“我签字。”
“我盖不了这个章。”
办公室里静了几秒。窗外有人在卸货，铁皮和水泥地刮出刺耳的声。
“你盖不了。”他把这五个字重复了一遍，像在嘴里嚼，“巧云，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仓库调到厂办？”
“因为我算得准。”
“因为你算得准，又听话。”他看着我，“现在看来，只准了一半。”
我捏着那张表，纸边割进指腹。
“我要是盖了呢。”我问。
“盖了，你就是自己人。”他把笔帽拧开，推到我面前，“年底转正，明年提干，房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要是想当自己人，早当了。”
他笑了一声，笑得很轻：“你以为你守着那点规矩，厂里就干净了？”
“厂里干不干净，我管不了。”我说，“我经手的表，得干净。”
他往椅背上一靠，脸上的笑还在：“巧云，你这孩子，死心眼。厂里这么多人，就你会算。可会算的人，得先算明白自己是哪头的。”
我把工龄审定表拿起来，翻到复核栏，从文件夹里拿出那枚“不予受理”的章，蘸了印泥，按下去。
红印落在纸上，四个字，端端正正。
“这张表，我退回劳资科。”我说。
他看了那个章一会儿，忽然笑出声：“行。你按政策办，我不怪你。”
我把表收进文件夹，转身要走。
“巧云。”
我停住。
“小陈那三分，我手里有。”他把报纸重新摊开，“看他懂事不懂事。”
04
七月三号夜里，陈家来人了。
是卫红，光着脚，鞋提在手里，站在我宿舍楼下喊我的名字。
“巧云姐，我妈咳血了。”
我披上衣服跟她跑。棚户区那条土路没有灯，我们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
陈母靠在陈卫国怀里，嘴边的血擦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下巴上。地上有个搪瓷盆，盆里的水是红的。
板车拉到市二院，急诊的灯管一闪一闪。值班医生听了听，说是肺心病，心衰，得住院。
“先交三百。”
“能不能先住下，明天补？”我问。
“规定。”医生头也没抬，“耽误一夜人就没了。你们自己看着办。”
陈卫国的手在裤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把票子，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几张毛票，摊在收费窗口的台子上，数了两遍。
“一百零六块四。”
收费窗口里的人报了数：“差一百九十四。”
陈卫国把票子又数了一遍，还是那个数。他把钱往兜里一塞，转身要走。
“你上哪去？”
“车间。老李他们还没睡。”
“等你跑回来，天亮了。”我说，“你看着阿姨，我回去拿。”
他回头看我，眼睛是红的，没说话。
我说：“你等着。”
我跑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摸出存折。折子上二百一十三块，是我攒了一年半的电大学费。秋季班开学要交一百二。
我把存折揣进兜里，跑到储蓄所。天刚亮，卷帘门还没拉开，我在门口蹲了四十分钟。
取了两百。
回到医院，我把钱塞进他手里。他捏着，指节发白。
“这是你学费。”
“先救人。”
他去交钱，我在走廊看着陈母。她睡着了，鼻子里插着管子，手背上扎着针，手背的皮松得像一层纸。
她醒了一回，睁开眼，看见我，伸手抓我的袖子。
“新房。”她喘了一口气，“朝南的。”
“阿姨，您先养病。”
她“嗯”了一声，手松下去，又睡了。她的手很轻，我刚才握着，像握着一把干柴。
陈卫国回来，在我旁边坐下。走廊的长椅是木头的，凉。
“下一批分房，什么时候？”他问。
“两年以后。”
他没说话，手插进头发里，抓了一把。
走廊里有人在哭，隔着一道门，哭声压得很低。
“巧云。”他忽然开口，“你别管我了。”
“你说什么。”
“这房我不要了。”他说，“我妈这个病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拖着你一起填。”
我看着他。走廊的灯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陈卫国，你再说一遍。”
他没再说。
“我去求厂长。”我说，“机动分一年一个，今年还没给出去。”
“你别去。”
“为什么？”
他把手放下来，看着我：“巧云，你去求他，他能给你什么好脸色。”
“我不怕看脸色。”
“我怕。”
他说完这两个字，走廊尽头的灯灭了一下，又亮起来。
我以为他是不肯低头。男人嘛，二十六岁，技术比武拿过第三，让他去求人，比让他加班三天还难。
我说：“那我去。我脸皮厚。”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你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
我走的时候，他送到楼梯口。
“巧云。”
“嗯。”
“那两百块，我还你。”
“你先还医院。”
下楼的时候我想，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等两年就等两年。我没想到，他连两年都等不起。
走到医院大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楼梯口，走廊的灯在他背后，人是黑的。
05
七月四号早上八点，我进了厂长办公室。
周德海在泡茶，茶叶放得多，杯底厚厚一层。他看见我，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我就知道你要来。”
“厂长，我求您一件事。机动分，给陈卫国。”
“三分。”
“三分。”
他慢条斯理地吹了吹茶叶：“巧云，机动分是给特殊困难的。他妈住院，是困难。可全厂困难的多着呢，我凭什么给他？”
“凭他技术好，凭他厂级先进两次，凭他一家三口住棚户。”
“这些都算过分了。”他抬起眼看我，“我凭什么，你心里没数？”
我不说话。
“我给你算算。”他把手指按在桌上，一根一根数，“小陈，二十六，技术员，人老实，没爹，一个病妈，一个妹妹。这样的条件，全厂挑不出第二个。”
“您这是在夸他。”
“我这是在挑女婿。”他一点不遮掩，“挑女婿，得挑个知根知底的。他成了我侄女婿，我退休以后，这厂里还有个人记得我。”
“那晓燕呢。”我问，“她知道您拿她换人情吗。”
“她知道。”他端起杯子，“她比你想得明白。她妈死得早，跟着我长大，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
“她愿意？”
“她愿不愿意，不归你管。”
他把茶杯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并排摆在桌上。
一张是陈卫国的分房申请表，配偶栏空着。一张是我的转正审批表，单位意见那一栏，也空着。
“机动分我不给。”他说，“我给晓燕找个女婿。小陈娶晓燕，双职工加十分，他三十分，全厂第三，三号楼三楼朝南。你这两张表，一起填。你的转正，今年就报上去。”
办公室里很静。窗外的高音喇叭在放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厂长，您这是拿人换房。”
“我这是给两个人找出路。”他一点不恼，“晓燕喜欢小陈，全厂都看得出来。小陈要房，我要个靠得住的女婿。你呢，你要转正。三件事，一张桌子上办完，谁也不吃亏。”
“我不做这个媒。”
“我没让你做媒。”他把我的转正表往前推了推，“我让你填表。”
“我填了，他就能分到房？”
“他分到房，你转正，晓燕有个家。”他看着我，“三全其美。”
“我要是不填呢。”
“你不填，他这三分就没了。”他把表往我这边又送了送，“巧云，你想清楚。你今天不填，明天也有人填。可明天填的人，不会管他妈住在哪个病房。”
他连陈母住哪个病房都知道。
我把那张表推回去。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行。你回去问问他，他不愿意，我不逼。”
我出了厂长办公室，走廊很长。窗户开着，风把墙上的标语吹得哗哗响。
我摸了摸兜，存折还在，里头剩十三块。离开学还有两个月。
二楼拐角，周晓燕抱着一摞化验单上来。她看见我，脚步慢了一下。
“巧云姐。”
“嗯。”
“我伯父，跟你说什么了？”
“说分房的事。”
她低下头，手指把化验单的边角卷起来，卷了又展开。
“巧云姐，你别听他的。”
我看着她。她没再往下说，侧过身，让我过去。
厂办的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看见陈卫国坐在我的位子上。
他穿着工作服，手上还有机油，面前摊着一张分房申请表。配偶情况那一栏，姓名、单位、编制性质，三个空格，空着。
他抬头看见我，没站起来。
“厂长跟我说了。”
我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在他对面坐下。
“你怎么想。”
他低着头，看那张表。看了很久，手指在“配偶姓名”那一格上按了一下，又收回去。
办公室里只有墙上挂钟的声音。秒针走一格，停一下，再走一格。
我把公章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铜的，沉，底下垫着一块红印泥盒。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章面上，“红星纺织厂”五个字反着光。
他抬起头。
“巧云。”
“你想好了再说。”
06
我从办公室出来，直接下了一楼。
档案室在办公楼最里头，铁门，绿漆掉了一半，钥匙挂在老宋的裤腰上，跟了他二十年。
“找什么？”他问。
“我的转正审批表。看看厂长批到哪一步了。”
老宋把钥匙解下来，开了门。屋里一股旧纸和樟脑丸的味，两排铁皮柜，一直顶到天花板。
“你自己翻，翻完锁上。”他把钥匙放在桌上，走了两步又回头，“巧云，有些事翻出来，未必是好事。”
我没应声。
我的审批表在厂办那一格，压在底下，单位意见一栏空着，日期也空着。他连签都没签。
我把表放回去，手停在旁边那个档案袋上。
牛皮纸，左上角写着“陈卫国”，编号 0374。袋口缠着白线，绕了三圈。
我解开线，抽出里面的东西。
招工表，一九八〇年补的。学徒合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厂级先进生产者审批表，两张。还有一张对折的纸，纸色比别的都黄。
展开。
知青登记表。
姓名陈卫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下乡，清河县红旗公社三大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回城。表上贴着照片，他那时候瘦，头发长，眼睛比现在亮。底下盖着公社的红章，边缘已经褪成粉色。
我盯着“一九七五年九月”那一行，脑子里算盘响了一声。
厂里给他算工龄，是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进厂算起，六年。可他去清河县那三年，也是给国家干活。
我把表折好，揣进兜里，在借阅簿上登了一笔，锁上门，去找老宋。
他在传达室门口晒太阳，搪瓷缸放在膝盖上。
“宋师傅，知青下乡那几年，能算工龄吗？”
他把缸子放下：“你翻到小陈的档案了。”
“嗯。”
“省里今年三月有个补充通知，劳字〔84〕第17号，插队期间可以连续计算工龄。”他说得很慢，“要本人申请，原大队开证明，公社和县知青办盖章，报到劳资科。手续齐了，从下乡那个月算起。”
“三年，就是三分。”
“对。”他把缸子端起来，“三年，就是三分。”
我站在太阳底下，后背一下就热了。
加三分，就是分数线。
“为什么不告诉他？”
老宋叹了口气：“我提过一回。他说要跑县里，来回好几天，车间走不开。后来他妈病了，他就没再提。”
“您没再提醒他？”
“巧云，我是劳资科的，不是他家长。”他把缸子端起来，又放下，“再说了，这三分能顶一套房，也能顶掉一个人的前程。你翻出来，他未必谢你。”
我没听懂后半句。那时候我没听懂。
我跟老宋要了钥匙，跑回档案室，把那份通知翻出来，文号抄在纸上。回到办公室，我把评分表摊开，重新算了一遍。
六分，三分，四分，六分，一分，二十分。补三年工龄，三分。二十三分。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踩在线上。
我把算盘一推，抓着那张知青表往医院跑。
七月的太阳毒，柏油路晒得发软，鞋底踩上去黏。我跑到医院，衬衫后背全湿了。
病房里三个人。
陈母睡着。陈卫国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周晓燕坐在窗台上，腿上放着个铝饭盒，手里削苹果。
苹果皮削得又薄又长，一整条垂下来，没断。
我把知青表摊在陈卫国面前：“你看这个。”
他低头看。
“一九七五年九月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年。”我压着声音，“省里三月有文件，插队算工龄。三年三分，你二十三分，够线了。”
他看了很久。
“要什么手续？”
“大队证明，公社盖章，县知青办盖章，报劳资科。”
“公示几天？”
“三天。”
他把表推回来：“来不及。大队在红旗公社，从县里过去还有二十里土路。三个章跑下来，最快一个星期。寄回来，公示早完了。”
“我去跑。”
他抬头：“你跑什么。”
“我请假。三天，够了。”
窗台上，周晓燕把苹果削完了，切成小块，摆在饭盒盖上。
“巧云姐。”她把饭盒往陈卫国那边推了推，“你别为难他了。我伯父说，公示就三天，过了这三天，谁也没办法。”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睛看着苹果，不看我。
我把知青表折好，两折，塞进兜里。
“三天，够了。”我又说了一遍。
07
七月四号下午，马主任把两张介绍信放在我桌上。
厂办印的，一式两联，存根留在厂办，正联给本人去街道办登记用。纸上印着“结婚介绍信”五个红字，底下一行小字：兹介绍我厂职工某某某，前往贵处办理结婚登记。
“男方陈卫国，女方周晓燕。”马主任说，“厂长点名要你开。”
我拿起笔，笔尖在“男方”那一格上停了一下。
“马主任，您开不行吗？”
“厂长说你开。”他把手揣进袖子里，“巧云，这事儿，厂里都知道你委屈。可介绍信就是介绍信，谁开都一样。”
“不一样。”
他没接话，退到门口，把门带上了。
两张介绍信摊在桌上。红字，黑框，纸是厂办统一印的，一本一百张，用一张登记一张。
我翻到登记本，写上日期，写上用途，写经办人。写到“男方”那一栏，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洇出一个墨点。
我用小指把墨点按干。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去了医院。
陈卫国在走廊上洗饭盒，水龙头滴滴答答。他看见我，手停了。
“介绍信的事，马主任跟你说了？”
“说了。”
“巧云。”
“你想清楚了。”
他把饭盒立在窗台上，水顺着盒壁流下来。
“我妈今天早上又咳血了。”他说，“医生说，这个冬天难。”
“我问的是你想清楚没有。”
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后墙，墙上爬着半墙的爬山虎。
“想清楚了。”
“我妈说，对不住你。”他忽然说。
“她说什么了。”
“她说，是她这个病拖的。”他把窗台上的饭盒拿下来，“她还说，你是个好姑娘。”
我站在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很冲。我想说，拖你的不是她。
我没说。
我点点头，回厂办，坐下，填表。
男方，陈卫国，二十六岁，机修车间技术员，全民固定工。这一栏我写得很快，陈卫国三个字我写了很多年，笔顺都记熟了。
女方，周晓燕，二十一岁，化验室化验员，全民固定工。写到“全民固定工”五个字，我停了一下，把“周晓燕”三个字写正。
日期，一九八四年七月四日。
介绍信上盖的是条形章，厂办介绍信专用，橡胶的，红色。我按下去，抬手，印子端端正正，一个字都没糊。
手没抖。
我把章放回印泥盒，盖上盖子。盒盖有点紧，我按了两次才扣上。
傍晚他来取。
我把两张纸推过去。他接的时候，指尖碰到我的手背，很凉。
“她家会办几桌？”我问。
“不知道，她伯父办。”
“哦。”
他捏着介绍信，站了一会儿。
“巧云，那三分。”他说到一半，停住了。
“你用不上了。”我说，“路上小心。”
他站了一会儿，把介绍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转身走了。
门开着。我看着他的背影穿过走廊，下了台阶，走进院子里的太阳里。蓝工作服的背上有两块汗渍，越走越远。
我拉开抽屉，把存根那一联放进去，压在最底下，锁上。
然后我去厂长办公室请假。
“几天？”周德海问。
“三天。”
“干什么去？”
“清河县，给陈卫国开知青工龄证明。”
他把笔放下，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你去。跑明白也好。”
“厂长。”我说，“您早就知道有这条文件。”
他把笔帽盖上，没抬头：“厂里的事，我知道的比你多。”
“您没告诉他。”
“他也没问。”他把笔搁进笔筒，“巧云，人各有命。你非要替别人改命，改到最后，命还是别人的。”
我出了门。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太阳照进来，地上一块亮。我踩着那块亮走出去，心里很静。
08
七月四号傍晚，长途汽车站。
到清河县，票价一块二，一天两班，末班五点半。我赶到的时候，车门已经关了。我拍车门，售票员把门拉开一条缝，我把钱递上去，挤了上去。
车里没有座，过道上堆着麻袋和鸡笼。我抓着扶杆站了五个小时，腿肿了。
到县里已经半夜。我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坐到天亮。候车室的灯管关了一半，蚊子多，我把档案袋抱在怀里，怕丢。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搭上一辆去红旗公社的拖拉机。车斗里装着化肥，我坐在化肥袋上，一路颠，牙磕着舌头。
到红旗公社是上午十点。三大队在公社西边，土路，两边是玉米地，玉米已经高过人头。我走了四十分钟。
路过一个打谷场，一个老太太在井边打水。我讨了一瓢，喝下去，凉得牙疼。
“闺女，找谁家？”
“三大队，赵支书。”
“前头那个院，晒烟叶的。”
我把瓢还给她，道了谢，接着走。鞋里进了土，硌脚。
老支书姓赵，六十多岁，正在院子里晒烟叶。
我把知青表递过去，说明来意。
他戴上眼镜，看了半天，进屋翻出一本工分册，纸都卷了边，一页一页翻。
“陈卫国。一九七五年九月来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走的。”他抬头，“这娃干活不惜力，冬天修水渠，手上冻裂了口子还下。”
“赵书记，麻烦您开个证明。”
“早该开了。”他把工分册合上，“你们厂里，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
“他回城那年，公社把材料给他了，他自己没往厂里交。”老支书又把工分册翻开，指给我看，“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爱张嘴。有一年夜里看场院，他跟我说，城里有个姑娘，等他回去结婚。”
我记笔录的手停了一下。
“他说过名字没有？”
“没说过。”老支书摇头，“那几年知青都这样，心里装着个人，嘴上不说。”
我把这句话咽下去，低头看证明上的字。
他铺开一张纸，用钢笔写，写完念给我听：兹证明我大队知青陈卫国，自一九七五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我大队插队劳动，表现良好。特此证明。
盖大队章，红印，压在他歪歪扭扭的签名上。
“去公社盖章。”他说，“公社文书姓刘，你说是老赵让来的。”
公社盖完章，已经下午两点。我没吃饭，搭了一辆去县城的班车。
县知青办在县政府后院，两间平房。我赶到的时候，四点二十。办事员正在收拾东西。
“下班了，明天来。”
“同志。”我把档案袋递上去，“我从市里来的，红星纺织厂，工龄证明，只差您这一个章。”
他看了看证明，又看了看我：“省里的文件带了吗？”
我从袋里抽出一张纸。那是我从档案室抄的文号，一字一字抄的，连标点都抄了。
他接过去，对着文件柜上的汇编翻了两页，找出那一条，看了半分钟。
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章。
“下回让你们厂劳资科直接来。”
“同志。”我忽然问，“上个月，是不是有人来问过陈卫国的工龄？”
他想了想：“你们厂来过一个人，问插队算不算工龄。我说算，让他本人来办。”
“他本人没来？”
“来的不是本人。”他把章收进抽屉，“问完就走了。怎么，你们厂没通知他？”
我说了句谢谢，没再问。
红印落下去的时候，我看见窗外的太阳已经偏到墙头上了。
我道了谢，跑出去。
末班车已经走了。我在公路边站了一个多小时，拦下一辆拉煤的解放牌。司机去市里，让我坐副驾。
车斗里是煤，驾驶室里全是煤灰味。我把档案袋夹在腿中间，一路没敢睡。
到市里是第三天傍晚。
车进城的时候，路灯刚亮。我把档案袋打开，把证明抽出来看了一遍。红章，蓝字，纸角被汗浸得发软。
三天两夜，我拿回来三分。
这三分，能把一个差三分的人送上三楼。
09
厂门口的公示栏前围了很多人。
红纸，毛笔字，一张一张贴满。第一行写着“一九八四年第一批家属楼分配名单”，底下一列一列：姓名，车间，分数，房号。
我从人缝里挤进去。
第一名，李长顺，三十四分，三号楼一楼东。
第二名，王秀兰，三十二分，三号楼二楼东。
第三名，陈卫国，三十分，三号楼三楼南。配偶：周晓燕。
三十分。
我手里的档案袋捏得变了形。证明上的日期是昨天，县知青办的红章，清清楚楚。昨天盖章，昨天他领的证。
旁边有人说话。
“这个陈卫国，不就是林巧云的对象？”
“早不是了。人家娶厂长侄女，双职工加十分。”
“那林巧云还给他算分？”
“算啊，她管的嘛。她给自己对象算分，把对象算给别人了。”
有人笑了一声，笑得不大，可我听见了。
“林巧云来了。”不知道谁低声说了一句。
围在公示栏前的人回过头。有人让开半步，有人干脆把脸转过去，假装还在看名单。
我从那张红纸前走过去，鞋跟踩在水泥地上，声音很清楚。
我没回头，从人缝里挤了出去。
隔天一早，我把证明交到劳资科。老宋收的，什么也没问。
厂长在第二天的全厂大会上表扬了我。
“林巧云同志，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不徇私情。”他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张奖状，“这次分房，一百八十户，一分差错没有。这样的同志，我们厂要多培养。”
台下鼓掌。
他让我上台领奖状。我上去，接过来，纸是硬的，边角有点割手。
“五块钱奖金。”他压低声音，笑着说，“拿去买双凉鞋。”
我下去的时候，看见陈卫国坐在机修车间那一排。他低着头，看自己的手。
散会以后，我在水房洗手。机修车间的两个女工进来，看见我，话头断了。
一个拧开水龙头，另一个对着墙说：“人家这是本事，把对象让出去，换一张奖状。”
水哗哗地流。我把手上的肥皂冲干净，甩了甩，走了出去。
那天下午，仓库的老主任见了我，只说一句：“巧云，你这脾气，迟早吃亏。”
“已经吃了。”我说。
快下班的时候，周晓燕在厂办门口等我。
她穿一件新的确良衬衫，白底小碎花，手里提着一个红塑料袋。
“巧云姐。”
我站住。
她从袋里抓出一把糖，往我手里塞。水果糖，还有两颗大白兔。
“我跟卫国的事，办了。”她说，“糖你收着。”
我没动。
她把糖放在我桌上，站了一会儿，忽然说：“巧云姐，我也不想。”
我抬头看她。
“我伯父说，我要是回了运输公司家属院，就得嫁给车队那个司机。”她声音低下去，“那人三十四了，前头有个孩子。”
“所以你就嫁陈卫国。”
“他至少不打人。”她说，“巧云姐，你别恨我。”
“我不恨你。”我说。
她愣了一下，眼睛红了。
“你恨他吗。”她问。
我把桌上的糖往她那边推了推，没答。
她把塑料袋的提手在手指上绕了两圈，转身走了。
那把糖在我桌上放了三天。第四天，糖纸发黏，化在桌面上，我用抹布擦了半天。
擦完，我把分房表从抽屉里拿出来。
一百八十户，最后一页，陈卫国，三十分，配偶周晓燕。
配偶那一栏，单位写着化验室，编制写着全民固定工。
我盖过“不予受理”的那张工龄审定表，后来还是按一九七九年九月算的。
改表的人不是我。可那张分房表，最后是从我手里过的。
复核栏下面，是厂公章的位置。
我把公章从抽屉里取出来，蘸印泥。印泥是新的，红得发黑。
按下去的时候，我的手歪了一点。
手没抖。是章面在纸上滑了一下，我按得太重。
红印盖出来，左边压住了表格的线。
我把章拿开，看了那个印子一会儿。
没去修。
10
奖状我压在箱底。
五块钱奖金，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剩下的存起来。
樟木箱是我妈的，箱盖上有一道裂纹。奖状铺在最下面，上头压着我的高中毕业证、一张全家福、两双没穿过的尼龙袜。
八月，我写了一张报告，八个字：本人申请，回原单位。
送进去的时候，周德海正在听收音机，评书，《杨家将》。
他把报告看了两遍，放在桌上。
“你再想想。”他说，“转正的名额，我今年就给你报。你走了，这个位子多少人盯着。”
“我想过了。”
“巧云，你是个聪明人。厂办这个位子，不是谁都能坐。”
“我知道。”我说，“我不干了。”
他脸上的笑收了。收音机里正好说到穆桂英挂帅，锣鼓敲得响。
“出了这个门，再想进来就难了。”
“我知道。”
他盯了我一会儿，把报告推到桌角：“行。你走。”
我走到门口，他忽然说：“巧云，你会后悔的。”
“也许。”我说，“可我留在这儿，现在就后悔。”
我回服务公司，还在仓库。
仓库在厂区最西头，三间大瓦房，堆布匹、棉纱、劳保用品。我的活是记账、码垛、跟车卸货。夏天屋里闷得像蒸笼，布匹上有浆，蹭一身白。
我拿硬纸板做了卡片，一个品种一张，编号、进库、出库、结存，用红蓝铅笔画杠。老主任看了半天，说这玩意儿比账本清楚。
后来厂里盘点，仓库第一次没差一尺布。
有人替我不值。
“你在厂办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回来搬布，图什么？”
我说图个清净。
他们不信。他们只看见我从办公室下来，看不见我每天进了仓库，先要把门关上，站一会儿。
九月，我去还自行车钥匙。
那辆二八大杠是他的，我骑了一年多。链条响，他给上过油；闸皮磨薄了，他换过；后座上那根绳子，是他绑的，说怕我带的书掉了。
我把车擦了一遍，链条重新上了油，推到机修车间门口。
他在车床前，听见声音回头。
“车我给你送回来。”我把钥匙放在工具箱上，“链条上过油了。”
他看了看车，又看我。
“巧云。”
“你忙。”
我转身走了。走了两步，他在后头叫我。
“巧云。”
我停下，没回头。
“你别这样。”
“哪样。”
他没说话。车床还在转，铁屑卷起来，落在地上。
我接着走。身后车床又响起来，嗡嗡的，一直响到我走出车间大门。
十月，我去区电大工作站报名。
报名费五块，学费一学期九十，书费另算。我报的是统计专业，业余班，春季开学，晚上和星期天上课。
我排在队伍里，前面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工，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孩子睡着了，口水淌在她肩膀上。
她回头看我一眼，笑了一下：“也是来考的？”
“嗯。”
“我考两年了。”她说，“今年再考不上，我就不考了。”
“今年能考上。”
她笑，说借你吉言。
报名表上有一栏，报考专业。我一笔一笔写：统计。
写完，我把笔帽盖上，看了看那两个字。
统计，就是把一堆乱七八糟的数，算成一句明白话。
我这辈子，就想干这个。
11
电大在区教师进修学校，三楼，教室里的灯管有一根是坏的，一闪一闪。
下了班我骑半小时车过去，书包里装着饭盒和算盘。冬天手冻得握不住笔，我就把笔夹在胳肢窝里焐一会儿。
周明远坐在我前排。
他在区统计局上班，比我大四岁，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他给我占座，用一本《统计学原理》压在桌上，书里夹着一张纸条：这个位子有人。
有时候他带两个肉包子，用报纸包着，还热。
“你晚饭又没吃。”
“吃了。”
“吃的什么？”
我把饭盒往书包里塞了塞：“馒头。”
他把包子往我这边推：“馒头不算饭。”
他从来不问陈卫国。
有一回同学起哄，说周明远你天天给林巧云占座，什么意思。他推了推眼镜，说，她算得比我准，我请教她。
全班笑。我也笑，耳朵有点热。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毕业。
毕业证上盖着省广播电视大学的钢印，红皮。拿到证的第二个月，区房管局招房改干部，全民编制，考三门：语文、政治、会计基础。
我考了第二。
报到那天，人事科的人看了看我的档案：“红星纺织厂，服务公司，大集体。”
“是。”
“后来怎么进的厂办？”
“借调。”
他点点头，在表上写了一个字：录。
我穿上房管局的制服，蓝的，两个兜。第一天上班，科长给了我一把钥匙，一个算盘，一本《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文件汇编》。
“以后你管房改审核。”他说，“这活儿得罪人，你要坐得住。”
我说我坐得住。
一九九〇年五月，我和周明远结婚。
没有大办，在他单位食堂摆了六桌。他母亲给了我一对银镯子，说是她出嫁时戴的。我给她敬茶，她拉着我的手说，明远这孩子轴，你多担待。
单位分了一间房，四十平米，一室一厅，在区政府的家属院，四楼。房本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并排，一样大。
拿到房本那天，周明远翻来覆去地看。
“你的名字在前头。”他说。
“按拼音排的。”
“那也是在前头。”他把房本合上，放在桌上，认真地说，“巧云，以后这个家，你算。”
“我算？”
“你算得比我准。”
我笑了半天，低头去倒水，眼睛有点酸。
那年秋天，我回厂里迁户口。
厂门口的公示栏还在，红纸早就没了，玻璃上贴着一张计划生育的宣传画。三号楼在厂区东边，红砖，五层，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
我推着车从楼下过。
三楼南边那个阳台，一个女人在晾尿布。
她胖了些，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旧背心，脚上是塑料拖鞋。她伸手把尿布抖开，搭在竹竿上，动作很熟。
是周晓燕。
她低头看见了我。
手停在半空，尿布垂下来，一角搭在栏杆上。
我点了点头。
她也点了点头。
我骑上车，走了。
12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房改最后一批。
区房管局一楼大厅，六个窗口全开。早上七点半门口就排队，队伍从大厅里一直排到院子里，有人带着小马扎，有人抱着孩子。
政策是死的：公房按成本价卖给个人，工龄折扣，一次性付清再减百分之五。过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优惠取消。
窗口上挂着木牌，写着号。没有叫号机，办事员隔着玻璃喊，喊哑了嗓子。
我在五号窗口。桌上摆着算盘、印泥盒、一摞空白表格，还有一个搪瓷缸，缸里是凉白开。一上午没离开过椅子。
有人凌晨三点就来排队，带着军大衣。一个大爷趴在窗口问我，姑娘，这房改是不是把公家的房卖给个人，以后还得交钱。我说是。他说，那我这辈子算白干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
上午十点多，三号窗口吵起来了。
一个老头把材料拍在台面上：“我干了一辈子，你说我缺一张表？”
我抬头看了一眼。
是周德海。
他老了，背驼了，头发全白，中山装换成了夹克，最上面那颗扣子还是扣着。
三号窗口的小刘把材料推回去：“周师傅，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在运输公司，这段工龄要有招工表或者工资关系证明。没有这段，工龄少算三年，折扣差两千多。”
“运输公司早就并了！”
“那您去原单位或者档案馆补。”
“我七十了，你让我跑档案馆？”
小刘声音很稳：“政策这么定的，我这儿改不了。”
周德海站在窗口前，胸口起伏。他忽然转过头，看见了我。
“巧云？”
我抬起头：“周厂长。”
他愣了一下，像在确认这个名字是不是还归我。
“你在这儿。”
“五号窗口。”
他往我这边走了两步，后头排队的人喊：“哎，别插队。”
他站住了。隔着三号窗口的玻璃，小刘在叫他：“周师傅，下一位。”
他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材料，最后什么也没说，退到队伍外头，慢慢走了。
下午两点，队伍短了些。
我起身去倒水，回来的时候，看见队伍末尾站着一个男人。
蓝夹克，背有点驼，头发白了一半。他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口卷着，外头裹了一层报纸。
我站在窗口后面看了两秒，坐下，把算盘摆正。
他把一叠材料从窗口递进来。
“办房改。”
我伸手接过来，翻开第一页。
户主：陈卫国。房屋：红星纺织厂三号楼三楼南，建筑面积五十二点四平方米。
我抬起头。
他站在窗口外，眼角的纹很深。他的手搭在台面上，指甲缝里还是黑的，机油洗不掉的那种黑。
牛皮纸袋放在台面上，报纸解开一半。表角有一块油渍，蹭开了一小片。
他看见我，手停住了。
“巧云。”
“表放这儿。”我说。
他把袋子往前推了推，手指在台面上留下四个汗印。
我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台面，把纸巾团起来，扔进纸篓。
13
我一项一项核。
身份证，户口本，购房申请表，工龄证明。
“工龄二十三年。”我说，“一九七五年下乡算起，到一九九八年。”
他“嗯”了一声。
“配偶周晓燕，工龄十九年。”
念到这个名字，我的手在算盘上停了一下，又拨下去。
“嗯。”
“建筑面积五十二点四，成本价每平方米九百六，合计五万零三百零四。夫妻双方工龄折扣，减一万四千零八十五。一次性付清，再减百分之五。”
算盘珠子响，我报一个数，他点一下头。
“实付三万四千四百零八。”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钱，用橡皮筋捆着，有整有零。
“我买断工龄，一万八。”他说，“剩下的借的。”
“你妈呢。”我问。
他愣了一下。
“九二年冬天走的。”他说，“走之前还念叨，说那二百块钱没还你。”
我把收据写完，放在一边。
“不用还了。”
我把钱收进去，点了一遍，把收据推给他。
他站在窗口外，没走。
“巧云。”
“还有事？”
“当年那三分。”他看着我，“你是不是翻出来过。”
大厅里很吵，叫号的声音，孩子的哭声，印章落在纸上的声音。
“翻出来过。”我说。
他不说话了。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清河县红旗公社三大队。”我说，“大队证明，公社盖章，县知青办盖章。我跑了三天两夜，回来那天，公示刚贴出来。”
他的手在台面上收拢，又松开。
“我那时候。”他说了三个字，没往下说。
“你那时候，你妈咳血。”我说，“我知道。”
他低下头。
“我一直以为，来不及。”他说。
“不是来不及。”我说，“是你等不了。”
他没抬头，手还搭在台面上。
“我要是等你三天。”他说到这儿，停住了。
“三天，我跑回来了。”我说，“你的证领了。”
他抬起眼。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东西，很亮，也很旧。
“巧云，要是当年。”他停住了。
“没有当年。”我把表推过去，“签字。”
他拿起笔。
笔尖在纸上落了一下，没出水。他又落了一下，手抖，名字的第一笔歪出去，划了一道。
他把“陈卫国”三个字写完，签得比平时慢。
签完，他把笔放在台面上，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拿过表，核对签名，翻到最后一页，从抽屉里取出“已核”章。
蘸印泥，按下去。
红印落在经办人栏旁边，端端正正。
“好了。”我把回执撕下来，递给他，“下一位。”
他接过回执，站着没动。
“巧云。”
我抬头。
“你过得好吗。”他问。
我把笔搁回笔筒里。
“挺好。”我说。
他点点头，把回执折了一下，放进夹克内兜。
“那就好。”
他转身走了。走到大厅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推门出去。玻璃门合上，外面的太阳照进来一块，又灭了。
我低下头，把那张表归档。
红色的印泥还没干，在纸上洇出一点点深色。
“下一位。”我又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