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 一道算术题
我蹲在战壕里，正在算一道数学题。
已知：对面十二辆坦克，我们二十七发子弹。
求：我们还能活多久。
答案：取决于坦克司机的午饭吃了多久。
"小苏。"连长蹲过来，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皮，"你是做啥的？"
"烟花的。"
"会做炸药不？"
我认真想了想。
"理论上……"
"别他妈理论上。"
"那就是不会。"
连长看了我三秒钟，扭头就走。
走了两步又回来，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拍在我胸口。
"上头下命令了，让咱们自己造这个。"他点了点纸面，"叫'雷火筒'，铁皮卷筒，里头装药，点着能炸。"
我低头一看。
图纸画得很粗暴，但专业。这是标准的手榴弹结构图。
"但没有药。"连长说，"整个战区，找不到一斤能用的火药。"
我说："那造个屁。"
"我也这么跟上头说的。"连长点点头，"上头说，那就找个会装药的。"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那一刻我们俩都懂了：我是整个战区唯一一个"理论上会装药"的人。
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叫"城南烟花三厂"。我的工位在装药车间第三排。我每天的工作，是把黑火药按比例混好，然后装进纸筒里。
干了三年。
我做的药，是让火药在天上开成一朵花。
不是让人在地上炸成块。
"我不行。"我说。
"你行。"连长说。
"我真的不行，我一听见响就……"
"啪。"
他抬手在我脸旁边拍了一巴掌。
我整个人弹起来，撞在壕壁上，脑袋上掉下来一块土。
"你看。"连长说，"你反应挺快的。"
那天晚上，我摸出了一支爆竹。
不是我想摸的。
是我想抽烟，手伸进口袋里找火柴，指尖碰到一个硬硬的圆柱体。
我掏出来。
一支红色的小爆竹，静静地躺在我手心，红纸壳上印着两个字：
震天。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
我的口袋里，本来应该只有半包受潮的烟、一把计算尺、一本配方笔记本。
我把它塞回去，又摸了一遍。
又一支。
再摸。
一把。
我手抖了，把整只口袋翻出来，往地上一倒。
"哗啦"一声。
一堆小爆竹滚在泥地上，红红的一片。
老曹正好从旁边过，脚步停住了。
他看看地上，又看看我。
"你他妈。"老曹说，"这是干啥？"
"我……"
"你带着一兜子鞭炮上战场？"
"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信吗。"
"不信。"
"那就对了。"我蹲下去，抓起一把，"我也不信。"
我花了一个晚上，弄明白三件事。
第一，我要什么，就能摸出什么。想礼花弹就摸出礼花弹，想二踢脚就摸出二踢脚，想那种商店里五毛钱一把的"仙女棒"，也能摸出"仙女棒"。
第二，摸出来的都是成品。一筒礼花弹，药量撑死一百来克。它不给我一斤火药，只给我一个能炸的纸筒。
第三——这条最要命——
我必须用手拿。
不能"想一下就从天上掉下来"。我得走到那个地方，把手伸出去，把东西掏出来。
也就是说：我能出现在哪儿，才有多少弹药。
第二天早上，我把四十多支小爆竹堆在连长面前的弹药箱上。
连长慢慢把刮胡刀放下了。
他脸上的肥皂沫还没擦，就那么看着我。
"小苏。"
"在。"
"你他娘的。"他吸了口气，"是个军火库吧。"
连长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
第二天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发现，他这个军火库，得自己走过去。
2 二 · 铁皮筒和三个数
我们做的第一批东西，很丑。
铁皮卷的筒子，一共二十七个，长短不齐，最长的那个比我的胳膊还长。
筒子是哪儿来的？
空罐头、铁皮水壶、拆下来的弹壳、马口铁的饼干盒。
老曹负责卷，我负责装药。
装药的时候，他蹲我旁边看。
"你这个……"他看着我把一小堆黑药粉倒进筒子，"就这么点？"
"就这么多。"
"这点药，能炸死个人不？"
"能。"我说，"站得够近的话。"
"多近？"
我想了想："你现在这个位置。"
老曹往后挪了半米。
"这不行。"他说，"这么点药，怎么炸坦克？"
"炸不了。"
"那你做它干啥？"
我把最后一截引信塞进筒口，抬头看他。
"炸履带。"
"我们不是要把它炸穿。"我在地上画了个圈，"我们要把它绊住。履带断了，坦克就是一堆铁。"
"那它拿枪打我们怎么办？"
"它转不了身。"
"它转不了身，我们就能跑。"
"跑哪儿去？"老曹说，"后面是山坡。"
"后面是山坡。"我说，"所以我们要跑的，不是往后。"
我用手指在圈外面点了七下。
"是往前。"
老曹看了那个圈很久。
"你疯了。"他说。
"我本来就疯。"我说，"正常人不会往这个战区跑。"
那天夜里的仗，我记不太清了。
不是吓的。是因为太乱。
我只记得我数了三下，然后把铁皮筒扔出去。
第一声响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那不是"轰"。
那是"啪——哗啦"。
像有人突然在黑夜中间，抖开了一整匹红布。
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这批货的花型还是偏了。
第二个念头是：我好像还在烟花厂。
坦克确实停了。
它停下来的样子很难看。像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被门槛绊了一跤，还没摔，但整个人已经往前扑了，只能原地打转。
"它慢了！"坡上有人喊。
"再来！"
后面的事就失控了。
老曹是第一个跳上壕沿的。
他一个人扛着枪冲出去，嘴里骂着我听不懂的话，对着那辆坦克的肚子连打三发。
"打这！打这！"
后来的人跟上去了。
他们没学过反装甲战术。他们只是照着老曹指的地方打。
那一夜，十二辆坦克，留下了七辆。
我们伤了两个。
一个是被自己人踩的脚。
另一个是我。
我把引信烧到了手指头。
天亮之后，连长来看了很久。
他站在那七具歪倒的钢铁前面，一句话没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着我——
鞠了一躬。
我往后跳了一大步。
"连长！你这是干啥！"
"我不是鞠你。"连长直起腰，"我是鞠城南烟花三厂。"
"……"
"回头我给你写封表扬信，"他说，"寄给你们厂长。"
"我们厂长去年进去了。"我说，"做的礼花弹里有哑炮。"
连长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替我鞠他吧。"
第三天，纵队下了命令：组建临时火工组，我任组长，组员七个。
枪，一支没有。
我站在那七个人面前，想了很久该说什么。
说不怕？——我怕。
说必赢？——我连弹药都要靠掏口袋。
最后我说："我不许你们死。"
"这个我做不到。"老曹在后头说。
"那你别插嘴。"
老曹闭上嘴。
"我不许你们死，这句话我做不到。"我说，"但我能做到另一件。"
"我能让对面先死。"
老曹没有鼓掌。
他蹲下去，从靴筒里摸出半截烟，点着了，才抬头看我。
"行。"他说，"那我就等着看，你先让谁死。"
3 三 · 纸壳不防水
消息传得比炮弹快。
第二天中午，来了一堆人。
七个浑身是泥的战士被围在中间，被一遍一遍地问"昨天晚上那个火是怎么回事"。
我们组的组员讲得眉飞色舞，越讲越夸张。讲到第三遍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二十七个铁筒炸掉了十二辆坦克，还剩一辆被吓跑了。
我在圈子外头听着我自己干的事。
听着很不像真的。
有个兵挤到我面前，摊开手。
手心里是一个压瘪的黄铜圆帽，礼花弹的底座。
"同志。"他抬头，眼睛亮得吓人，"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火。"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仙女棒"，塞给他。
"这个不炸人的。"我说，"你晚上点着，好看。"
那个兵拿着那把细棍，像拿着金子。
"我留着过年点。"他说。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小满，十七岁，全队最小。
第一次真正的麻烦，是第七天。
那天北境联军换了打法。
他们不打正面了。他们夜里摸上来。
我后来复盘过很多次，那一夜我们犯的错很蠢——
我们把货堆在了一块儿。
三百多筒礼花弹，码在两个弹药箱里，整整齐齐。像过年。
我甚至很得意，还教值班员按颜色分了一下。红的放左边，绿的放右边。
"这样好看。"我说。
"打仗要什么好看。"值班员说。
"你不懂。"我说，"这不叫好看，这叫进货。"
第二天凌晨，弹药箱被人从底部切开了。
三百多筒，全没了。
值班员躺在旁边，脖子上有伤，还活着。
人醒过来的时候，我问他："看清了没？"
他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特别不像话的话。
"他们没用刀。"
"用什么？"
"用手掰的。"
我蹲下去看箱子底。
铁皮。三毫米厚。
边缘不是切开的。是撕开的，像有人撕一张厚纸。断口全往里翻。
我摸了摸那个断口。
摸到一半，把手抽回来了。
"他们知道了。"老曹说。
"知道什么？"
"知道咱们的东西都是纸壳的。"
他蹲下来，用刀子敲了敲箱壁。
"纸壳不防水。"他说，"纸壳也不防火。他们不搬走，一把火烧了也行。"
我没说话。
"我早说过。"老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玩这个不行。"
"你什么时候说过？"
"我心里说的。"
与此同时，四十里外。
灰鹤在帐篷里看一份报告。报告上只有三行字：
敌使用非常规火药装置。无烟，无弹壳，有彩色火光。
我方观察哨记录：先亮，后响。
建议查明其成分。
他把纸翻过来，背面是侦察兵画的一张图。
一朵花。
"这是什么？"他问。
"不知道。"副官说，"我们的兵管它叫天火。"
灰鹤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副官没听懂的话：
"抄下来。"
"抄什么？"
"所有的。"灰鹤把纸推回去，"他们会做的，我们也能做。"
"要是做不出来呢？"
"做得出来。"灰鹤说，"做不出来——就做更响的。"
那一夜我没睡。
我坐在战壕里，把二十七个空铁筒一个个摆开，用手指在上头比划。
凌晨的时候，我想通了一件事。
我们做烟花的时候，有个工序，叫"装壳"。
老师傅都懂：烟花不是靠药，是靠壳。
药决定它能炸多响，壳决定它能炸多开。
"纸壳不防水。"我自言自语。
"那我给它做壳。"
"铁的。"
"我做不出铁的，"我说，"但我能让它藏在铁里。"
老曹问："藏在什么铁里？"
我指了指他脚边那个空油桶。
老曹看着那个桶，看了半分钟。
"小苏。"
"嗯。"
"你他娘的，"他说，"是不是想把炮管子插在油桶里。"
"不是插。"我说，"是把油桶变成炮管子。"
4 四 · 十步开花
三天之后，我交出了第一件像样的东西。
外形很丑。
一米二长，铁皮卷筒，一头焊死，一头留孔，筒身上缠着三圈拆自自行车内胎的橡胶带。
筒口塞着一根麻绳粗的引信。
"油桶炮。"我说。
老曹绕着它转了一圈。
"这玩意儿叫炮？"
"油桶做的。叫油桶炮已经算抬举了。"
"怎么用？"
"抬着走。这个孔对着目标，点引信，人跑。"
"能打多远？"
我想了想。
"十步。"
老曹把嘴里的草根吐了。
"十步。"他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用人命换。你他妈设计的是个自杀式的玩意儿。"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你还设计？"
"因为我知道怎么让它不死人。"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小把东西，摊开。
是"窜天猴"。
细棍，红纸，尾巴上一根引线。
老曹看了一眼："这不小孩儿玩的吗？"
"这个不炸。"我说，"但它会飞。"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的不是它飞。"我说，"我要的是它能替人跑那一段路。"
我把"窜天猴"绑在了油桶炮的筒身上。
第一次试，失败了。
不是一般的失败。是三根试了三根，全灭。
问题出在"窜天猴"的尾巴上。
那玩意儿烧到头，会"炸"一下——就是小孩玩的那种，"啾——啪"。那一声"啪"，是它尾部一个泥塞被崩开的响。
泥塞崩开的时候，一股气往外冲。
正对着引信冲。
三根窜天猴，三根把引信吹灭了。
老曹蹲在旁边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你这是让炮仗去点炮仗。炮仗脾气不好。"
第二次，我把泥塞拆了。
用锥子从尾部捅进去，一点一点把那个黄泥底掏空。
掏空的窜天猴不会"啪"了，只会"喷"——一股火从尾口喷出来，喷两米远。
看着很好。
试的时候也很好。
真装上，不行。
因为它喷出来的火是横的。
一股火横扫过去，扫过引信的头，扫过了，就没了。引信是竖着的，火是横的，两样东西碰一下就走。
点了十一次，着了一次。
那一次还是因为风向变了，把火苗压低了半寸。
"十分之一。"老曹说。
"十分之一。"我说。
"那九次呢？"
"九次，人就得走过去用手点。"
老曹不说话了。
第三次，我加了一根"药捻"。
药捻是我们做烟花用的东西——棉纸搓成绳，里头裹一层慢药，点着了不炸，慢慢地烧，像一根烧得很慢的香。
我用的是绿筒的药。
绿筒是照明弹，药最少，但烧得最慢，最怕风的是它，最不怕风的也是它——因为它烧得慢，风来不及吹灭。
我把药捻一头接在窜天猴的落点上，另一头塞进引信的根部。
窜天猴喷火 → 药捻被点着 → 药捻烧进去 → 引信着了。
第一次试，成了。
八秒。
人点着窜天猴，跑；窜天猴喷火，点着药捻；药捻烧八秒，把火送进引信。
人在八秒里，已经跑出去十步了。
老曹不说话了。
半晌，他抬头："八秒能跑多远？"
"十步。"
"那要是差半秒呢？"
"差半秒，"我说，"你就少一条腿。"
"……你算过？"
"算了四十七遍。"
我把引信最后一截剪掉，抬头看他。
"我还留了半秒。"
第四次，出了个新问题。
药捻烧起来是白火的。绿筒的药，白得刺眼。
夜里一试，整条战壕亮得像点了灯。
"这不行。"老曹说，"你这一亮，对面就知道咱们从哪儿抬炮。"
我想了一夜。
第二天，我把药捻外面缠了两层湿麻布，只在离引信三寸的地方露一个头。
麻布烧不着，火只在里头走。露出来的那一点，火苗只有指甲盖大。
装上去一试。
不亮了。
八秒，还是八秒。
这套打法后来被写进了战区的教材，起了个很土的名字：
"十步开花"。
七个人，抬四门油桶炮，跟在步兵后头二十步。步兵压住敌人，油桶炮抬上去，抬到十步，点火，人扑倒。
第一次用，是在落石沟。
结果：四门炮，炸掉两个火力点，死了三个人。
我亲手抬的第一门。
点火的时候，我手没抖。
因为我脑子里全是算术。
八秒。十步。半秒。
我算这些数字的时候，就不会害怕。
那天晚上清点人数，我在沟底找到了那三个人。
三个人倒下的位置，离炮位分别是九步、十步、十二步。
九步的那个，是被气浪掀回来撞在石头上的。
十二步的那个，跑出去了，但跑的方向不对——他往侧后方跑，正好撞上第二门炮的射界。
十步的那个，就倒在十步。
我站在那儿，把这三个位置量了三遍。
我的算术，只留了半秒。
半秒够跑十步。不够跑十一步。
回去之后，我把那一节改成了"八步点火，十二步卧倒"，中间留四步的余量。
不是算出来的。
是试出来的。
而试，是要死人的。
5 五 · 三千朵
落石沟之后，我们组不叫火工组了。
他们叫我们"放花的"。
对面那边，给我们起了个更邪的名字。
天火队。
这个说法来自一个俘虏。他说，这些人上阵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很奇怪的火。红的、绿的、金的，一朵一朵地开，开完了才炸。
"他们会自己炸自己。"俘虏比划着，"像在放鞭炮。"
"放鞭炮？"
"对。"俘虏很认真地说，"很讲究。"
这话传回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装药。
我听完，笑了一下，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说对了。
我们确实在放鞭炮。
而且我们还很讲究。
装药量要测，引信长度要算，风向要看，撒的位置要排。
我甚至总结了一个"三色配方"——
- 红筒：装药最满，用来破硬目标
- 黄筒：装药中等，用来打散队形
- 绿筒：药最少，但引信最长，用来照明
老曹听完很愤怒。
"照他妈什么明。"他说，"敌人又不是瞎子。"
"照明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我说，"打仗打的是眼睛。"
"你这话说得。"老曹咂咂嘴，"跟我们村卖手电筒的一个口气。"
麻烦在第十天来了。
那天一早，山上的观察哨打回来信号：
对面阵地上，多了一排东西。
我举起望远镜。
那是一排木架子。
每个架子上都吊着一盏灯。灯罩是绿的。
"这是什么？"老曹问。
"指示灯。"我说。
"指示什么？"
我放下望远镜，感觉后脖子有点凉。
"指示我们该往哪儿飞。"
第十二天，纵队把最要紧的一仗交给我们。
目标是北境联军的铁桥。
桥不长，两百来步。
但它是敌人的补给命脉。桥在，前面打下来的阵地，都得还回去。
桥的两头，整整两个营的兵。
纵队的人带我到山头上，指着那里。
"能炸吗？"
我在心里算。
要炸断桥面，得三百公斤等效药量。
一筒礼花弹，一百克。
三千筒。
我站在风里，很久没说话。
"不能？"他问。
"能。"
"怎么炸？"
我看着那座桥，忽然想起一件事——
出大货的时候，烟花不散着摆。要一箱一箱码成垛，最里头走一根线，一根点着，整垛一起起。
这叫"排炮"。厂里老人管这个叫"扎花山"。
我眼睛亮了。
"我不要炸点。"我说。
"那你要什么？"
"我要一条河。"
那天下午，我们干了六个小时。
没有炮，没有车，只有手和肩。
三千筒礼花弹，从我们手里出来，被传出去，被码在两里长的河岸灌木丛里。
一筒一筒地码。
我一边码一边算引信。
这不是"一起炸"。这是一波接一波。
"下游先撒。"我说，"往上游撒。"
"为什么？"
"风向。"我说，"今晚风是从下游往上吹的。下游先烧，火顺着风爬上上游，就断不了。"
有人问："要是断了呢？"
"断了，"我说，"那我们就得自己走过去点。"
全部人不说话了。
天黑之前，小满来找我。
就是那个拿黄铜帽的兵。
他手里攥着一样东西，用布包着。
"组长。"
"干什么？"
"这个。"他把布打开，里头是一小把"仙女棒"，还剩三根，"我留着过年点。"
"你过年还早。"
"我知道。"他把布包往我手里推，"我想换个东西。"
"换什么？"
"换一根窜天猴。"
我看着他。
"你要窜天猴干什么？"
小满低下头。
"我娘说，人要是没了，魂找不到路。"他说，"窜天猴能飞到天上去。飞到天上，就找得着了。"
风把我的耳朵吹得嗡嗡响。
我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窜天猴，塞进他手里。
"拿。"我说，"拿够。"
"太多了。"
"拿够。"我说，"以后还要用。"
小满笑了一下。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黄铜帽，塞到我手上。
"这个你拿着。"
"给我干什么？"
"我拿着它，怕丢。"他说，"你手稳。"
那个黄铜帽有点瘪，帽沿上有一道很深的压痕。
我认得那种压痕。
那是一个人用牙咬出来的。
十七岁那年，我进厂，第一次试炮。
站十米外，戴了耳塞，还是响。响的那一下，我咬着帽沿，咬得腮帮子疼。
老师傅从后头把我帽子夺下来。
帽沿上一排牙印，咬穿了漆。
"牙别咬。"他说，"咬坏了帽子，火就不认你。"
我问他，那要是怕呢。
他没说"别怕"。
他抬头看了看天，说了一句话：
"把天上的花，送到该送的地方去。"
那时候天上有云，什么也看不见。
我以为他说的是手艺。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代价。
"组长。"
有人在后头喊。"风向变了。"
我回过神。
风从下游来，比下午急，比下午偏。
我蹲下去，把河岸上的位置在膝盖上重画了一遍。
下游最安全。离桥最远，火最小。
上游最危险。离桥最近，火最大。
我本来把小满放在下游。
他十七岁，全队最小，跑得最快——但跑得快的人，应该放在最危险的地方。
上游要的就是跑得快的人。
八秒。十步。
我一算，改了命令。
"小满。"
"到。"
"你去上游。最上头那一截。"
小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是。那我看得见吗？"
"看得见什么？"
"那火。"他说，"最上头，是不是看得最清楚？"
"看得最清楚。"
"好。"他说，"那我一定点着。"
6 六 · 天亮了三次
我后来听过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那一夜山是亮的。
有人说那一夜天亮了三次。
说得最准的，是一个在桥这边的老兵。他只留了一句话：
"我以为，过年了。"
天黑了。
我蹲在最下游，手里捏着一根引火绳。
身后每一个人都在看我。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
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很密。
"点了。"
第一朵炸开的时候，没有人欢呼。
因为所有人都愣着。
那朵花是金色的。开得很慢。从中心张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整个夜空都亮了。
然后第二朵。
第三朵。
十朵。百朵。
三千朵。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见。
因为我在做烟花的时候，从来没一次放过三千朵。
一次三千朵，是我算过一百遍的东西。我一辈子只算过一次。
那一夜，三千朵花在两里长的河岸上同时绽开，把整座山谷照得像白天。
桥上的敌人抬起头。
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
他们在那三秒里，忘了自己在打仗。
然后脚下的地开始抖。
铁梁弯折的时候，发出一种很长的声音。
不响。比烟花轻得多。
像有人在很深的地方叹了一口气。
桥面的石板一块一块落进水里，砸起一根一根白色的水柱。
火光照在我脸上。
我手还在抖。
但我这次没有低头。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整片天空被照得通红，看见山脊上的树一棵一棵从黑影里跳出来，看见河面上落着一层红光。
我看见了。
那是我这辈子最漂亮的一次。
也是我最后一次想看见它。
天亮的时候，山是灰的，河是黑的。
我蹲在河边，看着一块漂着的铁皮。
铁皮上还有一小块红漆。
是老曹捞上来的。
他没说话，拿草叶擦了擦，揣进了怀里。
"查一下。"连长的声音从后头传过来，"多少人。"
很久，有个人跑过来。
"六个小时。我们死了十一个。"
三千朵烟花，十一条命。
我坐在河边，觉得脚底下有点软。
脑子里还是那些数字。
六小时。十一个。三千。
三千除十一。
我算了一下。
二百七十二点七。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算这个。
也许因为算出来的数字，比想出来的东西好受一点。
"组长。"
我抬起头。
是老曹。
他手里攥着那块红漆铁皮，没给我看。
"小满呢？"
老曹不说话。
"我问小满呢。"
"他在上游。"老曹说，"最上头那一截。"
"我问你他回来了没有。"
老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手上全是灰。手心里有一样东西——一把烧黑了的细棍，还剩两根。
"这个。"老曹把嘴张了张，声儿特别轻,"从我这儿……"
他把手合上了。
"我本来替他拿着。"他说。
我在河边蹲了很久。
后来我站起来，走到河边，蹲下去，把手伸进水里。
手烫。
水也烫。
我洗了很长时间。
洗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三个位置。
九步。十步。十二步。
我算的是距离，不是人。
我把一个会跑得最快的人，放到了最需要跑得快的地方。
这是对的。
这是全对的一步。
这就是我到现在还想不通的地方。
7 七 · 半边奖状
桥断了之后，纵队开了庆功会。
我站在最后一排。
台上念到了我的名字。
念完名字念功劳，念了一堆。我一句也没听清。
最后，我在台上领到了一张奖状。
红色的，字是手写的。上头的字迹很漂亮。
念完了，我听见旁边有人在问：
"奖状怎么只有半个？"
我低头一看。
纸是从中间裁开的。只有右半张。
我抬头问发奖状的人。
"另一半呢？"
那人看了我一眼。
"另一半给死的人。"他说，"这是规矩。"
我把半张纸叠起来，塞进了工装口袋。
叠的时候，我摸到了一样东西。
不是爆竹。
是一个黄铜帽。
庆功会散了，我往回走。
老曹靠着弹药箱抽烟，看见我，抬了抬下巴。
"奖状呢？"
"口袋里。"
"不拿出来看？"
"不看。"
老曹把烟吸完了，按灭在箱子上。
"小苏。"
"嗯。"
"我昨天夜里，"他说，"想明白一件事。"
"什么？"
"咱们这东西。"他用下巴指了指弹药箱，"看着像过年的。"
"嗯。"
"过年是给活人看的。"老曹说，"咱们放的，是死人看的。"
我没说话。
"这话你别往外说。"老曹站起来，"听着不吉利。"
"嗯。"
"你哭什么。"
"我没有。"
"你脸都花了。"
我说："我洗脸洗的。"
老曹看了我一会儿，把烟盒扔给我。
"抽一根。"
"我不抽烟。"
"那就学着。"他说，"打仗的都得学点不好的东西。"
我接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根烟。
我咳了半宿。
战争结束得很慢。慢到很多人以为它不会结束。
我们又打了一年多。
我又放了十七次大烟花。每次都记得很清楚。
我在战区又待了四年。后来火工组成了正式建制，我被任命为技术教员。
我写的《烟花火工应用草案》印了三百份，一份一份在战区传下去。
书里有一节，题目叫《关于引信延时误差的容许范围》。
这一节我改了七遍。
每一遍，我都在把那个"半秒"，算得更宽一点。
从半秒，改到四步。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四步。
我说，因为在那个位置上，人只能跑十步，但人会跑错方向。
"那为什么不干脆留十步？"
"留十步，"我说，"那个口子就炸不到人了。"
他听完了，不说话了。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个小城的城郊，开了一家烟花厂。
厂子不大，就几间棚。
做的东西很普通，都是些不入流的货——过年卖的"孔雀开屏"，还有小孩玩的"仙女棒"。
生意不算好。
我专门留了一条线，做那种五毛钱一把的"仙女棒"。
别家都不做，说没利润。
有人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个不炸人。小孩能点，好看。"
厂里有个规矩，是我自己立的：
每一箱货，最上头压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是我手写的三行字：
一、引信延时，宁短勿长。
二、风向不对，别放。
三、放完了记得抬头看一眼。
第三条是我最后加的。
加的时候，被人笑了一顿。
"看什么看，"老师说，"放完就收拾。"
"看着最好看。"我说。
再后来，有个纪录片摄制组找到我。
那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把旧的计算尺，一个压瘪的黄铜帽，还有半张红纸。
那个黄铜帽的帽沿上有一道牙印。
摄制组问我：
"当年那场仗，你们靠什么赢的？"
我想了很久。
我说："靠过年。"
他们愣了一下，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没解释。
我从桌上拿起一根"仙女棒"，点着了。
火星"嘶"地爆开，一小蓬金红色的光，在黄昏的院子里盛开。很小很小的一朵花。
老人看着它，看了很久。
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你们现在，能安安心心地抬头看了。"
（本篇完）
另一条战线上的那一篇：《军需官要给我发工资》
纵队给火工组正式建制，得发军饷。
问题来了：军火是掏口袋掏出来的，一筒算多少钱？
军需官老周掏出了算盘。
他算了三天，把自己算进了医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