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一摞烂账
猪食槽在院子西头，石头凿的，槽底积着半指深的浑水，水面上漂着几片烂菜叶。
张小穗蹲在槽边，一只手扒着槽沿，另一只手往里抠。
抠出来的东西她往嘴里塞。
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抬头看我。嘴里含着，不敢咽，也不敢吐。
“吐了。”
她没动。
我把她抱起来。轻得不像六岁的孩子，像抱一捆干柴。
她的手还攥着，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吐了。”我又说了一遍。
她这才张嘴。一小口糠，混着水，掉在地上。
我没让她看我的脸。
她在我怀里缩了缩，把脸埋到我肩膀上。棉袄的补丁硌着她，她没吭声。
我抱着她往北屋走。
北屋的门槛塌了一角，用砖垫着。屋里有一股药渣味，还有潮气。太奶奶躺在炕上，被子盖到下巴，眼睛闭着，胸口一起一伏，每一下都带着喉咙里的响。
炕沿上坐着张大军。十二岁，穿着件大人的旧棉袄，棉袄下摆用麻绳捆在腰上。他在补一只鞋，锥子扎一下，麻线拉一下。
大军抬头看我，又看我怀里的小穗。
“她又去槽那边了。”
“嗯。”
“我跟她说过三回了。”他把锥子往鞋底上一插，“她不听。”
“你吃了吗。”
他没答，低头拉线。
“我问你吃了吗。”
“吃了。”
“吃的啥。”
他把麻线在手指上绕了一圈，绕得很紧，指头都白了。
“锅里那点糊糊，够两个人。”他抬眼看我，“我跟我弟一人一半，她没吃。”
“为什么不给她。”
“她说她不饿。”他把线咬断，吐掉线头，“六岁的孩子，说自己不饿。”
灶间传来一声响，是水瓢碰了锅沿。
张小满从灶间出来，九岁，比大军矮一头，手里拎着半瓢水，水滴在鞋面上。
“哥。”
“嗯。”
“缸满了。”
“满了就满了。”
他把瓢放下，站在炕沿边上没走。
“你还站着干啥。”
“她能不走吗。”
大军没答。他把锥子往鞋底上又扎了一下。
小满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用脚把地上的水滴擦开。
炕上的太奶奶咳了两声，睁开眼。
“小郝。”
“哎。”
“锅里还有点糊糊。”她抬了抬手指，“你给孩子盛半碗。”
我往灶间看了一眼。锅盖上落着灰，锅台边的柴只剩三根。
“够吗？”
太奶奶没答。她把脸转回墙那边。
“太奶奶。”
“嗯。”
“张家口粮为什么扣一半。”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一个老婆子，管不了队上的事。”她声音很轻，说一句要喘一下，“德厚在的时候，队里没短过谁家的粮。”
“他死后扣的？”
“第二年开春。”
“扣的理由是什么。”
“说是人口变了。”
“人口变了。”我把小穗的手抬起来看了看，“三个人还在这儿站着，变哪了。”
太奶奶没答。她的手在被子外面摸索，摸到炕沿，又缩回去。
大军在后头插了一句：“我爹一死，第二年就扣了。”
太奶奶没接这话。她的手在被子外面摸索，摸到炕沿，又缩回去。
“小郝。”
“哎。”
“你别去。”
“为什么不去。”
“问了也一样。”她说，“我儿媳妇去年问过，问完回来哭了半夜，第二天照旧。”
我把小穗放下来，让她站在炕边。
“我去趟队部。”
大军的锥子停了。
“你真去。”
“真去。”
“白去。”他把锥子拔出来，往鞋底上扎了一下，“我娘去的时候，人家一句话就把她打发了。”
“什么话。”
“说户口销了，人没了，口粮就没了。”他手上的劲很大，锥子把鞋底扎透了，“我娘问，人没了，那我仨是不是也没了。”
“人家怎么说。”
“人家不应。”他把鞋往炕沿上一放，“人家就是不理她。我妈站了半天，人家抽烟。后来她自己出来的。”
我看了他一会儿。
“那你等着。”
队部在场院北边，两间土房，一间的门框歪了，用铁丝拴着。屋里烧着炉子，煤味混着烟味，门口的地上落了一层灰。
大队长韩有福坐在桌子后头抽烟。桌上一盏煤油灯，灯罩熏黑了一半。
我把小穗放在门边的板凳上，把那摞账摔在他桌上。
账本散了，纸页翻开，一股霉味。
“张家的口粮呢？”
韩有福没抬头，把烟在鞋底上磕了磕。
“她爹死了三年，户口早销了。”
“户口销了，账上还在领他的借支。”我翻开第一页，“四百二十块。死人借的钱，是谁花的？”
他这才抬起头。
灯光照着他的脸，眼窝很深，胡子拉碴。他盯了我几秒，又把烟叼回嘴里。
“郝知青。”
“嗯。”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在说，账上有笔钱，记在一个死了三年的人名下。”
他没接话，伸手把那摞账本往自己面前拢了拢，一本一本地码齐，动作很慢。
码完了，他忽然把整摞账往我这边一推。
“行。”
“什么？”
“你不是大学生吗。”他往椅背上一靠，“三个月。全大队的工分、借支、出入库，你给我算清。”
我看着那摞账。纸边起了毛，有五本的封皮已经裂开，用浆糊粘过。
“算清了怎么样。”
“算清了，张家三个孩子的口粮，补一半。你的工分，记满。”他顿了顿，声音压下去，“算不清的话，我按规矩办。”
“什么规矩。”
“张家那间屋，你搬出来。你一个人的口粮，也减半。”
门边的板凳上，小穗在抠自己的手指头。她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但她听见了“搬出来”三个字，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把那摞账拉到面前。
“笔呢。”
韩有福从抽屉里摸出半截铅笔，扔过来。铅笔头是钝的，木茬子还带着刀削的毛刺。
“灯油不多了。”他说，“省着点。”
“不够我拿自己的。”
“你自己的也不多。”
“够用。”
“够算多少。”
“够算到你不想让我算的那一页。”
他没接话，把灯芯挑高了一点。
我搬了张凳子坐到灯下，翻开第一本账。
第一页。
纸张是那种粗黄的草纸，边上起了毛。字是用钢笔写的，墨水已经洇开，有几处糊成一团。
十月十二号。
入库，玉米，三千二百四十斤。
我翻到下一页。过秤单夹在账页中间，一张薄薄的复写纸，字迹淡得快看不见了。
三千一百九十三斤。
我在心里减了一下。
四十七斤。
我把这一页折了个角。
第二页。
去年三月，张德厚，借支，四百二十元。
张德厚是前进大队的前任支书，一九七二年夏天发大水，他带人去堵河堤，人没回来。
这事我知道。刚才一路上，抱着小穗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
太奶奶屋里挂着他一张照片，黑白的，人很瘦，穿着件对襟褂子。
一个死了三年的人，一九七四年三月，还在队里借支四百二十块。
我又把这一页折了个角。
第三页。
第三页是工分汇总。三队，一百零七户，全年工分合计。
我拿铅笔在纸边上算。
算了三遍。
明细加起来，比合计栏少三百一十二分。
三百一十二分。按去年一个工分八分钱算，二十五块。按今年的收成，只会更少。
我把铅笔尖在桌沿上敲了一下。
然后我抬起头，看那本账的封皮。
封皮上有两个日期。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元月”，一个是“一九七五年九月”。
两个日期，同一本账。
我又把第一页翻回来，凑近看字迹。
前六页的墨色是新的，黑得发亮，纸面还有压痕，是最近写的。
第七页往后，墨色发灰，字也松，是老的。
而且第七页之后，第八页被撕掉了。撕得很整齐，用刀裁的，留下一条窄边。
我把账本合上。
“大队长。”
韩有福在打瞌睡，被我叫醒，抹了一把脸。
“看完了？”
“看了三页。”
“三页。”他笑了一下，“三页你就看完了。”
“三页我有三件事要说。”
他没笑。
“第一件。十月十二号，入库三千二百四十斤，过秤单三千一百九十三斤。差四十七斤，账上没写损耗，也没写退回。”
韩有福的手指在桌上停住了。
“第二件。去年三月，张德厚借支四百二十块。他一九七二年就死了。”
烟从他指缝里往下掉灰。
“第三件。这本账是重抄过的。前六页是新墨，第七页往后是老墨，第八页被裁掉了。两个封皮日期，一本账。”
我把铅笔放在桌上。
“我翻了三页，就有三处。剩下的我不看了。”
屋里安静下来。
炉子里的煤塌了一块，发出一点响声。小穗在板凳上睡着了，头歪在门框上。
韩有福坐了很久。
他把烟摁灭在桌角，摁了两次才灭。
“谁教你的？”
“没人教。”
“你一个知青，城里来的，下地都费劲。”他盯着我，“你怎么会看这个。”
“我干了六年审计。”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审计是啥。”
“查账的。”我说，“专门查别人怎么把账做平的。”
“账做平了有啥不好。”
“做平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没人还。”
“还什么。”
“还粮。”
“还给谁。”
“还给账上那个人。”
“那你说，”他把手放在那摞账上，“我这本，做平了没。”
“没平。”
“哪不平。”
“第八页。”我说，“做平的人，不会让第八页缺一块。”
他按在账本上的手停了一下，又松开。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一条缝往外看。外面天已经黑透了，场院上一个人也没有。
他把门关上，转过身，声音低了不少。
“郝知青，这账你先别往下看了。”
“你刚让我三个月算清。”
“我现在让你先停。”他伸手要把那摞账收回去。
我把手按在最上面那本上。
“大队长，你不是让我算账。你是让我算完以后闭嘴。”
他没否认。他只是把手缩回去，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懂，不是凶，是一种很旧的为难。
“这账，这些年过了几个人的手。”他说，“我就是个大队长。”
“你是大队长。”
“我只要年终决分不出乱子。”他抬眼看我，“你别给我出乱子。”
我把手松开。
账本被他收进抽屉，上了锁。钥匙挂在他裤腰上，跟一串别的钥匙撞在一起响了一声。
我抱起小穗往外走。
她在我怀里醒了一下，抬手拓住我的衣领。
“姨。”
“嗯。”
“咱们回家吗。”
“回。”
“明天还来吗。”
“来。”
她“哦”了一声，又睡过去了。
临出门，他在后头说了句：
“那孩子，你送回去。别让她再往猪食槽那边去。”
我没回头。
场院上起了风。北边的天压得很低，云走得快。
我绕着仓库那边走。仓库门上挂着锁，窗子里亮着灯，有动静。
韩二奎在里头。
他背对着窗户，正把一杆大秤从钩子上放下来，秤砣提到手里掂了掂，又挂回去。挂完他弯腰，从秤杆的一头抽出一块黑东西，塞进棉袄内兜。
那块东西不大，沉，坠得他棉袄那一角往下坠。
他转过身，看见了窗外的我。
我抱着小穗继续往前走。
走出二十来步，前面站着一个人。
他还是从那道门里出来的，绕了个近道，先到了路上。
韩二奎穿着件旧棉袄，棉袄袖口全是油，手里拎着那杆秤。
他站在路中间，没让。
“郝知青。”
“让让。”
“我听说你翻了三页。”他把秤往地上一杵，秤砣哗啦响了一声，“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少秤了？”
“两只。”
“两只见着啥了。”
“我不用眼睛。”我说，“我用过秤单。”
“过秤单是我开的。”
“过秤单是你开的。可它自己不会少四十七斤。”
“你信不信，明天我就让它自己变多少就多少。”
“那就明天再说。”
他把秤杆往我面前一横，横在我胸口。
“郝知青，你城里来的。”
“嗯。”
“明年开春，返城名额下来。”他把秤杆往下压了压，“你猜大队部报谁。”
“报你侄子。”
“我没侄子。”
“那你报谁。”
“你翻几页我不管。”他说，“仓里的东西，一杆秤，我说几斤就几斤。”
“秤是你嘴说的。”
“秤是秤说的。”
“那秤杆里那块铁，也是秤说的？”
他没答。他把秤收回去，扛到肩上，往路旁边让了半步。
“你走。”
我抱着小穗往前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忽然又开口：
“郝知青。”
我没停。
“你翻三页就看出四十七斤。”他在我身后说，“那剩下的，你最好别翻。”
002 两本账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
灶间的水缸是空的。我挑着扁担去井台，路上碰见三个人，两个低着头走过去，一个停下问我：
“郝知青，昨晚你在队部待到啥时候。”
“天黑。”
“哦。”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件不该放在这儿的东西，“那你小心点。”
井台上结了薄冰。我把桶放下去，绳子在手里打滑。拉上来的时候，桶只满了半截。
第二趟回来，天亮了。场院上已经开始上工，人们排成一排割玉米秸，镰刀在霜上划出白印。
我放下桶，去队部领活。
韩有福不在。屋里坐着个女人，四十来岁，穿蓝布罩衣，头发用一根铁夹子别得很紧。
周秀云，大队妇女主任。
“郝知青。”她把手里的算盘往桌上一放，珠子哗啦响，“坐。”
“我领活。”
“活不急。”她给我倒了半碗水，碗沿有个豁口，“听说你昨晚跟大队长说要算账。”
“他让我算的。”
“他让你算，你就真算。”她笑了一下，“你知道这大队多少人盯着会计这个位子。”
“不知道。”
“我闺女。”她手指头点在算盘上，“周小兰，初中毕业，会打算盘，字也写得周正。这个位子她等了两年。”
“那让她算。”
“她算不了。”周秀云端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她算得出来，说不出。你懂我意思吧。”
我没接话。
“你不一样。”她把碗放下，“你昨晚三页就看出四十七斤。这事今天早上已经从队部传到东头了。”
“传得快。”
“乡下就这么快。”她看着我，“所以我劝你一句，账你可以算，算完了交给大队长。别念出来。”
“念出来怎么样。”
“念出来，你就是让全大队的人脸上都不好看。”她把算盘拿起来，抖了抖，“你一个知青，明年开春要走的人。”
“你也拿返城名额说事。”
“我不拿。”她把算盘往腋下一夹，“我是告诉你，这地方你只待半年。半年以后你走了，他们还在这过日子。”
她走到门口，回头又说了一句：
“周小兰当会计，我保证你走的时候，大队部给你写一份好看的鉴定。”
她走了。
我在队部门口站了一会儿。场院上的风把玉米叶子吹得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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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韩有福来了。
他手里拎着三本账，往我面前一放。
“就这三本。”
“剩下的呢。”
“剩下的我锁着。”他坐下来，把帽子摘了放在桌上，“你先算这三本。”
我翻开第一本。封皮是新的，纸边整齐，字迹很匀。
“这是重抄的。”
“你怎么知道。”
“抄账的人手稳。”我把第一页推到他面前，“写账的人手不稳。你看这个'拾'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抄的人不会这么写。”
韩有福盯着那一页看了很久。
“这不是原本。”我说，“原本在谁手里。”
“你别问。”
“我算这个，算出来跟原本对不上，等于白算。”
“对得上。”他把帽子又戴上，“数是一样的。”
“数一样，手法不一样。”我合上账本，“大队长，你给我一本抄本，是让我算出一个干净的答案。”
他没说话。他把烟点上，抽了两口，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也没拍。
“郝知青。”
“嗯。”
“你要是算出一个干净的答案，”他声音很低，“我给你盖章。”
“盖什么章。”
“证明你没白干。”他站起来，“也证明这大队没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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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三本账搬回张家西屋。
西屋一张炕，一张桌，桌上放着我那支铅笔头和一个小本子。窗户纸破了个洞，用一块旧报纸糊着。
晚上，我点了一盏煤油灯，把三本账摊开。
第一本，十月十二号那页，过秤单还是少了四十七斤。抄的时候抄得一模一样，连夹的位置都一样。
抄本里连错误都抄进去了。
我拿铅笔在纸边上把这个数记下来。
第二本，借支。
借支是队里给社员预支的钱或粮，年底从工分里扣。这是常事，一年里有十几笔。我一行一行往下看。
三月十二号，张德厚，四百二十元。
四月三号，李长顺，八十元。
五月十九号，韩有福，三百八十元。
我把铅笔停在那一行上。
韩有福。大队长自己。
借支栏后面有个备注：“家用”。字是别人的，写得比我快。
我盯着这个数看了一会儿。三百八十块，在七五年不是小数。一个大队长一年挣的工分折下来，也就一百来块。
我翻回第一页，又看了一遍“张德厚”那一行的字迹。
两个数，两种笔迹。张德厚那行是钢笔，笔画很细，收尾处有个习惯性的小勾。韩有福那行是圆珠笔，油墨洇了。
我把这两处都折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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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早上，我在场院的公示栏前站了很久。
公示栏是一块木板，钉在场院东墙，上面贴着上个月的工分表。字是毛笔写的，一笔一画，很周正。
我拿铅笔在小本子上抄。
抄了两列，我停下来。
公示栏上是这个月的工分数。账本第三页是全年合计。这两个数不该差这么多。
我把账本翻到第三页，又算了一遍。
三百一十二分。
上个月的公示工分，加起来比账本合计多三百一十二分。
我把账本合上，站在那儿想了很久。
差一分两分是笔误。三百一十二分不是笔误。
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大队有两本账。一本给上面，一本给自己。
给上面那本，数字小，好交差。自己那本，数字大，按实际分粮。
而写在公示栏上的，是对内那本的数。因为社员看着公示栏领粮，公示栏必须是真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公示栏的落款。
落款是“前进大队部”。
写字的那个“部”字，最后一点拖得很长，像一条尾巴。
这个字我见过。今天早上周秀云在队部门口挂的“妇女工作”牌子上，那字一模一样。
她把工分表抄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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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回张家，太奶奶在咳。
咳得很厉害，整个人蜷在炕上，手抓着被角，指节都是白的。
大军在给她捶背。小满蹲在灶前烧水，柴不够，他把自己的作业本撕了往里塞。
我上去把太奶奶扶着坐起来，顺着背拍。
咳了大概两分钟，她才缓过来。手心里有一口带血丝的痰。
“太奶奶。”
“没事。”她把痰抹在鞋底上，“老毛病。”
“多久了。”
“去年冬天开始的。”
大军在旁边说：“队里的赤脚医生看过，说是肺上的病，让去公社卫生院。”
“为什么不去。”
“去一趟要钱。”大军低着头，“还要有人陪着去，得走四十里。”
太奶奶摆摆手：“不去。我这把年纪，去了也是浪费。”
她说完看了我一眼，又看大军：
“你出去。”
大军愣了一下。他把捶背的手收回去，拉着小满出去了。
屋里只剩我们俩。
“小郝。”
“哎。”
“你昨晚算账算到几点。”
“过了十二点。”
“算出啥了。”
“算出两本账。”
她没说话。她的手在被子外面摸索，摸到了我的手，抓住了。
那只手很轻，很干，像一把柴。
“德厚走的那年，”她说，“队里给他记了三百工分。说是烈士工分，年年记。”
“记了吗。”
“记了两年。”她咳了一声，“第三年就没了。”
“什么时候没的。”
“去年。”她眼睛看着房梁，“我去问过。人家说，工分是给活人的。”
“户主是谁。”
“我。”她说，“德厚的户口销了以后，户主是我。”
“那您的工分呢。”
“我一个老婆子，不下地，哪来的工分。”
她说到这儿，忽然把我手抓得更紧。
“小郝，我不求你别的。我死之前，你帮我看住那仨孩子。”
“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我熬不过明年。”她说得很平，“我不怕死，我怕我死了以后，他们仨被人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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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奶奶屋里出来，天已经黑了。
大军蹲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个鸡蛋。
那鸡蛋很小，壳上沾着草屑。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鸡蛋往我手里一塞。
“给你。”
“这哪来的。”
“我攒的。”他说，“队里分的那几个，我留了一个。”
“你自己吃。”
“我不吃。”他退了一步，“你昨晚算到十二点，我看见灯了。”
我拿着那个鸡蛋，一时没说话。
“我娘走的时候，”他说，声音很硬，像怕自己说软了，“她答应过我，说她不走。第二天早上她就没了。”
他把手插进袖子里。
“我不指望你留下。”他说，“我就是想问一句，你今晚还去不去队部。”
“去。”
“那你去。”他转身往回走，走两步又停下，“别让人看见你抄东西。韩二奎那人，白天不怎么说话，晚上在仓库待得很晚。”
---
那天夜里，我又把三本账摊开。
灯芯烧得很短，火苗一跳一跳。我把最后那本翻到末尾，检查有没有夹东西。
翻到封底，掉出来一张纸。
纸是从作业本上撕的，折成四折，压得很平。
我展开。
上面就一行字，用铅笔写的：
“照上月，别让人看出来。”
没有抬头，没有日期。落款只有一个字。
“周”。
003 十二号那四十七斤
第四天是队里分秋粮的日子。
场院上堆了三大囤玉米，粮囤用苇席围的，顶上盖着塑料布，边角压着石头。保管员韩二奎在囤前支了一杆大秤，秤架是木头的，四条腿埋在土里。
全大队的人都来了。男人扛口袋，女人挎篮子，孩子在场院边上跑。
韩有福站在秤旁边，手里拿着工分本。
我排在队尾。
前面是李家，李长顺的媳妇称了二百一十斤，韩二奎把秤砣拨过去，秤杆平了，喊了一声“二百一十”。韩有福在本子上记。李长顺的媳妇把口袋扛上肩，走了。
一袋一袋往下走。
轮到张家。
韩二奎把张家的口袋放到秤盘上，拨砣。
“七十斤。”
我往前走了两步。
“等一下。”
场院上安静了一下。前面走了的人回头，后面排队的人踮脚。
韩二奎的手停在秤杆上。
“郝知青，你排你的队。”
“张家的口粮，按人口算，三个孩子一个老人，加上我，五口人。”我把工分本拿出来，“队里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五口人，一千八百斤。”
“一千八百斤。”他把秤杆一扶，“你抬头看看，张家今年领多少。”
“七百二十斤。”
“从今年算的。今年的账我看了。”
“你看了三页。”
“三页够了。”我走到秤前，把口径里的一根麻绳抽出来，“你这秤，秤杆头上塞了东西。”
韩二奎的脸色变了。
“你放屁。”
“我不放屁。你把秤砣摘下来我看看。”
场院上没人说话。风把塑料布吹得啪啪响。
韩有福把工分本合上了。
“二奎。”
“叔。”韩二奎转过脸，“她一个知青，懂啥秤。”
“把秤砣摘了。”
韩二奎不动。
“我让你把秤砣摘了。”
韩二奎把秤砣从秤杆上摘下来，往秤盘上一放，声音很响。
我伸手把秤杆翻过来，指着杆头那一段。
“这有一段是空的。里头塞了铁。”
“你咋知道是空的。”
“因为秤杆是实木的，敲一下是闷响。”我抬手在秤杆头上敲了两下，“你听。”
闷响。
我又在秤杆中段敲了一下。
脆响。
“这一段是中空的。”我指着杆头，“你每回称粮，秤杆头上多一块铁，秤就往前倾。你拨到'平'的时候，实际重量就少了。”
我把秤砣放回秤杆上，把砣拨到刚称张家那袋的位置。
“现在这袋粮，实际是七十三斤半。你报七十。”
场院上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李长顺的媳妇把口袋从肩上放下来，回头看自己刚才那一袋。
“那我刚才那袋呢。”她开口了。
“你那袋二百一十斤，实际是二百一十四斤半。”
“四斤半。”她声音拔高了，“四斤半的玉米！”
后面排队的人一下子往前挤。
韩二奎抓过秤杆，把秤往地上一杵。
“郝知青。”他声音很沉，“你再说一句。”
“你把铁拿出来。”
“我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那就是我胡说。”我说，“那现在咱们把这段锯开，锯开看看里头有没有铁。”
韩二奎盯着我。
场院上没人出声。韩有福站在旁边，脸上一层汗。
我把话说完了，站在那儿等。
“够了。”
韩有福开口了。
“今天不分了。”他把工分本往口袋里塞，“账上出岔子，先停下。”
“大队长。”周秀云从人群里挤出来，“这么多人排着队，粮都卸下来了，不分怎么行。”
“我说不分就不分。”
“那明天呢。”
“明天再说明天。”
人群散了，散得很慢，边走边回头看。有几个女人凑在一块儿低声说话。
我站在场院中间，把工分本收起来。
韩二奎扛着秤往仓库走。走到仓库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跟昨晚不一样。昨晚是威胁，今天是算账。
---
当天下午，我的活变了。
原来是跟妇女队割玉米秸，一天八个工分。下午队部的通知贴出来了：郝冬英，调粪场，出粪。
粪场在大队最西边，两个大粪坑，上面盖着木板。出粪就是拿粪勺把坑里的粪舀进桶，挑到地里。
一天六个工分。
小满是跑回来告诉我的。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手里还攥着半个窝头。
“冬英姨，队部贴纸了。”
“贴的啥。”
“我不认识那么多字。”他把窝头往我手里塞，“我就看见你的名字。”
我去看了。
纸上写得很清楚，毛笔字，落款是大队部。
我认得这个字。那个“部”字最后一点拖得很长，像一条尾巴。
---
粪场的活我干了三天。
第一天挑粪，扁担压在肩上，两个桶一前一后。走到地头，桶里的东西晃出来，溅在裤腿上。
头一天晚上，我把裤子脱在院子里，用井水冲。
第二天，粪勺的木柄湿了，滑，握不住。我把手在衣服上擦干，接着舀。
第三天下午，我挑完最后一趟，把桶放回粪场，往回走。
走到村口，碰见李长顺的媳妇。她挎着篮子，篮子里是刚洗的衣服。
她停下来看我。
“郝知青。”
“哎。”
“你别挑了。”她声音不大，“我家那口子说，你这人心里有杆秤。”
“我还会挑。”
“你挑不过他们。”她把篮子换了个手，“这大队三百多口人，你一个人。”
“那你刚才在场上说什么。”
她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那是心疼我那四斤半。”她往前走，“我跟你不一样。我在这儿过日子。”
---
回到张家，院子里没人。
我推西屋的门，门轴响了一声。
屋里被人翻过。
翻得不重，不是搜，是找。
炕上的被子叠着，但叠得跟我早上叠的不一样，角对不上。桌上我的小本子摊开着，页边有一道折痕，是我没折过的。
我把小本子拿起来看。
本子上的字都还在。我记的账目、日期、数字，全在。
翻到最后一页，我早上写的那行“公示栏与账本差三百一十二分”还在。
但是那一页被撕了一个角。小小的一角，像指甲抠掉的。
我把本子合上，坐在炕沿上。
外面天还没黑。院子里那棵枣树的影子落在窗纸上。
我坐着想了一会儿。
他们找到了本子，但是没拿走，也没撕掉。
他们只是想让我知道：他们找到了。
---
那天晚上，我去队部。
韩有福在屋里，桌上摆着一瓶酒，两个碗。
“坐。”
我坐下。
他倒了两碗，推了一碗给我。
“我不喝。”
“喝一口。”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辣，冲。
韩有福把碗放下。
“郝知青，你把这事闹大了。”
“我没闹。我在场上说的是账。”
“你说的不是账。”他把碗推开，“你说的是韩二奎的手。”
“那是一样的。”
“不一样。”他盯着我，“账可以改，手改不了。”
我没接话。
“今天下午，公社来人了。”他说，“不是为这个，是来查秋收进度的。走的时候问了一句，说听讲前进大队分粮出了岔子。”
“你怎么说的。”
“我说秤坏了。”
“秤没坏。”
“我知道没坏。”他把酒一口喝完，“可我这么说了。”
他把碗放在桌上，看着我。
“郝知青，我保不了你。我也保不了他。”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让你把这账算完。”他说，“算完，我盖章。盖上章，这账就是大队的账，不是我一个人的账，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账。”
“盖上章以后呢。”
“以后就看谁的命硬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
“这里头是原本。”
我打开。
里面的账本旧得多，封皮已经裂开，用粗线缝过。纸页发黄，边角卷起，有的地方被水泡过，字洇开了。
我翻开第一页。
十月十二号，入库，玉米，三千二百四十斤。
过秤单：三千二百四十斤。
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另外一个人补上去的：
“实收三千一百九十三斤，差额四十七斤，待查。”
“这行字是谁写的。”
韩有福没说话。
“大队长。”
“张德厚。”
我抬起头。
“他死了三年。”
“他死在河堤上。”韩有福把酒瓶拿起来，又放下，“这账是他最后一次记的账。那年他记完这本，第二天就上堤了。”
我把这一页对着灯看。
那行小字的笔迹很细，收尾处有个习惯性的小勾。
我又翻回借支栏，看四百二十块那一行。
那一行不是这个手。笔画很平，起笔收笔都利落，像是照着什么抄下来的。
一个死人的账上，有一笔不是死人写的钱。
---
从队部出来，天已经很黑了。
我抱着牛皮纸袋往回走。走了没多远，路边站着一个人。
周秀云。
她手里拎着一盏马灯，灯光照在她脸上，眼睛底下一片青。
“郝知青。”
“周主任。”
“我等你半天了。”
“有事。”
“有事。”她把马灯提起来一点，“我闺女今天哭了。”
“为什么哭。”
“她听说你把秤杆的事捅开了。她说她要是当了会计，遇上这种事，她不敢说。”
“那你就让她别当。”
“我也这么想。”周秀云把马灯放低，“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句：那张纸条不是我写的。”
“哪张纸条。”
“你在我账本里找到的那张。”她说，“我写的字，我自己认得。那张不是我写的。”
她说完就走了。马灯的光一晃一晃，走了很远还能看见。
我站在路边，把牛皮纸袋抱紧了一点。
纸条上写的是“照上月，别让人看出来”，落款是一个“周”。
如果不是她写的，那就是有人借她的姓。
004 粮票
出粪的第五天，队里丢东西了。
丢的是粮票。
保管室的柜子被撬开，里头一沓粮票没了。那沓粮票是公社拨下来的救济票，一共三百二十斤的面额，准备发给队里最困难的七户。
早上开柜子的人是我。
韩有福让我去保管室拿工分本，柜子在里屋，锁是挂锁，我拿钥匙开的。
我开门的时候，柜子是空的。
锁没坏。柜门上的铁皮有点翘，是被人用别的东西从缝里撬过，撬痕很新。
韩有福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郝知青。”
“我开门的时候就是这样。”
“钥匙一直你拿着？”
“昨天下午你给我的。”
“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钥匙在哪儿。”
“在我铺盖底下。”
他闭上眼睛，很长时间没睁开。
---
中午，队部开了会。
屋里坐了七八个人：韩有福、韩二奎、周秀云、李长顺、还有两个队委。
韩二奎先开口。
“钥匙在她铺盖底下，柜子空了。”
“这话没错。”我说，“钥匙在我铺盖底下，柜子空了。”
“那就是你。”
“也可以是我睡着的时候，别人从我铺盖底下拿的。”
“谁拿。”
“我不知道。”
韩二奎笑了一声，笑得很短。
“郝知青，你从来到这个大队，先是说秤不对，又说账不对，现在保管室丢了东西，钥匙在你手里。”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搜。”
屋里安静了一下。
“搜什么。”韩有福问。
“搜她住的那间屋。”
韩有福看着我。
“郝知青，你同意吗。”
“同意。”我说，“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你们搜，我得在旁边看着。搜出来的东西，谁先看见，谁后看见，得说清楚。”
“行。”韩二奎站起来，“走。”
---
去张家的路上，韩二奎走在最前头。
大军和小满蹲在院门口。看见这么一队人往家走，大军站起来，脸一下白了。
“冬英姨。”
“没事。”我说，“他们在找东西。”
“找啥。”
“粮票。”
大军的手攥起来了。
队伍进了院子。韩二奎直奔西屋，推门进去，把炕上的被子一掀。
被子下面是我的铺盖卷。他一把抖开，褥子、枕头、两件换洗衣裳，散了一炕。
然后他伸手探进褥子底下。
他的手停在那里。
从褥子里抽出来的是一沓粮票，用橡皮筋捆着，捆得很整齐。
屋里没人说话。
三百二十斤的面额，一张不少。
“郝知青。”韩二奎把粮票举起来，“这是什么。”
我看着那沓粮票。
捆得很整齐。橡皮筋是新的，还有点弹。粮票的角没有折过的痕迹。
“这不是我放的。”
“那它自己长出来的。”
“我铺盖底下有钥匙，钥匙被人动过。”我说，“铺盖底下能放钥匙，也能放粮票。”
“你说谁放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把粮票往桌上一拍，“今天早上就你一个人开过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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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闹到了公社。
第二天上午，公社来了两个人，一个姓曹，四十来岁，穿中山装，领口别着钢笔。另一个年轻，负责记。
他们先看柜子，再看撬痕，再把那沓粮票摊在桌上。
“这粮票，捆得很整齐。”姓曹的说。
“是。”韩二奎答。
“谁捆的。”
“不知道。”
“这橡皮筋是新的。”姓曹的把橡皮筋拉了一下，“这年头橡皮筋不好买。”
没人接话。
然后他转向我。
“郝知青，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大队的。”
“第七年。”
“以前在城里做什么。”
“会计。”
“会计。”他把钢笔帽摘了又套上，“你会看账？”
“会。”
“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大队一年会丢多少东西。”
“知道。”
“多少。”
“看管理。”我说，“管得清，一分不丢。管不清，丢多少都不奇怪。”
姓曹的看了我一会儿。
“你说这话，是在指谁。”
“我在说管理。”
他把钢笔往桌上一放。
“郝知青，你这案子不好办。柜子是你开的，钥匙在你铺盖底下，粮票在你铺盖底下。”
“是。”
“你有话说吗。”
“有。”我说，“我想问一句，救济票是谁领回来的。”
姓曹的转头看韩有福。
“谁领的。”
“二奎领的。”韩有福说，“公社拨下来那天，他去的。”
“领回来以后，谁点的数。”
韩二奎开口了：“我自己点的。”
“点完记在哪。”
“记在保管台账上。”
“台账呢。”
韩二奎看了韩有福一眼。
“台账在库里。”
“拿来看看。”
那本台账拿来了。薄薄的一本，纸很新，字很匀。最后一页上写着：“救济粮票叁佰贰拾斤，入库，十月十七日。”
我接过来，翻了一页。
“这页撕过。”
“没有。”
“有。”我把本子举到姓曹的面前，对着光，“这儿有一道边，裁的。裁得很齐，跟前面这页的宽窄不一样。”
姓曹的把本子接过去，对着窗子看。
看了很久。
“韩保管员。”
“在。”
“这页怎么少了一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姓曹的把本子合上。
“这案子我回去报。”他说，“郝知青，你先别走。这几天的活，队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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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被留在队部等着，哪儿也不许去。
太阳往西斜的时候，周秀云来了。
她坐在我对面，把马灯放在桌上，没点。
“郝知青。”
“周主任。”
“我昨晚上一宿没睡。”
“为什么。”
“我闺女问我一句话，我答不上来。”
“哪句。”
“她问我，妈，那粮票是谁放的。”周秀云的手指在桌沿上敲了两下，“我答不上来。”
我没接话。
“我在这个大队十七年。”她说，“我看着韩二奎从十八岁干到二十四岁。他娘瘫了六年，他三个妹妹，一个嫁了，两个还在家。”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算过他的账。”我说，“他每年借支的数目，跟他报的家庭情况对不上。”
周秀云的眼睛抬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借支。”
“借支栏我抄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马灯的玻璃罩上有一层灰，她用袖子擦了擦。
“郝知青，我这个人不聪明。”她说，“我就明白一件事：这地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嗯。”
“你捅开了秤，捅开了账，现在又捅了粮票。”她把手放在桌上，“你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找我吗。”
“不知道。”
“七家。”她说，“七家都是这个队里最困难的。他们的救济票，一年就这一回。”
“那七家里，有张家吗。”
周秀云没答。
“有。”她说，声音低下去，“排第八。”
---
天快黑的时候，韩有福回来。
他进门先看了我一眼，然后把帽子摘下来，放在桌上。
“公社那边留下话了。”
“什么话。”
“让队里自己查清。”他坐下来，“三天。三天查不清，报到县里。”
“查到县里怎么样。”
“查到县里，我就不是大队长了。”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地。
“郝知青。”
“嗯。”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为什么不拦你。”他抬起头，“从你翻三页那天，我就该把你从队部撵出去。我没撵。”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话，我心里都知道。”他把帽子又拿起来，捏在手里，“那四十七斤，那四百二十块，那三百一十二分。我都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查。”
“我查过。”他说，“一九七三年，我查过一回。查到一半，我娘住院，我借了队里二百块。”
他把帽子扣回头上。
“后来我把账做平了。”
屋里安静下来。
“郝知青，这回我帮你。”他说，“就这一回。”
“你怎么帮。”
“我把保管室的钥匙全收了。从今天起，谁也不能单独进保管室。”
“那粮票的事呢。”
“粮票的事，我给你三天。”他站起来，“你自己查。查出一个人来。”
“查出来怎么样。”
“查出来，我盖章。”
“盖什么章。”
“盖在结案报告上。”他说，“盖完这个章，我就是这个大队最后一任大队长。”
---
那天夜里，我回张家西屋。
大军在门口等我。
他手里拎着个包袱，包袱用蓝布包的，抱得很紧。
“冬英姨。”
“怎么了。”
“我给你收起来了。”
他把包袱打开。
里头是我那本小本子，还有一支铅笔头。
“你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大军说，“我在院门口看着，是韩二奎。他进屋翻你桌子。”
“他把本子留下了？”
“他没找着。”大军把本子往我手里塞，“我拿走了。”
“你拿去哪了。”
“我埋在枣树底下了。”他说，“我爹以前教我，重要的东西埋土里。”
我接过小本子。
翻开最后一页，那道被撕掉的角还在。本子里的字一行都在。
我翻到中间那几页。
那几页是我这三个月的抄录，两本账的对照，一行一行抄下来的。
全在。
我把本子贴在胸口。
“大军。”
“嗯。”
“你今年十二。”
“嗯。”
“你这十二岁，干了一件大人干不了的事。”
他低下头，用脚在地上蹭了两下。
“我爹说过。”他说，“账要有人记。”
---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保管室。
韩有福把钥匙都收了，但门没锁死。他给我留了话：可以进，不可以拿走东西。
我在保管室里待了一上午。
柜子、架子、麻袋、两个空的粮囤、一堆杂物。地上有一层麦糠。
我蹲在地上看。
麦糠上有脚印，很多，被踩乱了。但在柜子底下那一小块地方，有一个没有踩乱的角落。
那儿有一块被压过的痕迹。压得不深，形状是长方形。
我把手伸到柜子底下，摸了一下。
摸出半张纸。
不是粮票，是一张纸的一角。撕下来的，上面还有字。
“……十七日入库，叁佰贰拾斤，另：先交二奎，由他统一……”
后面没了。
我把这半张纸折好，放进内衣口袋。
站起来的时候，我听见门外有脚步声。
我走到门口。
韩二奎站在保管室门口，手里没拿秤。
“郝知青。”
“韩保管员。”
“你在里头待了一上午。”
“我在看。”
“看出啥了。”
“看出柜子底下有灰。”
他往前走了一步。
“郝知青，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那粮票，我领回来的时候，就少了四十斤。”
我看着他。
“四十斤哪去了。”
“我娘买药。”他说得很平静，“我在公社就换了钱。回来报的数，是实收的数，三百二十斤。”
“那柜子里为什么会空。”
“因为本来就不够。”他说，“我领回来那天，就在台账上撕了一角。”
“所以你把剩下的全拿走，栽给我。”
“我不栽你。”他摇摇头，“我本来想自己担。可是你非要把秤捅开。”
他把手插进棉袄兜里。
“郝知青，你现在手里有什么。”
“一张纸角。”
“那张纸角上写着我的名字。”
“写着'先交二奎'。”
“那是我领票的时候，公社的人写的。”他说，“这说明不了什么。”
“说明不了什么。”我承认，“但它说明，票到队里的时候，先经过你的手。”
他没说话。
“韩二奎。”
“嗯。”
“你娘买药，四十斤粮票换的钱，够吗。”
他的脸上动了一下。
“不够。”他说，“我妹妹的嫁妆，也不够。”
“所以你就从秤上找。”
“我从秤上找，全大队每人少三四斤。”他抬眼看我，“你知道这几斤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娘能吃药，我妹妹能嫁人。”
“也意味着张家的三个孩子，今年冬天要饿。”
他把脸转开了。
“张家那三个孩子，”他说，“他们爹死的时候，我在河堤上。”
“我知道你在河堤上。”
“我看着他在水里沉下去。”他的手在棉袄兜里握紧了，“我拉过他。我没拉住。”
---
那天下午两点，保管室的门被人从外头锁上了。
我在里头。
门缝里能看见外面的光。我拍了两下门，没人应。
仓库里很冷。我从中午就没吃东西，胃里空着，一阵一阵地抽。
我在货架边上坐下，把那张纸角拿出来，对着门缝的光看。
“先交二奎，由他统一……”后面没了。
我看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门外有声音。
不是脚步，是柴火被点着的声音。
我从门缝往外看。
门外的墙根下，堆着一堆麦秸。
火起来了。
火苗蹿得很快，麦秸是干的。烟从门缝往里灌。
我退到屋子最里头。
烟越来越浓，我开始咳。
我把棉袄脱下来，捂住口鼻。
火在门外，门是木头的，门缝往上冒着白烟。
我摸到了货架上的麻袋，把麻袋扯下来，往门上堵。
堵了两层，烟小了。
我蹲在麻袋后面，抱着膝盖。
外面有人在喊。
喊什么我听不清。
然后门被人从外头撞。
撞了三下，门框裂了。
是韩有福。
他用肩撞的门。撞开以后，他拽着我的胳膊往外拖。
场院上已经站了二十来个人，有人提着桶，有人拿扫帚打火。
火被压在墙根下，烧黑了半面墙。
我蹲在地上咳，咳得眼泪都出来。
韩有福站在我旁边，脸上全是黑灰。
“谁锁的门。”他问。
没人答。
“我问谁锁的门。”
韩二奎从人群里站出来。
“火不是我点的。”
“我问谁锁的门。”
“门锁我没碰。”他说，“钥匙你都收了。”
韩有福看着他，很久没说话。
人群散了。
我站起来，往张家走。走到一半，我摸了摸内衣口袋。
那张纸角还在。
我又摸了摸另一个口袋。
我把那本小本子从怀里拿出来。
本子里夹着的东西还在：三个月的抄录，两本账的对照。
我站在路上，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
火烧的是保管室。烧的是队里的东西。
我这一本，从头到尾都在我自己身上。
005 账房
火烧完的第二天，账房也烧了。
是两个地方。保管室在场院西头，账房在队部东屋，中间隔着一条道。
我是早上知道的。小满跑回来，鞋都没穿好，一只脚拖着。
“冬英姨，队部冒烟了。”
我把碗放下就往外跑。
到场院的时候，东屋的屋顶已经塌了一角。火不大，屋里东西不多，但烧得很干净。桌子烧成了黑架子，抽屉掉在地上，里头的纸烧成了灰，灰里还有几片没烧透的角。
三个队委站在那里，没人说话。
韩有福蹲在地上，用手拨那堆灰。
他拨了很久，抬起头看我。
“账没了。”
“三本抄本？”
“全在抽屉里。”他把手上的灰拍掉，“昨晚我锁的。”
韩二奎站在人群外头。他今天穿了件干净的棉袄，袖口没有油。
“大队长。”
“嗯。”
“这火，我觉得该查一查。”
“查什么。”
“昨天保管室起火，今天账房起火。”他把手插在袖子里，“火都起在她待过的地方。”
所有人的眼睛都转过来看我。
“昨天我在保管室，是被人从外头锁上的。”我说，“今天早上我还没起。”
“谁能证明。”
“张家三个孩子。”
“孩子。”韩二奎笑了一下，“孩子说的话能算数吗。”
“那你说我为什么烧账房。”
“因为账里有你的东西。”他往前走了一步，“你从来到这个大队，天天往账房里钻。现在公社要来人复核，你把账烧了，就没人查得出来。”
我看了他一会儿。
“韩保管员。”
“嗯。”
“账房昨晚是你锁的门吗。”
“门是大队长锁的。”
“钥匙呢。”
“钥匙在大队长身上。”
韩有福站起来。
“二奎。”
“叔。”
“你昨天下午在哪儿。”
“在场院。”
“做什么。”
“修秤。”
“修秤修到几点。”
“天黑。”
韩有福没再问。
他把手上的灰又拍了一遍，转过身。
“郝知青。”
“嗯。”
“你过来。”
我跟他走到场院边上，离人群有二十来步。
他声音压得很低。
“账房是昨晚十一点左右着的。”
“你怎么知道。”
“我十点半从这儿过，还好好的。”他看着我，“十一点，我在家。”
“嗯。”
“郝知青，我问你一句。”他把帽子摘下来，“你手里还有东西吗。”
我看着他。
“有。”
“什么。”
“我抄了三个月的那本。”
“在哪儿。”
“不在队里。”
韩有福把帽子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那就好。”
“大队长。”
“嗯。”
“你给我的那个牛皮纸袋，里头是原本。”
“是。”
“现在在哪儿。”
他没答。
“大队长。”
他把帽子扣回头上。
“我昨晚睡前拿出来看了一遍。”他说，“看完，我放回抽屉了。”
---
那半天，谁也没干活。
场院上的人三三两两站着。有人在说火，有人在说粮票，有人在说会计这个位子。
中午，周秀云来找我。
她身后跟着一个姑娘，十八九岁，扎两条辫子，穿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藍罩衣。脸圆，眼睛很黑，站在她妈后头，手在衣服上绞。
“郝知青。”
“周主任。”
“这是我闺女。”
“周小兰。”
姑娘抬起头，看了我一下，又低下去。
“她有话跟你说。”周秀云推了她一把，“说。”
周小兰没开口。
“你不说我说。”周秀云把手里的马灯往地上一放，“郝知青，那公示栏上的工分表，是她抄的。”
我没说话。
“抄了两年。”周秀云的声音很平，像在念别人的事，“每个月抄一次，抄完贴上去。”
“谁让她抄的。”
“韩二奎。”
周小兰忽然开口了，声音很小。
“不是他让我抄的。是他给我数，我往上写。”
“什么数。”
“工分数。”她低着头，“他拿一本小册子念，我抄。他说念多少我写多少。”
“你不看账本？”
“账本在大队长那儿。”她抬起头，“我不识账，我只会写字。”
周秀云在旁边接了一句：
“她初中毕业，会打算盘，字写得周正。”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我一辈子的本事就在这儿了。”
“那张纸条呢。”我问。
周小兰的脸白了。
“什么纸条。”
“账本封底掉出来那张。”我把那张纸的折法比了一下，“从作业本上撕的，四折，铅笔写的字。上面写着'照上月，别让人看出来'，落款一个'周'。”
周小兰的手在衣服上绞得更紧了。
“是我写的。”
“谁让你写的。”
“他没让我写。”她声音发抖，“是我自己想写。”
“为什么想写。”
“因为每次他念的数跟上个月不一样，我就得重抄一遍。”她说，“有一次他念的数比上个月多三百多分，我抄完问他，这数对吗。”
“他怎么说。”
“他说，你抄你的，别问。”
她把头抬起来，眼睛红了。
“我就写了一行字，夹在他给我的那本账里。”她说，“我想让他知道，我发现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大队长。”
“我告诉我妈了。”
周秀云在旁边站着，没出声。
“她怎么说。”
“她说，别管。”周小兰的声音低下去，“她说，这个位子我等着呢。”
周秀云把手放在女儿肩上，按了一下。
“郝知青。”她说，“我闺女要是当时说了，这大队就没她的位子。我把她按住了。”
她说完这句话，把马灯提起来。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昨晚她把这事告诉我了。”
“昨晚什么时候。”
“十点半。”周秀云看着我，“她说她睡不着。她说她怕。”
---
下午三点，公社的人来了。
还是那个姓曹的，带着那个记东西的年轻人。他们先去看账房，又去看保管室，然后回到队部。
“两处起火，一天之内。”姓曹的把钢笔掏出来，“这不像失火。”
“我也这么想。”韩有福说。
“郝知青，你说说。”
“我说三件事。”我说，“第一件，昨天保管室的门是从外头锁的，我在里头。这件事有二十来个人看见我被大队长拖出来。”
“第二件。”
“第二件，昨天有人从柜子底下摸出半张纸。纸是我们队里人写的，内容跟救济票有关。”
姓曹的把钢笔停住了。
“纸呢。”
我把那半张纸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拿起来，对着窗看。
“这上头写着'先交二奎'。”
“是。”
“这字是公社的人写的。”他把纸放回桌上，“我认得这个写法。票是我们发的，登记簿上要写经手人。”
“那保管员报的数跟公社发的数，对得上吗。”
姓曹的转过头看韩二奎。
“韩保管员，你报的三百二十斤。”
“是。”
“我们现在核一遍。”
核的结果我不在场。他们在队部里待了一个多钟头。出来的时候，姓曹的脸色不好看。
“韩保管员，你报的三百二十斤，实收二百八十斤。”
韩二奎站着没动。
“四十斤。”
“是。”
“哪去了。”
“我娘买药。”他说得很平静，“我换了钱。”
姓曹的把钢笔收进衣袋。
“粮票的事，你跟我回公社交代。”
“我交代。”
“两处失火的事，也得交代。”
韩二奎抬起头。
“火不是我点的。”
“那是谁点的。”
“我不知道。”
姓曹的看着他，没说话。
“郝知青。”他转过来，“还有件事。”
“您说。”
“队里报上来的结案材料里，写着你在保管室偷粮票。”他把一页纸推到桌上，“这材料谁写的。”
“不是我。”
“落款是前进大队部。”
“那就是队部里谁写的。”
姓曹的把纸收回去。
“这件事我一块儿报。”他说，“三天之内，你们队里自己把账清完。清不完，我把材料全带回去。”
---
他们走了以后，天开始黑。
韩二奎被带走了，坐的是公社的自行车后座。
他走的时候，从他娘屋门口过。他娘在屋里叫人。
“二奎。”
他没回头。
“二奎。”
他站住了。
“娘。”他隔着门喊，“我去趟公社，明天回来。”
屋里没声音了。
---
那天晚上，我回张家西屋。
太奶奶咳了整整一夜。
我守在炕边，给她顺着背。大军在旁边坐着，小满蹲在地上烧水。水烧开了，他舀了一勺，用嘴吹凉，端过来。
太奶奶没喝。
她的手在被子上抓，抓得一床单子都皱了。
“小郝。”
“哎。”
“我听见外头吵。是不是出事了。”
“没出事。”
“你别骗我。”她的眼睛睁着，看着房梁，“这屋子我住了四十年。谁家出事，我听得出来。”
我没说话。
“那三个孩子，”她说，“你要是走了，他们就得被送走。”
“谁送。”
“队里。孤儿没户主，队里就能安排。”
“你有户口。”
“我有。”她说，“我一死，户口就销了。”
她把眼睛转过来看我。
“小郝，我跟你说一件事。”
“您说。”
“德厚的工分，前年停了以后，我去队部问过。”她的手往上摸，摸到我的手腕，“问的时候，韩二奎在屋里。”
“他说什么。”
“他给我倒了碗水。”她说，“他说，婶儿，你回去吧，这事儿我给你办。”
“办了吗。”
“办了。”她说，“第二年开春，队里给我记了一百二十工分。”
“记在谁名下。”
“记在他名下。”她说，“他说，挂我的名字，队里过不去。”
我把这些话听完，坐在炕边没动。
“他为什么帮你。”
“因为他心里有愧。”太奶奶说，“德厚死的那天，他在堤上。”
---
第二天早上，我去枣树下。
雪还没下，土是硬的。我用粪勺挖，挖了半尺深，摸到了一个油布包。
包里是小本子，还有另一件东西。
我把那个牛皮纸袋也包进去了。
昨天天亮以前，我抱着它们挖的这个坑。
我把纸袋打开。
里面的原本还在，封皮裂着，粗线缝过，纸页发黄。
我翻到第一页。
十月十二号，入库，玉米，三千二百四十斤。
下面那行小字还在：
“实收三千一百九十三斤，差额四十七斤，待查。”
我把本子合上，抱着往队部走。
走到场院的时候，韩有福正站在账房的灰堆旁边。
他看见我怀里抱着的东西，眼睛动了一下。
“郝知青。”
“大队长。”
“这是什么。”
“原本。”
他把手伸过来，又停住了。
“你没烧。”
“我没烧。”
“账房那三本呢。”
“那三本我抄了三遍。”我说，“原本我另外收着。”
韩有福看着我，很久没说话。
“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前天晚上。”
“我锁在抽屉里的。”
“你锁了。你自己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放回去的时候，没推到底。”
他闭上眼睛。
“我四十六了。”他说，“当了三年大队长，头一回被人抓在手上。”
我把原本放在他面前的石头上。
“大队长，我不要你难看。”
“那你要什么。”
“我要年终决分那天，你把这个本子摊在桌上，让全大队的人都看见。”
---
那天中午，队部贴出了一张纸。
毛笔字，落款大队部。那个“部”字最后一点拖得很长。
“经大队部研究决定，本年返城名额一名，报公社审批。名单如下：郝冬英。”
我站在那张纸前看了很久。
小满在我旁边站着。
“冬英姨，这是啥。”
“这是让我回城。”
“回城是好事吗。”
“是好事。”
他没说话。
“怎么了。”
“那她要是知道。”他忽然改口，“我是说小穗，她要是知道。”
他把话咽回去，转身跑了。
---
那天晚上，韩有福来张家。
他站在院子里没进屋，手里拿着一张表。
“返城的表，你填。”
“名额怎么是我。”
“我报的。”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查完了。”他说，“我不能让查账的人留在这儿挨烧。”
他把表递过来。
“填了，签个名，我明天送公社。”
我接过表，看了很久。
表上有姓名、出生年月、家庭出身、下乡时间、大队意见。
大队意见那一栏已经写好了：
“该同志在我队表现良好，劳动积极，思想端正，同意返城。”
是韩有福的字。那个“意”字最后一横拖得很长。
---
那天夜里，太奶奶又咳血了。
这次咳得比上次狠。痰里的血是红的，不是血丝。
大军站在炕前，手抖。
“冬英姨。”
“拿件棉袄。”
“干什么。”
“去公社卫生院。”
“四十里。”
“四十里也得去。”
小满已经把鞋穿上，站在门口。
“我去找车。”
“哪有车。”
“李长顺家有一辆架子车。”
---
李长顺的媳妇半夜开了门。
她穿着棉袄，头发散着，手里拎着灯。
“郝知青。”
“借你家车。”
“干什么用。”
“送人上卫生院。”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院子里。
“哪家的。”
“张家的。太奶奶。”
她沉默了一下。
“我去叫他。”
架子车推出来了。车上铺了一床被子。
我们把太奶奶抬上去。
太奶奶一路上没说话。走到村口，她抓住我的手。
“小郝。”
“哎。”
“别去了。”
“去了能好。”
“我这病，去了也是花钱。”她的声音很轻，“你留下那点钱，给孩子。”
“孩子们有粮。”
“粮在队里手上。”
我没接话。
“小郝。”
“哎。”
“那表。”
“什么表。”
“我听说队里报你返城。”
我没说话。
她把我的手往她胸口按了按。
“别为了我们留下。”
“我没说留下。”
“你说不说我都听得出来。”她说，“你今天早上进院子，脚步是往外走的。”
---
走到半路，天亮了。
架子车在半路上停了一下。推车的是大军，他在前头拉着。
他停下来，喘气。
“冬英姨。”
“嗯。”
“我替小穗问你一句。”
“你问。”
“你要走吗。”
我看着架子车上的太奶奶。
她的眼睛闭着，胸口一起一伏。
“我不知道。”
“你要是走，”大军说，“你走的时候别跟我们说。”
“为什么。”
“我娘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把肩上的绳子往上提了提，“她说她不走。第二天早上她没了。”
他拉起车，往前走了。
---
从卫生院回来是第三天下午。
太奶奶的命保住了。医生说是肺上的病，老毛病，回去养着，不能受凉，不能累。
药开了三包。钱是我出的，二十六块。
回到村口，我看见场院上聚了人。
韩有福站在人群中间。
他看见我，走过来。
“郝知青。”
“嗯。”
“今天是第三天。”
“我知道。”
“公社那边催了。”他看着我，“账的事，今天得有个答案。”
我把架子车交给大军。
“你先回去。”
大军拉着车走了。小满跟在后头，一路回头看我。
我转过身来。
“大队长。”
“嗯。”
“什么时候开决分大会。”
韩有福看了我一会儿。
“后天。”
“好。”
我从怀里把那个牛皮纸袋拿出来。
“这个，后天我当着全大队的面，一页一页念。”
006 返城名额
韩二奎是第二天中午回来的。
公社的自行车把他送到场院边上。他从后座上下来，棉袄还是那件，袖口干净。人瘦了一圈。
场院上有人在晒玉米，看见他，手上的活停了。
他谁也没看，直着往仓库走。走到门口，发现仓库门上贴了一张纸。
纸上是毛笔字：
“经大队部研究决定，即日起仓库与粮站过秤工作，暂由李长顺代理。韩二奎另行安排。”
落款大队部。
韩二奎站在那张纸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伸手把纸撕下来，捏成一团，扔在地上。
他没进仓库，转身走了。
---
那天下午，我在场院上晒玉米。
韩二奎从场上过来，站到我面前。
“郝知青。”
“嗯。”
“公社的结论下来了。”
“什么结论。”
“粮票的事，四十斤，我认。”他说，“退赔，撤职。”
“还有呢。”
“失火的事，查不出来。”他看着我，“查不出来，就是我点的那把火。”
我没接话。
“郝知青，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我回来这一路，想了一件事。”他把手插在棉袄兜里，“我娘瘫了六年。我妹妹两个没嫁出去。”
“我知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时候把账捅开。”
“因为账不该这样。”
“账不该这样。”他把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那你说，我娘该吃药吗。”
风把玉米皮吹起来，在场院上打着旋。
“该吃。”
“那我该从哪儿弄钱。”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笑了一下，“你算得清四十七斤，算不清这个。”
他把手从兜里抽出来。
“郝知青，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告诉你一句。”他往前走了一步，“后天决分大会，你别念。”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口，我就完了。”他说得很平，“我完了不要紧，我娘完了。她一停药，撑不过两个月。”
---
那天晚上，韩有福来了张家。
他站在院子里没进屋，手里拿着一封信。
“郝知青。”
“大队长。”
“公社来的。”他把信递过来，“你返城的事。”
我把信拆开。
信不长，一页纸，铅印的格式，只填了几个空。
大意是：经审核，前进大队报送的返城名单同意收录。但附了一条：
“该同志所反映之账务问题，需在大队内部结清，形成书面材料，由大队长签字确认后，方可办理返城手续。”
“什么意思。”
“意思是，”韩有福把帽子摘下来，“你把账结清，才能走。结不清，走不了。”
“那账在公社手里。”
“在公社手里的是粮票那件。”他说，“账，还在队里。”
我看着那封信。
“大队长。”
“嗯。”
“这封信是你带回来的。”
“是。”
“那你为什么不当场结案。”我抬起眼，“你签个字，我就走了。”
韩有福把帽子捏在手里。
“我签了，这账就完了。”
“完了不好吗。”
“好。”他说，“对我好。对你也好。”
“那你不签。”
他沉默了很久。
“郝知青，我跟你讲个事。”他说，“一九六八年，我当上大队长的时候，这队的账是清楚的。张德厚把这本账交给我的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账是给人看的，但是要有人能看懂。”韩有福把帽子扣回头上，“他说完第二年就上堤了。”
“所以你不敢签。”
“我签了，就再也没人看懂了。”他说，“这账一直糊涂着，糊涂了七年。”
---
第二天早上，太奶奶又咳血了。
这回咳得厉害。一口血吐在枕头上，把枕头染了半边。
大军在屋里转，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小满站在炕前，脸很白。
“冬英姨。”
“嗯。”
“是不是要送卫生院。”
“去。”
“钱呢。”
“我这儿有。”
我掀开枕头底下的布包，里面是二十二块。上次去卫生院花了二十六块，我出完还剩这么多，是这三个月我攒的工分换的。
“不够。”大军说。
“够。”
“上次就花了二十六。”
“这次能少开点药。”
---
架子车推到村口，碰见周秀云。
她挎着个篮子，篮子里是刚出锅的窝头。
“郝知青，出什么事了。”
“送人去卫生院。”
她往车上看了一眼，把篮子放下。
“我跟你去。”
“你有事。”
“我的事没这个急。”
她跟着车走了四十里。
路上太奶奶一直在咳，咳到后来，咳不出来了，只剩喘。
周秀云在后头扶着车帮，一句话没说。
到了卫生院，医生看了，问了，开了药。
他把周秀云叫到一边说话。周秀云回来的时候，脸绷着。
“怎么样。”
“医生说，得住院。”
“住多久。”
“说不准。”她看着我，“先交四十。”
我把布包拿出来。
“我只有二十二。”
周秀云从她自己兜里掏出几张票子，数了数，塞过来。
“别推。”她说，“这是我闺女的嫁妆钱。”
“我以后还。”
“不用还。”她把钱塞进我手里，“我闺女这辈子也不嫁了。”
---
太奶奶住进了卫生院。
回村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架子车空着，推起来很轻。
周秀云走在我旁边。
“郝知青。”
“嗯。”
“后天开决分大会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你要念账。”
“念。”
她停了一下。
“我也去。”她说，“我坐第一排。”
---
回到村里，天全黑了。
我在院子里看见一个人影，蹲在枣树下。
我认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周秀云那个闺女，周小兰。
她手里抱着个纸包，站在那儿。
“周小兰。”
“郝知青。”她站起来，“我妈跟着你去了，我就想过来告诉你一声。”
“告诉我什么。”
“韩二奎今天来我家了。”
“他来干什么。”
“他求我妈。”她的手在纸包上抓了一下，“他求我妈在决分大会上替他说句话。”
“什么话。”
“说他的账，是我抄错的。”
我没说话。
“我妈没答应。”她低着头，“她说，我闺女抄的数，是他念的。”
“他怎么说。”
“他说，念错了。”
周小兰把纸包递过来。
“这是他留下的。”
我把纸包打开。
里面是一沓纸，全是工分表的抄本。
十几张，从两年前到上个月，每张纸的角上都被撕掉一块。
“这是他自己留的底。”周小兰说，“他说，这些能证明他念的数是照上个月的。”
我一张一张翻。
每张纸上的数目都不一样。上个月是九千三百二十，这个月是九千三百二十，下面一个月是九千三百二十。
三个月，一模一样。
“他是照着上个月念的。”我说。
“是。”
“那问题不在他念，在账本上的数是改过的。”
周小兰抬起头。
“你的意思是，他从账本上抄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错了。”
“不是他抄错。”我把那沓纸合上，“是账本上本来就只有这个数。”
---
那天夜里，我坐在张家西屋，把本子摊开。
三个月来，我抄的东西全在这本上。两本账的对照，一页一页，一行一行。
我把最后那页翻出来。
那是公示栏与账本的差额：
“三百一十二分。”
我又算了一遍。
然后我拿起铅笔，在下面写了两行。
“三百一十二分 = 大队长借支三百八十元的一部分。”
“差额不在工分，在借支。”
我放下铅笔，坐了一会儿。
这七天，我以为自己在查一个保管员。
实际上不是。
真正的窟窿不在秤上，也不在粮票上。
在那个借支栏的第四行，写着“韩有福，三百八十元，家用”。
---
第二天上午，韩有福又来张家。
这次他进了屋。
他坐炕沿，手里拿着返城表。
“表你签了没。”
“没签。”
“为什么不签。”
“我今天早上把账算完了。”
他抬起头。
“算完了？”
“算完了。”我把本子摊开，推到炕上，“大队长，你看这一行。”
他低头看。
看了很久。
“这是我。”
“是你。”
“三百八十元。”
“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号，家用。”
他把本子合上，两只手压在上面。
“那年我娘住院。”他说，“住了四十三天。”
“我知道。”
“我把账做平了。”
“你把账做平了。”
他抬起眼看我。
“郝知青，你要怎么办。”
“我要在决分大会上念。”
他的脸沉下去。
“念了以后，我是什么。”
“你是最后一个大队长。”
---
那天下午，韩有福又来了。
这回他没进屋。他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返城表。
“郝知青。”
“嗯。”
“表，你签不签。”
“我说了，我要念。”
“我知道你要念。”他把表递过来，“我先问你一句。”
“你问。”
“你念了以后，你还走吗。”
我没答。
“你念完了，这大队就出名了。”他说，“公社要来人，县里也要来人。你在这儿，什么手续都办不顺。”
“那我不念。”
“你不念，账结不成，你走不了。”
他站在那儿，把表举在手里。
“郝知青，你想清楚。”
我把表接过来。
表上有姓名、出生年月、家庭出身、下乡时间。下面一行是“本人签字”。
我从桌上拿起铅笔。
在那一栏写下了“郝冬英”三个字。
然后我又拿起铅笔，在“郝冬英”三个字上划了一道。
划完，把表递回去。
韩有福拿着表，愣在那儿。
“我不走。”我说。
“为什么。”
“因为三个孩子的户口，还在张家。”
---
那天晚上，太奶奶从卫生院回来了。
是她自己要求回来的。周秀云托人抬的。她一进门就咳，咳完指着炕说，把我放上去。
半夜，她把我叫到炕边。
“小郝。”
“哎。”
“我听说你不走了。”
“不走。”
“为什么不走。”
“三个孩子。”
她的眼睛在黑暗里睁着。
“你别为了他们留。”
“我不是为了他们。”
“那是为了啥。”
我把那封信的副本给她看。是韩有福给我的那封，我抄了一份。
她看不清字，我给她念了。
念到“由大队长签字确认后方可办理”的时候，她打断了。
“这信不对。”
“哪儿不对。”
“这信是让他们拿你的手。”她说，“他们要你自己把自己捆在这上头。”
我没说话。
“小郝，我跟你说个事。”她的手往上摸，摸到我的手腕，“德厚死的那年，队里给他记了三百工分。记了两年。第三年停了。”
“我知道。”
“停的时候，账上是这么写的。”
她喘了两口气。
“写着：德厚无后人，工分归队。”
“无后人？”
“有三个。”她说，“三个孩子，三个后人。”
“那为什么写无后人。”
她的手在我手腕上抓了一下。
“因为写这个的人，要那三百工分。”
---
那天夜里我没睡。
我把本子翻到第一页，从头看。
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天亮的时候，我在最后一页上，又写了一行：
“三百工分写成无后人，就能归队。归队就是凭空进账。账面上差的那三百一十二分，是从这儿补的。”
我把铅笔放下。
外面下雪了。
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只有墙根底下积了一层白。
院子里的枣树光着，枝子上挂着水。
小穗站在屋檐底下，仰着头，伸手去接。
她接了一手的水，回头看我。
“冬英姨，下雪了。”
“嗯。”
“雪能吃吗。”
“不能。”
“为什么。”
“脏。”
她把手放下，走到我面前。
“冬英姨。”
“嗯。”
“你不走了吗。”
我蹲下来，跟她一般高。
“不走。”
她没说话。她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伸出来，抓住我的手指。
抓得很紧，指甲都白了。
---
那天上午十点，场院上的钟响了。
年终决分大会，定在今天。
我抱着那个牛皮纸袋往场院走。
走到半路，韩二奎从旁边的小路出来，站在我面前。
他手里没拿秤。
“郝知青。”
“嗯。”
“你知道今天念完，我会怎么样。”
“知道。”
“我娘会怎么样。”
“不知道。”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雪落在他肩上，很快就化了。
“郝知青。”他说，“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
“念的时候，别念我娘。”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不会念她。”
007 决分大会
场院上摆了三张桌子。
中间那张是主桌，桌上放着大队章、工分本、一本新的账册。两边两张是队委坐的。
全大队三百多口人，能来的都来了。男人站在后头，女人带着孩子坐在前头，有人搬了自家的小板凳。
雪停了，场院上的雪化成泥。风从北边过来，把塑料布吹得直响。
周秀云坐在第一排。她穿了件干净的棉袄，头发梳得很整齐，膝盖上放着一个布包。
周小兰坐在她旁边，手放在膝盖上，很紧。
张家的三个孩子来得最早。大军站在人堆边上，小满在他旁边，小穗抱着他的腿。
韩有福站在主桌后头，帽子摘了放在桌上。
他把手在桌上按了一下。
“开会了。”
场院上安静下来。
“今天是年终决分。”他说，“今年的账，有点问题。”
人群里有人低声说话。
“账的事，我请郝知青说。”他往旁边让了半步，“她说。”
我从人堆边上走到主桌前。
我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慢慢打开。
里头是那本原本。
封皮裂着，粗线缝过，纸页发黄，边角卷起。我把它在桌上摊平。
“这本书是我们大队的原本账。”我说，“从一九六八年到今年十月。”
有人往前挤了挤。
“我今天不念全部。我只念三页。”
我翻开第一页。
“十月十二号，入库玉米三千二百四十斤。”
我把夹在账页里的过秤单抽出来，举起来。
“过秤单上是三千一百九十三斤。”
我把它放下。
“差四十七斤。账上没有损耗，也没有退回。”
人群里有人“哦”了一声。
“这四十七斤，不是记错了。”我把过秤单翻过来，“这张单子是保管员开的。开单的时候，秤杆头上塞了一块铁。”
我把那块铁从纸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黑，沉，巴掌大，边上有个磨出的白印。
场院上一下静了。
“这块铁，是我昨天在仓库的秤杆里取出来的。”我说，“它有多重，我没称。但这块铁在秤杆头上挂了六年，全大队每个人每一次分粮，都少了两三斤。”
李长顺的媳妇从人堆里站起来。
“我那袋二百一十斤，实际二百一十四斤半。”
“是。”
“四斤半。”她的声音拔高了，“四斤半的玉米，年年少！”
“年年少。”我说。
有人开始算自己的。场院上乱了一会儿。
韩有福抬手压了一下。
“都坐下。”他说，“让她念完。”
我翻开第二页。
“这一页是工分汇总。”
我把账本翻过来，对着人。
“三队，一百零七户，全年合计九千三百二十工分。”
“明细加起来，是九千六百三十二。”
“差三百一十二分。”
我把手按在那一页上。
“三百一十二分，按去年的工分价钱算，二十五块。按今年的收成，只会更少。”
“这三百一十二分，不是漏记的。”我说，“是有人把明细上的工分删了一部分，再重新抄了一本。”
我从纸袋里拿出周小兰给我的那沓纸。
“这是这两年贴在公示栏上的工分表。十几个月，每个月一张。”我把它们一张张摊在桌上，“大家看看，这十几张上的总数，几乎每个月都是九千三百二十。”
“一模一样。”
“对。”我把最上面那张拿起来，“因为每个月抄公示栏的人，都是照着上个月念的数往上写。”
周秀云端着布包的手动了一下。
周小兰站起来。
“是我写的。”她的声音很小，但场上很静，“韩二奎给我念数，我往上抄。他每个月念的数都一样。”
“你为什么抄。”
“我问他了。”她抬起头，“我问他这个数对不对。他说，你抄你的，别问。”
场院上有人开始骂。
韩有福又抬手压了一下。
“还有。”他说，“让郝知青念完。”
我把这两页翻回去，翻到第三页。
这一页我看了很久。
七天前，我第一次翻开这本账，就是停在这一页。
我抬起头。
“第三页，是借支栏。”
“借支是队里给社员预支的钱或者粮，年底从工分里扣。这是常事。”
我把账本转过来，对着全大队的人。
“这上头记了十七笔借支。”
“第一笔，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二号。”
我停了一下。
“张德厚。四百二十元。”
场院上的声音，是同时停的。
三百多个人，没有人说话。
风把塑料布吹了一下，啪。
“张德厚。”我又念了一遍，“一九七二年夏天，发大水，他带人去堵河堤。人没回来。”
有人低下头。
“一个死了三年的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在队里借支四百二十块。”
我把账本翻过来，指着那行字。
“这行字的笔迹很细，收尾处有个习惯性的小勾。”
我把账本的第一页翻出来，指着下面那行小字。
“这一行也是。这里写着：实收三千一百九十三斤，差额四十七斤，待查。”
“这是张德厚的字。他自己记的账。”
我抬起头。
“他死前最后一次记账，记出四十七斤的差。第二天他上堤了。”
“三年以后，有人在借支栏上，用同样的笔法，写了他的名字。”
人群里有人站起来了。
是东头的老李头，七十多了，拄着拐。
“郝知青。”他声音抖，“你是说，有人冒充死人写字？”
“我不是说冒充。”我说，“我是说，有人借一个死人的名字，把一笔钱挂在账上。死人不会开口，这钱就没人还，也没人查。”
“那钱哪去了。”
“钱在队里流动了六年。”
我合上账本。
“这个窟窿在账上，队里就得从别的地方补。补在哪儿？补在工分上，补在分粮的秤上。”
“那三百一十二分从这来。那四十七斤从这来。”
场院上有人开始哭。
是张家那边的方向。我转过头。
小穗站在大军腿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看着周围的人都往这边看。
大军把头低下去。
---
韩二奎一直站在人群后头。
这时候他往前走了几步。
“郝知青。”
“嗯。”
“你说到这儿，我认。”
场院上安静了。
“秤上的铁是我放的。”他说，“六年，我一斤一斤地拿。粮票的四十斤，是我换钱给我娘买药。”
“工分是我让周小兰抄的。”
“这我都认。”
他把手插进棉袄兜里。
“但张德厚那笔，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我不知道。”他说，“我接保管员的时候，这本账已经在那儿了。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这账没在我手上。”
我看着他。
“那在谁手上。”
他没答。
他转过头去看韩有福。
场院上所有的眼睛也一起转过去。
韩有福站在主桌后头。
他把手放在桌上，两只手。
“在我手上。”他说。
---
那天场上没有一个人出声。
“一九七二年秋天，德厚死在河堤上，我接了这本账。”他说得很慢，“那年冬天，队里要修水渠。”
“修水渠要钱。”
“队里没那么多钱。”他说，“我找公社借，公社说没有。我找信用社，信用社说要担保。”
他把手从桌上拿下来。
“我就写了他。”
“我知道他死了。我写了他的名字，四百二十块。”
“写完我拿去公社，说这是前支书的借支，人不在了，队里先担着。”
“公社批了。”
“渠修完了。”他说，“那年冬天，队里第一次没饿死人。”
场院上有人低下头。
“一九七四年，我娘住院。”他看着地，“住了四十三天。我借了队里三百八十块。”
“我写的是'家用'。”
“这两笔，我把它们做到了工分里。”他说，“每年删一点明细，让合计对上。”
“删了七年。”
他把帽子拿起来，又放下去。
“郝知青，你要念的，是不是这个。”
“是。”
“那你念。”
---
我没有马上摊开。
我把账本翻到借支栏那一页。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号。”
“韩有福，三百八十元。备注：家用。”
我念完，抬起头。
韩有福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还有一笔。”我说，“一九七二年冬天，修水渠。”
我把账本往前翻。
“这一笔，账上没有。”
场院上有人动了一下。
“因为这笔写在了德厚名下。”我说，“我刚才念的第二笔，张德厚，四百二十块。这就是修渠的钱。”
“修渠的钱，他没敢写在自己名下。”
“他写在了一个死人名下。”
---
韩有福没有说话。
场院上有人开始喊。
喊的是他的名字，喊得很杂，有骂的，也有喊“大队长”的。
韩有福抬手压了一下。
这回压了很久，场院才静。
“账念完了。”他说，“我签字。”
他从主桌上把大队章拿起来。
“郝知青，把清算单给我。”
我把准备的那张纸递过去。
那是我昨天晚上写的。一页纸，写了三行：
一，退还借用张德厚名义的四百二十元，从本大队公益金中列支，逐月补记。
二，退还韩有福借支三百八十元，年底决分时从其工分中扣除。
三，本年全大队分粮，按原本账目重算，差额于年前补齐。
韩有福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第三条。”他说，“重算要动全大队的工分表。”
“要动。”
“动完，今年决分会垮。”
“不垮。”我说，“差额从公益金和退赔里补。”
他把纸放下。
“第三条，改了。”他拿过铅笔，在第三条下面写了一行，“差额先由大队公益金垫付，来年春耕后归账。”
他把笔放下。
“这样，今年冬天孩子们能吃上粮。”
他拿起章，在纸上按了一下。
红色的章。字是“前进大队管理委员会”。
盖得很正。
---
场院上没有人动。
韩有福把章放回桌上。
“还有一件事。”
他抬起头。
“从今天起，我不当这个大队长。”
“我已经报了公社。”他说，“材料我今天派人送。”
“这本账，我交了七年。交上来的时候是清楚的，我交出去的时候是烂的。”
“这个责任我担。”
他把帽子拿起来，戴上。
“郝知青。”
“嗯。”
“这大队从今天起没有会计。”他说，“我推荐一个人。”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
写完，把纸举起来。
上面写着：郝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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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院上响起了鼓掌。
稀稀拉拉的，从后头开始的，往前头传。
周秀云站起来。
她走到我面前，把手里那个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张纸。
“这是我闺女的报名表。”她说，“她自己不想当了。”
她把纸递给我。
“她说她怕。”
我把纸接过来，看了一眼。
表上的字写得一笔一画，很周正。
“周小兰。”
“嗯。”
“你要是还想当，我可以带你。”
她把头抬起来。
“我不识账。”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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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半。
人陆陆续续地走了。有人走的时候过来拍我肩膀，有人不说话，只是看了一眼。
韩二奎最后走。
他走到我面前，站住。
“郝知青。”
“嗯。”
“我娘不知道。”
“我知道。”
“你也别让她知道。”
“你退赔的四十斤粮票，我补。”我说，“挂我名下。”
他没说话。
“你娘那边的药。”我说，“队里公益金能拨一点。”
他抬起头，看着我。
“为什么。”
“因为她不该知道。”我说，“而且她这六年，没吃过队里一粒多的粮。”
他站了一会儿，把棉袄的领子往上提了提。
“郝知青。”
“嗯。”
“我在堤上的时候，没拉住他。”他说，“我这六年，一直想着这一件事。”
“我知道。”
“我拉过他。”他说，“真的拉过。”
他把手插进袖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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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回张家。
张家的院子里亮着灯。
大军站在灶间门口，小满在烧火，小穗坐在门槛上。
锅里煮着玉米糊糊，很稠，锅里冒着泡。
我把账本放在桌上。
“决分下来了。”我说，“张家今年的口粮，一千八百斤。”
大军手里的柴掉了。
“多少。”
“一千八百。”
“我算不出来。”他说，“我算过。五口人，一人三百六，是这么多。可真发到手的是七百二十。”
“原本的账上是一千八百。”
“那扣的呢。”
“扣的要退。”我说，“年前补齐。”
大军站着没动。
“冬英姨。”
“嗯。”
“那我娘，”他把话咽回去，“我是说，我娘要是活着。”
他把手抹了一把脸。
“你别说了。”他说，“我不说了。”
他转过身，蹲到灶前，往火里塞柴。
火光把他的脸照亮了。
小满在旁边问：“哥，一千八百斤是多少。”
“很多。”大军说，“够吃到后年秋。”
小穗从门槛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她手里攥着半块糖。那是决分那天谁给的。
“冬英姨。”
“嗯。”
“给你。”
她把糖举起来。
“我不吃。”我说。
“你吃。”她把糖往我手里塞，“你算账累。”
我把手张开。
半块糖，外面包着一层已经化了的纸。
我把糖放在嘴里。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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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把决分的表算完了。
八户最困难的，补齐了救济票。
七户退了工分。
全大队三百多口人，每人多分了两斤半。
我把最后一行算完，把铅笔放下。
桌上放着韩有福交下来的大队章。
红色的，木头把，磨得很滑。
我把章拿起来，看了看。
然后我把它放在桌子正中间。
窗外又下雪了。
雪落在窗纸上，一片一片，很轻。
我起身把灯挑亮了一点。
008 户口本那一栏
年前补齐口粮那天，场院上排了三条队。
一条是补差额的，一条是领救济票的，一条是退工分的。
我把三张表贴在墙上，每张表下面钉了一支笔，用绳子拴着。谁来领，自己找名字，找到就画个勾。
李长顺的媳妇排在第一条。
她找到自己家那一行，看了半天，回头喊：
“郝会计，我家是四斤半乘几回？”
“六回。”我说，“今年分了六次粮。”
“那就是二十七斤。”
“二十七斤。”
她把勾画上，画得很重，笔尖把纸戳破了一点。
“我画重了。”
“重了就重了。”
她走的时候绕到我跟前。
“郝会计。”
“嗯。”
“我上回跟你说，我跟你不一样。”
“说了。”
“我改主意了。”她把口袋往肩上提了提，“我下回跟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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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粮补了三天。
第三天下午，我把最后一笔账合上。
全大队三百四十一口人，每人多分两斤半，一共八百五十二斤半。差额从公益金里出，退赔的部分记在来年春耕后归还。
我把这张表抄了三份。一份贴在场院，一份交公社，一份留在大队部。
抄第三份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不是累，是这三个多月，头一回把一笔账算到一分不差还能落在地上。
周小兰在旁边看我抄。
“郝会计。”
“嗯。”
“手抖什么。”
“没什么。”
“我头一回看见你手抖。”
“算完了。”我说，“算完了才抖。”
“那以前呢。”
“以前抖了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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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的头一件事，是立规矩。
我在队部东屋的黑板上写了四条。字写得不好看，但一笔一画。
一、账本每月一结，结完贴公示栏，任何人可以来对。
二、借支必须有两个人签字：借款人，见证人。
三、过秤必须两个人到场，一人掌秤，一人记账。
四、谁要改账，改一笔写一笔原因，写明日期，签名。
写完我在底下添了一句：
“以上四条，大队长、会计、保管员各执一份。”
韩有福来送大队章的时候看见了。
他现在不是大队长了。公社批了他的辞职，新的大队长还没定，暂时由队委代管。
他站在黑板前看了很久。
“第二条。”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干，就没这回事。”
“现在这么干也不晚。”
他把章放在桌上。
“章交给你。”
“章不该给我。”
“给你。”他把手缩回去，“我拿着它，就还想盖点别的。”
“盖什么。”
“不知道。”他看着那块木头，“盖个不算数的东西，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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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兰是腊月初来的。
她抱着一把算盘，站在队部门口，不进来。
“进来。”
“我妈让我来。”
“你自己想不想来。”
她低着头，算盘抱得更紧。
“想。”
“那就进来。”
我给她一张表，一支笔。
“今天把这七户的救济票登记完。”
“怎么登。”
“照这个格式。”我把上个月的登记表推给她，“名字、人口、面额、经手人。经手人写你自己。”
她拿起笔，写了三个字，又停下。
“写错了？”
“没有。”她把笔放下，“我就是想，这上头写我的名字，以后有人查，得找我。”
“对。”
“那我得写对。”
“对。”
她低头写。写了半个钟头，写完把表推过来。
我看了一遍。
七户，人口对得上，面额对得上。字迹一笔一画。
“对了。”
她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
“全对？”
“全对。”
她把算盘抱起来，抱在怀里。
“郝会计。”
“嗯。”
“我抄了两年公示栏，头一回知道数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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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二，太奶奶又不行了。
这回她自己知道。
她把我叫到炕边，让我把大军、小满、小穗都叫进来。
三个孩子站在炕前。小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拽着大军的衣角。
“都站着。”太奶奶说，“我有话说。”
她说话已经很费劲，一句要停两次。
“我死了以后，你们仨别哭。”
大军没说话。
“听见没有。”
“听见了。”大军说。
“我这一辈子，就办成一件事。”她说，“把德厚养大，把你们仨看住。”
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摸到炕沿。
“小郝。”
“哎。”
“我求你一件事。”
“您说。”
“我死了以后，队里要给这仨安排。”她说，“孤儿没户主，队里就能安排。给人当儿子，给人干活，都算安排。”
“我知道。”
“我不想让他们被安排。”
她抬起眼。
“你把他们的户口，挪到你名下。”
屋里静了一会儿。
“太奶奶。”
“我知道这不合规矩。”她说，“可我这辈子没求过人。”
“我应。”
她的眼睛动了一下。
“你应了？”
“应了。”
她把手放下，躺回去，看着房梁。
“好。”她说，“那我就能闭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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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户口办了十九天。
要大队出证明，要公社批，要县里备案。
跑县里那一趟，我去了两回。
头一回，办事的人把材料推回来。
“非亲属监护，得有特殊情况。”
“父亲是烈士。”
“烈士证明呢。”
“在队里。”
“那拿来。”
第二趟我把烈士证明带去了。
他接过去看了一遍，抬头看我。
“你不是亲属。”
“不是。”
“那你图什么。”
“我不图。”
“不图的人，办不成事。”他把章按下来，“你要是图，就写个申请，说明你监护以后能得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那就不行。”
我把材料拿回来，站在门口。
“同志。”
“嗯。”
“她死前求过我一回。”
他把笔停下来。
“谁。”
“孩子他奶奶。她说，她一辈子没求过人。”
他没说话。他把我的材料拿过去，重新翻了一遍，把章盖上了。
证明是韩有福写的。他已经不是大队长，但他在这队里干了二十六年，公社那边认他的字。
他写得很慢，一张纸写了半天。
写到最后，他在“情况说明”那一栏添了一句：
“该三童之父张德厚，一九七二年抗洪牺牲，系本队烈士。其母一九七三年病故。祖辈年老，无力抚养。经大队研究，同意由本队社员郝冬英监护。”
写完他把笔放下。
“郝知青。”
“嗯。”
“这一句我早就该写。”他说，“三年前就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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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户口批下来了。
我从公社领回来一本户口簿，深蓝色的封皮，里面贴着一张纸。
户主：郝冬英。
下面是三行：
张小穗，女，一九六九年生。
张小满，男，一九六六年生。
张大军，男，一九六三年生。
关系那一栏，写的是“非亲属”。
我坐在队部东屋的桌前，把这一页看了很久。
这个“非亲属”，是公社的人填的。他说，按规矩只能这么填。
我没让他改。
我把这一页合上，抱着本子往张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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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张家院子里很热闹。
大军在扫院子，小满在贴窗花，小穗在门口转，手里拿着一个红纸剪的“福”。
我进院子的时候，三个人都停下来看我。
我把户口簿举起来。
“下来了。”
大军的手停在扫帚上。
“什么下来了。”
“户口。”
我把本子翻开，给他看那一页。
他看了很久。
他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伸过来，又缩回去。
“这上头有我的名。”
“有。”
“还有小满，还有小穗。”
“有。”
“户主是你。”
“是我。”
他把手放在那一页上，指头压着“张大军”三个字，压了很久。
“冬英姨。”
“嗯。”
“我娘的名字，在这上头吗。”
“不在。”
他把手收回去。
“她不在，也对。”他说，“她走的时候，户口就销了。”
他转过身，把扫帚立在墙边。
“我去挑水。”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
“冬英姨。”
“嗯。”
“我爹的名字，队里还记着吗。”
“记着。”我说，“他还在原本账上。第一页有一行字是他写的。”
他没说话。
“你要是想看，我给你看。”
“看。”他说，“等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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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三个孩子都睡了。
我在西屋把账本摊开，做年前最后一次对账。
门被推开一条缝。
是张小穗。她穿着棉袄，脚上没穿鞋。
“怎么不睡。”
“冷。”
我把她抱起来，放到炕上，用被子裹住。
“姨。”
“嗯。”
“你会写字吗。”
“会。”
“我也会。”她说，“我会写我的名字。”
“谁教的。”
“我哥教的。”
她从被子里伸出手，在空中比划，比划了三下。
“这样，这样，这样。”
“写给我看看。”
她从炕上爬起来，光着脚跑到桌边。
桌上摊着账本，还有一支铅笔。
她拿起铅笔，把笔握在拳头里，在账本最后那页的空白处写。
写得很慢。笔尖在纸上划，划了三下。
划完她把笔放下，回头看我的脸色。
“我写错了吗。”
“没写错。”
纸上三个字，歪歪扭扭。
小穗。
第一个字，中间那一竖往下拖得太长，把整个字拖散了。
我看了很久。
“这是你写的？”
“我写的。”
我把铅笔拿过来，在下面写了一遍“张小穗”，写得正。
“对着看，差别在哪儿。”
她趴在桌上，鼻子快贴到纸上。
“我这个长。”
“对。”
“为什么我的是长的。”
“因为你怕写小。”
她抬起头，不太懂。
我把笔给她。
“再写一遍。”
她接过去，握得很紧。
这一遍，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画。
写完，她把纸推过来。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她把笔放下，站在桌边，看着那一页。
“姨。”
“嗯。”
“这个本子上，以后都写我们家的数吗。”
“以后都写我们家的数。”
她伸手指着账本最上面那行。
“这行是什么。”
“这是上个月的合计。”
“合计是什么。”
“就是所有加起来。”
“加起来干什么。”
“加起来，才知道该给谁多少粮。”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姨。”
“嗯。”
“我能学吗。”
“能。”
---
那天夜里，我把账本合上。
窗外又下雪了，比前几天大。雪落在窗纸上，把窗纸压得往下凹。
我起来把窗框外面糊的一张旧报纸压实了一点。
回头的时候，小穗已经睡着了。
她趴在炕上，被子盖到下巴，一只手伸在外面，还攥着那支铅笔。
我把铅笔从她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
铅笔头已经钝了，木茬子上有她指甲抠的印。
我把灯吹熄。
黑暗里，能听见三个孩子的呼吸声。大军在里屋，睡得很沉。小满翻了个身。小穗在我旁边，呼吸很轻。
我躺在炕上，看着房梁。
房梁上挂着一串干辣椒，是太奶奶秋天挂上去的。
雪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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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以后，我教了周小兰三个月。
她的算盘打得比我快。她的手比我稳，字比我周正。
三月里的一天，她坐在桌前，自己把三个月的账对完，抬头看我。
“郝会计，全对。”
“你自己查的。”
“我自己查的。”
“那你从今天起，不用我看了。”
她愣了一下。
“那你呢。”
“我管总账。”
“总账谁查。”
“你。”我说，“每个季度查一遍。查完写一张纸，写明查了什么，查出什么，签名。”
她低头，笔在手里转了一下。
“那我要是查不出呢。”
“查不出，也写。”
“写什么。”
“写：本季度账目核对无差。”我说，“签名。”
她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一笔一画。
记完她抬起头。
“郝会计。”
“嗯。”
“我有个事想问你。”
“问。”
“上个月李家借支八十块，见证人签的是李长顺他媳妇。”
“对。”
“可李长顺借支，他媳妇签见证，这算两个人吗。”
“不算。”
“那怎么办。”
“退回去，换人签。”
“换谁。”
“换你。”
她愣了一下。
“我能签吗。”
“你是会计，你不签谁签。”
“那我签了，他们不还，找我吗。”
“找你。”
她把笔帽摘了又盖上。
“那我得想清楚再签。”
“对。”
“郝会计。”
“嗯。”
“这活不好干。”
“不好干。”
“那你还让我干。”
“因为你会想清楚再签。”
---
四月里，太奶奶走了。
走得很安静。前一天晚上还喝了半碗糊糊，第二天早上就没醒。
出殡那天，全大队来了人。老李头拄着拐站在最前头。
韩有福也来了。他站在人群后头，没到前面。
土填完，人都散了。
大军站在坟前，站了很久。
小满和小穗在旁边。
“哥。”
“嗯。”
“走吧。”小满说。
大军没动。他把手里攥着的东西放到坟头。
是一把土。
“爹的坟在东边。”他说，“奶奶的坟在这边。两个人隔一条沟。”
他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以后我死了，别把我埋这儿。”
“哥。”
“我随便说说。”
他转过身，往前走。
走到半路，他忽然停下，回头看我。
“冬英姨。”
“嗯。”
“我不叫你姨了。”
我看着他。
“我叫你什么。”
他想了很久。
“叫会计。”他说，“行吗。”
“行。”
他点点头，往前走。
小满追上去，小穗跑在后面，跑了几步又回来，拉我的手。
“姨。”
“嗯。”
“我哥叫你会计。”
“听见了。”
“那我叫什么。”
“你想叫什么。”
她攥着我的手，想了一会儿。
“我叫你姨。”她说，“他们是会计。我是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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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新的决分下来。
账是干净的。
我念的时候，场院上没人喊，也没人哭。三百多口人，一个一个名字念过去，念完了，人们排队领粮。
李长顺的媳妇领完，绕到我面前。
“郝会计。”
“嗯。”
“今年我的数对吗。”
“你自己核对。”
“我核对过了。”她把口袋往上提了提，“十七斤多。”
“十七斤多。”
她笑了。笑得露出牙。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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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把新的账本合上。
这是第二本。第一本是原来那本，交公社存档了。
这本封皮是新的，蓝布面，我用浆糊贴了个标签，写上“前进大队账目·一九七六年”。
我把铅笔放进桌上的铅笔盒。那是个木头的，大军正月里做的，盖子上刻了一个字。
字刻得很浅，刻的是一个“账”。
我把盒子合上，吹了灯。
窗外，场院那头的灯还亮着，是周小兰在核这个月的账。
雪还没下，风从北边过来，把窗纸吹得响了一下。
我躺下，闭上眼睛。
炕上另一边，小穗睡得很沉，一只手伸在被子外面。
我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掖好。
她的手很小，指甲缝里是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