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婆婆把我的行李箱从三楼扔下来，衣服散了一楼道。她趴在窗台上喊：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废物，也配住我们家？
我蹲着捡衣服，捡到一半手机响了——证件办好了，车在楼下，二十分钟到。
二十分钟后楼下停了三辆车。穿制服的人走到我面前，立正，敬礼：沈知意同志，我们奉命来接您。
婆婆趴在三楼窗台上，脸贴着玻璃，手里还攥着那个没扔下来的枕头。
他们问我空间能干什么。我说能种东西。他们拿出种子，说水稻生长周期一百二十天。我说三天。
三天后我把稻穗放在桌上，一穗四百二十七粒。老赵蹲下去数了三遍，说这米我小时候吃过。
后来他们说，这个品种在七万份种子库里查不到。它是绝了的。
我妈留给我的账本里，夹着一张纸，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和三个字：三斤半。
我妈摆了二十二年摊，磨豆浆，手裂口子，一个月挣一千八。她不认字，一辈子只记住四个字：别让人看见。
我一直以为她怕人偷。后来才知道，她怕的是——种下去的东西，得有人接着种。她一个人，接不上。
正文
第1章 国家来车接我了
婆婆把我的行李箱从三楼扔下来。
箱子摔在水泥地上，扣子弹开，衣服散了一楼道。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毛衣挂在对面邻居的晾衣杆上，袖子还在滴水。
我正蹲着捡，婆婆趴在窗台上喊：「沈知意，你今天就给我滚。」
「妈，等我十分钟。」
「十分钟？你还有脸跟我讲条件？」
「不是讲条件，」我把毛衣从晾衣杆上够下来，「我把东西捡完。」
楼下有两个人站着看。我没抬头。
我捡到第三趟的时候，她把最后一样东西扔下来了。
是个铁盒子。我妈留下的，装豆浆勺和账本的，掉了漆，盒盖上有个凹坑。
盒子砸在水泥地上，弹了一下，盖子开了。里头的东西撒出来——一把长柄勺，一个铝饭盒，还有一本用橡皮筋捆着的账本。
账本的纸页散了一地。
我蹲下去，一张一张捡。
那些纸很脆了，边上发黄。前半本的字写得工整，是别人代记的——我妈不认字，她这一辈子的账，都是求人写的。后面几页歪歪扭扭，那是她自己学着画的：
「三月十四，豆子十二斤，卖三十一块。」
「三月十五，豆子十四斤，卖三十六块。给知意买了双鞋，十五。」
风把一张纸吹到楼梯口。我伸手按住，又捡回来。
捡完我抬头看三楼。
她还趴在窗台上。
「妈，」我说，「这盒子你从哪拿的？」
「我柜子里！你放我柜子里干嘛！」
「我没放你柜子里。」
「那怎么在我柜子里！」
我说：「那你得问你自己。」
她愣了一下，然后骂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把账本用橡皮筋重新捆好，放进盒子，把盖子扣上。扣了两次才扣上，盒子摔变形了。
——
手机就是这时候响的。
「沈知意同志，」那边是个男声，很稳，「证件办好了。车在楼下，二十分钟到。」
「什么车？」
「接您的车。」
婆婆从窗台探出头：「你还叫人来接你？叫你那个摆摊的妈来？她推着车来接你啊，哈哈——」
我说：「不是我妈。」
「那是谁？」
「国家。」
楼上安静了两秒，然后她笑得特别响：「你疯了吧你！」
我没接话，把毛衣塞进箱子。
二十分钟后，楼下停了三辆车。
最前面那辆是黑色的，下来两个人，穿制服。他们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立正，敬了个礼。
「沈知意同志，我们奉命来接您。」
整条楼道都没声了。邻居家的门开着一条缝，我没看。
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她还趴在窗台那儿，手里攥着个枕头，没扔下来。
我把拉链拉上，站起来，抱起那个铁盒子。
「等我一下，我把被子收了。」
年纪大点的那个愣了一下：「我们帮您。」
「不用，被子是我妈弹的，你们别弄脏了。」
上楼的时候婆婆堵在门口。她没让开，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我从她旁边挤过去，抱了被子下来。下楼的时候听见她在后面问了一句：
「你……你真认识当兵的？」
我没回头。
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趴在窗台上。
——
车上那个年纪大的问我：「沈同志，您怎么会想到上交？」
我看着窗外，一会儿才说话。
半个月前我在城南摆了个摊，卖我自己种的菜。我那菜长得有点好，好到有个男的连着三天来买。
第四天他问我：「大姐，你这菜哪进的？」
我说自己种的。他笑了笑，走了。
当天下午我发现有人跟着我回家。跟到我租的房子楼下，站在那儿抽了根烟，抽完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屋里，盯着那个空间看了半宿。
我妈把它留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四个字：别让人看见。
她摆了二十二年摊，最懂什么叫匹夫无罪。
我一个人守不住。我连换锁的钱都得算半天。
「所以我就想，」我说，「我守不住的东西，交给守得住的人。」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开车的那个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大姐，你这话说得——」
「说得怎么了？」
「说得实在。」
第2章 你种一个我看看
车开到郊区一个院子。门口没牌子，就两个哨兵。
进屋，里头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便装，但坐着的样子跟别人不一样——背挺得直，手放在桌上。
「沈知意同志，」中间那个年长的说，「我姓郑。感谢您愿意把空间交出来。」
「不客气。」
郑主任笑了笑：「您先别急着客气。我们得先看看。」
他推过来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十几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几粒种子，贴着标签：「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还有些菜。您挑一样。」
旁边那个年轻男同志先开口了，眼睛没看我，在翻本子：
「水稻生长周期一百二十天左右，小麦两百三。您要是挑水稻，我们得等四个月。」
「水稻三天。」我说。
他把本子合上了：「三天？」
「三天。」
「那不可能。生长周期是基因决定的，跟环境没关系。您就是把太阳搬进去，也没用。」
「小白菜二十分钟。」
他「呵」了一声，把本子往桌上一放：「那您种个小白菜？」
我拿起那一格，把种子放进空间。
空间里有一块地，不大，两分左右。土是黑的，湿的，翻起来不费劲。我撒下去，浇了水。
屋里没人说话。我拿了杯水喝。
郑主任说：「们要等多久？」
「二十分钟。」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说，「你怕我是骗子。」
郑主任停了一下，笑了：「谨慎一点，您别介意。」
「不介意。你们要是不谨慎，我才不敢来。」
十八分钟的时候我伸手进空间，把那棵小白菜拿了出来。
菜是完整的，根上带着土，叶子上有水珠。我把它放在桌上。
那个年轻同志凑过来，捏了捏菜帮子，又松开。
「这菜，」他说，「不能证明什么。」
「怎么讲？」
「土是你带的，种子你碰过，这二十分钟您手一直在袖子里。」他抬头看我，「我不是说您作弊。我是说，按流程，这不算数。」
郑主任敲了敲桌子：「小周。」
「郑主任，我是按规定问的。」
我看着他：「你想怎么才算数？」
「用我们的种子。」他说，「我们封样的，编号。种在我们给的容器里，全程录像。稻子出来之前，您不能出这个院。」
「三天？」
「水稻三天。」他说，「这三天您住这儿，不能出这个院。」
屋里静了。
郑主任开口了：「小周，这不合规矩——」
「合规矩。」我说。
郑主任看我。
「我同意。」我说，「但是我有个条件。」
「您说。」
「第一，我要签个东西。白纸黑字，写清楚我配合到哪天，配合完了你们管不管我。」
「第二，」我说，「这三天你们得给我算工钱。我不是白关在这儿的。」
小周愣住了：「您还跟我们要钱？」
「我上个月摆摊赚了三千二。我出不去了。」我说，「一天一百，按天算。」
郑主任笑出声了。他摆了摆手：「行。按天算。」
「第三，」我说，「我那个铁盒子得让我带进来。里头有我妈的东西。」
——
被关在院里的头一天，来了个老头。穿胶鞋，裤腿上带泥，一进门就问：「叫我干嘛，我地里正——」
他看见我，话停了：「你就是那个闺女？」
「啊。」
「我姓赵。」他把烟掏出来又塞回去，「他们都叫我老赵。」
「你那菜我看了。」他蹲在我宿舍门口的台阶上，「我种了四十年地。二十分钟长不成那样。」
「那您说我那是怎么长的？」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我来问你。」
他问了我两个钟头。问土是酸的还是碱的，问水浇多少，问虫子怎么治。他问的我都答了，答不上来的我就说不知道。
临走他说：「闺女，你这东西要真能用，我这四十年白干了。」
「那您还干吗？」
「干啊，」他站起来拍拍裤腿，「白干了也得干，地不能荒。」
第二天小周来录像。他扛着机器，从早守到晚，一句话不说。中午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说了句「谢谢」。
稻子熟的那天早上，我敲郑主任的门。
「稻子熟了。」我说，「叫人吧。」
院子里摆了张桌子。老赵、小周、郑主任，还有几个我没见过的人，站了一圈。
我伸手进空间，把那捧稻子拿出来，放在桌上。
稻穗沉甸甸的，压得秆子弯下来。
老赵走过来，拿起一穗，搓开，一粒一粒数在桌面上。数完他没说话，又拿一穗，再搓。
「四百二十七。」他说。
「多少是正常的？」我问。
「一百二左右。」
他又搓了第三穗：「四百三十一。」
然后他蹲下去了。
就那么蹲在桌子边上，看着那一小堆稻粒，看了很久。
「老赵？」郑主任说。
老赵没抬头。他伸手把一粒稻粒捡起来，放进嘴里咬了一下。
「这米，」他说，「我小时候吃过。」
「什么？」
「我爷爷那辈儿种过一种稻。」他说，「后来没了。说是产量太低，没人种了。」
他站起来，转过身看我：
「闺女，你这稻种哪来的？」
「我妈留的。」
他站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对郑主任说：
「这个得报。这不是产量的事。」
小周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他的机器还扛在肩上，红灯亮着。
后来他跟我说，那天他拍了四个小时，回去一帧一帧看。
他没找出问题。
第3章 谁让他来问的
老赵说的那句「这不是产量的事」，第二天就有了下文。
一早郑主任来敲门，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
他坐下：「母亲留给您的稻种，还有吗？」
「有，在空间里存着。怎么了？」
「老赵报上去了。」他说，「昨天晚上来了三个人，取样，连夜做的检测。」
他从纸袋里抽出一张纸，推给我。
我看了两眼，没看懂。上头一堆数字和字母。
「说人话。」我说。
郑主任笑了：「说人话就是——这个品种，我们查不到。」
「什么叫查不到？」
「我们的种子资源库里有七万份材料。」他说，「这份不在里头。老赵说，他爷爷那辈种过，后来绝了。」
他停下来看着我。
「沈同志，您母亲……她是不是跟您说过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
「她没说过。」我说，「她连字都认不全。她跟我说的就一句，别让人看见。」
郑主任点点头，把纸收回去。
「那我们慢慢查。」他说，「您别急。」
「我不急。」我说，「我妈摆了二十二年摊，我等得起。」
——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前夫来了。
周衍站在院门口，被哨兵拦着，隔着铁门喊我名字。
我出去的时候他正跟哨兵吵：「我是她丈夫！」
「前夫。」我说。
他转过头：「知意，你跟我回家吧。妈知道错了，她哭了好几天——」
「她哭什么？」
「她……她怕你告她……」
「那她不是知道错了，是知道怕了。」
他手抓着铁门，抓了一会儿又松开。
「知意，我知道你生气。但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活？你连工作都没有。跟我回去，我养你。」
「你一个月多少？」
「八千。」
「我上个月挣了两万七。」我说，「补贴加三百。」
他没说话。他从兜里摸烟，摸了半天摸出一根，点上。
「你现在住这儿？」他往院子里看。
「嗯。」
「这院子挺大。」他说，「里头那块地，是种什么的？」
「什么地？」
「就那边，」他指着，「我进来的时候看见的，一片黑的。那是你的？」
我心里动了一下。他站在铁门外面，隔着一道门，他看不见院子里那块地。
「你怎么知道那边有地？」我问。
他吸了一口烟：「我猜的。这种地方不都有地吗。」
「这片院子你第一次来。」
「……」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弹了弹灰。
「知意，」他换了副口气，「你现在是国家的人了，对吧？」
「嗯。」
「那你那个……空间，」他说，「多大？」
我看着他。
「多大？」我又问了一遍。
「我就是好奇。」他说，「能装多少东西？能不能带人进去？」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我不干嘛，」他把烟按在铁门上摁灭，「我就是……我妈让我问的。」
「你妈让你问的。」
「她说……」他停了一下，「她说你那东西要是还在，能不能给家里也弄点。她最近血糖高，医生说要吃粗粮。」
我站在门里面，看着他。
他不敢看我。他的鞋尖在地上蹭。
「周衍。」
「哎？」
「我跟你结婚三年，你妈一次都没让我进过厨房。」我说，「她怕我偷米。」
「……」
「她现在让我给她弄粗粮。」
他低着头，鞋尖还在蹭地。
「谁教你说的？」我问。
「什么？」
「『能不能带人进去』。」我说，「这话你妈说不出口。她不知道什么叫带人进去。」
他抬起头。
「是那个男的教你的吧。」我说，「连着三天来买我菜的那个。」
他没答。
他把那根烟攥在手里攥着，攥着攥着，烟碎了，烟丝掉了一地。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捡。
「我……」
「他给你多少钱？」
他没说话。
「两千？」我说，「五千？」
「……八千。」
我笑了。
「你一个月工资八千，他给你八千。」
他没吭声。
「那你这个月，」我说，「不上班了？」
他把手里那团碎烟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
「站住。」
他站住了，没回头。
「你回去告诉他，」我说，「那块地是国家管的，谁想看，让国家带他来看。」
「知意——」
「还有，」我说，「他要是再来买我的菜，我就报名字。」
「你别——」
「我妈摆摊那阵子，人家少给她一块钱她都不吭声。」我说，「她一回都没报过别人的名字。」
「我这回报。」
他走了。
我在铁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地上那摊烟丝踢到路边，回屋了。
——
回屋我打开那个铁盒子。
盒子是从车上抱进来的，一路磕着，边角又瘪了一点。
前面大半本都是豆浆账。我妈的字，写得慢，一笔一画：豆子多少斤，卖了多少，给我买了什么。
翻到后面，字没了。
后面七八页，画的是符号。一个圈，一道杠，有时候圈旁边再点个点。
我盯着看了半天，一个也没看懂。
前半本是求人代记的，我翻的时候都认得。后面这几页歪歪扭扭，是她自己画的。
记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从纸页里掉出来一样东西。
一张纸。对折过两次，纸比账本的厚，边上一点没黄——不像在这本子里夹了几十年的样子。
我捡起来，展开。
上面有字。不是我妈的字——我妈写不出这样的字。字很硬，笔画收得紧，一看就是常年写字的人。
纸上就两行。
第一行是个名字，三个字，我不认识。
第二行是一行数字，后头跟着两个字：
「三斤半」。
我拿着那张纸坐在床边，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它在这儿夹了多久。我妈不认字，她不知道上头写的是什么。她只知道这个不能丢。
——
我给郑主任打了电话。
「郑主任，」我说，「您现在有空吗？」
「您说。」
「我妈留了个账本。」我说，「最后头夹着一张纸，不是我妈的字。」
电话那头停了两秒。
「纸上写的什么？」
「一个名字，」我说，「还有『三斤半』。」
「……」
「郑主任，」我说，「三斤半稻种。」
那头又停了一下。然后我听见他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
「沈同志，」他回过来，「您别动那张纸，也别给别人看。我马上到。」
「好。」
我把电话挂了，把那张纸按原样折好，夹回账本里。
然后我把盒子扣上。扣了两次才扣上。
第4章 纸上的名字
郑主任来得比我以为的快。
不到四十分钟，敲门声响了。他带了两个人进来，一个提着箱子，一个拿着相机。
「纸呢？」
我把铁盒子放桌上，打开，把账本递过去。
「我没动。」我说，「还在那一页。」
提箱子的那个人戴上手套，用镊子把纸夹出来，摊在一块垫板上。相机举起来，拍了几张。
然后那个戴手套的人凑近看，看了很久。
「郑主任。」他说，「这是手写的。」
「我知道。」
「不，」他抬头，「我是说，这是毛笔写的。而且是繁体。」
郑主任走过去，弯下腰看。
「落款呢？」
「没有落款。」戴手套的人说，「就一个名字，三个字。后面是数量。」
他顿了一下。
「这个不是当代的纸。」
「什么？」
「纤维不一样。」他用镊子拨了一下纸边，「而且这个墨，是松烟墨。现在没人用这个写字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多久？」郑主任问。
「不好说。得检。」他说，「但我看这个纸的老化程度……至少五六十年。也可能更久。」
我坐在床边，听着他们说。
五六十年。
我妈今年要是活着，五十六。
「郑主任。」我说。
「您说。」
「我妈不认字。」我说，「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是照着描的。这张纸她不认得，她只知道夹在账本里。」
「那这张纸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我妈是从孤儿院出来的。」我说，「她三岁进的，一直在那儿长到十八。」
郑主任转过头看我。
「哪个院？」
「县城西边那个。早就拆了。」我说，「她跟我说的也不多，就说那儿有个老太太，待她挺好。」
「老太太姓什么？」
「不知道。」我说，「我妈喊她奶奶。」
郑主任在屋里走了两步，站住了。
他说：「个事，我们得往外查。」
「查多久？」
「不好说。」他说，「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
我说：「那你们查。我把账本放你们这儿。」
「您舍得？」
「盒子我留着。」我说，「纸我不认得，拿着也没用。」
他们收了纸，装进一个硬壳夹里，走了。
郑主任走在最后，到门口他停了一下。
他说：「有一件事。」
「您说。」
「今天来的那个人，」他说，「您前夫。」
「他不是我前夫，是有人派他来的。」
「我知道。」郑主任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第5章 那个买菜的
第二天郑主任带着一张照片来找我。
照片是监控截的，模糊，但能看清一个男的侧面。三十来岁，短头发，穿灰色外套。
「您看看。」他说，「是不是他。」
我看了两眼。
「是。连着三天来买我的菜，第四天问我是哪进的。」
「他买您的菜，买了多少？」
「第一天两把，第二天五把，第三天一把也没买，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郑主任点点头，把照片收回去。
「这个人叫李成。」他说，「不是本市的。去年从外地过来，做农产品贸易。」
「贸易什么？」
「什么都做。」郑主任说，「但他公司账上没钱。」
「那他吃啥？」
郑主任看了我一眼。
「他背后有人。」他说。
「什么人？」
「还在查。」他说，「但是沈同志，我得跟您说一件事，您别紧张。」
「您说。」
「他不是第一个。」
我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去年开始，」郑主任说，「国内出了几起类似的案子。有人专门找一些……特殊的来源。」
「什么特殊的来源？」
郑主任停了一下。
「种子。」他说，「老的品种，野生的品种，还有那些已经绝了的。」
「他们找这个干什么？」
「因为值钱。」郑主任说，「一个品种，如果全世界只有你有，那它的价格你说了算。」
我想了一会儿。
「那跟我妈那三斤半有什么关系？」
「三斤半，」郑主任说，「太少，不够做种。但如果这个品种真的绝了，那三斤半就是全世界仅剩的。」
屋里安静了。
「他们要这个干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拿回去自己繁。」郑主任说，「繁出来，申请品种权。以后这个品种就是他们的。」
「那我妈呢？」
郑主任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沈同志，您母亲留下的这个东西，比您想的重要。」
我说：「我知道它不是值钱不值钱的事。」
「我妈不认字，她连纸上的字都不认得。」我说，「她把这张纸夹在账本最后面，夹了一辈子。」
「她要是不当回事，早丢了。」
郑主任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
他说：「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
「她早上四点起来磨豆子。手裂口子，冬天贴胶布。」我说，「她摆了二十二年摊。」
「还有呢？」
「她不爱说话。」我说，「我跟她住那二十二年，我们俩一天说不上十句话。」
「她就跟我说过一句要紧的。」我说，「别让人看见。」
第6章 老赵蹲在地里
稻子收了之后，那块地一直没空着。
郑主任问我能不能接着种，我说能。他们就派了两个人来，每天记录，种什么收什么。
一个月后，老赵来了。
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三个人，都是种地的，年纪都不小。
他们在我那块地边上蹲了一上午。
蹲到中午，老赵站起来，裤子上一片土。
「郑主任。」他说，「这个地，我要一块。」
「多少？」
「一分就够。」
「干什么？」
老赵说：「我要试种。」
郑主任愣了一下：「您要种什么？」
「就这个稻。」老赵说，「三斤半，全给我。」
我说：「三斤半不够一分地。」
「我知道。」老赵说，「所以我先拿一斤试。剩下的两斤半，你们存着。」
「要是不够呢？」
「不够我就看一眼。」老赵说，「看它长什么样，我心里就有数了。」
那天下午他把一斤稻种带走了。
走的时候他跟我说：「闺女，这稻种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个事。」
「什么事？」
「我爷爷那一辈，村里有一种稻，叫『八月黄』。」他说，「煮出来的饭是红的，一粒一粒分开，凉了不发硬。」
「后来呢？」
「后来没了。」他说，「说是产量太低，一亩才打两百斤。都改种高产的。」
「您吃过？」
「吃过。」他说，「我七岁那年吃过一碗，我爷爷给我留的。」
他扛着那袋稻种往外走，走了几步回头。
「闺女，」他说，「你要是真是这个稻，我给你磕个头。」
我说：「别磕，磕了我还得扶您。」
他笑了。
——
稻子种下去是三天后。
老赵的地在院里头，一分，他自己翻的，没让人帮。
我在边上看着，看他把稻种撒下去。他的手抖得厉害，撒得不匀。
「老赵，」我说，「您手抖。」
「老了。」他说，「我今年六十七。」
他把剩下的种倒回袋子里，把袋口系上，塞进怀里。
「这个我揣着。」他说，「万一出事，我身上还有。」
「能出什么事？」
「不出事。」他说，「我就是揣着。」
那天晚上他没走。他在地头搭了个马扎，坐那儿守着。
我给他送了碗面。他接过去吃，吃了两口，说：
「闺女，你妈那个人，是不是不爱说话？」
「是。怎么了？」
「不爱说话的人，」他说，「心里装的事多。」
我没接。
他把面吃完了，把碗递给我。
「我这辈子见过三个人不说话。」他说，「我爷爷，我爹，还有我老伴。」
「他们都不长命。」
第7章 红米饭
八月黄长出来是第二十天。
那天早上我起得早，到地头的时候老赵已经在了。他蹲着，一动不动，脸快贴到稻穗上了。
「老赵。」
他没回头，摆了摆手。
我走过去。
稻子熟了。穗子不大，比普通稻短，颜色偏深，有点发红。
「这就是？」我问。
老赵没说话。他伸手，掐了一穗，放在手心里搓。
搓开，是红的。
不是那种艳的红，是暗红，像陈年的米。
老赵把那一小把红米捧在手心里，捧着。
捧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转身就往院外走。
「老赵，您去哪？」
「找郑主任。」
他走得很快，六十七的人，走得我跟不上。
——
当天下午，院里来了很多人。
有穿白大褂的，有扛机器的，还有几个年纪大的，跟老赵一样的手——粗糙，指甲缝里有泥。
他们把那一分地围起来，取样，拍照，量株高，数穗数。
有个白大褂蹲在地里，一根一根数分蘖。数完他站起来，跟旁边的人说了句话。
我离得远，没听清。
老赵在旁边站着，两只手插在袖筒里。
「老赵，」我走过去，「他们说什么？」
「说这个稻，」老赵说，「一亩能打四百斤。」
「那算高还是低？」
「低。现在的水稻一亩一千二。」
「那……」
「但是，」老赵转过头看我，「这个米，他们化验了。」
「化验出什么？」
老赵说了一个词，我不懂。他又说了一个，我还是不懂。
「说人话。」我说。
老赵想了想。
「他们说，」他说，「这个米里有一样东西，别的水稻没有。」
「什么东西？」
「不知道。」老赵说，「但是他们说，这个东西，跟人的一个病有关系。」
「什么病？」
老赵看着我。
「他们说，吃这个米的那一带，那个病的人少。」
——
那天晚上郑主任来找我。
他坐下，把一份东西放在桌上，没打开。
他说：「跟您说个事，您别慌。」
「您说。」
「您母亲留下的这个稻种，」他说，「可能不是一个品种的事。」
「那是什么事？」
郑主任把那份东西推过来。
「我们查了您说的那个孤儿院。」他说，「县城西边那个，一九七〇年就拆了。但是档案还在。」
我盯着那份东西，没敢翻。
「档案里，」郑主任说，「有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
「一九六八年，」他说，「那个院收了一个孩子。三岁，女孩。」
「是我妈？」
「登记的名字不是苏秀兰。」郑主任说，「登记的是『院字七十三号』。」
「那我妈的名字……」
「是后来改的。」郑主任说，「改这个名字的人，是院里的一个工作人员。」
「谁？」
郑主任把那份东西翻开，指给我看。
那儿写着三个字。
和那张纸上写的一模一样。
第8章 院字七十三号
那三个字我看了很久。
我不认得第一个字。第二个是「清」，第三个是「和」。
「这念什么？」我问。
「zhāng。」郑主任说，「张清和。」
「张清和是谁？」
郑主任把档案往我这边推了推。
「一九六八年，」他说，「这个人四十二岁。在县城的农科所工作。」
「农科所？」
「对。」郑主任说，「但是这个人的履历很怪。」
「怎么怪？」
「他四十二岁之前，一直在省城。」郑主任说，「一九六八年，他被下放到县城。一九七一年，农科所撤销，他去了那个孤儿院。」
「他一个农科所的，去孤儿院干什么？」
「看门。」郑主任说，「兼管账。」
屋里静了一下。
「他管账。」我说。
「对。」
「我妈那个账本……」
「前半本的字，」郑主任说，「我们比过了。跟档案上张清和的签字，是同一个人。」
我坐在那儿，没动。
我妈那个账本，前半本的字，是一个叫张清和的人写的。
他是个农科所的。他被下放，去看门，兼管账。
他给我妈记了二十多年的豆浆账。
「郑主任，」我说，「他为什么给我妈记？」
「不知道。」郑主任说，「但是档案里有一条。」
「什么？」
「一九七一年，」他说，「院里统一给收养的孩子改名。别的孩子都是姓院，或者姓当地的大姓。」
「只有您母亲，」他说，「是单独打报告改的。报告是他写的。」
「报告上写的什么？」
郑主任翻了一页。
「报告上写，」他说，「『该儿童无亲属，随工作人员姓苏，名秀兰。』」
「苏是随他？」
「苏是他爱人的姓。」郑主任说，「他爱人姓苏。一九六九年病故。」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
我妈姓苏，是从一个死了很多年的女人那儿来的。
她的名字是那个看门的老头起的。
老头是农科所的。
「郑主任，」我说，「那三斤半稻种呢？」
郑主任把档案合上了。
「这个，」他说，「档案上没有。」
「那怎么办？」
「我们接着查。」他说，「已经派人去省城了。」
「查什么？」
「查他一九六八年之前，在省城干什么。」郑主任说，「农科所的老档案，可能还在。」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沈同志。」我说。
「嗯。」
「您母亲，」他说，「可能不是您以为的那个母亲。」
我说：「她是我妈。」
「对。」郑主任说，「她当然是。」
「我只是说，」他说，「她可能还知道一些事。」
第9章 李成来了
李成是自己来的。
那天我出院门买酱油，他站在路口，靠着一棵树。
看见我，他直起身，笑了。
「沈大姐。」
我没理他，往小卖部走。
他跟上来，没靠近，隔着两步。
「沈大姐，上次那事是个误会。」他说，「我就是想跟您谈谈生意。」
「什么生意？」
「您那个菜，」他说，「我出价。一斤二十，有多少要多少。」
「市价两块五。」
「所以我说是生意。」他说，「您别急着回绝。」
我买了酱油，往回走。他还跟着。
走到院门口，哨兵把他拦住了。
他站在铁门外头，冲我喊：「沈大姐，您想清楚！」
「这院里头一个月给您多少钱？两千？三千？」
「您出来跟我干，一个月五万！」
我没回头。
「沈大姐，」他在后面喊，「您妈留下的东西，您一个人也守不住！」
我站住了。
我回过头。
他站在铁门外面，脸上还带着笑。
「你说什么？」
「我说，」他把声音放低了点，「您妈留下的东西，您一个人守不住。」
「我妈留下什么了？」
他笑了笑，没答。
「李成。」我说。
「哎。」他应得挺快。
「我妈姓苏。」我说，「她叫苏秀兰。她三岁进孤儿院，十八岁出来，摆了二十二年摊。」
「她一个月挣一千八。」
「你刚才说的那些，她一件都没有。」
他脸上的笑淡了一点。
「沈大姐，」他说，「您别跟我装。谁都知道您交了个什么东西出去。」
「谁都知道？」
「这院里头传遍了。」他说，「空间，能种东西。三天一茬稻。」
我说：「传遍了？」
「您别管怎么传的。」他说，「我就问您一句——」
「你不用问了。」我说，「这个院里头，能传话出去的人，一共就三个。」
他愣了一下。
「加上我，四个。」我说。
「李成，」我说，「那三个人里，有一个是你的人。」
他没说话。
他看了我两秒钟，转身走了。
——
那天晚上我跟郑主任说了这事。
他听完，在屋里走了好几圈。
他停下：「说院里有人，这个事很严重。」
「我知道。」
「您别声张。」他说，「我来查。」
「查多久？」
「三天。」他说，「三天之内我给您一个结果。」
我说：「行。」
他又走了两步，站住。
「还有一件事。」他说，「省城那边有消息了。」
「什么消息？」
郑主任看着我。
「张清和，」他说，「一九六八年之前，主持过一项工作。」
「什么工作？」
「收集。」郑主任说，「全省的地方品种。稻、麦、豆、菜，什么都收。」
「收了多少？」
郑主任说了一个数。
「一万三千份。」
「后来呢？」
「后来，」郑主任说，「一九六八年，这个项目停了。」
「停了的东西去哪了？」
郑主任沉默了一下。
「大部分，」他说，「毁了。」
第10章 那一万三千份
我问郑主任：「毁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他说，「烧了，或者烂了。」
「为什么？」
「一九六八年那个项目停了，」他说，「负责人下放，经费断了。一万三千份种子堆在仓库里，没人管。」
「后来仓库漏雨。」
我坐在那儿，听着。
「都毁了？」
「档案上写的是：因保管不善，全部损失。」
「那我妈那三斤半呢？」
郑主任看着我。
「这就是我要问您的。」他说，「如果全毁了，那这三斤半是哪来的？」
——
第二天他们带我去省城。
车开了三个小时，到的时候是下午。我们去了一个院子，比郊区那个大，门口有牌子：省农业科学院。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门口等我们。他姓吴，是院里退休的，据说一九六八年就在。
吴老看见郑主任，先握了手，然后看我。
「这就是那位同志？」
「是。」郑主任说。
吴老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笑了。
「跟我来。」他说。
他带我们进了一间屋子。屋里全是柜子，铁皮的，一排一排。
「这些，」吴老说，「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我以为柜子里是种子。打开一看，是册子。
一摞一摞的册子，纸都黄了，边上起了毛。
「种子没了，」吴老说，「册子还在。」
他随手抽出一本，翻开。
上头是一行一行的字，写得极工整。每一行的开头是个编号，后面是品种名、采集地、采集人、日期。
「一万三千份，」吴老说，「每一份都有这么一行。」
「那不就找得到了？」我说。
吴老摇了摇头。
「问题是，」他说，「我们要找的这一份，不在这个册子里。」
「那我妈那三斤半是假的？」
「不是假的。」吴老说，「是没登记。」
「没登记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吴老说，「有人不想让它在这上头。」
「什么意思？」
「我查了一夜。」吴老说，「按你说的，八月黄，红米，一亩两百斤。我把一万三千份都过了一遍。」
「没有。」
屋里静了一下。
「那怎么办？」郑主任问。
吴老把手里的册子放下，从桌底下拖出一个纸箱。
「我这边还有一样东西。」他说，「张清和的东西。」
「他的？」
「他下放那年，」吴老说，「有个箱子留在院里。说是暂时寄存，一直没人领。」
「四十九年。」
他把箱子打开。
里头是书，几本，还有一摞纸，用线穿着。
吴老把那摞纸拿出来，解开线。
「这是他的工作笔记。」他说，「我看了几页。」
「写着什么？」
吴老把第一页翻给我看。
那上头写着日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后面是一行字：
「今日收某某地晚稻一份，老农云：此米煮饭赤色，八月熟。查无此品种记录。」
我盯着那一行字。
「这个某某地，」吴老说，「就是您老家那个县。」
第11章 他说了什么
我把那本笔记从头看到尾。
看了两个小时。
张清和的字很硬，笔画收得紧，跟那张纸上的一样。他不写废话，一天就记几行，但每一行都有东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收八月黄一份。
十一月二十日，试种，出苗率七成。
一九六八年一月，化验，红色素来源不明。
三月，报院里，请求立项。
四月，批复：不予立项。理由是产量过低。
五月，他又报了一次。
六月，他被叫去谈话。
七月，项目撤销。
八月，他被下放。
我看到这儿停下来。
「吴老，」我说，「他下放的时候，种子呢？」
吴老翻了一页，指着一行。
那行写着：「八月黄库存：三斤半。已移交本人保管。」
「移交本人保管。」我念了一遍。
「对。」吴老说，「就是说，院里不要了，让他自己拿走。」
「那不就是他的了？」
「不是。」吴老说，「档案上写得清楚：暂由本人保管，待处理。」
「待处理。」我说，「处理了四十九年。」
吴老没说话。
我又往下翻。
后面几页的字变了。不是工整的那种了，写得潦草，有的字重描过。
七一年三月：院里收了个孩子，三岁，女的。没名字。
四月：给她起了名。用了秀兰的。老周要是知道了得骂我，秀兰的东西我一样没守住，就守了个名。
七五年冬天：她手裂了。我给她买了胶布，五毛一卷。她说疼。我说别沾水。
八九年：她要出去摆摊。我给了她本子。她说她不认字。我说我给你记。
中间那些年我就记个账：豆子多少斤，卖了多少钱。没什么可写的。
〇九年：她画了两页。我看不懂。她也看不懂。我用橡皮筋捆上了，怕散。
一一年：她摆摊二十二年了。比我摆得久。
「其病。予三斤半，嘱其藏好。嘱：别让人看见。」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日期是我妈走的那一年。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那页纸上。
纸很脆，我不敢用力。
「吴老，」我说，「他写这个，写了四十年？」
「写了四十年。」吴老说。
「他记这个干什么？」
吴老看着我，慢慢地说：
「因为那时候，」他说，「能记的人不多了。」
第12章 谁在传话
从省城回来第二天，郑主任找我了。
「查出来了。」他说。
「谁？」
「食堂的采买，」他说，「姓王。他每个月往外卖菜价单。」
「菜价单能卖多少钱？」
「一个月八百。」郑主任说，「但是从上个月开始，变成五千。」
「李成给的？」
「是。」
「那他知道多少？」
「他知道您那个空间，」郑主任说，「知道能种东西。但是具体怎么种，种出来什么，他不知道。」
「那就还好。」我说。
「不好。」郑主任说，「他知道您交出去了。这就够了。」
「为什么？」
郑主任坐下，两手放在桌上。
「沈同志，」他说，「我跟您说个事。您那个东西，我们内部叫『战略级』。」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说，「它不是一个能公开的东西。现在我们院里知道的人，一共十九个。」
「十九个。」
「这个名单，」郑主任说，「一旦外泄，您就不安全了。」
我说：「我本来就不安全。」
「现在更安全了。」他说，「我们已经在查泄密的口子。」
「要多久？」
「不好说。」他说，「但是这几天，您别出院门。」
我说：「行。」
——
我在院里待了五天。
第五天，老赵来了。
他一进门就把怀里的袋子掏出来，往桌上一放。
「闺女，出事了。」
「怎么了？」
「我那一分地，」他说，「让人动了。」
「动的什么？」
「稻子还在。」他说，「但是土让人翻过。」
「谁翻的？」
「不知道。」老赵说，「我一早去看，地头有脚印，胶鞋底，四十二码。」
「翻土干什么？」
老赵看着我。
「取土。」他说，「他们要我这地里的土。」
我说：「土有什么用？」
「土里有什么，」老赵说，「我不知道。但是这土是跟你那个空间里的土混过的。」
他停了一下。
「闺女，」他说，「要是他们拿到土，化验出里头有什么——」
「他们就知道空间是怎么回事了。」
「对。」
我把这事报给了郑主任。
他听完，当天就把那块地的土全部取了样，剩下的封存。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沈同志，」他说，「您那个空间里的土，从今天起，不能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证据。」他说，「也是钥匙。」
第13章 我妈的信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张清和在笔记里写，他把三斤半给了我妈，嘱她藏好。
那我妈藏在哪？
她不认字，她不会写在纸上。她也不会跟人说。
我把她留给我的东西，一样一样翻了一遍。
铁盒子、账本、长柄勺、铝饭盒、那床被子。
还有那个空间。
——
空间里除了那块地，还有一个棚子。
棚子不大，木头架子，上头搭着塑料布。我妈在的时候，那儿堆着农具。
她走了以后，我把农具都搬出来了，棚子就空了。
那天我进了空间，站在棚子里，抬头看。
木架子的横梁上，有个东西。
是个布包。蓝布，四四方方，用针线缝着口。
我愣了一下。
我在这个空间里待了多少年了，我从没看过这个布包。
因为它挂在最高那根横梁的背面，站在地上往上看，横梁正好挡住。
我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把它取下来。
布包很轻。
我把它拿到外面，放在桌上，用剪刀把缝的线拆开。
里头是一层油纸。油纸里头，还是一层布。
再拆开，是一小包东西，用红线扎着口。
我把红线解开，倒在桌上。
是米。
暗红色，一粒一粒，很小。
我数了一下。不多，大概一百来粒。
——
我拿着那一小把米，坐了很久。
三斤半在哪，我不知道。但是这一百来粒，我妈藏在这儿。
她藏在我每天从底下走过、却永远看不见的地方。
她不认字，她不会写。她只会做一件事：把它放到我够不着的地方。
因为她知道，够不着的东西，我不容易弄丢。
——
我把米交给郑主任的时候，他让人取了样，剩的封在一个小玻璃管里。
他说：「个我们拿去检。」
「检什么？」
「检它跟您种出来的，」他说，「是不是一样。」
结果出来了，三天后。
郑主任拿着报告来找我，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对。
「沈同志。」他说。
「您说。」
「这两份，」他说，「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您种出来的八月黄，和您母亲藏的这一百来粒。」他说，「品种是一致的，但是——」
「但是什么？」
郑主任把报告放下。
「您母亲藏的这一份，」他说，「是死的。」
第14章 死的
「什么叫死的？」
「就是说，」郑主任说，「它种不出来。」
「为什么？」
「不知道。」他说，「我们做了发芽试验，做了三十组，一颗都没出。」
「是不是年头太久了？」
「不是。」郑主任说，「如果是年头问题，我们会检出种子活力下降。但是这个不一样。」
他把报告翻开，指着一行。
「您看这个。」他说，「胚是完整的，含水量正常，没有霉变。按理说它应该能活。」
「那它为什么不活？」
「我们也不知道。」郑主任说，「所以我们又检了一遍。」
「检什么？」
「检它跟您那个空间的关系。」
我愣了一下。
「您是说——」
「沈同志，」郑主任说，「我们有个猜想，但是需要您配合做一个试验。」
「什么试验？」
「您把这一百粒，」他说，「拿进您的空间，种一次。」
——
那天下午我在空间里种了三十粒。
就撒在那块地的一个角上，浇了水。
第二天早上我进去看。
出芽了。
三十颗，全出。
我站在地头，看了很久。
——
郑主任听我说完，在屋里走了三圈。
然后他站住，转过身。
他说：「现在跟您说一件事，您别慌。」
「您说。」
「您母亲留给您的，」他说，「可能不是一个空间。」
「那是什么？」
「是一个装置。」
「装置？」
「或者说，」郑主任说，「是一个保存装置。」
我听不懂。我看着他。
他说：「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是让种子长得快。它是让种子活着。」
「活着？」
「对。」郑主任说，「您母亲藏的那一百粒，在外面是死的。进了这个空间，它是活的。」
「那我种出来的呢？」
「长得快，」他说，「是附带的。」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在种地。」
「对。」
「它是在保种。」
第15章 保种
郑主任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
他停下：「知道一万三千份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他说，「有一万三千份种子。到今天，我们的地方品种，剩下不到三千。」
「那七千多份哪去了？」
「没了。」他说，「不是毁了，是没人种了。」
「没人种就没了？」
「种子不是矿石。」他说，「矿石埋一万年还是矿石。种子放三年不出芽，就死了。」
「所以种子得一直种。」我说。
「对。」他说，「种一年，收一年，再种。断了，就绝了。」
「那一万三千份，」他说，「大部分不是毁在仓库里。是后来没人接着种，一年一年，没了。」
我坐在那儿，把这话过了一遍。
「那我妈这个，」我说，「八月黄。」
「八月黄，」郑主任说，「现在全世界只有我们有。」
「三斤半，加上您种出来的，加上老赵地里那一分。」
「一共多少？」
「一百八十斤左右。」
「够干什么？」
郑主任看着我。
「够种十亩。」他说，「十亩，收四千斤。明年再种，就是两百亩。」
「后年呢？」
「后年，」郑主任说，「看化验结果。」
「化验什么？」
「那个红色素。」他说，「如果它真的跟那个病有关系——」
他停了一下。
「那十亩就不够了。」
——
——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
我妈摆了二十二年摊。她早上四点起来磨豆子，手裂口子，冬天贴胶布。她一个月挣一千八。
她把一个东西留给我，说了四个字：别让人看见。
我一直以为那是怕人偷。
——
——
第二天我跟郑主任说了句话。
「郑主任，」我说，「八月黄，我不种了。」
他愣住了：「您说什么？」
「我不种了。」我说，「我那个空间，你们拿去用。」
「您——」
「不是上交。」我说，「上交我已经交过了。这个是借。」
「借？」
「借给你们种。」我说，「但是有三条。」
「您说。」
「第一，」我说，「种出来的米，不许卖高价。」
「第二，」我说，「谁种的，写清楚。是我妈的名字。」
「第三，」我说，「我要一块地。不大，一分就够，我自己种。」
郑主任看着我。
「您要地干什么？」
我说：「我妈摆了二十二年摊，没种过地。我替她种一回。」
第16章 他说漏嘴了
八月黄种下去两个月，李成又来了。
这回他没站路口，直接到院门口，让哨兵通报。
郑主任问我：「您见不见？」
「见。」
会客室里他坐在沙发上，两条腿架着。看见我进来，把腿放下了。
「沈大姐，」他说，「我上次说的价，还在。」
「我不问价。」我说，「我地里少了四十穗稻子，是你拔的吗？」
「不是我。」他说，「但是沈大姐，盯着那块地的人，不止我一个。」
「你不用告诉我谁。」我说，「我就问一句，你要的是种子，还是我这块地里的土？」
他脸上的笑停了一下。
很短，不到一秒，但我看见了。
「这句话，」我说，「我记下了。」
他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我喊了他一声。
「李成。」
「哎。」
「我妈守了半辈子。」我说，「你要是拿得走，你早拿了。」
他转过身。
「沈大姐，」他说，「守得住的人，不会死在县医院。」
会客室里一下子静了。
我站在那儿。
「你说什么？」
他也愣了一下，大概是说顺了嘴。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把刚才那句，」我说，「再说一遍。」
他没说，转身走了。
——
那天晚上我跟郑主任说了。
他听完，脸色也变了。
「『守得住的人，不会死在县医院』。」他重复了一遍。
「对。」
他说：「母亲是什么病？」
「肺上的毛病。县医院看的，说是尘肺，磨豆子粉尘大。」
郑主任在屋里走了两圈，拿起电话。
「给我接县医院。查一份病历，苏秀兰。」
第17章 病历
病历调出来用了四天。
县医院的老档案不全，纸质的堆在库房里，翻了三天才翻到。
第四天郑主任来了，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人没坐，站着。
「沈同志。」他说。
「您说。」
「您母亲的病历，」他说，「有问题。」
「什么问题？」
「一九九七年，」他把纸袋打开，抽出一张，「她拍过一次片子。诊断是尘肺一期。」
「对，我知道。」
「但是，」他又抽出一张，「二〇〇二年，她又拍了一次。诊断还是尘肺一期。」
我愣了一下。
「五年没发展？」
「对。」郑主任说，「尘肺是进行性的。五年，从一期到二期，是最常见的情况。五年不动，很少见。」
「那说明什么？」
「说明诊断可能不对。」他说，「或者，中间有过干预。」
我说：「我妈没钱。她一年的药费不到两千。」
「我知道。」郑主任说，「所以我看了一下用药记录。」
他把第三张纸推过来。
「您看这里。」
那是一张用药单。上头列着药名，我看不懂，但有一栏是「自费/公费」。
「这些药，」郑主任指着，「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全部走的是公费。」
「什么公费？」
「农科系统的职工医疗。」郑主任说，「也就是说，有人一直在替她交。」
「谁？」
郑主任把最后一张纸推过来。
上头是个表格，最上面一行是姓名。
三个字。
张清和。
——
我坐在那儿，看了很久。
张清和一九七一年被下放到孤儿院看门。我妈三岁进院，十八岁出来。
她出来以后摆摊，摆到死。
这中间四十多年，一直是这个人在替她交药费。
「郑主任，」我说，「他什么时候死的？」
郑主任翻了翻档案。
「一九九四年。」他说。
那用药单是从一九九八年开始的。
我看着那个数字。
「他九四年就死了。」我说。
「对。」
「那九八年以后的药费，」我说，「是谁交的？」
郑主任沉默了一下。
「这个，」他说，「我们也在查。」
——
我又问了一句。
「郑主任，」我说，「那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郑主任把那几张纸收起来。
「死亡证明上写的，」他说，「是呼吸衰竭。尘肺晚期并发症。」
「这个是正常的。」
「那就不正常的地方呢？」
「有。」他说，「用药记录上，最后三个月，有一种药。」
「什么药？」
「不是治尘肺的。」郑主任说，「是治另一种病的。那种病，尘肺病人很少得。」
我听不懂。我说：「说人话。」
「说人话就是，」他说，「她肺上的毛病，五年没动。五年不动的尘肺，不会突然要命。」
「那要她命的是什么？」
郑主任看着我。
「我们不知道。」他说，「但是开这个药的人，不是县医院的。」
第18章 大棚
八月底，八月黄收了第一茬。
一分地，打了三十九斤。
老赵捧着那袋米，站在地头，没说话。
「老赵。」我叫他。
他没应。
我走过去，看见他在抹眼睛。
「六十七了。」他说，「我以为我这辈子吃不上第二碗。」
那天晚上他煮了饭。
就一小锅，用的土灶，他说电饭煲煮不出来。
煮好他盛了一碗，端到我面前。
「闺女，你先吃。」
我接过来。
饭是暗红的，一粒一粒分开，冒着热气。
我吃了一口。
我没说话，我又吃了一口。
「怎么样？」老赵问。
「说不上来。」我说，「就是……香。」
「什么叫说不上来。」他说，「好吃不好吃？」
「好吃。」我说，「但是不是那种一下子觉得好吃。是咽下去之后，嘴里还有。」
老赵笑了。
「对。」他说，「就是这个。」
——
九月，化验结果出来了。
郑主任拿着一沓东西来找我，进门就说了三个字。
「有关系。」
「什么关系？」
「那个红色素。」他说，「动物试验做了六个月。」
「结果呢？」
「吃的那一组，」他说，「有那个病的少。」
「少多少？」
「少九成。」他说，「但这是动物试验，不是人。人说不算，得做完临床。」
「多久？」
「顺利的话八年。」
我说：「那这八年我们干什么？」
郑主任看着我。
「种地。」他说。
——
十月，院里批了一块地。
不大，二百亩，在城郊。
他们问我能不能扩大，我说能，但是有个条件。
「您说。」
「我那个空间，」我说，「一次最多能放二十亩的量。多了不行。」
「为什么？」
「不知道。」我说，「那个棚子就那么大。」
郑主任记下来，回去算了两天。
第三天他来找我，说：「我们排了计划。」
他把一张表给我看。上头画着格子，一排一排。
「第一年，」他说，「种二百亩。收八万斤。」
「第二年，种五千亩。」
「第三年，两万。」
「第五年，」他说，「如果临床顺利，我们需要二十万亩。」
我看着那张表。
二十万亩。
「郑主任，」我说，「二十万亩，一亩打四百斤，是八千万斤。」
「对。」
「那得多少人吃？」
郑主任说了一个数。
我听完，坐着没动。
「我妈，」我说，「一个月挣一千八。」
第19章 她不是摆摊的
十一月，省城那边又来消息了。
吴老亲自来的，坐了三个小时车，进门就拉着我的手。
「闺女，」他说，「我找到一样东西。」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铁盒，跟我的那个有点像，但是新一点。
「这是张清和留在院里的另一个箱子。」他说，「之前锁着，我找人开了。」
他打开，里头是几张纸，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很旧。上头是三个人，站在一片稻田前。
中间那个年轻的，穿白衬衫，戴眼镜。
「这是张清和。」吴老指着，「一九六六年拍的。」
「旁边这两个呢？」
「这两个，」吴老说，「是他的老师，还有他的师兄。」
我的目光停在右边那个人身上。
是个女人。短头发，穿的确良衬衫，袖子卷着。
「这个女的是谁？」
吴老看了我一眼。
「她姓苏。」他说。
我盯着那张照片。
「她叫什么？」
「苏秀兰。」
——
我坐在那儿，很久没说话。
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二十来岁。她站在稻田里，笑着，露出牙。
她的脸，我认得。
我妈四十岁那年拍过一张照，是办身份证用的。那张脸，跟这张，是同一张。
「吴老，」我说，「这不可能。」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他说，「所以我查了。」
「查什么？」
「查这两个苏秀兰。」吴老说，「一个是一九六六年在省城农科所工作的，一个是您母亲。」
「不是一个人？」
「您母亲要是活到现在，也才五十多。」
我坐在那儿，脑子转不过来。
「那……」
「但是，」吴老说，「我又查了另一件事。」
他把那几张纸摊开。
「这是苏秀兰的档案。」他说，「一九六六年，她主持八月黄的收集。一九六七年，她结了婚。」
「嫁给谁？」
「张清和。」
屋里静了。
「她一九六九年病故。」吴老说，「档案上写的是病故。」
「那我妈……」
「您母亲三岁进院，」吴老说，「是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他说，「张清和给她改的名。」
「改成了他妻子的名字。」
——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照片放在桌上，看了一夜。
我妈不认字。她不知道自己是照着谁的名字活的。
她摆了二十二年摊，磨豆子，手裂口子。
她以为她就是苏秀兰。
而那个真的苏秀兰，一九六六年站在稻田里，笑着，露着牙。
她在找八月黄。
她找到了。
然后她死了。
——
第二天我问郑主任一个问题。
「郑主任，」我说，「我妈她知道吗？」
郑主任想了很久。
「我觉得，」他说，「她可能知道一点。」
「为什么？」
「因为张清和的笔记里，」他说，「有一行。」
「哪一行？」
郑主任翻开本子。
那行写着：「其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答：因为你该叫这个名字。」
第20章 有人进了我家
十二月初，出事了。
那天我从地里回来，进屋一看，屋里有味儿。
是烟味。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退出来，给郑主任打了电话。
二十分钟来了四个人，戴手套的，拍照的。
他们进屋查了一圈。
东西没少。铁盒子在桌下，被子在床上，衣服都在柜子里。
但是那个铁盒子，被人打开过。
戴手套的人说：「个盒子的搭扣，有新的划痕。」
「里面的东西呢？」
「都在。」
「那他找什么？」
戴手套的人看了我一眼。
「他找的是，」他说，「有没有他没见过的东西。」
——
当天晚上郑主任来了。
他坐下，跟我说了一句话。
「您搬走吧。」他说。
「搬到哪？」
「城里。」他说，「我们给您安排住处。」
「我不搬。」
「您——」
「郑主任，」我说，「我那个空间，在屋里。」
「我知道。」
「空间跟着我走，不跟着屋走。」我说，「他们进来翻，翻不着什么。」
「那他们要是对您——」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要是有事，」我说，「空间就没人能用了。」
郑主任看着我。
他说：「这个想法很危险。」
「我知道。」我说，「但是这是真的。」
——
第二天我还是搬了。
不是因为怕，是因为老赵来找我。
他站在门口，没进门，说了句话就走了。
「闺女，」他说，「你要是有事，那一分地谁种。」
我听完，把东西收拾了。
——
新住处在城里，一个小区，六楼。两室一厅，比院里那套小。
郑主任给我配了个东西，是个按钮，说按了就有人来。
我把按钮放在床头。
住了三天，没事。
第四天晚上，有人敲门。
我走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
外面站着的是周衍。
我没开。
「知意。」他在外面说，「我知道你在。」
我没吭声。
「知意，」他说，「我不是来要钱的。」
「那你来干什么？」
「他让我带句话。」
「谁？」
「李成。」
我站在门里，没动。
「什么话？」
「他说，」周衍的声音有点抖，「他说，你妈不是病死的。」
我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住了。
第21章 你妈不是病死的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链子没摘。
「你把刚才那句，」我说，「再说一遍。」
周衍站在楼道里，脸在阴影里。
「他说，」周衍重复，「你妈不是病死的。」
「那她说是什么？」
「他没说。」
「那他让你带这话干什么？」
周衍低着头。
「他说，」他说，「让我告诉你，你查你妈怎么死的，不如想想你妈留了什么。」
「他说，」周衍的声音更低了，「那东西要是真那么值钱，你妈守得住吗。」
我站在门里，看着他。
「周衍。」
「哎。」
「你上一次跟我说这话，」我说，「是今年三月。」
「哪句？」
「你说，『现在我有东西了，所以我走了』。」我说，「那次是你自己想的。」
「这次，」我说，「你说的话，一句也不是你自己的。」
他没吭声。
「他给你多少钱？」
「八千。」
「上一次也是八千。」
「……」
「周衍，」我说，「你一个月工资八千，他每次给你八千。」
「你跑三趟，挣两万四。」我说，「我妈磨两年豆子。」
「我妈摆摊，攒了二十二年。」
他在楼道里站着，头越来越低。
「知意，」他说，「我也不想。」
「你不想什么？」
「我不想……」他停了，「我就是觉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什么样？」
「你以前，」他说，「我说什么你都听。」
我说：「对，我以前没钱。」
——
他走了以后，我给郑主任打了电话。
我说了李成那句话。
郑主任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他说：「母亲的事，我们重新查。」
「查什么？」
「查她的死亡证明。」他说，「还有，那个给她交药费的人。」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
郑主任来找我，人没坐，就站在门口。
「沈同志。」他说。
「您说。」
「交药费的，」他说，「是一个账户。」
「谁的账户？」
「一个基金会。」郑主任说，「一九九六年注册的，在省城。」
「基金会的发起人，」他说，「是个姓周的人。」
我愣了一下。
「周？」
「对。」郑主任说，「但是不是您前夫那个周。」
「这个周，」他说，「是一九六六年，跟苏秀兰和张清和一起拍照片的那个。」
「第三个人。」
第22章 他要回来了
郑主任把线索摊在桌上的时候，我没让他念完。
「郑主任，」我说，「您别一条一条说。您告诉我，我要查什么。」
他愣了一下。
「您要查什么？」
「我妈吃了二十年的药，」我说，「是谁给的，我从哪一年开始吃，吃了多少。」
「这些档案上都有。」他说。
「那我自己看。」
——
我看了两天。
档案堆在桌上，一摞一摞。我不认得那些术语，我就只看三样：日期、名字、钱数。
第一天我看到，给我妈交药费的，是一个基金会。一九九六年注册，在省城。
发起人姓周。
第二天我去找吴老，让他把那张照片带来。
照片上三个人，苏秀兰、张清和，还有最右边那个——短头发，穿白衬衫。
「这个人，」吴老说，「叫周明远。」
「他是谁？」
「苏秀兰的师兄，张清和的同门。」他说，「三个人一起做的八月黄。」
「他现在在哪？」
「美国。」吴老说，「一所大学的教授。」
「教什么？」
吴老看着我。
「水稻。」他说。
——
我把三样东西摆在桌上：药费单、基金会注册名、照片。
郑主任站在我旁边。
他说：「们只能推到这一步。」
「推什么？」
「交药费，」他说，「只能证明他在意您母亲这个人。」
「推不出他知道种子在哪。」
我说：「推得出。」
「怎么推？」
「他要是只在意我妈这个人，」我说，「他为什么不回来看她？」
「二十年，一次都没来。」
「他每年打钱，但是他不出现。」我说，「因为一出现，就得说话。」
「一说话，就得提种子。」
郑主任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
他说：「比我想的快。」
「不是我快。」我说，「我妈摆二十二年摊，她最会看人。」
「给钱不露面的人，」我说，「心里都有事。」
——
第二天早上郑主任来了，手里拿着个信封。
「从国外发来的。」他说，「发件人是周明远。」
「写着什么？」
「他说，他想见您一面。」
「见我干什么？」
郑主任把信封放在桌上。
「他说，」郑主任说，「他想看看，苏秀兰的女儿长什么样。」
——
见面安排在院里那间会客室。
那天来了很多人，屋子里站不下。我坐在中间，郑主任坐我旁边。
两点十分，门开了。
进来一个老人。白头发，很瘦，穿一件旧西装。他走路很慢，有人要扶，他摆了摆手。
他走到我对面，坐下。
然后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眼睛像她。」他说。
我没说话。
「不是那个苏秀兰，」他说，「是前面那个。」
「我妈。」
「对。」他说，「你妈。」
他把手放在桌上。他的手很老，青筋鼓着。
「我今年八十四。」他说，「我大概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所以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说。」
——
「一九六六年，」他说，「我们三个人，在乡下找种子。」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走路，一天走三十里，到一个村子里问老人：你们这儿以前种过什么？」
「问了两年，收了一万三千份。」
「八月黄是苏秀兰找到的。」他说，「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坛子底下，就三斤半。」
「老太太说，这个是她婆婆留下的，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一直留着。」
「苏秀兰问她为什么留着。」
「老太太说：因为我婆婆让我留的。」
他停了一下。
「我们把它带回去，种了，化验了，报上去了。」
「批下来是不予立项。理由是产量太低。」
「苏秀兰不服，她又报了一次。」
「然后项目撤了。」
——
「后来呢？」我问。
「后来种子交给张清和保管。我出国了。」
「你走的时候，你知道种子在哪吗？」
「知道。」他说，「在张清和手上。」
「那你为什么不来要？」
老人看着我。
「因为我没脸。」他说。
——
「一九六九年苏秀兰病故。」他说，「我那时候在国外。」
「我听到消息，没回来。」
「因为那时候回来，要办手续，要审查，要交代。」
「我说服自己：她已经死了，我回去也没用。」
「其实是我不敢。」
他把手从桌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
「一九八〇年政策松了，我想回来。」他说，「但是我不敢问种子。」
「为什么？」
「因为我怕听到答案。」他说，「我怕听到『毁了』。」
「我宁可不知道。」
——
「那一九九六年，」我说，「你为什么注册那个基金会？」
他愣了一下。
「你知道了。」
「知道了。」我说，「你给我妈交了二十年药费。」
老人低下头。
「我查到张清和的下落，是一九九四年。他已经死了。」
「我又查到那个孩子。三岁进院，改名苏秀兰。」
「我知道种子在她手上。」
「那你去要啊。」我说。
「我不敢。」他说。
「你不敢什么？」
「我不敢问。」他说，「因为我一问，就等于承认——」
他停住了。
「承认什么？」
「承认我这辈子，」他说，「把她导师的心血，丢在国外四十年。」
屋里安静了。
「所以我做了我能做的。」他说，「我给她交药费。」
「我一年三千，交了二十年，六万块。」
「我知道这六万块什么都换不回。」
「我只是想，」他说，「她要是活得久一点，我还有机会。」
——
我问他最后一句。
「你给我妈开的那种药，」我说，「是什么药？」
老人抬起头。
「什么？」
「最后三个月，」我说，「有一种药，不是治尘肺的。」
「开药的人不是县医院的。」
老人的手在桌上抖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基金会只管钱。」他说，「药是当地医院开的，我们没有经手。」
我看着他。
「那你知道，」我说，「有人不想让她活到最后吗？」
他的嘴唇动了动。
「我知道有人想要那三斤半。」他说，「但是要种子的人，不会去杀一个不认字的人。」
「为什么？」
「因为杀了她，」他说，「种子就找不着了。」
第23章 我妈留下的东西
我问他：「你要那三斤半干什么？」
「我不要。」他说，「我来不是要种子。」
「那你来干什么？」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放在桌上。牛皮纸封面，边角磨破了。
「这是苏秀兰的野外记录。」他说，「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两年。」
「你拿着？」我说，「这是她的东西。」
「是。」他说，「我拿走了。」
「一九六八年项目撤销的时候，我把它带走了。」
「我以为我会接着做。」
「结果我带到国外，放在箱子里，放了四十年。」
他把本子往我这边推。
「现在还给她。」
——
我没接。
「你先别急着还。」我说，「我有个东西给你看。」
我让人把东西拿进来。张清和的笔记，我妈的账本，还有那张纸。
三样摆在桌上。
老人低头看。先拿那张纸——写着名字和「三斤半」的那张。
他的手抖了。
「这是张清和的字。」他说。
「对。」
「这个『三斤半』是他写的？」
「是他记的。」我说，「这是我妈让我看的。」
老人抬起头。
「你妈？」
「我妈不认字。」我说，「她不认得这三个字。」
「但是她知道这张纸要留着。」
「她留了半辈子。」
——
老人把那本笔记翻开，一页一页看。
看到七一年那几行的时候，他停住了。
「院里收了个孩子，三岁，女的。没名字。」他念出来。
「四月：给她起了名。用了秀兰的。老周要是知道了得骂我，秀兰的东西我一样没守住，就守了个名。」
他念完这一句，就不念了。
他往下翻。
「七五年冬天：她手裂了。我给她买了胶布，五毛一卷。她说疼。我说别沾水。」
「八九年：她要出去摆摊。我给了她本子。她说她不认字。我说我给你记。」
「〇九年：她画了两页。我看不懂。她也看不懂。我用橡皮筋捆上了，怕散。」
「一一年：她摆摊二十二年了。比我摆得久。」
翻到最后一页，那行字：
「其病。予三斤半，嘱其藏好。嘱：别让人看见。」
老人看着那一行，看了很久。
然后他哭了。
八十四的老人，坐在那儿，肩膀一抖一抖，没出声。
——
等他平下来，我问了他一句话。
「你刚才说要种子的人不会杀她。」
「对。」
「那谁会？」我说。
老人抬起头。
「我不知道。」他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一九六八年，报上去的那个项目，批复上写着『不予立项』。」
「签字的人，」他说，「不是我们院里的。」
——
那天下午郑主任把这话记下来了。
后来他们查了很久，也没查到底是谁。
档案上那个位置，只盖了一个章，章上的字磨没了。
这事最后就停在这儿。
我跟郑主任说过一次：「要不要接着查。」
他说：「查。但是您别指望有结果。」
我说：「我知道。」
我妈摆了二十二年摊。她要是知道我为了她去查一个四十年前的章，她会说：别查了，耽误工夫。
——
周明远走的那天没走成。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问我一句话。
「你妈，」他说，「她恨我们吗？」
我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你们。」我说，「但是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我妈走的那天手里攥着一张纸。」我说，「是遗嘱。城南一套房，还有点钱，全写的我名字。」
「她连字都写不利索，她写了三个小时。」
老人听着。
「她要是恨，」我说，「她不会写。」
「她会把那三斤半煮了。」
第24章 八月黄
周明远走的那天，把那个本子留下了。
郑主任问我放哪。
「放我妈那个铁盒子里。」我说，「跟她的账本放一块。」
「那是文物级别的。」他说。
「她认识那个字。」我说，「苏秀兰。三个字，她照着描了一辈子。」
——
第二年是种地的一年。
二百亩，收了八万一千斤。
老赵带着几个人种，天天在地里。六十七的人，晒得黑了，瘦了十斤。
收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声音都是哑的。
「闺女，」他说，「你来看看。」
我去了。
站在地头，那一片稻子，穗子是暗红的。
风一吹，一层一层地倒。
老赵站在旁边，卷了根烟，没点。
「多少斤？」我问。
「八万一千。」
「明年呢？」
「明年五千亩。」他说，「我算过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片地。
「老赵。」
「嗯。」
「你说，」我说，「这个米要是真能让人少得病——」
「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他说，「八字没一撇。」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想问问。」
老赵把烟别在耳朵上。
「闺女，」他说，「我种了一辈子地。」
「我一直在想，种地到底图什么。」
「年轻时候图产量，后来图钱。」
「现在我不图了。」
「那您图什么？」
「我就想，」他说，「我这辈子，别让它断了。」
——
第三年，临床一期开始了。
第四年，种了两万亩。
第五年，二十万亩。
那一年我四十二岁。
二十万亩的八月黄，收了八千万斤。
这些米没有卖高价。按郑主任排的计划，它们进了两条线：一条是临床试验，一条是普通粮仓。
米袋上印着一行字：
品种：八月黄
来源：苏秀兰，一九六七年采集
——
第六年，我去了我妈的坟。
碑是我立的，写着：苏秀兰之墓。
下面一行：女儿沈知意立。
我在坟前坐了一下午。
我带了碗饭，是八月黄煮的，暗红色。
「妈，」我说，「你的名字，不是你的。」
「是一个一九六六年站在稻田里的姑娘的名字。」
「她找到了这个稻子，然后她死了。」
「张清和把它交给你，让你藏好。」
「你藏了半辈子。」
风把坟头的纸幡吹得响。
「妈，」我说，「我替你种出来了。」
「二十万亩。」
「米袋上写着你的名字。」
我坐在那儿，把那碗饭放在坟前。
「妈，」我说，「你那三斤半，现在有八千万斤了。」
第25章 别让人看见
第十年八月黄上了普通货架。
不贵，比普通米贵一点，一盒二十块。
盒子上印着那行字：来源：苏秀兰，一九六七年采集。
有人在底下留言，问苏秀兰是谁。
我让人回了一句话：
「一个摆摊的。」
——
第十一年，我在院里的那块地上，还种着一分。
这一分我不给人，我自己种。
每年收了，我自己留一点，剩下的送人。
老赵来要过，我给他留了两斤。
他七十七了，走不动了，让人推着轮椅来。
他坐在地头，看我收稻子。
「闺女。」
「嗯。」
「你现在有多少钱？」
「不知道。」我说，「国家给的，我花不完。」
「那你还要不要种？」
「种。」我说，「我妈没种过地。」
老赵点点头。
他从轮椅上伸手，掐了一穗，放在手心里搓。
搓开，是红的。
「我爷爷那一辈，」他说，「八月黄。」
「我知道。」我说，「您跟我说过。」
「我说过吗？」
「说过。」我说，「说过好几回。」
他笑了，把那把米捧着，没舍得放。
——
那年冬天，我把我妈那个铁盒子拿出来，擦了一遍。
盒子还是瘪的，盖子还是不太好扣。
里头的东西都在：账本、野外记录、那张纸、长柄勺、铝饭盒。
还有那个空间。
——
空间我没还给国家。
郑主任问过我一次，说要不要办个手续。
我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妈交给我的时候，也没办手续。」我说。
——
有人问过我，你妈留给你的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我妈不认字。她一辈子就记住了四个字。
别让人看见。
我一直以为那是怕人偷。
后来我才明白——种下去的东西，得有人接着种。
她一个人，接不上。
——
——
去年清明，我带了一碗饭去。
八月黄煮的，暗红色，一粒一粒分开。
我把碗放在碑前，坐下来。
「妈。」我说。
「现在可以让人看见了。」
番外 苏秀兰
我叫苏秀兰。
这三个字是别人教我写的，我写了四十年，还是写不利索。
我三岁进的院。我进院之前的事，我一点都不记得。
我只记得院里有个老头，姓张。他管账。
他跟我说话不多，但是每天下午他都会叫我过去，给我一块糖。
有时候是硬糖，有时候是那种包着纸的。
我七岁那年冬天，手冻裂了。他看见了，第二天给我带了胶布。
他给我贴的时候说：「别沾水。」
那是我记得的他说的第一句话。
——
我十八岁出院的。
他给了我一个本子，说：「你记着点。」
我说我不认字。
他说：「我给你记。」
从那天起，我摆摊，他记账。
我一个月挣多少，花了多少，他都记在上面。
我有时候问他：「你记的什么？」
他说：「账。」
我说：「我看看。」
他就把本子给我。我看不懂，我又还给他。
——
我三十岁那年，问他：「我能不能自己记？」
他给了我一支笔。
我画了两页，画的是圈和杠。他看不懂，我也看不懂。
但是他不扔。他用橡皮筋给我捆好，说：「捆着，别散了。」
——
我四十岁那年，他病了。
他把我叫过去，给了我一个布包。
他说：「这个你拿着。」
我说：「什么？」
他说：「别打开。」
我说：「我不打开，那我放哪？」
他想了很久。
他说：「放到你够不着的地方。」
我愣了：「那我要是找不着呢。」
他说：「你早晚有找着的一天。」
——
他走的那年，我四十三。
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四个字：别让人看见。
我没问是哪四个字指的是什么。我知道他也不会说。
——
他走了以后，我把那个布包挂在我那个棚子的横梁背面。
我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才够得着，我每天从底下走，但是我从来没抬头看过。
我怕我一抬头，就看见了。
看见了我就得想，这到底是什么。
我这一辈子不想不明白的事，我就不想。
我五十三岁那年，病重了。
我知道我要走了。
我把知意叫回来，跟她说：「妈给你留了点东西。」
她说：「妈你别说了，你好好养着。」
我说：「城南那套房，写的你名字。」
「还有点钱，也写的你名字。」
「我连字都写不利索，我写了三个小时。」
她哭了。
我说：「你别哭。」
「你记着，」我说，「妈没本事，就这点东西。」
——
我还想跟她说那个布包的事。
但是我说不动了。
我想，算了。
她要是找不着，就找不着吧。
我藏了那么多年，我藏得住。
——
我不认字。
我这一辈子不认字，也没碍着什么。
就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
后来我才知道，她找着了。
而且她做了我没敢做的事。
她把它种下去了。
——
知意啊。
妈要是能跟你说最后一句，妈不说那些。
妈就说一句：
地里的活，别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