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十二岁，第一次走进镇上的初中。
此前我所有的世界，就是村里那条土路、几亩水田、一头老黄牛，还有每天来回十几里的山路。乡下念书不要钱，在家吃饭，放学帮着割稻插秧，日子苦是苦，但不用花一个子儿。我爸妈是那种把“读书改变命运”刻进骨头里的人。我爸蹲在灶台前抽了一晚上旱烟，我妈把家里攒的鸡蛋数了三遍，最后咬咬牙，舍近求远，把我送进了镇上的初中。
去镇上念书是成本很高的事。学费、住宿费，加上每星期几块钱的生活费，对我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临走那天，我妈把五块钱缝进我内裤的暗兜里，针脚密密麻麻，像一排蚂蚁。她说：“揣好了，别让人看见。”我爸扛着半袋米走在前面，一句话不说，到了学校门口，把米往地上一放，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憋出一句：“好好念。”
但对我来说，镇上当然是好的——不用每天走几公里山路，不用干农活，时间一下子多出来一大截，每周还有几块钱可以自己支配。
初中之前，我没去过镇上。第一次走进那条街，简直觉得这里是花花世界。街两边有卖各种吃食的摊子，油条在锅里翻滚，麻花拧成金黄的一股，包子笼屉掀开白气腾腾，油果子炸得滋滋响，摊主拿筷子翻着，油星子溅出来，落在泥地上。有玩的，滑冰场里放着震天响的音乐，门口歪歪扭扭写着“五毛一场”；奇牌室烟雾缭绕，里面的人拍桌子骂娘；游戏厅里一排排机器闪着花花绿绿的光，一个穿校服的男生正疯狂摇着摇杆，旁边围了一圈人。
条件好的同学，一周可以吃一两次小吃，打几局游戏。我囊中羞涩，读了两年，既没有吃过零食，也没有进过游戏厅。每次路过油条摊，我就把脸别过去，假装在看别处。有一次，一个同学买了麻花，掰了一截递给我，我咽着口水说“不要不要”，手却伸出去接了。他哈哈大笑：“你吃啊，客气啥。”我咬了一口，酥脆的，甜的，油香在嘴里炸开。那截麻花我吃了很久，一小口一小口地咬，舍不得咽。后来那个同学逢人就说：“他连麻花都没吃过。”我脸上火辣辣的，从此再没接过任何人递来的东西。
那时刚兴起一种娱乐，叫录像厅。一台电视机，配一个方盒子，往里塞一盒录像带，就能放片子。放得最多的是港台武侠片，也有一些现代片，最火的是《古惑仔》。看一场录像一块钱，可以连着看两三部，通宵好像还得加钱。录像厅门口挂着一块黑板，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片名，下面挤满了脑袋。有时放的是《英雄本色》，小马哥拿钱点烟的镜头，一群人嗷嗷叫；有时放的是《赌神》，发哥梳着大背头，一群人又嗷嗷叫。
可怜我并没有去看过录像。我连麻花都吃不起，哪来的一块钱看录像？但我经常被看录像的人欺负。
二
那时学校并不是封闭管理，大门可以自由出入。门口连个像样的保安都没有，就一个姓刘的老头，坐在传达室里打瞌睡，耳朵背，眼睛花，谁进谁出他都看不清。有些社会上的人，学着郑伊健的样子，留长长的头发，穿敞怀的花衬衫，有的还搞一条假金链子挂在脖子上，个个都宣称自己是陈浩南。他们跑到学校来，专门欺负比他们小的学生。
我尽量避开他们。走路绕着墙根，吃饭错开时间，能躲就躲。下晚自习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贴着墙角一路小跑回宿舍，像只被撵的耗子。但有一次，我正低头快走，迎面撞上一个人。我抬头一看，长头发，花衬衫，嘴里叼着烟，烟灰老长一截也不弹。
“新来的？”他歪着头看我。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摇还是该点。
他伸手拍拍我的脸：“有钱没有？”
我说没有。
他上下打量我一眼，看我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鞋是解放鞋，鞋头开了胶，用线缝过。他“啧”了一声，摆摆手：“滚滚滚。”
我如蒙大赦，撒腿就跑。跑出十几步，听见他在后面喊：“明天这个时候，还在这儿等着！”
第二天我当然没去。但他也没来找我。估计他转头就把我忘了，他生意忙得很。
我架不住的是同学里有内奸。好几次，大家晚上睡下之后，有人偷偷起来给社会上的人开门，放他们进来收保护费。宿舍楼是旧楼，木门，门闩是铁皮的，用螺丝拧上的。内奸半夜起来，把螺丝拧开，门就开了。后来有同学偷偷在门闩上绑了一根线，线头拴在自己手腕上，半夜门一动他就醒，大喊一声。结果第二天他就被堵在厕所里，出来的时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当“线人”了。
收保护费的时间，一般选在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晚上——学生刚从家里回来，兜里揣着新一周的生活费，钱最厚的时候。他们摸得准，比我们自己的生物钟还准。宿舍里刚熄灯，大家还没睡着，就听见走廊里一阵脚步声，拖鞋啪嗒啪嗒响，然后门被推开，手电筒的光挨个往人脸上照。
他们为了显得讲义气，也是为了细水长流，学着教堂的样子，收“十一税”，也就是收十分之一。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哥几个也不多要你的，十分之一，够意思吧？你剩九十，我拿十，大家都好过。”
我们一般生活费是一周十块钱，他们收走一块。我家比较穷，一周只有五块钱。五块钱，要买笔买本子，要喝开水，有时候还得存着买牙膏。我把钱藏在枕头套里、鞋垫底下、床板的缝里。枕头套那个藏法最不保险，有人一摸就摸出来了。鞋垫底下的，走路硌脚，但安全。床板缝里的，我用胶带粘上，外面抹点灰。
他们进来，手电筒一照，挨个床铺翻。到我跟前，我装睡，闭着眼，呼吸均匀。手电筒在我脸上停了好几秒，晃得我眼皮发红。然后一只手伸进来，摸我枕头套，翻我口袋。摸不到，又摸我鞋。我把鞋藏在枕头底下，他一摸，空的。
“这小子真没钱。”内奸在旁边说。
“没钱？”领头的那个不信，掀开我被子。我只穿一条裤衩睡觉，身上明明白白，什么也藏不住。他打量了我一会儿，嘴角一撇：“行，算你狠。”
或许是他们同情弱者，也或许是收我的钱成本太高，翻箱倒柜找半天，搜出来也就五毛一块，不划算；也或许是他们真讲义气，知道我确实没钱，索性就不收我的了。
但我估计，他们是怕别人效仿我。一个宿舍八个人，六个都乖乖交了一块，凭什么你不交？要是人人都学你，把鞋垫底下塞上钱，枕头套里只放五毛，那这生意还做不做了？钱虽然不收，惩罚不能没有。
每次轮到我，他们就让我站好，站在宿舍中间，光着脚，地上又凉又脏。领头的那个走到我面前，撸起袖子，“啪啪”给我几个耳光。声音在夜里格外响，左邻右舍都听得见。我脸火辣辣的，耳朵嗡嗡的，嘴里一股铁锈味。
后来他们嫌打我有点麻烦——毕竟打人也是力气活，打多了手疼——就开恩让我自己扇。于是我就站在宿舍中间，左右开弓，自己扇自己。他们靠在床边看着，像看耍猴的。
“响点儿！”旁边有人喊。
我就扇得响点儿。啪，啪，啪。扇到第六下，领头的摆摆手：“行了行了，睡觉。”
我爬上床，钻进被窝，脸烫得像个烧饼。这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我至今都很感激他们，只是扇耳光，并没有把我钱收走。所以后来每次收保护费的来，我都不再怕了。我只需要把手和脸准备好，扇完耳光，就可以什么都不损失，高高兴兴地上床睡觉。
有一次，我扇得太投入，一巴掌把自己扇得耳鸣了三天。同学问我怎么了，我说上火。
那些被收了钱的同学，则一个个唉声叹气骂骂咧咧。“一块钱啊，够我吃两顿早饭了。”“我下周少吃两根冰棍。”“陈浩南是个什么东西，我日他先人。”我躺在床上，听着他们骂，心里竟然生出一点同情——他们出了钱，我出了力，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但扇耳光总归是不好的体验。有一次我扇得狠了，第二天腮帮子肿起来，吃饭张不开嘴，只能用门牙一点一点啃馒头。馒头渣掉在桌上，我捡起来吃了。旁边一个同学看着我说：“你脸怎么了？”我说：“牙疼。”他说：“牙疼扇自己干啥？”我说：“疼糊涂了。”
加上没有钱去录像厅，我对录像厅、对古惑仔、对郑伊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恨。我至今没有完整看过一集《古惑仔》。以至于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郑伊健的脸，我的腮帮子还会条件反射地发烫，像有个人在我脑子里扇了我一巴掌。
有一次班里开联欢会，有人提议看录像，放的正好是《古惑仔》。我站起来说：“我肚子疼。”然后去了厕所，在里面蹲了四十分钟。回来的时候，大家正看到陈浩南砍人，嗷嗷叫。我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翻课本。同桌捅我：“你看你看，多帅！”我说：“不帅。”他说：“你懂个屁。”
我懂个屁。我懂巴掌扇在脸上是什么滋味。
三
后来大一些，上高中了，学校改成封闭式管理，铁门一关，社会上的人进不来了。校门口装了铁栅栏，门卫换了一个退伍兵，腰板挺直，眼睛毒，谁想混进来他一眼就认出来。收保护费的时代结束了。
那时已经开始出现DVD、VCD，录像从带子变成光碟，成本降了很多。条件好的同学家里就有设备，有人甚至买了小屏幕的电视放在宿舍里，一群人围坐着看。街上的录像厅越来越多，看一场还是一块钱。大部分同学的生活费涨到二十块左右一周，我也有十块八块。如果节约一点，大部分人都看得起录像。
我们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去街上看过录像，只是次数多少不同——当然也包括我。
我第一次去录像厅，是高一上学期。一个同学过生日，请大家看录像。我记得那天放的是《黄飞鸿》，李连杰演的。屏幕不大，屋里挤了二十多个人，空气污浊，全是烟味和脚臭味。但没人介意。李连杰一出手，满屋子叫好声。我也跟着叫了一嗓子。旁边的人看了我一眼，我赶紧闭嘴。
那天晚上回宿舍，我躺在床上，想起当初因为一块钱看不成录像，被人扇耳光的自己，觉得恍如隔世。现在的我，兜里有十块钱，看完录像还能买一袋瓜子。瓜子嗑得咔咔响，壳吐在地上，有人踩过去，嘎吱嘎吱。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但学校是封闭管理，怎么办？翻墙。
同学们偷偷翻墙出去看，回来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鞋底磨得发亮。有人把裤子磨破了，回去用胶布粘上，第二天照穿不误。有个同学翻墙摔下来，把脚崴了，拄着拐杖上了一星期课，老师问他怎么了，他说“打篮球崴的”。老师看了他一眼：“篮球场在东边，你翻的是西墙。”全班哄堂大笑。
后来校长发现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三令五申，屡禁不止。抓了一批，又冒出一批；加高了墙，他们搬石头垫脚，石头被人搬走了，他们又搬砖头；堵了后门，他们从厕所旁边的矮墙翻。校长急得在教师会上拍桌子，唾沫星子溅到第一排老师的脸上。
“你们说，怎么办？”校长在主席台上背着手走来走去，“围墙加高到两米五了，还是翻！玻璃碴子插上了，他们垫着鞋底翻！我总不能把墙垒到天上去！”
教导主任站起来：“校长，要不……咱们也放录像？”
全场安静。
校长停住脚步，回头看他：“你说什么？”
“咱们每周在学校里放一次录像，免费。学生不就不往外跑了？”
校长盯着他看了十秒钟。
“行，你试试。”
四
时间选在星期天晚上，学生返校第一天。以往这时候都是上自习课，后来改成全校看录像。
选的片子都“非常有教育意义”——多是新出的武侠片，比如李连杰和赵敏演的《倚天屠龙记》，古天乐和李若彤演的《神雕侠侣》。操场上支起一块大白布，放映机从教导处搬出来，咔哒咔哒地转。几百个学生搬着凳子，乌泱泱坐了一片，从主席台一直排到操场边的大槐树下。有人来得早，坐在正中间，有人来晚了，只能坐在幕布背面，看反着的画面。风一吹，幕布鼓起来，人就变形了，大家就笑。
第一场放的是《倚天屠龙记》。李连杰一出场，全场鼓掌。赵敏一回头，男生集体“哦——”了一声。张无忌掉下悬崖捡到九阳真经，有人喊“捡漏了捡漏了”。灭绝师太出来，全场嘘声一片。旁边一个同学跟我吐槽：“这个老尼姑真烦人。”我说：“她烦人说明演得好。”他说：“演得好我也烦她。”
看得青春期的我老梦见自己是尹志平，抱着小龙女一顿乱啃，把钢板做的床沿啃出不少牙印。第二天早上起来，腮帮子酸得张不开嘴，床沿上五个牙印，叠在一起，像一朵梅花。
除了这些古装片，校长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盘《泰坦尼克号》，还是没删减的。
放这片子之前，没人知道内容。校长只说了句：“进口大片，获了很多奖。”大家以为又是《侏罗纪公园》那种，恐龙追人，砰砰砰。
那天晚上，操场上鸦雀无声。
第一次看见露丝赤裸着身体让杰克给她画画的时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放映机的光柱里灰尘飞舞，几百张脸被照得忽明忽暗。画面继续往下，男同学不停吞口水，喉结上下滚动，像一排排小青蛙。有些胆小的女同学含羞用手蒙着眼睛，又好奇地稀开一点手指，从指缝间偷偷地瞄。前排一个女生捂得太严实，啥也没看着，急得直拽旁边人的袖子：“演到哪了？演到哪了？”旁边那个女生自己捂着手指缝，看得目不转睛，说：“别吵。”
后排有人小声说：“我靠。”然后就没人说话了。只剩下放映机咔哒咔哒的声音，和几百个人同时吞口水的声音。
有一个老师想维持秩序，站起来说：“同学们，这个片子是讲爱情的，很纯洁的……”话没说完，自己也坐下看了。
当天晚上，我们寝室所有同学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试图释放分泌旺盛的荷尔蒙。床板吱呀吱呀响成一片，像一屋子老鼠在开会。上铺的兄弟翻了个身，床晃得我以为地震了。下铺的兄弟用被子蒙着头，被子一起一伏，不知道在干什么。对面上铺那位，翻来覆去翻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黑眼圈像熊猫，问他怎么了，他说：“失眠。”
那天晚上，露丝成了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
可惜那时的我们比较保守和羞涩，每个人都自己偷偷地意淫，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讨论。第二天早操，大家心照不宣，眼神碰一下就赶紧挪开。有人憋不住说了一句“那个画……”，旁边人立刻接：“什么画？我不知道。”然后都不说话了。
多年以后我听到有人说起“闷骚”这个词，就想起二十多年前那晚的我们。
五
学校放录像的日子，就是全校的狂欢节。老师、学生、教职员工都来看。食堂的师傅搬着板凳坐在最后一排，门卫大爷端着搪瓷缸子边嗑瓜子边看，瓜子壳掉了一地。教导主任平时板着脸，那天晚上也笑得露出后槽牙。校长自己搬个椅子坐在人群最后面，背着手，笑眯眯地看着满操场的人头。
放录像之前，全校大扫除，把操场的石头捡干净，把凳子摆整齐。食堂提前一小时开饭，大家端着碗吃得飞快，吃完就往操场跑。有人搬着凳子占座，有人搬着砖头占座。砖头上放张纸，写上名字：“王二狗占”。有人把砖头踢走，另一个人再放一块。
有一次放《神雕侠侣》，古天乐演的杨过。放到小龙女被尹志平欺负那段，全场安静得能听见蛐蛐叫。然后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尹志平我日你仙人”，全场炸了，骂声一片，有人往幕布上扔瓜子壳。幕布上小龙女的脸，被瓜子壳砸得一抖一抖。
另一次放《倩女幽魂》，王祖贤演的聂小倩。放完，寝室里讨论了一晚上，有人说聂小倩好看，有人说姥姥吓人。最后一个兄弟说：“那个树妖，像不像咱们班主任？”全寝室笑疯了。第二天班主任来查房，那个兄弟吓得脸都绿了。班主任问他：“你脸怎么这么白？”他说：“没睡好。”班主任走了，他长出一口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她知道我说她是树妖。”
现在想来，在学校公开放这种录像，真的是无法想象。如果放到现在，把这事放在网上，家长指责，舆论哗然，校长下台，一条龙服务。现在的校长，别说放《泰坦尼克号》了，放个《猫和老鼠》都得打报告。
但神奇的是，自从学校开始放录像，同学们基本不去街上看了，老师们也不必大半夜打着手电筒巡逻抓翻墙的学生了。以前是老师追着学生跑，现在是学生追着幕布跑。更为神奇的是，有了录像之后，同学们的成绩不降反升，中高考连续几届都创造记录。
后来有人分析，说是因为放录像稳住了学生的心，周末不往外跑了，作息规律了，学习时间反而多了。也有人说，是因为校长用录像做诱饵，谁考试成绩进步就放什么片子。考好了放武打片，考砸了放纪录片。有人为了看《天龙八部》，硬是把数学从五十分考到七十分。
我们校长陈越辉，因能力突出，后来成了国家示范中学资阳中学的校长。副校长鲁琼，后来成了市里的教育局长。据说陈校长调走的时候，全校学生排队送他，有人送了棵白菜，有人送了个笔记本，还有人送了个录像带，封面上写着“陈校长辛苦了”。陈校长接过录像带，看了看，问：“这是什么片子？”送的人说：“《英雄本色》。”陈校长笑了：“好片子，我收下了。”
遗憾的是，两位校长离开之后，放录像的传统没有坚持下去。新校长以“影响学生学习”的名义，把放录像取消了。他加高了围墙，还在墙头插满了玻璃碎片，阳光下亮晶晶的，像一排小刀。他又把后门堵死，把矮墙推倒重建，在操场上装了监控。学生骂声一片，但没人敢当面骂。
读大学的时候，我回去看补习班的同学。他们给我讲怎么穿着雨靴翻围墙，如何用鞋底扫清玻璃碎片，为同学们看录像清路的英勇事迹。说这话的时候，他嘴里叼着烟，眼睛眯着，像在讲一段传奇。他说，有一回他刚翻上去，屁股就被玻璃碴子扎了，回家躺了一星期，他妈问他怎么了，他说“坐地上扎的”。他妈说：“地上有玻璃，你坐地上干什么？”他说：“我瞎了。”
当然，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六
我只是常常想起那个泰坦尼克号的夜晚。
操场上几百个人一起屏住呼吸，风把幕布吹得鼓起来，露丝的脸在光影里忽大忽小。我前排那个从指缝里偷看的女生，后来考上了师范，当了老师。不知道她现在的学生，星期天晚上在干什么。大概是在刷短视频吧。短视频里没有露丝，也没有杰克的画笔，只有十五秒一个的段子，滑过去，再滑过去。
我也想起那些扇我耳光的人。后来我听说，领头的那个，初中毕业就去了广东打工，在东莞的厂里流水线上站了十年，后来回了老家，开了个摩托车修理铺。有一次我回老家，路过他的铺子，他蹲在地上补胎，头发短了，金链子没了，手上全是机油。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没认出来。我冲他点点头，他也点点头。我走过去，听见他在后面说：“补胎五块，换胎二十。”
我没有恨他。甚至有点感激他。他让我十二岁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我出了力，所以我不欠谁的。
只是我的腮帮子，到现在还有个习惯——一看到郑伊健，就隐隐发烫。
唉，真怀念那个泰坦尼克号的夜晚啊。风把幕布吹得鼓起来，几百个人同时屏住呼吸，露丝在光柱里缓缓转身，像一朵慢慢绽开的花。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好像什么都有。